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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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我国是养羊大国， 羊饲养量和羊产品产量逐年增加，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底羊存栏量为2.85 亿只，其中山羊1.41 亿只，绵羊1.44 亿只；羊肉产量401 万吨；羊毛44.4 万吨，羊绒1.8 万吨。养羊业已成为我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国养羊水平与澳洲、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除了养殖模式还比较落后以外，羊病的发生和流行是制约我国养羊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我国羊疾病的流行概况

1. 羊病种类多，危害大，但流行病学家底不清。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有关资料报道，羊的主要疫病有54 种（病毒病11 种、病毒病18种、寄生虫病19 种，其它微生物疾病6 种）。其中在我国已发现49 种，另外5 种尚不明确。羊病长期以来未受到重视，科研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用于羊病防控的技术严重缺乏或水平滞后。除了少数重大传染病如口蹄疫、布氏杆菌病等有一定技术手段和流行病学监测计划以外，其余多数羊病流行病学概况不是十分清楚，羊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2. 目前危害严重的传染病造成重大损失。口蹄疫、小反刍兽疫、蓝舌病等属于羊的重大传染病，O 型、A 型和Asial型口蹄疫虽在我国流行，但由于政府重视，防治技术较为完善，羊的典型发病疫情并不多。小反刍兽疫是2007 年由境外传入我国西藏的一种新病，2013 ～ 2014 年全国大范围流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蓝舌病毒型复杂，目前在我国的流行与分布情况尚不清楚。

羊支原体肺炎、羊痘、羊口疮、羊布氏杆菌病、梭菌病、羊链球菌病等老病近年来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均可引起羊只不同程度的死亡，造成的损失增大，危害加重。

3. 人畜共患病时有发生，威胁农牧民身体健康。在我国已发现的49 种羊病中，有10 余种人畜共患病，对公共卫生安全和广大农牧民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形成严重威胁。主要有布氏杆菌病、结核病、炭疽、羊衣原体病、包虫病、弓形虫病、血吸虫病等。尤其在牧区发生较为严重，对农牧民的身体健康形成了严重影响。

4. 寄生虫病发生普遍，防治手段单一，难以根除。羊的寄生虫在我国十分普遍，其中危害较为严重的寄生虫病有吸虫病、疥螨、焦虫病、肠道寄生虫病、绦虫、螨虫、肺线虫等。据调查，南方高温高湿地区和北方自然草场放牧地区羊寄生虫的感染率可达100%。

防治寄生虫病主要采用体外药浴消毒盒体内口服驱虫，虽有一定效果，但难以根除，长期下去还可能产生抗药性，使疾病控制复杂化。但目前我国有关寄生虫病疫苗的研究较为滞后，目前还没有可以广泛使用的寄生虫疫苗。

二、目前危害严重的几种羊传染病

（一）羊支原体性肺炎（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羊支原体肺炎是由多种支原体引起绵羊和山羊的一种高度接触性的传染病。和该病在临床上以高热、咳嗽、肺脏及胸膜发生浆液性纤维性炎症为特征，死亡率较高。

本病呈世界性分布，主要养羊国家或地区都有报道。我国最早见与1922 年新疆伊犁地区，迄今在我国二十余省区都有不同程度流行。饲养密集的规模化羊场和经过长途运输的羊只发病率很高，尤其是当羊群调运或受到较大的应激后易暴发该病，死亡严重；康复的羊群因肺部受到严重危害生长速度缓慢，料肉比明显升高，严重危害了规模化养羊业的发展。

1. 病原。病原为支原体，国际上已报道5 种，我国目前已知有3 种，丝状支原体丝状亚种大菌落型、山羊支原体山羊亚种、丝状支原体山羊亚种、山羊支原体山羊肺炎亚种、绵羊肺炎支原体，其中，由山羊支原体山羊肺炎亚种引起的疾病又称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是OIE 法定报告传染病之一。

2. 流行病学。在自然条件下，丝状支原体山羊亚种和山羊支原体山羊肺炎亚种感染山羊，3 岁以下的山羊最为易感。绵羊肺炎支原体可感染山羊和绵羊。

病羊是主要的传染源，其病肺组织和胸腔渗出液中含有大量病原体，主要经呼吸道分泌物排菌。耐过病羊肺组织内的病原体在相当时期内具有活力，也有散播病原的危险性。

本病呈地方流行性，接触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空气- 飞沫经呼吸道传染。阴雨连绵，寒冷潮湿，羊群密集、拥挤等因素，有利于传染的发生。多发生于圈养舍或长途运输后应激，主要见于冬季和旱季枯草季节，营养不良可导致机体抵抗力降低，发病后死亡率较高。新疫区的暴发，几乎都是由于引进或迁入病羊或带菌羊而引起。发病后，在一群羊中传播迅速，20 d 左右可波及全群。

3. 临床症状。临床科分为最急性、急性和慢性三型，潜伏期长者3～ 4 周，短者6 ～ 10 d。

最急性：体温升高达41 ℃ ～42℃，极度委顿，食欲废绝，呼吸急促、咳嗽，铁锈色浆性鼻液；经1～ 2 d 后病羊卧地不起，呼吸极度困难并伴有全身颤抖，最后衰弱、窒息死亡。病程一般不超过4 ～ 5 d，个别病羊仅12 ～ 24 h。

急性：体温升高，食欲减退，咳嗽并伴有浆液性鼻漏。几天后转为痉挛性干咳，病羊表现痛苦状，鼻腔分泌物转为铁锈色的脓性粘液，按压胸壁表现敏感、疼痛。

4. 防制。坚持“自繁自养”原则，加强检疫工作，防止引入或迁入病羊和带菌者。对新引进羊只一定要做到隔离观察一个月，确认健康，方可混入大群。

加强饲养管理，定期进行羊舍内外消毒。发病羊群应进行封锁及时对全群进行逐头检查，对病羊、可疑羊和假定健康羊分群隔离。

药物治疗：泰乐菌素：成年羊1 次10 ml，肌肉注射，替米考星：10 mg/kg 体重， 皮下注射。氟苯尼考：成年羊1 次10 ml， 肌肉注射，泰乐菌素与本药联用，效果更佳，恩诺沙星：10 ～ 12 mg/kg 体重，混于日粮饲喂。支原净（泰妙菌素）：预防可连续服用50 ppm， 治疗则100 ppm 服用7 ～ 10 d。

对被污染的羊舍、场地、饲管用具和病羊的尸体、粪便等应进行彻底消毒或无害化处理。

做好疫苗预防接种，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组织灭活疫苗，可预防Mmc 感染，成年羊5 ml，6 个月以下羔羊3 ml，皮下或肌肉注射，免疫期12 个月。绵羊肺炎支原体灭活疫苗，可用于由绵M.ovi 引起的山羊、绵羊的支原体肺炎。成年羊3 ml，6 个月以下羔羊2 ml，皮下注射，免疫期18 个月。山羊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MoGH3-3 株+M87-1株），可同时预防Mnc 和M.ovi 感染，每只山羊皮下注射3 ml，免疫期10 个月以上（2013 年该疫苗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国内目前还没有预防Mccp 感染的疫苗产品，兰州兽医研究所的山羊传染性胸膜炎灭活疫苗，正在申报新兽药注册证书。

（二）羊痘（绵羊、山羊痘）

羊痘是由羊痘病毒感染山羊和绵羊而引起的一种热性、急性、接触性传染病，患畜以发热、全身性起痘为典型特征。OIE 将该病列为法定报告动物传染病，我国也将其列为Ⅰ类动物疫病。FAO 将其列为因病致贫的前十位动物疫病之一。

1. 流行病学。羊痘病毒可以感染各种年龄、性别、品种的羊，但羔羊、泌乳羊及老年羊更易感且症状严重。山羊痘病毒也能引起野兔和驯鹿发病。另外，印度、瑞典和中国都有人类感染羊痘的报道，但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羊痘可从动物传染人。

羊痘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也可经损伤的皮肤、黏膜侵入机体，经常是由于感染动物与易感动物直接的、亲密的接触后发生，试验证明通过昆虫的叮咬可机械传播山羊痘。另外，通过皮内、静脉以及皮下接种，可以引起易感动物的感染。

2. 临床症状。潜伏期一般为6～ 8 d，长的达16 d ；体温骤升至41 ～ 42℃。典型的临床症状为皮肤黏膜出现痘诊。病羊全身均可能发生痘诊，特别是在口唇、尾根、乳房等少毛或无毛的部位最易发现。痘诊开始为红斑，1 ～ 2 d 后形成突出于皮肤表面的痘诊，随后逐渐扩大变成灰白色或淡红色的半球状的隆起结节，质地较硬。痘诊有两种变化，一种逐渐变为水泡，如无继发感染，则结痂脱落。如有继发感染，则形成脓疮。另一种直接结痂脱落，留下星状疤痕。

3. 防制。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主要以预防为主，对症治疗为辅，特别应注意控制继发感染。（1）饲养管理：羊圈内要经常清扫，定期消毒，通过良好，阳光充足，经常保持干燥和饮食充分。（2）检疫：新引入的羊隔离21 d，经观察和检疫后证明完全健康的方可与原有的羊群混养，不从疫区购羊。（3）预防接种：山羊痘鸡胚化弱毒疫苗用于预防山羊痘和免疫期可持续1 年。

（三）羊传染性脓疱（羊口疮）

羊传染性脓疱，是由传染性脓疱病毒引起的绵羊和山羊的一种急性接触传染性、嗜上皮性的人畜共患病。以羔羊、幼龄羊发病最多。其特征为口、唇、舌鼻、乳房等处的皮肤和黏膜形成丘疹、水疱、脓疱、溃疡和结成疣状厚痂为特征。本病又称传染性脓疱性皮炎、口疮、传染性脓疱性皮炎、口溃疡、痂皮口、传染性脓疱口炎、传染性唇皮炎。

2. 流行病学。羊口疮病毒可以感染各种年龄、性别、品种的羊，但3 ～ 6 个月龄的羔羊更易感且症状严重。人、骆驼、猫和海豹也可感染。病毒随病羊口涎及脱落的痂皮排出，通过直接与间接接触传染。被病毒污染的饲槽、饲料、饮水、护理用具、垫草和牧场（厩舍）都能引起间接传染。圈舍潮湿和拥挤，饲喂带芒刺或尖硬的饲草，均可促使本病的发生。

3. 防制。（1）预防：本病主要通过受伤的皮肤和黏膜传染，因此，要保护皮肤和黏膜不使其受损，尽量喂些柔软饲草，少喂干硬饲草，并跳出其中的芒刺。给羊加喂适量食盐，以减少羊啃土啃墙，保护皮肤黏膜。不要从疫区引进羊及产品，对引进的羊只隔离观察半月以上，确认无病后再混群饲养。在本病流行地区，用羊口疮弱毒疫苗进行免疫接种，接种时每头份疫苗加生理盐水充分摇均，每只羊在口腔黏膜内注射0.2 ml，免疫期1 年以上。

（2）治疗：首先隔离病羊，对圈舍、运动场进行消毒。将病羊口唇部的痂垢削除干净后，用淡盐水或0.1% 高锰酸钾充分清洗创面，然后涂上混有病毒灵和VB2 的红霉素软膏或碘甘油，每日2 次。

第2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二）78.3%的受访者认为，党的十以来，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想、新战略、新观点、新举措，在网络上得到了充分的传播和解读。具体来看，31.6%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充分”，46.7%的受访者选择了“比较充分”。相比之下，仅分别有17.5%、3.0%和1.2%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不太充分”和“不充分”。值得注意的是，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对相关解读充分程度的评价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在受访者对解读的充分程度打分中，25岁及以下群体给出了4.09分（5分为满分），而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的评价仅为3.36分。另外，党员对于各项解读充分程度的评价（4.11分）也高于其他政治面貌的群体，共青团员和派或无党派人士给出了4.05分，群众的此项评分为3.94。

（三）以5分代表“完全认同”，受访公众对“四个全面”“一带一路”“经济新常态”“新型大国关系”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政策部署的认可度全部在4分以上。其中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三大战略举措，公众认同度平均得分依次为4.27、4.23、4.22。这说明公众对十以来中央改革发展战略部署，以及中央关于我国当下经济形势的研判在总体上高度认可。

（四）对于网络上批评质疑中国发展的极端言论，多数公众还是有其自身理性判断的。有68.7%的受访者认为“人红是非多，关注中国的人多了，唱衰中国的也多了，这很正常”。当问及“对于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主张等，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质疑或抨击之声，这是否影响了您对这些政策、主张的评判”时，有22.4%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影响”，37.8%的受访者表示“影响很小”，另有27.0%的受访者表示“影响较小”。相对而言，表示“影响较大”“影响很大”的受访者仅占受访者总人数的10.7%和2.1%。

（五）在网络上，哪些领域更易被极端言论渗透？调查显示，有74.8% 的受访者认为，“很多时候，往往是一些局部问题、突发个案，成为了舆论交锋的主阵地”，并且有76.8%的受访者认同“类似个别的暴力犯罪等负面新闻，如果报道欠妥，很可能产生一系列副作用”。近几年来，随着网络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个别地区发生的局部问题，很容易被曝光、扩散，一些极端言论也随之传播。一些网络大V或某些国外媒体往往抓住问题进行热炒，他们或偷换概念，或过度解读、大肆渲染，借以表达自己观点、影响公众。

（六）对于“对现实生活满意的人是不会在网上宣泄情绪的”这一说法，有60.2%的受访者表示认同，而且70.1%的受访者认为“越是不满意自身现状的人，越易在网上宣泄情绪”。此外，有72.3%的受访者认为“青少年人比中老年人更易被网络言论煽动”。对于在虚拟世界宣泄不满的问题，有70.1%的受访者都表示，“人们在现实世界的言论比在虚拟世界更负责”，这应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七）当公众需要了解、求证一些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重要信息时，有64.5%的受访者选择的渠道是政府网站，59.7%受访者选择国家级新闻门户网站。相比之下，选择社区和论坛、商业网站、文献资料数据库、专家学者个人专栏的比例分别为17.4%、12.7%、12.5%和11.8%，而首选境外网络媒体的只有5.2%。受访者对媒体渠道的选择偏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媒体的公信力，可以看出，关于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和发展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绝大部分公众还是更相信官方、权威媒体的宣传和报道。

（八）受访者对于维护互联网环境的重要性和互联网管制的必要性有着较高的认同，认同度得分都在4 分以上，介于“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之间（见附图）。具体来看，“保护个人权利，需要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这一说法，得到了80.6%受访者的认同。有76.0%的受访者表示“越是多元化的时代，网络舆论的监管越重要”，72.4%的受访者认为“网络的对外开放度越高，对其越应加强管制”。

（九）“依法依规的网络管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必须的”得到了79.2%受访者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所谓的西方国家有着高度开放的互联网环境的言论，只是一小部分群体的片面之见：本次调查中，有61.3%的受访者都认同“很多西方国家，对互联网的管制比中国要严”。另外，还有77.2%的受访者认为“不受限制和约束的互联网是最危险的”。

（十）81.4%的受访者表示“每个人都应积极支持自己的国家”，78.4%的受访者表示“为自己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骄傲”，81.5%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未来的发展与自己休戚相关”，77.1%的受访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84.0%的受访者表示“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较高。

（执笔：栾大鹏 董惠敏）

责编/周素丽 张寒（见习） 美编/李祥峰

第3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幼林管理; 重要性; 措施

    为了维持生态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等需要,我国国土绿化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全国森林面积达到29.25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森林蓄积量达到137.21亿m3,人工林面积达到9.3亿亩,继续保持世界首位。为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及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排除不利因子的干扰,提高造林质量、更好的巩固造林效果。在造林后到郁闭前,对新造林要实行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其内容包括林地保护、松土、除草、培土、施肥、间苗定植、平茬、除蘖、修枝等,其中以松土除草为主。

    幼林管理在生态公益林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森林抚育可以大幅度提高造林绿化的质量效益,使现有资源发挥更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1 幼林管理的重要性

    幼林抚育管理是保证更新造林成活成林的关键,造林后的初年,苗木以独立的个体状态存在,树体矮小,根系分布浅,生长比较缓慢,抵抗力弱,任何不良外界环境因素都会对其生存构成威胁。苗木在这个时期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和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才能顺利成活。苗木成活后,幼树逐渐长大,根系扩展,冠幅增加,对造林地的环境已经比较适应,稳定性有所增强,但某些环境因素的不良危害仍在继续,因而幼树只有摆脱这种困境,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并进入郁闭状态。因此,即使采取相应的抚育管理措施,改善苗木的生活环境,排除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对提高造林成活率、保存率,促进林木生长和加速幼林郁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措施   2.1 松土除草   松土可以使板结的地表破碎,保蓄水分,增强土壤的通透性。除草的主要作用是除掉幼树的竞争植物,使苗木顺利成活;有时适当保留植穴周围的植被,为苗木适度庇荫,减少水分蒸发,降低地温。松土深度要适当,做到里浅外深,一般为5-10cm,干旱地区可加深至12~15 cm,甚至30 cm。除草松土应在幼树生长旺盛期之前,一般从造林年度起连续3~5年,主要在一年中生长季的前半期进行。但植苗造林当年的第1次应尽量提早,并结合培土、扶正、踏实等工作进行。造林后,前1~2年的除草松土次数应多些,以后可减少为1~2次。松土方式可分为穴状(块状)、带状和全面除草等,土壤比较干旱的陡坡和地表径流比较严重的地块,应采取鱼鳞坑式的抚育方式。通过调查,造林当年不进行抚育的小班,成活率为50~60%之间,第二年不抚育的小班,成活率仅为20~30%,连续三年不抚育的小班,成活率几乎为零。

    2.2 水肥管理   灌溉是造林时和林木生长过程中人为补充林地土壤水分的措施。目前主要用于干旱地区造林,大面积造林基本上都灌溉。每次的灌溉量,要依据树种、林龄、气候状况和土壤湿度而定,要保证林木根系层处于湿润状态。山地造林要抓好造林季节,在墒情好的时候及时造林,以有利于幼苗、幼树垢生长。施肥分为基肥和追肥2种。基肥在造林前结合整地施用。用作基肥的主要是有机肥料,有时也加施化学肥料,有机肥料的施肥量应根据树种、苗龄、肥料种类以及土壤性质决定。追肥一般用化学肥料,追肥时要注意氮、磷、钾肥的搭配。

    2.3 林木抚育  

    2.3.1   除蘖   这是除去植株干基部的萌蘖以促进主干生长的一项抚育措施,在造林后的1~2年内,应选留健壮、干型通直的主干,把其余的蘖条去掉,除蘖后要培土,以抑制萌芽条再生。

    2.3.2   间苗   采用群状以及穴播、丛植等方法造林时,由于播种不匀或随着幼苗的成长,致使苗木密集成丛,营养面积和光照条件不足,引起幼树生长不良,必须在造林后间苗,间苗时坚持留优去劣,控制间距,最好是在雨后或松土除草时进行。

    2.3.3   抹芽   这是为了促进幼林生长、培育好干形而采取一种幼林抚育措施。具体做法是,当幼树的树干上萌发的嫩芽尚未木质化时,将距地面树高2/3以下嫩芽抹掉。可防止养分分散,有利幼树高生长;同时还可避免幼林过早修枝。

    2.3.4   修枝   修枝是根据不同林种的要求,人为修除枯枝或部分活枝的一种抚育措施,是调节林木内部营养的重要手段。最好选择在晚秋和早春树木休眠期进行,修枝强度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林木生长为原则,不要过大或过小,避免撕破树皮或切口粗糙而影响树木生长。   2.4 幼林补植与保护   在造林后1~2年内,通过造林检查验收,对成活率低于85%的幼林均立即组织补植,补植力求用原树种的大苗,使其与成活苗木的生长相近,有利将来林相整齐。

    幼林保护是造林后为保证造林成活成林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防”是基础,“治”只不过是一种补救措施。近年来,由于国家在林业建设方面虽然做了大量的努力,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的封山育林措施,但是当地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生态保护观念不强,牛羊管理混乱,对造林地形成很大威胁。现在要大力宣传生态公益林的重要性,让广大群众了解生态公益林的重要性。现在的幼林及成林,其不进行抚育管理,林分密度过大,林木的长势衰弱,存在大量的被压木、风倒木、风折木和枯立木,就会为病虫害滋生提供条件和场所。在于保护幼林,使其免遭恶劣自然环境条件的危害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在于检查验收新造幼林,加强造林质量管理。为了巩固造林成果,实现林木速生丰产,必须贯彻“造管并举”的方针,深入研究幼林生长发育规律和不同树种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并不断改进、创新造林抚育管理技术。

    通过调查,山地造林由于气候等各方面原因,造林成活率相对较低,尤其山地造林,出现年年造林不见林的不良现象,幼林抚育管理工作粗放、工作不到位是主要原因,要提高成活率和保存率,首先严把造林质量关,努力提高造林成活率,其次要加强幼林管理工作,提高林地的保护能力,杜绝人畜破坏,适时进行扩穴培土、补植造林和割草除灌等抚育措施,确保造一片、成一片、绿一片。

    参考文献

    [1] 徐高福,余启国,孙益群,方建华,王晓五. 新时期森林抚育经营技术与措施. 林业调查规划,2010(05):67-69.

第4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政治文化心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思考

引言：

当前我国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已将其列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核心内容。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使得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人们思想观念、认知能力、价值取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各方面需求也日趋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政治文化心理产生着积极影响，能有效消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质疑与障碍，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一、政治文化心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一）政治文化心理

政治文化心理概念最早提出于一九五六年，是美国政治学家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在论文《比例政治系统》中提出的政治学概念，是指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政治理想、政治评价、政治理念都是政治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1]。倘若把政治体系分为：软件部分和硬件部分，那么政治文化心理便属于软件部分，直接影响着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态度等多个方面，更关系政治参与热情、政治行为标准等方面。因此，只有把握正确政治文化心理，才能形成正确政治观和政治意识形态。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其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其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其价值准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进步有重要意义，对国家政治建设，精神面貌建设起着积极影响。因此，我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二、利用政治文化心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从二者概念来看，二者间存在内在联系，核心价值观能为政治文化心理提供价值导向，而政治文化心理能为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基础支持。因此，应将二者联系起来，利用政治文化心理优化当前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能力。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治文化心理建设方面并不理想，基层人员对核心价值观认同度低，导致政治文化心理支持体系薄弱。而且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受到社会结构转型冲击下，使得践行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质疑，一部分基层人员政治情感、政治认知存在偏差。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开放度的提高，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人们思维模式和认知结构发生变化，导致政治文化心理受到冲击，必然要对基层人员核心价值观认同产生影响，造成非理性思维的产生[2]。显然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所以应采取相应措施，利用政治文化心理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具体建设工作开展中，应以培养中国式特色政治文化心理为起点，积极主动消除政治文化心理消极因素，增强基层人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使其正确理解价值观内涵，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利用优良政治文化心理引导基层人员价值观，精心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从基层人员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科学设计教育内容，使其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层层推进，潜移默化影响基层人员，促进基层人员健康政治文化心理的养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层人员的政治价值取向。另外，在具体建设中要考虑到当前社会环境，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时代性，以不同需求点和不同思维角度为切入点，在实践中挖掘典型，广泛宣传，通过网上形象展示，引导正确舆论导向，宣传典范事迹，通过正能量弘扬政治文化心理，使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坚定基层人员理想信念，使其提高思想觉悟，认同核心价值观[3]。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文化心理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影响，工作开展以“以人为”为基本原则，不仅要进行有效的教育调控，还要通过理性化指导方法，引导基层人员政治情感走向，从而进一步丰富基层人员政治认知渠道，使核心价值观建设效能得到发挥。

结束语：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具体工作开展应利用政治文化心理，推动核心文化建设进程，促进中国式特色政治文化心理的形成，消除基层内部政治矛盾。

参考文献：

[1]王彦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我国政治文化建设路径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5，13（07）：120-126.

第5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1月21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1月2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李纪恒充分肯定了2016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并向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指出，2016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改革发展、对内对外宣传、互联网管理等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为全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思想舆论保证和精神文化条件。2017年是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们将迎来党的胜利召开和自治区成立70周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希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自治区党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牢牢把握“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守有为、敢于担当，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着力壮大主流舆论，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从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着力建强工作队伍，扎扎实实地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以优异成绩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迎接党的胜利召开。

会上传达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传达了李纪恒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批示。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第6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注重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深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

一是制定学习计划。分别制定了《县民政局党组中心组2020年度学习计划》和《县民政局党支部2020年度学习计划》，对学习时间、内容、人员等作了具体明确，形成了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的良好格局。二是深化学习内容。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党组成员上党课、道德讲堂、网上在线学习等学习机制，及时召开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县委关于意识形态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的专题学习会议。三是丰富学习形式。通过版报、张贴宣传画、党员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宣传学习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向全局党员干部发放了《党的文件汇编》、《学习讲座》、《党的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等书籍进行集中学习或自学，提高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

三、多措并举，推进责任落实

一是深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倡导全局干部职工礼貌待人、微笑迎人、阳光服务，加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努力培树文明标兵，引导民政人员树立文明审计意识，进一步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品德意识，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二是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学习践行雷锋精神为抓手，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到乡村（社区）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献爱心、送温暖”、“创建文明城市”和整治环境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激励和引导干部职工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提升自身道德文明素质，塑造团结友爱、勤于劳动、甘于吃苦、乐于服务的审计形象。

四、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健全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及突发性问题及时尤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别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导主动权。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今年投入资金，在大院内设置制作了5版宣传橱窗用以政策宣传等，在办公楼显眼位置粘贴宣传画宣传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风廉政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内容，强化宣传载体建设。三是健全防控体系。按照县委的要求，安排人办公室一名人员兼职联络员，积极参加相关网络信息管控的知识技能培训，规范网络信息，提升管控信息的能力，适时开展网上正面宣传引导，切实做到可管可控。

五、工作存在问题

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的积极向好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没有将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往往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没有真正摆上应有位置，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业务工作，轻视党建工作的不正确想法，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软指标来考虑，总认为一线工作是主要的，学习是次要的，只要有经验、有实干精神就可以把事情干好，而忽视了党建理论对工作指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看不到党建工作对业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就党建抓党建，影响了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教育管理方式单一，党员队伍教育培训有待加强。学用结合不到位，并不能完全用所学指导工作实际，实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工作方法，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制度执行不到位，致使党员教育管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党员党性不强，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三）意识形态阵地和人才队伍的建设、管理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阵地意识不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薄弱，信息、新闻上稿数量不多，信息报送不够及时、全面，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款育、引导群众的作用。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入开展理论学习，与蓝天行动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下半年，党支部更加注重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并结合日常的实际工作，每月按照计划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集中学习和自学。重点学习了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要求每个干部认真记录学习笔记，做到了学习人员、时间、内容、检查四落实。

（二）落实党支部的“五化建设”，狠抓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为贯彻党支部的“五化建设，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切实提高管理水平，我们组织讨论学习充分认识到实施精细化管理进行“五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我们对于各项办事流程和服务细节进行了规范化，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制度，特别是在蓝天行动和安全生产上狠抓现场稽查。在办事流程上进行了简化，做到真正积极的为群众服务。将持续开展以中央八项规定为主要内容的整顿作风自查自纠活动，并加大了绩效考核工作力度，提高了干部职工的工作责任心。加强政务党务的公开，增加透明度。

第7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课程标准 意识形态 思维方式 行事习惯

一、制度文化是课程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全新视角

课程制度是联系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桥梁，各种课程思想、课程理论和课程理念只有落实到制度创新上，才能推动课程改革向前进。同时，课程活动的本身就是一个关涉诸多不同行为主体、组织机构和各种规范的复杂系统，一切课程活动都必须在课程制度规定的框架内开展。因此，制度是课程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软件”，对课程制度给予关注是课程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制度文化是一种宏观的新思维，它既体现在隐性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和社会传统、习惯之中，也体现在显性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和约束机制之中。制度文化既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又有对象化、实体化的意义;它既是一种从文化的视角认识社会规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

制度文化就是以制度为核心的文化，它的本质是规范性文化，包括非正式制度文化、正式制度文化和制度运行机制。其中非正式制度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无意识形成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正式制度文化指人们有意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条例等;制度运行机制指保障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正常运转、发挥其功能的各种规范等。英语课程标准，是对英语学科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计的总体性规定，是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教科书编写等方面的基本规范与标准体系;它对英语学科的课程改革具有定向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重要意义。下面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分析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二、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1.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认为，课程是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它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知识、一种法定文化。课程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控制[1]。课程领域是一个各种政治影响因素和意识形态互相竞争的战场[2]。课程标准也不只是关于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专业文本”，更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得以灌输的“政治文本”。课程标准研制不仅是关于制定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技术性过程”，同时也是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力较量和价值碰撞的“社会过程”[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对人们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和风俗习惯等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构成了非正式制度文化的核心层面。从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与形成机制来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存在以下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的问题。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动因中的霸权与控制

一般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即对学生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和对学科的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选择以及课程的实施与评价方式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就是以这些研究结果为基础或标准对知识进行判断、选择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都可以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缘起，但从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状况来看，社会的需要是主要缘由。而学生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只有在不与社会需要相冲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推动因素。这种社会需要实际上并不是反映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而只是社会支配阶层特别是国家决策层的需要。因此，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根本上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霸权状态下进行的，它几乎不可能逾越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霸权和价值观的控制。来自科研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的价值诉求，只有在与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认可甚至在课程标准中有所体现[3]。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冲突与妥协

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是指从课程标准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到新课程标准正式出台的过程。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由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授权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选拔学科专家、优秀教师等组建各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开展工作。首先，由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制定课程标准的整体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和工作计划;然后，英语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在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对新课程试验结果总结的基础上研制（修订）出符合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的课程标准;最后，新研制（修订）的英语课程标准要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的审议结果，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能由教育部面向全国推广实施。从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一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规定或限定了课程标准的思想方向、研制原则等，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团队的领导者和评审者;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实际负责学科课程标准的具体研究与编制，所以它在整个课程标准研制体系中处于执行主体的地位。

启动课程标准研制是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霸权和控制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的象征，但这绝不意味着课程标准编订的具体过程中没有矛盾与斗争。因为有权启动课程标准研制工作并对其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进行规定的是政府决策部门（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但实际参与研制英语课程标准具体工作的却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而政府决策层与课程标准研制者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与文化属性的两种社会角色、两种社会群类。政府决策层是“政治精英”，而课程标准编订者则是“文化精英”，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教育观、课程价值观等问题上所持观点必然存在差异。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看，作为受其委托的“法定知识”（课程）标准的制定人、作为社会支配阶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代言人，课程标准研制者在编制课程标准的过程中不能不遵循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从课程标准研制者的角度看，作为“文化主体”的课程标准研制者又具有独立人格与文化自主的意识，未必会完全心甘情愿地“说别人的话”，而是会寻机表达自己的立场，设法把自己的价值倾向体现到课程标准之中去。而且，对于课程标准研制者来说，这的确是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课程理想转化为实践的大好机会。这样，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与斗争便成为必然。在这种冲突与斗争中，后者向前者做出妥协与让步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新研制或修订的课程标准都要通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有资格颁布实施。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者不得不根据审查结果对课程标准的文本进行改动以使课程标准最终符合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要求[3]。

2.从思维方式与习惯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持久的、稳定的、普遍的、深刻的思维方法、程序和模式。它是潜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背后的、认识和评价世间万物的稳固的思维定向状态。这种思维定向状态是从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凝固起来的，因而它不仅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决定了主体创造力的强弱及其释放过程。习惯是在思维方式的决定下、在正式规则无定义的场合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的惯例或作为“标准”的行为[4]，它也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因素。无论是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实践中，还是在不同视域的课程理论研究中，课程思维和习惯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决定因素。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思维方式的“工学化”

课程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形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当时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期，更高的生产效率是整个社会的强烈追求，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技术、标准和科学管理的顶礼膜拜。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早期的课程研究者也逐渐将科学方法、科学管理思想和技术引入课程领域。课程开发中逐渐形成“工学思维”，即通过技术化、简约化的方式，以期用最低的成本开发出高效的课程。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课程开发又衍生出“技术――控制取向”和“概念――实证取向”两种基本取向。前一种取向以博比特、泰勒等人为代表，主要追求课程开发的技术化方法;后一种取向以布鲁纳、施瓦布等为代表，主要侧重于课程内容的科学化。“正如艾波所云：课程领域从其胚胎期起，就潜存着工厂导向的特征。其名称虽有改变，但课程思想中的逻辑仍然是输入――产出、手段――目的的推理方式。”[5]现在的课程研究者，因继续持有这种工学思维而使课程开发的工学模式至今仍为课程编制的圣经。这种工学思维表现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便是将英语课程标准的编制当作一种技术过程，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来提高英语课程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忽视了课程标准相关利益主体（教师、学生、家长等）的有效参与以及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多元的社会文化对课程标准的影响。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行事习惯：单一与对立

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习惯是指由课程思维方式决定的，起着规范课程行为作用的惯例或准则。按照课程习惯对课程行为发生作用的结果的性质，可将课程习惯分为积极性习惯和消极性习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积极性习惯是指有利于课程标准民主地、科学地和有效地研制的各种习惯，反之就是消极习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同时深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的课程开发领域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惯例――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研制几乎完全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科教学专家和专职教材编制人员的职权范围，完全只是政府行为。这种惯例必然导致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主体的人员单一、学术结构性失衡，使课程标准的理论基础变得狭窄、单一，很难使英语课程标准兼顾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学生的需要、教师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最终使英语课程标准偏重社会中心或学科中心的价值取向，不符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并且，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实践中，教育决策者、课程理论专家、学科专家和教师之间表现出一种习惯性的对立，都各自坚守各自的价值取向、学术立场和课程设计方法论等。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是一项背负重大社会和历史责任的工程，研制主体的单一性势必违背课程设计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要求，课程领域的对立习惯更有损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健康进行，这些都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课程标准是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都要参照的重要标准。由于课程标准研制是课程改革进程的起始点和基石，而且我国的课程标准研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所以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在整个课程制度建设中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对课程开发制度建设、课程实施制度建设、课程评价制度建设和课程管理制度建设等都有一定的启发、参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制度建设甚至改革的进程与成效都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以上笔者仅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考察了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习惯、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层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如非正式制度文化一样是潜藏于课程标准研制的整个过程中，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和编制都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正视这些问题，是研究如何改善我国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文化建设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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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黄忠敬.意识形态与课程――论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外国教育研究，2003（5）.

[2] [英]A.V.Kelly..课程理论与实践.吕敏霞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3] 吴康宁.学校课程标准的社会形成.教育科学，2003（6）.

[4] 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第8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作为工具的摄影

自从摄影术传入直到1989年，在这漫长的140多年间，中国的摄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总体上处于一个零散的、非自觉的、简单记录的层面上。长期以来，用意识形态和沙龙摄影的评价体系去看待摄影，相对于国外摄影的发展而言，摄影在中国一直处于畸形发展状态。

建国后的30年里，社会经历着强烈的政治动荡，摄影一直是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服务性的宣传工具而存在的。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间或获得相关之利益。其基本形态，一为新闻摄影，所涉内容，无非政策贯彻、会议召开、经济繁荣、国家日常事务等等；二为所谓的艺术摄影，所涉内容，无非风花雪月人物肖像光影造型。上述两种形态的图像，构成了中国摄影30多年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格局。尽管所成的图像不计其数，以今天人们习用的价值观点和审美观点来看，却是既见不到国民生命活动的真实状态，也不见摄影家面对外在世界种种物象之时个人独有的视角和判断。

走向审美的摄影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摄影艺术开始由“工具”向“审美”转型。它强调摄影艺术和艺术家的本体地位，强调审美，强调摄影艺术的自身规律，强调摄影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强调艺术家的精英主义地位。它甚至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它可以摆脱社会、历史、意义而独立地存在。

在以往摄影家的意识中，摄影主要是作为记录客体的一种媒介手段而存在的，比如常见的生活摄影、新闻摄影及艺术摄影。当然，所谓艺术摄影是强调审美的，一件摄影作品除了题材、技术作为衡量一件作品优劣两要素外，所谓的意境美感构筑着一件摄影作品品位层次的高低。尽管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高度发达的网络信息时代，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现，社会结构与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变化，但摄影界仍稳如泰山，在从“摄”到“影”的流水生产在线不断制造出大量雷同的旨在发表、获奖的平庸之作。这些“美”、媚俗的摄影作品既毫无新意，又无任何观念上的改变。近十几年来，与当代文学、电影、戏剧以及艺术界相比，摄影界虽然也出现了个别有思想的“异端”，但总的来说，仍是一片“春风不度”的艺术荒漠。

摄影与社会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电子时代的来临，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到了一个不断实验、嬗变、发展的新境地。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更多的当代艺术家摒弃了带有农业社会手工文化色彩的绘画加入到媒体实验的行列。装置、行为、影像等混合媒介技术的应用已然成为前卫艺术家习以为常的表达形式。在此情境中，摄影这种原本在艺术家的应用范围中只作为记录过程与结果的辅媒介，在新观念以及当代电子文化的激发下，悄然转化为可直接完成艺术家观念设想的重要表现方式，由从属的手段――副产品转变为呈现观念的主体，即作品本身。摄影这种从“手段”到“目的”（作品）的转变是意味着摄影作为艺术在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化――摄影从此具有了不同以往的观念诉求。在这种观念化的摄影作品中，摄影的审美功能理所当然地让位于作品的观念思想的表达，摄影由人人信手为之的“照相”抽身嬗变为前卫艺术家从事精神创作活动的新媒介，进而使摄影由视网膜的艺术上升为思想的艺术，并在中国前卫艺术实验媒材变革中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力量。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公共艺术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通过艺术的途径实现和保存社会对于自身的记忆。越是在信息爆炸、歌舞升平的时代，社会对于苦难事件的失忆就越是惊人的；而且更由于苦难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高，以及传媒报道方式的扁平化，人们的心灵在苦难面前已趋向麻木。因此，当代公共艺术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唤醒记忆、拒斥麻木，艺术家们以“记忆”为主题的创作就是一种重要的切入角度。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记忆”并非仅仅是为了把苦难铭刻在人们的心灵上，同时还包含对历史进步的认知与讴歌的极其积极的功能。

照相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工具。它对客观事物进行记录的内在能力赋予其纪实的效能――它看起来既精确又公正。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重要性并不仅在于它具有潜力，而主要在于它具有能形成我们的看法、影响我们的行动以及解释我们的社会这样一种能力。

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摄影很难和西方的摄影发展阶段简单相对应。近二十几年的中国摄影，似乎浓缩着摄影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演变形态。摄影技术作为生成影像的一个重要技术，为影像传播学的学科的形成基础性框架，影像符号的大量使用对于提升传播效果有着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摄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作为审美的一种手段、作为介入社会、创造文化的利器等。像大棚里生长的蔬菜，没有经过正常的风霜雪雨的洗礼，中国摄影暴露出种种先天的不足，例如形式语言的探讨、摄影本体的定位、艺术与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之间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而是交叉的关系，中国特殊的情况，决定了摄影界所面临问题的立体性。

诗人夏尔・波德莱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生活环境将变化得越来越快，而且现代艺术的职责将是“表达我们新情感的内在真实美”。他所说的是我们的新情感。因为有新情感，就要发掘新的意识。波德莱尔知道一切领域将会有剧烈的调整，包括公共和私有的领域，艺术必将与它们保持一致。

第9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

一、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构建文化认同

全球化语境的背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本身既是经济行为，又是文化行为，这早已不是尼采和韦伯意义上的文化了”。 即使是最悲观的论述也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当艺术作品纷纷在市场运作中成为了被受众购买、消费的文化产品之后，当影视作品被好莱坞进行全球营销之时，作为受众的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了“口味统一”的客户。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巨额的广告收入更重要的是以其为模本的真人秀节目形态在全球蔓延。即使是在有着截然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观众们也津津乐道于《超级女声》的冠军人选。这种文化的假象生产出的是消费的欲望而非价值与意义。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早有论述：“当经济变成一种文化现象时，文化也变成了一种经济性的、市场的现象”。

艺术教育是大学教育活动的一个层面。其核心是以艺术的形式呈现文化的样态，于多元样态中提炼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价值，进而完成文化认同的过程。“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活中参与性地、体验性地继承与发展某种或特定文化的过程。” 这其中涉及到文化的表现形式、载体、受众的审美习惯、审美心理等多层面的内涵。换句话说，文化是在不断演进的历史纵轴上进行的具有延续性的意义赋予和构建的过程。因此“对于特定时代的个体和社会群体来说，文化认同就是人们对于一种历史性地进行着的‘生命意义构建活动’的参与过程”。 基于这样的论述，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海洋文明代表的雅典奥运开幕式表演必然不同于代表黄土文明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演出。前者注重冷色调的运用和流线型的呈现方式，后者则是暖色调的调和与条块状的表现形式。艺术手法差异的背后是作为艺术灵魂的文化意识的不同。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剧，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过程已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伴随这一必然过程的是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和弱势文化的逐渐式微。对于这一现象，“文化普遍主义者认为，文化发展的指向必然是世界文化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而在经济活动中走向文化同一性，全球化必将导致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理念预设和实践指向变为同一特质”。 而文化特殊主义者则强调“文化发展是在尊重各主体文化生态发展的自由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理论规范的独特性认可”。 其实，关于文化特权和文化狭隘性的争论早已有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的论述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广泛认可。《公约》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尊重正反映出不同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认同的渴望与坚持。

二、 明晰自我与他者、社会的多重关系

艺术作品通常都带有丰富而多元的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影视文本，因其最贴近生活、最具时代特征、最直观反映社会现实与架构，使得影视艺术教育在价值赋予、意义解读等许多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影视文本对于构建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影视文本能够更多的反映出某个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的结构模型、成员关系、社会矛盾、价值冲突与对立，甚至对人性的解读与剖析。因此，对于文本的诠释和解读有着更广阔的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空间。以法国导演阿伦・雷乃的纪录片《夜与雾》为例，“对当下某个时刻的任何描述，都会在实践的延续中唤醒未来，其中永恒不变的是社会的责任”。 将一段影像放置于它所反映的时代，连续流畅的彩色镜头的讲述与短促黑白的固定镜头交替，完成了在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的对话、完成了从历史旁观者到现实的回归。于是在对开放式的结尾的解读中，“我们被告知：这种邪恶就潜伏在我们周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警醒、同情并关注他人”。 这一文本解读的过程正是明确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我”不是独立的单一个体，而是与他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是与社会脉络一致的。只有认识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成长为一个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承担义务、为了自己和他人分担责任的社会人。” 这种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责任赋予过程是其他艺术形式教学过程中无法承载的使命。明确构建自我与他者、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及其意义正是影视艺术教学的特色。

三、 引入意识形态分析，构建社会品格

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艺术教学，特别是影视艺术的教学过程，旨在将影视文本放置于由历史时展的纵轴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横轴构成的坐标体系当中。用宏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解读文本和其中包含的社会意义。“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一套没有明确的政治涵义的想法被客观地定义，也可以作为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用以塑造自己和他人，同时也使某一集团大力提倡的观念被严格地定义”。 所以在影视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引入意识形态分析能够使一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价值观念得以宣扬。而这一过程正是达成社会共识、构成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文学不只是与那些普泛的和永恒的美，或者高尚的准则有关，更与产生它的意识形态的环境有着实际的纠缠不清的联系” 。其他艺术类型亦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反对那种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可以脱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单独发展成型的看法。” 实际上，“意识形态结构着现实本身”。为什么在1955年能够产生《夜与雾》这样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纪录片？这与战后十年“反思、警醒”的社会思潮相关，也与物资匮乏的经济现实相关。正是由于具有了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人文的眼光，才使得一部艺术作品可以“回答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且，反过来用艺术关怀来引起历史与道德的思考”。 而其中艺术关怀与道德思考的诉诸点正是寻求共识，达成一致。以促成爱国、忠诚、同情、责任、关怀等社会品格的稳定和形成、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

沿袭百年的美学传统，艺术教育离不开陶冶情操与体验崇高。然而仅仅止步于审美体验，是艺术教育功能与价值的缺失。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诠释和解读属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粹，在文化价值的找寻中追求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艺术教育的深层价值所在。与此同时，在社会共识的形成中，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也是艺术教育，特别是影视艺术教育的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蒲震元、杜寒风，《美学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版，52页

2.张立保、黄伟敏，《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危机及其消解》

3.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59页

4.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注意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59页

5.杨柳新，《大学的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认同》，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10月

6.杨柳新，《大学的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认同》，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10月

7.张立保、黄伟敏，《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危机及其消解》

8.张立保、黄伟敏，《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危机及其消解》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

10.美，桑迪・佛利特曼著，《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侯维雅译，世界电影。第145期

11.美，桑迪・佛利特曼著，《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侯维雅译，世界电影。第145期

12.美，桑迪・佛利特曼著，《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侯维雅译，世界电影。第145期

13.英，丹尼・卡瓦拉罗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82页

14.英，丹尼・卡瓦拉罗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83页

15.英，丹尼・卡瓦拉罗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