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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写作是所有经济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和感兴趣的热点话题。《经济学家茶座》曾经多次刊登与此话题有关的文章。比如,何帆研究员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总第9辑发表《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再比如,聂辉华副教授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总第14辑发表《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又比如,冯伟博士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总第52辑发表《拍电影与写论文》。这些作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告诉读者们如何下手写经济学论文以及写论文时的注意事项,总体上来这些侧面或实或虚,或大或小,不一而足,但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提示和启发。我试着从不同的侧面通过五个比喻来告诉大家经济学论文的写法。为了把这五个比喻拧成一股绳,也为了给本文起一个带有比喻性质的名字,我把这些比喻称为“五步曲”.经济学论文的写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偏废于某一方面,我想我在这里写的东西正好可以跟何帆研究员和聂辉华副教授等讲过的内容形成互补。我所讲的“五步”是指经济学论文的定位、选题、构架、成文和修改,而关于这“五步”的比喻则是论文定位犹如打靶子、论文选题犹如找座位、论文构架犹如选兵器、论文成文犹如加调料和论文修改犹如补漏子。
为什么论文定位犹如打靶子呢?
在打靶时的定位就是要瞄准靶心,即使打不中十环,也很有可能会打中九环或者八环,或者往坏里说打中七环或者六环或者更低。反过来,如果瞄准的是六环,那么,一不小心结果就很有可能是脱靶。写经济学论文的道理也在于此。我们不是要求每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发国内顶级的《经济研究》或者都发国际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但在定位上我们要瞄准最高级别的经济学期刊。孔子说过,“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孙子兵法》里也说过,“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经济研究》,即使不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内一般C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即使不能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际一般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瞄准靶心的过程是提升我们的品味的过程,即使功力达不到,但也决不会走了一条“南辕北辙”或者“缘木求鱼”的歧途。张五常教授就特别强调品味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他能写出并发表很多具有原创性思想的论文的重要原因。品味问题在经济学论文写作意义上就是瞄准靶心的定位问题。好品位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好的学术潜力和学术未来,意味着更容易在发表上从低级别的期刊向高级别的期刊“升级”.
为什么论文选题犹如找座位呢?
同学们跑到教室去上课,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座位坐下来,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总之是要找一个别人没有坐的位子。写经济学论文也是这个道理。在论文选题的过程中,必须找到自己合适的“座位”.如果你的选题的具体细节都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那么你根据此选题写作的论文在经济学文献中就不会有“座位”.在文献中没有“座位”的论文,学术期刊也往往不会给你发表,特别是国际期刊对这一点的要求就更加严格。选题是必须跟文献阅读和文献积累联系在一起的,杨小凯教授生前曾多次强调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经济学者在文献积累上不过关。一个选题是不是合适的选题,一方面要看这个选题本身是否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看这个选题有没有被别人做过。张五常教授多次提醒经济学研习者,论文选题是在文献阅读前面的,论文选题不是从文献堆里找出来的。你需要做的是,先找到一个选题并想好对付这个选题的具体思路,然后再去检索和阅读相关文献。如果已有的文献没有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如果已有的文献已经做了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了,这声叹息的内容就是杨小凯教授所讲的“英雄相见略同”,因为你想到了已经的“英雄”所想到的东西,你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做“英雄”的潜质了。总之,经济学论文在选题上不能坐别人已经坐好了的“座位”,不能在低水平重复中做无用功。
为什么论文构架犹如选兵器呢?
选择合适的工具是一门大学问。我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同学们的一句话就是,“骑着自行车永远上不了月亮,不是人不行,是工具不行。”看看中国名着中的人物使用的那些几乎量身定做的兵器吧。《西游记》里孙悟空使用的兵器是金箍棒。《水浒传》里林冲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卢俊义使用的兵器是点钢枪,李逵使用的兵器是板斧,鲁智深使用的兵器是禅杖,石宝使用的兵器是流星锤。《三国演义》里刘备使用的兵器是双股剑,张飞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关羽使用的兵器是青龙偃月刀。很显然,选择跟自身能力匹配的兵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自身的战斗力,正所谓“好马配好鞍,良将配宝刀”.在找好了论文的选题以后,紧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在构造框架时让思想跟工具匹配起来,也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简单的分析工具对付复杂的问题,可能会力不能逮,所谓“杀牛用杀鸡刀”是也。复杂的分析工具对付简单的问题,可能会大材小用,所谓“杀鸡用杀牛刀”是也。在这一点上做到恰如其分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正因为很难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论文的质量。但是,就现阶段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实力来说,工具箱里的工具还不是很厚实,还不是很精良,甚至没有达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程度,所以很多高校都在努力提升高级微观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等“三高”课程的教学水平。很明显,只有拥有更多的工具可供选择,才能让思想和工具更好地匹配。
为什么论文成文犹如加调料呢?
大家都知道,美食追求的是色、香、味,而在成就美食的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往往功不可没。调料种类繁多,包括咸味调料、甜味调料、酸味调料、辣味调料和鲜味调料等。选择合适的调料,那可是大厨的学问。经济学论文要求的是视角独特,论证透彻。很多经济学论文写作者选题做得不错,构架也做得很好,但就是论文整体上看起来“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病病歪歪”,问题就在于作者在如何“加调料”上没有过关。经济学论文不能仅仅是数学公式的堆砌,也不能仅仅是给出一个问题的答案,经济学论文需要注重自身的可读性。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甚多,专门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微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也不是万事通,在作者文字写得不清晰且文字论证不透彻的情况下,论文的初审就很有可能通过不了,国外叫“deskrejection”.所以,作者在论文成文的过程中一样学会“加调料”,让自己的论文看起来“有血有肉”,读起来“有滋有味”,即使不能像精致的散文那样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但至少也要让人读起来通畅顺溜而不至于要靠猜测作者的意思才能磕磕绊绊地读下来。
为什么论文修改犹如补漏子呢?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8]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02).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证伪主义;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交叉学科
1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溯源
在欧美国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研究者一些相关的、少量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球员工资、转会)、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体育场馆)、产业经济学(主要关注职业体育市场竞争)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国学者罗滕伯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体育经济学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学者认为罗滕伯格在此篇论文中勾画了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其中“不变性原理和消费者偏好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假设”,被后人视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国学者斯隆发表的《职业足球的经济学:足球俱乐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开创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国足球实践指出,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以获胜最大化为发展目标,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张的利润最大化”[2]6。德国早期有关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论文集中于体育观赏活动的分析,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被应用到体育观赏活动的研究中。在德国,体育由体育协会和体育联合会管理,但这一组织类型长期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加之经济学家在当时的体育学研究领域未获得认可,体育学长期受到非经济学科的影响,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趁机进入该研究领域。多曼认为,非经济学研究者极少使用经济学中已建立的规范标准来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和不重视核心的经济学概念而饱受诟病。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体育经济学在概念生成中缺少准确性。我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经济学》标志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启蒙与发展。1991年,在我国体育经济学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当时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缺乏西方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1]。在对体育经济现象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既与经济学发展有明显的衔接,也存在断层。针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促进了一种管理学视角的建立,这一视角超越纯经济学领域而为行为学相关学科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经济学为导向的企业经济学向系统的管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管理学到底是一种用科学方法进行解释的科学,还是一种纯艺术性科学。企业经济学是一种能够引导不同学科进行融合的学科。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经济学传统路线的影响,它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经济学下的纯子集”,其中经验目标仅限于体育中真实存在的行为体。另一方面,体育经济学并没有明显参照经济学进行构建,同时也不是一种与管理学相同的学术体系。布罗伊尔和蒂尔将体育管理学称为一种由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体育法学和体育社会学构建的科学。纽弗与比勒的研究虽然没有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区分开来,却突出强调了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与体育法学是体育管理学重要的相关学科,且与体育经济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显然的,但是作为应用研究性的学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种趋势”[1]。综上,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可分为经济学与非经济学2条传统路线。经济学传统路线明显局限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学科理论,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则运用不同交叉学科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中出现的经济问题。这种非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够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类理论数量和性质的限制,进而生成一系列学术理论性问题。
2体育经济学概念争议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就是对那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体育的恰当归纳。之后,蒂姆建议将体育经济学用来指代人们所参与体育行为中的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则指特殊的企业经济学原理。霍希一方面区分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体育经济进行区别。霍希认为,体育经济学指的是扩展的、与问题相关的概念,它与一种有限的、与学科相关的概念相对立;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体育领域,也就是体育经济;关于体育乃至所有体育中的经济学问题,它首先依赖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或心理学、组织学原理来解释,因此,这类科学在国际上称之为体育管理学。与霍希的“体育经济”概念意义相同,多曼使用的是“体育经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体育经济学是将企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理论机制应用到体育的各个领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张使用“体育经济学”名称来表示“经济学中的子学科”。我国学者苏义民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基本构成来看,体育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体育经济学也可称作一门部门经济学;体育已成为一个产业,体育经济学同时也是一门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产业经济学。”[3]丛湖平、郑芳则指出:“体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不是简单地研究体育或经济,也不是某个运动项目的经济学研究,而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体育资源实现价值的各种规律的学科”[2]9。此外,哈格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为经济学中的应用型子学科和体育学中的理论场域,用来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格鲁普认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领域;体育商业化的加强,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体的出现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普廷格尔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体育学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以及连接体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如今他强调经济学原理对体育的适用性,并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体育学新的分支领域。按照尼区关于体育经济学的建议,体育经济学是体育中的经济学和体育的经济学。前者关注体育研究领域之外的普遍性现象,同时这些现象具有经济学意义,而后者是对体育进行经济学解释,以全面重建一个独有的领域。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思考
科学理论是一种元理论框架,用以解释那些规范性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最具影响力的3大科学理论概念框架。依此对体育经济学进行科学理论思考。
3.1归入证伪主义的思考
证伪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创立的理论。他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4]24。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猜测,而最终无一幸免地要被证伪,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4]25。在证伪主义中,由于错误的结论能够回溯到至少一个前提中,而且通过不断证伪来一系列错误,这样可以实现科学理论对事实和假设的要求[5]。尽管将研究的不同传统路线归入科学理论,并不能对目标研究领域进行命名,但却能提出一些符合事实和假设要求的陈述。当前经济学传统路线也描述体育领域内的独特现象,基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证伪过程中,确定了体育现象中经济学陈述的适用范围,同时这些陈述也经历了证伪的过程。借助体育这一客体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将会验证或否定这些陈述。如果人们不去讨论到底何时进行证伪,所进行证伪的到底是哪些组成部分,那么,这种通过体育现象对经济学陈述的证伪只不过意味着,一种证实的经济学陈述的使用范围并不能对某一种体育现象起作用。某些不经意的修改调整能够针对这种体育现象生成新的陈述,而这类陈述必须重新进行证伪,并在证实的情况下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进行验证。用体育领域的现象对经济学陈述进行证伪,对其进行特别调整时,可能存在与目前陈述系统的不协调。这些矛盾至少限制了适用范围,并最终抛弃原有的理论而选择另一种替论。如果某种被证实的经济学陈述无法在体育研究领域中得到实证验证,人们可以将这种相关现象称作研究领域的特殊性。针对体育领域进行的学科性科学证伪被归到“体育经济学”或“体育管理学”,它重点对内容进行说明,但仍停留在上位学科的认知层面。对于体育经济学来说,若将每一学科陈述相关联(其中某一学科陈述必须源自经济学陈述系统)并能够被证伪的话,之后体育经济学就能形成一种知识增长。证伪主义并不能判断一种学科性或者超学科性的方法是否能够更好地符合研究目标。其仅能够在陈述的复杂性上进行对比。那些着重论述经验事实的陈述体系,揭示了很大一部分实证性内容,却很少能避免被证伪的结局。基本陈述的复杂性随着其关联性的增加而强化,因此,一种学科基本陈述H1与另一种基本陈述H2(它与H1具有关联性且由来自其他学科陈述H3组成,即H2=H1+H3)相比显得更简化。从学科认识兴趣(H3的来源)的基本立场来看,H1也不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无法对H3进行证伪,同时H3也不能对认知对象进行补充性描述。与H1、H3其中之一或两者相加比较来看,H2更有可能进行实证性解释和预测。基础陈述的关联性是一种研究策略的定量问题。对极其复杂陈述的验证会缩小陈述体系的适用范围,而这些陈述体系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它们所研究的现实状况;然而,对简单陈述的验证会形成普适性陈述,这类陈述经常会有很大的适用范围,因此,体育经济学及体育中经济学的科学传统路线存在一定风险,总结的陈述并不能生成可供相关专家使用的知识,由于自身的非学科导向能更明显地促进不同描述体系的延伸,最终形成带有具体适用范围的理论体系。在证伪主义的前提下对体育经济学进行学科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些被证实的,但在体育研究领域无法进行实证检验的经济学观点可以充当体育的特殊性;作为决定性组成部分,体育经济学体现了学科陈述的理论融合程度,并如同作为整体的体育学一样在进一步提升融合度时面临难题。
3.2归入范式理论的思考
范式最早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6]。范式是库恩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这一概念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方法论等进行总的概括,另一方面也表示总体中的某一成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这一过程作为模范典型能够替代常规科学对一般性问题的解释规则”。在解决一些学术圈内专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时,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各种范式更加有效。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专家所达成的一致,即将一种范式作为他们研究工作的基础,而非通过证实或证伪。相互竞争的范式借助它们的预言、知识、地位和声誉来获取科学界的拥护,然而这些范式原则上是不能进行相互比较的。范式并不是以某种理论存在为先导。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用来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的结论”。弗里克在讨论体育经济学中体制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协议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贸易和博弈论的意义时,运用了核心经济学范式的内容。同样,多曼在定位体育经济学中经验和认知目标时,也使用了相同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断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学传统路线是否采用了与经济学常规理论相对的其他范式;因此,经济学传统路线也被理解为经济学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常规科学的认知界限也无法确定。但针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的方法论之争,以及对金融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的抨击,表明了常规科学的局限性。目前,还无法确定体育经济学的经济传统路线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然而,对于体育经济学中的非经济学传统路线来说,还无法确定一种可以用来确立学科身份的范式。通过研究,对于是否已经形成一种与其他学科范式相独立的范式仍值得质疑。目前,体育经济学的非经济传统路线仍处于前范式理论时期,也就是还没有获得一种范式,因此仍无法进行常规科学的研究。另外,也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在非经济学传统路线中生成一种或多种范式。内在原因可能是体育学中缺乏主导范式或管理学的学科融合度不高。另外,常规科学拥有一种较高的吸引力,它能够引导科学家做出有利于范式的规范化选择。体育经济学中2种传统路线的不同范式的发展程度,导致了学科内与学科间不同理论或理论成分通约性的差异。虽然库恩和费耶拉本德认为经济学传统路线中,常规科学的扩展不存在不可通约的问题,但无法避免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内部,以及2种传统路线之间的通约性问题。理论对比需要一种中间语言,这样就可以将那些需要进行对比的理论毫无保留地翻译成这种语言,然而并不存在这种中间语言。如果各种范式及其机制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吸引力,那么也就不存在不对称的范式发展(此处存在经济学传统路线下的常规体育经济学,而那里融合了存在各种通约性问题的前范式尝试)。初生的非经济学范式也许通过与学科母体(由象征性概括、模式、价值和范例式解题构成)保持一致来渡过前范式理论时期,这样在与其他范式竞争时可以争取剩余的吸引价值。总之,集中将核心经济学范式应用到体育研究领域,同时缺乏替代范式使得体育经济学中的常规科学带有认知理论的优点和局限性,非经济传统路线由于没有统一的范式而限制了各个理论解释问题的能力,但可以使用其他理论成分进行解释。
3.3归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思考
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科学的评价往往不是针对单独的理论,而是一个具有相同硬核、可变的保护带和正反启发法的理论系列,这一理论系列就是科学研究纲领[7]。拉卡托斯用一系列理论组群来替代证伪原则和范式的规范性原则。根据他的方法论,绝大部分科学都是一些可以通过问题转换来进行评价的研究纲领。科学革命源于一种研究纲领推动另一种研究纲领的过程。各个研究纲领具有连续性,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并不能反映整个科学,但是与某一特殊问题对象相关。这种连续性通过研究纲领的硬核而产生,而这一硬核作为反面启发法摆脱了检验。当一种研究纲领能够揭示更高层次的真理时,也就是说它能够毫无矛盾地解释其他研究纲领也能描述的现象,另外,也能至少解释一种其他现象或能提出一些新的可证伪的预言时,这种研究纲领将会优先受到重视。研究纲领是由具有连贯性理论T1、T2、...Tn组成的理论系列。一种针对体育领域(T1;S)中一个或多个现象的理论系列出发点,可以成为另一种理论系列的组成部分,后者描述的是体育领域以外的其他现象(T1;S=TX;nonS)。如果TX;nonS后续理论的应用范围被证实与假设一致,或者范围更大的话,对体育领域内和领域外现象的解释就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Tn;S=TX;nonS)。若通过实证发现应有范围受到限制的话,这种限制也会影响到体育领域或其他研究领域。当涉及体育之外的研究领域时,这种应用在更多研究领域的理论将会发展成用来研究体育领域内一种或多种现象的理论。当这类范围限制影响到体育的研究领域时,那么这种体育研究纲领的作用将会降低。然而,一种理论系列的出发点也可以是单个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是对其他理论系列中不寻常现象的反映,也可以作为对意想不到检测结果的反映,最终它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研究纲领。体育经济学的2种传统路线中,可以重建一种评价性的研究纲领。作为早期体育经济学论文关注的焦点,体育中的单个现象(比如体育成绩的均衡性与观众需求的关系、体育比赛中高额的固定成本开支)可以借助完美的经济学研究纲领进行研究。柯西盖塞仅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纲领出发,认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就是经济学行为模式。而对这种行为模式的有限性利用形成了硬核的保护带,比如在无限理性、信息、利己和易变的偏好性方面,与研究纲领的硬核相反,这种有限性最终被证伪。在非经济传统路线中重建研究纲领,并不能形成一种像经济学传统路线那样具有更广维度的研究纲领。有限的非经济传统路线研究纲领既能够展示有关体育团体的理论发展状况,这类理论通常与体育金融分析、结构分析及之后体育发展报道相关。对于这2种研究纲领来说,经济学和社会学行为观点是它们的硬核,将经济学研究纲领保护带中出现的内容成分纳入它们的保护带中;然而,可以发现2种体育经济学传统路线科学纲领之间的重合点,也许可以通过体育这一形式化对象中为数不多的理论或通过对不同现象的关注得到解释。随着非经济学传统研究纲领的扩展,以及经济学研究纲领更多地在体育现象中应用,上述现象也可能发生改变。当这类归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更加关注一些科学训练或取得体育成绩等问题后,它们也会与其他体育研究纲领相竞争。由此,2种传统路线下的体育经济学研究纲领在研究相关现象时就会变成未成熟的研究纲领。起初这些研究纲领缺乏解释力。同时,缺少证伪的现象描述,由于自身的简化性而在中期会使研究纲领整体陷入质疑之中;因此,要么尽快克服这种简化性,要么通过忽视相关现象来其合理性,从而避免这种简化性。拉卡托斯认为,“如果一种研究纲领能够在没有竞争性纲领的情况下进行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抛弃它”[7]。由于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明确解释一般意义下的科学理论状况,以及那些研究纲领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它们的硬核与保护带;因此,确定进步的问题转换或发现体育经济学或管理学研究纲领的退化现象变得尤其困难。概言之,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与经济学研究纲领齐头并进,或者禁锢于自身有限的适用范围内。体育领域内的现象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通过各种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得到研究,这些研究纲领首先要与其他强劲的体育学或其上位科学的研究纲领相竞争。
4结束语
在体育经济现象的研究历程中存在2种研究路线,这2种传统路线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研究现象。在证伪主义、范式理论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分析框架下,发现它们产生了不同科学理论及其难题。对经济学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进行二分法区分,使得科学理论的蕴涵更加明显。有时对体育经济学提出双重标准,要求它们与经济学和体育学都要建立起关联,这似乎没有注意到研究纲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范式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这类问题尽管能在个别论述层面上得到解决,但无法在学科发展层面上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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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60-63.
[6]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