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杠杆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财务杠杆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对财务杠杆教学中的每股收益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财务杠杆系数简化计算公式的不足之处，通过讨论每股收益中的相关变量，列明各种变量变化情况下EPS的变动情况，从而完善了EPS的应用，并扩充了财务杠杆的意义。
关键词：财务杠杆 财务风险 一元函数 二元函数
一、教材定义以及问题的提出
(一)教材定义
财务杠杆又称筹资杠杆，是指企业在筹资活动中对筹资成本中固定财务费用的利用。在企业资金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企业固定的财务负担就会相对减轻，从而给普通股股东带来更多的收益;反之，当息税前利润减少时，企业固定的财务费用负担就会相对加重，从而会大幅度减少普通股股东的收益。财务杠杆是衡量财务风险的指标，是指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率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比率。
2.I作为自变量。将I作为自变量，EPS为因变量，EBIT、N为常数，则普通股每股收益EPS是关于I的减函数，当I增大时，EPS减小，纵轴截距为EBIT/N，横轴截距为EBIT，斜率为-1/N。当I增大时，EPS曲线向右上方平移(见图2)。 3.N作为自变量。将EBIT作为自变量，EPS为因变量，N为常数，则普通股每股收益EPS是关于EBIT的增函数，当EBIT增大时，EPS增大，沿着过原点，斜率为1/N的射线进行变化(见图3)。
(二)二元变量的推导
1.息税前利润EBIT与利息I二元变量对EPS的影响。假设EBIT变化为αEBIT，I变化为βI，详细讨论见表1。
2.息税前利润EBIT与流通股数量N二元变量对EPS的影响。
3.利息I与流通股数量N二元变量对EPS的影响。
(三)三元变量的推导
三、结论
通过上述EPS多元变量讨论可见，财务杠杆的简化公式只考虑了EBIT和I两个变量，的确简化了计算，但也忽略了其他因素对EPS的影响。通过本文对于财务杠杆多元函数的推导，可使学习财务杠杆时考虑更全面，进一步加深了对其的理解和运用。
参考文献：
第2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企业投资
论文摘要：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负债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受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发现在成长性较低的企业中投资支出对负债水平的敏感性更低，这些结果均支持了过度投资假说。
自20世纪7O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从负债融资的角度来研究其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负债具有硬的约束功能。然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证券市场不完善，企业的负债融资大部分来自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背景下，负债融资对我国企业投资行为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值得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1文献回顾
Jensen和Meckling_1]和Myers[2都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负债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负债与投资支出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也会造成投资行为扭曲，然而Jensen和Meckling认为负债造成了过度投资行为，而Myers却认为负债造成投资不足。Mi—ehael等口]以中国上市公司199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也说明了债务没有抑制成长机会和业绩较差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反而引起了投资扭曲。
负债还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即抑制过度投资。JensenL4从股东和经理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债务具有到期还本付息的特征以及经理受到债权人的监控这两种硬的约束作用，因此，他认为负债会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投资支出与财务杠杆也呈现负相关关系，Lang、Ofek和Stulz[5]发现企业未来的投资增长同当前的财务杠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后，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只存在低成长的公司里，而对高成长的公司或处于高成长行业中的公司不存在。这表明对于低成长的企业来说，债务的使用更多的是抑制了过度投资的问题。参考Lang等的研究思路，Aivazian等用加拿大公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负债融资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负债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仅发生在缺少投资机会的低成长性企业，支持了负债具有约束过度投资作用的理论观点。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财务杠杆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虽然形成了一定成果，但专门就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不多。李胜楠等口将样本区分为高比例和低比例国有股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低的公司中存在投资不足问题，而国有股比例高的公司中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辛清泉等[8]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财务杠杆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同质性因素”的存在弱化了债务的治理机制。姚明安、孔莹_9]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减弱。同时发现，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在成长机会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结果均支持了过度投资假说。
2研究设计
2．1研究假说
与西方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非常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也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投资成本、权利、投资目标与信息等几个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而是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冲突之间。
大股东不仅可以凭借其持有的股份分享公司的收益外，还可以凭借其的控制权对中小股东进行侵害，为自己谋求私利，因此大股东都倾向于扩大公司规模。一方面是出于声誉、风险及融资等方面的考虑，企业的规模越大，控股股东侵害公司资源的回旋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大股东也跟经理人一样崇尚构建商业帝国，从而也会扩大公司规模。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冲突的存在，且大股东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然而债务还本付息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大股东扩大公司规模的偏好，因此，企业当前的杠杆水平越高，未来的投资增长就会越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财务杠杆之间呈负相关，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对财务杠杆的敏感性越低。
2．2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1-2005共5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样本的选取上，遵循以下标准：①剔除金融类公司，因为其债务结构具有特殊性；②剔除PT、ST公司；③剔除在当年上市的新公司；④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⑤剔除财务杠杆高于1，成长机会、投资支出以及生产能力应用等极端值。本研究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0．0版本。
2．3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在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以及借鉴AivazianetaI]的基础上，本文用银行贷款来表示企业的负债水平，模型如下：
Inv—B0+8】Lev+B2Growth+B3CF+口4Sales+口5Yearl+p6Year2+p7Year3+p8Year4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投资支出，定义为t+1年的固定资产原值改变量除以t年末的固定资产净值，用Inv表示；解释变量为财务杠杆(Lev)，定义为t年末公司负债总额除以t年末的总资产。
基于现有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本文采用以下控制变量：①成长性Growth，定义为t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量／t一1年主营业务收入；②现金流CF，定义为t年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t年末总资产；③生产能力Sales，定义为t年主营业务收入／t年末固定资产净值；④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⑤年度哑变量Year。
3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3．1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基本情形
表1中模型1是引入解释变量Lev之后的回归结果，变量Lev的系数为负值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3．2投资支出对财务杠杆的敏感性：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文假说，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Lev与First的乘积项，模型2是引入乘积项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财务杠杆系数为负且显著，但First与Lev的交叉变量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支出的敏感性越低。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我们设置了成长性哑变量(DGrowth)，当观测样本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大于其中位数时，DGrowth取1，否则取0。如果存在过度投资，那么，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应该在成长机会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_5]，也就是说，Lev与DGrowth的乘积项系数应该显著为正。模型3是基本模型中加入DGrowth哑变量及其与财务杠杆Lev交叉变量后的回归结果。DGrowth与Lev的交叉项与公司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说明财务杠杆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在低成长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敏感。这说明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现象。
3．3稳定性检验
由于变量间的乘积项可能会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了分样本的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重新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假设继续成立。此外，我们也采用了替代变量的方法对本文的回归结果进行检验，结果依然符合原假设。
第3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并购；风险；防范
企业并购，是企业兼并与收购，即企业之间的兼并与收购行为，是企业法人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基础上，以一定的经济方式取得其他法人产权的行为，是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和经营的一种主要形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的并购浪潮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国企业。但由于我国企业并购的历史尚短，在我国企业并购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对并购风险认识不足，特别是财务风险。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是指在以债务资本为主的融资结构中，当并购后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时，将可能产生利息支付风险和按期还本风险。
1债务性融资的动机
债务性融资的成本一般都低于权益性融资，且债务性融资不会稀释已有的股权，还可以增加企业的发展潜力，增加每股净收益率；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风险太大。虽然通过债务性融资可以获得资金且不会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但债务性融资到期必须还本付息．一旦企业无法到期偿还．企业就可能出现债务到危机．甚至是被迫破产倒闭。而权益性融资恰好避免了这个缺点，即权益性融资不需偿还，但会稀释已有股份，会丧失企业的控制权，而且筹资成本较高。从投资者角度讲，两种融资方式委托对人的监控成本不同。债权合约比股权合约的监督成本低。从筹资者角度计，发行债券筹资的成本低，因为债券利息要计入成本，在税前扣除，所以它有冲减税金的作用，能带来税盾收益。而股权融资中，政府要对股东个人的资本利得和股息收入以及企业法人双重征税。另外，债务融资可使公司更多地利用外部资金扩大公司规模，增加公司股东利润．即采用负债经营的手段取得财务杠杆效应。而在股权融资中通过增资配股等手段可以使得公司增加资金，但同时也加大了股息分配的基数，摊薄了每股收益，影响了原股东的利益，并使公司管理结构发生了变动，而债权融资却不存在此问题。
2债务融资的主要方式及其财务风险
债务性融资指收购企业通过举债的方式筹措并购所需的资金。这种方式主要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民间融资和向社会发行债券。
(1)银行贷款。这是最传统的并购融资方式。其优点是手续简便，融资成本低，融资数额巨大。其缺点是必须向银行公开自己的经营信息，并且在经营管理上受制于银行。此外，要获得贷款一般都要提供抵押或者保证人。这就降低了企业的再融资能力。这种风险是企业利用银行贷款方式融资时。由于利率、汇率及有关融资条件发生变化而使企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主要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如企业与银行签字一份长期贷款合同，采用固定利率方式付息．不久银行贷款利率降低，由此使用企业蒙受多付利息的风险。
(2)民间融资。这种方式融资方法简单，并且在经营上很少受到债权人的控制。这样的融资方式最大的风险因为资本成本比银行高，并且大部分的是短期借款，是企业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增加，特别在公司遇见利空的小道消息时候，容易出现挤兑的现象，以至于让企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像以前的新疆德隆投资集团的瞬间灭亡一样。
(3)发行债券。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债券利息在企业缴纳所得税前扣除，减轻了企业的税负。此外，发行债券可以避免稀释股权。其缺点是债券发行过多，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企业的信誉，增加再融资的成本。这种风险是指企业在利用债券方式筹集资金时，由于债券发行时机、发行价格、票面利率、还款方式等因素考虑欠佳，使企业经营成果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主要包括发行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可转换债券的转换风险等。由于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是企业最主要的债务融资方式，且这两种方式都具有还本付息的义务性、固定性，决定了它们所构成的融资风险大小要充分依托企业的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因此相对融资风险较大，是现代企业主要的融资风险。
(4)拍卖、售后回租。拍卖、售后回租是指企业为了融入并购所需的资金，先将并购对象的所有权转卖给租赁企业，再以每年向租赁企业支付一定租金的形式取得并购对象的使用权。在租赁期满后。融入资金的企业再以象征性的价格购入并购对象的所有权。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既可以解决并购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通过“租人使用”的形式继续完成并购的全过程，可谓一举两得。但对于大规模的并购行为的话，因为需要大量的现金流，这种方式在并购中很少能起的作用。所以其风险我们可以作为参考数据。但是无论是何种具体形式。它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即都是通过取得债务或是变相的取得债务的形式来融入并购所需的资金。只要是企业取得了债务就意味着给企业带来了风险，尤其是财务风险。
3并购融资财务风险的防范
债务性融资速度快捷、融资成本低廉、企业可以享受财务杠杆作用等众多的优点，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它自身致命的不足。对于融入债务的企业来说，债务性资金会比权益性资金有更大的风险。只要企业取得债务性资金，就会面临着按期还本付息的压力。如果企业无法按时偿还债务的本息，企业的财务风险就会演变为财务危机。企业的债务越多。其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稍有不慎，企业就可能因此而破产。因此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大债务规模。另外，随着企业的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风险的加大，债权人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酬。其直接结果就会导致企业所要承担的融资成本的上升。成本的上升，自然会部分的抵消财务杠杆的作用。当企业的负债达到一定规模，企业的债务成本水平恰好等于企业的盈利水平时，企业的财务杠杆作用则完全丧失，再加大债务规模．企业就会因此而遭受财务杠杆损失。而此时企业的资本结构即达到了最佳的资本结构。
由于杠杆收购是采用债务融资方式筹措并购资金，因而可能产生较高的使企业丧失偿债能力的风险以及股东权益变化的风险。如何把债务融资引起的财务风险控制在安全程度内。是收购决策中的关键问题。下面将具体阐述对杠杆收购财务风险的优化控制。
企业可以通过设立一组风险大小的测定指标，作为控制公司举债规模的标准，将公司丧失偿债能力的风险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类风险测定控制指标有：
(1)债务利息偿还比率=息税前收益／债务利息
该指标表明公司对其债务利息的偿还能力，根据经验该指标一般应该大于1而小于2。
(2)债务本息偿还比率=债务本息支付额息税前收益
其中：债务本息支付额=债务利息支付额+所得税率债务本金支付额?
用该指标可以测定企业偿还本息的能力，以保证企业不会发生丧失偿还能力的危机，一般来说，该指标应该大于1。
(3)最大现金偿还比率=债务本息支付额可获取的最大现金流量
其中：可获取的最大现金流量=预计收购后1年内的息税前收益+折旧及摊销费+可获取的目标企业的现金余额+可用作抵押或出售的非主管业务资产及其他业务的市价。
这一指标反映企业在完成并购后较短时期内(一般为1年内)，企业对要偿还的债务本息所具备的最大偿还能力。一般将此指标的数值1作为“安全边界线”，指标一旦越过“安全边界线”，则说明企业已经出现丧失偿债能力的危机。
(4)对股东收益变化风险的控制
为实现并购的战略目的之一一公司股价最高化，可在“负债增加一每股收益易变程度增大一股价下跌”与“负债增加——每股收益增加一股价上升”两种相反的趋势中，寻求公司股价可能达到最高水平的平衡点即每股收益易变程度与每股收益值的最佳组合点。为此可以使用以下函数做为判断标准。
A财务杠杆率函数：RFI=EB1T／(EB1T—I)
其中：RFI一财务杠杆率-EBrI息税前收益；
I—债务利息
B每股收益率函数：EPS=(EBIT—I)(1一T)／n
第4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如何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标准，分析了最优资本结构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方法。
0 引言
资金是企业永续经营的基本条件，一定规模下的企业其生存发展必须要有与之规模相适应的资金量，但仅仅有足够的资金量还不行，如果资本结构不合理，即使拥有足够的资金，也很难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企业的资本结构如何，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实力，承担风险的能力等，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以及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因此，资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否则资金的运行不畅通就将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
1 企业的资本结构
企业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间的结构，是由企业采用各种方式筹资而形成的，各种筹集方式的不同组合类型，决定着企业的资本结构及其变化。如何找到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是当今企业最为困惑的一大问题。那么，如何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标准呢?
1．1杠杆利益与财务风险间的平衡是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前提
财务杠杆是指企业利用负债来调节权益资本的手段，合理的财务杠杆能给企业权益资本带来额外收人，称之为财务杠杆利益。由于债务利息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每一元利润能负担的固定利息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可分配给企业所有者的税后利润也会相应增加，这部分收益增加，会使权益资本收益率随之提高，进而使每股的收益增加。因为财务杠杆的反作用会增大财务风险，合理的财务杠杆作用能增加企业收益，不合理的财务杠杆作用会因减少企业收益或发生亏损而导致资金周转紧张，偿债能力下降，发生财务风险。因此，确定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树立稳健的基本指导思想，必须以处理好杠杆利益与财务风险间的平衡关系为前提，在风险最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务作用，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
1．2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基本标准
(1)经济效益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保障，经济效益最大化最终表现在企业资产增值，利润增加。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效益不佳，长期发生亏损，企业就将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确定最优资本结构应以经济效益为基本标准。
(2)经济效益不仅是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物质保证。也是资本结构最优化的表现形态。优化资本结构一要取决于债务资本的融人;二要取决于权益资本的增加。债务资本的融入，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如何，企业效益好的企业，融资就比较容易，那些效益差的企业，融资就困难。权益资本能否增加，也取决于经济效益，效益好的企业发行股票大小股东都愿意认购，效益好的企业还可以通过转增资本的方式使权益资本增加。因此，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应以有利于增加经济效益为基本标准。
(3)经济效益是企业内外利益主体关注的焦点。一是投资者的收益往往不确定，要视企业经营成果而定。因此，所有者非常关注投人到企业的资本，密切关心企业效益，预测未来的收益;二是债权人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也注重企业的效益来判断借出去的款项是否能按时收回;三是关联方企业关注财务风险，看企业效益，预测未来变化，防范风险;四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税费收缴部门关注企业经济效益，预测本部门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五是企业职工对企业能否及时发放工资、福利，是否正常生产运转，也十分关注企业效益。因此，企业效益将是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基本标准。
1 .3社会效益最大是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参考标准
在企业大力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不能忽略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在优化资本结构时，势必要关注社会效益的大小。假设给社会生态环境或自然资源造成1000万元的损失为代价而换取企业500万元盈利的方案，其投资或融资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优化资本结构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调节好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在二者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只顾企业效益的提高，而不顾社会效益的下降;不能只顾股东的收益最大而不承担社会责任。这就对优化资本结构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考虑社会效益将是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另一标准。
2 确定最优资本结构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2.1企业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确定资本结构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降低财务风险。而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密切相关，凡经营风险较高的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都应降低债务比例，保持较低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低的企业，则可适当增加债务资本，冒较大的财务风险，以获取较大的风险报酬。在经济上升，行业前景看好时可增加债务资本，由于企业产销平衡，不易发生财务风险。在通货膨胀时期增加债务资本，还可减少因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2.2企业目前及未来的财务状况
企业财务状况包括企业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资金的周转速度，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等，它是确定资本结构需考虑的又一重要因素，财务状况好的企业，偿债能力相对较强，因而能承担较大财务风险，在确定资本结构时适当加大债务资本比例，反之，财务状况较差的企业，偿债能力弱，就应尽量避免举债，以免陷入困境。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是互为影响的，财务状况是资本结构决策的依据之一，而资本结构又会对财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考虑企业财务状况时，应在考虑目前情况的同时充分预测未来的情况，使确定的资本结构反过来对目前和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有利的影响。
2.3考虑企业的控股权以及投资者的性格及态度
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企业的收益和风险。如果投资者为了掌握企业的控股权，可保持较高的债务资本比率，用举债的方式增加资本，扩大经营，当企业决定调整现有的资本结构，尤其是决定扩大债务资本比例时，现有的投资者一般是极为关注的。因此，企业在决策时应充分考虑投资者的心理承受力，避免因投资者信心不足而造成资本成本上升和企业价值下跌的后果。此外，经营者及投资者的性格对确定资本结构也产生一定影响，决定着企业经营战略，影响企业运营能力和前途。经营者及投资者的性格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应不同。对于那些敢冒风险，善于运用风险时机扩大经营，获取风险收益的经营者及投资者来说，企业应保持较高的债务资本比率，对于那些思想保守，谨慎稳重的经营者及投资者来说，甘愿企业发展速度较慢，也不愿冒险经营，这种企业只有保持较高的权益资本比率，尽量多用权益性方式扩大资本。
2.4资本成本的高低
一般认为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是较为合理的。综合资本成本是指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加权平均成本。只要在正常情况下，能使企业资本成本下降的，便应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行负债筹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债务资本比例越大越好，当债务资本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企业综合资本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逐步上升。因为随着负债的增加，企业财务风险日益增大，对风险报酬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和借款筹资的资本大大提高。所以，当企业综合资本成本由债务资本比例增大逐步下降转为逐步上升的转折点，便表明企业的债务资本比例已达到了极限。
2.5注意国家政策法规的变化，合理运用税收筹划
国家政策法规应是企业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重要依据，在国家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发生变动时，企业应适时调整其资本结构，以便按国家政策来增加企业收益，另外，还可运用税收筹划调整资本结构，充分考虑税收筹划手段的作用，尽力采用合法的避税、节税手段增加权益资本的比率，减少债务，以节省债务资本成本来达到增加企业效益的目的。
3 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方法
3.1财务两平点分析法
财务两平点是指普通股每股盈余为零的息税前利润，相对于普通股股东而言即是“保平点”。如果财务两平点过高，预计企业未来的息税前利润难以达到财务两平点的水平，说明现有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或优先股比例太大，有必要适当降低这两种资本的比重，以降低固定筹资支出。反之，若财务两平点太低，则说明企业未能充分运用具有杠杆的筹资手段。计算财务两平点是分析评价企业资本结构的基本方法之一。
3.2每股盈余分析法
评价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分析每股盈余的变化也是其重要的方法之一。能提高每股盈余的资本结构是合理的，反之则不够合理。每股盈余分析是利用每股盈余的无差别点进行的，所谓每股盈余的无差别点，是指每股盈余不受筹资方式影响的销售水平。根据每股盈余的无差别点，可以分析判断在什么样的销售水平下适于采用何种资本结构，当销售额大于每股盈余无差别点，运用负债筹资可获得较高的每股盈余;当前者低于后者时，运用权益筹资可获得较高的每股盈余。
3.3比较资金成本法
企业筹集资金的方式不外乎有3种:1是举债，包括发行债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2是增发股份;3是内部筹资即利润资本化。企业在作出筹资决策之前，先拟定若干个备选方案，根据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的高低来确定最佳资本结构。
3.4因素分析法
优化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十分困难的管理环节，试图依靠任何单一的计算或分析来达到最佳资本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除了必要的计算之外，优化资本结构更多的是依靠管理者对企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了解，预测和把握，对企业客观环境，尤其是资金市场变化情况的预见能力，同时也依赖管理人员深厚的财务管理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因素分析法是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重要方法之一。
(1)企业销售的增长情况。预计未来销售的增长率，决定财务杠杆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每股利润，除了销售的增长率外，销售是否稳定对资本结构也有重要影响。如果企业的销售比较稳定，则可较多地负担固定的财务费用;如果销售和盈余有周期性，则负担固定的财务费用;将冒较大的财务风险。
(2)贷款人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如果企业债务重，贷款人可能会拒绝贷款，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降低企业的信用等级，影响企业的筹资能力和筹资成木。
(3)企业的财务状况。获利能力越强，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越好，企业就越有能力承担风险，举债融资就越有吸引力。
(4)资产结构。不同行业的经营特点应保持不同的资本结构，如工业企业由于进行生产需要厂房、设备等大量固定资产，应主要通过长期负债和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商业企业则相反，由于拥有较多流动资产，则应更多地依赖流动负债来筹集资金。垄断性强的行业如邮政，铁路等可适当提高债务资本比率，竞争性强的行业可适当提高权益资本比率。
第5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现金持有量；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成本
一、引言
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理财行为。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现金持有量作为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对经营战略和投资决策的意义越来越大，上市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也引起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有关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研究不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对此还未引起充分关注。有鉴于此，本文运用西方现金持有理论模型分析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决定因素，希望能够为我国在这一领域展开深入研究提供。
二、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理论模型
企业为什么要持有大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西方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公司持有现金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并系统提出了现金持有的权衡理论模型、信息不对称模型和成本理论模型。
(一)权衡理论模型
权衡理论模型认为企业通过权衡持有现金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确定它们的最佳现金持有量。现金持有的收益主要包括：降低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与清算现有资产：使企业发生财务约束时继续实施投资政策。现金持有的成本包括持有成本(管理费用和机会成本)、转换成本和短缺成本。企业缺少现金不得不从外部资本市场融资，如出售现存资产，削减股利和投资，发行股票和债券，重新进行融资谈判，或者多种方式并用。该模型认为，如果企业出售自有资产的成本足够低，企业是不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根据权衡理论模型，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因素有：
1．筹集外部资金的交易成本
一般来讲，己经进入公开资本市场的企业筹集外部资金交易成本低，这意味着企业能较容易的筹集到外部资金，从而持有较少的现金。此外，举债能力较强的企业也可能持有较少的现金，例如具有较高信用等级的公司容易从外部筹集资金，持有较少的现金。
2．现金替代物及股利支付水平
当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有资产，并且这些资产能够以较低成本转化为现金，那么通过出售这些资产筹集资金就是经济的。因此，此类企业通常持有较少的现金和较高水平可转化的流动资产。现金以外的流动资产在发生现金短缺时能以较低成本变现，这些流动资产被视为现金替代物。另外，支付股利的公司可以通过减少股利支付来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所以这些企业比没有支付股利的企业持有更少的现金。
3．投资机会
盈利性投资机会的增加意味着如果公司面临现金短缺，将不得不放弃好的项目。因此，这样的投资机会越多，企业就应持有更多的现金。同时拥有优良投资项目的企业财务困境成本较高，因为构成企业价值的优良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往发生破产时几乎会完全消失，因此拥有优良投资项目较多的企业将会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以避免财务困境的发生。
4．财务杠杆
关于财务杠杆和现金持有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一方面，随着财务杠杆的增加，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上升，因此预期有较高杠杆比率的企业会持有较多的现金。另一方面，财务杠杆比率反映企业举债能力，杠杆比率越高，企业局债能力越强，持有的现金水平也就越低，因此，杠杆比率被视作现金持有量与流动性证券的反向替代物(John，1993)．
5．企业规模
由于证券发行的固定成本带来的规模经济，规模大的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低。另外，由于多元化经营，大规模企业可以出售非核心资产来获取现金流量，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较低(Rajan&Zingales，1995)。以上分析表明，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
6．现金流量及其不确定性
现金流是企业持有现金的来源，对现金流量较多的企业来说，放弃有价值的投资机会的风险与面临财务困境的风险较低，因此这类企业持有现金水平一般较低。另外，由于市场行情和其他不测因素的存在，企业通常对未来现金流入量和现金流出量难以做出准确的估计和预期，这种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了企业面临现金短缺的风险。因此，现金流量不确定性的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
7．债务期限结构
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也有重要影响。短期债务比例越高的企业因经常展期而面临财务风险，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现金持有量负相关。然而Barclay和Smith(1995)研究发现，信用风险最高与信用风险最低的企业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而信用风险居中的企业偏好发行长期债务。信用等级越高，企业融资能力就越强。如果将发行短期债务当作反映企业信用等级最高的变量，那么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现金持有量正相关。除了上述因素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外，套期保值成本和现金循环周期也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套期保值成本越高、现金循环周期越长，持有现金也就越多。
(二)信息不对称模型
信息不对称模型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使得企业筹集外部资金需要付出成本代价。例如外部资金供应者对企业资产价值和企业运营信息并不完全了解，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可能造成市场上企业股票价位混乱，于是外部资金供应者认为要确保他们不以被高估的价格购买证券，就应适当地对所购买的证券打折扣。但是，正是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外部资金供应者对价格的折扣传递给管理层的信息却可能是证券价格被低估了。这样，管理层发现不发行证券可能更有利，就会相应地减少投资机会。信息不对称模型预测了当证券发行对信息敏感时，筹集外部资金的成本就会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高成本，持有充足的现金是有价值的。Antunovich(1996)也指出，既然具有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公司进入资本市场有更多的困难，这些公司就应该持有更多的现金。否则，当信息不对称很严重时，现金短缺会迫使公司压缩投资，同时可能面临更大的成本支出。例如，研究和开发费用支出较高的企业，倘若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陷入财务困境的成本将会更大，因此必须持有更多的现金。
在权衡理论模型和信息不对称模型(优序融资理论模型)中，同一因素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存有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权衡理论模型中企业规模、现金流量与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而在信息不对称模型正相关；财务杠杆与现金持有量在权衡理论模型中关系不明确，但在信息不对称模型中负相关。
(三)成本理论模型
1．管理者操控性成本模型
理论认为，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管理者们和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这导致管理者通常会从事一些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或消费更多的额外津贴来增加私人利益的行为。管理者操控性成本模型认为，管理者持有大量现金就是一种能够达到增加个人私利的行为。首先，管理者通常会厌恶风险而持有过量现金，这有利于巩固管理者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因此反接管意图强的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其次，一方面管理者手中的大量现金使得管理者能投资那些不受资本市场欢迎和看好的项目，从而避免资本市场的监管。另一方面，管理者持有大量自由现金而不愿分给股东，给自己更大的自由空间去追求私利。
总的来讲，管理者操控性成本引致的问题，会增加企业总的成本，降低企业价值。当存在下面几种情况时，管理层会增加现金持有量：(1)外部股权非常分散时，公司会持有过量的现金。大股东的存在使得接管或权的争夺更为容易。(2)债务水平较低的公司会持有过量的现金。因为低债务使得公司很少受到资本市场监管。(3)那些通过改善反接管章程来保护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公司将持有更多的现金，这使公司很少可能成为接管目标。另外，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现金持有量也会产生影响。管理层持股能协调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冲突。但这也增强了管理层抵抗外部市场束缚的能力。
2．债务成本模型
债务成本模型认为，当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不一致，或者不同债权人利益不同时，成本就会产生。债务成本主要包括：由于债权人对资本使用的严格限制，如对公司的现金流量实施契约控制，影响了人(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经营决策，造成公司的价值损失，如风险投资机会的丧失、资产结构的保全安排或有利的股利分配政策的无法落实等。该模型认为，债务成本的存在，使高杠杆公司发现筹集资金是很困难的并且成本昂贵。为了避免由于债务成本过高而不能筹集到资金去投资有价值的项目的情况发生，公司通常会选择低水平的财务杠杆或者持有更多的现金。
三、总结与启示
第6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一、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及股权融资偏好
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个渠道，其中内源融资主要是指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部分；外源融资即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部分，主要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类方式。直接融资是指企业进行的首次上市募集资金（IPO）、配股和增发等股权融资活动，所以也称为股权融资；间接融资是指企业资金来自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等债权融资活动，所以也称为债务融资。
我国证券市场成立迄今已有十年多的发展历史，股票市场的大规模发展为上市公司进行外部股权融资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场所。以上市公司境内的A股融资为例，1991年——2000年的十年期间，累计股权融资总额超过了5000（（亿元，其中首次发行筹资额累计达到2967.98亿元；配股融资累计达到1637.85亿元；增发融资累计达到256.91亿元。
但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外源融资比例远高于内源融资，而那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几乎是完全依赖外源融资。其次，在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所占比重平均超过了50%0，其中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公开发行A股进行的股权融资在全部股权融资资本中的比例平均达到了17%左右的水平，并且随着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有理由认为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还将继续快速上升。
然而，在西方企业融资结构中，根据啄食顺序原则，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顺序首先是内部股权融资（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外部股权融资。
从美、英、德、加、法、意、日等西方7国平均水平来看，内源融资比例高达55.71%，外源融资比例为44.29%；而在外源融资中，来自金融市场的股权融资仅占融资总额的10.86%，而来自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则占32%.从国别差异上看，内源融资比例以美、英两国最高，均高达75%，德、加、法、意四国次之，日本最低。从股权融资比例看，加拿大最高达到19%，美、法、意三国次之，均为13%.英国、日本分别为8%和7%，德国最低仅为3%.从债务融资比例看，日本最高达到59%，美国最低为12%.可见，美国企业不仅具有最高的内源融资比例，而且从证券市场筹集的资金中，债务融资所占比例也要比股权融资高得多，可见，西方七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实际情况与啄食顺序假说是符合的。
但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即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关于啄食顺序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事实上大多数上市公司一方面大多保持比国有企业要低得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甚至有些上市公司负债为零，但从实际上看，目前1000多家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会主动放弃其利用再次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的机会。我们将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上述特征称为股权融资偏好。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具体行为主要体现在拟上市公司上市之前有着极其强烈的冲动去谋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公司上市之后在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往往不顾一切地选择配股或增发等股权融资方式，以致形成所谓的上市公司集中性的“配股热”或“增发热”。但上市公司这种轻视债务融资而偏好股权融资的选择，并没有换来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改善，上市公司无论是通过在一级市场首次公开发行A股还是通过配股或增发再融资的效率都是不能令人乐观的。
二、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计算及特点
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进行了研究，但一些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能够牢牢抓住融资成本这一主线展开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实证研究。而我们认为，无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上市公司的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是有成本的，而评价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策略合理与否及融资结构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或出发点就是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
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存在“名义成本”和“真实成本”之分。目前国内大多数关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研究文献中所提到的或所计算出来的融资成本实际上只是表面意义上的，即应属于“名义资本成本”。而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则是究竟应如何合理计量上市公司的“真实资本成本”或“真实融资成本”。
我国学术界和金融实务界在有关“真实资本成本”的计量问题上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并且目前关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计量和测定问题的研究也很少。本文在综合借鉴并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之精华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总成本的计量模型，并且以自1998年——2001年上半年全部实施过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公司进行了实际计算和统计分析。
上市公司的真实融资成本。数据显示，1998年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无论是股权融资成本还是融资总成本，增发后都要高于增发前，如股权融资成本增发前平均为18.8%，增发后则上升到31.19%；融资总成本由增发前平均为15.16%上升到增发后的22.45%.但从1999年开始，增发后的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总成本都要低于增发前。如1999年实施增发的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由增发前的28.24%下降到增发后的20.79%，融资总成本由增发前平均19.65%下降到16.76%；2000年实施增发的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由增发前的20.54%下降到增发后的16.58%，融资总成本由增发前平均16.07%下降到14.43%.此外，不同样本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总成本差异还比较明显，比如1998年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最高的达到38.66%，最低的为24.47%；2000年实施增发的公司，股权融资成本最高的为41.51%，最低的仅为5.36%.
由此可见，对于实施增发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而言，无论是股权融资成本还是融资总成本都要比名义融资成本要高得多。
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行为与债务融资行为和融资总成本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进行深度分析，我们通过建立适当的经济计量模型，以全部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截面样本，对上市公司的增发融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增发再融资行为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有：融资成本，其中又包括股权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资本或债务融资资本占总投入资本的比例）、股票市场的预期平均收益率；增发募集资金的规模、增发类型（即是由原A股还是B股增发）等，因此，我们建立了关于上市公司增发融资行为的相关模型（略）。
同时，我们对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增加（或减少）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总成本的问题也作了研究。根据现代公司财务与资本结构理论，财务杠杆是度量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重要指标，因此研究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与融资总成本之间关系实际上就是研究财务杠杆的变化与公司融资总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问题。
度量财务杠杆通常有三种方法：资产负债率、偿债比率和市值杠杆比率。资产负债率为帐面负债与帐面总资产之比；偿债比率常常用利息倍数或偿债倍数来表示；市值杠杆比率为总负债有股票市值或总资产市值之比。在研究中，我们采用总负债——总资产市值来作为财务杠杆的度量。在实际分析中，我们将总负债划分为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以进一步计算短期和长期财务杠杆。这里我们假定，负债的市值等于负债的帐面值，而权益资本的市值等于股价乘以总股本数。那么总资产市值就等于负债的帐面值加上权益的市值。
依据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了值得深思的结论。
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
1、股市预期平均收益率对融资总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上市公司增发类型（即增发前公司是否有A股或仅有B股）对融资总成本的影响较显著。
2、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对融资总成本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增发前后的股权融资占总资本比例对融资总成本有显著影响，其中增发前的股权融资比例对融资总成本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
3、增发募集资金占上市公司外部资金来源之比对融资总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增发募集资金金额或增发募集资金与增发前股东权益之比或增发募集资金与增发前股权融资资本之比或增发融资额占总资产市值的比例对上市公司融资总成本并没有显著影响。
4、上市公司的长期财务杠杆普遍低于短期财务杠杆，即短期财务杠杆要大大超“真实融资成本”。
我国学术界和金融实务界在有关“真实资本成本”的计量问题上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并且目前关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计量和测定问题的研究也很少。本文在综合借鉴并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之精华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总成本的计量模型，并且以自1998年——2001年上半年全部实施过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公司进行了实际计算和统计分析。
第7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海外并购，财务绩效，EVA分析，杜邦分析
一、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逐渐发展壮大的中国企业踏上了海外并购之路。而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我国掀起了一股海外并购的热潮，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纷纷在海外寻求并购目标。中石油中海油的频繁出手，联想拿下IBM的PC业务，工商银行巨额收购南非标准银行股份等案例成了国际金融界被经常谈起的话题[2]。
金融危机以来，鼓励中国企业出海抄底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IT是技术进步最快的行业，企业的并购和重组成为发展的重要途径，跨国并购更是频频发生。本文以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TFT-LCD业务为例[3]进行分析，通过EVA分析对并购绩效进行评价并辅之以杜邦分析方法深入挖掘其原因，从实证角度论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是否真正创造价值，对我国IT企业海外扩张战略提供借鉴。
二、相关文献综述
Anand和Delios(2002)结合OIL的分析范式指出投资者自身的核心优势资源和东道国的目标资源性质，决定了跨国并购创造价值的可行性。Aulakh和Kotabe(1997)认为，企业在国外市场经营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受其组织结构、历史经验及目标资源的技术特征等因素制约，这些内生因素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后对本国母公司及海外子公司的绩效有重要影响。Kim和Hwang(1992)；Hennart和Reddy(1997)从文化差异论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中，并购双方要合理应对民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双重文化差异增大了并购整合的难度，并购双方很容易出现彼此不信任、缺乏合作的情况，这将制约资源转移的效果和效率，限制目标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
国内外很多学者从实证角度考察并购绩效。Mueller(1980)对1962年至1972年不同国家的兼并研究表明，法国、荷兰及瑞士企业兼并后盈利能力下降企业管理论文，而英国企业的样本则优于对照组。Peer(1950)，Ryden和Edberg(1980)等人认为并购后企业的利润减少，而Baldwin(1995)，Ikeda和Doi(1983)和Gugler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后利润增加。李东富(2005)、李祥艳(2006)认为并购后中期企业财务绩效下降，长期利润增加。王燕锋(2007)则对TCL的海外并购进行了实证研究，分角度剖析了TCL海外并购失败的原因。王海(2007)对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前后的研究发现，双方博弈的结果是联想明显处于劣势。
由于上述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对中国当前背景分析缺乏代表性和EVA分析方法的缺失，本文主要针对个体案例进行EVA和杜邦分析来评价并购对股东价值产生的影响。
三、本文方法设计
研究公司财务绩效的方法主要有平均股价研究法、积累平均收益率分析法、事件研究法、会计研究法及个案研究法。考虑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尚处于起步阶段，案例个数及其并购前后的财务经营绩效数据都很有限，我们采用个案分析法，配以会计研究法下的EVA分析和杜邦分析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客观深入地研究。个案研究法是指对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或某一组织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从而研究其行为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其突出优点是客观具体深入。通过对单个公司并购行为引起的财务绩效变化的分析，深入挖掘并购给公司经营带来的变化及可能的原因，排除多个样本研究中成功与失败案例互相影响引致并购的结果被夸大或缩小的情况，从而得出对于单个公司比较准确的并购绩效判断(李东富2005)。且对于企业决策者和股东，借鉴其他相似公司并购前后业绩变化状况及具体原因，从而完善自身的并购战略显得非常重要。
(一)经济增加值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 EVA)也称经济利润，与基于会计指标的传统业绩评价指标相比，EVA是衡量企业价值和财富创造更加有效的度量标准。从数量角度说，EVA等于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债务和股本成本，是所有成本扣除后的剩余收入，反映了一个公司在经济意义上而非会计意义上是否盈利；营运的真实情况及股东价值的创造和毁损程度论文参考文献格式。EVA的具体应用公式如下：
EVA=NOPAT-WACC×A
=EBIT×(1-t)-WACC×A
WACC=D×Rd×(1-t)/A+E×Re/A
其中：EVA为经济增加值；NOPAT为税后净营业利润；WACC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A为总资产；EBIT为息税前收益；t为所得税率； Rd为债务资本成本；E为权益资本；D为负债。权益资本成本Re可进一步通过资本资产定价(CAPM)模型计算得出，即Re = Rf +β ×(Rm - Rf )，其中Rf 为无风险收益率，Rm 为市场平均回报率，Rm - Rf 即为市场平均风险溢价，β系数反映该公司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
(二)杜邦分析法
杜邦分析法是一种从财务角度评价企业绩效的一种经典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逐级分解为多项财务比率乘积，有助于深入分析比较企业经营业绩。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将若干个用以评价企业经营效率和财务状况的比率按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并最终通过权益收益率来综合反映。
权益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销售收入÷总资产)
×(总资产÷股东权益)
=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下面我们主要通过因素分析法——连环替代法来进行分析[4]。连环替代法是指确定因素影响，并按照一定的替换顺序逐个因素替换，计算出各个因素对综合性经济指标变动程序的一种计算方法。利用因素替换找出影响分析对象变动的因素及程度，是对传统静态杜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方法如下：
设F=A×B×C
基数(本分析中设2000年为基数)F0=A0×B0×C0
实际F1=A1×B1×C1
基数： F0=A0×B0×C0………………(1)
置换因素A:A1×B0×C0…………………(2)
置换因素B:A1×B1×C0…………………(3)
置换因素C:A1×B1×C1…………………(4)
其中：(2)-(1)为A因素变动对F指标的影响；(3)-(2)为B因素变动对F指标的影响；(4)-(3)为C因素变动对F指标的影响。F表示净资产收益率；A表示主营业务利润率；B表示总资产周转率；C表示权益乘数。
四、案例实证研究
2003年2 月12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公司以3.8亿美元成功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业务。京东方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TFT-LCD核心技术与业务的企业。液晶行业是一个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市场风险较大，且国内的TFT-LCD产业在当时刚刚起步，技术尚不成熟，因此京东方希望通过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后者因深陷财务困境，急于出售其资产)的TFT-LCD业务达到技术和产品升级的目的。
为了剔除行业经营周期性因素可能对结果产生系统性偏差，更准确地反映京东方并购案对其绩效的影响，本文选择并购当年总资产规模与京东方接近的同方股份和行业均值作为参照。[5]
(一)EVA分析：
由于京东方于2001年1月上市，EVA分析法选择并购前2年至并购后5年进行分析，即t∈[-2,5]。本文选择可比企业同方股份及行业EVA值(依据行业中值的各项指标计算得出的)进行比较分析。两企业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及行业均值的各项指标均来源于Wind资讯。Re计算模型中的Rf采用国家当年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年平均收益率，Rm - Rf根据美国标准普尔500家股票的回报率相对于1926—1992年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的长期集合平均溢价在5%—6%之间企业管理论文，我们取其平均值5.5%为市场平均风险溢价, β可通过Wind数据库计算得出，Rd采用中国人民银行3-5期贷款基本利率[6]。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深入揭示企业的竞争优势，对EVA进一步分解，分为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EVA、投资活动产生的EVA、运用债务杠杆产生的EVA、其他活动产生的EVA。四部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EVA =营业利润+财务费用 - 生产经营资金×权益资本成本率；投资活动产生的EVA , 即投资收益- (短期投资+ 长期投资)×权益资本成本率；运用债务杠杆产生的EVA , 即(短期债务+长期债务) × (权益资本成本率- 债务资本成本率)；其它活动产生的EVA , 即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支净额- 所得税费用。
图一显示，在分析期内，全体EVA均呈现负值，电子元件行业利润空间较小，行业风险较大。并购前京东方的EVA略低于行业均值和同方股份的EVA，并购当年位于二者之间，但是并购后第一年开始京东方的EVA值大幅下降，下降速度远超过同方股份和行业均值的降幅，仅仅在2007年有所反弹[7]，2008年又下降，说明并购并没有增加京东方企业的整体价值，却损害了投资者的价值，并且并购使其风险加大，具有不确定性。
表一：EVA细分情况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EVA
投资活动产生的EVA
运用债务杠杆产生的EVA
其他活动产生的EVA
年份
京东方
同方股份
京东方
同方股份
京东方
同方股份
京东方
同方股份
2001年
-15618.7
-5278.1
-10254.7
-2261.8
4754.9
2776.5
-192.0
-4131.5
2002年
-26974.1
-21083.0
-845.8
-2896.3
11288.2
3770.9
-4151.1
-1214.3
2003年
-21942.3
-38182.7
-12639.8
-2803.6
31107.1
7797.6
-3336.0
-3318.8
2004年
-150577.7
-45726.5
6455.9
-9239.3
46443.7
13230.1
381.2
-3212.6
2005年
-292988.0
-60163.5
-14684.2
-4453.6
77942.5
13246.5
-1301.9
-1009.8
2006年
-391415.8
-71395.3
106277.9
-7163.7
44626.2
15771.8
11524.8
2221.7
2007年
-1650.2
-72552.5
-19660.3
2271.2
19618.8
15267.9
30258.8
-1876.1
2008年
-215708.4
-135690.9
-25284.3
-6054.7
23522.9
23550.8
6353.2
-2223.0
如上表所示，经过对EVA进行细分寻找EVA下降的原因，我们发现，京东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EVA在分析期内均小于零；投资活动产生的EVA值2004年和2006年大于零，其他年份小于零；运用债务杠杆产生的EVA值均大于零。与同方股份的比较中得出，京东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中并没有优势可言，并购后京东方经营管理能力进一步恶化且呈现不稳定状态，风险加剧，与同方股份相差甚远。但在财务杠杆的运用和其他活动方面京东方显著高于同方股份，不过这并不能改变企业整体EVA下降的趋势。
(二)杜邦分析：
下面我们再通过杜邦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京东方并购后EVA下降的深层原因。
表二：各项指标对比结果
净资产收益率
销售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次数
权益乘数
京东方
同方股份
行业均值
京东方
同方股份
行业均值
京东方
同方股份
行业均值
京东方
同方股份
行业均值
2001年
2.88
11.1
0.2
3.88
7.5
5.6
0.67
0.88
0.4
1.93
2.17
3.31
2002年
3.88
6.77
2.5
3.53
4.08
6.46
0.88
0.88
0.3
2.53
2.27
3.25
2003年
15.24
4.01
2.8
3.93
2.43
6.55
1.17
0.97
0.4
4.02
2.44
3.23
2004年
5.49
3.95
2.8
2.31
2.24
6.19
0.82
0.98
0.5
4.02
2.83
3.21
2005年
-38.1
3.49
3.7
-11.1
1.83
-3.03
0.69
0.98
0.3
4.66
3.31
3.09
2006年
-48.7
4.94
-1.3
-20.2
2.56
-1.07
0.47
1.03
0.3
5.16
3.7
2.36
2007年
16.34
9.87
-1.3
8.03
4.36
5.9
0.75
0.96
0.3
3.54
3.4
2.36
2008年
-15.4
3.99
-1.1
-12
2.85
-0.14
0.61
0.78
0.3
2.6
2.82
2.37
表三：杜邦分析——因素分析连环替代法分析表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净资产收益率F
2.88%
3.88%
15.24%
5.49%
-38.09%
-48.74%
16.34%
-15.37%
销售净利率A
3.88%
3.53%
3.93%
2.31%
-11.11%
-20.22%
8.03%
-11.96%
总资产周转率B
0.67
0.88
1.17
0.82
0.69
0.47
0.75
0.61
权益乘数C
1.93
2.53
4.02
4.02
4.66
5.16
3.54
2.6
替换A
5.56%
4.56%
8.75%
10.86%
-36.62%
-65.02%
19.47%
-31.75%
替换B
5.17%
6.00%
11.63%
7.61%
-30.82%
-44.29%
31.08%
-25.83%
替换C
2.88%
3.88%
15.24%
5.49%
-38.09%
-48.74%
16.34%
-15.37%
A因素变动对F指标的影响
-1.42%
1.68%
4.87%
-4.38%
-42.11%
-26.93%
68.21%
-48.09%
B因素变动对F指标的影响
-0.39%
1.43%
2.88%
-3.25%
5.81%
20.73%
11.60%
5.93%
C因素变动对F指标的影响
-2.29%
-2.12%
3.61%
-2.12%
-7.27%
-4.45%
-14.74%
10.46%
如上表所示，并购后的京东方的净资产收益率在绝大多数年份均低于行业均值和同方股份。进一步说明了并购使企业的经营出现了恶化的风险。并购前后京东方净资产收益率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并购前的正值转变成并购后的负值，虽然在并购当年净资产收益率有大幅提升，但是在并购后逐渐下降，其中2005年、2006年、2008年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值，并购前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区间为[2.88%，6.98%]，而并购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区间变为[-48.74%，16.34%]，净资产收益率离散区间加大，市场拓展的风险逐渐显现。
并购前后销售净利率对净资产利润率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权益乘数，影响最小的是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在并购后第二年出现了由正直转向负值的质的变化，总资产周转率在并购后第二年也出现了下降，权益乘数并购后均高于并购前，尤其是并购后第3年达到案例分析期的高位5.16，可见并购后公司的各方面指标均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京东方的销售利润率在整个分析期均低于行业平均值，在并购当年及并购后的2004年和2007年高于同方股份企业管理论文，其他年份均低于可比企业。说明并购在短期内给京东方带来了一定的经营效益的改善，但是长期反而加速了企业经营效益的恶化。京东方的总资产周转率在整个分析期均高于行业均值，但除并购当年外均低于可比企业同方股份，说明京东方作为大型企业在控制库存及应收账款的周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京东方的权益乘数在并购前均低于可比企业和行业均值，并购后权益乘数迅速提高超过行业均值和可比企业，说明京东方在并购前后的财务风险发生了巨大变化，并购交易过程及其后对后期资金投入需求的增加，使企业的财务风险显著提高。
总之，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后，在本文的考察期内EVA值均小于零，但并购后进一步恶化；净资产利润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值，说明企业的运营损害了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综合EVA分析和杜邦综合财务指标分析可知，并购后京东方的经营能力进一步恶化，财务运用能力有所加强，然后财务杠杆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财务杠杆的放大也会放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如果处理不妥，企业将会陷入财务困境。
(三)结果评价
TFT-LCD是一个典型的“大者恒大”和“产能决定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厂商只有迅速将产能扩大，成本才能摊薄，采购原材料的议价能力才会提升，产品也才具备竞争能力。随着产业环境的迅速变化，海外和海内的双线扩张成为了京东方不能承受之重。京东方甚至曾作出决定将第五代TFT-LCD液晶生产线剥离出上市公司。以下对京东方并购的经验进行总结以期对后来者提供借鉴。
第一，技术整合困难重重，生产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京东方想借收购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然而3.8亿美元得来的技术仍未为其换来竞争优势。在京东方搭建TFT-LCD第五代生产线的同时，主要日韩液晶面板厂的八代生产线，便已经开始量产。夏普公司甚至已经投入液晶面板第十代生产线建设。 另一方面，对并购来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也不尽如人意。液晶面板的生产类似于手工艺品制作，流程控制、投料比例等关键环节，都依照湿度、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完全靠生产线工人长期的经验来把握。京东方计划收购后将技术转移到国内，然后却受到了韩国工会的阻挠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最终导致国内外的液晶生产线完全由韩国员工全面掌控，韩国方面在原材料、设备的采购上具有决定性话语权。京东方面对强势的韩国工会一再退让，韩国员工在享受高工资、高福利的同时，大大推高了本就已经偏高的运营成本。
第二，行业整体低迷，并购后连年亏损。
京东方贸然上马第五代TFT-LCD，是典型的“波峰投建，波谷产出”的举措。在京东方搭建第五代生产线的同时，全球液晶面板产能扩张也进入一个高峰。从2004年四季度到2005年四季度，全球共有11条4.5代以上的TFT-LCD液晶面板生产线投产，这些生产线形成的新增产能在2005年开始显现。从2005年11月开始，主要尺寸的显示器液晶面板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企业管理论文，京东方面临极大的压力。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以扩充产能，导致对上游配套厂商的话语权缺失，成本居高不下。京东方TFT-LCD液晶面板的综合成本与国际一流厂商相比，至少存在10%左右的劣势。
从原材料成本到最终的销售价格，京东方都并无优势可言，直接导致了其连年亏损，销售利润率大幅缩水，最终EVA维持负值，投资者价值遭到毁损。
第三，资本结构不当，面临巨大的偿债和后续资金融通压力。
收购之时，高达3.8亿美元的收购金额给净资产只有20亿元的京东方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2003年京东方资产负债率最高达到70%。公司B股增发完成后，负债率回落到50%以下。但是在2005年巨额贷款以及巨额亏损的压力下，资产负债率又回到75%以上。
运用财务杠杆筹集收购资金使京东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又恰逢全球液晶面板价格仍处在低谷，京东方亏损持续扩大。在此情形下，政府的救助和银团的贷款有如杯水车薪，京东方面临巨大的偿债和后续融资的压力。
五、结论启示
在国内外企业并购史上不乏“蛇吞象”成功的案例，但其成功是以特殊条件和纯熟的并购技巧为基础的。而我国的IT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显然并不具备这些优势。京东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尽管最终凭借出色策划完成了并购，可京东方缺乏并购国际一流企业的实力和经验，并购后陷入了财务费用高昂和后续资金投入乏力等危机。如若不是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国内银行的协助，京东方可能早已因“蛇吞象”一举而不复存在。然而政府的支持只能解燃眉之急，从长远看，这些考虑不周的海外并购会使企业在很长时期内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复杂的海外并购实践中，企业应遵循一般性的并购规则，不要寄希望于出“奇制胜”或追求“蛇吞象”的宣传效应，经验寥寥的我们要更加审慎。
参考文献：
[1]Buckley， Peter J.， Mark C. Casson. Model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29(1):21~44.
[2]Buckley， Peter J.， Mark C. Casson. Analyzing 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ies: Extendingthe Internaliz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29(3): 539~562.
[3]Makadok K. Toward a synthesis of the resource-based and dynamiccapability views of rent cre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387~401.
[4]Anand J， Delios A. Absolute and Relative Resources as Determinants of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Strategy Manage.2002， 23:119~134.
[5]Preet S Aulakh， Masaaki Kotabe. Antecedents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 of channelintegration in foreign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7， (1):145.
[6]何硕.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EVA回报率评价[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1:54－57.
[7]Stephen A.Ross,Randolph W.Westerfield,Jeffrey F.Jaffe.公司理财[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大企业集团年度发展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9]廖运凤.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分析[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7.
[10]鲁桐.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战略[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11]林伟,范晓清.EVA企业并购决策评价模型的改进和应用[J].科研管理,2008,29:90－94.
第8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关键词]效率损失；衰减系数；留存收益；贷款规模约束
一、高校大规模贷款的成因
我国制定了加速的战略目标，高校经过连续五年的扩大招生量（以下简称“扩招”），很多人认为已经完成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任务。扩招需要新增大量的基础设施，增加大批合格师资。但是，政府对高校的投资本来就严重不足，扩招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没有明显增长（除教育部属高校和个别地方属的高校外），大多数地方属高校的生均拨款还大幅度下降。准公共产品没有投入也能得到丰裕的产出，肯定隐藏着其他和风险。
教育主管官员也承认：“从1998年至今，高教毛入学率从9.8%增加到17%，如此迅速的增加，办学资金肯定有缺口。”[1]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缴费制”向学生收费，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生均拨款不足采取的措施，或者更宏观说是为了缓解教育发展需求超过了发展现实水平的矛盾。[2]这是引致“乱收费”现象的根本原因。师资数量不足与平均质量下降则成为整个高等教育质量降低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
我们关注的是扩招所需投入的来源及其引致的风险。全国公立高校近年来普遍扩展校园或建设新校区，保守估计的贷款总额不低于2000亿元。巨额的扩校费用显然不能来自学生缴费，也不是来自政府投资，而基本是来自贷款。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即使没有扩招，公立高校也必然甚至必需适度负债。[3]但是，尽管教育用地是低价征收甚至无效划拨，一个高校（甚至城市重点中学）动辄征地数百亩甚至三五千亩，新增建筑面积几十万平方米，投资数亿至数十亿元，即使不论由此带来的农业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这么大的投资最终如何消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扩校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行为，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正是通过“办学条件评估”，规定高校学生的生均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下达远超过学校承担能力的“招生计划”等方式，诱导和迫使高校扩校。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会最终为教育投资的巨额沉没成本“埋单”，一旦偿债风险凸现，政府和高校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尴尬局面。风险估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贷款规模控制，本文即探讨贷款的财务约束条件。
二、扩招前的高校财务成本结构
管理以量本利分析为中心，其重点是分析成本结构。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是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低于完全成本但高于变动成本时，仍然可以继续生产，因为固定成本是以前投资形式的，已经是沉没成本。近年来，教育成本的科研立项课题、论文数以百千计，测算出的高校生均成本从七、八千到一两万，而几乎没有哪个学校的国家生均拨款加上学费，能够达到或补偿这么高的（完全）成本，但是没有哪个学校破产，甚至还在拼命扩招，秘密就在于固定成本不需要进行成本分摊。
高校的固定成本内涵为何？某些学校有上百年的，国家投入和注入的各种存量性质的资源，包括校园及其基础设施、建筑物、图书仪器设备等，按照现行的高校财务制度，不必进行成本分摊，都属于固定成本，且通常以“专项经费”形式拨款。与企业不同的是，虽然高校的固定成本看起来很高，但既然无须折旧，也就无须补偿。
与企业相比，水电费、通讯费、实验材料费、教具费、招生费、出版印刷等刚性支出，以及图书设备费、维修费、绿化费、招待费、办公费等半刚性支出，明显属于变动成本（大约占学校总支出10%—20%左右），可以称为基本支出。按国家统一标准发放的工资、津贴、社保、引进人才、住房补贴、科研补贴、学生事务支出等人事费用，也是刚性支出（虽然短期内，学校可以使教师大量缺编和冻结经费），但大体上应视为变动成本。这样，高校的变动成本由基本支出和基本人事费用两部分组成。
高校是非赢利组织，“股东”只有一个即国家。扩招前的高校普遍现象是教职工收入低，办学条件差，也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所以按当时的预算会计制度，高校的学校收入仅限于政府拨款，而财务结余应当为零。要注意的是，虽然有指定用途的专项经费也包括在学校账面收入中，但一般情况下这类经费不能挪用，所以应从学校收入中剔除。
用W0和P0分别表示学校收入与变动成本，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假设I：高校扩招前的学校收入等于变动成本，即：W0=P0.
三、扩招后收入与支出的结构变动
拓展校园或建新校区应以满足完成学制为限（例如大学本科一般为四年学制，则每年增加等额学生，四年后拓展校园或建新校区刚好填满），所以扩招期为常数，以后不能再增加学生数量，这样，一个扩招期末的生均拨款为固定数（不考虑很多高校扩招生均拨款递减的情况）；同样在物价管制和社会压力下，学费收入也不会变化（收费标准事实上已经冻结）。因此，扩招期末的学校收入和主要成本即已固定。为简化分析，设高校扩招期末即贷款扩校完成后的当年为基年（一般为扩招开始后的第四年）。基年及以后的学校收入、其较扩招前的增加量都可以视为一个常数，分别用符号W、R表示。
扩招后的新增的变动成本由基本支出和基本人事费用（随规模扩大需要新增教职工）以及贷款利息组成。考虑到规模效应，除贷款利息外，前两项支付不会按学生增加的比例增长，但是却会随时间增长。按照教育部的生均建筑面积等考核指标，每增加一个学生，需要的土地、宿舍、教室、食堂等随之增加，所以银行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表面上应归入变动成本；但是扩校新增的固定资产又是一次性形成，而不是多一个学生就多建一个床位教室，即并非严格的“随产量变动而变动”，所以扩校的投资实际上属于沉没性的固定成本。
这种一次性支出的固定成本有两个特点：一是需要维修保养以及更换设备等等，新增支出只能由学校自己支付且随时间推移而增加；二是高校随规模增加将出现效率损失，我们没有约束高校管理者偏好和树立个人形象的欲望的机制，筹资越多，用于锦上添花的、随意决定的事项越多（例如一部分收入用作他途，增加差旅费、招待费等），这类事项也几乎与固定成本偿还无关，即便企业也不乏这方面的实例[3]，此外，行政化的高校还存在资金管理能力问题，资金规模越大，管理效率越低。因此，肯定会使变动成本逐年增大。
为简化分析，设基年的变动成本为P1，贷款后每年的变动成本以固定比率f增长（f>1，称为增长系数），设基年开始第n年（n≥1）的新增变动成本为Pn，则有：
Pn=P1fn-1
高校扩校和扩招后需要有基金节余。基金节余的意义之一是“股东”节约了开支且实现了社会目标。为避免岐义，把基年以后第n年学校收入减去基年的变动成本后的余额称为留存基金，用Un表示。
留存基金的第一用途是偿付贷款本金。从上说，贷款风险应由政府承担（这就是一些大学校长说的，只要银行敢借我就敢用，反正最后国家埋单），但是高校贷款的原因又恰好是政府不能或不愿承担巨额的扩校投资，更谈不上替高校还贷，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即使考虑到其他因素，财政最终要为一些学校部分还贷，政府也拥有一个反制条件：经营者即学校将承担责任并蒙受直接利益损失，例如校内津贴被完全取缔。这种情况肯定会使学校“停摆”（例如优秀教师纷纷调离），所以应是一个较强的借款规模约束。当然，在干部任期制的体制扭曲下，学校决策者可能会采取“短期行为”，从而使之变为一个软约束。软约束也是约束，在大学的行政化体制下，学校决策者在还贷责任信号明确时，会考虑个人风险，所以假定由学校偿还贷款更符合实际，这当然也应从留存基金中支付。
留存基金的另一用途是支付随着招生规模扩大而增加的其他人事费用。由于教师的负担在加重，而总收入的增加又使“改善待遇”成为可能，几乎每个学校都对教师发放了工资补贴性质的课时费（由于体制原因，非教学人员的津贴也“水涨船高”），这类支付是扩招带来的附加效应。的现状是，高校教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工资内收入，也就是说，其他人事费用大于基本人事费用。
这样，留存基金的结构是：偿还每年债务的固定的本金，支付其他人事费用Qn.在制度因素的作用下，高校肯定有增大内部分配的其他人事费用的倾向，其特征是没有规范且“能上不能下”，所以也可以假设其他人事费用按大于1的一定比率t增长，即Qn=Q1tn-1.
需要说明的是，从扩招年起学校收入与变动成本都在增长，留存基金也相应地增加，但高校还贷期都在借款的三年以后，所以几乎所有高校都将这一时段的留存基金完全用于其他人事费用。因为讨论贷款规模控制关注的是长期偿债能力，所以可以忽略扩招年到基年的学校收入、变动成本以及留存基金的短期变动。
四、高校负债经营的基本限制
财务杠杆指对固定的资本成本筹资方式的利用程度。企业负债后，因债务利息固定而与利润多少无关。于是利润增加时，每一元钱负担的债务利息相应降低，投资者的相对收益更高，这种就是财务杠杆。所谓固定的资本成本，对企业而言，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融资租赁等各种负债和优先股股本。对高校而言，负债仅指银行借款。在筹资产生财务杠杆“正”的作用的前提条件下，财务杠杆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负债比例的高低，提高负债比例将增加财务杠杆利益；降低负债比例则减少财务杠杆利益；负债比例为零时则不产生财务杠杆利益。
高校负债如果能够使财务杠杆产生“正”作用，则相当于将营业利润转移支付于目标，所以运用负债以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也理所应当。财务杠杆运用当然与筹资风险相联系，不妨借用企业筹资风险的。
企业财务杠杆系数的公式为：财务杠杆系数=营业利润/（营业利润-借款利息），对高校而言，记贷款总额为M，贷款年利率为r，以上公式变为：
财务杠杆系数=留存基金÷（留存基金-借款利息）=Un÷（Un-Mr）
财务杠杆为正的条件显然是留存基金大于贷款利息，即得：
公式I：Un>Mr即M<Un÷r
扣除变动成本后的留存基金数额极大，因此公式I是一个很弱的贷款基本限制。负债的限制条件还可以从基年起第n年的留存基金与变动成本的关系来分析。由于：
学校收入=扩招前的学校收入+学校收入增长=留存基金+扩招前的变动成本+新增变动成本
由假设I，扩招前的学校收入=扩招前的变动成本（W0=P0），所以基年起的第n年有：
学校收入增长=留存基金+新增变动成本，即R=Un+Pn=Un+P1fn-1
这就是说，新增收入能够补偿新增的变动成本且有节余，否则高校自身便不会产生扩校冲动。以上分析的只是贷款的基本限制条件，显然还应寻找更有效的约束条件。
五、高校负债的第一约束条件
设贷款需在n年内偿还，由于R=Un+Pn=Un+P1fn-1，即可推出：
∑R=∑Un+∑P1fn-1，即nR=（M+∑Qn）+P1∑fn-1=M+Q1∑tn-1+P1∑fn-1=M+Q1（tn-1）（t-1）-1+P1（fn-1）（f-1）-1，得到：
公式Ⅱ：M=nR-Q1（tn-1）（t-1）-1-P1（h-1）（f-1）-1
这是一个贷款规模的约束条件，显然，它取决于新增学校收入、其他人事费用和变动成本的增长系数。换言之，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则负债经营不能成立。公式I和Ⅱ显然独立。
举一个例，假设某高校扩招前的学校收入W0=1亿元，以年息7%的贷款扩建新校，从第四年起十年期内还本。扩招期末的学校收入绝对增长数R=2亿元，基年的其他人事费用Q1=1亿元，基年新增变动成本P0为0.4亿元，而其他人事费用与变动成本增长系数分别为1.05、1.04，所以：
M=nR-Q1（tn-1）（t-1）-P1（fn-1）（f-1）-1，即M=10×2-1×（1.0510-1）÷（1.05-1）-0.4×（1.0410-1）÷（1.04-1）=20-0.6289÷0.05-0.4×0.4802÷0.04=20-12.578-4.802=2.62（亿元）
其他人事费用增长系数t<1.04与变动成本增长系数f<1.05，本身就对学校提出了极高的成本控制要求，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约束条件。
六、贷款的边际资金成本
从公式Ⅱ可看出，成本控制状况对贷款规模的作用很强。但是制度因素的作用使这种控制毫无把握，因而可能导致贷款规模制约失去效用。可见，公式Ⅱ的约束条件尚不完全，为此引入边际资金成本进行分析。
高校现在的情况是银行愿意给贷款，筹资成本似乎不会变化。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高校存在另一种增加边际资金成本的动因。
可以断言：高校贷款随规模增加将出现效率损失。首先是管理体制，我们没有约束高校管理者偏好和树立个人形象的欲望的机制，筹资越多，用于锦上添花的、随意决定的事项越多，这类事项也几乎与固定成本偿还无关，即便企业也不乏这方面的实例[4].其次是对项目涉及的筹资目标的分解问题，尽管高校的筹资用途与企业不同，但贷款投资与资金回收只是弱相关，因而所贷资金的一部分必然要用作他途（如补充维持费用），即筹资目标分流。此外，行政化的高校还存在资金管理能力问题，资金规模越大，管理效率越低。
一个企业无法以某一固定的资金成本来筹措无限的资金，当所筹措的资金超过某一特定限度时，筹资成本便会升高。边际资金成本就是再筹集一元资金的成本，它在一定条件下随所筹资金的增加而增加。所谓企业无法以某一固定的资金成本来筹措无限的资金，就是说到达某一点时，再追加一元的筹资的资金成本将增加，这个“点”称为突破点。以此类推，如果不断增大筹资额，便会出现一连串的边际资金成本增加的突破点Gi.如果用图形来表示，边际资金成本线即MCC线便是一条连续上扬的曲（折）线。
高校筹资规模增加的效率损失可以视为变相的边际资金成本，因此也服从MCC线连续上扬的。高校现有的资金结构大体上由学校收入与贷款组成，所以计算突破点与加权边际资金成本的公式可以简化为：
突破点=保留收益（留存基金）÷该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重
高校上扬的MCC线有没有约束？答案是肯定的。在企业的情形，突破点不能超过内含报酬率（投资净现值为零的报酬率）。虽然已经假定了高校只有一种投资机会（投资目标），但是既然我们认为高校与企业的边际资金成本曲线没有本质区别，那么，边际资金成本曲线不超过投资内含报酬率，就是高校贷款额度的第二约束条件。内含报酬率需要事先设定，由于高校自有资金不需要考虑报酬，只需考虑还贷付息，显然有：
留存基金率=保留收益÷学校收入，即U′n=Un÷W
由公式I，U′n应高于贷款利率r.
仍然举例说明。设某高校原学校收入为2亿元，考虑贷款2亿元用于新区建设，资金成本r1=7%，如果贷款分十年还本，则至少需保留收益0.34亿元。则U′1=0.34÷50%=0.68（亿元），即贷款达到0.68亿元前，边际资金成本都是7%.一旦耗用了留存基金，就必须再贷款，但超过0.68亿元，则产生效率损失，设这时的资金成本为r2=9%，如果还须贷十年期贷款2亿元，负债在资本结构中的权重变为4÷6=0.67，保留收益至少应为0.34+0.38=0.72（亿元），则U′2=0.72÷0.67=1.07（亿元）。当然还有其他突破点。MCC线从7%，9%，…连续上扬，可能超过留存基金率（例如第二突破点时为0.72÷6=12%），这时，应自动中止贷款。
[]
[1]部副部长吴启迪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发言[N].南方周末，2004-8-12.
[2]彭久麒。教育与水平的动态平衡关系[J].经济与经济管理，2001（8）。
第9篇：财务杠杆论文范文
[关键词]企业资本结构投资收益
一、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金筹资来源的构成和比率关系。通常情况下,企业的资本结构由长期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构成。资本结构理论,是研究在一定条件下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什么样的资产负债比例能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资本结构理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阶段。
(一)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一般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持,随着现代财务理论的发展而被淘汰,但起基本思路仍然是我们理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主要有:净收益理论、营业收益理论、传统理论。早期资本结均理论虽然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和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过一定的描述,但是这种关系没有抽象为简单的模型。
(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是以MM理论为标志的。1958年,美国莫迪格利安尼(Madigliani)和米勒(Miller)两位教授共同发表的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提出了资本结构无关论,构成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包括:无税收的MM理论、有税收的MM理论和权衡理论。
1.MM理论
(1)无税收的MM理论。无税收的MM理论又称为资本结构无关论。它认为增加公司债务并不能提高公司价值,因为负债带来的好处完全为其同时带来的风险所抵销。主要有两个结论:在没有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杠杆企业的价值与无杠杆企业的价值相等,即公司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杠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同一风险等级的无杠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加上风险溢价,风险溢价取决于负债比率的高低。
无税收的资本结构理论虽然只得出了盲目而简单的结论,但是它找到了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起点。
(2)有税收的MM理论。有税收的MM理论去掉了没有公司所得税的假设,它认为: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债务利息可以抵税,使得流人投资者手中的现金流量增加,因此公司价值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增加。企业可以无限制地增加负债,负债100%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主要有两个结论:杠杆企业的价值大于无杠杆企业的价值;有税收时,杠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也等于同一风险等级的无杠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加上风险溢价,但风险溢价不仅取决于负债比率而且还取决于所得税率的高低。
2.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在MM理论基础上,通过放宽完全信息以外的的各种假定,考虑了债务利息抵税、破产成本和成本分别或共同存在的条件下,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进一步发展了资本结构理论。
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一个最佳资本结构,但由于财务危机成本和成本很难进行准确估计,所以最佳资本结构并不能靠计算和纯理论分析的方法得到。理论上最佳的资本结构是使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同时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实际上最佳资本结构的确定,还需要通过除了企业价值和资本成本以外的各种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来进行判断和选择。
二、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一)最佳资本结构的概念
最佳资本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条件下,使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
(二)影响企业最佳资本结构的宏观因素
1.经济周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既不会较长时间地增长,也不会较长时间地衰退,而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这种波动大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的阶段性周期循环。一般而言,在经济衰退、萧条阶段,由于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多数企业经营举步维艰,财务状况常常陷入困境,甚至恶化。对此,企业应尽可能压缩负债,甚至采用“零负债”策略。而在经济复苏、繁荣阶段,一般来说,由于经济走出低谷,市场供求趋旺,大部分企业销售顺畅,利润上升,企业应果断增加负债,迅速扩大规模,不能为了保持资本成本最小而放弃良好的发展机遇。
2.国家各项宏观经济政策
国家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影响企业发展环境的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也间接影响着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宏观的货币政策通过传导机制使货币供应量及资金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上下波动。这种利率波动就会影响企业的资金结构。如果一定时期内银行贷款利率较低,资金结构中负债资金的比重相对就会上升;反之,负债资金比重就会下降。税收政策决定了不同的行业施行不同的税率,某些所得税税率极低的行业,财务杠杆的作用不大,举债筹资带来的减税好处不多,因此负债资金比重小一些较好;反之,某些所得税税率较高的行业,财务杠杆的作用较大,举债筹资带来的减税好处就多,因此这类企业宜选择负债资金比重大的资本结构。
3.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
即使处于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因各自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同,其负债水平也不应一概而论。一般来说,如果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较弱或处于垄断地位,如通讯、电力、自来水、煤气等企业,由于销售不会发生问题,生产经营不会产生较大的波动,利润稳定增长,因此,可适当提高负债比率;相反,如果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强,如家电、纺织、房地产等,由于其销售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价格易于波动,利润平均化趋势使利润处于被平均以致降低的态势,因此,不宜过多地采用负债方式筹集资金。
(三)影响企业最佳资本结构的微观因素
1.企业的资产结构
企业的资产结构是构成企业全部资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全部资产中的比例。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产结构,不同的资产结构会影响融资的渠道和方式,进而形成不同的资产结构。若企业中固定资产较多,则应考虑到固定资产具有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一般通过长期借款和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若拥有存货和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较多的企业,一般通过流动资金负债来筹集资金;高科技行业的公司负债较少,一般采用股权资本融资方式。
2.企业偿债能力
通过对企业原有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等指标的分析,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偿债能力来决定其资本结构中的债务资本比例,如果企业的偿债能力相当强,则可在资本结构中适当加大负债的比率,合理确定债务结构,以充分发挥财务杠杆作用,增加企业的盈利。
相反,各项指标若不符合规定的界限要求,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较弱,就不应该过度负债,而应采取发行股票等权益性资本融资方式。
3.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与企业经营相关的风险,它是由于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原因而给企业息税前收益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企业的经营是粗放型的,则会导致企业盈利能力较低,很难通过留存收益或其他权益性资本来筹集资金,只好通过负债筹资,这样必然导致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加大,引发财务风险。当企业的资本全部为自有资本时,企业不存在筹资原因引起的财务风险,当企业有一部分借入资本时,在财务杠杆原理的作用下,就存在财务风险,而如果企业同时利用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则同时存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三、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并非完全市场经济的产物,按照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以加权平均成本最低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为判断标准,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存在以下问题。
(一)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
在企业缺乏内源融资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外部资金供给,而长期以来单一的融资体制,又限制了企业从外部资本市场补充资金,因而企业融资长期依赖于银行贷款,形成了居高不下的负债率。而目前我国的企业流动负债过多、长期负债较少。流动负债具有期限短、风险大的特点,企业过多的流动负债直接导致企业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偿债风险。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
股权结构反映了企业多元化程度和集中程度,从而反映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目前,我国企业中主要存在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国家股票和法人占绝对控股地位,社会公众股比重偏小,缺少对国有产权的约束和监督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三)企业资本结构缺乏弹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保持一定的资本结构弹性是灵活适应金融市场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大多数企业筹资渠道狭窄,主要依赖于国家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而且,长期的经营效益低下和相互拖欠款现象严重使得企业信用严重受损,使企业很难获得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的资格。
四、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对策
1.提高资产赢利水平,强化企业自我积累能力
企业债务不断沉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盈利水平低下、缺乏效率,企业自我积累机制严重弱化。为此,要增强内部融资的能力,就必须努力提高企业资产盈利水平,增加企业的自我积累。
2.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完善财务风险管理
我国企业依靠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高负债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财务风险,潜在的融资成本必将提高,从而影响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要注重股权融资多元化,适当采取内部职工股、期权期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直接融资手段,避免过高的负债率,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管理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安排;二是取得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时间安排。债权融资的多少及其期限结构,应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周期波动相匹配,避免出现不合理的债权融资安排所引起的某一时点上的偿债高峰,某一时点上的资金闲置,充分利用现有的债权进行融资,搞好存量管理,避免企业因支付危机所造成的破产。
3.充分发挥债券市场的功能,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特征为股票市场发展迅速,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这不利于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我国企业对股权融资呈现出强烈的偏好,这与MM理论的分析结论相背,原因是我国发行债券的资格审核认证比股票上市严格得多。显然,较高的债券发行门槛减弱了企业追求负债纳税节约的愿望。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通过证券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积极利用债权融资,特别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
4.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资本结构动态优化机制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出资者的财务约束及资本市场、经理市场、银行机构等多种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实行两权分离条件下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控制,保证出资者的根本利益。我国应针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扭曲,建立资本结构的结构动态优化机制。企业资本结构应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协调,不断适应发展战略对资本结构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由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资本的构成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结构总是呈现动态的状况。对于资本结构的管理,应强化公司的财务预算约束,强化出资者对公司的监督,建立利润分享计划,使公司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促使经营者敢于有意识地负债筹资。
参考文献:
[1]资本结构理论史,沈亿峰.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胡援成.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研究,金融研究,2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