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联工作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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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一、加强学习，强化执政能力建设。通过加强学习，全面提高全局工作人员的拒腐防变，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一年来，我局无违法、违规案件、事件发生，局党委成员强化“一岗双责”意识，按照“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身边的人”的分工，把廉政、勤政教育，贯穿于日常工作中，如屠宰办、成品油、酒类经营许可办公室，实施阳光，透明操作，按程序办事，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地防止不廉洁行为的发生。我局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市纪委文件，无大操大办和赌博事件发生，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加强考核，强化服务工作意识和效能建设。无规矩不成方圆，加强岗位考核，强化制度建设是确保廉政、勤政的有效途径。商务局作为政府的工作部门，严格按照建设法治政府、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将强化服务工作意识和效能建设列入了局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全局干部职工对照《2013年度市商务局领导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分解表》的各项内容，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将每项工作任务都落到了实处。同时，随着国家拉动内需政策的不断深入实施，扩大消费，以民生为取向，是商务部门工作的义务。我局是市政府现代服务业的行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市场行情监测、30多种日常生活、生产资料商品的日常监测成为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我局为了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尤其是食品安全等工作与民生工作息息相关。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每天深入超市、市场、商场，及时了解市场价格变化信息，为了提高工作效能，我们对相关工作人员及相关企业强化考核，做到信息采集准确及时，为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强化领导与服务，在强化领导方面，调整充实了服务加工贸易进出口企业的领导力量。在强化服务方面，切实为外来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工作排忧解难，及时协调外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引导企业强化管理，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三、加强监督，强化队伍的廉政建设。纪检、监察工作要服务于中心工作，服务于大局。就是要通过监督，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廉洁从政意识，提高勤政为民的服务意识，我局担负着“万村千乡”、“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酒类、成品油、生猪定点屠宰等相关管理工作，与群众接触面广，与企业、市民直接面对面打交道，必须有务实的作风，良好的服务意识，良好的业务素质，才能为民办好事，服好务。服务单位是一个窗口，局党委班子成员认真负起“一岗双责‘的责任，加强日常监督，凡是群众要求办理的事情，而且是可以办理的事情，基本上做到当场办毕，对不能办理的事情要及时解释，说明清楚，并认真做好来信来访接待工作，每周、每天有一名局领导值班及时处理事项，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第2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一、人才使用和培养工作的成绩和做法
据初步统计，目前市联社系统各企业在职人员约1.78万名，其中具有中级、高级职称的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360名。在企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中级、高级职称的84名，在企业职工中具有中级、高级职称的276名，其中2008年以来引进具有中、高级职称的90名。这说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企业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给予了一定的重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一些企业在使用和培养人才方面采取了一些好的做法。
1.搭建舞台，实现人尽其才。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为中心，将人看作最重要的资源。为此，一些企业在人才的管理模式上坚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企业的发展与个人能力同步提高，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有机结合。上海松江电讯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缆线电阻器的专业工厂，现为中国电子文件协会理事单位、中国电阻电位器行业副理事长单位和线缆电阻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多年来，他们遵循“你的能力有多大，为你搭建的舞台就有多大”的用人理念。一方面鼓励现有人才勇挑重担，展示才能，另一方面激励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加强学习，早日成才。目前，该厂516名员工中，专业人员142人，占27.5%，大专以上人员为96人，占18.6%；科研人员为63人，占12.2%。雄厚的技术力量，为该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开展“产学研”活动，巧借社会人才资源。市联社系统的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需要一定的高端人才，但自行培养限于条件不足，且需要一定的周期。此外，还存在着“有项目有事干，没项目没事干”的人才闲置、浪费现象。而高校里人才济济，双方合作以后，企业投入一定的资金就能借用高校的人才完成科研项目，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上海协力卷簧制造有限公司的人才路子是“把人养到交大去”，因此他们从2005年开始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开展“产学研”活动，研制了电脑数控卷收弹簧加工预成型流水线；配置、完善了生产和研发所需的先进技术检测试验装备，以及电脑全自动不锈钢高强度弹簧真空定型新装备，专门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各种平面涡卷弹簧的开发和生产。在“产学研”活动中取得的专利全部归企业所有。经过几年的努力，公司的弹簧生产全面实现了电脑数控自动化，产品的品质得到了很大提升。总经理吴复凯说：“这种路子适合我们企业的需要”。
3.合理配置、优化企业的人才结构。市联社系统的一些企业领导认识到，如果对人才模糊配置、随意选拔，不仅达不到人才的优化组合，而且还会在员工中造成不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流失。因此，在实践中，他们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努力做到合理配置人才，不一味追求人才的高学历、高职称。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司是国内输配电行业的骨干企业和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全厂485名员工中50%以上为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实现“国际一流中压充气柜气箱制造基地”的目标，该企业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企业职工退休或其他因素腾出的岗位全部用于招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同时，调整人才结构，优化配置低、中、高各类人才。由于人才结构合理底气足，该企业在实现“国际一流中压充气柜气箱制造基地”目标过程中，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二、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这几年市联社系统各企业在人才使用和培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总体情况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领导管理层年龄老化，后备力量不足。据统计，目前市联社系统各企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共有269名，其中35岁以下15名，占5.6%；36～45岁44名，占16.3%；46～55岁107名，占39.8%；56岁以上103名，占38.3%。这些数据表明，市联社系统企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不尽合理，各年龄段分布不均衡。45岁以下的只占22%，56岁以上即将退休的占到38.3%。由于后备力量不足，有些企业的主要领导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还在继续留任。浦东新区联社系统的强欣机械厂厂长五年前就到了退休年龄，因为无人接班，留任到现在。类似情况在浦东新区联社企业中还有3个。
2.领导管理层实践经验丰富，学历层次不高。市联社系统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一般都是长期在集体经济这个大圈子里工作，都经历了集体企业的几次改制，对于集体经济性质的中小企业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拥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的学历层次普遍不高。据统计，市联社系统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文化程度为中专、高职的有141人，占59.5%；大专的有69人，占29.1%；本科22人，占8.2%；硕士5人，占1.9%。企业领导学历层次不高，很有可能使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遇到成长极限，导致企业发展困难。
3.人才吸纳力不强，流失现象时有发生。对于企业而言，适当的人才流动能增添新的活力，增强竞争意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但是市联社系统各企业却经常为招不进、留不住人才而苦恼。据统计，2008年以来，联社系统企业新录用人员共1044名，其中普通工人为923人，占总数的88.4%；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者121人，占总数的11.6%；拥有高级职称的仅2人。这说明企业对人才的吸纳力不强，人才不愿意来工作。即使来了，也经常发生“跳槽”现象。松江区联社前几年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本科生，但工作时间不长，该本科生就考了MBA离开了。浦东新区联社系统车灯厂一个副经理曾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多次提出要走，企业多次挽留，最后还是走了。
4.技术人才数量少，层次结构不合理。 虽然，市联社系统各企业共有各类高、中级技术人员276名，但在1.78万在职职工中只占1.55%，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这说明企业非常缺乏高、中级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拥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中，高级与中级比例为1：10.8 ，借鉴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1：3：6的全国总体控制目标，市联社系统高级技术人员比重明显偏低。以现有276名高、中级技术人才按照1：3计算，高级应为69名（现实际为20名），中级应为207名，（现实际为256名）。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个人原因。人才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成就欲望高，重视自身知识的获得与提高，重视个人的发展前景。企业中的优秀人才更加重视他们个人的成就和发展。如果他们发现在本企业长期无法实现其职业生涯计划目标，就可能通过流动，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企业中去学习新知识，提升自身价值，实现其人力资本的增值。
二是企业原因。首先是企业规模小、发展速度缓慢。市联社系统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并且都以传统加工类为主，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部分企业还处于设备陈旧、资金匮乏、产品单一的状况，长期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企业很难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其次与大型国企、知名外企相比，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有竞争力的薪资，技术人才无法获得有比较优势的薪酬，他们的离去也就顺理成章。这几年从联社企业“跳槽”的人才大多去了效益更好，发展前景更广阔的企业。再次是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鼓励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根据组织行为学理论，激励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员工通过高水平的工作努力实现组织目标，而这种努力是以能够满足员工的个人需要为前提的。市联社系统的许多中小企业过于强调组织中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的制定，忽视建立和健全企业的激励机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就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也不能使员工产生同企业荣辱与共的思想，从而既用不好人，也留不住人。最后是缺少企业文化氛围。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使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机会减少，但是对于一个企业中的人来说，除了工作上的责任和义务，来自于日常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关心和帮助都可以积累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影响人们在一个企业去留的决心，这就是人们作为社会人的一种情感上的需要。发展企业文化就是要更好地满足企业员工的情感需要。市联社系统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在大环境变化下，经历多次改制，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在这段期间，企业往往因为改制、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忽视了对企业文化的塑造，特别是改制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等，严重阻碍了企业文化的塑造，不利于员工的精神需求，以至于人才流失。
三是社会原因。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管理体制转变以后，企业和员工有了双向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企业可以真正按照自身的需求招人和用人。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以及人才市场的快速发展，人们择业观念的不断更新，人力资源的流动将进一步加剧，这是每个企业都面临的现实，关键就看怎么应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追求安逸生活，很多人在择业过程中放弃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选择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等道路，使得人才一窝蜂进入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选择人才的范围变小，这是现阶段社会宏观环境下不可避免的问题。另外，上海高昂的房价成为中小企业招用外地人才的障碍。
三、改善人才使用和培养的对策
改善人才使用和培养，既需要企业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支持，既需要用常规的方法，也需要针对新情况、新变化，运用新思维、新方法、新对策。
1.要提高认识，自觉地把人才使用和培养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来抓。市联社系统各企业领导，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的思想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要深入分析企业面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态势，认识到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立于不败之地，人才是关键，从而进一步增强人才使用和培养的自觉性、紧迫性。企业领导一定要有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有把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的创业精神，不能急功近利，只图眼前，要把人才的使用和培养真正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来抓。要认真分析企业人才培养和使用的现状，找准问题，提出改进的思路和意见，在这个基础上，认真制订企业人才使用和培养的规划并指定专人负责抓好落实。
2.提供施展才能、培训和升迁的机会。一般中小企业在创立之初往往将发展重点放在抢市场、扩生产上，对技术人才的管理往往比较粗放，不能很好地顾及技术人才的个人发展，结果导致人才的流失。技术人才除了满足一定的生活需求外，更渴望能力的充分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要充分尊重他们，在工作上给以授权，委以重任，提高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尽可能多地提供培训机会，丰富工作内容，使他们充实基础理论和前沿理论，积累实践经验，在小企业一样能够长成参天大树；还要提供畅通的升迁通道和制度，让他们看到希望，找到自己的目标，鼓励他们树立创业意识，把职业当事业来做。
3.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重视感情投资。企业文化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中的每个人。一个企业的文化，尤其是核心理念，一经形成，会强烈影响员工对一个企业的根本看法并影响该企业的领导风格。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使员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能够在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因此，市联社系统中的小企业应着力于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为员工实现自身价值提供相应的舞台，鼓励他们参与企业的管理，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为企业创造出更多财富。
以企业文化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关键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用“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和方法来代替那些呆板的机制和措施，留住他们的人，也留住他们的心。这就是感情投资，企业对技术人才的感情投资越重视，收效就越大。感情投资体现在以下方面。一要关心核心员工的健康状况。技术人才多从事脑力劳动，劳动的强度常常超乎想象，面对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健康状况容易受影响。二要关心技术人才的家庭生活。家庭与工作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良好的家庭状况可以减少他们的顾虑，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反之则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三要关心技术人才的心理需要。搭建良好的沟通渠道，增进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用情感的纽带把员工凝聚在一起，营造一个敬业、进取、合作、温馨的团队氛围，满足员工的心理需要。
4.通过有竞争力的薪资福利，实现利益共享。薪资福利水平是影响人才去留的考量因素之一，也是企业留人的一个有效机制。
有竞争力的薪酬不仅体现了人才为企业创造的巨大价值与付出劳动之间的正比关系，也从侧面反映了人才在企业中的价值和地位，满足了他们受尊重的需要。当然，薪酬不能简单确定高与低，在企业内部应将薪酬按岗位、按对企业所做的贡献合理拉开差距，应当科学地进行岗位设计和工作分析管理，做到人尽其才，合理取酬。企业的骨干人才具有更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有的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往往是竞争对手挖墙脚的目标，应使他们的薪酬尽量在同行业具有竞争力。
企业还可以通过为员工提供包括医疗保健、失业保险、劳动保护、旅游度假、福利住房等福利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实行股票期权制度，让员工特别是技术人才拥有公司股权的一部分，与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
第3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一、认真履行经济科的职责，即有明确分工，又有团结协作。
根据区委决定，年初，非公工委做为一个机构被转移，工商联领导班子为加大宣传力度、扩大非公经济的影响力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发挥工作人员的自身优势，在保留原有四个科室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做了适度调整。经济科主管领导及时召开科室人员工作会议，按照经济科工作职责，对质量管理服务、商务交流服务、法律维权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宣传和培训工作等各项工作，责成专人负责，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细化了工作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要求科室工作人员即要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又要有团结协作，确保更好地完成领导安排的各项常规工作。
二、协助领导和其他科室组织召开九届三次执委会。
1月8日，组织召开第九届三次执委会。市工商联、区委、区政府、区政协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工商联80余名执委及各基层商会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刘建增同志代表第九届三次执委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新增补了刘庆元同志为平谷区工商联副主席。我科做好了会议材料的准备、会议的通知、会场的布置及会议的组织等，保证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三、创新工作方式，宣传工作初见成效。
1、举办宣传报道员座谈会。会上，通报了北京市工商联《关于表彰2011年度优秀内报内刊的决定》，并为荣获北京市工商联优秀内报内刊的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的《千喜鹤人》；北京渔阳集团的《渔阳人》；北京华都峪口禽业有限公司的《峪禽人》；北京九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九鼎月刊》；裕发集团的《家·裕发》；北京市利源祥集团公司的《利源祥》报等6家企业颁发了荣誉证书。6家企业的通讯报道员介绍了各自开展宣传工作的经验。颁布了会员企业宣传报道工作的规定。
2、为加强与通讯报道员的沟通，与他们能及时、深入、广泛的联系，打破他们收不到《平谷非公经济》专刊的局面，我科建立了qq群。qq群建立后，我们一方面能及时收到企业报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把《平谷非公经济》专刊出版后及时发给他们。
3、做好《平谷非公经济》专刊的撰稿和编辑发行工作。不仅做到了每月一期，而且增强了报道企业的内容。为提高专刊质量，提高编辑人员的写作水平，我们派人专门到区委办信息科、政府办信息科学习。
4、加大了向区委、区政府上报信息的力度。今年上半年，被两办采用的信息达20多条。
四、成立法律服务中心，为非公企业提供全面法律服务。为规避风险，切实解决企业在法律方面的问题，组织成立了区工商联法律服务中心，聘用时雨律师事务所，为工商联会员企业无偿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接受民营企业的聘请，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接受民营企业委托，在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担任其委托人，参加诉讼；接受民营企业聘请，在刑事案件侦察阶段中为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诉、申请取得候审。在刑事案诉阶段作为其辩护或人参加诉讼；接受民营企业委托，进行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和诉讼书；为其草拟、审查合同文书和其法律文书，参加各类经营活动谈判。法律服务中心为我区非公企业更好地发展，搭建一了个维权服务平台。
五、深入开展调研，为非公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为了更好地贯彻区委区政府确保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方针，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经营现状，经济科从基础工作入手，采取开座谈会和深入企业走访等形式，就金融危机形势下，对非公企业的影响，以及生产经营情况、目前面临的困难及原因、企业采取的措施、建议等内容做了总结归纳，并撰写调研报告。
六、开展经济服务，指导基层商会开展工作。
一是根据企业要求，经过我们牵线搭桥，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如服务商会的3家企业在我们的引荐下，与福环集团建立了联系，双方在一些项目上已开展了合作。其中一家企业还与企业正在洽谈开发平谷石材市场事宜。
二是根据企业要求，经过我们牵线牵桥，部分企业与部分职能部门建立起了经常性的联系。
三是积极指导商会开展工作。如计算机商会、服务商会，由于建立时间不长，开展工作不太熟悉，我们一方面到基层商会给予指导，帮助他们开展活动，另一方面做他们的后盾，凡是不支持商会工作的理事以上领导，我们坚决予以调整。
七、做好了《北京工业名优产品画册》及《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大典》的推荐、上报工作。
按照北京市发展品牌工业的总体要求，北京市工业促进局会同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拟编制《北京工业名优产品画册》，以展示近年来北京工业实施品牌战略、品牌培育和建设的成果，扩大品牌企业及产品的社会影响力，以进一步塑造北京工业品牌的良好形象，提升北京工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经我们推荐，华东乐器、旺旺集团、天利海香精香料、千喜鹤、金鹰羊绒等五家企业已选中。
为了向60周年献礼，展示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弘扬民营企业顽强拼搏、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树立民营企业家的先进典型，国家7部委将联合组织开展出版《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大典》工作。我们已向他们推荐了8家企业。
八、组织企业参加外省市经贸项目推介会。
一是为办好2011年环渤海民营经济论坛暨经贸项目洽谈会，张家口市于4月份在北京首先举办了“张家口市经贸项目推介会”，我们共组织了10余家企业参会。二是组织10家企业，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昆明经贸项目”推介会。
第4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记者：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您一直十分关注城镇化的问题，请问您认为怎样才能体现“以人为核心”？
王再兴：我认为，总理提出“以人为核心”，抓住了新型城镇化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搞一批房地产来无序地竞争，而是要有规划，有秩序地进行。“以人为核心”就是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的“安居”和“就业”问题。
“安居”是指城镇要为居民提供配套的生活设施，特别是商贸、服务设施，使进城的人生活得舒适、方便。生活质量有保证，有提高。“就业”指农民进城了，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要有业可就，有岗位可安排，使他们有工作、有收入。
记者：据我们了解，毅德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商贸物流公司。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王再兴：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安居”和“就业”的问题。
首先，我们所从事的商贸物流是服务行业。我们的目标是将各地的商贸物流中心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一体化商业综合体，批发及零售包括五金机电、建材、家具及家饰、家电、服装及小商品在内的各类商品。这将为城镇化居民提供最方便、最周到的服务，使他们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实现自己的安居梦。
其次，商贸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毅德控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商贸物流中心开发商及运营商，截至目前，毅德控股在中国六个省份和自治区开发了八个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其中六个为大型商贸物流中心。
你可以想一想，像我们这样的大型公司，可以吸纳多少进入城镇的人就业，让他们有工作岗位，有收入。
可以这么说，城镇化为我们开辟了市场，使我们公司受惠，同时，我们为城镇化提供了服务，推进了城镇化建设。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必须以产业为支撑，产业又带动了新型城镇化。只有以产业来带动城镇化，才能实现“以人为核心”，如果没有产业，一切都是空谈。
记者：请展望一下毅德的发展。
第5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经区委同意，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国、省、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总结××年全区统战工作，安排部署××年全区统战工作任务；听取区委副书记、区纪检委书记王瑞军同志的重要讲话；表彰奖励××年度全区统战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动员全区广大专（兼）职统战干部紧紧围绕区委一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奋斗目标，发挥优势、开拓创新，全面开创我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的有各乡镇党委，区直各党委、总支的党群书记、宣传委员（兼职统战干部）。各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各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列席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有以下四项议程：
一、传达贯彻全国、省、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二、回顾总结××年全区统战工作，部署××年全区统战工作任务；
三、听取区委副书记、区纪检委书记王瑞军同志重要讲话；
四、表彰奖励××年度全区统战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
请区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红玺同志传达中央、省、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进行大会第二项：
请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同志做题为《发挥优势，锐意进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
进行大会第三项：
请区委副书记、区纪检委书记××同志作重要讲话。
进行大会第四项：
请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同志宣读关于表彰××年度统战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统战干部的决定及统战工作先进单位、优秀统战干部名单
下面请获奖单位代表上台领奖
下面请获奖的优秀统战干部代表上台领奖
同志们，刚才区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同志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去年全区的统战工作情况，并就今年的统战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措施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特别是××书记对如何做好新时期统战工作，全面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对各党委（总支），全区专兼职统战干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希望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会上还表彰奖励了全区统战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统战干部，希望获得荣誉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为做好××年统战工作再创佳绩。
下面就会议的贯彻落实工作，提几点要求：
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会后与会人员要及时向党委（总支）汇报，按照王书记的讲话精神，把统战工作摆上日程，切实解决不重视统战工作和认为统战工作无所作为的思想认识问题。
二、要抓好工作落实，把各项统战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党委（总支）要认真总结和研究一次本单位、本部门的统战工作情况，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制定抓好统战工作的具体措施和计划。为全面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会议印发了统战工作要点和调研课题任务分解，大家回去后要紧密联系本部门工作实际，分解好调研课题，明确责任，把任务落实到人头。
第6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2016年4月，考察安徽、视察凤阳，重温改革之路。因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而闻名的凤阳县，再次迈出具有开创意义的一步――凤阳县人民法院和县工商联以县非公有制企业商事调解工作站为平台，在全国率先引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的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流转系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开出全国首张人民法院盖章确认的“抵付型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记载债权总额为800万元，支持当事人债权流转抵销债务，成功化解多起企业“三角”和“多角”务纠纷，形成重要创新影响力。
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流转，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于债权流转的新一代电子支付服务体系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是化解政府及企业债务，减少诉讼的有效途径。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指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及安徽海汇金融投资集团产学研联合创新。实践中，主要由地方政府组建市或县区级的国有独资应收账款债权管理公司，协同银行、保险等专业机构，将企业静态的应收、应付账款，通过科技和增信方式，转换为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记载的集融资、融货、流转、交易和抵付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动态可流转应收账款。
与保理相比，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流转重在做实初始债权债务关系；与质押贷款相比，更加注重流转功能；与清理“三角债”相比，完全市场化运作，没有行政性质的强制清理，不需要初始资金注入，不放大风险；与政府融资相比，直接盘活企业应收账款，将更多资金注入实体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债务集中兑付压力，最终实现逐步化解。目前，津皖浙晋已分别组建了天津渤龙、浙江余姚等8家国资应收账款债权管理公司，42家中外资银行参与，业务规模300多亿元，未发生一例风险，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形成了完整的业务网络和风险控制体系，受到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委重视和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指出，这种模式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化解三角债、降低流通成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支持扩大范围。
在司法领域，已有凤阳县人民法院、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流转抵销债权债务化解矛盾纠纷减少诉讼破解执行难的实施方案（试行）》，化解债权债务纠纷240余起，标的额6亿多元，成功将大量商事纠纷化解在诉前。其中，凤阳县法院支持开具的首批783张合计800万元凭证（合同），已累计流转2979次，化解债权债务纠纷金额2993万元，最终通过抵付工程款、餐饮费、消费款等实现债权债务闭环抵销499万元，剩余301万元在凭证（合同）期限内继续流转，解决了当事人双方的实际问题。
第7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连线北京：
促进文化与资本深度对接
要点：将统筹政府资金100亿元，支持文化创新和重大文化项目
完善财税、融资等产业扶持政策，促进文化与资本深度对接，是北京市打造文化创意产业新增长点的一个重要抓手。
北京市发改委在“两会”上表示，2012年将统筹政府资金100亿元，支持文化创新和重大文化项目，并组建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不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壮大不能仅靠政府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要全方位的资本对接。对此，不少代表、委员纷纷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提出金融业关于进一步支持首都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严晓燕建议，应加强文化产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建设，形成持续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氛围。
而北京市政协委员权忠光代表市工商联发言，建议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积极参与首都文化建设。
截至2011年11月末，北京市中资银行文化创意产业贷款余额为406.2亿元，同比增长77.3%；贷款企业1259户，同比增长58%；前11个月累计发放贷款332亿元，同比增长67.7%。
连线辽宁：
建设文化强省
要点：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20%
辽宁文化产业的基础曾经非常薄弱，增加值仅占全省 GDP的0.5%。如今，辽宁的文化建设蒸蒸日上。
辽宁正在全力冲击文化强省。目标已经锁定：“十二五”时期，夯实基础；2020年，辽宁文化建设具有一定规模；2046年，辽宁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强省。
随着政府的大力投入，辽宁文化建设的硬件设施将越来越完善。据介绍，正在打造中的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省科技馆和省档案馆将于明年交付使用，每个场馆都拥有10万平方米的面积。仅这4个文化场馆便投入50亿元。
对于打造文化强省，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软件实力建设上。周连科委员说，要建设文化强省，首先要创造出一流的艺术作品。而且这些文化精品，一定要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辽宁要让这些文化精品走出省门，走出国门，真正体现辽宁文化的实力。
连线湖北：
文化是中部崛起的精神动力
要点：2015年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以上
湖北省文化资源深厚，文化人才富集，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近年来湖北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中文化产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湖北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为建设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今年湖北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力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娱乐、印刷复制、会展博览、动漫游戏、杂技、广告等文化产业，重点支持省广电网络、知音传媒等条件成熟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引导其利用现代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做优。
新年伊始，长江传媒成功借壳上市，成为湖北文化产业的“第一股”，标志着湖北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湖北省“两会”期间，代表们就如何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文化建设应在哪些领域做大做强，如何推动湖北向文化强省跨越展开深入交流。
湖北省人大代表刘永泽建议建立完善的文化发展基金制度，加大省级财政对文化项目的扶持力度，吸引和整合社会各界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
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魏文魁表示，文化项目一般投资大、收益慢、风险大，在政府指导之下，让企业们按照市场规律发展，不但要做得好，还要盈利。他建议湖北省打造一个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不但可以为动漫等文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还可以吸纳银行、企业或社会闲散人员的资金，为文化企业提供投融资。
在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看来，建设文化强省要与公民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他表示，读书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人的素质不提高，即使文化产业的GDP上去了，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化强省，因此全民阅读活动可以作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个抓手。
“十二五”期间，湖北省将做大做强一批国有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大力扶持一批民营文化企业，引进一批文化战略投资者，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孵化园区，力争到“十二五”期末，全省文化企业达2.5万家，销售收入过5亿元的文化企业达到50家，资产和销售收入过百亿的文化企业达到6－8家，培育1000家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2015年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以上。
连线浙江：
呼吁“文化立法”
到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力争比2011年翻一番
今年浙江“两会”中，文化产品知识产权被侵犯、演出市场与展览市场难以自律约束、艺术拍卖市场的知假售假、公共媒体节目的造假、信息网络产业中的虚假信息泛滥助推社会不诚信等现象被代表委员们屡次提及，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毛亚敏认为，浙江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但在文化立法方面依然严重滞后。文化立法与经济、社会立法相比，属于薄弱环节，特别是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立法很落后。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陈振濂表示，浙江在30年改革开放大潮中敢为天下先，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也应该有“前列”意识，尤其是在“文化立法”这个时代急需而又缺少积累的领域，率先试水，集中一批文化专家和法律专家，共同研究，尝试出台一部系统性强、操作性强的系列文化法规，在包括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四个方面建立相关法规。
陈振濂建议，浙江文化立法不应该仅仅从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立场着手研究政策，还应该从文化改革的受众一方或社会接受面一方进行评估，从而出台相对成熟政策以适应市场良性发展。
2011年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呈现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杭州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签约项目近50个，涉及金额106亿元；义乌文博会升级为国家级展会，总成交额达40.62亿元；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吸引了1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参观人数42万人次。此外，“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电影第一股”华谊兄弟、“网吧软件第一股”顺网科技、“首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报业集团”浙报传媒等等文化产业诸多的第一股皆出自浙江，在新一轮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浙江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另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运用创意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正成为浙江经济转型的新亮点。
今年浙江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浙江将深入实施文化建设“十大计划”，其中包括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到2015年，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力争比2011年翻一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
第8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关键词】融资；直接融资；担保融资
目前，我国小微企业已经超过4000万家，其中包括3700多万家工商个体户，吸纳了2亿多人口就业。它们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50%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可以说，小微企业规模虽小，但数量庞大，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产品单一、经营分散等原因，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易受经济波动影响，2008年以来一些小微企业更是举步唯艰。
那么，我们张家口市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如何？据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计，2011年全市小型和微型企业达到10621家，实现营业收入614.9亿元，上缴税金41亿元，安置就业33.4万人。这些数字与我省兄弟城市相比，仍然少的多。比如，截止去年年底，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入统的小微企业仅300余家，约为我省兄弟城市这一指标的一半，但其停产率却高达四分之一强。这说明我市小微企业少，规模小，实力弱。
2012年张家口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县域经济、民营经济支撑能力弱，是张市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短板。而振兴民营经济、县域经济，离不开众多小微企业建立与茁壮成长。小微企业发展缓慢，更是我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短板的短板。资金在企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2012《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资金短缺、融资难、融资贵是我市企业发展的瓶颈。”小微企业由于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它们的融资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课题组下面就先探讨张家口市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再提出解决对策。
一、张家口市小微企业融资现状——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我市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
我们知道，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而企业规模越小，融资越难。据不完全统计，我市小微企业资金缺口在60亿元左右，大多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有些企业靠借高利贷艰难度日。尤其是在近两年，小微企业财务费用支出每年增长120%左右，资金流动性差，经营隐患大。而民间资本没有全部激活，融资难度大、成本高，严重制约了我市小微企业的发展。
据我们课题组抽样调查发现，目前我市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主要是自筹约88%，通过银行贷款者约为12%，另外，分别约有10%和15%的企业通过民间借贷和内部集资的方式来进行融资。调查还发现，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极为狭窄，主要依靠亲友借款和供应商赊账解决企业资金问题，银行的支持比例较小。而民间借款平均利率由2010年同期的10%上升到2011年的12%；另一方面，有小微企业反映，即便享受到银行的贷款，实付利率也不低，有的甚至高达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的4倍。当然，这主要是合同外的额外费用导致的，包括账户管理费、融资咨询费、顾问费等。有人说某种意义上讲，民间借贷是明的高利贷，银行融资是暗的高利贷。2011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入统的小微企业停产率却高达四分之一强，全部小微企业停产率将更高。因此，融资难、融资贵是我市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严重制约了小微企业发展，影响到我市经济的腾飞。
二、张家口市小微企业融资对策
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对银行而言，经常存在信息不对称、财务不透明、风险不确定等问题，且每次融资量少、期限短、周转频率快、没有银行满意的抵押物，银行对其融资顾虑颇多，特别是整体流动性不足时，小微企业信贷规模会更是受到限制。而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在于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直接融资少，过多依赖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中小金融机构比较少，基层金融服务力度不够。那么，张家口市的小微企业应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呢，我们认为应这样着手：
（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信誉度
我们调查了解到以民营经营为主的小微企业在管理上仍普遍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缺乏现代管理机制、用人机制，许多企业没有完整健全的财务制度，发展缺乏战略眼光，小农意识严重，难以做大做强。可以说，多数小微企业急需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信誉度。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引导，通过人才培训平台，加强对中小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的培训，使其认识到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使企业建立起现代管理机制、用人机制、完整健全的财务制度以及发展中长期计划等；通过公共技术支持平台，引导企业组建产业、行业协会，以规范企业行为，推动企业良性发展；通过实施“百强民营企业”、“千家成长型中小企业”等帮扶活动，重点扶持一批配套完整的创新型科技中小企业，提升被帮扶企业管理水平；通过建立、完善企业征信系统，约束和规范企业的行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众多小微企业在政府的引领下，成功兄弟企业的示范下，必将逐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美誉度，增强其融资能力。这样企业对外较易获得银行、中小担保机构等的担保借款，对内较易获得企业员工、企业主亲朋等的借款；有条件的甚至可以通过上市直接融资。
（二）发展股份制企业，增强企业直接融资能力
我们了解到，我市有的股份制小微企业存在若干年后倒闭，一方面所有股东的财产大为缩水，甚至赴水东流，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赚得瓶满钵满，富的流油；有的股份制小微企业快速成长一、二年后，企业大股东（往往也是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凭借其特殊地位，按一定价格将小股东（往往也是企业普通员工）的股份退还，将企业变成自己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姑且不论后类企业变更期间是否发生侵吞小股东财产事情，也不论小股东是否心甘情愿退出企业所有着行列，但这种行为都使企业的大股东成为企业今后经营发展中的独夫。我们相信，经此一变，今后此企业发展若遇困境，普通员工与企业主很难同舟共济。这些坏的示范效应也使众多股份制小微企业中普通股东很难与大股东风雨同舟。所以，股份制小微企业中大股东要讲信誉，不能见利忘义，政府也要规范其行为，才能使员工与之风雨同舟，才能增强企业内部融资能力。
股份制可以较快实现资金的集中、积聚，尤其是企业通过证券市场上市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有助于降低资金成本，但我国的直接融资的占比重偏少，而其中小微企业占比重更少，接近没有。直接融资对某些高科技小微企业尤其适合，有助于迅速突破资金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张市今后要着力推进直接融资，对小微企业而言，可以运用企业债券、中短期融资券或票据以及金融租赁、信托融资等形式，提高融资能力；对符合上市条件的小微企业，可以通过京张两地金融合作，引导我市企业到北京有关交易所挂牌上市融资。发展股份制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一定要规范股份制企业行为，特别是小微股份制企业行为，才能增强其在内部员工、企业主亲朋中的融资能力，才能使条件合适的小微企业上市，实现社会融资。
（三）寻找门当户对的地方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对银行而言，给企业贷款否，取决于一笔业务给其带来的利益如何。小微企业融资具有“少、短、频、快”特点，对其放款前应做的工作比给大中企业放款少不了多少，它却没有大中银行比较满意的抵押物。所以，大中银行对其放款收益少风险大，而大中型银行不缺大中型企业中的优质客户，当然不会青睐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只能找门当户对的地方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张家口市的地方银行主要有张家口市商业银行。张家口市商业银行主要为张家口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小微企业要了解这些地方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与服务形式有哪些。
比如，张家口市商业银行针对小微企业融资有“企业联保”、“企业+本地工商联+银行”、“企业+担保公司+银行”等服务形式，信贷产品有合同贷、动产贷、联保贷、VIP授信等多种形式，并根据不同行业融资需求建立相应的特色支行，实行“一行一品”专业化、特色化服务。“一行一品”指其一个支行专做某一行业企业融资，比如有的支行专做汽车行业企业融资，有的专做医药行业企业融资。张市的小微企业能创造条件从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这类中型地方银行融资更好，若不能只能从一些小额贷款公司谋得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门槛儿低，通常不要抵押物，也不要担保，但贷款利率也不低，通常年利率在10%左右。
（四）通过担保机构，赢得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
从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到张市出台了《关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都在强调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比如我市要求各银行新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小微企业贷款比重要达到贷款总额的30%—50%；适当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规定为此类企业贷款总额的3%以内；实施差异化管理，规范各项业务服务收费，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上浮或少上浮。再如，张市财政针对技改、科技创新等安排了专项基金，采取贷款贴息和专项补助的方式，支持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发展。
小微企业找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既要清楚政府政策，又要了解银行对之的融资产品、融资服务等有哪些形式。比如，建行张家口支行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开办了“速贷通”、“成长之路”两个主要产品；工商银行张家口分行在网贷通、商品融资、贸易融资、国内保理等信贷产品的基础上，又推出工银租赁、小企业联保等新业务产品，满足小微企业资金需求。而它们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有的采取建立小企业金融专业支行和分中心形式；有的采取支行设立小微企业客户经理等形式。小微企业找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在找对部门后，要努力创造条件融资。若能提供银行认可的抵押物或担保票证等更好，若不能就需找合适机构担保。目前，大中银行对小微企业放款都比较认可小微企业间的联保、担保公司的担保等形式。所以，小微企业成立后要尽早加入当地的工商联，并成立本市场小微企业联保机构。这样，一旦小微企业遭遇从大中型商业银行贷款难时，或许可通过企业联保或专门的担保公司实现担保融资。近几年，张市各担保机构为企业谋得的贷款担保总额每年都在6-10亿元，有效地缓解了部分企业融资难问题。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世界性难题。张家口市小微企业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可尝试通过发展股份制企业实现直接融资，通过寻找适合自己的金融机构来间接融资，以壮大自己，为促进地方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红宇.工商银行张家口分行多措并举打造小微企业“首选银行”[N].张家口日报，2012-5-29.
[2]张家口市发改委.张家口市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分析，2012-3-26.
[3]董立龙，王雪威.张家口：“四点着力”开启跨越新征程[N].河北日报，2012-2-7.
立项课题：本文为河北省张家口市社科联2012年度科研课题《张家口市小微企业融资现状与对策》（立项编号：A20122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第9篇：工商联工作报告范文
关键词政商关系社会组织国家中心制度环境政策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116-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化转型的推动之下，政府改革了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并重新架设自身与新兴私营企业主群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将旧行业管理部门转型为行业协会和推动成立新协会的方法，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建立起一套行业协会体系，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正因如此，作为社会组织中重要而特别的子类型，行业协会从一开始就与政府关系密切，具有协助治理、促进经济发展与整合新社会群体的重要意义。由此，研究者们感兴趣的重要问题是：作为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化团体和政商之间的桥梁组织，行业协会能否将来自社会的利益诉求输送入政体，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对此一问题，既有研究提供了三种看法。
“国家支配论”者认为，行业协会处在强势政府控制之下，甚至可能只是嵌入官僚体系中的政府工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中介组织。“庇护主义”视角则将行业协会视为政商之间编织社会网络和促进非正式关系的平台。“庇护主义”常被视为中国政商关系的核心特征之一，强调政商之间基于特殊利益而进行的交换行为，私营企业主依赖特殊主义关系来寻求官员的庇护，从而获得资源、优待、许可或其他便利。①近期研究捕捉到一些基于正式制度而发展起来的政策参与过程，即企业可经由直接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行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言空间。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主义特征，允许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介入。Mertha Andrew，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 2009， pp.995～1012.质言之，私营企业主可经由协会组织来影响政府决策，这种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有的“国家支配”或“庇护主义”研究视角。但迄今研究者一般同意，中国的行业协会尚未发展成为能够稳定影响政策的制度性力量，也不构成私营企业主表达利益诉求的首要途径或发起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
本文的问题从这里开始：虽然整体上看行业协会在政策舞台中处于边缘位置，但是为何其中有一些协会能够在政策过程中获得位置？基于一项个案研究，本文试图讨论行业协会参与及影响政府决策的特征与条件。最近一些社会组织研究表现出一种“国家中心”视角，视国家制度为自变量，更细微地分析政府结构与制度环境对于社会组织生存或运转的具体影响。本文持相同的视角，聚焦于层级政府结构这一核心背景。具体地说，本文分析了同一个大型私营企业在地方与中央政府层面上所采取的差异化策略，研究发现：在地方层级上，大型企业倾向于绕过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直接互动，行业协会更多是编织关系网络的平台，政商关系更接近庇护主义模式；但在国家层级上，企业却更经常运用行业协会这一制度渠道，行业协会在国家层面上也更有可能获得政策参与的制度化空间。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角色差异以及两者提供的不同制度环境：基层政府优待那些显著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龙头”企业，积极为其提供多种便利，偏好通过直接沟通高效解决具体问题；而在中央层级上，政府则需要面对多种利益主体、协调不同诉求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从而主动建立了更多的制度化商讨程序。
社会组织种类多样，其行动逻辑不可一概而论，而行业协会也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个类型。但本文所讨论之外部制度环境与组织运转之间的关联，或对研究各类组织皆有启发。
二、文献综述
1. 旧共识：强势国家支配
行业协会研究发展已久，积累了许多个案研究。它们援引公民社会或法团主义之理论框架，争论行业协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具置，其自主性如何。但两大视角都对行业协会薄弱的政策倡导能力做出了解释。法团主义者视其为处在强势政府控制之下的法团主义结构，即一种由国家授权与主导的利益中介制度。Unger J. and Anita Chan，“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3，1995，pp.29～53.批评者甚至指出，行业协会缺乏自主性，实际上是政府结构的延展，执行自上而下传达指令的功能，主要体现政府的意志，而难以将社会利益诉求传递进入政体。Foster Kenneth W.， “Associations in the Embrace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 State Domination of Society？ ”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35， no.4， 2001， pp.84～109.尽管公民社会论者试图论证行业协会实际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抑或牺牲自主性换取实际影响力，但他们大都同意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强势地位，行业协会政策影响力有限。这些研究的分析重点立足于政权本身的特征，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强力控制，却忽略了对社会行动者的分析。
2. 新发现：利益团体的政策参与及其条件
与此同时，一些以企业或协会为中心的研究则显示，企业主集体行动和游说行为的确存在，通过利益团体来影响政策而非完全地依赖于庇护关系，这种组织化的利益团体行动已变得可见。高永强和田志龙的研究总结了国内企业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途径，包括当选人大代表、成为龙头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等等；其中，当选人大代表和成为龙头企业是很少数知名企业才有的机会，小型企业因为缺乏地位和资源而更经常加入行业协会。Gao Yongqiang and Zhilong Tian， “How Firms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vol.28， no.1， 2006， pp.73～85.甘思德发现在钢铁、电子与软件行业中都有普遍的游说行为，但是软件产业的行业协会相对其他两大类更为活跃，更加能够作为利益团体影响政策过程，因为新兴软件行业的企业规模相近而易于合作，且缺乏垄断结构。Kennedy Scott，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甘思德与邓国盛的一项量化研究则发现行业协会远比个体企业更有政策影响力，后者是前者的数十倍。Deng Guosheng and Scott Kennedy， “Big Busines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Lobbying in China： The Paradox of Contrasting Styles，” The China Journal， no.63， 2010， pp.101～125.江华等人的研究则通过一组行业协会的比较分析，指出政策影响能够发生的前提是协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契合”，他们所使用的成功案例，是某国家级行业协会影响“家电下乡”政策的事例。问题是，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利益一致的主体，其利益也并非不言自明，从而“利益契合”的概念并不具有全面概括力。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重点是，上述研究所使用的成功个案都是国家级协会。甘思德曾推论，在底层政治中庇护主义关系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原因是在基层政治中，个别官员自由做决定的空间更大，议题往往基于具体利益问题产生，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较少。Kennedy Scott，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4.但也有研究者曾提出相反的假设，内维特认为基层工商联更开放更能够反映企业主的利益诉求，改革后的官僚晋升制度鼓励基层官员追求政绩以获得晋升机会，因此地方政府更愿意受到企业家的影响，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此，内维特引入了官僚制特征来解释行业协会的政策空间。Nevitt Christopher， “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 ” The China Journal， no.36， 1996， pp.25～43.黄冬娅则发现在地方层面上，行业协会、座谈会等正式途径的政策影响力薄弱，往往是其他渠道都走不通时的被迫选择。当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依赖性很低且政策监控非常强，企业主就更可能通过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正式渠道反映意见。黄冬娅：《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这或许反映了地方层面的状况，但却可能低估了中央层面上国家级行会的行动能力。质言之，不同层级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
3. 国家中心视角
强调政权特征的研究的确忽略了企业行为，但是以企业与协会为中心的分析却也忽略了一个要点，即国家或政府特征的变化及其后果。既有研究对于国家主导地位的捕捉是正确的，但它们真正的不足在于，尚缺乏对于国家具体如何塑造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细致分析，研究者也还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分析框架来呈现组织运行的复杂性，并解释组织间差异。法团主义视角经常笼统地提起“强国家”，默认国家是一个高度内聚一致的结构。但实际上，不同层级的政府和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从而在中国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能并不具有行政层级或者空间上的高度一致性，地方政府可能规避或扭曲中央政府的政策与指令。近期已有不少研究讨论这种碎片化治理环境对社会组织的型塑作用。
安子杰认为“碎片化治理”结构为草根NGO提供了机会结构，草根组织的重要生存策略就是与某个下级政府或部门结成“权宜共生”（Contingent Symbiosis）关系，尽管中央政府的态度或许严苛，但是草根组织可争取地方基层政府的默许和支持。Spires Anthony，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7， no.1， 2011， pp.1～45.希尔德布兰特对草根组织登记状况的研究则显示，尽管中央政府希望社会组织都能登记在册，但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考虑，基层地方政府与草根组织实际上往往并不致力于成为登记的合法组织，而层级政府结构之间的协调困难则为地方政府的自由处置权提供了空间。Hildebrandt Timoth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Registr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8， 2011， pp.970～989.管兵对三个地区业主委员会的比较研究显示，在单级政府结构的城市，政府对社会组织有较高的渗透能力，政府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进行社会管理，持续保持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而在具有多级政府结构的城市中，更高级别的政府反而对社会组织采取更为宽容甚至支持的态度，或是高级别政府可对下级政府产生限制，从而给社会自发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管兵：《城市政府结构与社会组织发育》，《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
本文亦从“国家中心”的视角出发，但试图聚焦于层级政府结构的影响，证明在不同的政府层级上，行业协会所能获得的政策机会和影响力之差异。
三、案例
本文选择了民营企业L公司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它无论在地方还是在全国皆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大型企业拥有更多的政治杠杆，Salamon Lester and John Siegfried， “Economic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Industry Structure on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3， 1977， pp.1026～1043.在中国那些对地方政府政绩和收入贡献明显的大型知名企业往往更有政治影响力。黄冬娅：《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Gao Yongqiang and Zhilong Tian， “How Firms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vol.28， no.1， 2006， pp.73～85.因此，L公司在经济格局中的显著地位，使得它本身可以成为观测企业政策参与行为的一个有效案例。同时，控制了企业规模也就是控制了该企业在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相对地位，从而本文可以更可靠地说明为何该企业的差异化游说策略来源于外部制度环境。
L公司于1990年代由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历经多年发展成为行业佼佼者，连续多年保持了产量和市场占有率的领先地位。L公司参与了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并荣获“全国优秀民营化工企业”“中国轻工业行业十强企业”等荣誉。为了降低生产与运输成本，L公司通过招商引资项目进入A市并建立了分厂。L公司同时加入了A市工商联和国家级行业协会，使得本研究可以比较它面对不同层级政府所使用的不同策略。本文的资料来源于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之间对A市政府、L公司、行业协会及企业主的田野调查。
1. 政绩驱动下的地方政府：政企之间的直接联系
L公司与基层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更偏好直接联系，这实际上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中政商关系的一种类型，即大型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模式。
（1） 政绩驱动：“抓重点”的经济发展策略
A市政府于2002年启动了国有企业改制，此后民营经济尤其是大型私营企业有了非常明显的发展。经过逐年改革，当前民营经济在A市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成为A市追求经济发展的首要基础。截止到2005年11月份，“民营企业占我市所有企业的比重在98%以上……在全市4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32家，民营企业的贡献率在70%以上”。《A市民营经济调研报告》。
但是，A市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并非指向所有民营企业，相反它偏好于地方经济中的“优等生”，即地方大型知名企业或所谓“龙头企业”。出于发展需求，地方政府需要大型企业来提升GDP、就业率和税收。2011年，A市政府为了表扬那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曾开列出一张“纳税光荣榜”，列出了A市前40名的纳税大户，这些大户2011年共纳税2.93亿。如以2011年财政收入716亿元计，则纳税光荣榜上的40家企业实际上贡献了2011年A市财政收入的40%。其中，L分厂位列第9。在2012年的纳税光荣榜中，L公司则跃居第5。显然，L公司对于地方GDP、财政收入和就业方面具有突出贡献。如此，则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为何对少数大型企业投入更多关注和政策优待。
这种倚重大型企业的发展策略在文件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坚持市领导帮扶、联系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制度……促进骨干企业和潜力企业做大做强。扶持G公司、H公司、S公司、L公司等优势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带动中小企业和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今年以来，全市共引进工业项目218个，协议资金174.2亿元。同时，强化工业运行调度，重点对10个产值大户、10个纳税大户、10个重点技改项目、10个新开工项目、10个竣工投产项目为内容的‘510’工程，及时跟进调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A市报》2011年12月26日。文中所说L公司即本文讨论对象。G、H、S三家公司则分列“纳税光荣榜”的第1名、第5名和第8名。实际上，在招商引资过程中，A市就已经为引进大型企业列出了低地租、税收返还等政策优待；而在后续发展中，A市政府也为上述企业尽可能地争取来自上级政府的各种名目的项目支持。“经市经信委会同相关部门审核后，先后向上申报了四批困难企业，目前S公司、F公司、L公司等21家企业经省政府认定为省级困难企业，对经认定为困难企业的，享受社会保险费缓缴、稳定就业岗位补贴政策，并可依法申请税收缓缴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相关优惠政策已陆续惠及企业。……帮助Q公司、H公司从国家工信部争取扶持资金228万元、109万元；帮助8个项目从省经信委争取2012年财政专项资金169万元；帮助4家企业申报进入2013年国家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库……”②访谈对象2012M43，在线访谈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可反复见到一些地方知名企业的名字，而受惠于各种项目的也始终是这少数大企业。
（2）政企之间个体化的直接联系
地方政府需要处理来自于新私营经济方面的事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给予私营企业以更多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空间，也不意味着利益诉求可以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解决。访谈显示，在A市利用个体化的直接联系更为常见，实际上A市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也更鼓励政商之间的直接联系。
A市地方政府建立了一些制度性措施来推动政商之间的直接联系。例如“直通车”的制度，旨在让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与A市主要领导直接联系。“实行市领导联系重大项目责任制，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跟踪服务工作机制”。②然而核心领导的数量毕竟有限，无法对接所有重要企业，A市同时也推进了一项被称为“百名局长进企业”的活动。“从市直机关单位正职和副职、乡镇（街道）重要负责人中遴选出100名工作能力突出、责任心较强的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帮办100家社会贡献较大、发展潜力较好的企业，每位局长每季度至少3次主动到挂点企业走访调研、帮助解决问题”。《A市报》2011年12月26日。企业规模越大，则分管领导的级别也越高。在“纳税光荣榜”中名列前茅的L公司，其分管领导是A市市委书记。L公司的管理者W也将其视为一种由制度保障的权力，若遇到问题，他可以直接给市委书记打电话汇报。虽然W也是本地工商联的主席团成员，但他并不认为工商联可以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L分厂最开始时属于外来厂家，对本地并不熟悉；驻扎几年后，已经更好地卷入到了地方社会网络之中，与各个政府部门的人变得更加熟悉，办得更为容易。⑥访谈对象2012M41。
A市的经验表明，地位显著的大企业可能绕过协会而直接跟政府核心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地方政府也更愿意与这些寡头企业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达成利益平衡。这种“地方政府+龙头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黄宗智等人在农业领域里所发现的“干部+大户”的发展模式是一致的。黄宗智、龚为纲、高原：《“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就企业一面来说，个别化地与官员直接联系，可以更直接迅速地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就政府一面来说，地方政府的制度设置也选择绕开经济协会，而建立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协会更多是编织社会网络的平台，而非利益中介组织。可以说，不仅A市地方行业协会并没有真正的资源和动力去追求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地方政府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机会结构。
2.公共利益导向下的中央政府：行业协会作为政企之间的制度化互动渠道
（1）行业协会作为政策参与管道
L公司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级行业协会（R协会）的会长单位。L公司的总裁助理W，同时也是R协会的秘书。同样是经由L公司，访谈则揭示出国家层级上一副不同的政商互动图景。R协会正式成立于1996年，现有会员单位约500家。与对地方行会的评价相反，W认为在国家层面上R协会非常重要。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协会会员的身份为企业与国家部门打交道提供了合法性，否则很难有一个合理身份与政府官员互动，或者根本难以得到见面机会；（2）以协会的名义，向各个国家部门提交报告或者提出针对性的利益诉求，这本身构成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管道。协会曾与农业部、发改委等多个国家部委联系，以文件的形式向国家部委提交意见和建议。在这一方面，W表达了对于制度的信心，“形成文字的文件，无论是否能够办成，国家部门都会有所回应”。⑥
以协会秘书的身份，W曾被工信部领导约谈。W与协会会长也曾经受邀参加农业部组织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而农业部召开此次会议的通知文件则显示，研讨会除了邀请来自研究所的专家，也邀请了行业协会和行业内领先企业的负责人。换言之，政府部门一开始就已经主动将政治机会提供给了行业协会。
除了列席讨论，R协会也主动频繁地与国家部门取得联系，表现出强烈的政策诉求，或就会员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进行申诉。该协会曾经成功推动有关企业品牌标识的国家政策。蚊香是该协会成员的主要产品之一。此前的国家政策把农药和蚊香放在一起管理，因此对蚊香产品的要求与农药相同，不允许企业把产品商标做成大字，且必须突出“蚊香”两字。协会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企业突出产品的品牌价值。在R协会的推动下，2008年农药主管部门修订了相关管理办法，新管理办法允许把产品商标字号也做成和“蚊香”字号一样大。但是，R协会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进展，在2012年向农业部提交了《有关〈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十五年来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与国家农业部所领导商榷》继续申诉，“根据新出台的〈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规定，要求企业商标放到边和角的位置，‘含文字的，其单字面积不得大于农药名称单字面积’，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企业反响很大，几经周折，最终为了照顾企业的意愿，才把它放宽到和产品名称单字大小相等，相当于一毛钱人民币大小，这还算是通过据理力争后给予的‘特殊照顾’，但是却补上了一个极不合理的规定，要求品牌必须放在标签的边和角的位置上。……此举实施以后，企业反响很大，他们反复地向主管部门反映和交涉，均未得到重视。……一个政策制定者他们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不仅背向了民意，也让这些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大打了折扣”。
（2）借助中央政府部门支持与地方政府抗争
公共利益导向的中央政府需要权衡不同社会主体的意见，并尽可能地考虑社会利益的需求。因此，中央政府不仅主动向行业协会开放了部分政策过程，更有说服力的案例是，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行业协会与偏离于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部门进行抗争。
杀虫气雾剂是R协会成员的一种重要产品。根据2005年颁布实施的《危险货物品名表》，气雾杀虫剂被认为危险货品，其运输条件从而受到严格限定，在运输过程中经常遭到查扣。2011年，协会曾向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提交一份报告，申诉不断有企业向协会反映，产品多次遭到公路检查部门的查扣且罚款数额巨大，依据都是认定气雾杀虫剂为“危险货物”。但报告同样援引了一份由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公安部和国家安监总局“四部委”联合的文件，指出近期被扣查的杀虫气雾剂产品属于“低毒”或“微毒”等级，按规定应当视为普通货物管理。除了为扣查的货物正名和替会员申诉之外，协会还指出，国家政策在地方层面得不到执行的根本原因，盖由于个别地区，视之为创收手段。除了与上述出现偏差的基层政府行为抗争，协会亦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相关立法。协会曾于2006年6月向总理和回良玉总理直接反映过，并促成了对《危险货物品名表》的修订和前述“四部委”联合文件的出台。直到2012年，“我们……经历了艰难险阻，甚至还麻烦了、回良玉两位总理，在交通部陈正才处长的支持下，最终实现了这个承诺，GB12268《危险货物品名表》不但得到了修改，而且还专门为此制定了新的国标，在国标中杀虫气雾剂被列入豁免范围……今后杀虫气雾剂可以作为普通货物运输，有法可依，畅通无阻”。R协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
然而，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变革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直接执行。地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各个部门都面临自身的约束与利益追求，从而可能根据地方或部门利益而选择性地执行或者阐释来自上层的政策指令。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做法发生矛盾时，协会还可能向高层级的政府部门寻求支援，以对抗基层政府。
L市技术监督局根据2005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把气雾杀虫剂视为“危险化学品”，并以包装纸箱生产企业必须取得“全国工业产品许可证审查中心”（以下简称“全许办”）颁发的“危险化学品许可证”为由，对没有办理该证的企业罚款5到20万元。涉及此案的企业向协会反映情况，而协会则在接到反映后立刻向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函进行质询和抗辩。在给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文件中，协会指出这是“一起用法不当，滥用执法权事件”，《中日杂家卫函字[2012]第26号》。没有法律依据，也未完全理解《条例》。文件力证气雾杀虫剂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并为每一项理由附加了法律或者事实上的依据。这一份文件，同时抄送了省级技术监督局、市级技术监督局、农业部办公厅、工信部原材料司等国家部门。国家技术监督局接到抗辩，“收到函件后高度重视，相关领导立即作出了批示，责成所属的执法司督办”。R协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结果，L市技术监督局没能在国家局那里获得支持，转而向“全许办”请示。但是，“全许办”倒反过来向协会咨询，协会即提供了相关的法规文件，向“全许办”说明杀虫气雾剂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是有法律依据的。基于此，“全许办”最终明确裁定，复函L技术监督局杀虫气雾剂并非危险化学品。
上述案例说明，中央政府部门经由行业协会对社会利益诉求做出响应，以及该国家级协会对于其会员的重要意义。它也说明了L公司在不同层级政府那里所使用的差异化策略，它在地方层面或享有直接联系的优势，而在国家层级上却很依赖协会这一组织化团体。
三、总结与讨论
基于上述个案研究，在国家中心视角之下，本文讨论了层级政府结构对行业协会政策参与行为特征与结果的型塑。在基层政府层面，对于在地方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企业而言，政商之间个体化的直接联系成为主要互动模式；在国家层面上，制度化的联系变得更为稳定，经由行业协会与中央政府部门互动是重要的制度化途径。对此，本文提出的解释是：制度化的协会体系在国家层面更为有效，原因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导向与角色。在强烈的政绩驱动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尽可能有效率地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在策略上偏向于抓重点企业促发展，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来解决诸多具体问题，即使这具有较高的寻租风险。这一策略的后果是，地方政府会忽视甚至无视那些在地方经济中没有重要地位的小型企业。相比之下，“中央政府关注的是全局性的战略利益，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是其根本目的。中央政府可以认为是最大的公共利益维护者”。汪锦军：《纵向政府权力结构与社会治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从而，中央政府需要权衡多数多种社会主体的意见，并尽可能地考虑社会利益的需求。因此，中央政府会主动地开放国家层面的议题设定过程，通过行业协会这一制度设置提供机会结构给予企业，并对后者做出积极响应，甚至支持行业协会与偏离于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部门做抗争。
本文的发现或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将国家中心视角引入社会组织研究方面的意义，分析政府的制度特征如何具体型塑社会组织形态。不把政府结构视为铁板一块已是老生常谈，但更重要的是看到碎片化政治的具体后果。它在纵向上带来了不同节奏的制度发展，从而使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生活表现出重要差异。如考夫曼所说，“结社生活的影响更多依赖于其所置身的官僚制结构和政治体系，而非结社或者网络的属性”。Kaufman Robert，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tate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and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no.3， 1999， p.371.认为国家提供的制度环境可塑造社会生活，实际上是把国家作为自变量，社会组织是国家体制、架构和文化的一个后果，并非总是它的原因。这种扭转因果关系的视角，带来了丰富的研究可能。国家体制的构造、定位与运转逻辑之于社会组织的意义与限制，值得深入讨论。
第二，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社会组织具有三方面的重要现实和研究意义：社会运动的动员基础、利益群体的诉求表达和提供社会服务。当前国内研究视野格外注重于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递送功能，而对其他两方面的讨论相对较弱。以会员为基础的行业协会具有更强的利益诉求导向，从而本文对它的讨论可对既有研究构成补充。
第三，本文印证，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行动模式具有多样性。即便是同一行动主体，基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它也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政治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说明了当前中国政商关系转型的一个新方向，即通过集体组织进行政策参与的维度。这是超出了既有理论框架的经验进展，值得更多地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