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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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遗产范文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
第三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四条国家文物局主管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协调、解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物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制定管理制度，落实工作措施，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专门用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的募集、使用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国家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事项实行专家咨询制度，由国家文物局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开展相关工作。
世界文化遗产保专家咨询工作制度由国家文物局制定并公布。
第七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义务。
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国家文物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对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给予奖励。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制度，开展志愿者的组织、指导和培训工作。
第八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承担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任务的机构，应当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资格证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应当明确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和重点，分类确定保护措施，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
尚未编制保护规划，或者保护规划内容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世界文化遗产，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年内编制、修改保护规划。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由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报国家文物局审定。经国家文物局审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并组织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要求，应当纳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第九条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当根据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依法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文物主管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不可移动文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实施保护和管理。
第十条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当根据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应当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的保护要求。
第十一条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为世界文化遗产作出标志说明。标志说明的设立不得对世界文化遗产造成损害。
世界文化遗产标志说明应当包括世界文化遗产的名称、核心区、缓冲区和保护机构等内容，并包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标志图案。
第十二条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为世界文化遗产建立保护记录档案，并由其文物主管部门报国家文物局备案。
国家文物局应当建立全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记录档案库，并利用高新技术建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和预警系统。
第十三条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为世界文化遗产确定保护机构。保护机构应当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日常维护和监测，并建立日志。发现世界文化遗产存在安全隐患的，保护机构应当采取控制措施，并及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报告。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主要负责人应当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资格证书。
第十四条世界文化遗产辟为参观游览区，应当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作用，并制定完善的参观游览服务管理办法。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应当将参观游览服务管理办法报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备案。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参观游览服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在参观游览区内设置服务项目，应当符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管理要求，并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和文化属性相协调。
服务项目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实施服务项目，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并维护当地居民的权益。
第十六条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应当组织开展文化旅游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发掘并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保护并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积累的知识产权。
第十七条发生或可能发生危及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时，保护机构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同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报告。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2小时内，向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报告。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接到有关报告后，应当区别情况决定处理办法并负责实施。国家文物局应当督导并检查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提出防范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要求，并向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通报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处理情况。
第十八条国家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行监测巡视制度，由国家文物局建立监测巡视机制开展相关工作。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巡视工作制度由国家文物局制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因保护和管理不善，致使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损害的世界文化遗产，由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予以公布。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改进保护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世界文化遗产损害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第2篇：文化遗产范文
富阳东坞山村，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山村，位于杭州城郊的交界处，唯一有名的就是“金衣”豆腐皮。
2008年，村里的几个农民找到了在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的吴宗杰教授，希望他来试着挖掘整理东坞山的文化遗产，而批判话语专业出身的吴宗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批判话语看似跟文化遗产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其实不然。它始于现代西方，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当我在英国读这个专业的博士时，我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正是中国传统中的‘话语’才能打破西方当代‘话语’的桎梏。”他解释说。
一年以后，《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问世。
我问及为何选择东坞山村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坦言：“东坞山是一个东南沿海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村子中的一切显得‘土气’而平常。但即使很小的一点，也能体现传统价值观。”吴宗杰说，“比如说，东坞山的家庭情况完全不同于杭州，它是由几个大家族构成的，每个家族的成员聚落相处，正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大城市早已经没有了。”这种村落人口的排布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大家族之治，是基于家族成员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礼仪”的遵循。一言蔽之，遵礼守德方能齐家。或许正是悟到这种血缘宗法性质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古代中国人才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先决条件。
“刚开始没想到话语、中国‘礼’的价值观与文化遗产有关联，但在做的过程中，这些理念都对接在一起。”吴宗杰不无感慨，“我研究历史文化，为的是找到有意义的‘叙述遗产’。”这些有意义的“叙述遗产”，正是中国的“礼”的方方面面。“礼”被吴宗杰概括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我的立足点都是这个‘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比如‘龙飞凤舞到钱塘，狮蹲象踞东坞山’，并不是什么迷信的说法，而是一种依附于山水景观文化的话语，是人对天的礼仪，表现的是礼义中天、地、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于吴宗杰而言，村落文化遗产、乡俗之学只是一个外壳，最重要的是呈现其中的“礼”。
三年之后，吴宗杰主持的《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报告》成型。虽非历史文化研究出身，如今他已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一位独树一帜的学者，成为《世界遗产》杂志的编委。
破遗产之观寻溯“古”
2011年4月，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的邀请，吴宗杰先于浙江大学杨卫校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他以东坞山村与衢州水亭门为例，与中外学者探讨了孔子历史叙述的文化意义，为中外两所名校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2012年6月，以吴宗杰为首的浙大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应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之邀，参加以文化遗产与展示为主题的冬季论坛。吴宗杰作了《物质与精神遗产界限的模糊化：衢州水亭门遗产研究项目》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
“我并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文化遗产的英文文章，”吴宗杰说，“但外国人很希望我去交流。他们（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找到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旗下杂志《世界遗产》的编委。”
“也许我最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我的文化遗产研究方法。”吴宗杰认为，“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来说，这种遗产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
西方与现实中国都通过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归纳、分类、认定、排序来确立所谓的遗产价值。“这是一种禁锢，一种凝固的思维方式，一旦限定，就缺少了意义的延展性，东西就死了。”他说，“我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用‘春秋笔法’来研究和叙述。”春秋笔法是用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方式来叙述，不会将文化描写成概念，而是将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回避语言的表征意义，体现“道不可道”的哲学。“一方面，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概念’，而是一种微言大义的教导。因此我们的研究解读方式不应该只是定性。譬如，一块地标石碑，用西方的遗产观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块石碑，什么年代，什么质地，谁建的，都无关紧要，但从‘微言大义’的角度看，西方人用的是木条，不用了拆下就可以了，而我们用的是自然中长存的石碑，这种人文建筑与自然地理的统一，正表达了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势自然的‘礼’。”
吴宗杰看文化遗产，看到的是其中的核心——礼，他写文化遗产，也用春秋笔法写“礼”，希望后人能够参透悟道。对他而言，他所用的遗产研究方式并非创新，只是寻古溯古罢了。
行孔子之行复兴“义”
吴宗杰言谈之间认为，儒学复兴的周礼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因为两点：一是孔子对周礼的继承最全面、影响最大，二是因其深得礼之精髓。
中国文化遗产的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只是按照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把它们看做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空洞的民族认同的证据。我想，吴宗杰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浩浩长河中，他早已寻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意义——孔子。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在礼仪的施行中感受义，归于“义”（“德”），是中国礼文化的传播之道。吴宗杰认为，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历史书写方法，也是让人从他的叙述中找到礼仪，施行礼仪，再领悟“义”（“德”）。
换言之，吴宗杰认为孔子及其后人治史，是希望从中找到行为准则与真谛，这是“崇古”的主要原因。“通过历史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而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死的，而是承载着道，能为今所用。”他说。
“中国本土式遗产话语，就是不做定义，只叙述，通过彰显遗产中原有的中国式话语，来告诉这个世界宇宙的方向。我要做的就是彰显，让人们看到文化遗产中的礼仪和礼义。让人们可能从礼仪的施行中感受、理解礼义，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汪家一直有五棵树，两棵三角枫，一棵松树，一棵苦楝树和一棵大水檀树。汪家人说，松树代表万年长青，枫树和檀树都是硬木，说明做人要有骨气；苦楝树则表示把一家人连在一起。如今松树和苦楝树被砍了，人也散了。而汪家人现在的愿望就是把两棵树都栽回去，树齐了，人也就回来了。
吴宗杰的叙述平淡朴实，我却能感受到，祖宗用几棵树就完成了对家族的期望和对家人的教导，让他们从自然中感悟做人之道。这正是春秋笔法下的“礼”的精妙之道。
吴宗杰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遗产意义。
第3篇：文化遗产范文
文化遗产的虚拟再现是指运用影视、动画、虚拟现实技术等手段还原文化遗产,或创设体验文化遗产的虚拟情境,从而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播。随着世界各地大量的文物被战争毁坏,大批文化遗产被纷至沓来的旅游者破坏,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遗产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而虚拟再现是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重要一环。
“虚拟现实”是实现文化遗产虚拟再现的技术核心。它“也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度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使用者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历其境一般,可以及时、没有限制地观察三度空间内的事物。使用者进行位置移动时,电脑可以立即进行复杂的运算,将精确的3D世界影像传回产生临场感”。①通过虚拟再现,可以让人们全面地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特别是对于已经消散的文化遗产,也只有虚拟再现才让我们重新有了观赏和接触的机会。虚拟再现不同于摄影或录像,复制和还原仅仅是最基础的一环,更重要的是构建出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让观众能够张开所有的感觉器官,真正地身临其境,甚至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拥有高度的自。
根据1972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约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大类。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文化遗产的行列中来。对于前述的三类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再现可以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运用数字技术复原文化遗产的样貌,并进行多维度的展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虚拟再现,就必须根据其特点,找到一种最佳的方式,用可视或可体验的形式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构和整合,将“无形”转化为“有形”。现在,已经有一些文化遗产虚拟再现项目开始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在一起,更为深入立体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和传播。
多维度“再现”:穿越时空界限
“再现”这一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能使对象从原有的时空中脱离出来,自由地在别的时空中被观察。“再现”意味着逼真,和真实的一模一样。在文化遗产的虚拟再现中,“三维扫描技术对实物的扫描精确度达到0.3mm以内,可以满足文物及考古研究中对模型的准确性要求”。②这一精确度更是人的肉眼所无法分辨的。“再现”的逼真性不仅保证了人在视觉上的高度真实感,而且也为借助“再现”进行文化遗产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奠定了基础。
文化遗产虚拟再现的“再现”是多维度、全方位的。有研究者把再现的目标归纳为“既要有历史真实性,又要有文化艺术性,还要求有环境的现实性”。③因此,文化遗产虚拟再现所要“再现”的包括如下几方面:
空间再现。建筑空间是文化遗产中比重非常大的一类。对历史建筑空间的再现,不仅包括“前后―上下―左右”的三维空间,还涉及材料、色彩、纹理等因素。空间再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多视角的自由转换。在建筑物的虚拟再现中,可以突破实地参观时的视角限制,让观众在各种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观察角度中随意转换。
历史再现。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的遗存,每一件上面都镌刻着清晰的时间印痕。文化遗产虚拟再现也要再现历史的真实,实现对历史时间的过程再现。目前历史再现主要被运用在历史城市和历史地段的虚拟再现中,通过数字模型展现城市样貌的历史变迁。
场景再现。除了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文化遗产虚拟再现还可以再现该时空中的人物和场景,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真实的环境系统。
整合与重构:构建历史文化的体验场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构
(1)利用3D技术展示传统文化仪式。2003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数字图像实验室参与“虚拟奥林匹克博物馆”项目,该项目是利用数字技术展示中国古代体育,为中国和世界的青少年营造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虚拟空间。其中一个试验数字作品“西周时代射礼”的虚拟复原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课题组在严格的文献调研、古籍考证以及专家的指导下,利用Maya技术,复原了乡射礼中主要的人物角色,然后用三维动画模拟了乡射礼中“三番射”的全部程序,展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礼仪程序。④
(2)利用数字技术的交互性,营造能使观众亲身参与和体验的虚拟环境。“虚拟奥林匹克博物馆”中的“虚拟五禽戏”一项,则是通过创设一个体验传统体育项目的虚拟环境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构。它运用虚拟现实、人机界面等数字技术,让观众在观看“五禽戏”的同时可以在屏幕前进行模仿,如果观众选择了“鹰”的角色,他的动作和虚拟的“鹰戏”动作相吻合,图像识别技术将使观众变成一只鹰,进入屏幕中,然后飞向大自然。⑤这种参与不仅增加了趣味性,最后“人与动物合一”这一环节设计还能使观众体验到中国古代体育运动背后所蕴藏的“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3)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游戏等数字产品。游戏是交互性最强的一种体验形式,利用电脑游戏来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数字图像实验室曾经设计开发过面向儿童的体验朱仙镇木版年画选材和制作流程的在线小游戏。为了使儿童能够了解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材料以及制作流程,游戏设计了如下界面:画面的左边是五种材料,右边是五块模板,参与游戏者可以在提示下为各种材料选取合适的模板,并将选择的每一套模板印制在画面中心部分,最后完成一幅木版年画的印制。⑥简单有趣的游戏用最为直观、互动的方式将无形的知识有形化,而且游戏这种形式最为适合少年儿童,让他们从小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
多项文化遗产的整合
将相关的多项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历史文化体验场。一些较为大型的文化遗产虚拟再现项目一般会采用这种整合方式。例如在“虚拟紫禁城”中,紫禁城中的建筑、文物、皇家仪式、服饰、饮食文化等种类繁多的文化遗产都被包容在这个虚拟世界之中,受众既可以自由选择路线来参观建筑和文物,又可以在“官员、宫女、嫔妃、武士、太监”等身份中选择一个来参与体验各种紫禁城中的生活场景,如皇帝批阅奏折、用膳、武士比剑等等。多项文化遗产的整合既节约了资源,又使各个相关文化遗产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更为综合立体的文化走廊,使受众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体验。
功能的整合
整合娱乐休闲功能。文化遗产的虚拟再现注重受众的参与和体验,如果能够使这种交互性产生足够的趣味性,那就能增加娱乐休闲的功能。法国国家博物馆协会与法国著名的游戏公司CRYO合作出版了“太阳王宫殿的阴谋”,这个游戏以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为背景展开,分别以凡尔赛的宫殿和园林为舞台,以谋杀太阳王路易十四为线索,用游戏的形式为观众提供了体验14世纪凡尔赛宫殿历史、建筑、绘画与园林的机会。整合了娱乐休闲功能之后,文化遗产的虚拟再现可以应用于虚拟旅游,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游览和体验各个时代、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
整合科学研究功能。文化遗产虚拟再现在科学研究上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文物和历史遗产的分析数据储存、比较及跨地域展示上”。⑦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要获取历史遗迹的分析数据,研究者必须到达现场测量数据,再进行漫长和繁琐的分析比较,最终的分析结果也只是一堆图表和照片。充分利用三维扫描技术的精确度,虚拟再现完全可以重建文化遗产的虚拟模型,这种虚拟模型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直观生动的信息和精准有效的数据分析,甚至可以通过操纵杆或三维空间球等虚拟现实的技术设备,在虚拟世界中触摸和感受文化遗产。这种虚拟模型还有利于各国科学家进行便捷的远程共享研究。
整合教育功能。随着文化遗产虚拟再现技术的提高,设备成本的降低,这一技术完全有可能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我们可以想象,在史地课或科学课上,书上所讲述的历史遗迹活生生地出现在课堂上,学生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而且能够触摸、感受、体验,那种教学效果将会是何等显著。虚拟再现比起纯影像来,更能让学生参与其中,投入学习。[本文为2008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文化遗产的虚拟再现研究”(课题编号:DGWLLZX08)成果之一]
注 释:
①《什么是虚拟现实技术》
②③⑦杜嵘:《文化遗产研究初探》,《新建筑》,2001(6)。
④⑤⑥参见陈玲:《重构与整合――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与对策》,《中国传媒报告》,2006(2)。
第4篇：文化遗产范文
是年圣诞节前后，“中国琴会”副会长、著名古琴演奏家龚一先生在上海组织了一次 大型活动，叫做“03古琴松江行——庆祝中国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龚一老师请我做了一场报告，也邀请了“中国琴会”会长吴钊先 生，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古琴教授李祥霆先生和赵家珍女士等。会间，上海东方电视台音 乐频道采访我，当时，万导演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有人说，“中国古 琴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一种遗憾，对此，你怎么看? 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确实尖锐。我当即回答说：如果有人说是一种遗憾，那么，遗憾 的不是“入选”本身，而是“为何”入选。也就是说，“入选”本身是好事，这是毫无 疑问的。但为何又会遗憾呢?这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了。
众所周知，“礼乐文明”不仅是酝酿中华文明的温床和创生根基，同时也是与她共生 的主体精神命脉。从形式上说，“礼乐文明”具体表现为“诗歌”、“音乐”、“舞蹈 ”等艺术形式；从本质上说，她化为一种贯通各种艺术中的本体精神，体现出“乐”的 核心地位，从而以“琴”为代表，在华夏儿女的心目中具有了一定意味，进而以“琴、 棋、书、画”的审美化方式为人生涂上一层浓浓的亮色。在中华文化传统基本没有断流 的条件下，以实践理性精神来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实际上潜含着一种发端自原始“乐舞 精神”的审美式人生意味。于是，华夏先民们自觉不自觉地于无形中由“六艺”和“琴 、棋、书、画”开始“修身”，继而去勉力实现主流文化那“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人生抱负。
如果明确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琴“器”本身，而应该将她作为一 个整体来进行审视，也不能简单地将“琴文化”进行工具化、技术化、狭窄化的理解。
颇感吊诡的是，本应该活跃于生活中的“琴”现在却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的保护对象，这究竟是中华文化之幸呢，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悲哀?联系现状，就不能不 让人唏嘘、扼腕，因为我们的某些文化传播者似乎对于“琴”、“瑟”、“筝”等的区 别也不甚了然。例如：1995年热播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弹琴”，画面道具用 的是“瑟”，而配音却是“筝”。电影《秦颂》中高渐离弹的“琴”实际上迟至唐代才 基本形成定制。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曾经流传上下四千年、广布社会各阶层 的“古琴”已经远离了我们的当下生活，几近于成为一种“博物馆艺术”。既然如此， 当然就是一种“遗憾”。
琴人李静《祭九嶷先生》中有一段题诗，题旨高远：“乐先礼生，亦先礼坏。礼乐既 亡，纪纲斯败。秦火烬余，乐惟琴在。”
中华琴文化源远流长，其内涵博大精深。早在先秦时期，“艺”(从属于“六艺”，而 不是后来我们所谓的纯艺术[fine arts])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琴、棋、书、画”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这时，为首的“琴”既是 一种娱乐身心的工具，同时还有着更为内在的文化意韵。也即是说，她不仅是个体修身 养性的器物，其中还渗透着一种发自远古的“乐教”精神。因此，“琴”并不简单就是 一种乐器而已，而是某种文化之“道”的转换策略，具有一种“无用之大用”的特点。
应该说，“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士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将生活方式艺 术化，艺术行为生活场景化的真实写照。其时，古人们的弹琴、吟诗、下棋、作画等， 更是出于一种雅兴，出于在游戏中防止“畸趣”(Kitsch)现象存在的真实想法，这或许 就是一种典型的“寓教于乐”的方式。例如，宋代哲学家邵雍有一首诗，叫作《古琴吟 》，颇有意味：长随书与棋，贫亦久藏之。
碧玉凿为轸，黄金拍作徽。
典多因待客，弹少为求知。
近日童奴恶，须防煮鹤时。
可见，“焚琴煮鹤”在文化人看来，简直就是一种“俗不可耐”的败兴之举。所以， 引导大众的文化趣味走向一个更为健康的方向，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雅趣”融入到他 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之中，并通过感同身受的玩味，来达到一种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无意 识认同，进而意识到生命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若从“琴器 ”—“琴曲”—“琴艺”—“琴学”—“琴道”—“琴人”的历史演进轨迹看，我们就 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琴”并不简单到只是一种“乐器”。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一种现实人生的 情感体验，并从中熔铸一定的思想感悟。他们往往并不是超验地单纯追求一种所谓“为 审美而审美”的人生价值，而是注重在生活中强化品位，在那雪泥鸿爪、吉光片羽的生 活细节中锻冶出审美感受、人生体验与价值意义。文化，只有相对于个体的生命，才具 有情感意义，也才不是死寂的。正因为有了人类生命对它的深度挖掘，她才不断显现出 充盈的生命力。因此，文化的意义和终极价值就在于激活现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因素，“ 中华琴文化”就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传说中孔子随师襄学琴的故事就很有启发意义。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师襄子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 ，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 ”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间，复曰 ：“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 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默然思，戚然而怅，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 ”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 。(《韩诗外传》，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1989)
由得其“曲”，继而得其“数”、“意”、“人”、“类”，就是通过循序渐进、通 达人性深处来领会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多层意韵。“琴、棋、书、画”作为人们的生活 写照，要认识到她的审美文化特性。它融艺术修养于日常生活之中，当不失为一种恰当 的艺术化生存策略。
其次，以表现中华文化精神为内在质素的“琴文化”也不仅仅是一种“艺”，她其实 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曾几何时，她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行为准则，所谓“众器之中 ，琴德最优”(嵇康语)。她与我们中华文化中“君子以玉比德”的早期审美观念达到了 高度一致，“琴”由丰富的情感、精神领域出发，将个体的生命感受与人类直观的生活 世界互为交融，于是，“琴”就由“器”走向了“艺”，继而走向了“学”的路程。
再次，由“自娱”而“娱他”，由“修身”而“齐家”直至“治国”、“平天下”等 ，“琴”就打上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乃至意识形态性特征。但是，“琴学”的发生发展 轨迹却是以激发与舒张情感的脉动走进人们生活的，她是以一种生活的文化性超越来印 证人类生存的诗性特征——“寓教于乐”。
例如，古人视弹琴、下棋、写字、作画为修身养性之道。唐人何延文的《兰亭记》中 就记载有“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的说法。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也 有“感秋声抚琴悲往事”、“寄闲情淑女解琴书”等动人描写。我们发现，无论是信史 正籍，还是外传野史；不论是笔记小说，抑或说唱话本，“琴、棋、书、画”的主题都 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雅趣装饰。这样，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 长啸”中的咏琴，以及宋人赵师秀“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咏棋，宋 陆游“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中的谈书，清诗家袁枚的“春风开一树，山人画 一枝”中的作画等等就不鲜见了。一句话，它们已经无不深深地透进传统人们闲适的人 生作派之中。尤其是魏晋之后，“琴、棋、书、画”更是成为中国朝野人士必备的常识 。“琴、棋、书、画”四者何以并提且经久不衰，常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主题 ，确实是一个颇可把玩的话题。四者之中为何以“琴”为首，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两 点：
第一，“琴”与人类生命的根本关系。这四者都与生命的“游戏”相关，与个体生命 的纵身投入的情感因素相关，与茫然大块的生命体验和超然物外的意向性追求相关。也 就是说，它们都具有某种“遗忘己象，乃能制众物之形象”的艺术超验化色彩。
譬如说“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已，亚圣孟子就很 激赏其“专心致志”之意。南朝梁沈约在《棋品序》中甚至将“棋”引上了形而上的高 妙境界。他说道：
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度。若夫入神造极之灵 ，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支公以为手谈，王生谓之坐隐。(转引 自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30，中华书局，1958)
可见“手谈”、“坐隐”多么富有文化味道!动中有静，静中寓动，“上有天地之象， 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外若无为， 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隐居放言，远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这种将“弈棋” 之小技上升为某种准治国方略难道不正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典型?明人张岱在《王异 人传》中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深恋娱乐之道的小技中竟然蕴含有“深情”、“真气”在，由此可见古人对“琴、棋 、书、画”的推崇，不无道理。因此，“琴、棋、书、画”四者，因为内寓“穷本极变 ”、“合天地之化”、“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 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 等大功能，所以才会由娱乐身心之小技一跃而上升为人生创化的境界阶梯。这样一种体 象而悟道、融妙理于常序的做法很值得我们今天深长思之。当然，“琴”发展为一种“ 琴学”，更因为她在历史的演进中已经融进了中华主流文化，才因此得到更大程度上的 张扬与意义的叠加。
第二，“琴”之通“道”的核心功能。清人汪绂在《立雪斋琴谱·小引》中曾说：
士无故不彻琴瑟，所以养性怡情。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 释。“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盖以其不足于中和之致也。
“琴”可以致中和，达到一种心平德和、修身正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传 统音乐文化的代表，“琴”还具有其他手段所代替不了的功用，如琴人祝凤喈在《与古 斋琴谱》中曾说：
乐曲以音传神，犹之诗文以字明其意义也。然字义之繁，累之万千，乐音则止此五二( 五正二变之音)而已，该乎人事万物，而无所不备。其为音也，出于天籁，生于人心。 凡人之情，和平、爱慕、悲怨、忧愤，悉触于心，发于声，而即此五二之音也。因音以 成乐，因乐以感情，凡如政事之兴废，人身之祸福，雷风之震飒，云雨之施行，山水之 巍峨洋溢，草木之幽芳荣谢，以及鸟兽昆虫之飞鸣翔舞，一切情状，皆可宣之于乐，以 传其神而会其意者焉。是以听风听水，可作霓裳；鸡唱莺啼，都成曲调。琴具十二音律 之全，三准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下，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动 物情也。
关于“琴”的美学意义，历史上有多种看法，主要有两种代表性意见：其一，是《白 虎通》所谓：“琴者，禁也。所以禁止邪，正人心也。”其二，是明人李贽《焚书· 琴赋》中所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笔者认为，琴者，情也。传情以达志，借情以言性。“琴”不仅可以观风教，也足以 正人伦，调心志，谐伦理，平阴阳，诸般个体生命的感念都可借琴来抒发，所以“琴” 也就成为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必须。大众如此，知识分子也一样，因为“琴、棋、书、画 ”的行为实施对他们的主体价值标准将会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从而证明这样一个命题 ：审美与生活的同一。
人们常说，生活要有诗意，就是要把某种“诗意”的人文精神移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去。提倡艺术与生活的统一绝不意味着泯灭或消解二者之间的界限，恰恰是要从艺术 的审美活动那超现实、超利害、超越官能欲望的精神意绪中汲取意义。这样一种精神活 动源于人类感性实践的生命活动，展示出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一种高于物质利欲生活 的情感世界。
“人生意义”往往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个体，或许终生都 难以索解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但并不妨碍人们于日常生活中去享受和领略高雅的人 生。人们需要于生活的俗常中来体验一种富有底蕴的文化境界，于个体的感性生命空间 中追求一种“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从本质上说，文化就是审美化人生的存在。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体验生命、感受生活、把握过程。这绝不是什么消极的人生态度 ，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是一种乐观进取、认真把握和感受现时的乐观精神，一 种接续了远古珍视生命的优秀文化精神传统。也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体验到的瞬间才 可能化成生命情感的意义永恒。如此，我们就大略领会到一个看似玄妙实际上再简单不 过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原因正在于你我之间的生活艺术 化处理上。正是由于人们不甘于轻易地抛掷生命，才将自己的有限生命形式打上了更多 的情感意味。这种人生的游戏是健康的，是体现了个体生命圆融的一种审美化手段，它 有着现代人类学的丰富内涵，正像德国诗人席勒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 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游戏”，这一人类日 常生活的内容就这样包容了艺术和审美的意义，于是，就从一个日常词汇转换成为一个 具有哲学意义的形而上行为。
第5篇：文化遗产范文
（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第6篇：文化遗产范文
关键词： 中国文化遗产 文化生态 保护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虽然中国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数越来越多，但近年来与世界文化遗产有关的负面新闻也在与日俱增。长城被破坏、敦煌莫高窟壁画脱落、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残破、孔府孔庙孔林被淹、黄山、泰山建索道以及张家界武陵源、九寨沟游客过多等新闻频频传出。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
一、文化遗产的概念
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它包括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见证，反映了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中华五千年历史进程留下的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和魂，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
1.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规划。必须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成立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统一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定期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以及舆论监督机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进程，争取早日出台。抓紧制定和起草与文物保护法相配套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抓紧研究制定保护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要严格依照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行政法规办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作出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法抵制和制止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决定和行为。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因决策失误、，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充实文化遗产保护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执法不力造成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要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3.加强队伍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
4.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各级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认真举办“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各类新闻媒体要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文化遗产和保护知识，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及事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第7篇：文化遗产范文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的《公约》还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为了便于了解和实际应用，我想，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这样三种形态是不是便于掌握些：第一种，是相对独立的、非物质属性的，如传说、故事、语言等；第二种，是必须依附于物质属性的，如工具、实物、工艺品、文化场所等：第三种，是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相互结合作用的，如表演，不仅需要词曲唱腔音乐等，还需要服饰、道具等，再如手工艺技能，不仅需要软性的知识，也需要硬性的工具和生产过程。
二、视角视野的交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时会出现学科交叉的情况，但我们又要避免交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以文化部门为主的，工作也涉及到各行各业。因为，很多东西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比如，中国古代建筑上的“庑殿顶”、“飞檐”、“斗拱”、和上面的“chi吻”、“五脊六兽”以及“琉璃瓦”的颜色，还有“门钉”、和门环上的“淑图”等，不仅都分别代表着中国古代的建筑等级，还包含许多神话故事与传说，表达着中华民族向往平安吉祥，人尽其才，物尽所用的人文理念。这些古建筑上所附加的内容，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但是，它是依附在有形的中国古典式建筑之上的。
因此，我们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来通盘考量，把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这两个方面，都要纳入我们工作视野之中。以此为例，就需要把中国古典式建筑，从设计，到建材，到施工等技术问题进行每个细节的记录，以达到能够复制再现的水平。这样，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作就会出现。对超出了文化部门能力与专业范围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做好配合与协调。
三、“硬件软”和“软件硬”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附的人或物，我们估且叫做“硬件”。
那么，“硬件”怎么“软”呢？那就是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过程中艺术或技术的精确标准，要通过软件既文字、图像、声音等科技手段详细记录下来，即使在遥远的将来，这一硬件没有了，我们根据保存这些资料的软件，也能进行复制和再现。这就是“硬件软”。
比如，对赫哲族鱼皮服饰这一遗产，实物可以收藏保存；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来源于哪一条江哪一种鱼，以及鱼皮如何扒下来，鱼皮又是如何制成皮革，怎么缝制和用什么样的线和材料，怎样镶嵌花边等等。对这些都要有详细的交代。把“硬件”做“软”，这才是给后代和人类留下一个完整的硬件。这样“硬件”放进“软件”系统保存，人类才可以世世代代认识它和再现它。
同样，对萨满教所用腰铃和单鼓等遗产，不仅要有腰铃和单鼓实物，还要有腰铃和单鼓所用材料、工艺和制作过程的交代和演示。如此等等。
利用电子、文字、声像等软件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专业性分类、记录和整理，我们估且叫做“软件”。
所谓硬，就是说对某一具体遗产的整理中，要对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有要记载到位和准确；同时对其物质性的一面，如所用工艺、材料等，也要有详细精确的记载。只有软件把某一项遗产中的“软”、“硬”两方面，都做出标准化专业化记录，这就是过硬的软件，即为“软件硬”。
四、价值标准认定
文化遗产应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三方面价值。
历史价值主要是指：某一项遗产形成产生的年代，地点及其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包括形成的过程以及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科学价值主要是指：某项遗产在相关学科或专业中的学术地位、参考价值和考古价值与研究价值等。
艺术价值主要是指：某项遗产的艺术成就艺术特点特色等。
因此，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整理中，要注意对这三方面价值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记述。
我认为，这三个价值基本通用于所有文化遗产的记录和整理规则。
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科学规范有效，在此建议制作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立项填报表》，在这个“填报表”里，可将项目名称、形成时间、形成地区、现存地区、不同区域的代表人物及风格特点流派、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资料存档级别等内容填写进去。然后，以这个“填报表”作为审批的依据，对不同地方的同类项目，加以对比综合取舍，以确定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地区组织“工程”实施，或另有其他地区配合实施。
一经进入工程实施阶段，就应有“质”和“量”的终极目标管理，以确保工作有效完成。对此，可制作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工程审核表》。在这个“审核表”中填写：项目名称、产生形成时间地区、现存地区及代表人物及风格特点流派、历史及传承报告、科学研究报告、艺术价值报告、审核意见、资料存档级别等内容。
第8篇：文化遗产范文
要，又能达到一定的审美要求而诞生的一种艺术，它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特点――材料简单、手工生产等。这些来自民间的艺术品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体现了深蕴的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明智慧和艺术心智，它是民族文化的真实续存。本文对手工工艺制作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时机、改革与创新以及它对中职教育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工艺美术 民间手工制作 实践 手工生产 创作
1 概述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现代化选择日益普遍，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在此背景中，高速发展的经济、根本变革的社会，与尊重、认同、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全球民族国家普遍性问题。这一问题深刻地关系到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在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持续维护民族文化特征，持续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民族自尊心等等。
天津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民俗形式和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泥塑、风筝魏制作技艺等都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璀璨瑰宝，这些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形式多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直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然而，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中，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逝，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在减少，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淡漠等现实问题，迫使我们急需思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新途径、新方法。如何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实现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化、立体化的保护，使它们传承和发扬下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目前，每年在天津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洽谈会，给各地区的院校提供了展示具有地域特色艺术作品的机会。展洽会将我国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能力、强化学生技能、服务社会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加以展示，进一步推动了职业院校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给我国职业院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氛围。今年的展洽会共有240多个中高等职业院校及企业教育培训机构参加，选送了约900多个项目，其中多数是中高等职业院校研发设计、生产的技能作品，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技能作品向市场商品转化。同时展洽会还开展了其他形式的洽谈活动，如合作开发、技术转让、作品有偿推介等。
2 当前是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绝佳时机
2005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使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为社会所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相关方面的研究关注愈来愈多。而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手工工艺是出类拔萃的。
目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国家与地方政府对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重视和支持；文化旅游产业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下出游势头的迅猛发展，“民族非物质文化示范基地”的形成，使产业发展获得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经过近十几位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的时代背景、宏观政策、市场以及消费群体等的调研、分析与探讨，已经形成了从战略理念、战略定位、运作策略到运营模式等一整套创新的、系统的发展模式，特有的地域性使其具有发展性，因此它有条件成为中国最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示范基地，将其做大做强，可有力推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带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同时可以使这些濒危遗产得以传承，通过整合现有的制作加工作坊，使艺人们得以创新技术和交流。与此同时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对人类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珍惜；有利于活态地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与弘扬；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水平；有利于提升保护、传承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全世界的地位；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战略目标，必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3 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目前，我国的艺术设计类专业教育改革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比较正规的教育系统，学生的人数也不断地增加，工艺教育方面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同时，由于我国对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大，也间接推动了各地域申遗工作的开展。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域的经济水平存在的差距较大，因此各地域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与保护也不均衡。如在东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从事民间工艺的人才较多，发展空间较大，而经济落后的西北部，受经济、待遇等因素的影响，从业人员相当少，因此在某些欠发达地区，我国的民间美术工艺未来的发展之路坎坷重重。
近几年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手工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拓展了它的产品形式、展示方式及消费市场，还改变了它的传播平台，而这些都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内涵。但目前，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是指那些利用现代网络数字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卫星等渠道传播到电脑手机等终端的过程，与传统媒体相比，互动性、主动性更强。
4 民间手工制作对中职教育的作用
虽然我们都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随着现代经济的深化，环境的变化，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工作挑战很大。但是我国的教育却越来越重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职教育中的作用。在教学中本专业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手工艺术实践和企业生产相结合。下面我们主要了解下民间手工制作艺术对中职教育的作用：
4.1 校企结合促进中职教育发展
目前，展洽会的顺利开展不仅加深了校企之间的沟通，还促进了校企之间的合作。这样就更加突出了展洽会举办的目的，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将院校的研发设计与企业之间的生产紧密结合，促进我国的手工工艺的中职教育，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早日与国际接轨。因此展洽会的举办进一步彰显了校企结合的作用。
4.2 艺术教育课程改革
在课程改革之后，美术教学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增加了大量的手工制作内容，一改过去只重视绘画和欣赏的教学思想。在进行手工制作的过程中，由于学生要对作品进行结构的设计、色彩的安排，在制作过程中无形之中就提高了学生的审美与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尽量提供一些可以引起学生兴趣的材料。如在上完“变废为宝”这一课后，我看学生们对课程教学内容很感兴趣，便利用课余时间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时装表演赛，材料则是身边经常见到的“报纸”，学生利用这些废旧报纸来设计服饰，并穿戴自己设计的作品进行表演，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学生们的参与兴趣非常高，无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审美能力。而且这样的课堂也使美术教学与生活更好地结合起来，真正体现学有所用。
4.3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美术专业课程教学中，让学生运用各种材料进行手工制作，立体作品对于学生的感官体验是非常形象和直接的。因此在中职艺术设计学院，我们要更好地利用教学资源和专业方面的优势，多开展一些传统民间艺术的手工制作活动，如剪纸、木版年画及灯彩。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可以活跃校园文化，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进一步促进民间艺术产品的设计。
这样，既注重在具体的动手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1]彭冬梅，潘鲁生，孙守迁.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J].美术研究，2006（01）.
[2]李砚祖.物质与非物质：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J].文艺研究，2006（12）.
第9篇：文化遗产范文
即使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保护作为一种有专门人员从事的职业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藏品保护学会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护工作者，主要修复博物馆中的历史性、艺术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发表后，1965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遗产才正式得到独立机构与专业人员的关注。随后相关国际机构纷纷成立，为人才集聚和保护理念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遗产类型和范围也更加丰富起来：1931年《雅典》颁发时，所针对的是历史纪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则为纪念物和遗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时，则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类别。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提出了历史地区（historicareas）的概念，认为“历史地区及其周边应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1987年《华盛顿》将关注点落在了历史城镇与城市地区（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这一独立于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新类型，强调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现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维也纳备忘录》中提出的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国自1987年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以来，一直追随响应国际保护理念并积极探索其在本土的适用性。国际上研究组织和专业人员的出现与世界遗产体系的形成无疑极大的推动了对更多类型文化遗产的认知，是人类有史以来遗产认知扩展最为迅速的几十年。
2.城市遗产
近几十年来，遗产认知的进步大多源于世界遗产的框架，其扩展却并不局限于世界遗产，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遗产”的扩展。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是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产生出来，并被认为是同样适用于任何遗产的周边地区及文脉的。“城市遗产（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的关注对象逐渐产生的。顾名思义，城市遗产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环境中的遗产，有时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维也纳“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上城市历史景观概念首次提出时，其对象还集中于世界遗产中的历史城市类型，或市区内拥有建筑类世界遗产的城市，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护的核心区域周边的高层或超高层新建筑对遗产地本体视觉上的重大影响，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些城市中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的关系。然而在城市历史景观框架下，变化逐渐被接纳为传统，在相关认知深化与研究开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历史景观的预备研究书发表时，“城市遗产”已经开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遗产”而成为其核心表述。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发表时则更加明确指出，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对象是所有的“城市遗产”，保护城市遗产的理念至此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我国，阮仪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则要坚守，即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虽然彼时城市遗产的含义尚未有十分明确的共识，这些原则仍然不失为很先进的认识。实践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实例为榜样，很多拥有一定历史资源的城市争相效仿，后来到城市遗产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当初建筑被纳入文化遗产的范围，城市遗产理念的产生是文化遗产在空间层面的认知历史上又一次重要扩展，同时，也是人们尝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介入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的一次特别尝试。综上，相比于世界遗产，城市遗产强调的是在城市中较为普通的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以至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历史景观所构成的整体性价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价值，但确为历史城市的有机构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遗产也因此被纳入保护的范畴，体现了保护工作的广泛性、完整性，甚至遗产本身的平民性。
3.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