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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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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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意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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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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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第4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刘若愚 中国古代文论 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7-0030-01

刘若愚先生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跨文化、跨语际的汉学家，他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推动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实践者。刘若愚先生在其一生的研究中以自身深厚的中西方文化积淀从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准确阐释中国文学和文论，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因为刘若愚先生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世界也因此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刘若愚先生在毕生的研究中做了大量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他的翻译思想对我国学者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开展深入的研究，理解其翻译思想的精髓，从而让他的翻译思想能走得更远。

首先，要避免拼音直译，尽量采取音译或代之以相近的英文词。在翻译中国古代文论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特殊的中文字和名称的拼音问题，不少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直接以汉语拼音替代。由于汉字所指代的东西在英文中很可能没有对应之物或是根本就不存在相应的英语词汇，因此我们采取以拼音标注的方式是不妥的，我们不能在汉语和英语之间划出一个简单的等式关系。尤其是当外国人看到汉语拼音时，他们并不懂得汉语拼音的发音规则，因而无法正确发音，也就无法理解其含义。刘若愚先生在面对此问题时，他采用了韦德-贾尔新式罗马拼音法，将一些难以直译的地方用音译来替代。比如他在翻译《北齐书》的书名时就将其译成History of Northern Ch’i，以“Ch’i”来替代“齐”；又如他在翻译曹丕《论文》中的“气之清浊有体”时就将其译成“The purity（or lightness， ch’ing）or impurity（or heaviness， cho）of this ch’i has substance”，以“ch’ing”来替代“清”，以“cho”来替代“浊”。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若遇见晦涩的词汇有相应的英语词时，就尽量使用英语词，而不采用音译的方法。比如不少西方人已经熟知中国世界中的“龙”和“凤”，因而可以直接用“dragon”和“phoenix”表示“龙”和“凤”，他们并不会把dragon想象成St.George斩杀的妖龙，或是把phoenix理解为埃及的不死鸟。

其次，要领会原文大意，力求还原其意境。中国古代文论中很多汉字指代的并非一个事物，还有其文字背后的意境。因此，在翻译时也需要根据原文进行创造性的处理，做到精益求精。如中国古代诗歌中有很多关于“楼”的句子，“楼”既可指代有层数的楼房，也可指代塔、亭子、城墙的角楼等，一般来说它在诗中的指代是不明的，要想准确地翻译其在文论中的含义，就需要我们理解作者在创作中内心的真实想法，理解作者心中所指之物。比如，刘若愚先生在翻译李商隐的诗词《无题·其二》中的“月斜楼上”时，就是在理解了词人不是要描述楼的外观，而是要表达月光洒满楼顶那极致夜景的意境的基础上，将其译成了“the moonlight slants over the roof ”；又如，其在翻译李商隐的诗词《锦瑟》中的“蓝田日暖玉生烟”时，也领会了诗人因景而触发的情感，真实地还原了原文中的意境，将其译作“On Indigo Mountain，in the warm sun，jade engenders smoke”。可以看到，刘若愚先生这样的翻译才最合乎情理，也最完整地表达了原文的真实内涵和意境。

最后，要注意专业术语翻译的准确度，必要时在注释中着重提及。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专业术语，很多字词晦涩难懂，大部分字词在英文里没有对应的英语词组或短语，即使是在国人来看也不尽能完全理解，更别说要让西方人能看懂。因此，要做好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工作就必须解决好这些专业术语的翻译问题。刘若愚先生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生涩的专业术语时，可以采用音译或是意译，再在括号中着重注释其所指或隐含的意思。比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刘若愚先生将其译作“The writing of poetry is based on ch’ing（emotion/inner experience）and ching（scene/

external world）： neither by itself can complete（poetry）； neither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other.”这种译法不仅使得译文简洁精准，也使得西方人能更好地理解原文所要传递的内容。

总之，刘若愚先生的翻译思想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有很多精髓值得我们深入的学习、探究和总结，这对日后出色的译介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第5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今天来讲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的环境认识。而对于理发的定向、定时，有关于空间、时间的计算内容，无论其对错，以我们今天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理论体系而言，很难去深入的理解。其中原因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和断层，另一个原因是古代的经验推到并不能被今天的科学实验所证实。所以简单的定性，可能会让人们对于一些传统文化带来误解，但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推动科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2外来的“和尚”也许会念经

既然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来理解风水学，不妨以外来的“和尚”的认识来理解，用更加现代、简洁的解释更通俗易懂一些。英国传教士伊特尔《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中写道:“在我看来，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伊特尔对古代风水元素中的“理”、“数”、“气”、“形”，归纳为“自然法则”、“自然数值比”、“自然气息”、“自然外形”。通过四个角度解释了风水所依据自然的基本面貌。同时，伊特尔也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风水发展中的遗憾:“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再通过实践分析来解剖自然，或者真正科学性的研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地位”。简单的来说就是初级的、淳朴的认识没能以实验来推导，而是以一种经验的逻辑来无限的推广，是一种没有发展成熟的古老学科。日本学者郭中端在《风水:中国的环境设计》中指出，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中，人们的生活、耕作、收获与天地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种天、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克服自然界的影响，进行再创造，而是逐渐的产生了对天地万物的信仰和向自然学习的一种生活态度。如果抛开风水理论，就很难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真正奥妙所在。关于风水，我们除了想古人学习有用的东西之外，在风水诞生之初的一种向自然学习的态度，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谈到:“中国人不仅根据天象来占卜，也相土或风水来卜地。风水产生的深远影响，已比占星术更为近代学者所注意。风水与占卜不同，从罗盘发明，可以认识风水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种植树木和竹木以防风，强调流水近于房屋的价值。虽然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以说明。”李约瑟谈到了风水对于科技的贡献“当欧洲人甚至连指向性都还没有听说过时，中国人就已在为磁偏角的起因而操心了”，肯定了风水的确在很多方面对于人类史有益的，也清醒的认识到它存在说不清的迷信，并且出人意料的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的风水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同样是封建社会，欧洲的中世纪城市，逐步自然发展到了一种有机的城市尺度，场所的感觉适宜人的心理及尺度，但是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并未有过实际系统的研究，而在中国在探究居住环境领域却形成了一套相当实用的理论，同时这种理论与儒家、道家思想的结合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美学，比如我国的古建筑群的布局，古典园林，都有着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效果。牧尾良海对风水的定义:“当人们在构筑都城、住宅、坟墓等建筑物时，对构成所择地点环境的大地自然的形式、方位，流泉的有无以及它的形态，地表下的精气(龙脉)的优劣吉凶，整个局面的阴阳调和程度等，进行观察判断，寻求各种条件尽可能优良的佳境胜地，包括上述种种理论和方法的思想的体系，即是风水思想。”牧尾良海的这一定义，把握住了整个风水的思想。

3结语

第6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一)重学生轻教师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三、结语

第7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庄子的“故里地望”已被众多学者证实乃宋国而非楚国。而宋国的地域文化在周代又颇具特色。崇敬鬼神、喜好占卜、重视巫术、喜爱神话、崇尚玄幻梦想是殷商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殷商文化体系下的子民遇事都需要与神灵沟通，占卜问卦，一般的问卜对象都是天神、地鬼，也包括地示。而天神主要是风、雨、日、月;地示是山、川、土、四方;人鬼则是旧臣、先公、先王、先妣。人们沉浸在对神灵的幻想之中，常常以虚幻的想象方式去理解世界，并与神灵对话。《逍遥游》中“鲲”“鹏”的奇幻妙想便是殷商传统文化中崇拜神权、崇敬鬼神、信赖巫术而又充满艺术创想力和超现实主义的独特文化韵味。这也是殷商文化最为盛行和最普遍的特征。又如《齐物论》中对神人的夸张性描述:“至人神矣!……骑日月，而游湖四海之外……”［1］这种夸张式的境界描述正是对现实世界的精神超越，是对神的崇敬，更是对迷幻世界的创想，是幻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共游。《庄子》中也有不少巫文化的体现，重视巫、鬼正是殷商文化的特色。而此时巫、鬼的样貌、形态还未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神话世界的内容进行吸收、加工，然后创造出了构成《庄子》寓言的重要内容。同时，庄子也会借神巫之言来表达自己对社会、自然的一些看法。例如《庄子》外篇《天运》中的巫咸，庄子借其言表达了人们对“天其运乎”“云者为雨乎”等自然问题的看法。

二、鲜明的政治现实特征———《庄子》的强烈批判意识

从《庄子》二十四则寓言及其他文献记载可以推算出，庄子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魏国、楚国、宋国三国之间。《秋水》中记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这说明庄子曾经游历过魏国。此外，如此之说在《山木》中也有说明:“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而庄子深处宋国的依据就更多了，《列御寇》中有记载:“反于宋，见庄子。”“人有见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穉庄子。”也有说庄子曾是楚国人(经多方研究已证实庄子为宋国人)，依据在于“庄子之楚”(出自《至乐》)，但这只能说明庄子到过楚国。由此，可以推断出庄子及其作品《庄子》受宋国的影响较大。而宋国属于弱小国家，在当时的地理位置上极为不利，处于齐国、楚国、晋国三个大国中间，饱受战乱之苦。宋国不仅要向大国进贡纳税，还时常会遭到驱逐和杀戮。［2］《左传》记载，宋国曾经遭到其他诸侯国侵伐20余次。不仅如此，宋国国人还遭到其他国家的污蔑和轻视。例如众所周知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故事都说的是宋人。因此，在宋国，人们都很厌恨战争，也看淡了功名利禄，对忠孝仁义也是可有可无。他们开始崇尚精神世界的崇高与伟大，与“有”和“无”进行对立思考。这也是与《庄子》寓言中大讲特讲“乾坤”之说“无用之用”“等生死”“齐万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对庄子思想以及文学艺术风格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是在王偃、剔成(宋国的两个国君)的统治下的宋国政治现实。其中又属剔成弑杀宋桓侯自立为王，对庄子的震动最大。《庄子·肱箧》:“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所说之事就是以此为背景。宋王偃的荒统治庄子更是亲身经历过，从宋国灭亡到被诸强肆意瓜分，宋国整个国家都处于悲痛之中，这让庄子清晰、透彻地认识到政治的悲哀以及统治者的荒诞、虚伪、残暴，以及在这个宗法制度、等级制度、专治统治共同制约的背景下人们苟延残喘的生活状态。［3］“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出自《庄子·列御寇》)“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出自《庄子·在宥》)等等，都是当时黑暗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庄子才会将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人物共生、自由自在作为创作的基调。综上所述，宋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形成了庄子创作的基调，对庄子的个人思想、文学风格、作品涵义等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宋国的社会政治现实也在《庄子》中的人物心理、地方特色、民风民俗、人与自然关系、人的思想等各方面有所体现。

三、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征———《庄子》的杂糅思想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地。”因此，可以判断宋国应当地处中原，处于东西南北的交汇地带，地理环境特殊，属于文化杂糅区域。前文说到，宋国是以殷商文化为主，而庄子却经历了宋国的灭国之痛。此后，宋国的文化就掺杂了更多的外来文化。这地方特色包括宋国必须依托的周文化以及中原周边地带以老子、列子以及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但是宋国在庄子之前就已经有了道家文化，并且已经成为了道家文化的中心和基地。《庄子》记载，曾有南郭子綦(又说南伯子綦)等道家大师到此讲学。而从《天运》《寓言》《德充符》《齐物论》《徐无鬼》等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此处所说的道家大师正是老子。［4］再者，宋国与齐、楚、鲁、晋、越等国都相邻，文化交流频繁，自然也会受到各国文化的影响。例如，三晋的思辨思想、邹鲁的儒家思想、燕齐的神仙学说与九洲思想、墨家思想等。宋国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化交流中转站，各国文化都在这里聚集，在这里得到传播，形成了一个集道家文化、殷商文化、各诸侯国文化、周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几大思想流派的产生也与宋国或宋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先辈为宋人，老子早年、晚年都在宋国居住过，而宋钘、惠施、倪说、禽滑厘等都出生于宋国。而庄子又不同于其他人，他是唯独一个生于宋、长于宋的地地道道的宋人。因此它所接受的文化思想更杂，更能集中体现宋国这个地理环境下所造就的杂糅思想。《庄子》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思想杂糅的背景下产生。《庄子》中的畸形人物就是这种杂糅思想的一种体现。［5］在这种思想混杂、诸家思想难以区别谁善谁恶的条件下，加之宋国国情的忧患，一种淡然于外的畸形人物随之出现。这些人与庄子本人有几分相似，他们表面平静，内心却无限挣扎，饱含强烈的批判意识。他摒弃楚国卿相地位，俨然一副与自然共生的面目，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这一切也显示了他对其他思想流派的态度，他愿意恪守宋国本身形成的殷商文化，但又不得不受之影响。例如在《德充符》中就有这样六位与正常人相比显得畸形的人物，主要用于讽刺那些儒者。其中包括哀骀———其实是鲁哀公，申徒嘉———即子产，叔山无趾———即孔子。

四、结语

第8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知识是融汇贯通的。所以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把相关文学知识串联起来讲解。比如在讲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就可以将此词与北宋前期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进行联系比较，通过比较可以使学生了解咏史怀古题材的词在写作上有什么共同之处，而王安石和苏轼又在思想上有什么差异之处。在讲解宋词化用前人诗句这种写作手法时，可以比较的内容就更多了。比如讲解欧阳修时，既可以将他的《踏莎行候馆梅残》与李煜的《虞美人》比较，可以看出“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很明显是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演化而来。而欧词《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与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李清照自己也表达过最爱欧词的“庭院深深深几许”这一句。所以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教师很有必要对知识进行串联比较，通过作家作品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能够不忘已学的知识，又可以让学生温故知新，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可以说一举两得。

二、诵读法

诵读法是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最经典的方法，在教学中可以说是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很多学生在朗读古诗词时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朗读不流畅，甚至于连断句都不能断准确，更有甚者连诗词的情感都不能把握准确。所以我们教师在课堂中更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培养学生诵读法朗读诗词的习惯和能力。俗话说“书读千遍，其义自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有声朗读中可以使学生对其产生最直接的审美体验和最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在讲授李白的诗歌时，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情绪去朗读。李白诗歌中情感非常丰沛，喜怒哀乐在不同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将进酒》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诗人情感的跌宕起伏：由悲伤到欢乐，再由激愤到狂放。这种情感的表达如果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还不足以让学生体会深刻，只有加上学生自己的朗读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李白那韶光易逝的悲伤，怀才不遇的激愤，恃才傲物的狂放，继而深刻地领悟到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古代诗词的情感品味通过朗读这种方法能够更好的使学生得以体会。

三、讨论法

第9篇：古代文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建筑小品；牌坊；华表；精神文化内涵；物质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154-02

建筑具有“精神文化内涵”和“物质文化内涵”双重性，它既不单纯的泛指指严格意义上的房子或建筑实体的只具有物质属性的一面，也不像诗歌，戏剧等“纯艺术”只具有文化层次的精神属性的一面，而是两者的交融，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构成建筑实体的材料语言，就是体现在依附在使用功能的物质文化手段，同时，其又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如建筑物的一定的形式感，通过视觉传达到脑海中，与欣赏人原有的文化认知相结合，使人产生美的共鸣，甚至进而形成一定的情绪氛围，渐而形成环境气氛或者能形成陶冶人的情操和心灵的“动态”的精神文化指向。建筑体现文化的深刻性，文化的表层是物，即人类一切劳动包括艺术劳动的物化形态，中层是心物结合，即文化整体的社会群体心态。而建筑小品包含在建筑的范畴之内，其也具有建筑的双重性的特性。牌楼、华表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古代建筑小品，但是它们不仅以物化形态保留着，还承载不可分割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街中石牌楼甚多，难以枚举，皆表旌妇女节孝、官吏功勋、士子学位，俱可以示游客地方文化事业之精进、人民财力之厚富也。”“驰车远望东门外石牌楼如森林状，诚壮观也。”牌坊实际是一种古代形状似门的建筑体，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建的建筑物。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可分为四类：一是功德牌坊。二是贞洁道德牌坊，贞节牌坊。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状元牌坊。四类为标志坊。其对社会习俗和人的观念产生悠长、广泛的影响，它的影响还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支配和限制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牌坊在古代社会环境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牌坊不仅仅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物化形态，也是一种精神产物，它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见证，同时它内含着一种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又丰富了隐性的文化内涵。它牌坊不仅仅是以建筑的物质形态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它透露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民间生活、社会、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存天理，灭人欲”，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些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秩序文化的主要表现。贞节牌坊，多表彰节妇烈女，赤峰贞节牌坊，清咸丰四年（1854年）为表彰贞洁妇杨某而建的碑坊，坐落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打粮沟门乡，由正额和侧坊组成，通高4米，宽8.4米，砂岩凿制，保存完整。牌坊正面雕刻“门提沛相”，背面“遥波冰雪”。广元昭化贞节牌坊，节牌坊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皇帝亲自批准为昭化的贞节女子吴梅氏建立的石牌坊，现为复建。高7.8米，宽5.6米，两面分别雕刻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和“涌泉跃鲤”、“唐氏乳姑”等与贞节和孝道相关的图案，两边的门楣上分别刻有“冰清、玉洁”和“竹香、兰馨”等文字，表现吴梅氏的高尚品德，其次在上面的碑文还记述了吴梅氏的感人事迹。牌坊最大的标志性特色还有“坊眼”，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涌泉跃鲤”、“唐氏乳姑”、“门提沛相”、“遥波冰雪”，这些文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人生理念及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每一座牌坊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而这些内涵和象征，主要是用隐喻手法通过牌坊上雕刻彩绘的各种图案花纹来表现出来的。例如广元昭化贞节牌坊上出现的图案，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花卉和器物被刻绘在牌坊上，表达长寿、幸福、健康、吉祥、如意等丰富的动态文化内涵。

君子以自强不息，有才华的人应该不断追求、不断上进、增强自己。这句话是表达强者应当通过不断的努力达到超凡的济世才能。当我们理解了这句话后，真的叹服《易经》中豪气冲天喊出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一万古回荡的豪言壮语。秉承父辈的宏志，气势豪迈。丞相状元坊，位于歙县槐塘村东头。约建于南宋（1275-1276）年间，以后历朝皆修。由于额枋“圣旨”牌是用红色沙砾岩制成，故又称“红牌楼”。坊四柱三间三楼，卷草式纹头脊，中有宝顶。龙凤板上刻“丞相”，额枋有“状元坊”三字，其右间题有“亚卿”，左有“学士”。 此坊是旌表槐塘村程氏家族的一座功名坊，旌表的是丞相程元凤和其弟程元岳及其从侄宋景定二年辛酉科状元程杨祖和其侄程念祖，为四人共立一坊。

牌坊不仅建筑结构别具风采，而且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融合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身，具有瑰丽的艺术魅力、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每个地区民俗风情、经济发展程度、建筑材料等条件不同，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大小的不同，牌坊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很不均衡，多有差异。牌坊一般分为石制和木制两种，南方主要以石材为主。

天安门前原有两对雕刻精美的华表。华表的起源很久远。汉代，“华表木”就发展演变为通衢大道的标志，因这种标志远看像花朵，所以称为“华表”，汉代还在邮亭的地方竖立华表，让送信的人不致迷失方向。华表的图样是龙，它乃百兽之尊，是封建社会中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象征；凤乃百鸟之首，封建社会中常用来作为高贵的皇后的象征。汉白玉石精制而成的，圆柱通身塑有缠柱云龙，柱上横贯一块美丽的云板，好似行云插入云际。顶端承露盘上的蹲兽，栩栩如生。

从材料上，这也体现了古代“石全石美”和“脚踏石地”的深层寓意。贞节牌坊、状元牌坊，、华表建筑小品多采用石材，土石材质的建筑给人以自然、狂野、沉稳、静谧感觉，这种采用自然物质和全体人民劳动的结晶所构成的古构建筑小品不仅体现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文化水平而且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利用石材的变化，完美拼接而成的墙体，显现多面向趣味，深浅对比突出空间的立体感。石材这种自然材质的积聚体现了朴实无华，营造了一种沉稳、静谧的“有实其积，万亿及y”自然美感。

芬兰一位女建筑师说：“下一届的国际式是文化与地区的特色”。建筑小品具有动态文化和静态文化的双重属性，所以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设计的民族文化是重要的话题。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去探究的并不只是中国的建筑小品，还有中国积淀很深的文学、哲学等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化。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的扎进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才会开出绚丽的花。民族的古典文化元素的复兴毕竟代表了解决当前中国设计尴尬局面的一条途径，但是要是由此引发了设计上的中国文化的缺席和“民族”元素的泛滥，那才是最大的尴尬，还必须要同现代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相结合起来。

“赶超”现代的冲动弥漫着整个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过分偏向“与全球化接轨”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民族性、地域文化和情态在淡化，另一方面，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文化出现了“文化趋同”现象，导致了“本土化”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逐渐淡化。面对这种民族文化流失的混乱局面，重提“本土文化”的概念是必要的。这是对于古代时期的文化含韵的一种践踏，所以在吸收外来新材质的同时强调本国设计的新颖，体现中国文化美在时代感的影响作用。正由于环境具有动态和静态发展的内涵，这就要求设计上掌握动态历史文化传统，又要保持时代特征的静态的物质文化。

参考文献：

[1]金其桢.牌坊中国[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2]李砚祖.环境艺术设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韩昌凯.华表 牌楼[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