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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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享有“中国西南的最后一片净土”美誉的泸沽湖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之间，湖面海拔约2690.75m，面积约48.45平方千米，最大能见度12米，周围植被繁茂，景色迷人。她更具魅力的是泸沽湖周边的摩梭人特殊的“走婚”风俗和“母系”继承制度及其社会组成形式，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磁铁般地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在欣赏美丽山水的同时体验人文历史。泸沽湖的旅游业从起步到现在，经历了自主和政府主导的不同阶段：自1990泸沽湖开始被广大国人所认识，从而进入到了旅游业自主发展的时期，游客逐年增加，但因为没有相关部门管理监督，管理想当不规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现象，处于混乱发展状态。甚至出现争夺游客的情况，严重的出现打架的情况，游客“被宰”也偶有发生。更加出现以走婚为名义的，这不仅影响了旅游业的纯洁性，对环境资源和文化的保护传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4年央视曝光了泸沽湖旅游管理不规范和变相问题。泸沽湖旅游业进入到了政府主导时期，政府工作组开始专项整治泸沽湖的旅游行业。经过大力的整治和良性发展，与文化生态旅游有关的规章制度也逐步完善，除旅游区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外，每村都制定了自己的村规，依规行事，各司其职，云南泸沽湖旅游的各项内容正在逐步完善。

二、当前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的现状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泸沽湖地区的主体，旅游已成为沿湖村寨的主要经济来源，摩梭文化、摩梭人文已成为一个商业品牌，不断在吸引更多的游客。沿湖村寨家庭积极参与旅游活动之中，这样为泸沽湖地区的公平参与，规范化管理提供了便利。随着商机的不断扩大，泸沽湖地区外来经商和打工人员已经有超过村里原住人口的趋势，许多外地人也穿上摩梭人的服装，装扮摩梭人已图更多的利益。当前非摩梭人从事摩梭文化旅游业的人员已经逐步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与他们一起从事旅游的周边行业，他们认为他们说已经是半个摩梭人，并已经开始采纳摩梭人走婚的习俗和母系大家庭制，逐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至于经商的外地人，给当地的摩梭人很多了优惠和便利，许多摩梭人与外地人建立起良好的共赢关系，互惠互利，营造了良好的局面。泸沽湖自然景观和摩梭人文传统对旅游业的重要性已经深得当地居民的认同，当地居民通过系统的学习，规范的引导已经开始正规的接待游客、吸引游客，同时泸沽湖开始重视村寨及周边的环境卫生和生态保护，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建立的摩梭博物馆和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为当地的摩梭文化保护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地旅游业所依靠的摩梭文化已经愈加重要性。摩梭文化还具有包容性较强的特点，藏传佛教文化和游客带来的消费文化相互交融也引起当地人士的关注，如何合理保护当地文化，如何融合外来文化，如何从传承摩梭传统文化，如何保护泸沽湖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当地人和很多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保持当地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人类学视野下的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思路

（一）以发展人类学为指导开拓合理的发展模式发展人类学强调发展的目的是帮助落后地区的人们摆脱贫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而不是以善意的面目掠夺当地资源，并最终造成当地环境恶化的情况。发展人类学倡导的是上下齐参与发展的模式，并强调在发展过程中研究使用本土知识，强调发展要适应于当地的自身特点。当前泸沽湖发展战略“决战泸沽湖，打造女儿国”为口号，打造自身的发展特色，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其参与共发展的战略模式，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是立足于大旅游、大产业的经济运转模式，发展存在一定的约束，不能充分重视当地的人文传承，无法真正的平等对待当地普通居民，当地村寨也很难融入到当地旅游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开拓合理的发展模式，在制订发展模式时，科学规划，耐心征求当地居民的建议，并充分认识到当地情况，倡导利民利旅游的发展模式。因此要以发展人类学为指导，开拓合理的泸沽湖发展战略，不仅要在注重齐参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要强调立足当地人文特点的发展战略，遵守发展人类学的基本规则。

（二）创建社区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只依赖于泸沽湖地区迷人的自然景观，还要有赖于当地友善的居民、有效的社会治安、良好的管理及其它基础设施等。以社区为单位的旅游开展，不仅会促进泸沽湖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会加快泸沽湖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社区参与不仅仅指当地人参与相关活动及提供就业机会，更多的应该是以当地社区为单位、为单元更好的为旅游业的方方面面提供便利和更多的参与并谋求更加合理的发展模式。国外学者墨菲在1985年的著作《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并在书中强调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同时系统的阐述了社区应当如何参与旅游业。也有学者认为社区旅游是指通过旅游业的开发、建设、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全面发展的旅游开发模式。这样社区与旅游相互影响，吸引顾客，吸引眼球，并在此过程中影响社区生活，故应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和决策制定作为一种发展规划模式，充分考虑他们对旅游的有效建议并反映在总规划中，从而减少他们对旅游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的反感情绪，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使规划更加能够顺利实施。

（三）完善共生运行发展模式赋权是人类学研究发展的理论基础和长效方法，泸沽湖地区的发展应处理好相关方面的利益，构建和谐共荣的共生共赢模式。首先要处理好相关方面利益关系，并以此为纽带，加强民族村落以及泸沽湖流域政府的合作，努力在环境资源、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和通讯网络等各方面实现真正的共享，实现互惠共赢。其次要创立合理的协调机制，构建顺畅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促成生态环境齐抓共管，权益有力保障，创立共建品牌和形象的良好局面，保障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合理征收生态破坏税或生态建设税，为湖泊的生态修复与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确保高原湖泊环境健康优美与可持续开发利用。

四、总结

第2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生态文化，具有抽象与具象两重属性。前者可理解为意识形态，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后者可以表征为物质或非物质实体，即生态文化载体。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体对生态文化内化(共同的生态文化认同)与外化(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生态实践)的过程。生态文化载体作为社会主体与生态文化关联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着力点。对一个具体地区，其资源与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了生态文化载体的多样性。立足社会背景，依据公众需求，对依托自然人文资源的生态文化建设载体项目进行统筹而长远的综合性部署和安排，这一过程即是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它是一定时期内城市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是在新形势下从生态文明角度对城市各项资源与建设的整合。生态文化建设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其建设规划的范围体现在市域范围。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目的是:通过对市域生态文化资源基础、公众需求和社会状况的综合调查分析，制定契合于该地域的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与具体项目，兼顾资源优化和以人为本，保证生态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协调，使该地域生态文化建设统筹有序地进行，实现生态文化被社会主体内化，引领社会主体将其外化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相关实践力。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可分为长期规划与短期规划两个时间段［3］，长期规划时间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相符合，短期规划时间依据该地域生态文化建设项目实施的可行性进度加以确定与控制。

二、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步骤

从规划开展的操作层面上讲，对一个具体地域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大体的实施步骤可以分为资料收集、现状调研、规划制订、后期反馈4个环节［3-5］。

(一)资料收集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需要立足该地区的客观资源与环境情况，需要服从该地区的发展战略与总体规划，需要切合该地区的相关专项规划。资料收集应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文本、电子、图片等图文资料的收集;二是实地资料的收集。1.图文资料收集图文资料收集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该地区相关发展战略与现有规划，主要包括①发展战略规划(五年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林业发展战略规划等);②土地利用规划;③城市总体规划;④重要的专项规划(如绿地系统规划、旅游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或文物古建保护规划等);⑤相关部委(国土、林业、园林、城建、旅游、水利、交通、环保、气象等)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同时应包括该地区相关环境条件与现有资源，如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文、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专项性的基础资料。2.实地资料收集结合收集的书面、电子等图文资料，通过实地调研的形式，对该地区的资源重点分布地点与建设关键地点进行考察与记录，充分掌握该地区各项资源与建设的现状情况。

(二)现状调研

现状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以期充分掌握该地区社会生态文明的现状并分析存在原因，梳理生态文化建设对该地区的作用，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方向性参考。以西安为例，在西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现状调研中，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生态意识作为了解社会生态文化现状的视点，围绕公众对生态状况的态度、对生态危机的看法、对生态行为的选择、对生态影响的认知4个方面设计问卷并展开调研。调研的结果显示，西安公众生态意识的基本感知已经具备，但由于缺乏全面的生态认识、相关的政策、社会的带动及经济的基础4个原因，生态意识的引领作用还不明显［6］。针对这些问题，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方向性亦能明确，即是生态文化建设要提供生态认知的影响力、生态决策的实效力、生态活动的带动力、民生改善的促进力。

(三)规划编制

在充分掌握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具体规划内容的制订。具体的规划内容分为3个大部分:一是结构布局，二是空间布局，三是重点工程。从进行的顺序来说，首先是依据该地区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研究，其次是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研究，最后以此总体布局为契机，依据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实际背景情况规划对应的重点工程。三者在操作时间上相对独立，但内容上交叉叠加，最终形成规划地规划期内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

(四)后期反馈与评估

在生态文化建设规划通过评审进入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随时依据具体情况与实际碰到的问题对规划进行反馈与调整，使之因地制宜，更加符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发挥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对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作用。同时，结合城市生态文化现状分析，对规划建设成效进行预测评估，说明规划的可行性与实施效果。

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内容

如前所述，规划制订的内容分为3个主体部分:一是依据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二是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三是立足社会背景的重点工程规划。3个主体部分的逻辑关系可以类比为庭院建设过程(见图1)。

(一)依据社会需求的结构布局

生态文化建设是以生态文化载体的塑造为切入点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结构布局是指以主导功能为类别体系划分标准，对生态文化载体进行梳理，归并建立生态文化建设内容的框架［7］(包括4大体系及其下包含的相关子项目，见图2)。依据社会需求是指根据公众对不同体系的认知度，确立各个体系间建设的大体定性比重，由此分析生态文化建设重点对象。同时依据公众的偏好度，确定不同体系下所包含的子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和建设形式，由此分析生态文化载体工程的建设方式。依据社会需求确定的结构布局是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重要前提，是空间布局与重点工程规划中需与资源基础及社会背景结合考虑的重要指向性依据。社会需求的了解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网络、电话等调研为辅。以西安为例，在西安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对公众生态文化认知的调研［6］，主要从公众的理解层面和实际选择层面展开，调查分析公众对不同生态文化载体类别的接受与解读程度，分析公众对不同生态文化载体类别的接触与主动选择程度。调研表明，西安公众能够理解也乐于选择的生态文化载体，主要集中在感知体系和社会活动体系内，故该地区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应该着力考虑二者的建设比重，在空间布局与对应重点工程的确立中，重视森林及重要森林公园、湿地及重要湿地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化社会活动的开展。对公众生态文化偏好的调研［6］，主要立足生态文化建设内容元素的框架展开，以市域、建成区、自然林水环境、遗址空间为切入点，进行感知体系下观光、科普、康体、趣味、运动、文艺创作等具体项目喜好度的细分调查;以互动型、公益型、创意型、节庆型、体验型、倡导型、学术型等典型的生态文化社会活动入手，进行活动体系下不同活动类型喜好度的细分调查;以教育途径与教育内容为切入点，对传媒式、课堂式、户外式、展馆式教育等项目进行了细分调查;以目前状况与包括内涵、设计、属性、品牌、推广等在内的发展定位入手，对产品体系下的自然实物类、仿生类、传媒类、文艺类、保健养生类生态文化产品进行了细分调研，以此确定该地区公众对不同生态文化载体体系下所包含的子项目的偏好度，从而为生态文化建设重点工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提供依据。

(二)依托资源基础的空间布局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空间布局是指在综合分析规划地区的地形地貌、资源分布、城镇密度等的前提下，对生态文化载体在该规划地区范围内做出的“落地”的过程，最终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以南京为例，在南京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一是重点分析了市域土地利用布局、城镇体系分布等市域概况;二是重点分析了南京的森林、水系、湿地分布等区域资源分布概况;三是重点分析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城区绿地等在内的市域范围内已建成或规划建设中的绿色公共空间的分布，以及主要历史遗址分布等重点专项元素的分布。在分析完成以上内容的基础上，将所得每项内容的图件叠加，综合分析得到生态文化建设规划资源基础空间综合叠加图，主要形成4类典型色块区域(如图3所示)。红块，表示城镇建设较为集中的区域。以该区域为中心的范围即应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范围，建成区中心主要将生态文化建设融入城镇居民的日常游憩与郊野休闲，建成区周边郊区主要将生态文化建设与自然的回归与体验相结合。紫块，表示包括历史遗迹、地域文化用地等人文资源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该区域需重点筛选出核心人文资源，将生态文化建设独立而有区别地融于历史与地域文化的传承中。南京的人文资源禀赋极高，但就其生态文化建设而言，一方面，较之以历史文化内涵为核心、开发成熟度已极高的秦淮文化、金陵文化、红色文化遗址地，围绕中心城区的明外郭遗址与秦淮新河更具有建设意义和建设潜力;另一方面，南京文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花文化，典型代表如平顶山的茉莉花文化、梅花山的梅花文化、灵谷寺的桂花文化、固城湖的荷花文化，其发掘和文化基地的建设更能体现生态文化的本质。绿块，表示包括森林，及其重要的森林公园、城市绿地等绿色空间较为集中的区域。该区域是以森林资源为载体的森林生态科普、生态体验等森林生态文化形式的重点建设地带。蓝块，表示包括河流、湖泊，及其重要的滨水公园的水系区域。该区域是以湿地资源为载体的湿地生态科普、生态体验等湿地生态文化形式的重点建设地带。对于南京，以城镇集中区域为中心，包括紫金山、梅花山等在内的钟山风景区，玄武湖，雨花台等城镇建设用地核心地区，应该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一个极核。老山作为近邻极核的最大自然山体，自然与人居交融。而金牛湖、固城湖等远郊水域，山水自然风光保存完好，其均应成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区域。因此，南京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空间布局框架为:以玄武湖与钟山风景区为极核，一方面围绕极核形成一条秦淮新河—明外郭百里生态文化走廊带;另一方面向南北方向、东西方向延伸，分别形成两轴:东西方向以老山—紫金山—雨花台和玄武湖—金牛湖为纽带，贯穿森林文化与湿地文化的都市自然文化轴，南北方向以平顶山—梅花山—中山陵—高淳为纽带贯穿花文化的名花文化轴［8］(如图4所示)。

(三)立足社会背景的重点工程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的重点工程是指在生态文化建设规划空间布局已确定的基础上，立足社会经济、生态建设的关注点，在总体空间布局框架内，对应选取规划期限内对生态文化建设起关键作用的建设点，确立在规划期限内重点建设的生态文化载体。以江西九江为例，在九江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中，依据九江的资源基础确立了其生态文化建设“两核、两带”的空间布局(见图5)———以贯穿其城市集中区的长江为轴线的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带、以鄱阳湖及其支流修河为轴线的鄱阳湖流域生态文化带、以庐山西海为主体的水域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极核、以庐山为主体的山体森林生态文化建设极核。在此框架上，依据目前九江的城市建设现状和未来城市发展规划与发展走向，对应确立了4个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工程。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带，对应打造城市滨水生态文化建设工程。其关键建设点主要选取对九江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江沿线，以及目前大力投入建设的八里湖两个地区。其中长江沿线主要是以反映洪水的历史生态警惕为主题的已建成的抗洪广场、以九江浔阳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已建的浔阳楼和再建的琵笆亭为主要建设对象，构建长江生态文化园;对八里湖地区主要从人居角度考虑，集合公众日常游憩、健身、休闲、社交需求，创造城市居民勿需远行便可享受的亲水的自然环境，构建八里湖生态文化园(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鄱阳湖流域生态文化带，对应打造鄱阳湖湿地生态文化工程。其关键建设点主要集中在自然水域气息浓郁的鄱阳湖与修河两个地区，以九江鄱阳湖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原生态湿地、候鸟、环湖的遗址与古镇等历史名迹，以及以修河代表性的河源性湿地为主要对象，构建鄱阳湖水鸟文化园、湿地古迹风情路线、鄱阳湖湿地博物馆、修河湿地文化走廊(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以庐山西海为主体的水域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极核，重点选取其休闲、游憩资源，建设自然捕风地、户外游憩地、天然疗养地、滨水运动地，对应打造西海休闲生态文化体验园建设工程(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以庐山为主体的山体森林生态文化建设极核，立足庐山景区目前已经具备的知名度，以其生态建设现状与文化建设现状为基础，将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工程范围扩展至大庐山范围，整合其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展开庐山森林浴场、植物教育基地、地质教育基地、森林博物馆建设，对应打造大庐山生态文化综合体建设工程(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九江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

四、结语

第3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一、佳木斯大学校园文化与生态文明现状调查

理工类学科的学生虽然都很重视高校校园文化的的发展建设，但对于实际该如何建设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内容不甚了解，这可能是由于理工类学院通常的教学内容中较少会涉及到关于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所以生态文明内容也就很难被理工类学院的学生所关注。文史类学院的学生由于其学科特性的原因大部分学生都能够重视和支持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文史类学院的学生与理工类学院的学生的不同，在实践项目的访谈中体现得更加明显。通过访谈的方法询问一些学生，了解到他们心目中的校园文化建设和他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访谈中文史科学生心目中认为校园文化应该多元、包容并且和谐，这样也能使学生更加适应校园生活。这与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和谐共荣是一致的。但是当问起生态文明的内容，学生并不是很了解，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只听过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但是并不知道具体代表了什么含义，就更不用说参与到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了。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内容的了解不比文史科学生，只有少数环境地理科的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内容有比较高的理解。除此之外其他理工科学生对于生态文明内容的了解程度就捉襟见肘，都表示不太了解。访谈中有一少部分学生了解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且也知道近年来我校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一些努力。但也并不是很深入了解生态文明理念和它对学校和学生的内外在作用以及校园文化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访谈中发现的问题其实不能归咎于学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发展比较晚，学生对其理解也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访谈中也能发现学生对于其发展还是有比较大的信心的。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内容和内涵也是提出不久，这也就导致了学生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内容还不是很普遍很深入的理解，但这也说明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工作不足。不过访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学生对于校园文化和校园文化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前景是有信心的。学生提到了校园文化应该和谐，我们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了学生认为校园文化中应该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因为生态文明理念中，和谐是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理念中包含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和谐共荣发展。学生希望校园文化中更多和谐可以理解为学生支持校园文化中加入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容。生态文明和校园文化的建设不仅仅要靠全体师生的努力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校园环境作为校园文化的直接表现，其重要的意义不言而喻。关于佳木斯大学的校园环境，我们通过硬件设施统计，来调查佳木斯大学校园文化的环境现状，通过实际对佳木斯大学1区A、B、C、D院的实地考察，调查结果显示：佳木斯大学绿化覆盖率为A院35.8%，B院47.8%，C院21.6%，D院25.2%，总绿化覆盖率为25.8%；体育运动场所12所、教学楼15栋、寝室楼19栋、办公楼2栋、草坪18块、校医院1所、食堂6个、国际饭店1所、教辅场所13所等。另外校园内植物的种类也不是很丰富，数量也不多。由此能看出佳木斯大学目前的绿化情况不是很理想，总绿化覆盖率只有25.8%，远远低于校园总面积。我们认为绿化面积占有校园总面积的50%以上为优等，25.8%的绿化覆盖率远远低于优等水平。应该适当的增加绿化植被和增加植物的种类。但增加的同时要注意佳木斯大学的自然地理条件引进合理的植物物种一定要符合实际，因为植物的生长是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种植植物将事倍功半。佳木斯大学的教学和教辅场所比较多，但通过调查发现在这些场所中并没有任何关于生态文明的内容，这说明我们学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的建设还很不足。草坪有比较多被破坏的情况，说明了部分学生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是很高，需要我们宣传和深化的生态文明内容还很多。

二、具体对策

通过上述的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查我们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佳木斯大学的基本情况，并针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采访了一些专家，让专家也想出一些对策，并将这些建议提交给了佳木斯大学的高层领导、学院的中层领导和基层教师，他们对我们的建议提出了改进意见并进行了指正，对某些建议的可行性也进行了考量。通过此次的调研我们了解到综合性大学在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遇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大都是可以克服的。综合性大学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其与普通的高校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综合性大学学科覆盖广，专业种类繁杂导致学校内的学生对于校园有着不同的需求，所以对于综合性大学的校园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建设，不能单一的在校园文化中生硬的加入生态文明内容，应分文理科根据不同实际来制定具体措施和计划。理工类学院的学生其生态理念的发展比较滞后，这也是由于在大学的课程几乎全部属于其专业课程及专业基础课程，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没有渗透生态文明的内容。所以对于校园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趣和认识不足，对校园文化改进的建议也比较单一没有过高的要求。对于理工类学院的学生学校方面应该在其课程中适当的加入一些有关于精神文明健康的课程诸如生态文明建设等，使学生的的思想理念有所提高，使理工类学院的学生也积极的参与到校园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作者：朱帆 张虹萍 单位：佳木斯大学

第4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视觉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获得信息的一种重要的感知方式，也是人类接受信息量最大的一种知觉工具。室内设计首先是要通过装饰材料、图案、色彩、灯光等元素所组成的视觉表象，使人们认识这个空间，并从中获取大量信息。

1.1情景重现

在楠溪江古村落里，有许多能体现前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这种建筑方法在目前的21世纪生态设计学术界有很高的研究与借鉴价值。比如在古村落里随处可见的四合院内铺设的透水砖地。浙南的夏季漫长而燥热，透水砖地能使地面保持凉爽、清洁、不起尘土。庭院内地面中间微高，两边低，雨季时雨水会顺势流入两旁的阴沟，地面不会积水。砖缝里有可爱的小草挤出，起到防滑的作用，视觉上青石与绿草映衬着，透出清新的气息。蛮石、青砖、青石板等材料在楠溪江随处可见。利用丰富的楠溪江地域材料和传统工艺，不仅降低了成本造价，更多地发挥本地工艺条件的优势；而且大量使用地域材料，进一步强调了材料本身的质感对比，巧妙利用材料原始肌理所具有的独特效果和美感形式，使室内空间环境气氛具有独到的地域魅力（见图1）。几百年前，人们就致力于设计和建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且美学效果极佳的人居环境，这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产，作为设计师应尽力将其展示出来。设计师可按古建筑的布置原则将各种历史构件复原，创造出现代空间的历史片段和场景，给空间中的体验者以身临其境、穿越时空的享受。在江南阿二美食坊餐饮空间设计中，通过对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形态、色彩和图案的运用，就地取材，构成有地域特色的室内空间环境。这种通过地域性室内设计诱导所散发出来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时空场所改变后的再次视觉重现，使体验者无时无刻地感受到浓烈的地域风情的同时，得到淳朴敦实的心灵感受。这也是基于楠溪江古村落建筑文化的生态室内设计最明显的设计方法。

1.2元素提炼

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装饰艺术图案简洁朴素、自然灵巧，充满生活气息。各种形式、各种纹饰的石雕柱础、木础和木雕隔扇与斗栱昂头、各种花纹与人物砖雕照门楼、漏花墙等，都是地域文化艺术的集中写照（见图3、图4）。在室内设计中运用传统的装饰图案元素可丰富设计的内容，深化地域文化内涵。但是，如果只是利用各种中式传统装饰图形图案来予以表达就会显得雷同而无意义。比如图5的作品，乍看美轮美奂，细看却难免落入堆砌的俗套，华而不实，真正的奢华应该是质佳、大气的。元素提炼要求设计师运用生态的室内设计手法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元素进行分析、概括、吸收和消化，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具有地域性文化气息的空间氛围。许多地域性的元素特征也有可能是繁冗复杂的，不符合现代生态的的设计理念。设计师要理解其深厚的文化涵蕴，懂得取其精华，适当地进行抽象简化的再创造，使其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具时代特色，表达更有新意的地域文化。

2行为动“象”

中国古代把空间艺术理解为过程艺术，既注重形象的空间完整性，又着重揭示这个完整性的生成过程，寓动于静，寓时间于空间[3]。空间设计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东楼（见图6）的内部景观：“他展现了诱导访问者穿越充满着视觉诱惑和惊奇、如迷宫般悦人景色的专业技能[4]。”贝聿铭探索了在一个空间中的多重视点的理念，在这个空间中的获得一种既独立又连续的景观，其实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园林的布局和形态的艺术。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习性不同，呈现的空间结构和布局也不同，室内空间布局也就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空间布局带有明显的地域人文特征，有着简明的组织规律，庭院前后串连，层层递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见图7）。浙南地区人民性格含蓄婉约，这种布局适合地域人民的精神需求，也具备较高的心理舒适度。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的整体空间布局借鉴了这种手法（见图8），从前庭穿过隔音门和隔尘门后进入豁然开朗的大堂，南面的玻璃幕墙，保证了大堂的日间自然采光，节约能源。经过左右两个小门，来到中庭，中庭光线幽暗静逸、气氛与大堂截然不同。中庭的中央是一座玲珑剔透的亭榭，体现鲜明的浙南地域建筑形态，但采用现代建筑装饰材料和技术（见图9）：小亭的柱子和梁采用黑色烤漆玻璃包面，四周用钢化玻璃进行围合。小亭的四角有四个青石地灯，整个中庭几乎只靠这四个地灯进行照明，体现设计师的节能理念。中庭与露天的后院用玻璃门隔开，后院从整体建筑结构的角度来说是个天井，设计成露天的休闲茶吧，中间是个自然蓄水的月牙形水池（见图10）；后院的西面又是一个独立的别苑。前庭、大厅、中庭、后院，层次分明，每一次空间的切换，呈现给人们不同情趣的景象，不断给人新的惊喜。

3意境意“象”

中国古典艺术是以“意境”为核心，以“意象”为纽带，以艺术符号为表现形式的生命体现。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诗歌和绘画，都不约而同地把“意境”作为最高审美范畴。所谓“意境”，就是艺术家借助于艺术符号，通过不同意象的聚合而生成的一种新质。地域文化的精神呈现属于更高的层次，要求设计师在对地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吸收精髓，在精神上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重在其神。这种精神意境的表达是努力地给空间体验者以更积极的方式来参与其中，勾起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手法在室内设计中更侧重于精神性，体现出历史场所不一，情感依旧延续的特点。表现手法的具体运用也很讲究，可以用传统的建筑方式和现代的材料来表现；也可以用传统的设计理念结合现代的处理手法综合表现。总之，需要融合各种要素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推敲，抽象化提炼并加以运用，以形写神，犹如石涛在绘画中所言：不似之似似之。重在其内而勿以为外，重在其神而勿以为形。在室内设计中应该强调对本土地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提炼，让浓郁文化元素与鲜明时代气息有机结合。没有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不考虑文脉、地域环境、多元化就无法体现出时代性，也就创造不出适合体验者的情感空间。如图11所示，是一家将中国传统茶文化和中国特色美食融合为一体的全新时尚餐饮店，不仅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味觉享受，更体现一种精致生活的质量追求。空间设计没有繁杂的形式语言，只有低调而恰当的色彩和简化的格子窗花，创造了一个写意的中式空间，一副欲言又止的动人，却是可以让人深刻感受到的，此即意境。意境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状态，在情景合一中所产生的美感，是通过人们的联想、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获得的。室内设计作品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是通过所装饰的空间环境的启示和诱导，获得更为深刻的心灵感受。如图12，兰亭别院餐厅设计中提炼了地域性传统图案竹子为艺术符号，采用简约的表现手法和现代的装饰材料，用现代的装饰技术将竹子图形印制在绿色环保的材质——麻布上，并在过道上排列了方型的石块，自然联想到清新竹林，汀步流水，体现设计师对高古文人雅士的精神认同，营造了一个极富地域性特色的绿色餐饮空间。竹本清秀雅致，古人又赋予它高节亮丽的清高品行，引发人们对它所象征的精神的思考和向往，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大自然的原始和纯净，在这里以现代人的视角，营造了一个不同于外界的世外桃源，使人的心情也宁静下来，符合现代都市人暂避喧嚣、心灵安逸的需求。

4结语

第5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

第6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就现今中国而言，以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构成了当前社会的文化样态。文化的流变性使得文化价值观出现多样性。在多样性的价值观指引下，人们对道德的认知出现了异质性，这使得道德教育面临着价值支撑缺乏的困境。具体而言：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互补、交融、共生的文化，但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和关注现实的特征，克服了道、释二家因注重个体内心世界、强调因果轮回而产生的消极避世的不足，成为现实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规范人的行为、塑造人的品质的道德型文化，以“仁”“礼”为其核心。“礼”是儒家文化的直接诉求，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种族的各种道德规范和要求。荀子在《礼论》中讲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其中“天地、先祖、君师”涵盖了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在儒家文化样态中，人的行为活动都要遵循“礼”的要求，“礼”是人的一切行为活动的行为依据。而为何要按照“礼”的要求指引人的行为，则引出了儒家文化的另一核心范畴———“仁”。“仁”是“礼”的价值基础，人的活动之所以要尊“礼”是因为“仁”的要求。《论语•颜渊》中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文化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价值取向能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价值支撑。而儒家文化的政治化过程则为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自西汉时期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时起，儒家文化便与政治权威紧密相联。从两汉时期的《白虎通德论》的修葺———隋唐时期以儒家文化为内容的科举制的确立———吸纳佛家、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性理”的思想并从形而上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和阐释儒家文化的宋明理学———这一路进程是儒家文化不断系统化、学理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政治权威最终让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成为传统社会中治国安邦和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和文化基础。在这样的文化价值视阈中，道德修为和道德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近代社会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开始了衰落的历程。近代中国是落后挨打的中国，保守派的固步自封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让国人开始了探寻强国富民的道路。在探寻强国富民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普遍将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结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腐朽性，积极推进以民主（德先生）和科学（塞先生）为中心的文化启蒙运动，认为“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从原有的维持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受人唾弃的时代负累。如果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政治状态使得国人从感情层面抛弃传统儒家文化，那么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世俗化、都市化和工业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过程，则从现实层面弱化和模糊了道德型特质的儒家文化。学者王正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包括世俗化、都市化，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会进一步地削弱……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已逐步由身份、声威转向财富……儒家特性的家的组织解体，家庭与家族结构日渐松弛甚至瓦解。中国文化的具体的传统的“图形”已经消失或模糊……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是传统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流变弱化的同时，是现代文化占据国人的主要思想形态。现代文化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的文化形态，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依据和基础。现代文化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文化，理性是人认识并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在理性的视阈内，与人有关的包括自然界、日常生活世界和各种社会关系在内都要受到理性的审视和检阅。

哈贝马斯对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较为深刻的论述：“既然人和社会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就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注重理性在工具性层面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管理规范、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包含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理性的价值层面。这使得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在工具理性的维度内，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功效最大化的动机所支配而无视道德、情感、价值等意义世界，通过理性的谋划和分析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现代文化呈现出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的特征，产生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价值维度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原本包含了道德、文化和艺术等价值在内的丰富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功利、机械、麻木的碎片化的单向度的人，道德教育也因此丧失了文化依据和价值支撑。在工具理性指引下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让世人享受高度繁荣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让人陷入到无我的困境。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祛除个性差异的科学管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道德冷漠、地区冲突、环境污染和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已经让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消失了。后现代文化正是在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不安和焦虑中产生。后现代文化作为对现代文化指正和纠偏的重要文化形态，从其出现时起就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文明的“理性”基础以及在理性指引下的整体性（齐一性）、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注重个体差异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反对理性主宰下的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预设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对此如是论述：“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然而，后现代文化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解决包含中国在内的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过分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价值的多元性给社会带来了价值模糊。在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视阈内，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的现象。道德教育丧失了主流文化价值的指引，甚至出现追求极端的个性和自由，推脱个体的社会道德责任，藐视社会规则行为。综上可见，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构成文化流变的基本内容。文化流变使得道德存在和包含道德教育在内的一切活动丧失了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支撑。就道德教育而言，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就是要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价值追求通过“血缘家庭”和“政治权威”路径较好地作用于个体，最终使其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然而自近代社会以来直至现今的中国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开始了流变衰落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效益最大化，功利性是现代文化的主要价值特点。在这样的现代文化视阈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包含道德、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从现代生活中逐步隐去。这使得道德教育在现代文化指引下的中国社会步履维艰，出现了道德教育形式化、功利化和机械化的道德教育异化现象。这种道德教育异化现象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结构性的经济失衡的现今尤为明显。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导致失业产生和生存压力增大，使得受教育者更加关注的是提升技能、谋取就业岗位以解决生存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弱视道德和道德教育。与此同时，后现代文化从其产生时起就承担起对现代文化的纠偏功能，反对理性的绝对化而导致人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主张恢复包含道德、情感在内的人的丰富性。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后现代文化不断地对现代文化的根基“理性”及由理性衍生出的整体性、机械性、功利性和霸权性进行解构，主张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性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然而，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恢复人的丰富性，反而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的价值模糊行为。后现代文化的这种价值模糊性让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成为了空中楼阁，没有主流价值的文化指引，道德教育便失去了方向。

二、文化生态的重塑：道德教育的价值诉求

现今社会，以传统文化的弱化、现代文化的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出现了真空，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的缺失成为现今中国社会道德教育面临困惑的重要原因。为此，重塑文化生态成为现今解决道德教育困惑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

1.重新认清传统文化的价值，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重“仁”重“礼”的精髓部分。

近现代社会的落后挨打状态让国人从心理和感情上排斥传统文化并决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改变落后状态。在这样的极端历史时期，国人将传统文化的一切都否定了，其中包含着儒家文化对培养道德人格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和积极的一面。儒家文化的道德性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都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现今中国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道德情感的冷漠和精神家园的缺失使得人安生立命之本消失了。为此，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精髓成为解决社会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教育困境的重要环节。在挖掘传统文化道德性价值的同时，需要梳理好文化价值传播的有效路径，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能有效地内化为每个个体。国家要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将个体的道德状况成为衡量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的指标，加大道德在个人成才和发展中的比重，将道德教育提高到关系社会稳定、民族发展的高度，摆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形式化和机械化。同时，恢复家庭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家庭是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承担着不少社会功能”。这其中的重要功能就是道德教化功能。家庭道德教育涵盖了从个体出生到成人的整个阶段，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和道德素养。

2.要自觉审视现代文化，抵制和筛除不利于道德教育开展的价值形态。

现代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有着合理性价值成分。在理性的作用下，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提高、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化、物质生活的高度繁荣等等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然而，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要辨别和抵制现代文化的负面影响。理性的绝对化很容易将人引向功利化的道路。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高科技犯罪、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学术造假等等事件已经让社会的整体道德出现滑坡，这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开展。当一定时期内的文化价值导向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时，人的道德情感和精神价值很容易被漠视。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往往会流于表面和形式。为此，要加大道德、文化等价值层面的宣扬和教育。政府要将包含道德情感、精神价值在内的文化发展提高到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同等高度，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和自省性。学校在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能力的同时，加大对学生的道德人格和情感价值的培养引导。让道德情感和价值精神回归现代文化中，营造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文化环境。

3.要抵制后现代文化因过分追求差异性和价值多样性而产生的价值虚无。

第7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伦理；儒学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既能够促进生态伦理的发展，又成为人类沉重的枷锁，阻碍了生态伦理的发展。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第8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一）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黄河三角洲地区成陆时间较晚，处于大气、河流、海洋和陆地的交接带，是典型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该区域物种资源丰富，多种物质和动力系统在此交汇交融，陆地和淡水、淡水和咸水、天然和人工等多类生态系统交错分布。近年来，由于黄河来水来沙量减少，给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湿地淡水资源的补给，打破了湿地土壤水盐平衡，植被覆盖率降低，使河口湿地面积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同时由于人类活动加剧，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对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破坏，导致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较强的脆弱性。这给生态城镇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直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脆弱，历史欠账较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目前，该地区仍然缺少与周边区域贯通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尚未完全形成，港口规模小、吞吐量较低，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很完善，特别是绿色、低碳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少。由于地势较低，不少城市夏季经常出现内涝现象，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较大破坏。

（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二）科学规划，以现代化理念构建生态城镇建设的新格局生态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地域的扩展，而是城镇的内涵式发展，生态化转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生态型城镇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注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好生态城镇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整个区域城镇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非常注重编制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为此，要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地市、县（区）的高效生态经济区、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先期规划来科学制定生态城镇化发展的蓝图。既可以把生态城镇建设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也可以专门制定生态城镇建设的具体规划。在规划设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的方针，统筹本地生态城镇建设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明确各自生态城镇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全面考虑涉及生态城镇建设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设施等各方面因素。在规划中应该以新城区为规划主体，以行政中心、绿色居民区、湿地公园、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重点，在优先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人文、自然资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

（三）加快载体培育，积极推进高效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生态产业是生态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生态城镇化又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黄河三角洲日益发展的高效生态产业为该地区生态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效生态产业是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体系，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有力载体。2013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7985．2亿元，增长10．9％，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当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初步建成，可以和生态城镇建设相得益彰，协同发展，构建产城互动的新格局。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生态化与城镇生态化的互动发展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与老城区相联系的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它们对城市的破坏，重构它们与城市的生态联系。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城市中和城镇周边大力发展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二是在传统城区之外建设生态新城。主要包括两大载体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产业园区是承载生态产业生态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空间场所，也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众多的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绿色产业经济区，这为生态城镇建设提供了产业基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镇空间中承载人类生活、居住的载体，是构成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社区建设可以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生活支持。

（四）遵循生态规律，优化城镇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是精神、灵魂。生态城镇建设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二是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但无论哪种生态系统的优化，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符合生态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系统优化的主体。企业是生产方式转变、产业园区建设的主体，居民是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方面，还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维护方面，都必须有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属于人文生态系统，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社会生态系统更复杂，更具有脆弱性。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演变规律。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此，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崇尚公平正义，大力推动和谐城市、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

（五）以科技为支撑，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科技、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动力推动。在所有的动力要素中，科技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资源的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支撑已经成为影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与全国、山东全省及其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生态科技水平，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生态城镇科技是生态城镇与生态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专门服务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手段。”［3］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生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构建与生态城镇适应的多元化的生态科技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生态工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等方面。二是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科技合作创新机制。由于受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黄河三角洲区内各县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难以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此，要打破行业和区域的限制，处理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协调发展，建立生态城镇科技研发体系，构建“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三是加大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作为政府要在财政拨款、减免税、优惠贷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作为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是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黄河三角洲地区6市共有科技研究人员100522人，博士毕业2657人，硕士毕业915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明显偏低。区内唯一一所211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移居青岛。吸纳高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为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开展生态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健全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队伍。高等学校要开设相关学科和专业，为生态城镇化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培养一批善生态管理、懂生态技术、会生态经营的人才。

（六）加快制度创新，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考评机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创新制度建设，为保障城镇化按照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健全一套有效的考评机制。首先，要构建生态城镇评价指标体系。要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市城镇化规划为依据，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差异，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方面制定具体的生态城镇化衡量的指标体系。并依照制定的指标体系，以县区为单位进行生态城镇建设的考核。其次，健全生态导向机制，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建设成效纳入干部考核的评价体系中去。生态城镇化离不开生态建设的整体推进，必须使各级干部、群众切实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树立绿色、生态政绩观，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办法、奖惩制度，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9篇：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一）城镇化水平低一是城镇化率水平低。从2011年的对比数据显示，恩施州城镇化率32.5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74个百分点，比湖北省平均水平低19.3个百分点。二是城镇规模小导致集聚能力不强。恩格斯说过：城市是一个放大器，由于城市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社会分工与合作，能够把原来的生产力加以放大。从恩施州实际看，除开县城以外，乡镇规模偏小，从小城镇吸纳人口和集聚乡镇工业的情况来看，很多小城镇不具备吸纳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集聚大批乡镇企业的能力。三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城乡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

（二）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地方财政投资乏力。2012年全州地方财政总收入90.98亿元，而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179.6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二是城市建设维护资金筹集不足。2012年，全州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12.49亿元，其中财政市政设施有偿使用费收入仅为2879万元，占比为2.3%。三是乡镇建设资金匮乏。全州2012年34个建制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仅为2.6亿元，而镇本级投入不足3000万元。43个乡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1.06亿元，本级投入3122万元。

（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四）做好产业文章，支撑城镇发展一是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要求，统筹城镇新区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城镇集中，将各类园区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布局，有序拓展城市空间，推进产城一体化发展。二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抓住东部生产要素和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立足恩施州资源禀赋条件，主动承接转移，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三是发展特色产业。依托特色资源优势，构建以现代特色农业为基础，资源型新型工业为支撑、生态文化旅游业为引擎的特色产业体系，推进州域经济转型升级。依托地理相邻、文化相近、产业类同特点加强恩施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加强州内2市6县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优势互补、互促互赢的一体发展格局。四是加快产城融合。加快建设特色农业专业乡镇、专业村，打造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化板块基地和产业带。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产业经营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