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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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文化交融的结果之一。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在学习方面也不止只限于书面知识，更多的外国学生因为学习汉语，所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世界的发展，人们不止注重衣食住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培养。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大多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本文就将从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来看中外文化交流进行论述。我们知道，印度佛经传入中国内地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即由中亚、西亚地区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深入中原地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以白马驮经到达洛阳，就是经由陆路而来的；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娄伽谶也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到中原的。另一条是海路，大约到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到中国传教，如禅宗祖师达摩就是经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才逐渐北上，进入少林寺修行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作用是相互的。

由于科技的发展，所以实习方式多元化，可以简单概括为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因为实习是跟汉语国际教育有关的工作。在平时讲课时就接触到了外国学生。学生为印尼学员，信教，所以在讲课前会进行祷告。这也是本文来源之一。

中外文化交流有多方面的。例如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等。宗教间的交流为其中一个方面。本文将从宗教方面，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中外文化间的交流。

本文主要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并且结合Chinlingo平台的实习经历，研究在宗教方面，中国与外国之间，怎样进行文化交流。很多书籍介绍的主要为佛教东传的过程，忽视了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活动。其实，在印度佛教东传的同时，中国的僧人兴起了西行求法活动。西行求法活动，可以追溯于西晋时期。据统计，西晋时，已有三人西行求法，东晋已多达37人，六朝时达百人以上。因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推动了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

可以看出，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课题，触及民族文化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深远、巨大。其影响不止体现在宗教文化方面，也体现在文学、医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学方面，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例如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等其他僧人的作品的出现，保留了中国文字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医学方面，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各种印度医学观念也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通过文献研究方法，针对在宗教方面的差异以及相同之处，进行对比，看中外文化如何在宗教方面体现出来交融，并且通过宗教，与其它文化方面的事件进行联系。其最终目的是：在宗教文化中，看出中外文化交流，体现中国文化的，即包容性。

一、主持人：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答辩人：目的：因为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单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特别细微的阐述。但从两方面进行阐述的文献却少之又少。本文欲从这两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阐述，从而得出论文结论。

二、主持人：本篇论文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答辩人：本文欲从六个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即：

第一章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的结果；

第二章是有关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意义；

第三是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第四章我主要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这两件事情的异同；

第五章我针对这两件事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了一个概述。

最后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概括，也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应该是怎样一个态度。我的论文的大概内容和结构就是这样。

三、主持人：在你研究的课题方面，你主要运用了什么方法进行研究？

答辩人：我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文献研究法：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中外文化产生的影响，翻阅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比如程裕祯的《中国文化要略》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种类有许多，在论文撰写初期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并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

2、对比法：对中国以及外国产生的影响，从不同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又与“一带一路”进行结合，产生现实意义。并得出我们针对此现象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得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现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2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摘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的桥梁。但是，文化的个性所衍生出的大量文化局限词给文化间的顺畅交流和翻译造成了障碍。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反映中国独特文化的词汇，也就是中国民俗词汇日益增多，探讨这些词汇的翻译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翻译 文化 民俗词汇

一、前言：文化、语言和翻译。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的共存。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它有一个新的需求，那就是我们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而翻译则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过去的翻译研究一直强调在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比研究，但缺少文化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翻译人士开始走向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文化交流的意义。近年来，翻译研究的重心已经从语言的迁移转变为文化的交流，而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强大的跨文化交际的工具，成为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种手段，翻译的深层活动是一种文化交流。因此研究文化问题，促进跨文化交际翻译是必须的、重要的。

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俗词语翻译的重要性。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国民俗文化来源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探索和传承，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构成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精髓，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外延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纵观中国翻译史，无论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还是至“五四”的西学翻译，都是以外译汉为主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引进”占据了绝对的强势，而输出明显处于弱势。这与中国这一文化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发展强盛的追求是不相称的，而关于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的翻译更是凤毛麟角。直到今天，尚无一部专门的汉英或英汉中国民俗文化辞典问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应有意识地实现翻译工作重心的调整，在兼顾“输出”与“引进”平衡的同时，侧重向外国传播中华文化，特别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因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我们的民族特色不至于淹没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海之中。

三、中国民俗词汇翻译的困难性。

我们知道，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转移。因此，如何克服文化障碍，把源语言的信息传递到目标语言已成为翻译的中心问题之一。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等等，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的沉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是传达文化负载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有我们独特的文化负载词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俗词汇。因此，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中国民间文化信息方面的研究。由于一些独特的目标语读者可能难以理解的，如何翻译好这些中国民俗词汇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如此。

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游牧、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民俗传承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在经济、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发生变迁，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丰富，使得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人际传播的民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应更加关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为民俗传播服务，使民俗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下面是有关中华民俗词汇的误译案例分析。前面是字面意义上的转换，后面是内涵意义上的转换。

年饭 the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 family reunion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红包 red bag，red packet，red paper / envelope with gift money

纸钱 paper money，paper coins / ghost money

唐装 dresses of the Tang Dynasty / 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s

王八 tortoise / turtle cuckold

龙凤帖 dragon and phoenix card / marriage certificate

黄道 yellow way / lucky days

黑道 black way/ unlucky days

拜天地 kowtow to Heaven and Earth / perform the marriage ceremony

从以上例句来看，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目的语读者会不知所云，而根据内涵翻译，他们才会充分理解。奈达（1993：110）曾指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汇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四、结语。

任何语言都是与本语言所根植的文化密不可分的。而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负载着该语言的文化。中国民俗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民俗文化词汇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是中国文化个性的体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意识形态、工作和生活方式、价值观、，风俗习惯等，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给当今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跨文化交流带来障碍，如何在汉英翻译中保持其独特性，做到文化的“全真传真”，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

所以为了帮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增长其见识，我们应该多加练习，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恰当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努力地译出忠实通顺、优雅的译文。这对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具有深远意义。（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项目论文

项目名称：从Nida的功能对等看中国民俗词汇的翻译（以鲁迅小说选为例）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1993），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第3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4结语

第4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关键词】第二课堂；文化；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179-01

随着全球经济化日益增长的趋势，国际汉语的发展也相对全面，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揭牌成立，外国来华留学生遍布大江南北，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单纯的局限于课堂上的讲授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学生的需求，第二课堂充分发挥着消化理解及运用第一课堂知识的作用。

一、第二课堂是对外汉语教学必然趋势

（一）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延续。为留学生提供消化理解运用第一课堂知识的平台是对外汉语第二课堂不断追求的目标。将书本上的内容生动化，灵活化，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拉进了老师与学生的距离，老师在这些活动中了解学生，因材施教，对课堂的教学事半功倍。

（二）留学生培养目标的要求。来华留学生中一大部分是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发放的留学奖学金，奖学金中也有固定的款项是用来组织留学生的文体活动，那么这里所说的文体活动就是留学生的第二课堂。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外国公民来华留学的组织、资助、管理，以利于发展中国与各国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体现国家对公费留学生的关怀。对公费留学尚有如此规定，自费留学生的来华生活更应该是是留学生工作部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学生工作部的工作包括留学生签证办理，在校期间的医疗保险奖学金的发放，宿舍的管理、维修等等。第二课堂在这其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学生与老师能够充分的交流，沟通，教师可以在一些活动上发挥特长，让留学生们除了课堂学习以外，还能感受到来自老师生活上关爱。

二、留学生第二课堂的组织形式

学术活动，特色讲座，邀请著名学者、教授等为留学生开展中外文化系列讲座，使留学生在了解中国文化之余，也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了解世界各地区文化的平台。

（一）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趣味运动会，徒步寻宝；走进社区，义务劳动；组织中外文化交流周的体验活动，将世界各国的文化引入校园，实现其与留学生零距离的接触，使学生对各国文化有更广泛的认识和更深刻的领会，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体验和学习各国文化，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二）多种竞赛：其中包括留学生中文歌曲比赛、留学生中文演讲比赛、舞台剧大赛、配音比赛等。在国家汉办举办的发现吉林之美的竞赛活动中，各高校留学生用舞台剧的方式分别演绎了吉林省各个地区的特色文化，吉林的乌拉民族发展史，松原的冬捕传统，延边的朝族文化等等，正是通过这样的竞赛，留学生们精心准备、反复彩排，生动地诠释了地区文化。

（三）城市文化夏令营。中国文化包罗万象，然而每个城市都是中国文化部分的缩影，让留学生们体验城市的魅力，了解城市的发展，感受衣食住行文化的不同，成为了中国文化体验活动的重要部分。高校应结合所在城市人文特色，组织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城市文化活动，如参观当地历史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等，让留学生对所在城市的经济、历史有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以长春为例，为了让留学生更好的感受中国汽车的制造情况，高校可以安排参观中国一汽汽车的生产流水线，留学生通过实地参观，了解了中国汽车的发展史，这对一些留学生来说是极好的体验。

（四）志愿者协会的组织建立。为中外学生提供学习交流、沟通互助的平台。在这里，留学生不仅能和中国学生讨论文化差异，学术问题，还可以结交许多中国朋友；同时通过互动讨论，彼此分享大学生活，中国学生也可更好地了解国外学生的学习环境及生活状态，更好地开拓视野。

三、第二课堂的展开优势

（一）感知文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第二课堂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有机融合，努力实现语言与文化的结合、学习与娱乐的结合，使学生们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中感受文化。

（二）巩固汉语，激发学习兴趣

在第二课堂里，无论是特色讲座还是参观旅游，都少不了听说读写的综合运用，学生在课堂里的学习注重读和听的输入功能，说和写的输出功能相对匮乏，第二课堂的开展有利于学生在相对完整的语言环境里发挥所学的知识，展示自己的长处，同时查缺补漏，及时发现不足，从而激发进一步学习完善的动力。

（三）增强归属感

留学生初次来到不同于家乡的文化环境中，无法迅速与陌生的社会群体拥有真正的情感上的交流。组织第二课堂课教学容易帮助留学生找到归属感，使他们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降到最低。马卡连柯说过：活动教育了集体，团结了集体，集体自身就是很大的教育力量。例如新生刚刚报到，参观校园，参观校使馆，全面深入地了解国内高校的发展情况，能消减他们对陌生环境的恐惧，从而增加认同感，归属感。

第5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专业必修课开设情况：对外汉语专业开设15门，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11门，两个专业相同的必修课有7门，都由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任课。相同课程之外，对外汉语的专业必修课还有中国文化概论、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高级英语阅读、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外语等8门课。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还有文学理论、语文教学论、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再看专业必修实践课：对外汉语开设7门，实际施行的有4门，汉语言文学开设8门，实际施行的有8门。根据《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对外汉语专业最注重语言、教学法及在此基础上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修养和外语的学习。因此，下面再从语言学及教学法、文学与文化、外语几个方面进行分类，来观察相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校对外汉语课程是否符合要求。首先看对外汉语专业：语言学及教学法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汉字教学专题、汉语词汇教学专题、汉语语法教学专题、言语交际学、学术论文写作9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汉语修辞、汉语教育改革研究2门。中外文学和文化类开设的专业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化概论、外国文化与礼仪、古代文学作品欣赏、汉语写作8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现当代文学作品欣赏、当代西方小说研究、欧美文学专题、东方文学专题、海外华文文学专题、民俗学、岭南文化、东南亚文化与习俗9门。外语类必修和选修课程，有大学英语、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高级英语阅读、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6门课，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英语口译理论与实践、商务英语、专业英语3门。再看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及教学法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语文教学论、学术论文写作、形式逻辑、语文教育实习指导、中学语文教材研究、训诂学、教学案例研究、语文现代文研究、朗读学、修辞学13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词汇学、音韵学、社会语言学3门。中外文学和文化类，开设的专业课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文学、儿童文学、鲁迅研究、新诗研究、女性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诗研究、庄子散文研究、文学理论、西方现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应用文写作、基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19门，本校方案中设置而未开设的课程有诗经研究、楚辞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东方文学、宗教文化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7门。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

（四）努力建设双语教学团队

第6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 (1997)、吴芳思(Frances Wood)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在半个世纪之前，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序〈汉学研究〉》)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它便广涉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等多种专门的知识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一般是双管齐下，巨细兼顾，一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国外汉学的发展史，把握其间的总体规律，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关注单一学科的汉学研究，具体分辨其透视角度，剖析其研究方法，捕捉其真知灼见。显然，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微观考察，力图做到史论并重，纵横交织，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国外汉学的面貌，是学术界为之追求的目标。

就文学研究而言，这两年的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重点：

一、译介或撰写国别汉学史，而涉及中国文学。前者如胡书经译戴密微(P.Demieville)所撰长文《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载《汉学研究》第一集)，文中提及马若瑟(Joseph H.M.de Premare)节译《赵氏孤儿》、儒莲(S.Julien)选译言情小说，巴赞(A.P.L.Bazin)翻译并研究元杂剧，葛兰言(M.Granet)研究《诗经》等等。后者如熊文华所撰《荷兰的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二集)，则提及高罗佩(R.H.van Gulik)译介并且创作公案小说，伊维德(Wilt L.Idema)研究元明戏曲、撰写文学通史。

转贴于 二、介绍各国汉学界的名流，乃至巨擘，其中不乏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造诣高超的专门家。如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德国的鲍吾刚(W.Bauer)、美国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等。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而名世，但她也翻译过《水浒传》，与汉学研究有关。吴海蔓的《东方不是东方——赛珍珠在中国》(载《汉学研究》第二集)对她的双重文化身份有所介绍。

三、评介汉学译著和论著。除了散见于期刊上的文章(如帅雯霖评《红楼梦》英译和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之外，这时已有专书问世，即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著者自称，他借海外访学之便，广为搜罗，书中浓缩信息4000条，其耗时之多、耗资之大，可想而知。全书设七章，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之传播，各有专章评介；古代文论和民间文学，则放在综合研究一章内加以评介；此外，还有两章分别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背景，以及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具书。该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评点文字也要言不烦。著者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情况，不仅对全面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国文化、促进我国人民的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建设。”(第1页)这种论断，是就文学学科具体说明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学术价值。

四、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这种研究实质上属于比较文学范畴里的影响研究，但由于中国文学的外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通过汉学家的译介而完成的，因此它也与国外汉学密切相关。这时有三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本是严绍璗、中西进主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六“文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这套丛书凡十卷，由中日书社分别以中文和日文刊出。撰写者有严绍璗、中西进、刘雨珍、诹访春雄、王晓平和山田敬三。全书分六章，分论中日神话、中日诗歌、日本物语与中国文化、中日戏剧、日本前近代小说与中国文化和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之间的关系，或就两者做平行比较。另一本是孟昭毅的《东方文化文学因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这部书涵盖面极广，涉及中朝、中日、中越、中印、中伊、中阿六种双边关系，在某些方面填补了中外交流史的空白。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则是中西交流中的个案研究。全书以接受者为视角，采用形象学研究的方法，分期缕述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著者从德国骑士文学和巴罗克文学，依次讲到启蒙运动文学、古典时期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印象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内心流亡”文学、流亡文学、左翼作家、战后文学等等与中国的关系。关于研究方法，著者就“影响”一词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概念极易引起人们关于主动与被动、给予和接受的联想。而事实上，文学中的影响关键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选择，受者自身才决定取舍。所以，本书实际要点不在于中国如何‘影响’德国文学，而在于德国文学如何对中国进行接受或拒斥、改造或吸收。”(第1页)

第7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玉华山，在今陕西省铜川市北部。玉华山自古风光秀丽，与太华、少华、金华、女华、翠华诸山齐名，这里春天桃花争艳，夏季松风习习，秋日红叶如云，冬月冰笋奇绝，早在隋末唐初，就形成规模宏大的仁智宫和玉华宫，成为唐初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宫。

玄奘与玉华山有缘，“本缘《般若》”。唐高宗改玉华宫为玉华寺后，玄奘来这里设译经道场。用生命最后四年的时间，译出佛经14部682卷，占一生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玄奘最后圆寂于玉华山，因为玉华山和他的出生地河南偃师都有一个“凤凰”的地名。所以人们认为，玉华山注定和玄奘有缘。

独具殊荣的“皇家译场”

显庆三年(658年)正月，玄奘奉旨在长安西明寺译经。此时，玄奘，从印度归来已经十年多，他已经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但是有一部浩繁600卷的大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唐以前的译本残缺多讹。玄奘久怀重译大愿。终因“京师人众，竟来礼谒”而不能付诸实施。玄奘想起十年前太宗皇帝召他去避暑的玉华山，那里清静幽僻，鸟语花香，是个可以避开“竞来礼谒”的庶务，静下心来译经的理想场所，就立即向高宗皇帝上了一份《重请入山表》。得到高宗同意后，已经60岁的他满怀抱负地带领“玄门四神足”窥基、神意、嘉尚、普光及弘彦、释诠、大乘钦、靖迈、玄则、玄觉、宝光等一批高僧精英，远行200多华里来到坊州玉华山已经废宫为寺的玉华寺。看到深秋的玉华山依然景色秀丽，他深信：“这里就是阎浮兜率天!”他在这里铺开译场，一译就是四年，以年均译经170卷的拼搏精神，耗尽心血，共译出佛经14部计682卷。这14部佛经是：《阿毗达摩发智论》20卷、《成唯识论》10卷、《阿毗达摩品类足论》18卷、《阿毗达摩集异门足论》20卷、《辨中边论颂》1卷、《辨中边论》1卷、《唯识二十论》1卷、《缘起论》1卷、《异部宋轮论》1卷、《阿毗达摩界身足论》3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600卷、《五事毗沙论》2卷、《寂照神变三摩地经》1卷、《咒五首经》1卷。

英俊　英俊玉华寺佛经译场因玄奘法师而设，是玄奘一生中最重要的译经道场。又由于玉华寺是由皇家避暑行宫玉华宫废宫而设，这里的佛教译场是经皇帝批准而设，所以说玉华宫的佛教译场是一所独具殊荣的“皇家译场”。

法相宗发祥圣地与祖庭

由于玄奘在玉华寺与窥基翻译了有十大论分别注释的《成唯识论》(共10卷)一书，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创建了佛教的“法相宗”，玉华山成为法相宗的发祥圣地、亦即是其祖庭。法相宗因玉华山而称为“玉华宗”，就连玄奘法师，也被称“玉华法师”。日本佛教法相宗的第一代传人道昭、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先后来玉华寺拜玄奘法师求学，学成后回国传法。法相宗还东传至朝鲜。法相宗的许多高僧，如神窻、圆测、智信、元晓、义湘都是朝鲜人。

译经绝笔与圆寂圣地

唐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玄奘拼尽生命最后的余力，终于译完《咒五首经》。这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像一点风雨中的灯光。正月初三，玄奘觉得精神稍好，便欲翻《大宝积经》，终因力气不支，只好作罢。他自觉大限不远，便对寺院僧众，慨然施尽身外物品，从容安排后事。正月初九，玄奘在肃成院过一小渠时，不慎跌倒，小腿受伤，被门人抬归卧室。至十三日，一卧不起，沉沉昏睡，偶有谵语。二十三日，玄奘忽然醒来，向玉华僧众及同来的译经大德、门徒、卫士等，郑重作临终前的欢喜告别。玄奘说：“我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农历二月初五日夜半，玄奘法师停止了呼吸。举世闻名的一代高僧，大唐三藏玄奘法师，安详地圆寂于坊州玉华山中，卒年65岁。从此，《咒五首经》成为他一生佛经的绝笔。玉华山成了玄奘圆寂的圣地。

第8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拟通过分析跨文化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影响，阐明跨文化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以及几点在教学中的具体方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差异

语言和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两个相关联的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近些年来，人们在外语教学中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语言的文化内涵，及其对语言知识教学的影响。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Language”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语言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深受其根植的文化影响。因而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教学，而且应包括其文化知识教学。

不少外语教育家认为，是否把跨文化交流纳入外语教学的内容是区别传统外语教学和现代外语教学的主要标志。美国外语教育协会在其提出的外语能力要求中已经把文化归入交流能力的重要内容。交流能力包括五个方面，即四种语言运用能力（听、说、读、写）加上文化素养（社会文化能力）。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的差异，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相互进行交流时，应具有的文化素养，而不至于受文化的影响而出现语言失误或造成误解，使交流难以成功进行。围绕在外语教学与文化素质培养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文化教学从属于语言教学，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同时进行，文化教学融入语言教学。尽管这三种观点强调的重点各有侧重，中心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就是在外语教学中一定要有文化内涵。我国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英语教学大纲》（2000）中规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能力除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外，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应把英语语言教学置于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之中，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得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把跨文化交际列为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英语教学才能达到完整、纯正，才能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逐步了解：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作用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应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文化。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还有利于学生了解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在增强语感的同时，适应英美国家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使交流和沟通不至于受到影响，以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

那么，如何将跨文化教育引入到英语教学中呢？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因此，教师教学中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际文化的导入。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与词语有关的文化。如我国文学巨著《红楼梦》，“TheStoryoftheStone”的译法比“TheDreamoftheRedChamber”的译法就高明的多。因为“红楼梦”这个意思在英美和欧洲读者头脑中引起的联想，与在中国读者引起的联想完全不一样。在英美和欧洲读者群中“红楼梦”的意思是“一个人睡在一间红颜色的房间里”，这一本书也颇能引起他们优美神秘的联想。再如：Heisaverywhiteperson．这里white的意思是正直的、直率的意思。（二）与篇章有关的文化。当读到一些关于建筑或住房一类的文章时，我们要向学生讲清floor一词的含义及英美两国表达方式的异同，常要涉及到“13”这个数字，因某些宗教原因，英美等国认为13不吉利，因此在一些建筑和宾馆内不设13层，也没有13号房间，12之后就是14。这样，我们的学生就可对英美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三）与交际环境有关的文化。例如最简单的几句问语在我们中国人见面寒暄时显得十分自然亲切，而在英美国家的环境中，这一类问题诸如：“Wheredoyoucomefrom?What’syourname?Howoldareyou?”会把对方弄得很尴尬，他们觉得有一种被审问的感觉。在这样一些国家，这样一些问题一般只在医院、旅馆、移民局、警察局等地方才会用，但也很少用这种形式问。在需要问及姓名、年龄等问题的场合，一般也只是说“Yourname，please?”或“Maylknowyourname?”，因而，只有了解了对方的交际文化，我们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又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实现上述目的有那些具体的方法呢？

文化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教师应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从而能使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吸收并融会到新的文化环境中去。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方法效果很好。

（一）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感谢、谦虚、赞扬、表示关心，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英语学习中。

第9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高端翻译严重匮乏,需求的专业结构趋向多样化。高等学校外语教育在语种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及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是造成高端人才短缺的根本原因。对高端翻译的旺盛需求不仅要有现实的紧迫感,而且要有顺应发展趋向的长远眼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传统外语教育,注重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关怀的办学特色;改革办学体制,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特别是要注重科技外语和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的翻译市场现状不容乐观,而高端译员的匮乏已成为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语翻译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交流的功能越来越彰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信息涌入中国,翻译人员如果不能及时而正确地消化国际信息流,将导致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信息的流失。翻译能力薄弱的问题不解决,还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政企涉外活动的开展,甚至影响中国的持续发展,妨碍中国全球化的推进速度。

    一、翻译市场的强烈讯号:精英人才匮乏,呼唤高端翻译的多样化

    当前中国翻译大国地位与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形成强烈的反差。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翻译市场。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注册翻译公司有近3000家,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仅在北京注册的就有400多家。全国翻译从业人员多达50万人。从规模来说,中国已成为“翻译大国”,但并非“翻译强国”。因为这支队伍中的专业翻译人才只有6万,真正有水平的、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仅占5%。

    翻译人才青黄不接集中表现为高端译员匮乏。而且从译员需求的专业结构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高端人才匮乏是世界人才市场的共同特征,然而在中国翻译市场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中突出的表现是:

    (一)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这主要反映在外国文学翻译质量下降。以2005年初举行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为例,在涉及文学翻译的5个奖项中,竟被评委无奈地空缺了3个。外国文学翻译之所以遭遇窘境,是因为优秀文学译着要求译者深刻把握两种语言的精髓,特别是要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然而达到这种要求的译员太少,导致优秀文学译作稀缺。时至今日,人们对20世纪中国的一代翻译大家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例如钱钟书不仅英语基础好,而且博览群书,还有浓厚的文学兴趣,其译作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萧乾先生以集文学创作、翻译和记者于一身而着称,得益于他深厚的母语修养和对英语文学的娴熟研究背景。然而中国本来翻译大家就不多,随着一代名师的相继逝世,优秀翻译后继乏人。

    (二)科技翻译,尤其是高新科技翻译人才稀缺。多年来外语院校十分重视外语复合人才的培养,但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当前,外语复合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外语专业知识与经济、贸易、金融、新闻与法律知识的复合,而外语专业知识与理工科知识的复合结构则长期受到忽视,以至于当前懂经贸、商法的文科复合型人才很多,但熟练掌握外语的工程技术人员稀缺。机械、化工、软件、信息技术和电子专业都紧缺外语人才。

    (三)口译人才匮乏,尤其同声传译人才稀缺。随着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中国口译人才严重短缺。目前国内能够熟练地在商务活动、国际会议中担任翻译的人才实在太少。同声传译作为语言金字塔的“塔尖”,被称为外语专业的最高境界,因而培养也十分困难。这种人才不仅在我国紧缺,甚至是全球化的人才难题,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有资料显示,中国口译人才缺口百万,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对中国的口译人才短缺表示担忧。

    (四)中译外人才紧缺,尤其是经典着作和重要政治文献方面的中译外,面临重大问题。中译外比外译中难度更大,写作风格与语言习惯要适合外国人的要求,对译者的中外文水准、政策把握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尤其古代经典着作的翻译还有古文、文言文的阻隔。现代文人能够阅读文言文的已经寥寥无几,因此存在着把古典文献翻译成现代汉语,再由现代汉语翻译成外语的双重语言转换问题,难度可想而知。而且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译外涉及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仅有英、法、德、日、俄等常用语种显然不够,而稀有语种的翻译人才就更显得匮乏。

    二、外语教育的缺失:教育理念和体系陈旧,办学模式趋同化

    在2004年举办的“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为主题的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正陷入一个办学误区:办学模式趋同化。大学普遍按照一个模式培养相同规格的人才,而不是根据个性差异来培养各类创新人才。

    中国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的办学趋同化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专业语种结构趋同。开设英语专业的学校过多,英语专业招生人数远远超过小语种。目前全国有800多所院校开设外语院系,同时全国兴起了一批以新东方学校为代表的外语培训机构,而所有的院系及培训机构均设置英语专业或进行英语培训。以至导致英语专业人才饱和,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而小语种尤其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则供不应求。

    (二)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多年来,传统外语教育只注重语言和文化双重关怀,而忽视综合知识的传授。近年来,又清一色地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外语专业本色,造成了多元文化的缺失。这种现象的认识误区在于:把外语仅仅当作语言的工具,进行语言技能的训练,而淡化了包括汉语文学在内的中外文化教学,以至于跨学科界限的知识性课程——法律、经贸、金融、新闻——的过量,而导致语言专业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了深层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语言人才失去语言与文化为特征的传统特色。

    (三)语言能力的评价方法趋同。中国的外语教育长期以教学服务于考试为导向,导致学生只关注知识和语言技巧,而忽视了语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测试为标准的外语能力评价方式,导致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时间长,资源投入大,整体效率低。而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语言测试方式只测试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知识存量,却忽视了用主观题对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评价。记忆能力和语言知识的存储状况是可以见诸卷面的,而语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则难以在卷面上展现。然而外语的写作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少对于翻译人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诚然,过去清一色的培养纯外语人才,毕业生知识结构过窄,曾经是外语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的主因。因此培养“外语+专业”、“英语+小语种”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是适应社会需要、应对就业难的根本出路,更是教学型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应用性”,而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精英教育来说,必须保持语言教育的文化多元性,培养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只有具备比一般外语学习者更高的外语水平和更扎实的中外文化基础,其毕业生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研究型外语大学必须把坚持外语教育专业的办学特色作为一种理性选择。

    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坚持办学的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多样性

    (一)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不仅要关注现实的紧迫性。而且要有放眼国际化的远大眼光。高端外语人才需求旺

盛及其需求专业结构的多样化,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实,而且是社会发展对语言人才需求的大趋势。从全球视角看,信息时代促使我们的湛蓝色星球变成了“地球村”;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交融促使整个世界趋向“全球化”;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必然要求异域文化与教育的“国际化”。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看,随着我国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以及上海迎来世博会,必然大大刺激人才市场对高端人才的旺盛需求。在这种大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不容动摇,同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为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外语教育语种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要求。

    从现实情况已经看到外语教育落后的紧迫感。全世界学术刊物的80%~90%都是英语刊物,离开英语就无法吸收外国学术资源;全世界的计算机信息90%都用英语表达,我国计算机软件教育的国际化与标准化已大大落后于印度,而英语教育水准不高,理工科硕、博士的翻译能力不足是软件人才国际化的一道坎儿。在这种大背景下,上海外语大学校长戴炜栋,在近年强劲的“全民学外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声中,清醒地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看,不足以说明‘全民学外语’。”并指出,从外语教育的现状看,“中国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比一些亚洲国家要低”,“英语在中国是一种外国语,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语则是第二语言”。当然我国的外语水平更不能与欧洲相比,在荷兰有80%的国民熟悉英语。

    (二)根据外语需求的市场定位,改革办学体制,推进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必须承认:“全民学英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前以服务于考试为导向的英语学习方法的弊端,以及外语教育在包括教育观念、办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外语教学的低效化。这种呼声对外语教育提出了警醒,启发了人们必须认清外语教育的两个改革方向。

    首先,要根据市场需求认真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对不同语种、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提出不同的外语教育办学要求。例如,从语种的专业结构规划看,必须肯定地认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把英语教学作为外语教育的范本;同时注意纠正当前小语种专业办学只限于几个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的状况,注重在更多院校发展小语种教育,实现外语语种的多样化。从不同地区的外语教育要求看,对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及上海等未来的国际化都市必须普及英语教育,提高全民的外语水准;而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则主要要求学好他们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从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看,研究型大学应该倾情于外语精英的培养,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注重语言与文化双重关怀的传统英语教育特色;而教学型大学则应坚持外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并以培养语言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其次,必须十分注重不同专业结构的外语精英的培养,实现高端外语人才的多样化。英语教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而精英外语教育则具有一定的导向性。高等学校必须坚持其应该具有的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和导向性品格。在外语教育中,这种品格主要表现在注重各类专业外语精英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前瞻性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针对外语人才模式趋同化的弊端,实现专业结构的多样化,除了必须加速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及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保持传统外语教育的特色外,应特别注重两种外语专业的发展:一是在理工科院校发展科技外语教育,二是大力发展翻译专业。

    在外语教育中应当认清两种复合型人才的区别:一种是传统的“语言+语言”(例如:“英语+汉语”,“英语+小语种”),以及“外语+社会科学”(经贸、金融、法律、新闻)等以外语为主体知识结构的“语言型”外语复合人才。另一种是以科技知识为主体知识结构的“科技+外语”的“科技型”专业外语复合人才。后者实质是一种专门用途外语人才,它的第一能力是理工科知识,本质上属于科技型人才。

    科技外语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及教学要求都有异于语言型的外语复合人才。从能力要求看,台湾科普翻译家侯捷指出,“一般人认为英文好就能翻译英文文稿,这是大错特错的说法,进行科技翻译与你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密不可分”;“科技翻译的关键不在外文功底,如果要列出科技翻译成功的要素应该是:专业素养,中文程度,中文文采,英语程度”。同时理工科外语教学的要求也有异于文科型的外语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钟美荪指出:“大学生英语不必都能说会道,文理科英语教学要求不宜一刀切。”许多专家认为不同类型学科的英语能力有不同要求,阅读英语专着及查阅英文资料的实际能力对理工科高层次人才是最重要的。科技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该在理工科院校进行,因为纯外语的人才培养不出合格的科技外语人才,钟美荪副校长就说过“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很多困难,主要原因是英语教师都毕业于英语专业,教师通常按英语教育的思维和标准去教授不同学科的学生。英语专业毕业生与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双方难以找到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