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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韩璐 单位: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
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