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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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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

第1篇: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该文通过对古筝源流及古筝文化的阐述,分析探讨古筝的定位与前景,提出古筝在定位于“国琴”的基础上,应该受到更高度的重视,使之得到普及和发展。

1.古筝源流

古筝也叫“秦筝”,据传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今陕西地区)。筝又被称为瑶筝、银筝、云筝、素筝等。它有着不同凡响的乐器结构特点,具备动静阴阳、音韵并重的独特风格。由于它好听易学,艺术感染力强,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份喜爱延续了几千年仍然经久不衰。这里,我们先对古筝的源流予以梳理和回顾。

1.1筝名的由来

关于筝的源流,史料记载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分瑟为筝说。据唐代赵磷的《因话录》记述:“筝,秦乐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宋代丁度的《集韵》中,也载有类似的说法:“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

其二,筝筑同源说。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代徐铉校定重刊本)中记载:“筝,鼓弦,竹身乐也,从竹,争声。”

其三,蒙恬造筝说。据《隋书·音乐志》载:“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造。”但刘朐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筝,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清朝著名的训诂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记载:“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为十三弦。”这一段文字,记述了蒙恬曾改革了筝。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产生的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1.2筝的主要流派

自秦、汉以来,古筝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并与当地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流派。最为著名的有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江浙筝五个派系,其筝曲及演奏方法各具特色。

2.古筝文化

东方美学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重含蕴而不重直露,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情韵而不重理性。无论在绘画、书法、文学、音乐、园林等方面,概莫能外。但与绘画、雕塑、摄影等诉诸视觉形象的刻画不同,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形象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可感受得到的。古筝艺术在表演上不是炫耀技法,而是以情韵来表现内涵,表达方式委婉含蓄、韵味悠长。筝曲是古朴典雅的华夏民族文化的掠影,通过其如歌般流动的音乐织体,塑造出生动的音乐形象。

2.1筝乐的社会功能

筝乐在古代得到广泛的应用,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与喜爱,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其功能主要体现在:1.民间娱乐。2.用于雅乐,就是在朝廷里的郊庙祀典中使用。3.用于大型的乐舞演奏。4.用于宫廷和贵族宴享娱乐。5.文人的自娱自乐。6.小范围的室内娱乐。7.秦楼馆舍。筝乐更多的是职业艺妓表演,在大众娱乐场所酒楼歌馆进行,听众广泛,也更具娱乐性。8.国际友好交流。筝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了国外,包括日本、朝鲜和东南亚。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古筝就是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传统乐器。筝曲音韵典雅含蓄,旋律流畅优美,能表达许多层面的东西,如人的悲喜、忧伤、欢快等各种情绪,自然界种种情景,社会生活场景等。古筝弹奏所流露出的古典韵味更能体现刚柔相济、阴阳结合的审美观。

2.2筝乐的审美功能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特别是文人以诗歌的形式对筝乐进行歌咏。如曹丕、曹植、李白、岑参、张九龄、白居易、韩愈、卢纶、李商隐、欧阳修、晏殊、坡等。

古代文人中筝弹得好的很多,其中有曹丕。他是不管到哪里,都要把筝带上,随时随地都弹。还有晋代的谢尚、何承天;南朝梁时的陆太喜、北魏的北齐间的李元忠、孙世元;宋太祖赵匡胤的皇后也弹得一手好筝,深得她的婆婆太后的欢心。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自古至今,弹筝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这说明,古筝是雅俗共赏乐器,是生命力顽强的华夏文化的见证。

3.几点思考

古筝,这件历史悠久、古朴的民族乐器,在历史上它曾辉煌过,被誉为“民族乐器的瑰宝,雅俗共赏的奇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却逐渐衰败下来,到建国前夕,全国弹筝的人,或者说造诣较高的筝家,已经很少,几乎到了失传的境地。建国后,音乐学院把民间古筝艺术家请到了大学讲台,培养了新一代的筝家,为古筝艺术注入了活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筝的普及和对传统音乐的重视,使古筝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3.1定位分析

我们将古筝定位为“国琴”,因为民乐即是“国乐”,代表着“国魂”,纵观民族乐器,惟有古筝具备条件,因为古筝能够独立演奏大型的、复杂的乐曲,其音色和艺术感染力,都可以和西洋乐器中的钢琴相媲美。许多筝家正在通过举办高层论坛,专家论证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敦请有关部门对“古筝——国琴”进行命名和认定。同时也将通过网络投票等形式,让全世界都领略中国“国琴”的魅力,让筝声响遍全球。

据行内的有关资料显示,在艺术培训行业中,学古筝的人数仅次于学钢琴的人数,这就是因为古筝不但易学,而且音色好听,如行云流水,古典优雅;陶冶性情之余,又可借弹筝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青少年学古筝有100多万人。古筝是一件入门非常容易的乐器,初学者就能够弹奏好听的乐曲,十分容易产生学习兴趣,而且学成也比较快。我们有理由相信古筝的普及完全可以像外国人从小普及钢琴和小提琴一样,而且古筝要易学得多。

民乐演奏家孙以诚说,“相对于西洋乐器而言,民乐乐器的门槛低,购置费用和学费相对便宜,还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气质。”的确,古筝的价格从几百至3000元左右,比钢琴等乐器都要低廉,是一般中国家庭收水平完全可以承受的。摆在家庭或休闲场所的厅堂中,其古朴、雅致平添了许多文化气息,彰显主人的艺术品味。

3.2前景预测

百万学筝大军带来的是师资的严重不足,由于师资短缺,从某种程度上制约的古筝人群的增长,否则,学筝的人数还会比现在多几倍。未来古筝教育市场,发展速度还会更加迅猛。除正规艺术学校、民办艺术学校外,诸如各种少年宫、老年活动站、群众艺术馆、社区文化站等等。在不久的将来,学筝的人数将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需要更多古筝教育的师资来从事这项事业。

我国的古筝艺术,远在古代已传至海外,并在一些国家落地、生根、开花,有的已发展成为自己国家的主要民族乐器。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除各国华裔外,一些欧、美、澳、日等非华裔的学者、学生也来我国研究和学习古筝艺术。

综上所述,我们考虑古筝艺术的发展也应该具有世界的宏观观念。今天的古筝艺术,应该以一个新的风貌迎接挑战,在保持已有的传统演奏技巧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西洋键盘乐器钢琴的弹奏特点,尤其是扫摇技法及双手和弦音程的演奏更加丰富了古筝的艺术表现力,使古筝在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树立更好的形象。我们的出访演奏和讲学,既要介绍华夏文化,也可用古筝来表现异国风情,要逐渐地使古筝成为一件世界性的乐器,才会有更广阔的前途和更大的发展。相信经过几代筝人的不断努力,一定能让古筝这朵古老的艺术奇葩开得更鲜艳、更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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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文化论文范文

《九经》(注释见后)无茶字,《班马字类》中亦无茶字。用荼以为茶,自唐始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茶这个字实为唐代陆羽所造,本字来源于荼字,荼的古楚音读za、tou,(诗所谓“谁谓荼苦”是也,读若磋,差,楚音读za,楚地磋、琢、啄、差不分,都读za音,啄木鸟在楚地乡下仍然读zamǔliao),只有把荼的古楚音找准了,《茶(za)经》的文化含义才能余味无穷,我们才能为下次的汉语拼音改革找准方向。唐代陆羽把荼去一画而造‘荼’的异形字‘茶’,定音为za,实是为其《茶经》一书开路。‘荼’由正楷‘艹’、‘人’、‘一’、‘木’四部分组成,‘一’居‘善’位而化‘善易’之意义(一易同音,‘一’指代‘易’;古音中‘三善’同音,‘三’指代‘善’),‘荼’策‘一’化‘茶’,其《易》善矣。在易理中,‘za’音的首选之字为‘杂’,《易》云:“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黄裳元吉,文在其中。”孔子读《易》作《十翼》,《杂卦传》即《十翼》之十,《杂卦传》有总揽其意的一首诗:《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失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为什么是诗?音训可求,茶诗有云:“天健同游,比乐思友;临观知易,何欲何逑?吉凶同居,不失真主;众妙之门,绮梦巧拙。”《茶经》中的‘或与或求’,今也知否?茶花女的静女之贻,今也在否?

《茶经》由“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就;十之图”十部分构成。‘十之图’即‘荼之识’的谐音(注:楚因图、兔、土、荼等字读头tou音),‘荼之识’中‘荼’驱‘一横’化为‘茶’之‘一之源’(一易同音,‘一’指代‘易’,横亨同音hēng,‘横’指代‘亨’,源元同音,‘源’指代‘元’),这就是‘茶荼之易,道为文化’。‘茶荼之易’隐喻‘察人心,知变化’,茶有清明将来察,茶有谷雨历史察,子曰:“唯君子能好人、能恶人”,诗云:

察微知拙,佩玉琼玖;

承前启后,宜言饮酒。

以翱以翔,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茶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茶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茶佩以报之。

上面讲的是‘茶艺知源’,下面就讲‘茶十知图’的‘荼’。图,楚音读tóu,tóu音在楚,含‘荼、图、土、头、土、途、凸’等字器,tóu音与za音按易理搭配,za音首选字为‘杂’,‘杂’即‘文质彬彬’,子曰:“文质彬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tóu音首选字为‘土’,‘土’代表大地‘坤’,‘土’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五’位上,脚踏实地,意义重大。由za音次选字为‘查’,tóu音次选字为‘途’,人在旅途,归去来兮,怎能不查清来去归路?…茶无土不立,无阳崖阴林紫者(不扬雅、不盈文行忠信诸执者,不善)不上,无西南(习揽)不成嘉木;知人参(仁善)为累,则茶累(文质彬彬之类)尽矣。《诗经·兔爰》云:

有图圆圆,自不离乐。

我生之初,尚有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律。

尚梅,有阿!



有途远远,执不离福。

我生之初,尚有造;

我生之后,逢此百佑。

尚莓,有觉!



有土源源,志不离同。

我生之初,尚中庸;

我生之后,封雌搏雄。

尚美,有聪!

我想,这就是赏茶知荼的形而上,我们谓之曰‘茶道’。

备注:

《九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为“九经”。

第3篇: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第4篇:文化论文范文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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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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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ke,J,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理解流行文化》),London:Routledge,1989.

第5篇:文化论文范文

物流文化性涉及到共性与个性,共性即物流系统活动中表现出的文化氛围、文化价值、文化理念、文化制度、文化习惯;个性即渗透于物流系统各环节中的文化接触、文化联想、文化默契、文化共鸣、文化震撼。如果说共性解决的是消费者需求的规模(数量)化问题,那么个性就是解决消费者需求的深层差异化问题。需求背后是人性,人性连接着营销,营销过程有物流,物流操作隐含着文化。文化指导营销其一是用文化理念规范引导营销活动过程;其二是文化引导具体的消费行为。消费行为的种类有多种分法,为了解决营销的目的要求,我们抽取人类行为特性的自觉性、体验性、习惯性、灵活性、草根性等,借以探讨人性、文化性与消费需求深层的物流联动。

(一)自觉性与理性消费

自觉性就是消费者实现购买的自觉自愿程度,自觉性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关涉消费的理性和规划性。物流营销要通过文化引领促进诸如云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得出必然而非或然性意见、结论和行动,做到物流营销上的自然、自发、自觉以及文化上的守时、守纪、守信。

(二)体验性与参与性消费

参与性体验消费要清楚顾客的利益点和顾虑点在什么地方,根据其利益点和顾虑点决定在体验式销售过程中重点展示哪些部分。弄清楚了这两点,就找到了文化价值作用于物流营销的关键。物流体验可以让顾客参与物流服务的规划设计,参与物流的流程、流速、流效的策划安排,增加顾客的情感价值、过程价值、品牌价值。物流营销是体验经济,它以人性化服务为重点,通过身与身的接触,心与心的沟通,达到情感的交融和关系的忠诚。

(三)习惯性与常态消费

人与社会接触、碰撞、磨合产生习惯。习惯链接过去和未来,它使得过去沉积在感知、思维和行动中的经验复苏为鲜活的现实存在,并长时段地生成未来的生存经验和实践。习惯的生活方式一旦积久养成,就不易更改,如人类消费在不同国家、区域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即文化使然。习惯是沉淀在人心底里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意志,是文化坚定的神经,物流必须服从、服务之。

(四)灵活性与感性消费

灵活性指人消费活动的弹性、敏感性和应变性,也是物流营销应对顾客需求多样性的重要砝码。为满足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物流营销要想方设法钻到顾客心眼儿里,了解客户的新需求,找寻满足这种需求的新资源、新技术、新手段,对市场急需、专需、特需做到有求必应、迅速有效,而且做到应的主动,应的及时,应的准确,在满足方式上不仅能做到“锦上添花”,更能做到“雪中送炭”。

(五)草根性与朴素消费

草根即平民,或可延伸到中小物流企业,虽然其个体掌握的可支配资源不多,但群体庞大,影响广泛,市场总的容量不可限量,物流营销应着力满足他们朴素的消费需求,像“双11”那样,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建立文化的链接,实现双赢。

二、物流文化力

文化是物流运作模式的主动脉,物流文化营销的核心支柱是文化力,而文化竞争力、文化融合力、文化平衡力、文化影响力、文化创新力是其支柱中的重要支点。

(一)文化竞争力

物流竞争力是围绕企业的存在性、发展性、持久性问题,以人、财、物、时间和信息等资源整合为本源,以满足消费需求为最终目标,实现经营利益的最大化。在后现代物流营销中,虽然经济环境、竞争战略、营销策略不确定,但隐藏在物流产品和服务不确定背后的价值需求是确定的。价值关乎人性,价值牵扯文化。竞争战略确定靠文化,如源头之水,树木之根;竞争战略执行需要文化,像发动机之于车、船,雷达之于无人飞机。物流竞争战略的核心即物流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客户服务,文化竞争力就是首先发现识别客户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并寻找满足这种需求的物流能力,赋予其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其次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顾客提供所期望的服务,着眼于竞争战略总体来分析,物流总成本与客户价值关系应该是物流服务关注的重点。当物流行为对消费成本和客户价值(企业和客户互为成本、价值感受主体和客体)同时带来正面影响时,文化营销创新借助于相互触动心弦,在成本、价值的交汇区域得以实现,成本节约通过取消或压缩某些竞争因素而发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价值创造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会进一步促进成本下降。否则,就是文化营销创新没做到或做得不够好。由此可见,文化是物流竞争的根本力量。

(二)文化融合力

物流是功能联系紧密的一体化系统工程,虽然参与的要素分属于不同企业或同一个企业里的不同部门,有各自独立或近乎独立的运作模式,在行“流”如水中,互不相让,但系统中功能相关的变量、组成部分或目标却能组成统一的整体,相互交错、融会贯通。在物流结构设计和运作中,尤其在物流营销中总有文化无时无刻的存在,文化像一只无形的手,通过要素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进而相互吸收、渗透、学习融为一体。文化融合力反映在物流环环相扣的链接上。文化如纲,营销似目,纲举目张。

(三)文化影响力

物流系统管理目标选择的是“有效”,即在客户服务、成本节约、规模优化等方面的有效;物流营销选择的着眼点是“适合”,即在产品、数量、价格、渠道、时间、地点、客户等方面的适合。物流营销是市场需求链中最集中、最具活力的环节,它的使命是围绕市场需求,计划最可能的供给路径,在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成本前提下,为客户提供满足的产品:服务空间流动和时间延伸的需要。文化在物流营销中,作为一种隐性力量,其作用虽潜移默化却也历久弥坚,不容更动,可谓“软手段,硬作用”。当今世界物流系统发展变化极为迅猛,战略在变,结构在变,方式也在变,但为客户服务的宗旨不会变。在稀缺资源中,客户是最稀缺的资源,物流不仅要在物质上实实在在地满足消费需求,还要在精神上千方百计地实施客户关怀,用文化维系客户满意度、忠诚度、保留度和利润贡献度。

(四)文化平衡力

物流营销以实现客户满意为第一目标,平衡物流成本和物流客户服务,重效率更重效果,服务商流、保障生产和方便生活。无论是美国著名管理学权威彼得F.德鲁克的“黑大陆”说,还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西泽修教授的“物流冰山”说,都指出了“物流成本管理是挖掘企业潜在盈利能力的重要渠道”。可见,物流合理化即以尽可能低的物流成本,获得可以接受的物流服务,或以可以接受的物流成本达到尽可能高的服务水平。物流的若干功能要素(运输、储存保管、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管理)之间存在着损益的矛盾,即交替损益或效益悖反。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思路是平衡,通过文化引领营销管理,从总成本的角度,能动地利用物流系统的优势,权衡得失,不求极限,但求均衡,均衡造就合理,均衡带来增值。平衡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物流要素流动时序、秩序的调整,即物流活动谁先谁后的安排问题,物流运作的系统化和服务网络化就是最好的例证。

(五)文化创新力

目前我国物流业虽取得显著的进步,但在发展上仍存在不稳定、不协调、不完善等问题。物流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催生出许多服务的质量问题,究其原因,既有时间短、实践经验积累不足问题,也有物流管理工程的学科理论研究不够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文化创新力。物流营销变革、再造刻不容缓。“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变”是最完美的适应力。任何已有的和常规的营销模式都将被创新的模式所取代,营销创新是营销的主旋律。物流营销创新主要集中在客户价值倍增型的营销模式创新,新技术运用型的营销模式创新,策略及资源整合型的营销模式创新。这种营销模式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顾客。物流营销创新要把关注点聚焦在企业与客户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质量上,并能理解质量背后的精神支持,做到文化创新、发展持续、领先持续。物流营销拥有了文化优势,就会拥有竞争优势、凝聚优势、平衡优势、效益优势、发展优势。

三、文化物流人

营销就是销售一种利益,营销是人的活动的集成。营销的对象(客体)是人,主体也是人。物流营销给予外部客户特别的关注,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但由谁来实现对外部客户的物流服务,如何操作,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在主体服务于客体这一确然结论下,还要思考营销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销售是在解决营销主、客体“对立”中追求“统一”,即在投诉与纠错的互动中实现满意、忠诚,而顺利实现统一的关键环节就是文化。在营销主体与客体的比较中,主体应优于客体,因为没有主体的优越,肯定就没有客体的优越。所以,主体是物流应最先重视的稀缺资源,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此。

(一)关注“人”重于关注“事”

物流输出的产品是服务,这种无形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也是销售的过程,服务本身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而且更强调个性化、人性化。一般意义的“人力”管理只是从岗位职责履行情况出发,就事论事,如此有量可考,有据可查,便于操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只是抓住现象,而忽视了本质。物流绩效包括“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要以绩效结果和绩效行为双轮驱动整体考核,从中考核物流人的物质性和文化性,以至于逐渐形成关注“文化性”重于关注“物质性”的状态。

(二)关注“能力”重于关注“绩效”

物流人的核心是“人”,从“人本管理”,甚至从“能本管理”角度对人的评价和判断看,绩效是物流营销的结果(目的),能力(手段)是实现这个结果的本领。企业不能仅从“成王败寇”的狭隘逻辑出发去揣度,从而过分地看重眼前利益,忽视总的长期利益。因此,关注“能力”应重于关注“绩效”。企业文化是一种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物流管理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文化体系中是一种不需要思考就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在“想做、可做、能做”中间找到交集,物流文化体现营销的文化渗透,总领消费者的精神需求。

(三)关注“发展”重于关注“待遇”

有学者研究指出,通常员工有四种怠工方式:出勤不出工,凸显管理问题;出工不出力,凸显心态问题;出力不出单,凸显效率问题;出单不赚钱,凸显效果问题。解决此问题要从体现“文化人”假设核心思想的人本管理中找到答案。物流人是内部客户链中最活跃的元素之一,物流人通过超强的黏合度,形成“客户链、价值链”,去应对最终客户不断增值的期望,实现物质与精神两获得,两手都硬,实现客户服务的动人、动情、动心。提升行业现代物流管理水平,实现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离不开一流的物流人才;而人才队伍的建设更是与企业文化建设密切相关,企业文化的建设将影响人才队伍的素质、走向及发展。

四、物流文化营销

物流文化营销是文化掌控物流营销大局,利用文化与营销门当户对的拟合度,实现文化的领导力。文化在物流营销链上运行的动力系统中,是舵手,掌管着方向,也是推动营销前进的内驱力。文化的引领作用可从物流工程的贯穿力、品牌的隐性力、策略的思想力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一)物流系统工程的文化贯穿力

系统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目的性三大基本特征。物流系统是由多个功能单元构成的,是以完成客户物流服务为目的的综合体。物流系统受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的要素影响,这使物流系统整体构成十分复杂,要素之间在目标、产权、运作上既存在协调,也有冲突,系统本部与外部环境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文化贯穿于外部环境与物流系统,通过渠道流、响应流、集合流、协调流和价值流,既适时适应社会大环境发展的需要,又执着于物流系统中,促使物流内部整体优化、合理化。文化物流人借消费者的自觉性、体验性、习惯性、灵活性、草根性所搭设的消费渠道,通过物流文化竞争力、融合力、平衡力、影响力、创新力实现内部协调、内外和谐,达到社会、企业和顾客所共同期望的最佳物流效益。

(二)品牌激发感性力量,创造隐性价值

物流从表面上看是理性消费,但实质更多的是感性消费。我国物流企业在盲目的发展过后,现已开始重新洗牌,具有竞争力的物流品牌已逐渐形成。品牌的发展是一个由商品价值向精神价值转移的过程,有文化内涵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力。品牌力是知名度、美誉度和诚信度的有机统一,品牌力的核心是品牌文化,品牌文化创造物流活动的隐性价值,强有力的个性化品牌能够增强企业的生命力和持续力。

(三)文化营销策略

物流营销是围绕市场需求,设计最佳的供给路径,在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成本控制下,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服务空间流动和时间延伸的需要。按照物流营销活动的成本控制、规模效益以及利润最大化原则,营销文化的内容包括营销哲学、营销价值观、营销道德与伦理。

1.物流营销哲学

物流哲学不仅在于认识物流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的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系统,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物流营销的目的需要。物流哲学强调:系统是一种有组织的或综合的整体,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紧密关联,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2.物流营销价值观

物流营销价值是对物流活动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由价值取向、价值追求聚集而成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判断价值有无、价值大小的尺度和准则。物流营销的价值目标是通过思维的调整与跟进,贴近顾客需求,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重视顾客利益。若物流文化营销顾客服务效果远远大于客户期望的顾客让渡价值,客户就非常满意,否则,就一般满意甚至抱怨。忠诚客户是企业最好的营销资源,影响客户忠诚的价值观是出发点,也是终点,决定着物流营销的最终结果。

3.物流营销道德与伦理

物流营销价值链就是一套分析优势来源的基本工具。物流文化能量始终会遵循阻力最小的途径去满足客户需求。企业具有赢利欲望无可非议,但决不可超越道德底线,物流服务尤为如此。物流文化是成员共同恪守的经济伦理,文化评价物流是对客户服务的价值力、吸引力、持久力。只有坚持了道德与伦理,才能赢得客户满意、客户忠诚、客户赤诚。

五、结语

第6篇:文化论文范文

1)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是政府职责。政府要主导,组织古村落外部环境整治,内部建筑维修,基础设施配套,村民搬迁安置等。旅游经营可由市场运作,成立保护利用有限公司(股份制),国有控股、村集体控股、社会资金控股均可。为启动新叶古村保护利用,建德市成立8人编制的古村落管理委员会,文体副局长专职负责,财政投入500万元/年,同时落实60万元专项管理经费(12%)。黟县成立遗产办,设专职人员编制,统筹西递、宏村的规划、文物、文化等管理事项。

2)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古村落保护利用,要因地制宜、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实行原地保护与异地保护并举。对于有保护利用条件、街巷肌理尚存、传统建筑较多的古村落,应该整体原地保护;对于散布在偏远村落不便就地保护或即将倒塌急需抢修的古建筑,可通过异地搬移的方法集中保护;在保护措施上,可采取认租、认购、认领多种形式,既增加农民收入,又促进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

3)有效利用、文化传承。中国近代史上出现晋商、徽商两大商业主流。深厚的徽商文化底蕴正是从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中得到延续、传承,形成了文化产业链,产生持续的经济效益。当地政府从一开始就从文化层面统领古村落保护利用,把古村落保护利用与建设美丽乡村、小康村、生态旅游村有机结合。如黄山市黟县西递村、宏村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浙江金华市婺城区寺平村、杭州建德市新叶古村申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建德市对新叶古村保护开发定位为“游秀美新乡村,览千年古建筑;体验耕读文化,品尝农家土菜”。寺平村在保护利用中将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获得了浙江省特色生态旅游村、小康示范村、美丽乡村等称号。

2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的思考

1)政府主导。古村落历史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保护利用必须政府主导,成立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规划编制、政策制定、拆迁安置、资金筹措等工作,在处理好村民生存与发展、保护与利用、近期与长远等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实行企业化运作。

2)规划先行。编制古村落保护利用发展规划。规划要充分体现古村落的主题和特色,包括保护、完善、村民安置、旅游利用等内容,并充分征求村民意见。规划一经确定,严格实施。古村落保护区内,村民建房必须报批后才能动工。今后的规划修编,也尽可能邀请原编制单位,以保证保护与利用思路、理念、技术方面的连续性。

3)科学保护。按照“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制订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保护利用中应注意古村落周边环境营造,尽可能的保护古村落的整体环境。对于需要新建的建筑,其建筑风格必须与历史建筑保持传承关系。

4)多元投入。古村落保护利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非单个部门、乡镇、村力所能及。针对财力紧张状况,可建立政府、部门、乡镇、村集体以及民间资金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在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的前提下,坚持政府扶持、项目争取、部门协作、民间资金和村民投资投劳相结合,全方位多渠道融合资金。

5)利益共享。古村落保护利用必须把村民收益纳入计划,让村民通过保护利用增收。可借鉴安徽黟县西递村、宏村经验,由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村民以房屋、家具、古董等入股,每年从利益中抽取一部分用于古建筑维修和村民参与旅游的补偿。同时,可引导当地村民投资一些“短、平、快”的服务项目,因地制宜地开办原汁原味的农家菜馆、乡村旅店等,让村民真正得到实惠,从而主动参与到古村落保护与利用中,让古村落活起来。

3对祁县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的建议

1)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高质量编制保护利用规划。祁县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人众多,古村落富有特色,文化遗产价值高。借用建德市宣传部长的话:“晋商文化底蕴太深厚了,你们那的一砖一瓦都是文化”。建议县委、政府统筹文化、文物、旅游、规划、农业、林业、村镇等各方,由文化部门牵头,落实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特别要规划先行,组织编制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规划,扎实做好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编制过程充分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规划成果按法定程序评审报批,保证规划的法定性和执行的连续性。

2)以点带面,构建旅游文化产业体系。2014年,谷恋村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村内历史古迹众多,明清肌理完好,文化积淀深厚。《谷恋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已批准实施。根据祁县实际,应突出重点,政府牵头成立谷恋村保护利用机构,把谷恋村保护利用纳入祁县旅游文化产业规划,完善祁县“名城—名镇—名村—名院—名园”旅游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千朝农谷庄园—经济开发区工业园—乔家大院—谷恋村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祁太秧歌—塔寺村苗木基地—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河湾村罗贯中故里—九沟风景区—梁村遗址及麓台山、紫金山、上庄沟等”为一体的“慢城”旅游休闲格局,为祁县文化强县夯实基础。

3)古城、古村联动保护利用,功能互补。昭馀古城以渠家大院晋商博物馆为核心,晋商名街为主轴,除了明清建筑本身外,可展示晋商商业票号、镖局、珠算、茶庄、山西面食、民间剪纸、手工艺,增加历史名人馆,制作历史名人蜡像,介绍历史名人事迹等。乔家大院是北方传统民居一颗明珠。2014年,乔家景区已获批国家5A级景区,充实景区内容必须依托大院作文章,保存或恢复大院周围民居的原貌和疙道的尺度,保存乔家堡古村落完整群体。可展示地域传统食品加工文化,如醋作坊、酒作坊等制作工艺流程;可利用演艺再现民间婚嫁、生日、满月的全过程;可开辟一些民居院落,用于游客体验当地民俗生活、模拟剧情精华片段、游客参与制作传统食品过程等互动项目;可在服务中心等游客接待、小憩地设立电子显示屏,轮番播映《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等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谷恋村重点突出传统村落形象和祁县民间聚集肌理内涵,可增加传统戏剧表演、庙会、家谱等反映农村民俗文化的内容。整合各种文化资源,要规划出合理的旅游线路;在祁县主要出入节点设立醒目的旅游导游图和指示标志;对沿线景观进行重点整治,拆除改造所有不协调建筑,统一(或协调)建筑风格,凸显晋商建筑特色,文化气息。所到之处,让游客无不有一种身处晋商文化核心地的感觉。

第7篇:文化论文范文

21世纪以来,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视觉文化或图像文化的弊端,对存在上千年的视觉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进而诉求新的文化转向,这就是听觉文化转向的出场。首先提出这一转向的是德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家韦尔施。同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家,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以图像为中心的图像文化;韦尔施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以听觉为中心的听觉文化。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已经被学界所广泛接受,成为后现代主义图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而韦尔施的听觉文化观则被忽视了。韦尔施在其《重构美学》一书中提出走向听觉文化的观点,该书写于视觉文化如日中天的1997年,其观点很快被淹没在视觉文化的大海中,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②但韦尔施仍不遗余力地宣扬其听觉文化理论。“他指出视觉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十九世纪是它的巅峰时期,往上则可以直溯古代希腊。比较来看,听觉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是电子传媒一路畅行之后的必然结果,它更具有一种后现代气质,固然它没有视觉文化的延续性和同质性,但是它具有电子世界的共时性和流动性。”③所以,在当前电子媒介时代,人类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听觉文化而非视觉文化。到底什么是听觉文化?韦尔施并没有很严谨的界定,但他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听觉文化:一方面是我们要把听觉作为文化调整的媒介,确确实实要把它当作一个新文化中的主导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限制在现存的文化内部,来改善听觉的条件。后者对于一个事实上剥夺听觉权利,听觉衰退的文明来说,同样是至为重要的。

显然,韦尔施既不想对听觉文化进行严格界定,也不想通过听觉文化来替代视觉文化,只是把听觉文化作为人类的另一种文化形态来理解,目的是让人们重新关注听觉文化。虽然韦尔施与杰姆逊的后现代研究路径不同,但他关注听觉的新感性主义美学观与杰姆逊关注视觉的后现代文化观依然是一致的。韦尔施认为:一个疑虑在游荡:我们迄至今日的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成为听觉文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势所必然的。不光出于平等对待。在视觉称霸两千多年后,听觉理当得到解放;更况且听的人也是更好的人,这是说,他可以进入某种不同的东西,尊重它而不仅仅是支配它。人类和我们星球的继续存在,只有当我们的文化将来以听觉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因为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堕落还是得救,灾难还是拯救这就是不同选择的图景,人们正试图以它来搭救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可见,韦尔施不仅为听觉文化赋予一种文化上的意义,更是把听觉文化看成人类救赎的重要形式,将其作为人类应对所有灾难的一种有效方式。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了“对倾听的思考———人文学科的听觉转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图像叙事成为强势传播的今天,这次会议当有风向标的意义。会议认为,人类已经沦为视觉盛宴上的饕餮之徒而沉溺其中,人文科学应当从中抽身而出,倡导“安静的倾听”。至此,听觉文化的转向已然拉开大幕,学界也开始出现对听觉文化的相关研究。从文化传播发展的历史上看,这也预示着听觉文化的来临。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的文化传播主要靠图像(图形)和声音。人类早期的图像文化在学界已有众多的研究,当代的图像文化抑或视觉文化研究也都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壁画、岩画等,体现出现代社会对古老图像文化的回归与发展。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在图像文化研究之后,对听觉文化的回归将是人类文化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二、听觉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听觉文化研究虽然在新世纪才得以兴起,但听觉文化的存在却有着漫长的历史。韦尔施认为西方文化从源头上来说就是一种听觉文化,如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而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不过是听觉文化的另一幅面孔而已。上文也提到过,人类早期的文化主要是口语文化,当人们只有语言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信息的交流、文化的传播靠的都是口耳相传,也就是听觉文化。文字符号出现后,人类对听觉的依赖程度才逐步减少。如早期的文学(艺术)传播,靠的都是口语,古希腊最伟大的文学诗篇《荷马史诗》就是通过荷马之口而流传开来,并且荷马还是一个盲人,这也暗示了当时听觉文化之于视觉文化的重要性。作为古希腊艺术中的另一颗璀璨明珠———悲剧,同样离不开声音的存在,古希腊悲剧就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合唱歌队伴奏。即使在今天的戏剧艺术中,声音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影视作品亦是如此。

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早在1765年就说过,在过去的整个西方世界,都非常不懂文学知识,文学完全凭口头传授,因而凡是文学流行的国家,都几乎没有书写的观念。在人类文化史上,相比于文字,声音的出现显然更早。文字的产生只有到了文明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而声音(即使是可以表意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初就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更早。通观人类文化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五千年,从中华文明来说,文字的使用不过三千年,但口语文化的传统至少延续了十万年。据语言学家统计,在人类历史上,可以用来写作的语言大约是一百多种,而人类的语言则有几千种。所以,听觉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最早雏形,也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即使在文字出现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文字也不能担当起人类文化传播的重任,听觉文化依然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听觉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识字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天生的,要靠专门的学习与训练才能获得,而不像听力与口语能力在生活中就可以习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西方的听觉文化一直压制着印刷文化的发展。西方听觉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音乐艺术的繁荣。特别在中世纪的宗教艺术中,作为听觉文化一种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催生了现代音乐。在中世纪,音乐成为宗教生活及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参加歌唱,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宗教对听觉的重视。宗教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就要向更多的人传播宗教教义,其中一个重要的传播手段就是向信徒讲经,而教徒在修行过程中,也会以诵经的形式学习经文。

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史上发生了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作为对中世纪宗教与神学的反驳,号召用理性之光照亮人类世界,让人类学会去观看。所以,在此期间,视觉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听觉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在随后的浪漫主义传统中,又显示出对声音的重新重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甚至文化思潮,本质上是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反扑,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重新关注人类的听觉,这虽然具有反理性的倾向,但其对听觉的重视则可以给听觉文化研究提供借鉴。在诸多浪漫主义诗人那里,雪莱的《致云雀》以四短一长的诗行模仿四短一长的云雀啼鸣,济慈的《画眉鸟的话》以半似重复的语句,传出了画眉歌唱的节奏。浪漫主义诗人赫尔德认为听觉高于视觉,浪漫派的理论家施莱格尔则认为听觉的意义是最高尚的意义。因而,浪漫主义更加关注听觉与黑暗,最大限度地发挥听觉的作用,通过艺术手法营造出一个神秘的听觉世界。到了现代社会,提倡听觉文化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当代哲学家阿希姆•恩斯特•贝伦特一直在呼吁着视觉文化向听觉文化的转移,认为我们的文化将是由视觉秩序走向听觉的有机体。此外,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晚近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等都在关注听觉文化。尼采对音乐的推崇是其呼吁听觉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麦克卢汉则从媒体模式的角度,把文明的演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认为这三个时代的传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语(倚重于听觉)传播、文字(倚重于视觉)传播和电子传播。他关于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论述糅合在这三个时代的两次转型(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换以及听觉空间的回归)中。

而在中国,人们同样很早就对声音有过关注。听觉文化作为人类早期的主要文化形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时期的听觉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声音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声音与社会的关系。声音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先秦人们对于自然的聆听,例如《庄子》中对“天籁”“地籁”的描述。同样,在《诗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的对声音的摹写,常见的就是鸟鸣声,如黄鸟的“喈喈”“交交”,大雁的“肃素”“嗷嗷”等。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关于拟声词的应用,学界已有人专门对《诗经》中的拟声词现象进行研究。夏商之后,人类所倾听的声音除了“天籁”“地籁”之外,又多出了“人籁”,即音乐。在古代,音乐比之于其他艺术门类更加发达,这从现存的各种乐器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场合中,都离不开音乐,如祭祀、战争、送别,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随着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大量出现,人们逐渐对音乐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对音乐社会性的认识。

《礼记•乐记》中“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说法,可以算得上是对声音最早的理性认识,后来各种乐论中所说的“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大多是从这里演化而来。在古代文学领域,从早期的神话传说,到后来的诗词歌赋以及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无不是以口传的方式世代相传。即使到了宋代,出现了印刷术,但可以被刊印出版的文学作品还是少数。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说书人,更是把文学作为一种听觉艺术的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20世纪,人类听觉文化史上出现了里程碑式的事件———广播的出现。广播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听觉文化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的交流。美国广播“外星人入侵地球事件”一度使数百万计的听众信以为真,引起人们的巨大恐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听觉文化在当代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当代电子媒介时代,人们除了看视频,也会在很多场合戴着耳机进行聆听。但相比于图像文化,听觉文化依然处于劣势。关于听觉文化研究,近年来虽然有学者有所涉及,但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问题都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研究,与图像文化研究的繁荣不能同日而语。

三、听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听觉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传播史上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当代图像文化日趋泛滥的今天,听觉文化一度萎缩,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呼吁重新关注听觉文化。在我们看来,听觉文化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听觉文化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音的关注。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象与音都是语言符号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象与音组合起来也就是能指,语音与语象同样重要,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在现实的文化传播中,人们往往更重视象而忽视音。对于一些艺术门类来说,如文学与绘画,评价其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形象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象思维一度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但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作为音响形象,是声音所展现的形象,本质上是声音而不是形象,声音是文字的“第一能指”。在著名文艺理论家赵看来,“二者(语音与语象)都是语言的代用品,无论使用哪种书写方式标记语言,音响而不是形象都是它的第一能指,声音始终都是语言能指具有优先性的第一存在”。当然,文学形象性的特点也是不争的事实,也被学界所认可,但形象性并不是文学的专利,很多文体甚至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具有这个属性。因此,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其声音的特征。比如古代诗歌,都是用来吟唱的,现代诗歌由于失去了音律的特征而走向没落。在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其“象”的属性,更要关注其“声”的属性。在文化传播中,固然需要图像传播,但也不能忽略听觉传播。在文学研究领域,“听觉叙事”成为当前学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学者傅修延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开拓,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但很多具体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去挖掘。赵先生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中的‘听觉叙事’(acousticnarrative)开始萌生,一味依赖语义学阐发的叙事问题有了新朋。从‘图像转向’到‘听觉转向’、从‘图像叙事’到‘听觉叙事’,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人类所面临的表意焦虑和符号危机。事实说明,‘图像时代’的受众既不希望‘失明’,也不希望‘失聪’;既希望睁大眼睛‘看’,也希望竖起耳朵‘听’。‘看’和‘听’都是不可偏废的身体器官。”

其次,从文化研究角度来说,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消除图像文化研究的弊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图像时代,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图像。看成为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手段,甚至当代人本身也成为被观看的对象,并且深陷其中,乐此不疲。特别是在当代年轻人群体中,自拍并把照片上传朋友圈成为时尚,殊不知,这已经把自己置于别人的“监控”之中。所以,在当代社会,视觉已经成为对人类的一种监控,人们处在类似于边沁所提出的“圆形监狱”之中,实践着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在视觉文化语境下,人类失去了隐私,生活在一个被监视的世界中,这就形成了当代视觉文化的霸权。韦尔施把对视觉霸权的纠偏寄托在听觉文化之上,“因为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上,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本雅明对讲故事艺术消失的悲观与韦尔施对听觉文化的期望,共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视觉过度发达的文化中,“讲故事的人”的重新出现是恢复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平等性,使人类感官与文化达到平衡的关键。本雅明对“讲故事的人”的怀念的观点提出于20世纪初,显示了其怀旧的现代性体验,同时也从侧面显示了其对来自于民间的听觉文化的喜好。

最后,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听觉文化研究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听觉的世界中。对人类来说,声音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婴儿在刚刚出生时,就以哇哇大哭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来临;而老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际,又是通过亲人的哭声和哀乐等声音宣示自己的离去。或许这是人类通过声音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抑或只是一种巧合。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人类本来就生活在一个绘声绘色的有声世界中,无论是自然界的声音还是人为的声音,都和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如大自然的风声雨声、虫鸣鸟叫,抑或人类吟诗弄乐、吆喝呐喊,都形成了人类的听觉空间。自然之声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亘古不变;人为的声音则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无论怎么变化,声音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家园则是不可改变的。声音作为人类的本能,生而有之,在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过程中,声音都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人类在接受信息时,相比于视觉,听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情感属性。听觉对象比视觉对象更能激起人的情感,听觉交流是人类最本真的交流,也是一种在场的交流,通过文字形式的交流则是一种不在场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书面形式的交流自然比不过面对面的在场声音交流。今天的人们无论是短信还是网络聊天,都是以文字作为媒介的传播。为了弥补情感的缺失,各种表达情感的文字和表情符号应运而生。即使在文学中,阅读作品与倾听作品也有所不同,所以才存在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的存在。在当代作家莫言看来,文学(小说)本质上就是讲故事,文学家都是“讲故事的人”,这都说明即使在文学中,声音也同样重要,甚至比文字更重要。

四、总结

第8篇: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文化自古就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秦汉文化实际上就是先秦诸国文化融合而成,隋唐文化则是汉文化和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汇通而成,宋元明清文化也混合进了大量外来因素。近代中国文化也具有一个立足自身传统同时又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更是大规模、多层面地引进各种文化,并融汇到自己的文化创造中去。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条兼容并包、广纳深蓄的滚滚河流,其本身就具有宽阔、包容的精神气象。对于这种气象,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加以培育发扬,使之更为深厚广大;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使之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世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宏伟大气,使世人产生深深的尊重之心、殷殷的学习之意。在此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媒体应该努力宣扬中国文化的这种气象,这既有利于国人产生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也可以为世界上一些较为狭窄的文化类型树立榜样。

二、塑造公平正义的文化品格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如《诗经�小雅�节南山》中说:“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和《论语�里仁》中所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此后,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为了追求公平正义而不懈奋斗,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其中,既有为了社会内部的平等正义揭竿而起,也有为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正义而浴血抗争。即使在当代中国,也有学者为公平而大声疾呼,也有不屈者为追求正义而付出各种代价,有关的思想和故事到处都有。在当前,公平正义也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追求,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理念之一。这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就应该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资源,并努力在更大的规模中、在更深的层次上塑造这一品格。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文化品格的塑造在相当程度上仰仗制度本身的公正品格。在此,我们既要看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难以躐等的过程,也要看到这是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推动促进的过程。

三、充分拓展广阔深远的文化境界

当代世界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一方面西方文化之中物质主义、感官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激烈反对这一文化潮流的各种原教旨主义也在强劲抬升。但它们都没能较好地解决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等重大且紧迫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兼容并包的中国文化有着自己多层面、多视角的独到思考。我们说,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可以将这些差异巨大的各派观点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既有一定逻辑贯通性又允许一定逻辑断裂存在的巨型文化系统,塑造成一个富丽堂皇又堂奥深幽的中国文化大思路。各个派别之间的思想差别正好可以形成不同的层级,利用现代逻辑将这些层级贯穿起来,就可以使中国文化产生广阔深远的境界,可以应对不同的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从而为人类面临的诸多困难提供多层面的答案,为人和人、人和世界关系提供多视角的思考。

四、充分培植巨大强劲的文化力量

第9篇:文化论文范文

198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首次提出“安全文化”一词,正式将“安全文化”概念引入核安全领域。“安全文化”的引用对各国提高核电的管理水平,确保核设施的安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事情都存在风险,若这种风险可以被接受,就认为是安全的。通常所指的“安全”概念是指不存在不可接受风险的一种状态。

文化是一个群体做事的方式方法以及所反映的价值观、信仰等,是社会环境中的人为部分。一个核电企业要建立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首先应从自身的角度正确理解安全文化的概念。安全文化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即单位内部的体制及各级人员对安全的态度和响应。其次应建立良好的组织和个体的安全文化。仅仅依靠体制、内部分工职责并机械地执行严格的程序是不够的,需要将安全文化根植于组织和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建立良好的安全文化,应从培养良好的安全文化素养开始。安全政策、建立良性管理体制是一个组织建立良好的核安全文化的前提;在实际中正确执行和理解政策以及关注由它引发的安全意识环境是必要条件。培养每位员工具备良好安全文化意识的基础,是在实践中形成有益于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养成重视安全的工作态度。

安全文化的三个阶段表面上是对组织的行为划分,其内涵也是对人的行为的划分。三个阶段具体可以理解为:第一阶段,核电厂营运单位及核安全监管部门以是否遵守法规标准来衡量安全性,对人的自身行为和态度对安全的影响认识不足;第二阶段,虽然认识到人的行为和态度影响安全,但仍以程序和法规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第三阶段,充分认识到人在安全意识方面对安全的影响,即个体文化对安全的影响,强调人员交流和培训。安全文化强调“从事任何与核电厂核安全相关活动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和责任心”“,安全第一的思想”“,内在的探索态度、谦虚谨慎、精益求精,以及鼓励核安全事务方面的个人责任心和整体自我完善”。制订程序的目的是防止工作人员发生系统性的错误,保证工作的质量,而安全文化在遵守程序的基础上,还要求员工以高度的警惕性、实时的见解、丰富的知识、准确无误的判断能力和强烈的责任感来正确履行所有安全重要的职责。

员工的献身精神、安全思想和内在的探索态度等特性都是无形的,但对安全文化的作用却是有形的。在实际工作中无形的特性会自然地导出有形的表现。安全是企业和员工的共同责任。建立和强调安全文化是确保个人、公众及环境的安全,提高核电厂经济效益的最有效的方法。提升全员安全文化素养,就是要使员工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方法和态度、接受安全文化培训。核安全文化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提高。安全文化重在培育、重在创新、重在实践。核安全文化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作者:周春福 单位:南昌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