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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包括病情变化、药物反应、个体差异、性别差异等.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在收集医学数据的过程中,可最大程度地消除对不确定性个人观测的偏见,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进一步扩大了样本量和观察精度,获取的证据更多地减少了不确定性.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如果从业者因不了解那些为特定疾病已做出的最新研究结论而出现失误,病人病情不仅不可能改善,甚至加重.这不仅是决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你必须有“不了解”的原因或失误的理由,所谓“个人经验”或“专业水平”均不足以成为原因.在不确定性下,伦理要求并不是万无一失,但必须将病情变化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并在最佳证据支持下进行决策[9].
2实现最优化
医学行为的最优化包括决策的最优化和决策者自身素质的最优化.循证医学以科学研究的最佳结果为证据,以实现临床诊疗决策最优化为其目的,这等同于追求卓越的道德需求.实践循证医学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使临床医生迅速掌握当前专业研究最新进展,及时发现和纠正诊疗中存在的问题.循证医学为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医疗单位、每位医生都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准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10].开展循证医学可使临床医生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由获取知识转变为探究知识和创造知识,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提高和维系其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
3生命伦理学观念下的循证医学教育
3.1教学目的
在生命伦理学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实习期间的循证医学教育,使带教者和实习医师进一步明确临床实践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专业素质与道德观念的关系,现代医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等.促使医学生在开始面对现实病例之初,就能对专业知识及技能的运用进行循证分析和伦理思考,并让这种分析和思考逐渐形成思维定式,内化为医德素质,为日后在工作中合理应用医疗资源,善待病人,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赢得社会信任打好基础.
3.2教学方法
3.2.1师资培训在既往循证医学教学的基础上,首先组织教师重点学习“尊重(自主)、不伤害、行善和公正”这四条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是构建医学道德规范的最根本、最一般的道德根据,被视作评估医疗行为的基本伦理规则.围绕着这四条原则诠释开展循证医学和循证医学教学的意义,力求删繁就简地让带教者和受教者共同参悟循证医学的伦理含义.3.2.2岗前讲座在实习医师进入临床的岗前教育中加入“循证医学及其伦理观”等专题讲座,使其在入科之初就植入“循证实习”的理念.3.2.3联系实际以课堂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教学对增进技能几乎没有作用[8].岗前讲座只限于基本概念的复习或强化,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由有经验的老师指导反复操作.通常采用PBL或病床边随机教学模式,由带教老师或实习医师提出问题,首先阐明问题的性质、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合理的方法,即伦理需求,使学生感到与以往的教学方式不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共同分析问题后,寻找解决问题的信息资料,并按证据的等级给予筛选评价,然后结合临床问题制定诊疗方案.3.2.4网络查询查询信息的第一步是在老师指导下,登陆院内局域网的西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康健)或中文医学期刊检索系统(清华同方).两套检索系统均为集文献检索、知识评价、全文揭示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医学文献知识情报服务平台,且内设循证医学专版.如欲扩大搜寻范围,则通过Internet网链接Cocbrane图书馆、Medline数据库、EmGbase数据库或其他循证医学网站.同一条检索主题词常能获取多个结果,教会学生识别和选择是保障信息质量关键.
3.3教学效果
为了解实习医师对伦理学和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和教学效果,我们曾针对性做了调查,158份学生答卷结果见表1.在我院实习的本科实习医师来自青岛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普遍综合素质好,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坚实,英语水平较高,接受能力强,对所学知识有清晰的辨别能力.从调查表和课后交流可知,他们对这种内容和形式的教学感到新奇而充满兴趣,给予较高的评价.在意见栏中绝大多数学生表示,将两门内容生涩的课结合起来,形式新颖且易懂实用,受启发,有意义.个别学生毕业工作后还表示,该课是实习期间最好的课.教师的主要反映为“应从实验性教学上升为普及性教学,可提升教学医院的水平”,但也提出“因无大纲要求,随意性较大,对教师要求较高。
3.4教学调整
近年来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实习医师自主意识均较强,学业上多有偏重,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对看起来“与专业无关”的课程感兴趣,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进行逻辑链接,并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的讲坛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满足其求知欲.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医疗和伦理并重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教师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水平.教学中多采用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循证依据和伦理问题共同讨论,力求使实习医师在互动中不断地感悟,逐渐养成循证思维的习惯.也需要经常性检查和督促实习医师的循证实践,必要时作为实习考核内容之一,在一定的压力下强化其职业的责任感,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
4讨论
古代医师的中医临床实践,主要构建在辨证论治、整体观等经典哲学思维之中;其疗效评价主要围绕个体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测评,从而为医师的后续诊疗决策提供依据,这是中医辨证论治核心理念之一。针对个体患者的治疗效果主要采取两种优化策略:其一,患者对用药后自身的感受及体验进行报告;其二,医者对患者“神”的状态及各种临床表现进行评估,并对疾患病机转归进行推断。基于此,中医历代医案、医话等典籍文献,对不少疾患的疗效评价均有相应记载[1-3]。然而,先前中医临床实践评价,多数侧重于个体患者诊疗的传统临床研究,这过程尚未从群体层次对相关临床疗效进行综合评价。临床疗效是中医临床实践的导向,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近十年随着临床流行病方法学的广泛推广,中医临床实践从群体层次进行相关探索,陆续开展了不少临床试验研究。从设计方法层面,强调病证结合,不乏系列研究报道[4-5];从评价指标层面,对现代医学公认标准进行辨证吸纳,兼合患者报告结局(PRO)、生活质量(QoL)等多参数分析[6-7],并辅以临床研究涉及的过程管理、质量控制、数据统计与监管等专业技术人员[8-9]。这过程进一步促进了中药新药研发和新型诊疗技术的探索,特别针对慢性重大疾患诊疗采用中医介入的诊治调理,及在SARS等传染病防治的积极效果[10-11],均为社会大众所推崇。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近些年临床研究实践为传统中医药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其从经验医学进一步导向循证医学的转化发展。临床流行病学,作为现代临床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学之一,其多从群体层面、采用量化科学方法对临床疾患进行系统探索研究,有助于临床相应研究成果的提炼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临床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为我国中医学与西医学所同步引进。1983年,原华西医科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及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广州中医学院)建立了3个国家级的临床研究设计、测量与评价(Design,MeasurementandEvaluationinClinicalResearch,DME)培训中心,并在1984年4月于原华西医科大学召开第一届国家级DME学术研讨会,为我国DME工作的开展揭开崭新的一幕。于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成为我国中医系统临床流行病学最早构建的平台之一;以赖世隆教授、梁伟雄教授等为代表的方法学团队,首倡在中医药领域开展临床疗效评价研究[12-13],并著书《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学》等教材,成为当时国内相关人才培养、学术推广及科研咨询服务的培训中心。随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等陆续成立了中医临床评价、循证医学等相关专业委员会,通过系列学术推广交流,人才传承培养,进一步在发展中促进优化。基于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的推广,我国中医药领域陆续围绕各学科重点病种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研究,促使传统经验医学提升至循证医学研究,有效的综合推广当前的临床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医临床实践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近年的普遍共识认为,中医临床实践或绝大多数卫生保健行为,均应基于当前最优证据(循证)而使决策科学化[14-15]。然而,这准则通常受累于卫生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及差异性,因后者涉及到临床医师对证据的解读及证据如何为诊疗决策提供依据等。基于此,把循证医学方法应用于卫生保健决策,这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忽略或淡化了中医临床实践证据与医学伦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中医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决策的盲目或偏倚;然而,鉴于中医临床实践本身内在的、既存的不确定性,在证据量化分析环节有必要对其伦理合理性进行充分评估,从证据、伦理、社会效应等多层维进行整合优化,统筹兼顾,为中医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中医临床医学循证及其证据解读
中医临床行为实践,从理想情况下均应基于证据而力趋决策科学化;否则,这过程将会沦为决策层面的任意、臆想或权威武断等。然而,循证医学最初仅在20世纪后期才作为临床研究方法引进应用于临床医学,并在随后迅速占据中医临床各专科领域,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当前临床医学与实践标准化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当前冠以“循证”标识的文献报道几乎无处不在,尽管他们声称采用了循证方法进行研究,然而其结果提示存有相当大的潜在异质性。循证医学实践一般可简化为以下5个步骤,见图1,其核心内涵在于:临床实践过程的医疗决策,必须最大化的基于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依据[16-18];而中医临床诊治决策过程,应充分考虑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具体的医疗环境和患者的价值偏好取向,见图2。在中医临床实践层面,上述循证思维模式特别侧重于当前最佳证据、临床专业知识与经验、患者需求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化的过程,亟需中医临床医师从多层维对疾患进行有针对性的把控,兼统筹协调当前的医患关系;旨在致力于构建临床医师和患者之间和谐的联盟诊治关系,尽可能的让患者获取最优化的生命质量及诊疗结局。图1循证医学实践五步骤分析1.提出拟弄清楚的临床问题2.全面检索证据相关的医学文献3.对文献进行有针对性的严格评价4.把最佳成果应用于临床决策5.对决策效应及评价能力进行总结•关键词•期刊检索系统•电子检索•手工检索•其他补充来源•肯定最佳证据:个体化的临床应用•无效或有害:停止/废弃•不确定的证据:提供进一步研究计划•疑难•重要ⅤⅣⅢⅡⅠ•有效性•适用性•重要性•临床正/负效果•提高临床水平•继续教育前后比较、评价自身的临床能力和水平图2临床实践与医学循证决策模式ABCDD具体的医疗环境最佳证据循证医疗决策患者价值取向假想上述这过程依次对证据层次进行分级,且与中医临床实践证据推荐强度相衔接,那么,此类治疗决策优化多数偏向于系统评价、Meta分析及随机对照(RCT)试验。可什么是中医实践医学循证所涉及的“证据”?对此类证据的确切定义,当前却很少有研究者提及。加拿大McMaster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教授R.BrianHaynes早前曾较详细地阐述循证医学证据结构“5S模型”[19],其中,涉及对“某些研究类型的系统观察”的概述,即针对某一具体临床问题,全面检索搜集相关文献(一次研究证据),并从中筛选出与纳排标准相匹配的合格文献,借助统计学原理及方法,对此类纳入文献作进一步综合研究而产生的新文献(二次研究证据)。然而,此类证据怎么对诊疗决策提供依据,这流程仍有待理清。当前多数中医临床研究倾向于对研究效应值进行估算,并把此类估算值相关的“不确定性”范围以统计术语(如置信区间等)表示。此类中医临床实践声称结果“真实”,然而不一定是确切的“事实”,也无法适用推广至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彼时的证据表明推论,或许随后便被新发现的证据,替换或取代。上述这些效应量以概率的形式出现,并未能转化或确保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均恒定的效应值。从本质而言,上述的中医临床实践涉及的“证据”通常为狭义的定义,对某一特定中医药干预行为是否可应用于某临床语境下等问题进行临时阶段性的判断。然而,这过程仍存有其他证据成分需要纳入作全面综合评估。对当前系列证据的获取,并不意味着其适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涉及的所有专业人员的临床实践。从伦理合理性层面分析,某些证据类型并不具备科学适用性,如某些研究者提出构想:针对抽烟给人体带来危害进行RCT试验以作后效评价,可此类研究被禁止开展,因不符合相关伦理学原则。为此,在当前的临床实践仍存有亟需进一步探讨的不确定性或研究层面的“灰色区域”。
中医临床循证研究与医学伦理合理性分析
循证医学方法应用于中医临床实践,从某种程度而言,其本身蕴含着一个道德层面的考虑,即推广或废止其应用的伦理合理性。当前既存的观点多数想当然的认为,应该大力推进中医临床实践循证研究的进程,因医学循证其证据最优化的基本价值理论是正确的。然而,中医临床医学循证化的过程,在当前陆续出现了不少的质疑;倘若中医临床实践涉及的决策证据其本身既存着固有的问题,是否会在伦理层面对循证决策科学化造成影响?中医临床循证研究的过程存有质疑,多数在于其理论片面的认为,中医临床实践只有通过医学证据循证化的过程,才能让结论趋向“事实”的潜在可能最大化。然而,在循证医学证据校正与偏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证据循证化过程并非必然导向医疗结局科学决策本身(如有利/不利结局等),见图3;而此类不确定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对既往医疗决策最优化的理念带来系列争议。鉴于中医临床循证化过程其初衷在于追求决策科学化,保障患者接受当前最佳治疗及健康获益;可上述此类治疗效能(不)确定性的存在,让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决策过程是否与相关伦理原则相符备受质疑。在对医学研究相关证据进行提炼合成过程中,存有不少潜在影响的偏倚因素,通常包括实施测量等技术层面的偏倚、文献发表偏倚、经费资助来源等所致偏倚,特别涉及开发性试验、商业利润导向为主的治疗研究。如,针对轻中度抑郁病研究评价,对接受抗抑郁方药提取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干预研究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其一,从技术偏倚层面分析,这过程更偏向于药物干预,因试验药品本身容易模拟操作、更易接受双盲等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而心理治疗等相对复杂的过程,则几乎无法符合双盲等研究条件。其二,从发表偏倚层面分析,这在两种干预方法研究中均有存在,可其效应更偏向于药物治疗。因药物的介入与心理干预法相比较,前者治疗疗程相对较短;而较短的治疗疗程可让患者更容易的完成这一项研究,从而增加试验的统计效能。其三,从经费资助来源所致偏倚层面分析,与心理疗法相比,将有更多的试验研究偏向于新药的研发;特别涉及到商业利润获取、专利权保护等,这将进一步促进着新药试验的开展;而对从事心理治疗的相关研究者,并未有此类效益导向的心理与激励机制。在此背景下,药物研究进度继续扩大,而心理治疗法研究的进度则相对偏缓。随着时间推进,很可能产生更多的药物治疗相关的研究文献,且此类研究数据多存有显性的统计意义;而心理治疗法相关的文献则越趋偏少。上述两类证据量化的综合推断,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与抗抑郁方药提取物治疗相比,心理干预法相对无效或效果不显著。其次,即使对心理治疗法的效应量偏低,可通过证据解读(如当前既存证据不足或其他因素影响)使之合理化。然而,基于循证医学方法进行科学决策,药物治疗则更偏好地被研究人员推荐应用于各种临床语境下,因为这抉择过程更贴近趋向于当前最好的证据(即循证决策)。可药物治疗“真实”作用,或许并未如循证推导出的这般显性有效,而心理疗法干预则可能比当前已获取的证据效能更优。基于此,上述这类推荐建议或许是患者接受治疗的最佳选项,也可能并未能改善患者疾患症状、或对患者幸福安康产生获益效应。因此,循证医学决策所依据的证据推荐,在临床实践过程亟需作进一步严格的权衡评价。上述语境下的伦理分析,仅从个体层面阐述中医循证医学实践对患者医疗行为产生的潜在效应。然而,在社会层面,循证医学同样对中医临床实践不乏影响。如,当前为众多临床研究者所关注的是中医药系统卫生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参照或冠以所谓的最佳循证证据推荐建议,间接的剥夺社会公众某些基本健康保健服务。此外,其他社会效应还包括:中医实践循证研究可能会导致某些临床医师出于巩固或维护权威而牺牲特定组群的健康利益;或循证化过程加剧着经费资助所致的偏倚、及其对中医医学研究证据的影响等;上述问题尚有待进行广泛的社会探讨。
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医学伦理的整合思维
笔者认为,循证医学方法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对当前中医临床实践及证据不确定性进行优化。此类不确定性存在不同的维度,如源自于医学临床数据本身的问题,在知识随处可见之处,却缺乏知识的普及;而循证医学则致力于推崇终身学习与继续教育等策略来减少此类的不足与匮乏。基于此,不确定性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知识层面的不完整;而相关研究旨在填补或减少此类不完善之处。然而,这是一个值得终身投入、止于至善的事业。当中医临床实践亟需为诊疗抉择提供参考时,或许当前相关证据尚未充分成熟,或对既存证据的解读尚未能达成一致;此类情况下则有待对循证医学方法与医学伦理合理性之间,进行整合评估以作进一步决策。在中医循证临床实践中,常存在某些结局指标其测量阴性或难以作出判断,此类本存在的证据其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或淡化。基于此,相关结局测量评价从某种程度而言并不涵括其完整的、真实的依据。其次,在中医临床实践涉及证据产生及传播过程中通常会遇到某些价值或利益冲突,而循证医学针对此情况多数并不能进行有效的解释或协调。基于循证医学伦理层面的考虑,遵循文中阐述的循证研究五步法可作优化处理,最大化的确保为某一中医临床诊疗行为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撑。当然,这一过程主要设想构建在理想的、合乎伦理学的道德高度层面而展开;然而,此类伦理层面的解读,在当前尚需作进一步细化。循证医学在其本身价值“中性”层面,往往给人一种错觉的感性认识,即通过循证研究系列步骤的严格评价,中医临床实践证据数据量化的解读似乎得到了强化;然而,这过程并未充分考虑到多重因素效应,如所提出的中医临床问题价值本身及此类价值可能影响证据解读的方式等。反之,在循证医学价值“中性”理念中,那些纳入作中医循证研究的文献,通常被视为“事实”累积的一组数据集合。然而,这是非常理想的、概念化的构想;特别当前对发表文献,存有相当大的干扰影响因素(如中介论文等),可以很轻易地避开严谨的文献评价工具等关键技术把控。此外,在循证医学的讨论中,相关的价值理念通常仅存在于患者层面(如患者价值取向等),并试图结合于一个基于证据、可看似与价值无关的临床抉择依据。然而,事实本身包含着主观臆测(如此类中医临床诊疗决策是否充分顾及患者当前的最佳舒适与幸福受益);特别置身于纷繁的外界事务,大多数公众对这过程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相对而言,这过程与“价值”之间的甄别,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往往被研究者所边缘化。因此,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医学伦理之间的关系,绝不单纯的直接了当或不存疑惑。对于那些从事中医药循证医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却很少谈及伦理效应的师资研究人员来说,亟需引起高度重视。笔者认为,这在当前有必要、且有义务采取确切的措施,对中医临床实践、循证医学与伦理合理性之间进行优化整合,双管齐下,统筹评估。这过程需要对中医临床实践的不确定性效应作进一步阐述;同时也需要时间、资源、政策等多方位整合,以对那些从事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临床医师其价值理念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深化,规范中医药循证研究及科学决策的实践行为。
关键词:翻译学;客观规律;话语风格;翻译理论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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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自老师方面的原因
作为教学主体的老师在培养学生质疑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老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质疑观、知识储备都会对培养学生质疑能力产生影响。老师在数学教学过程中着重于具体知识的传授,忽略了问题情境的设置,在教学方法上老师总是把归纳好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丧失了思维拓展能力,不利于质疑能力的培养。老师对来自学生的质疑不能很好的处理,同时老师的自身的知识储备有限也是影响培养学生质疑能力的重要原因。
(二)来自教材的原因
现行的数学教材展现的仍然是过多的公式、公理等纯数学知识,而很少提及这些公式、公理等纯数学知识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最终如何解决的。即使现有的数学与现实相联系,但因为人为对解题条件和数据进行了加工,而最终缺乏现实感,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三)评价方面的原因
目前的评价标准仍然是把考分作为唯一的标准。而考题是对书本知识的模仿和再现。这样的评价标准难以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同时在培养学生质疑能力方面没有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
二、如何在数学课堂上提高学生的质疑意识和能力
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了要求: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质以及环境意识,逐渐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与批判意识,鼓励学生对书本与老师的质疑,赞赏学生独特和富有个性化的表达与理解,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古人训:疑是思之始,学之端;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新的数学课程改革也非常注重对学生质疑问难能力的培养,认为质疑问难能力的高低是评判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那么如何在数学课堂上提高学生的质疑意识和能力呢?
(一)营造宽松积极的环境,培养学生敢于质疑的意识
传统数学教学中,老师是课堂的主导,是课堂的权威,而课本被认为是最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书籍。许多学生对老师的讲解存在迷信“权威”和盲从的心理障碍。我们教师自身必须要意识到课堂教学是一个学生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多变互动的一个过程。要让学生置身于平等、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他们才更乐意去思索、质疑。通过创设情境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在七年级下册中,教统计调查的这一课程时,我运用“抢30”的游戏来体现机会均等和不均等。游戏规则是这样的:第一个人先说1或者1、2,第二个人则接着往下说一个或者两个数,然后再由第一个人接着往下说一个或两个数,这样两人反复轮流,每人每次说一个或两个数都行,但是不可以连续说三个数。谁先说到30,谁就赢得游戏。问:这个游戏公平吗?这个游戏是学生第一次接触,为了让学生全部都参到课堂上来。通过研究分析,我做了如下处理:首先,出示题目让学生分析。也许是30这个数有点大,同学们读后眼里都充满了疑问困惑。于是我提议将“抢30”改为“抢10”。同学们对此纷纷都表示赞同。问题1:“抢10“游戏公平么?接着,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建议由两位同学示范“抢10”的游戏,五局三胜制。一些想玩却没有把握的学生显得很犹豫,而一些胆大的同学已经纷纷举手要求示范。两位同学来到讲台前,一位同学从1开始说,这样一直交替到了10。两局之后,无论是台上同学还是台下的同学都发现了规律:要抢到10,就必须先抢到7。于是大家又开始想如何才能先抢到7。再玩两局之后,大家又发现:要抢到7必须要先抢到4。最后,游戏结束时,同学们都明白了:先说1的同学才能在游戏中获得胜利。为了让同学们都能深刻体验这个游戏,我又建议同桌的同学做。之后,我决定加大难度。“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试试‘抢30’怎么样?”我笑盈盈地建议到。“没问题!”同学们有了“抢10”游戏的经验都信心满满。这次通过四人一组的形式来探究。不久之后,各小组都先后表示找到了“抢30”获胜的秘诀。为了验证他们的秘诀,我也参与其中,由我开始说,同学们根据自己发现的规律,先抢到了30。“哦!我们赢了!”同学们在兴奋地欢笑成一片。“老师,为什么在‘抢10’中要先数就能获胜,‘抢30’又要后数才能获胜呢?”一位男生表示了他的困惑。“对啊,为什么‘抢10’与‘抢30’会有不同的获胜的方法呢?这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同学们,你们觉得呢?”我也表达了我的困惑和想法。于是同学们继续分析研究“抢10”和“抢30”有什么区别?最后大家发现:原来抢数游戏本质上是一个是否被“3”整除的问题。由于10和30除以3后余数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就出现了差。最后,我建议同学们自己设计一个抢数游戏和身边的朋友或家人玩,他们对此的积极性更高了。课堂上,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中来,并对学生的想法作出积极的鼓励,对他们的疑惑不要立即给出答案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去思考、质疑,激活他们的质疑意识。让他们乐于参与其中,自由地去探索、发现、质疑、验证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要让他们明白:在课堂上自由地思索、自由地表达想法是受到鼓舞的,即使错了也没有关系。
(二)引导学生掌握质疑的方法,提高质疑的质量
古训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之渔。教给学生质疑的方法,才是解决当前中学生质疑能力不足的根本之道。但质疑也要要求质量,不要为疑而问、一疑就问。要引导到学生自己解决疑问。那么高质量质疑的标准是什么呢?个人认为是高质量的疑问包括质疑的深度和广度,质疑的深度是指提出的每个问题都要使你更加接近你所寻找的正确答案;而质疑的广度是指质疑的范围不仅包括书本上的知识,还包括老师的观点和学生的观点。数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很多数学题目可以转化为与性质、定理相似的格式,从而达到计划计算的目睹。所以老师要有意识地启发学生比较分析已经学过的概念、性质、法则、公式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利用相似之处简化计算。例如在刚开始学习《一元二次方程》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题目:求方程(x+1)2+6(x+1)+9=0的二次根。学生拿到题后开始计算,大多数学生计算的方法是:先把括号去掉,然后得出x2+6x+16=0,然后根据平方差公式求解。大部分学生都能得到了正确的解:x=-4。这时候,我温和地提醒学生到:“大家仔细想想看这道题有没有更加简便的算法?”一会儿后,有位同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方程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先去括号然后再计算。”“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这非常好”我刚说完。另一个学生就开始反驳:“我不这么认为,这个方程表面上与一般的一元二次方程没有什么联系,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转换化成与标准的完全平方公式或是平方差公式类似呢?”“这个想法很新颖。大家仔细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刚说完,另一个学生就站了起来,说:“老师,(x+1)这部分和书上完全平放公式似乎有点联系。如果把(x+1)整体换成另一个字母比如t,这个方程能写为(t+3)2=0这样一个完全平方公式。”“你的想法非常棒,为什么不我们不试试呢?”我鼓励到。当同学们用这种方法把方程解出来之后,我点出了这道题的用意所在:“同学们,你们刚才用的这种方法在数学上被称为换元法。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通过换元将原来的方程简化,从而使计算变得简捷明了。”之后,我又将一些可以用换元法的变式题目出给学生做。通过这样的教学手段,可以使其学生们敢于质疑,在质疑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成功的感觉,不仅可以让学生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质疑能力,在以后的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会更积极更主动的去参与教师所提出问题的解答,促进学生善于创新解题方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对2011级临床医学专业的《药理学》理论教学实行改革,力图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主动性,体现其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我们事先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5~6人/组),在LBL教学法的基础上,根据教材内容,结合大纲要求,选择重点章节,安排讨论课。课前先将相关问题发给大家,每组同学课后利用学校的图书馆、网络等资源检索资料,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由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制成多媒体,每小组选一位同学在讨论课上进行中心发言,并接受其他组同学的提问并辩论。教师适时引导学生围绕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展开点评,并利用课堂的后半部分时间对每组同学的发言做出点评,根据学生的课堂总体表现对该小组成员进行评分,最后进行小结。这样的讨论课学生的参与度高,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景象。为了顺利完成课堂讨论,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教材内容集体备课,确定以LBL教学法为主的教学内容以及以PBL教学法为主的教学内容。课外时间收集、编辑有价值的病例,所提的问题围绕课堂教学内容编辑,要求学生获得的是药物的临床应用信息及不合理用药的情况。病例资料提前10天左右发给学生。设计问题的类型多种多样,以抗心绞痛药为例:什么是心绞痛、心绞痛有哪些临床类型、心绞痛的发病机制是怎样的;冠脉循环有哪些解剖生理特点、影响心肌供氧和耗氧的因素有哪些;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有哪些类型、抗心绞痛药物作用的分子机制;硝酸甘油的作用有哪些、有何临床用途、有哪些注意事项;β-受体阻断药抗心绞痛的作用特点是什么、其临床应用有哪些;钙通道拮抗药的作用特点是什么、其临床应用有哪些;硝酸甘油、β-受体阻断药、钙通道拮抗药三种药物两两联合治疗心绞痛的药理学依据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这些问题涵盖了抗心绞痛药的关键知识点,并通过以下病例讨论以加深印象。60岁女性患者,突发右侧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于9月4日晚7时入院。入院时体温36.5℃,脉搏105次/分,呼吸22次/分钟,血压120/75mmHg,神清乏力。检查头部及肢体无伤痕,右侧肢体麻木,心律整齐,二尖瓣区有III度收缩期杂音;双肺底轻度湿啰音;CT提示右基底出血。诊断为风心病及脑栓塞。入院后给西地兰0.4mg,速尿20mg。5小时后又重复上述液体一组,病人情况稳定。9月5日凌晨2点,又增加硝酸甘油10mg,用药半小时后,病人不停地翻身。3点30分,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心悸,血压60/30mmHg,心率33次/分钟,病情危重,立即停止静脉滴注硝酸剂甘油,用多巴胺40ml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250ml中静脉滴注。30分钟后患者恶心呕吐停止,心悸减轻,血压110/65mmHg,呼吸20/分,心率70次/分钟,休克得到纠正。请学生对硝酸甘油在该病例中的应用做出分析。针对该病例,结合理论课上的相关教学内容,授课教师对讨论课教案做了精心的准备。
二、教案设计如下
首先由学生自愿上台做中心发言,待发言的同学病例汇报完毕后,邀请其他同学归纳病例特点,然后中心发言的同学继续介绍他们小组的讨论内容。发言完毕后,教师以患者用硝酸甘油前后病情变化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思考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从用药剂量、频度等方面分析用药是否得当,并请学生换位思考: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病例将如何处置。鼓励各小组踊跃发言,授课教师掌控讨论节奏。待所有小组发言结束后,授课教师做最后的点评。有了前期理论课的铺垫,学生掌握了硝酸甘油的药理作用特点及使用注意事项。经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指出硝酸甘油起效快捷,停药作用即刻消失。静滴时应根据心电图和血压监测情况来调整点滴速度,一般15~30分钟测量1次,停药应逐渐减量以免引起症状反跳。患者有恶心、呕吐、心悸,血压60/30mmHg,且不停翻身,这就是预兆。通过该病例的分析,学生对硝酸甘油的药理作用特点及临床使用注意事项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可以在他们今后的临床治疗中避免犯类似的错误,达到了学好《药理学》有助于提高临床医生合理用药水平的教学预期。经过一个学期PBL与LBL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的实践,期末的问卷调查显示,90%的学生认为PBL与LBL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改变了以往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病例中贴近“临床实战”的内容颇具吸引力,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热情。在病例讨论准备过程中,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参与进来,理论联系实际,既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也锻炼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对药物临床应用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整体能力明显提高了。在对药理学PBL与LBL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评价过程中,我们教研组全体教师从发言情况、辩论程度、内容阐述及资料收集、报告制作等主客观两方面对评价标准及内容进行了综合考虑。
一、易学自然观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实际上是上古巫文化化出的符号、周初时期占筮验词集锦和战国末年理性诠释的统合。作为《易传》的十篇释文已经完全脱离卜筮,建立起一套以阴阳为纲阐释变化的理论体系。汉兴,《周易》作为官学传习和研究的对象,被尊称为“五经”之首;汉易已经纳入阴阳五行学说,隋唐时期易学即以其理性向科学领域渗透;进而逐渐形成以符号系统与以阴阳为纲纪相结合的范畴体系和理论结构。
易学对宇宙的基本观点是:阴阳相涵相因、流变会通,构成一个合谐互补的有机整体。
张立文教授在《王船山易学思想略论》〔1-191〕中指出:船山的本体哲学,统体会通于和合。所谓和合者,就是“阴阳未分,二气合一,氤氲太和之真体”。《易传》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者认定道器是虚实范畴,虚与实的主要差异在于隐与显。“形而上者是隐也”,隐不是无,而是潜在,是形而下所以存在的根据。“形而下者是显也”,指有形质的东西,“即形之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即此可知,显指可见可循的事物和现象,隐指寓于“器”而起作用的现象背后更本质的东西;而隐又不是虚无,“道不虚生,则凡道皆实也”。从而推定道乃实存之体,得出道器交与为体、相涵相因、流变会通的两系统结构论。
道和器的关系究竟如何?就逻辑上讲,“形上者乃形之所自生”,因为凡器皆有形,由“形”逻辑上得出对应于“形下”必然存在着“形上”。就二者的主从关系讲,“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喻之天则,天以之化”,依此概括二者的关系为:道是器存在的依据;道通过器而表现自己,一切显性的运动变化之因皆源之于道。再就孰先孰后的角度讲,是“理不先而气不后”,二者既不存在先后、本末之别,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天理、神创的观念。
张教授立足于人文(兼及自然)阐述问题,认为“王船山道器、气关系,充分体现和贯彻了《周易》和合人文的精神”,本文专门讨论自然而不涉及人文。依据形上学本体哲学,自然界的物理客体应该分两类,即“形之已成乎物”和“未形”,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形下之“显”和形上之“隐”。
小结:易学自然观是两系统结构论。从静态角度讲,“万物(包括宇宙自身)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动态角度讲,“阴变阳,阳变阴,其变无穷”。所谓的易,就是讲阴阳变化之理的学问,即“易以道阴阳”。
二、两种物理学理论
物理学作为一门学术的名称,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延续下来的,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探讨自然的秩序和原理的“自然学”,亚氏又称其为自然哲学。大约到18世纪中叶,由于学科内容的分化,自然史和化学从物理学中独立出来,18世纪后半叶法国讨论过留下的物理学意味着什么,结果是把物理学分为一般物理学和特殊物理学。前者指牛顿力学或由《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导出的以数学描述质点运动的传统,后者包括声、光、电、磁等广泛领域。通常都把这种划分说成是数学科学传统和实验物理学的分离。
1829年,泊松把当时法国物理学的思想倾向归为两类:物理力学和解析力学。他把前者的特征描述为“它的唯一的原理是把一切还原为分子运动,而这些分子是把力的效果从一点传到另一点并保持这些力之平衡作用的核心”,即期望用天体运动的牛顿平方反比定律数学格式,精密地描述宇宙一切现象,称牛顿范式;而后者则强调现象的解析格式,轻视对物理原因进行讨论,称非牛顿范式。1840年以后,牛顿范式的地位被非牛顿范式所取代;与之同时,拉格朗日原理被泊松和哈密顿予以发展,使力学成为完全分析的形式,并且以能量取代力的概念体系。本应该由之意识到“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力学现象,实际上运动总是结合着热和电磁的变化,它们也规定运动”〔2-9〕,从而结束牛顿的“力学神话”,可惜的是西方哲学没有能够为物理学提供合适的自然观,以后的物理学就在迷茫中走了许多弯路。对两种范式的本质差异,一般都视为用几何法还是用解析法的数学问题。
19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实验物理学的成熟,出现了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之区分;物理学的理论又分原理理论和构造理论两类。前者是先使用分析法在经验中发现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然后给出各种过程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比如牛顿力学;后者又叫“假说—演绎”法,即先确立“想象的原理”(即“假说”),然后采用反证法通过由原理导出的结论对原理进行证明,给出的内容与经验所显示的现象吻合得愈多愈一致,特别是能够从假说来预言现象并得到证实,这种构造理论就愈成功。依据这种分类方法,一般都承认17世纪牛顿的《原理》和惠更斯的《论光》就分别代表了原理理论和构造理论。对这两种理论划分的依据主要在于思维方式,即前者采用分析法而后者采用综合法。
三、两类物理客体
牛顿的《原理》和惠更斯的《论光》,从近代物理学奠基开始,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分别传承为两种体系,即牛顿范式——原理理论,惠更斯范式——构造理论,其本质差异不在思维方式和数学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是采用数学方法还是实验方法之别,而在于研究的客体分属于根本不同的两类。
以质量对物体进行计量,并假定质量都集中在一个质点,以相互传递力的作用描述运动,是牛顿范式的核心观念;非牛顿范式研究的光、热、电、磁等现象,都不能以质量进行计量,最终认识到了这种现象都与“能量”直接相关,并且以能量取代了力学概念体系。
而今首当其冲应该明确的是物理学根本就不直觉研究“物质”,正象无法品尝水果一样,因为二者都是抽象的类概念。物理学只研究质量、能量、电量、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两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同,前者是关于质量系统的理论,后者则适用于能量系统。以往不适当地把能量说成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如“能即运动”)〔3-526〕,是产生混乱的肇端。现代物理学已经确认物理客体分两类:宇观上有分立的天球和连续辐射,微观上分粒子和场,粒子物理学分费米子和玻色子,理论物理学称其为物质粒子和相互作用;物理学理论也分用质量计量和时空描述、用能量计量和位形描述两个系统。“我们首先把宇宙的物质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物质”即诸如夸克、电子和缪介子等粒子,以及“相互作用”诸如引力和电磁力等等”〔4-38〕。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居然会说出如此不合逻辑的荒唐话,不难看出“物质”这个误用概念带来的混乱是何等严重。
物理客体不能用“物质”这个概念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应该分为质量和能量两个系统,二者的本质差异有3:1、分立和连续;2、有无静质量;3、量传递时物理客体仅只振动而不发生运动方向的位移。确认能量系统存在的依据有5:1、德西特从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得出没有物质的宇宙时空解;2、无限的(负能电子)海的发现;3、爱因斯坦说:“依据广义相对论没有以太的空间是不可思议的”;4、3K微波背景辐射证明“空间”不空;5、粒子物理学的实验发现,绝大多数粒子为瞬息亿变的动态网络。
“全〖ZZ(〗空间〖ZZ)〗充满着相互作用着的各种不同的场”〔2-387〕,这种分布着某种物理量的空间,不同于经典物理学中作为参量的空间。“场从数学上表述了能量局域性概念”,“是一个具有无穷多自由度的动力系统”〔2-353〕。即此可知,一切自然现象虽表现为质量系统单元个体的运动和变化,动变之因却源于能量系统的作用;而能量系统本身不通过作用于质量系统的效应也根本就无法观测。物理学早已将物理客体分为弥散态粒子和凝聚态物体,3K微波辐射发现之后,就应该从分类学的角度再增添一种连续态网络;进而将弥散态粒子分为质量子和能量子,如此一来,物理世界图象就会变得非常清晰。
物理客体分物体、粒子、网络三类,分别用质量、电量(或荷质比)、能量计量;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属于质量系统(从天球到原子乃至质子、电子),能量系统则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动力之源;所有的共振态、复合态粒子均属于能量系统的动态网络,只有那些稳定的能量子才有现实意义;不同能量子的有序组合构成信息(从质量系统讲,传递信息必须有载体,而对能量系统,信息和载体则合而为一,于此无暇展开讨论),可以用于操作质量系统的变化和存储一切自然现象。
小结:物理客体分两个系统三种态。质量系统和能量系统确实属于“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状态;作为两系统“中介”的弥散态,是演绎世间万象的“大舞台”;何以产生质量和电量,是现实世界存在的最根本机制。
四、时间和空间
无论哲学还是物理学,时间和空间都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同时又是亘古至今争论最多直到今天还没有取得共识的两个概念。16世纪之前,基本上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关注的重要论点;牛顿为了创立完整的力学体系,不得不提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时空构架。他认为物质是在绝对空间中运动,时间不跟任何物质对象相关、自身等速地在那里流;时间和空间各自独立互不相关。亦即是说时间和空间仅只是描述运动的参量。
现代物理学的发现则是:“广义相对论用空时结构的几何性质来表示引力场”〔2-328〕,场不但“是某种物理量的空间分布”,还是“一个具有无穷多自由度的动力系统”〔2-353〕。很显然,时空结构应该被理解为改变物体或带电粒子运动状态的作用量。
依据质能两系统结构论看待,即使在牛顿力学体系中,时空结构也是作用量而不是描述运动的参量。比如牛顿力学的第一号自然力——重力G=mg,如果没有g作用于m,物体就不会自由下落,很显然g是使m自由下落的作用量。如果用电磁作用相类比,g可以被称为引力场强,其作用效应跟电场作用于电量没什么两样。自从发现了动量和能量守恒之后,牛顿力学方程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足以说明牛顿力学非常片面,能够沟通三个领域最基本的物理量只有动量和动能,根本就不需要力这个概念。
时间和空间究竟指什么?答曰:二者分别是对能量系统单元个体持续性和广延性的计量,恰如用质量计量物体、用电量计量带电粒子那样。
“空间一时间未必是一种可以认为离开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物理客体不是在空间之中,而是这些客体有着空间的广延性”〔5-112〕。爱因斯坦如果对中国古典哲学稍有理解,就会再说一句:这些客体还有着时间的持续性。这种“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即指能量系统而言。
能量系统虽是连续态,探究其具体作用时却需要量子化。假定其最小单元为h,由ε=hν=h/T可知,只要测出周期T,即可以知道具体的能量值,同理测出波长即可知动量。故而可以说时间和空间是对能量系统两种属性的计量。
董光璧教授猜想对于不同的相互作用,应该“各有其时空结构”,是有道理的。用于电动力学的时空结构已经非常成功,“对于电磁相互作用,相对论提供的时空结构和量子论提供的能量结构,既在逻辑上自洽又与经验相符”〔2-429〕;而对于质量,发挥作用的时空结构有ι2t-2和ιt-1两种,对行星的运行则有R3/T2=K。
小结:时空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用于计量能量系统属性的概念构架。对于物体或带电粒子,不同的时空结构作用于质量和电量可得能量和动量;对于能量系统,只需要用T和λ对基本单元个体计量,即是能量和动量。
五、两种运动
讨论过物理学不应该使用“物质”这个哲学范畴,明确了物理客体分质量、能量两个系统,确立了质量、电量、能量和时空是基本的物理量,并且弄清了时(T)空(λ)可以直接作为计量能量和动量的基本量,不同时空结构又分别是驱动质量或电量的基本作用量之后,还应该讨论一下运动形式问题。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自然运动和强迫运动区分之必要,物理学界至今都没有认真对待。所谓自然运动,应该是不受人的干预,不准附加任何人为条件的运动,比如自由落体、自组织系统的变化和行星运转等(下文称绝对运动);所谓的强迫运动当指人为增添了特设条件的运动,比如将物体抬高、摆钟和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许多运动。
牛顿力学除自由落体之外,几乎都有附加条件,将运动定义为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位移,运动的基点建立在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即力)之上,并将物体看作一个质点等,基本上都属于质量系统的相对运动。现代物理学发现的因果关系被破坏,基本上都产生于对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的作用机制之混淆。
“一个钟所处的引力势越低(深),它走得越慢,而那里发出的光在引力势较高处去接收就会发生红移”〔5-92〕,亦即是说原子钟在那里发出的光频率较小,周期变大。如果是摆钟,依据T=2πL/g,由于g变大,周期就必然变小。两种钟的结果居然完全相反,基于什么原因呢?这就恰好能够说明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的作用机制不同,显示的结果就必然会适得其反。由于原子钟的频率直接决定于能量子的频率,属于绝对运动;而摆钟的周期则由作用量g与弹性势的平衡决定,属于相对运动,g变大时相对而言等于固定不变的弹性势变小,故而钟的周期亦随之变小。“量子理论和每一种合理的真实世界观念都冲突”〔6-127〕;“量子力学改变了古典物理学的因果观和实在论”〔2-328〕。这些观念产生于发现了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效果迥异,感到困惑的原因是没有树立起时间和空间“不再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被动的背景”,“相反的,它们现在成为动力学的量”〔4-53〕,根源在于没有突破“物质”一元论的樊篱。
问起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意义,通常的回答是:“物质和能量要使时空向其自身弯曲”〔4-60〕,反过来弯曲时空的曲率又决定着物体运动的路径。这种表述本来存在一个因果互易的逻辑循环,只需要将误用概念“物质”去掉,就变成了非常明晰的单因(能量)决定单果(质量运动路径)的关系。再如“势函数V表示质量系统对空间任意点的引力作用”〔2-361〕,实质上则是势函数表示任意时空点对质量的趋动作用。作用和被作用的因果关系弄颠倒的原因,许多都出在用相对运动的观念去解释绝对运动;产生这种观念的根源又非常久远和牢固,先是哲学上把物质说成第一性,继而近代科学一开始就决定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外加担心宗教神学找麻烦,所有物理学理论就都必须把物质或质量说成是运动变化的起因。依据两系统结构论,动因仅来源于能量系统。
宇观上的星体都是绝对运动,很早很早之前就受到许多哲人的关注,他们的不少观点由于跟相对运动的理论不合,都受到了冷遇。欧拉认为“一切物理过程都是以太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2-180〕,欧多克斯认为“日、月和行星分别固定在想象的匀速转动的天球上,星体本身不动,它们随着天球运动”〔2-51〕,笛卡尔的观点更明确:“宇宙空间充满媒质的旋涡运动,天体被媒质的旋涡推动”〔2-145〕;最直观形象的描述莫过于那个阴阳互动的太极图,那是华夏先民无数代人仰观俯察智慧的结晶。天空中所有星系或星系团无不都是一个涡旋,其中不少涡旋的中心根本就找不到质量(被称为质量丢失的暗物质)。很显然这些涡旋都是能量积累形成的畸变时空,那些特定的R3/2=K的不同旋线上,都可能会有星体在做自然运动,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引力作为向心力,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找切线力的源。
易学中虽说没有“自组织”这个词,王船山却早就讲清了自组织的作用机制。“阳变阴合,乘机而为动静”,“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如果将质量子和能量子类比为阴阳,这种说法还满有道理的。
小结:运动有相对和绝对之别。因果关系被破坏的原因大都生之于用相对运动的理论去解释绝对运动,根源在于物质一元论不能作为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六、唯物宇宙观
科学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各地都是沿着自己的传统在发展;从16世纪开始,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希腊传统的科学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所说的近代科学,主要指希腊科学传统的扩展,其间也不乏阿拉伯、中国和印度等地科学成果的积累。物理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跟古希腊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古希腊哲学的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分离。
在古希腊文化传统中,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创立开始,就出现了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的纷争,科学思想的发展亦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知识服从信仰”成为教会的基本准则之一,于是就有人提出“学问来源于经验”与之抗衡。
基督教创立不太久,某些护教派发现那些愚昧贫乏的教义抵抗不住古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哲学,就开始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寻找为教义辩护的依据,从而发展出貌似科学的神学,进而宣布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和信仰先于理性的原则。中世纪的欧洲几乎一切学术都在宗教神学的桎梏之下,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伽利略遭受终生监禁,都因为他们的理论对神学不利。
唯物主义宇宙观针对信仰先于理性提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自然科学总算找到了哲学基础。由于近代科学确定只研究属于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而不研究与感觉有关的第二性,即把意识范畴留给宗教,总算争得了一席之地。当我们立足于现代科学的成果和困惑,去反思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时发现,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视为全部、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哲学,根本就不能作为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为了从神学桎梏下挣脱出来,选择第一性、第二性之分的哲学虽说必要,终归总逃不掉为临时应付而“举债”付出更高的代价。
物质和意识对立,对立的双方是自然和人,这是古希腊自然与人分离自然观的延续。这种哲学适用的范围应该是人天系统,即探讨的中心课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物理学则属于纯客观地探讨自然界的秩序和原理的学问,亦即是说它只研究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联系、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规律等问题,丝毫不涉及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内容。故而我们认为,唯物主义宇宙观虽说使物理学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能做为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探讨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就不应该将所有的物理客体用“物质”一个概念概括。因为变化只能发生在至少两种客体之间,如MN和NM;而MM则是永远无法观测的。
“科学史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寻找历史来龙去脉的做法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转而采取从原来的境况中重新阐释科学思想”〔7-2〕,不少人发现了《周易》中保留着自然学的原初形式,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启迪。本人沿着这条进路摸索多年,学习探寻的心得是,物理学只有依据两系统结构论的自然观,才可以讨论变与不变。
易以道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变阳,阳变阴,其变无穷;阳变阴合,乘机而为动静;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仅依据上述五句富涵哲理的格言,对物质、时间、空间、运动和因果关系等重要概念做一些简要的剖析,就可以理出一条新的思路。如果依据两系统结构论,对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一次新的整合与梳理,极有可能会将物理学带出当前的困境。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同仁指正。
参考书目:
1、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2、董光璧等著《世界物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英)霍金著《霍金讲演录》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5、倪光炯等著《近代物理》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版
论文摘要:文章探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要求,提供相关的可选学习策略,并结合实际提出大学生运用学习策略时要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研究探讨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反映外语教与学规律的新成果,也因此引发了外语教学界关于教学理念、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材料的选择、学习者自主学习及测试与评估等课程体系的大变革。学习者从传统的依赖教师和课堂,被动地接受what,到自主地思考和探索why和how,从而实现了知识体系的建构,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认为,建构主义不仅带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变化,而且促使我们将自主学习者语言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
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来看,其思想源颇为复杂,它主要源于心理学,又与哲学、社会学密切相关。瑞士心理学日内瓦学派的代表J.Piaget(1972)的发生认识论认为的发生认识论认为,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儿童的认知结构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一不平衡一新的平衡循环中得到丰富、提高和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苏联认知心理学家Vygotsky的语言习得理论对原有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的社会活动是人的知识内化和外化的桥梁”.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对正确理解教育与发展的关系有极重要的意义”(张建伟陈琦,1996)(12),揭示了教育对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他人在主体知识建构中的显著作用。Wittrock(1983)(citedinJonassen,1995)则提出了“学习生成过程”假设,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脑并不是被动地学习和记录输入的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对信息的解释”。“学习者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总是与其已有的经验相结合”.“并借助信息加策略,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Rogers(1988)(4)则提出合作学习成为建构主义在课堂上构筑“社会活动桥梁”的主要教学途径。
近十年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引起了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集各家之言.其核心内容就是: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由此可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了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而在外语环境下,自主学习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是否有意识地、科学合理地使用学习策略.与他人合作则自始至终贯穿整个自主学习及学习策略的使用过程。
二学习者学习策略
1.学习策略的定义及分类
学习策略及其培养机制是80年代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们从认知过程或学习过程等不同角度解释学习策略。其中O''''MalleyandChamot(1990)解释和分类更具有代表性,得到广泛的认可。他们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采取合适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帮助理解、学习或记住新的信息。策略可以划分为:
认知策略:直接学习新内容所采取的策略,包括记笔记.联想,重组,分析,归纳及将所学内容内在外的策略。
元认知策略:关于如何学习即计划、管理、监制、评价一个人的学习技巧。
社交中介策略:与人打交道的策略即与本族、非本族语交际、交往的策略,合作的策略。
2.英语学习策略的功能
近年来,教育教学中对智商的关注转移到对学习者的学习策略的指导和培训上来。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强调了学习策略指导应成为教学活动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应成为重要的教学目的之一。Oxford(1990)指出使用学习策略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英语学习策略的差异对学习成绩有决定性的影响(文秋芳,1995)。
众所周知,外语学习受年龄、性别、个性、需求、态度、学能、动机、情感因素、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等影响.而学习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加强自我管理,克服困惑和忧虑,端正学习态度,保持学习兴趣和热情,强化学习动力。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Vandergrift(1996)认为,元认知策略可以使学习者全面了解其学习过程.确立明确的目标,制定完善计划,预见困难,控制错误.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评估。学习策略因人而异.应根据学习者的个性,动机.需求,认知风格,学习水平等提供可行的、高效的学习策略的建议,以期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争取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毋容置疑.在建构注意学习理论下,要提高学习者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与他人合作策略贯穿与学习过程(词汇、听说、读、写)和策略使用过程至关重要。
3.学习策略的应用
下表列举了一些提高英语语言技能及运用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学习策略,学习者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运用。
O''''Malley(1990)研究了不同类的学习策略对不同语言技能的影响,发现学习策略对说的能力有显著的效果,而对听的能力则无效。而且将听、说分别训练对听、说能力的提高有害而无一益。听、说本应同时训练。
4、元认知策略
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激活相关元认知策略成分,学习材料和课堂教学应引导学习者认识和运用元认知策略,并为其提供机会参与学习活动计划、监控、调节和评估。如教材上可以各种形式提供学习者自我检测和评估的机会,教师指导和组织学习者之间对学习过程中和学习效果形成督促和监控。研究表明,元认知能力是可教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应适时地对学习者进行元认知意识和相关知识的培训,让学习者对外语学习规律、学习任务的特点及自身的个性、学习动机、认知风格等形成正确的认识,并知道在何时何地如何使用相应的学习策略。学习者只有在不断地学习、实践、评估、反思、纠错、再实践、再评估、再反思中最终形成有效的知识建构。
计划策略:计划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元认知技能。成功的外语学习决不是被教材和教师牵着鼻子走,他们会主动地对学习过程、学习环境、语言技能的特点进行思考、预测,无论是学习新知识,还是完成作业、应付考试,都会在内容、目标、时间的安排,采用的策略等方面形成清晰的思路做到有的放矢。
监控策略:有计划就得有监控。学习过程中不时地检查计划是否仍在实施之中?进展如何?监控策略可以保证计划的顺利完成,使学习者朝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迈进,监控可以有自我监控,教师监控,学习伙伴监控。
评估策略:通过诊断性和形成性评估就学习者学习过程及学习成效即是否强化了学习动机,产生了学习兴趣,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有效地使用了学习策略,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实现了计划中的目标等进行评估,经过反复的反思,调整和完善,最终形成更加有效的知识建构。可以采用自我评估,教师评估和学习伙伴评估等多种形式。
三指导大学生运用学习策略值得注密的几个问题
1.课堂教学成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样本
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可选途径—任务型教学,即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完成意义的交际。在传授知识技能、传递信息的同时注意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以提高其获取、处理、加工信息的能力而受益终身。
2.加强形成性评估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进步,及所反映出来的情感、态度、策略的使用等方向的发展比考试成绩更有惫义。充分尊重学生英语水平、认知风格、个性和要求,加强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表现和进展的监控和评估,能够增强其学习的自信心,调动学习积极性,使之成为自主的语言学习者。
3.强调合作学习
与他人合作是有效的知识建构的关键,也是学习策略应用的核心。也可以通过多媒体提供生动活泼的近真实情境,利用人机互动进行合作学习,同时网络教学的使用能帮助学生更好的运用元认知策略,如监控和评估。合作学习可以活跃学习气氛,交流学习经脸,扬长避短,分享学习乐趣,共同解决困难,培养合作精神,学会为人处事,提高学习效率,全面发展素质。
关键词: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超级秘书网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1.增加人文教育类课程
如今,人文关怀在在医学上需要更好的彰显出来。人文关怀简单来说就是“对人展现的关怀,”更多的体现在于弱势群体上。而在医院,体现人文关怀的地方在于对患病者的服务上。在现在的竞争趋势下,很多医院已经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了改进,在医生与护士的职责中要求对于患者进行治疗与护理时需要尊重患者,开导患者。需要从患者的角度进行思考,考虑病人患病的心情。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了快速且更好地跟上现代的医学模式转变的脚步,护理专业在教育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加入人文课程,使其比重上升,对于在校学习的学生,培养他们的医护意识,使其走上岗位时可以把更为人性化的医护服务提供给患者。为和谐医院的建设铺好道路。医院是为人进行服务的,而医护人员是员工的核心人员,也是医院的护理文化的创造与传递者。因此对于护士培养应当从医护学院抓起,也就是对在校生的人文教育加大关注。
2.护理界男性护理人员更有优势
在护理教育的领域中,男护士有其特有的优势,因而成为了护理教育培养的一个新的亮点。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医疗仪器、设备被投入使用,护理也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健康指导和病情观察等内容了。以前只有女性的临床护理工作慢慢的正被男性给替代。男护士因其特有的优势把大部分医院的护士基本上为女性的局面给打破。要培养有特色的男护士,在培养的过程中应该注重经验的积累,培养优秀的男护士,使其在工作中能够将女性没有的优势展现出来,让男护士在就业时有可以更有优势。
二、改变护生的思想
从择业观开始科学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发展。医学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卫生保健体制的改革已经开展,人们对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现在的护理工作模式也已经不是传统观念上的护理模式,护士护理工作的内容和范围开始扩大,护士角色和任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都对开展护理教育的学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提出了挑战。因此,护理教育事业的路还有很长要走。我国人口众多,且农村的人口比例在我国有一多半的比重。因为我国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城乡医疗资源的配置也还不够合理,学生的就业观念也还不够完善,还有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很多学生都愿意生活在大城市中,想在大医院中就业。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的认识不断的完善起来,护理的人员数量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思想的指导,让学生有正确的就业观念。在平时的教育活动中,学校应该教育学生有在社区就业护理工作的观念。要让学生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的发展付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的思想观念。国家应该对护理生毕业后走向基层、走进社区的思想给予支持。护理生应该把所学的知识本领应用在基层,社区中。为基层的人民提供保健性的护理服务,提高基层人民的身体素质,造福于民、造福于基层、造福于百姓。为护理的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出一份力。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