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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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摘 要］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论述经济与金融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进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复苏；经济治理；金融治理；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基础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银行和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已经显示出金融体系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场无视经济积累模式的演变和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当下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显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国家既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管理者，也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国家应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表明，在世界经济和金融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单个国家企图阻止这场撼动了全球化经济之根基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本国发生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还揭示了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旨在缩小衰退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旨在预防或者限制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消除未来再发生更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此，国际社会应开展大量的协调或协商工作，以便对经济与金融危机实施监控，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小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且金融体系与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产品相关，这就使得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或实际的债务危机，因而金融体系存在动荡的风险。实际上，这些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在多个国家中显现。政府为消除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救助计划，导致不良负债从私有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些计划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数额，并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公共债务以及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须做出的各种艰难抉择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第四部分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

二、 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国际结构性失衡、银行与金融体系功能失常、复杂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等）的发展不受约束。这场金融危机损害了实体经济，但却让中介机构和投机者从中受益。

发达国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国家支持其财政赤字，因而在财政政策上选择长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复杂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散，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稳步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条件，实施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来支持其“过度乐观”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虚拟经济，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服务环节。低利率产生了更大的金融债务和投资意愿，尤其是增加对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热情，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房屋价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长率为60%。低利率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促使旨在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和金融、经济主体需求的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开发。过多的资金流动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场吸收风险的能力，引发了公司管理者对业绩的盲目追求，也导致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随着美国的一个高盈利、充足信贷投放时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间）的告终（以房地产景气结束、次贷市场崩溃为标志），人们开始质疑金融机构和银行设计并实施的复杂债券化产品。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对冲基金和银行金融机构，之后严重地冲击了资产和股票的价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状况转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响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服务等实体经济，导致了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目前还没被完全认定。不断蔓延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是由四大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一，资产价格下跌促使资产所有者出售资产，因而资产估值持续走低；第二，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损害了其融资能力，使得资产贬值加剧；第三，金融体系功能的衰弱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反过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体系功能；第四，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经济增长走低。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很多经济和金融主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银行，它使得许多银行濒临破产。

2009年全球GDP缩水2.2%，全球贸易额下跌近14.4%。这使得很多国家失业率升高，财政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紧张局势能否得到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财政收入的减少。

三、 公共部门采取的措施

各国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灵活采用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调整资本额，向银行、金融和工业机构注入流动资本，实施行业整合政策以及运用恰当的预算和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等。

（一） 货币类措施

为了恢复经济和金融主体的信心，确保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金融主管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多种帮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国中央银行投入约2000亿美元解救美国房屋抵押市场的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来确保金融从业机构能够以优惠的条件重新筹措资金。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证金融从业机构在市场上积极地重新筹措资金；二是通过养老金向银行网络注入资金，此举主要是为了恢复金融从业机构的信心，保障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三是购买一部分银行资产，包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风险的不良资产。总的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在确保本国银行和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实施这些措施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币。因此，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曾经被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替代了中央银行的传统资产，大部分债券成为安全资产，这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信誉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预算类措施

很多国家政府运用了预算工具，例如在经济领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开展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纾困计划。其中，美国的保尔森计划主要为银行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类似的还有德国政府划拨了近5000亿欧元的预算，用于扶持计划中的金融市场部分。一些旨在结束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刺激计划也得以实行。大部分刺激计划将贷款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刺激计划涉及多个行业，尤其是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而且大大提高了帮助私有部门摆脱危机的公共投资金额。

一些国家政府还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例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国有化比例为80%，美国财政部对其注资更是高达85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规模位列英国前八名的银行已经部分转为国有，其市场价值约500亿英镑。各国采取的财政与金融措施初见成效，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在2009年的后期开始走出危机。但很明显，预算类措施大大扩大了各国的预算赤字。2009年，G20国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则不足1%。相对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则高达9.7%。希腊等国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剧上升，达到GDP的12.5%。各国主要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贷，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倾向于公认比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结果，各国越来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债务，而偿债也保持着经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能维持高借债能力，而不用担心影响到财政；同时也使政府遭受了债务和偿债增加的风险。2010年，由于高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带来的不信任，在希腊与2010年4月的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几乎提高了450个基本点。、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这种风险变成了现实。市场和评级机构对希腊等国家债务水平进行评估后，认定其为加剧贷款拖欠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临界值，并且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G20国家债务额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这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显著，二战以来一些国家首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为此，在市场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以便能降低预算赤字和公债水平，实现宏观经济基本平衡，重振市场信心。但是，这些措施也可能导致需求减少，影响经济复苏乃至各国内部的社会平衡。

从分析财政和金融主管部门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场的自我调控功能随着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门在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都遭到强烈质疑。因此，在对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中，国家干预正在回归。

四、 需要进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机仍然是热点话题，并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危机的起因是大规模贷款和投机性投资，这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功能失常已经十分严重。金融市场不加约束地发展，导致了实体经济严重不稳定。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经济极其有害。战胜危机、重振经济并解决威胁着许多国家（欧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债务危机，始终是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重要议题。

为了恢复信心、重新发展经济，各国运用了大量的预算和货币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担保。同时，各国还采取措施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管理，削弱投机效应，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国际协调。以美国为例，美国正在进行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一项新的银行和金融业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规。得以通过。这项法案旨在对主要的金融从业机构采取新措施，实施更严密的监管，以防范危机。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设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及整合各监管机构，以预测全球危机和投机性泡沫的发生。二是严格限制银行和对冲基金业务，使银行资金无法用于开展与其给客户建议相反的操作。三是规定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四是建立补偿基金，以应对未来的银行危机。该基金由银行提供，而不是来自国家预算。五是强化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途径是建立对场外市场（OTC）的清理和管理机制。六是拓展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七是更明确地划分储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等。

目前实施的多种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轻微反弹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的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2.7%和3.2%，同时强调复苏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机复发的可能性。。然而，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威胁仍然十分明显，这值得关注。例如，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大量不良资产（其中很多由中央银行持有）；多个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有可能转为社会与经济危机），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银行与金融危机等。对各国政府而言，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连贯的方案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挑战与风险已经刻不容缓。经过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将在新的制度与组织规则约束下，在确保可靠和可持续的前提下，重新定义银行和金融体系。我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审视这一行业中各主体的作用，并检查约束其业务活动的各项规则。各国通过强化公共部门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机以及开发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终实现这一目的。

为实现金融与银行体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这一体系以合理的费用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各国和国际层面推进金融与银行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为确保金融与银行体系改革的成效，各国需要在密切协调和磋商的基础上完善这一体系中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各项行动的落实必须做到协调、渐进、有序。

（一） 银行体系的作用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银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户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户可以是个人、养老基金―保险机构或者经济、金融机构等）。银行的作用还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不同公司之间充当中介，配置资源、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银行为创造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人们发现银行除基本业务外，引入的新业务逐渐成为主导。银行并没有将其业务限制在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而是转向了咨询和市场投资等新业务的开发，并积极参与各种市场活动。显然，这不利于银行行使其基本使命――为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提供资金。银行开发或推广销售的新产品（衍生品、债券化产品等等）越来越复杂。此外，它们还逐渐为金融从业机构（例如对冲基金）提供了过多的资金，而这些金融从业机构的基本使命是以牺牲银行的固有责任为代价，追求投机和快速增益。通过证券交易，贷款存在风险的银行得以向其他金融从业机构分散风险，这些贷款因而转化为有价证券。风险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危机首先影响了金融从业机构，而后逐渐波及整个经济。对此，通过严格的规则来监管并控制银行资源（也就是储户的资源），确保银行管理下的储蓄安全，就变得越来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来监管银行行为，例如修改贷款资格标准，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维护储蓄者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严厉打击内部交易；确保账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财务清单的可靠性。从这些方面讲，银行体系应该严格安排，杜绝不透明的记账和数据记录。这些措施的实施能限制小团体暗箱操作，从而打击垄断和减少任人唯亲的现象。除此之外，这些举措还能使对冲基金的一些不当行为收敛。这是因为之前的做法会使得个人、资本所有人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危险，从而影响到经济福利和整个社会发展。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系统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银行体系就必须划清储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界线，明确各个机构组织间的权利和责任。重振公众对银行的信任还需要加强银行监管，强化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换产品（诸如结构性产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分明。

(二) 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在保证资产流动性和资金周转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们将自己的规则和条件强加到不同的经济活动者乃至整个国家身上。股票交易价格的演变必须依赖于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热度。经济实体间的价值交换也应该反映真实的资产价值，而不是投机或一些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之相类似，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应该被投机者的臆想所左右，而应理性客观地分析自身金融情况及偿债能力。在一些体系中，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利益而占据上风。我们必须让这些破坏分子不再起作用，从而使这些不利因素从银行体系中逐渐消失。因此，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一机制将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提供现实情况的客观评估和对风险的准确预测。从这一方面看，我们采取措施，至少可以减少金融及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为此，相关国家机构需要大力控制纯粹的投机行为，杜绝避税天堂。此外，各国金融市场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以监视可疑对冲基金的流动，以此保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三） 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破坏，我们必须以客观、职业、独立、负责、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此次危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只作为私有部门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继续享有封闭、不透明、无需监管的特权。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通过管理、规划和整治，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特定职责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团游说，保障储蓄者的经济安全。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对次级投资评级的陡然巨变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分析在某一投资产品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机构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而过去信用评价机构对他们进行的评级往往过于宽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腊爆发的债务危机一部分要归咎于整个国家债务评级的下降。这一降级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债务的利率。简而言之，评级机构应由公共权力部门、专业机构及与这两种利益攸关方存在联系而又独立组织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监控机构对评级方法做出考评，这一做法也会进一步保障评级行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国家应发挥的作用

国际层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动导致了危机的持续发展。因此，各国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强化机制，以遵循新的逻辑，摒弃教条和旧式思维，发挥好整个社会和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机突出了国家的基本职责，国家不仅作为市场行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者，而且是经济复苏的主导者。政府出资救市，不仅挽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还对一些重灾行业和个体提供资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为公众利益的唯一捍卫者、个人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权利职责维护人。为保障市场上众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持久和谐，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就变得越来越必要。我们需要政府及公共机构加强其监管职能，以保证国家、地区乃至国际间能协调好各方利益，统筹发展。为此，各国政府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相关机构，建立健全组织框架，成立合格的相关法律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协调发展将为经济良好运行打好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国家还应该保护那些在共享财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门。这种做法旨在保证社会和谐，打击一心只想快速获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投机者。金融稳定只有通过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运作才能实现，因为透明和公正能创造价值，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达到经济、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平衡发展。这一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弥补生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公正，人们紧张、彼此冲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体系就不能担当起为经济和社会建立先进的可持续的组织构架的重任。国家、社会团体和金融专业人士必须确保作为经济支柱的金融不仅仅是投机者和权势阶层的工具。相反，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公司、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财富的获得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参与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扩大行业间、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为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有教条说经济自由不可挑战，如果这只是因为其创造性和在资源利用、价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实上对市场和自我管理给予的过度自由反而会毁坏经济自由，导致危机。这种破坏作用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还会蔓延到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个社会。因此，正如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一样，经济领域也存在着制约和平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着干预经济，相反，经济自由依然是不变的主旋律，个人和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国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经济活动高效有序进行，满足各方面利益需求。这种做法还有利于财富依据个人的努力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创造真正的价值，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促进社会自信、公正、稳固、和谐地发展。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巨大充分显示了国家在维护经济稳定、恢复经济参与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须建立管制体系，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楷模，这种楷模作用是通过良好地管理国家及各个公共领域体现出来的。

（五） 建立国际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监控金融体系、对其相关风险做出评估和管理达成广泛共识。的确，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这也凸显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过一场经济联合治理来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和规模，也能应用一场财政和金融治理来预防，至少减小未来危机的破坏力。假设金融不稳定性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那么一国的规章制度要符合多边国家的规定也合情合理。这一做法会防止公司避开那些制度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避税天堂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不透明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不透明使银行、金融、经济和整个社会体系疑云重重，充满不确定性。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众多跨国公司轻而易举逃避产地国或所属国的征税。当前国际金融规章中的不少条目都基于一个理念，那就是与完全独立的国家管理机构进行自愿协调，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预。因此，通过认真分析、仔细挑选所建立并运作的新国际金融体能产生较好功效，因为它能监管、评价大型跨国银行、金融投资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准则来充分评估这些机构的运转情况。尽管建立这种监管机制是正当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转化成现实却有不小难度，尤其是因为它需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体系：(1)强制性多边协议，为商业和投资银行、机构性投资者（养老基金，共有基金，对冲基金，财富基金等）、评级机构制定一套适用规则；(2)各国政府承诺通过国家管制机构实施这些规则；(3)单边或多边机构共同负责规则的实施情况，并对违反者做出惩罚。

事实上，规则是否得以实施取决于各国政府做出承诺的能力和意愿。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提高协调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建成能极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从而防止危机发生，促进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可靠运行。

五、 总结

这次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相应国家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机涉及范围甚广，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也看到，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面前往往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为借口将责任推给社会和公众。他们会强调说政府部门也经常以全球化为挡箭牌，替其不作为辩护。

为了走出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措施也必须在透明、负责的基础上实施。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以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这对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参与者（公司、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和银行、养老基金等）都至关重要。因此，这次危机也为我们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一新体系有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产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巩固加强政府作为战略法规的制定者和评估者以及均衡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势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风险监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经验还告诉我们，公共力量也应在国际协调、磋商和合作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竭尽所能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次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国际金融架构，它需要各方在金融业管理规则、国际金融会计准则和金融交易处理方面展开更紧密合作。其目标就是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性。

最后，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人们和生产活动的需要为基准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则，并确保它们有效执行，使金融市场透明、公正，因为这些准则是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第2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一）宏观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国银行制度与金融结构的整合，使得各国金融活动的相关程度提高，这就客观地要求汇率制度或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消除外汇储备耗尽的风险。然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依赖性较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纷纷选择了美元或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弗诺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又称理性投机攻击模型），比较客观地解释了这种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引发金融危机的机理。在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造成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固定汇率制度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内在冲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的流人与流出不受限制，这同时也是金融自由化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预期和道德风险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冲突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还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资者理性预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随着资本运动，在完全不可变更的货币联盟和完全的浮动汇率之间没有舒服的中间道路可走。奥伯斯持菲尔德模型证明，危机的根源是市场预期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经济状况，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场预期会引发金融危机之外，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谓道德风险，在这里是指由于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银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将贷款投向高风险项目。而由于存在着政府对银行的显性或隐性的保险，使得这种追逐高风险回报的贷款行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经济内在冲突的激发

从以上两类金融危机模型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产生机理的研究正在从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活动运行的内在机制深入。由于许多金融危机理论只是对当时的一些危机现象做个案式的剖析，尽管模型续密；推理严整，也相当深刻地说明了某一方面的问题，但不断变化的金融危机现实不断地给出新的难题，无论哪一个模型或哪一个阶段的理论都无法全面地说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对于金融危机机理的研究还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模型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在分析金融危机时，似乎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国乃至全球宏观经济的深刻变化。因此，我们在这里试图充分考虑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过资本市场开放时期宏观经济的不协调性，对这些金融危机理论做尝试性的综合。

二、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注重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协调

从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递的机理来看，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全球化本身。首先，要积极调整金融改革措施，合理安全金融自由化次序，有秩序的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其次，适时调整资本控制的尺度，把资本调控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关于资本开放与资本管制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实行适当的资本控制才能有效地避免因资本开放可能带来的泡沫、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再次，要进一步协调宏观政策，积极调整公众预期。要避免或治理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采取更为合理的政策组合来进行政策协调以降低风险，改善公众的预期，防止自促成预期作用而引发危机。因此，在政策协调上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变固定汇率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或增加汇率的浮动区间。

（二）保持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稳定

从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不仅要重视金融全球化所追求的金融与实际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而且也要重视金融体系本身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成长与稳定。金融体系的成长所要追求的是，通过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来扩大本国金融体系的资本总量，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与优化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还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就是说，在金融体系得到发展的同时保证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尽量减少各种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和影响经济均衡增长的各种突发事件。

（三）积极加强国际间的金融合作，积极应对风险

第3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12―0005―03

2008年9月中旬，以美国著名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另一知名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最大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被曝陷入财务困境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扩散，使得人们对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全球货币金融体系面临重大改革。

一、国际货币体系将更加多元化，更具竞争性

美国金融危机由次贷领域引爆，不断扩散，最终波及全球。这波金融危机突显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合理性。美元是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全世界对美元的发行没有监督权，对美国的金融市场没有监督权，却要承担由美国金融市场混乱产生的风险和损失。美元独占国际储备货币鳌头却不受监督，使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国内出现问题却要由全世界共同承担损失，显示目前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不合理性。

这次危机使得国际社会有充足的理由质疑美元的地位，但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一时还难以撼动，目前尚没有一个力量能取代美国。由于这次危机不会对美国政治经济力量造成根本性破坏，因此美元的地位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还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尽管如此，美元地位受到削弱也为其他货币的地位上升提供了空间。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充分体现现有国际经济力量的对比，客观上需要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代表性，提升美国以外重要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地位，使其与经济地位相匹配。应构建具有适当竞争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例如由三个货币充当主要国际货币且其分量相当。由于每个货币发行者都受到其他货币发行者的竞争，这将对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构成约束，也会要求主要货币发行者充分对本地市场进行监督。多种国际货币支撑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更加民主，更具有稳定性和合理性。

二、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不会逆转

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快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由于体制的变革以及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与成熟工业化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将发生更大变化。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苗头。这不符合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趋势。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新兴市场国家应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不会逆转。

三、独立投行模式具有一定的缺陷，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将进一步发展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前五大独立投资银行中的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倒闭或被收购，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被批准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独立投行模式显示出抗风险能力偏弱。

相比能够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融资能力受到限制，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其融资变得更加困难，这弱化了其在市况不好时的抗风险能力。另外，投资银行受到的资本监管较少，也是其面临的风险隐患。这次危机中倒闭的投行均为杠杆比率较高的投行。银行类金融机构由于受到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监管，其杠杆比率相对较低。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为了适应新的金融业发展形势，使美国金融机构与欧洲同行竞争时不再处于劣势，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标志着美国自大萧条以来建立的分业经营模式的终结。自此全球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加强。与欧洲的全能银行模式不同，美国的综合经营主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进行，各金融机构仍存在明显的业务偏重，且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下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防火墙，毕竟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经营理念不同、风险偏好不同。

随着危机的深化，金融业的大范围整合，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

四、金融监管应与金融创新相适应

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一个共识是金融机构在衍生产品等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路上走得太远。与次贷有关的证券产品，经过层层分解、打包，链条不断加长，已经完全没有了透明度，完全不为投资者所了解。而投资者之所以会对这些他们并不了解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一方面是出于对声誉良好的投资银行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过度依赖。更危险的是，这些依赖复杂技术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大多数都是在场外市场交易的，而场外市场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透明度低、监管缺乏等问题，一旦市场出现恐慌情绪，该市场流动性会骤然下降，产品价格会一落千丈，从而加剧危机。

欧美发达市场金融创新暴露的问题，反映出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的事实。

未来金融监管应与金融创新相适应。要强化对复杂金融产品的监管，督促市场提高透明度、充分揭示风险。金融创新应反映基本的债权债务关系，基本债权人要发挥监督作用。美国对场外市场的监管过于宽松，未来应强化这方面的监管，特别是应加强对在场外市场十分活跃的对冲基金的监管。

五、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评级体系等需要改革

在国际会计准则中，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一般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公允价值的本质是基于市场信息进行价值评价。对于有活跃公开的市场交易的资产，市价就是公允价值(Mark to Market)；对于没有活跃的公开市场交易的资产，可采用计价模型计算(Mark to Model)，而计算过程中的有效数据应来源于市场的相关信息。

显然，主要参考“市价”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具有“顺周期”特征，即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估值偏高时。公允价值也会出现高估，并通过放大再融资规模等途径加剧泡沫的形成，而在市场低迷时，公允价值又会出现低估，并通过紧缩信贷等途径加剧市场的低迷。

正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顺周期”特征，有不少市场参与者，甚至立法部门专家，认为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对本次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和加剧危机的作用，要求改革这一会计准则。在以市值计价会计准则下，那些高风险资产价格越是下跌，持有的机构就越需要通过出售资产来取得现金，而其抛售将进一步推低资产价格，从而使得机构需要进行更多的抛售，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信贷紧缩，推动金融危机陷入螺旋式失控状态。

2008年9月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相继提出放松执行市值计价会计准则的暂行性措施，并表示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9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会同制定会计准则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表声明：承认在极端市场情况下公允价值的决定需要相当的主观判断：强迫卖出和贱卖不是有序的交易行为，因此其成交价不能反映公允价值；在特定情况下预期现金流可以作为估值的根据等。该声明并非表示要停止执行公允会计准则。但允许金融机构在对部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定价时拥有一定的灵活性。10月15日，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决定修改欧盟现行会计准则中有关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10月28日，日本金融厅要求日本会计准则理事会(ASBJ)研究暂停执行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会计准则的问题，并在今年底前编写出新的指导性文件。

不过，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也有许多支持者。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部分企业界人士反对放弃市值计价准则，他们认为危机时停止执行市价会计准则，有粉饰报表之嫌，这将加剧投资者的担心和不信任感。

第4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一）日本20世纪90年代 “金融危机”和“慢性衰退”交织

日本20世纪90年代同时出现相互关联的“急症”及“慢症”，即金融危机和经济慢性衰退。金融危机以金融机构倒闭、银行间拆借利率急速上升、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率及股价急落等为主要表现，慢性衰退以一时景气回复，股指上升，但经济持续低迷为特征。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机构破产引发对金融市场的信用危机、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恶化，由于流动性不足银行惜贷，并波及到实体经济。慢性衰退是伴随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坏账增加引起的，金融机构为隐瞒坏帐追加贷款，企业增长减速使平均经济增长率降低，股市低迷。慢性衰退中，也会出现一时景气恢复，然而增速较低。金融危机和慢性衰退相互关联、相互交织。金融危机持续，对实体经济造成打击，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引起慢性衰退，经济衰退又催生新的不良资产，使金融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形成恶性循环。日本由于金融危机问题未及时解决，造成十余年的慢性衰退。

（二）注足资本及快速处理坏帐是应对金融危机和慢性衰退的有效方法

1997年至1999年日本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是注足资本，使金融危机平息下来，金融局势得以稳定，股价也有所回升。然而，资本注入治标不治本，如果不解决产生危机的根本――坏账问题及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恶化问题，危机还有再起的风险。对应慢性衰退的方法是快速公布并处理坏账。具体讲，政府应健全坏账监管机制，谨慎处理担保不足的坏帐，也可买入一部分坏账等。中央银行降息对景气恢复缓和慢性衰退有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二、从日本经验评价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处理

日本金融危机与目前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起因等不尽相同，但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一是泡沫都是在金融管制放松条件下金融试验行为的结果。二是都表现为宽松信贷环境下银行平衡表规模的扩张。三是都伴随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金融危机蔓延的路径也极其相似（金融机构破产引发对金融市场的信用危机、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恶化，由于流动性不足银行惜贷，并波及到实体经济）。不同点是日本资产价格泡沫是商业性的，美国资产价格泡沫是住房性的；日本以日元急剧升值为背景，引发长达十余年的通货紧缩，而美国则以美元的长期通胀性贬值为特征。以日本经验看本次金融危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各国公共资本注入等救市举措使短期借贷市场局势缓和

日本经验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足资本而使危机趋于平静。本次金融危机中也采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本的紧急救市措施，已初见成效，欧美信贷市场复苏的迹象开始显现。衡量货币市场信心和资金紧张程度的美元三月期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已从10月10日4.82%的高点降至11月7日的2.29%，这一水平是2004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二）金融机构潜在损失额还将继续扩大

有关机构纷纷全球金融损失预测，虽然预测值相差悬殊，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机构的潜在损失还将继续扩大。

英国央行10月2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金融体系因次贷危机损失或将达到2.8万亿美元。

IMF10月7日公布的《世界金融稳定报告》，将金融机构潜在损失额的预测值从4月的9450亿美元调高50%至1.4050万亿美元。金融机构损失率由4月预测的4.1％扩大到本次的6.1％，在损失率提高的2％中，投资公司债的贡献度为1.2%,优良资产担保证券（ABS）的贡献度为0.7%，显示危机正向评级较高证券蔓延。

（三）防止金融危机再发仍需加大资本注入

根据BLOOMBERG的调查，2007年二季度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银行及证券公司的损失处理累计额达6600亿美元，达IMF以基准情景推算全球银行及证券公司的损失额的78％。日本经验表明如注资不足，金融危机还会有反复发生的可能。因此各国政府继续联合一致注资举措尤为重要。G7会议后欧美各国公共资金投入额度约5200亿美元，其中美国为2500亿美元，欧洲为2700亿美元，其中已决定资本注入额为2200亿美元。据IMF10月7日公布的世界金融稳定化报告，世界各银行有必要增加6750亿美元资本。考虑到该值是IMF基于金融机构潜在损失额为1.4050万亿美元的预测值计算的，其公布的注资需求也有被低估的可能。

（四）坏帐公布处理速度直接决定何时摆脱金融危机及慢性衰退

虽然各国政府公布了金融救市措施，并纷纷降息、出台综合经济政策等，但从日本处置金融危机的经验看，单凭向大型金融机构注资、降息等并不能迅速缓解金融问题，因为它没有解决产生危机的根源坏账问题和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恶化问题。并且如果不经过坏帐公布及处理环节，金融市场虽可一时稳定下来，但还有危机再发的可能性。日本当年由于有意隐瞒坏帐，致使坏帐公布、处理迟缓，金融机构为隐瞒坏帐又追加贷款，影响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下降，经济持续低迷。吸取日本经验教训，各国还需要增强会计的透明度，公布包括证券化商品、金融机构对家庭和企业的融资坏帐，处理坏帐，并明确坏帐处理期限。坏账处理力度及处理速度直接决定何时摆脱金融危机及慢性衰退。

日本在金融危机时出台政策的速度与本次危机没有大的差异。而慢性衰退，本次次贷危机的事态表面化比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比要快。因为首先目前的坏帐多数是证券化商品，可以通过市场评价。二是金融机构资产披露制度比当时的日本要完备。然而坏帐状况依然不透明，情报公开将可能在今后才能开展。因此不能因为本次金融危机处理速度比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危机处理速度快就断言解决危机所需时间短。

（五）缓和慢性衰退尚需出台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

日本由于外部原因改善引起出口增加，带动景气回复，对缓解慢性衰退起到一定作用。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美国经济发生问题，其自身消费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通过出口回复，同时欧洲各国除英国外基本是出口主导的经济结构，因此美国经济低迷中靠出口拉动经济回复的可能性小，此外欧美还有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引发内部坏帐增加的风险，难以出现日本由外需带动的景气回复。为缓和慢性衰退，出台大规模的财政、金融政策对欧美将是必要的。

三、建议

（一）刺激内需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长期准备

这次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且衰退有可能持续2、3年以上，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也会进一步深刻化。建议我国在实施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扩大消费，增加内需。一要改变偏重于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分配模式；二要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三要完善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四要提高广大农民收入，增强广大农民消费能力。

（二）通过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赢得全球战略利益

在目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应充分利用如G8+3、G20等国际舞台，掌控国际经济秩序乃至经济秩序变动的方向，以赢得全球战略利益。建议可通过参与IMF的短期流动性机制，帮助确保东欧、拉美、亚洲等国有足够的资金来恢复市场信心及维持稳定，从而使我国发挥作用。

（三）运用充裕的外汇储备，进行多样化投资

一是借鉴日本过去几十年在全球进行资源、能源投资布局的经验，利用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在目前经济周期的低谷购入战略性资产，找准时机购买石油、大宗商品；二是支持有实力的大企业到国外进行股权投资，通过投资多元化降低外汇储备的风险。

（四）解决好房地产软着陆的重点难点问题

第5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华尔街风暴

全球金融市场在动荡中迎来了2008年，这注定又将是华尔街的一个“多事之秋”。从年初到现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大致经历了两个高危期。

在第一个高危期中，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陷入困境，最终被摩根大通银行收购。

3月14日，美联储宣布，对陷入困境的贝尔斯登提供紧急贷款。但贝尔斯登最终没能“挺”下去。两天后，即3月16日，在美联储极力撮合下，贝尔斯登以每股2美元的“跳楼价”将自己卖给了摩根大通银行。美联储则为这笔并购案提供了大约300亿美元的担保。

对于这起并购案，许多媒体均以“枪口下的婚姻”来形容，意指贝尔斯登虽万般无奈，但饱受资金短缺之苦最后只能委身于摩根大通。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财长保尔森事后说，之所以对贝尔斯登采取断然措施，并提供政府担保，主要当时市场对贝尔斯登破产没有任何精神准备，而贝尔斯登与其他金融机构有千丝万缕联系，其一旦破产，将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无法预料的打击。

尽管从救助贝尔斯登开始，美国舆论对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投行提出了质疑。但从效果来看，美联储的举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忧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次贷危机一度缓和，纽约股市也出现回稳迹象。4月份纽约股市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4.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9％。当月美国花旗银行、高盛和德国德意志银行的负责人均表示，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不过，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明显超出了外界的预料，也证明西方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对当时金融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进入2008年7月份，美国金融市场再度紧张起来：投资者开始担心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可能陷入困境。

“两房”是私有企业，但又作为“政府授权企业”享有各种优惠。次贷危机爆发后，有政府担保背景的“两房”地位更加突出。同时，为谋求更大市场，“两房”也大举扩张，发放了更具风险性的贷款种类，这导致亏损不断扩大并形成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

在过去一年中，“两房”亏损达到了140亿美元。“两房”股价也暴跌了约90％。9月7日，美国政府再度出手，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

保尔森的解释是，考虑到“两房”的庞大规模和对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两房”中任何一家企业，“都会使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动荡”，因此，接管两公司是当前保护市场和纳税人的“最佳手段”。

但“两房”问题只是第二个高危期的一个序曲，随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美国多家重量级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局势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

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银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17日，美国政府被迫对陷入困境的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高达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9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21日，美联储宣布批准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实施业务转型，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即普通商业银行。2日，美国监管机构接手美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并将其部分业务出售给摩根大通银行。

将今年3月份被摩根大通收购的贝尔斯登计算在内，次贷危机已使美国前五大投行全军覆没。华尔街正经历一场“世纪洗牌”。

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股市恐慌

在国内投资者安度7天长假期间，华尔街风暴带来的金融危机却仍然肆虐欧美股市。尽管经过百般曲折，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但是，市场似乎并不领情。国庆一周，美国标普500指数下跌9.4%，创下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更为糟糕的是，欧洲各国政府都被接连出现的金融企业破产危机所困扰：富通银行被政府接管生变、德国政府紧急注资国内房地产巨头500亿欧元、欧洲央行被迫继续向金融市场注资500亿美元、英伦银行亦宣布注资100亿美元。

由于德国房产巨头HRE及比利时富通银行纷纷被收购或被政府接管,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进一步加剧。10月6日，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法兰克福DAX指数和巴黎CAC40指数分别大跌7．85％、7．07％和9．04％。

在亚洲市场，日本今年8月份显示经济景气现状的一致指数比上月下降2．8点，降幅创下自1980年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日经指数大跌3．03％，收于10155．9点，不仅连续第四日下滑，还创下2003年12月以来最低点位。澳大利亚S&P/ASX指数下跌3.3%，收于4540.40点。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由于热钱的流出也纷纷暴跌。俄罗斯股市周一跌幅高达19．1％，6日上午因此再次停止交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会无处不在，新兴市场国家也难以摆脱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

受全球股市的抛售狂潮影响，道指昨日一度大跌逾800点。为挽救市场信心，美国财政部表示，将尽快采取行动落实国会最近通过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同时，美联储将大大增加向金融市场的注资力度以增加市场流动性。受此影响，道指跌幅收窄至369．88点，收于9955．5点。

上海股市尽管有融资融券试点消息的刺激，但由于银行、地产、煤炭等股深幅下跌，收盘跌去120点，失守2200点。

尽管证监会推出融资融券的利好，沪综指仍未摆脱海外股市重挫的阴霾，在周一大跌5．23％的基础上，周二一度大跌4．64％，尾市受降息利好传闻影响，最终仅下跌0．73％，收出一根低开高走的中阳线，周五再度跌破2000点。

第6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对美元失去了信心，美元本位面临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布雷顿森林协定》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美元与黄金共同构成国际储备资产。选择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是美国的强大实力使然，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在发生金融危机的今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终止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汇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变化而浮动。美国实施的这项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宣布一个国家破产。美国经济学家安迪森·维金有这样一段评论：“1971年，美国对世界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金本位的放弃破坏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以来所一贯执行的经济政策，而通货膨胀、失业和货币动荡由此成为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早期，动荡时代的序幕正式拉开，经济上是如此，政治上亦是如此。事后来看，这显然都是由于美国政府放弃金本位而造成的。当时，它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资本主义衰亡，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它却把美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的经济或许就此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衰退之路。”

一国货币的汇率由市场供求来决定，随之也就产生了货币升值和贬值的概念。在国际贸易中，货币升值和贬值各有利弊。货币升值有利于本国消费者，而不利于本国出口企业，货币贬值作用正好相反。现实情况是美元长期不断弱化，这样就很难说不会危害美国经济。

最近几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每年都高达8000多亿美元。这一赤字主要体现在贸易赤字，导致美国经济靠向其他国家的借贷来维系，日积月累形成了根本无力偿还的庞大债务。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借贷国和消费国，而不是竞争势头上升的储蓄国和生产国。虽然美国经济逐渐丧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但其大肆消费却一点没变，贸易赤字不断加大。而其今天之所以还能保持一定活力，主要是因为美元是世界储蓄货币，经济上的不稳定被无节制的消费所掩盖。

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承认他们的经济是不健康的，他们的决策是不正确的。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对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在美国，‘吼叫的20年代’的股票市场的繁荣是难于令人相信的。火车卧铺的服务员、家庭妇女、课余时间的大学生都买卖股票。在这个势头猛烈的‘多头’市场中，大多数的购买都依靠‘垫头’，这就是：购买1万元股票的人只要拿出2500元或少于2500元的现金，其差额用抵押的买股票的借款来支付。当奥明汽车公司或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票一天可涨价10%的时候，向经纪人借款所支付的6%、10%或15%的年利息算不了什么。”然而，“多头市场结束了。空头市场取而代之。正如多头市场靠着它的美梦而生存那样，空头市场也在它的噩梦中消磨岁月。每一个月数以十亿计的证券价值一扫而光，不但带走了赌徒谋取投资收益的资本，而且也带走了寡妇赖以为生的来自捐赠的本钱。像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热门股票从1929年的最高点261降到1932年的最低点21。名声较差的证券完全从价牌上掉下来，不值分文。”

无论美国经济向何处发展，全球对美元本位的信心丧失已是不争的事实，指望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拿出负责任的政策是不现实的。

二、不遵守市场规则是美国的惯用逻辑

按照一般的市场经济原则，货币流通量与商品的供给是相联系的，如果滥发美元，而流通领域商品数量不变，那么购买同等商品就需要更多的美元。也就是说，通过滥发美元，美国把本不属于自己的钱拿走了，而被拿走者又难有应对之策。因为美元是全球流通货币。

美国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偿还国债，以减轻国债压力；其次是政客们可以用此影响选举结果；再次是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最后是导致名义资产价格上涨，从而给公民制造一种创造财富的假象。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针对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曾经指出：“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同时他又说：“政府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都有和君主相等的特权，他们同样以新的贬值币，偿还货币改铸前借来的金额。所以这种措施，常有利于债务人，而有损于债权人，有的时候这种措施产生了比公共大灾祸所能产生的大得多、普遍得多的个人财产上的革命。”看来，亚当·斯密对当今美国人的行为早就有所预见。美国常常依赖于自己全球经济霸权的地位，一方面滥发美元，另一方面又强求别国货币升值，强行赖掉债务。

全球已有这样的共识，美联储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有很大责任，其常常利用美国独特的经济地位，能够隐蔽滥发美元于无形之中。美国滥发货币所引起的经济繁荣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储蓄根本没有增长，只是发行的钞票更多了。最终的问题是，这些不当的投资难以避免大量破产，进而引发经济衰退。因为真正的经济扩张应该是以实实在在的储蓄为基础的。

今天的美联储将弹性货币供给的概念转换成无限期的货币扩张政策，无论是经济处于扩张期，还是收缩期，它都是增加货币供给。事实上，美联储这是在制造持久性通胀，完全背离了设立该机构的初衷，所谓的弹性货币供给已演变成为单一的货币扩张。事实上，美国从不实行货币紧缩政策。

安迪森·维金在他的《美元的坠落》一书中曾经引用罗伯特·普莱切特在《征服经济衰退》中的一段话：“人们似乎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可以凭空制造出无穷无尽的价值。但是反过来说，这些价值也可以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们却会固执地说：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美国人重新品味这句话时，也许更多的感觉是苦涩。

可以这样讲，美国深陷金融危机难以自拔，是其毁坏信用体制、不遵守市场规则的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想必是美国当初没有想到的。

三、回到遵守信用的轨道上来是正确的选择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元的信用不同于从前了。化解金融危机，重振美国及世界经济，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恢复美元的信用。不能再走肆无忌惮地滥发美元，不参与生产、只进行消费的老路了。

（一）要控制好赤字规模

今天的美国虽说债台高筑，但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因为借债消费在美国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制度。然而，问题的根本是美国人还债的意识很差。美国政界和学界就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必还债，真正需要为此而担心的，是我们的子孙。今天，很多人会认为，债务并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在超过收入的情况下进行消费，也是一种不错的政策。”可见，要拯救世界经济，要拯救美国经济，美国必须有所改变，控制好赤字规模。

（二）要有节度地发行美元

滥发美元增加了美国人已无法承受的偿债负担。随着自二战以来建立起的美元购买力优势逐渐丧失，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体现在美联储不加控制的信贷以及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元一再贬值；其次是不断贬值的美元会导致美国购买外国商品的能力降低；再次是外国政府为抵消因美元贬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势必减少原来持有的美元储蓄；最后是越来越多的债务回归美国，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又无力负担。这种情况有的已经发生，有的必将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美元必须适度发行美元。这不仅对世界经济有利，最终也有利于美国自己。

（三）要改变滥发货币而造成的虚拟需求

本次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非常相似，最主要体现在全球性的资金转移，超过了借款人偿还能力，本质上完全属于贬值货币的贷款，而由其制造的需求是不真实的，是虚拟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貌似繁荣的局面，其实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虚幻生产力。最近的一二十年，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低糜，但都被其强大的美元掩盖了，并一味地沉醉于此，而对美元过度发行对货币制度的严重破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虚假需求却视而不见，甚至还固执地想用美元贬值来降低贸易赤字。现实情况是，这些努力最终都事与愿违。对于放弃金本位的理论，事实已经并将继续做出最好的回答，是错误的。这一错误的理论不会也不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需求，必须有所改变。

（四）要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

第7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全球化把美国的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各国,把世界经济拖人危机的泥潭……,各国为此纷纷出笼“经济刺激”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在成效显现之后又在研究刺激政策如何“退出”。中国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卓有成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V”型回复。

    全球化有两面刃:让大家共享荣景,也让众生共渡危机。在景气时,人们褒扬全球化之舞;在危机时,人们则转而质疑和垢病全球化。在危机后,我们对全球化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1.全球化有多大的推动力,就有多大的冲击力。

    全球化的载体有信息流、人流、商品流和金融流(包括资金流和各种金融产品)。

    信息流拥有顶级的流动性。网络化为信息流洞开了多维空间,全球涌流的信息宛如风流云散。金融流具有极好的流动性。现代金融市场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不断创新的衍生产品开创了广泛便捷的渠道。如果说信息流是“气”态的,金融流便是“液”

    态的,商品流乃是固态的,人流则是“生”态的。

    全球化增加了多少“流动”性,增强了多少流动力,同时也就潜伏着多少野性和破坏力。一旦这些流动性泛滥成灾,人们就会穷于应付。全球化为世界增加了广泛而便捷的联通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然而,全球化在顺境时具有多大的功效,在“流感”来袭时,就具有多大的传染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佐证。

    全球化使世界联成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局域的影响会很快扩散到整体。我们在享有全球化的成果和功效时,很可能也在增加系统的应力和风险。数千亿美元的顺差,5千万吨钢材的净出口,世界市场可谓大矣!可一旦美国人囊中羞涩,减少消费,世界需求不振,中国出口立马萎缩。看似很远的寒流,眨眼就吹到面前,冷入肌骨。

    2.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经济全球化始于商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渐人人才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的佳境。全球化为每一个人带来历史的机会,敞开未来的大门;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广阔的世界舞台,洞开无限的发展空间。

    但是,谁能真正把握机遇,谁能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谁才能最终享受全球化的大餐。否则,全球化带来的只是挑战和不幸而已。

    国家也是如此。全球化给你一个开放的世界,你得还之以一个开放的国度。外商会近悦远来,投资会纷至沓来,热钱会逐利而来……,可你得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廉价的土地,容忍某种程度的排放和资源的耗散……全球化会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问题是你将把什么菜捡到篮里?捡菜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分化和经济结构形成的过程,就是国际分工的过程:有的国家趁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有的国家借机逐鹿世界办公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制造了辉煌,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和问题。“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自造,从为洋人做嫁衣裳到更多地为国人制造畅销品,把过剩产能转向农村,转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品。“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智造。最好的转化过剩产能的途径是提升产能,剑指高端;跳出低水平重复生产、恶性竞争的红海,直挂云帆济蓝海一一开拓全新的更大的价值空间。

    中国要化挑战为机遇,必须把调结构放在首位,把扩内需置于要冲。经济增长则是随之而来的因变量。因为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GDP增速一般是不会低的,完全不必再大“保”其驾。明智的做法是稳增长,常常要提防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提防通货膨胀、提防经济过热!

    3.比特加速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加剧全球化的风险网络时代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网络搜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如人们早晚面对的三屏(电脑屏、彩电屏、手机屏)一样变得触手可摸。如果说丰富的比特之于全球化颇具加速效应,金融杠杆之于全球化则富有放大效应。金融杠杆不仅激发并放大了全球化的能量,也积聚并放大了它的风险。

    美国的住宅贵也罢,贱也罢,本与世界其它各国了无关系。可一旦它被债券化之后,从次级贷款衍生出一系列颇具创意的金融衍生品,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事态就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次贷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全球化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进而诱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金融领域虽然幸免于难,但出口通道却间接受到重创。

    金融有多大的创造力,就有多大的破坏力。金融杠杆的魔力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体量大。外汇的日均交易量高达3万亿美元,股票年交易量逾百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债券余额达到86万亿美元,场外利率衍生品(叮C)余额达到458万亿美元。

    金融体量远远大于实际经济体量。二是反应速度快。三是衍生产品多。四是关联性和隐蔽性强。

    太极生两仪。美国要去杠杆化,因为美国人把金融杠杆玩得太疯,杠杆率玩得太高,风险太大。

    “两房”曾经玩到60倍,投资银行玩到30倍。中国则应杠杆化。我们的金融杠杆还未充分发挥作用,住房公积金还远未发挥乘数效应。我们应该倒过来想、倒过来汲取经验教训:金融有多大的破坏力,就有多大的创造力。中国应有健康的“两房”、“三房”,也学学美国人,玩玩金融杠杆,只是不要玩到60倍,甚至不玩到20倍,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4.全球化不同情弱者,适者生存,强者发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强者才能驾驭潮流,得心应手。商品可以攻城略地,技术可以斩关夺隘,资本可以抢滩称雄,信息和文化同样可以洗脑掠色。强国会竭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压抑甚至取消弱国的贸易壁垒,而自己在必要时总会悄悄祭起贸易保护的旗帜。技术强大自会打技术牌,资本雄厚自会打资本牌。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看似强大,但只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下方,靠加工、代工,消耗资源、能源,通过出口取得一点微薄的收益,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营销通路大都假手他人,肥水外流;到头来,还背上一个“高排放”、污染环境的恶名。我们用制造品去交换美国的金融品(国债),把血汗挣来的“顺差”又借给美国人消费挥霍。吃尽亏,到头来还落了一个“高储蓄”的不是;美国人享用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反倒无理地数落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

    强国的货币流通为世界货币,强国的语言流行为世界语言。强国的文化也横行世界,拥有压倒的优势。中国要争取货币话语权、产业话语权,就必须自强不息,努力增强实力。只有发展了,才有发言权。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力是基础,只能以内需为体,出口为刃,而不能本末倒置,过于依赖出口市场。

    5.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责任。

    当个人不得不进行全球化思考,当企业不得不驾驭全球化轩辕,当国家不得不顺应全球化潮流,全球责任便应运而生。

    仅仅考虑气象问题是不够的。排了多少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只会造成酸雨,影响有限时空的气象。排了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温室气体,则是绝顶要紧的大事,事关气候问题,涉及生态大时空,关乎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的企业必须承担全球性的社会责任。在环境层面,就是保护自然生态,节能降耗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承担气候责任。在社会层面,就是保护社会生态,尊重劳工权益,遵守商业道德,促进社区和谐,承担慈善救助责任。在经济层面,就是保护产业生态,与上游建立战略资源关系,与下游发展战略客户联盟,努力打造一条共生共荣的产业链,实现合作共赢。

    世界各国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要进一步达成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共识。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取,全球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国际社会和产业生态)责任不可轻。各国不可能自扫门前雪,必须共管南北极地冰。金融创新、金融秩序和监管不再是哪一国的内务,金融杠杆稍动干戈就会影响到全球。

    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善用权力。美国前财长曾大言不惭: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

第8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实体经济；政策性建议

从2007年初开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全球信贷紧缩，与美国房地产的衰退结合和共同作用，导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快速放缓，并且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更糟的是从2008年10月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开始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难逃牵连，也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相对于金融经济，中国的实体经济收到的负面冲击可能更大，因为中国金融经济的开放程度低于实体经济，加之金融创新不足，金融制度和监管严格，因此金融经济的风险低于实体经济。

1.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给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民众收入增加等带来压力。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了9.0%，四季度增长6.8%，全年增长9.0%，放缓趋势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必然带来就业问题。据专家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大约1100万人会失业。调查显示，2008年10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形势开始严峻，企业现有的岗位流失，企业的用工需求下滑，农民工返乡比例大。2009年国金经济增长率为8%至9%，对就业的总体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加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大量出口企业面临困境。

而作为实体经济，至少受到三个渠道的影响。第一，进出口贸易。第二，外国金融机构极其他企业在华投资，三是国内相关企业的信心与业绩。下面，我将分别从中国实体经济在这场危机受影响的方面一一分析。

2.对外贸易企业面临困境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打击方面，进出口贸易首当其冲。主要表现是外部需求减少，本国出口情况变得严峻。拿美国，欧洲，日本来说，美国和欧洲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40%，日本占10%。粗略计算，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达到55%之高。可是美，欧，日因为受危机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冻结，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价格下调，这三大经济体几乎同时陷入了衰退。理所当然，中国的出口市场情况不容乐观，出口量急剧下降。而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根本无法弥补这三大经济体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减少。就美国单一经济体而言，据测算，当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率就会下降5%左右。并且，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倾向，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优势。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局又不断调低利率、还有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的做法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矛盾，导致了大量的热钱流入了中国，进一步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这样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被削弱了。并且还加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国出口贸易中有大约50%是加工贸易，在这其中进料加工和来了加工分别占有42%和8%。美元的贬值幅度加大，以美元为进价标准的进料产品价格上升，导致中国加工出品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以中国深圳市一些电子企业为例，2008年年初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上涨30%，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这其中大部分商品都用于外销，60%左右是销往欧美市场，可是金融危机时来自欧美的企业订单大幅度减少。在这情况下，中国沿海地带想广东，浙江等以服装、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外向型中等或小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虽然G20国首脑峰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呼吁各国不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但事实上为保护本国生产商和国内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贸易摩擦和争端也会增多，外贸形势就更加严峻。

3.私人投资状况不容乐观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中国各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减少，其中甚至有部分外资企业非理性撤出，对地方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据预测，从2009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净额从之前2007年的以万亿美元下降到53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新兴市场的经济体投资。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2月外商在华投资新立企业27514家，同比减少了27.35%。

从国内看，国内的企业投资受到了影响。一个方面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企业的收益预期明显下降，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也下降了。另一个方面是银行对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也在下降，导致了民间企业融资困难。

4.居民消费持续萎靡

一方面，经济的下滑会降低居民的收入预期，这回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金融危机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使人们对风险的恐惧程度上涨。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股市暴跌，使投资者资产缩水，削弱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造成了股市财富的“负效应”。

5.稳定我国金融体系的建议

5.1 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

外汇市场的改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更好的全方位服务。当今中国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币种还很少，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距甚远。为了更好的发挥外汇市场的作用，我国应该逐渐完善和夸大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以增加外币和外币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贸期权等我国尚不是很普遍的交易。是我国货币不仅仅单纯的盯住美元，欧元以及其他的单一货币。

5.2 改进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

过去，中央银行采取了过多得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需要确定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浮动区域，来简历一套标准的干预体系，给市场一个明确的干预信号。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干预措施，使汇率能够准确得反映市场的需求度。

5.3 改变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中的定位

商业银行需要做一个真正的做市商，来活跃外汇市场，而不仅仅是一个中介。最重要的就是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得汇率真正能反映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能够让商业银行在外汇市场中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即应该是作为直接参与者，而不是作为央行对于外汇政策的反应者。

5.4 适度把握符合国庆的金融开放节奏

金融开放对促进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正在向着成熟金融市场学习的中国而言，推进金融开放有助于提高本国金融对世界金融的适应能力。但是金融开放有风险，容易收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的风险的冲击。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国庆积极稳妥得推进对外开放。同时，必须认真考虑怎样能够更好地防范于未然。另一方面是谨慎的推进汇率制度改革。能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必须有五个前提条件做支撑。即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微观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有效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很显然，这些方面我们国家都有所欠缺。所以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也应当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相一致。

5.5 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

应对金融危机，不能单单依赖于一国金融监管机构甚至一国政府的措施，二十需要各国监管机构以及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也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经济调控，而且需要综合采取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当前应特别关注金融业所面对的不同的内外风险，对内严格控制金融综合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对外控制金融业开放的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在微观层面上，我国金融立法和监管机构应该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注意防范性通行风险。要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教训，未雨绸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浩.全球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J].化工管理,2011,10.

[2]孙维民.次贷风暴对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及相应对策研究[J].时代金融,2009,10.

第9篇：全球金融危机范文

中国政策指导思想及提法上的转变

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针对经济形势制定的。因此,客观准确地判断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形势,应是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和前提。我认为,对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应首先明确几点认识。

中国经济必定无法在此次危机中独善其身。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国际化,中国又形成一个外向型特征极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那种一枝独秀或风景这边独好的主观愿望并不现实。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外贸出口受阻造成的,具体表现为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自2008年四季度起已分别连续下降七个月和八个月,其中2009年前五个月下降24.7%和21%。在外贸进出口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8%,实现贸易顺差近888亿美元,同比增长15.7%。外贸出口下降不仅影响其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涉及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多个方面,也会对经济形成不利影响。因此外贸形势何时见底回升已成为我国经济形势能否好转的一个关键变量。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危”“机”并存。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首先,这次金融危机帮助我国解决了近几年来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难题,如自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即是经济增长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房地产与股市出现泡沫、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持续巨额增加、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等问题,多年来政府频繁出台了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以图控制,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现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从各种途径对我国的冲击,这些问题自然消失了,比如经济过热增长明显放缓,人民币升值暂时告一段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得到缓解,房地产与股市泡沫有所收缩,社会流动性过剩明显改善,等等,这不正是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吗?从我国经济的安全性考虑,我认为目前的宏观状况可能是近几年来最好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方面是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巨大,经济实力严重受损,国际地位、形象明显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国所受的冲击、损失较小,国内经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实力对比明显提升。加之中国目前仍然是流动性充裕,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制定经济刺激政策力保经济继续增长,令各国羡慕不已。所以,现在我国虽然在经济增长上遇到一些困难,但在对外比较中却处于较为主动、优越的最好时期。

金融危机产生的将是长远性影响。即使危机在两年之内能够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反弹,国际经济增长的格局、结构也会进行深度调整,预计将难以很快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繁荣景象,世界经济增长也许从此即进入一个长期调整的低迷时期。这里我们关键要认识到:金融危机就是对这种状况下矛盾长期积累的一个总爆发和总清算。对中国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那样一种经济增长状况,即美国照常负债消费,中国依旧生产大量消费产品以换取美元纸钞,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在近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同时在国内更会释放出等值的人民币流动性。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运行来说危若累卵,无论哪个环节破裂,均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因此,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越来越不平衡,并难以继续。因此,应从长计议,由于市场环境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并且长期恢复困难重重,所以,需要我们从现在起积极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与需要,适时进行有效的调整,力争在更高水平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需要关注和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

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

由于30年来我国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消费市场,因而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而明显。这样,我们在确定国内经济增长目标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而不能脱离这种约束条件,一厢情愿地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比如,2002年之后至2008年我国经济连续保持双位数高增长,近六年平均超过11%,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平均不到5%,彼此相差约6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严重衰退,2009年出现负增长已成定局,最近世界银行更是将其预测值由原来的-1.7%调低为-2.9%;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自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影响,并有可能从外需下降和外资流入减少两个方面形成负面冲击(造成外贸出口和国内投资需求减弱),从而产生放大效应。目前,从德日等出口大国来看,其经济下滑更为严重,即是一个例证。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尤甚,所以应对之策的关键点是要弄懂该如何在寒流的袭击中安全地保存自己,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尤其不要形成天灾人祸。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从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亢奋状态中平静下来,而不能沉迷于那种已逝的幻景中难以自拔。这里要特别强调“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随着应对金融危机思维的调整,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或“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各类提法中,应将“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实,这样才能与相关的政策思维调整相协调并统一起来。

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

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至关重要,这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人民币事实上存在与美元挂钩并长期低估的问题,遂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低廉并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重要目标,从而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并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现象。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才使美元收缩以求自保及避险,从而出现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急升20%以上,结果致使人民币尽释原来积累的升值压力,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即目前仍然维持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大约6.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并从此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也保持大体平衡。

这种汇率均衡状况的意外出现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市场汇率的均衡点,切不可再度轻易丧失即人民币偏离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因为若人民币像过去那样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收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我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且其背后则造成我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2000年出现的情况,那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局面将更加危险。因此,找准和把握好人民币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和前提。

保持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用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加以配合,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外贸出口并延续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国内资产形成严重泡沫。

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

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影响明显,甚至可视为晴雨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出台政策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在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时期又会出台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我国正好经历了这么两个不同的阶段,其对房地产市场的抑制与刺激政策可谓表露无遗,与其他国家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造成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如果这些政策真像政府所预期的那样见效,那么势必造成房地产市场也随之大起大落、忽冷忽热。因此,无论是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增长,还是采取刺激性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从短期来看也许是有效的,长期分析却未必是对、是好。

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其着眼点应放在满足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上来,稳定价格、稳定预期,宁可冷一点,也不宜过热。核心是拒绝“炒房”,防止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为此至少应坚持两条: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资购买中国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击国际热钱追逐人民币资产,从而避免形成人民币资产泡沫。澳大利亚政府即长期坚持实行此类政策。第二是各级政府出让土地必须实行公开拍卖,所得款项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专门设立的公益账户,用于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及经济适用房开发的资金来源。同时要对外公开土地收入的来源与用途情况,实行有效的社会监督。这里的关键是改进公开拍卖的方法,要学习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开网站上公布所拍卖土地的所有信息资料,由房地产开发商实行网上报价与竞价,价高者获得,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为。

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不少中外学者达成共识:从人口、地域、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完全依靠境外市场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一国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能进行简单的单项调整或转变。现在若我们设法改变这种增长模式,首先就需要明确发展目标,进行战略性调整,而其保障即要求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深彻的改革。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顺应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就倍加困难,达不到预期目标。比如,金融危机后我国遭遇出口下滑并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刺激内需,试图增加内需以弥补外需的不足,但始终内需难以启动,无法有效弥补外需下降出现的缺口。

许多中外学者把中国内需不足归结为中国人的储蓄偏好,而储蓄率过高则与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从逻辑上看这种推理无懈可击,但在上海有位年轻的香港朋友却以他在上海开珠宝商行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基本上是个伪问题”。他认为根本问题分明是社会税费负担过重使然。为此,我们特地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占人均GDP的比重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做了一个对比,结果不出所料。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美、日、德、英、法、意等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均在60%以上,美国则高达82%多,而中国只有46.6%。这说明中国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有一半以上并未分配到个人手中,而是由政府、垄断机构等集中或消耗掉。这就是中国启动内需的困难所在,即基础问题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不科学、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结构性难题,社会保障不健全只是一个其次问题。

因此,如果长期着眼,将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就需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而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彻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经济管理制度问题。

如何确定改革的着重点

需要确定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未来取向都必须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之路。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尽管本次金融危机也存在市场化过度造成的问题,并在西方有学者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市场化远远不够,还未能有效地发挥市场在组织和配置各种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碍市场作用在中国的有效发挥,主要即是行政体系的顽固控制和垄断使然。

因此,在中国坚持市场化取向,首先就需要“去行政化”。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缩小和减少政府的规模,将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利限制在一个最小的合理范围之内。具体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层级和数量;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数量;坚决实行政务公开;明确行政审批权与设置权分离;行政权利的设置必须走公众听证程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最大限度地简化财税体制、减轻税赋;各级统计部门可由地方“块块”管理划归中央实行“条条”管理,这可相对减少经济数据的不实统计。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市场化”已取得部分成功。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重点突破两个堡垒,第一是打破行政或行业的垄断行为,在大的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体制下对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文化等行业的垄断经营。第二是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这主要就是上述垄断行业的价格控制。直至目前为止,我国在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行业的价格形成过程中,不是依据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形成的市场浮动价格,而是由行业垄断或行政管制确定的“官价”。这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要求石化、交通、电讯等打破部门管制和行业垄断并实行真正的市场定价,自然不能放过银行利率的市场化问题。否则对社会就是一种不公平。总体来看,我国利率市场化问题提的早却行动慢,说的多却做的少,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步伐,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合理的扭曲现象,社会融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便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是由市场竞争主体依据市场竞争规律而形成的浮动利率。惟有如此,才能说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具体实施起来也并不复杂,可确定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大致实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做了较好的准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条件已基本成熟,现在该到了勇敢突破的时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惟此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社会中的一些扭曲现象才能够得以有效化解。实行利率自由化,是我国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础与前提。若利率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终将难以完成,甚至是一句空话。

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7.37万亿元,这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毋庸置疑,在当前应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这种巨额的信贷投放自有其必要性,但长期来看却无可避免地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膨胀会引发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二是出现资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而随着这两个问题的来临,必然会重启宏观调控紧缩政策,那时就可能使许多投资项目因抽紧银根而陷入困境,便带出第三个问题:已开工的投资项目难以为继,又将产生一批“烂尾楼”、“半拉子”工程等,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出现类似1992～1993年面临的情况与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大量投资行为所产生的问题。在前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正是各级政府热火朝天搞建设、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火热年代”。当中的奥秘所在就是同期兴起的所谓“土地财政”,即随着中国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现象,导致各级政府掌握的土地资源及其价格成倍猛涨,从而产生暴利,额外为各地经济建设筹集了大笔建设资金。但金融危机使这种状况突然中断,土地出让减少并且售价一落千丈,因此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从2008年之前的“收大于支”转变为之后“入不敷出”,类似经济状况,也有一点冰火两重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