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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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转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第2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第3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的教育。随着大众化教育的到来，各大高校的课堂规模越来越大。公共课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规模在各高校实行大班化教学几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大班化教学有利也有弊。优点是它可以缓解教室和教师资源短缺的压力。弊端是教室太大，学生人数太多，课堂秩序不好管理;受教室空间大的影响，教师授课内容学生听不清楚;出现学生的迟到早退、旷课现象比小班化教学多等问题。在大班化视野下，要想真正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入耳、入脑、入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做好有序课堂管理是关键。当前，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在积极努力探索大班化视野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管理方法和手段，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大班化教学环境不利于教师因材施教。大班化教学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学生的理论基础和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教师无法因材施教。而有时候大班化的学生分属于不同的专业，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因为此前高中阶段的学习程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这样会影响教师教学内容的设置以及内容讲授的深度和广度。另外，学生人数和授课班级规模也影响教师组织的课堂提问、讨论以及研读等活动的展开。大班化环境下的学生互相受环境影响比较大，注意力相对难以集中，尤其是受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有些学生比较功利，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对于专业课来讲属于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的课，思想上不重视，所以更是难以进行有序管理，教师组织的课堂提问和讨论经常不能很好地进行，效果不强，难以做到教学相长。面对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学生，教师在同一堂课中很难做到根据学生的专业和自身特点进行因材施教。而如果不能因材施教，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二)大班化教学环境不利于教师控制课堂纪律。大班化教学容量一般在2、3个自然班以上，少则100人，多则200～300人。大班化课堂条件下的学生组织比较松散，教师很难做到认识和记住每一个学生，还由于学生从小到大受“副科”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导致学生普遍比较重视专业课，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有的学生甚至把专业课和英语作业带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来。另外，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纪律比较松散，说话、吵闹、玩手机、睡觉等都时有发生，教师对学生管理的太严，影响学生对老师的评教结果，甚至直接影响教师的奖金和津贴，对于有些要求学生选教师的高校来讲，这样还会直接影响教师下一学年的选课人数。所以，有些教师势必会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做势必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还由于班级规模大，考勤难度也比较大，教师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考勤上，势必会挤占更多的课堂讲授时间，影响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三)大班化环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教学过程实际上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个过程的互动。但是由于大班化班级规模大，教师与学生之间互相不了解，学生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这些现状的存在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素质化教育的实现，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是最有创新性的一族。但是目前的大班化教学由于教师精力和学生素质的有限性，两者之间缺乏互动，教师不了解学生，学生不参与互动，使得学生很难学会用学到的知识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生也习惯了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的传播器。启发式教学在大班化的教育环境下，作用非常有限。这样的教育环境，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总之，面临学生人数众多，程度参差不齐且两极分化严重的学生，短短几十个学时要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教师在大班授课中往往都感觉力不从心。由此可见，有序的课堂管理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的必要性

课堂管理是课堂教学的组织基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有序的课堂管理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人才培养最基本的就是课堂教学，在高校里，学生自主学习的培养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加强课堂管理，学生才能在课堂中把握所学课程的基本体系、基本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课堂管理井然有序，不仅能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还能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以及法律意识，是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旨在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为我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切教学目标都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完成，课堂教学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课堂管理的效果。可见，有序的课堂管理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

(二)有序的课堂管理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体现。以人为本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通过其教育教学，将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法律教育、道德规范内化为大学生个体的动机、意识、思想和观念，并使这种认知外化为行动上的自觉。而学生新知识的获得必需取决于教师是否进行了有序的课堂教学，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学生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主渠道。教师进行有序的课堂管理，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才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教学中的体现，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有序的课堂管理。没有有序的课堂管理，就无法进行正常的课堂教学，学生的根本利益也就得不到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和知识的理论性强而且量大的特点，决定了学生的兴趣很难调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能够科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做到以学生为本，而不是一味地照本宣科和训斥学生。根据学生的特点，有序地进行课堂管理，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循循善诱，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有序的课堂管理也是对学生公平、公正的体现。学生的课堂表现如何，还取决于教师是不是给学生立下了“规矩”，是不是严格按照“规矩”对学生进行了奖惩，教师是不是对每一位学生做到了公平对待。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每一位教师不仅是教育理论的宣传者，更是教育理论的实践者。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笔者认为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课堂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教师也都有自己的课堂管理原则，作为教师，其主要作用就是教书育人，教书固然很重要，但是育人也不可忽视。要求学生做的，教师首先一定要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对待学生要一视同仁。事不平则心不顺，作为学生，公平是每一个学生心里的一杆秤，他们要求教师要做到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要及时给予认可、鼓励、赞扬和批评指正。不论学生的平时学习情况如何，学生做的好，就要受到奖励;学生做的不好，就要适当的教育。如果教师做的好，学生就能好好配合、参与互动，肯定教师的教学，也就是所谓亲其身、信其道。总之，有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是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维护师生和谐关系、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对学生公平、公正、民主的体现。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实现“以人为本”

(一)纪律严格公正，做到有章可循。管理一个班级，纪律最重要，尤其是大班化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只有课堂纪律有保证，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习是一种脑力劳动，它需要学生十分认真，做到眼到、手到、心到、口到，需要大家动脑筋去思考、去理解、去解决，这就需要一个安静的课堂环境，而安静的课堂环境需要严格的纪律来保证。如果课堂纪律松散，有人说话、有人上网、有人做小动作，势必会影响周围同学的注意力，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和情绪，从而打断正常的教学秩序。为此，每学期上第一节课时，教师应该给学生“约法三章”，明确对学生如何进行奖惩。对于平时到课比较好而且上课积极发言的同学要适当地给予精神或者分数奖励，对于迟到、早退、旷课等同学要给与口头教育，必要时给予书面检查或者适当减少其平时成绩。尽管成绩并不能说明全部，但是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讲，成绩的高低会影响其以后的综合测评。还可以把第一排留出来专门给迟到和课堂纪律表现比较差的学生坐，引起学生的重视;给每个班级的学生划分区域，方便学生考勤、分组提问，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辱感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些规则制定以后还需要教师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严格执行，一视同仁。

(二)课堂准备充分，激发学生兴趣。信息化是当下最大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特别大。它突破了以前的时空界限，使得大学生除了在课堂上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以外，学生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多且互相影响，而且学生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上网，与网络上的其他群体发生互动。这些时空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观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的教学对象———大学生也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立体人”，他们的思想、行为也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正如邱伟光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必须从多角度、多侧面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立体地综合分析，切不可将复杂的人、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要想给学生一滴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大班化环境下的教师上课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准备，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学生，结合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做到备课堂、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尤其是教学内容，一定要丰富翔实、丰富生动、有吸引力，浅显易懂。方法上要灌输和启发并用，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并把第一课堂(课堂讲授)和第二课堂(课下辅导)以及学生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始终紧跟时代和学生的步伐，为大班化的课堂管理打好基础。

(三)管理“以人为本”，维护学生利益。“以人为本”表现在教学上就是以最广大学生的根本利益为本，教师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学生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的课堂管理把学生视为被动的客体———知识接受的对象，一味地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一味地对课堂纪律表现不好的学生进行训斥，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根本利益和学生的需求，这种课堂管理方式最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影响课堂教学秩序。“以人为本”的课堂管理必须建立在民主、效率的管理思想观念之上。无效率的课堂是不科学的，无民主的管理是不人性的。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放下身段，做到师生平等，课堂民主。在规则中尽量释放学生的个性，给每一位学生表现自己的机会。以严父慈母般的胸怀尊重、信任、理解学生，维护学生的根本利益，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学为人师、身为示范，做学生的良师诤友。在课堂上，师生之间只有以平等、民主、和谐、共赢的关系互动，为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而努力奋斗，才能做到教学相长。

第4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1．1一般资料:

选取自2012年2月至2013年7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断指再植手术患者80例，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0例。观察组中男24例，女16例，年龄25－68岁，平均(46．3±15．6)岁，其中挤压伤9例，砸伤11例，撕裂伤15例，切割伤5例。对照组中22例，女18例，年龄23－67岁，平均(45．0±14．2)岁，其中挤压伤12例，砸伤8例，撕裂伤13例，切割伤7例。两组患者均排除严重的心、脑、肾等器官功能障碍，无其他严重的外伤，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断指再植手术治疗，术中先清除肉眼可见的损坏组织，标记好截面处的血管和神经，对截面进行固定。然后在显微镜下修复受损的神经和栓塞的血管，修复后进行肌合。术后采用抗生素等药物抗感染，并在局部伤口处敷上辅料，经常更换。

1．3护理方法

1．3．1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包括心理护理、健康教育、护理等，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提出问题:根据患者术后情况，找出影响断肢再植体成活率的因素，如术后感染、血管危象、心理因素等。

1．3．2寻找证据:

通过翻阅图书、计算机等手段查阅相关资料，寻找预防这些因素发生的措施。然后成立一支专门的循证护理小组，经过培训和学习后进行护理。

1．3．3实施护理方法:

①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消除其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肢体语言、亲切的交谈、健康教育知识等方法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消除痛苦，使其树立良好的信心。同时根据患者的喜好为其组织适当的娱乐活动，如听音乐、看电视等，彻底放松患者心情。②做好患指的保暖工作，对其血运密切观察。患指血管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变化很大，如果温度过低会使血管痉挛，因此保暖工作必须要做好;护士还要定时观察患指的颜色、张力和毛细血管回流情况，对于情况异常者给予及时处理，避免发生动脉危象。搞好病区环境卫生和患者自身的卫生。保持室内新鲜空气流通，室温和湿度适宜，病区环境干净整洁，并每天消毒;此外还要保持患者床褥的干净，每日进行紫外线杀毒，对患指及时换药，以防感染。

1．4评价指标:

断指再植体的功能情况评价内容包括指关节活动度、感觉、外形、肌力、遗留症状等，评分分为优秀(100－80分)、良好(79－60分)、差(59－40分)和劣(39分以下)四个等级。

1．5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组间对比采用均数t检验，以P＜0．05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断指再植体的成活率:

经过断指再植手术治疗并结合合理的护理措施，再植体成活率有明显提高，观察组40个断指体成活38个，成活率为95%，对照组40个断指体成活30个，成活率75%，可见观察组的断指体成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断指再植体功能情况比较:

对患者断肢再植功能进行了评分，其中观察组优良率为90%，对照组为77．5%，观察组的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均无其它并发症发生。

2．3护理满意率比较:

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前者的护理满意度(95%)较后者的高(75%)，比较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第5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灌区；作物需水量；灌溉制度

0引言

北墅水库位于莱西市南墅镇北墅村北，兴建在大沽河系的小沽河上游，1970年4月动工兴建，1974年10月竣工蓄水，流域面积301平方公里。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为5680万立方米。兴利库容为2237万立方米，总库容5010万立方米。水库现已达到三百年设计，千年校核的防洪标准。

北墅水库灌区控制南墅、日庄、牛溪埠、武备四个镇办土地。渠系工程共有干渠一条，长23.6公里；支渠14条，总长67公里。设计渠首流量5.7m3/s，设计灌溉面积5.7万亩，有效灌溉面积5.0万亩，历史上达到最大灌溉面积4.71万亩（1981年），目前实际达到的灌溉面积为5万亩。干、支渠建筑物1514座，其中干渠建筑物670座，支渠844座。

灌区内地形分为低岗丘陵、河流冲积平原、平泊洼地三部分，面积约各占三分之一。北墅灌区属典型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为11.30C，最高气温37.50C，最低气温-210C。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825.9小时。多年平均降水量为745毫米，年内降雨分布不均，降雨年际变化大。

灌溉制度是指作物播种前及全生育期内的灌水次数，每次灌水日期、灌水定额以及灌溉定额。

制定作物的灌溉制度主要根据作物的需水量及需水规律。首先要确定作物需水量，作物需水量是指生长在大面积的无病虫害作物，在最佳水、肥等土壤条件和生长环境中，取得高产潜力所需满足的植株蒸腾和棵间蒸发之和，又称为作物蒸发蒸腾量或腾发量。

作物需水量的大小与气象条件（温度、湿度、日照、风速）、土壤含水状况、作物种类及其生长发育阶段、农业技术措施、灌溉排水措施等有关。

1作物种植及需水量

灌区内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七、八十年代以地膜覆盖花生和蔬菜为主体。

根据莱西市农业局2008年提供的灌区内有关部门乡镇近几年种植情况，作物总复种指数为1.71，其中小麦0.642，玉米0.564，花生0.236，其他0.266。考虑到其他作物大都随机性种植，将其所占比例分摊给三种主要作物，其中小麦0.76，玉米0.67，花生0.28。

作物需水量根据鼓曼公式计算，计算步骤如下：

1.1参考作物腾发量ET0的计算

ET0=C[WRn+(1-w)f(u)(ea-ed)]

根据莱西市气象局提供的莱西市多个月平均气温、平均风速，查《微灌指南》，分别计算出水气压差ea—ed、风函数F(u)（F(u)=0.27(1+u/100)×0.72）、温度与高程的加权系数W、太阳净辐射Rn及白天与夜晚天气影响的修正系数C，代入公式求得各月参考作物腾发量ET0。

1.2作物需水量ETc的计算ETc=kc·ET0，查《中国主要作物需水量与灌溉》及《农田水利学》得Kc值，计算不同农作物各生育期的需水量。

花生需水量ETc=K1×K2×Kc×ET0

式中:K1——灌水方法修正系数；

K2——产量修正系数；

查《中国主要作物需水量与灌溉》，并计算生育期各月ETc。

2作物生长期内降雨量

根据莱西市气象局2008年提供的历年逐次降雨量资料和小麦、玉米、花生三种作物各生长期时间的划分，统计出三种作物各个生长期的历年有效降雨量，计算出三种作物各个生长期的多年平均有效降雨量及保证率为50%、75%的有效降雨量。

3作物水份供需

小麦在整个生长期中水份都很短缺，特别是生育后期。返青后，随着小麦群体的迅速扩大，需水量急剧上升，而同一时期的降水增加却很缓慢，导致差值越来越大，到孕穗期达到顶峰，并保持高水平至收获，形成一年中水份亏缺的主要时期。在50%保证率下，全生长期缺水286.8毫米，在75%保证率下全生长期缺水达371.4毫米。

玉米整个生长期中在多年平均降雨情况下，只有拔节——抽穗期需要水。在50%降雨保证率下，只有苗期和抽穗期水份略显不足，累计缺水97.64毫米，其他生长期中水份略显有盈余。在75%保证率下，各生长期均缺水，累计缺水226.63毫米。

花生整个生长期中，50%保证率下，生长前期水份略显不足，仅为9.46毫米。在75%保证率下，生长前期缺水严重而后期则略显不足，全期累计缺水109.22毫米。

上述数字表明，一般降雨情况下灌溉补充水份的重点是小麦，尤其是生长后期。在75%降雨的保证率下，小麦、花生、玉米的前后期均需适量的水份补给。

4灌水对策与灌溉制度的确定

按水份供需分析，小麦全生育期在一般年份缺水286.83毫米，在中等干旱年份缺水371.4毫米，在七个生长阶段都需进行灌溉补充水量。玉米全生育期在一般年份缺水97.64毫米，在中等干旱年份缺水226.63毫米，缺水最大时期为苗期和抽穗扬花灌浆期。花生全生育期在一般年份缺水9.46毫米，在中等干旱年份缺水109.22毫米，缺水最大时期为播种期、苗期和结荚期。按作物需求，一般年份亩灌水量为286毫米，即191m3。中等干旱年份亩灌水量为465毫米，即310m3。超级秘书网

决定灌水指标的因素一是作物对水份的需求；二是水库可供水量的状况。本着充分利用水源，取得最大灌溉效益的原则，考虑到高效农业、田间综合措施的发展，结合当地多年的灌溉实践经验，制订作物灌溉制度。

灌水定额40方/亩相当于60毫米降雨，50方/亩相当于75毫米降雨。

综合净灌溉定额为220方/亩。

第6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行政管理作为一个名词术语，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其使用范围都是很广泛的。以下就是由求学网为您提供的试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

无论是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还是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内部事务的管理，都被叫做行政管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专有概念，我国理论界普遍把行政管理定义为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

首先，行政管理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明确行政管理的实质，可以把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同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内部事务的管理活动明确的区分开来，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政府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性，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行政管理的实质及其规律性;其次，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活动管理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组织活动。明确国家行政活动的管理属性，可以把行政管理同国家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区别开来，突显行政管理的执行功能，这有助于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其他管理活动中的有益经验和作法，提高行政管理的操作和技术水平;再次，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有着明确的规定性。

所谓精简，就是各级政府的规模要适度，行政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少而精。新时期坚持精简原则，一是机构、层次、编制定多少，必须严格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凡属重叠和多余的机构、层次、人员，一律合并和撤销。二是随着行政工作的发展，应把某些事务交给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去管理。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种工作制度，提倡科学方法，以降低国家行政管理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提高工作效率。

所谓统一，就是保持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过程的完整统一性。任何国家都只能有一个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因此，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无论是权力下放，还是分级管理，都不能破坏国家行政管理的完整统一性。遵循统一原则，首先是要坚持行政目标的统一性，各级政府必须以共同的总体行政目标为基础，进行目标同一的行政管理。在目标统一的前提下，分解政府职能，建立政府内部的各层次和各部门，并依此明确它们的职、权、责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次是要坚持行政领导的统一性，实行首长负责制，形成明确的上下级行政领导关系，防止政出多门，多头指挥现象，保证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第7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1．教育主体的差异。

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德育教育讲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视人的发展，并具有相应的约束性;通识教育说的是人这一主体的问题，其载体指向是知识发展以及人心智健全方面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个人特性。

2．知识与精神取向方面不同。

通识教育的动力是在矫正科学主义之下的一种专业教育，并在训练职业化需求过程中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够不断完整起来，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一种精神支柱，在依靠精神与思想的指引之下，促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二、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状

(一)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面临的困境

1．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影响。

通识教育在西方高校中被提出的时候，首先就是对当时科学主义的一种对抗。在大学环境中，知识被分门别类，成为系统化学科，并且学科之间没有联系，这种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专业知识牢固，但是却缺少一些常识，缺少对人类整体知识的认知能力，因此，融汇各种专业知识的通识教育应运而生了。另外，科学主义带来的影响也掩盖了人文主义思想观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了专业化职业能力，但是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关注人类命运发展等方面看法，为了能够转变这一思想，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借力工具被现代大学教育广泛应用。所以，通识教育成为一门对科学主义补充而出现在正式课堂环境之中，也就是说，通识教育在当代教育环境中，是为了抵御功利主义。通识教育一方面是一种对理想的呼唤，当通识教育进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受到科学主义影响难以被培养人才的学科接纳，通识教育大多以选修课程出现在大学环境中;另一方面，受功利主义影响，大学课程大多以培养人才为主，而通识教育并不能够帮助学生拥有一定的就业率，属于一种非倾向教育，所以，在实际中，通识教育并没有被大学教育接受，没有发挥其真正作用。

2．思想政治课程发展影响着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形式能够被大学教育接受，但在具体课程设置中，这些增加的通识教育课程并没有真正可以设置的位置。因为大学思想政治课程已经将除专业课程之外的公共课程占尽，在这种情况下，将通识教育纳入进去，只会让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象征性纳入通识课程，并不能够实现其教育目标，所以，即使通识教育理念能够被大学教育接纳，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环境中遇到的阻碍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学生在进入大学环境之前，一定学习了多年相关的理论知识。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遭遇通识教育困境。但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实效性困境，学习思想政治，究竟有无具体作用，仍需进一步讨论。

1．思想政治课程教育方式。

在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中，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说教与灌输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的要求标准，现代教育主张教育平等，但说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育形式，试图用大道理对其进行控制，使学生进行学习，说教的教育方式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并且一些高校大学生纷纷表示思想政治课程是一门没有具体作用的学科，可以取消。事实上，哲学是一门智慧型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是依靠哲学理论进行的，是哲学理论的应用层面，但这种说教式教学方式普遍存在，背离了真正哲学教育的要求。

2．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模块化。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理论、形势与政治、公民道德等一些较大的教育模块已经完全固定，并占有较大比例的学分，但这种细分的模块化教学在大学教育中并没有起到真正作用，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感觉到无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并会造成一定程度反感。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内容本身就具备一种让学生产生抵触情绪的特质，主要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固定的状态形成出现的，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同点

(一)实施通识教育指引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通识教育是针对本专业教育提出来的，主要是对学生人文素养与科学思维的培养，有道德价值观、国家政治形势等方面内容。大学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形式都是随着大学职能转变而发展。西方社会，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是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这一类教育教育已经逐步被通识教育接纳，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并且越来越受到欢迎。就西方成功教育经验来说，将思想政治与通识教育相结合，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并且将成为教育实践不能够阻挡的趋势。

(二)方式与内容上的交叠

通常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各个高校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思想政治体系基本上都被包含进去了，并且将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德育教育内容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并且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这样，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来说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就是典型的跨学科教育，并且其中涉及的各项含义是所有学科的大杂烩，其中不缺乏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三)价值取向方面的相同点

首先，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培育人才的方式，尽管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其最终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另外，教育价值主要有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且这两种价值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方向、精神动力、人格个性等方面，在中国人才培养环境中，通识教育更能够培养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显然通识教育在个体环境中产生的价值也就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容。

四、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联系的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在内容上相互交叠，并且双方在摆脱困境的时候具有相同的要求，因此，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以及学生社区建设都是为两者更好地“合流”提供方式。

(一)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是为了寻求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存活的空间，并且被迫将之有效地传播出来。另外，思想政治课程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共同的知识，因此，在进行通识教育的时候，应该将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在通识教育课程内容之内，并且使其作为必修课程之一，现阶段一些大学已经成功实践这一项了。

(二)新型学生社区建设

第8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论述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1992年9月，由邹学荣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专门设了一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主体及其交互作用的规律”。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各类教育主客体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规律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此后，不少学者继续探讨，使该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认识发生了争论。有的学者不赞同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概念，其主要依据是：主客体是哲学的概念。哲学所指的主客体，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活动所指向的物，即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不赞同者就此提出：既然哲学及马克思本人讲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物，思想政治教育学使用客体这一概念，就会把教育对象当成被动的物，从而否定了教育对象的能动性及他与教育者的平等性。于是，一些文章和著作就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资料是他们共同的客体。一些书就只写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写他的对应面——教育客体。归纳起来看争论的焦点是：能否使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概。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与哲学主客体概念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争议主要来源于哲学的主客体理论，有必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概念和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进行比较，从而科学地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范畴的内涵。哲学上的主客体概念是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哲学认为：“在实践活动中，人是活动的主动者，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中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担负着设定实践目的、操作实践中介、改造实践客体的任务。……在实践活动中，客体是指一切作为主体活动对象的事物。”因此，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体，而教育过程中的内容、方法、环境等是客体。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与哲学主客体的内涵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其区别为：第一，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不同。哲学讲的实践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这也是哲学对实践的基本立足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其改造的对象是有思想、有行为能力的人。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改造”，其含义是：“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即这里讲的改造不是指过去极“左”的政治运动中那种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用强制性甚至是粗暴的手段改造教育对象，而是指教育主体通过理论教育与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用引导、激励等方法改变教育客体的错误思想，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使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自己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的改造对象不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对象性也就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含义。哲学主客体概念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就具有了该学科的特殊含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含义有重大区别：哲学讲的客体指的是主体改造的事物；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则是指教育主体改造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物，而是接受教育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受教育者、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这三个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指的都是接受教育的人。只不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从哲学角度讲的，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讲的。三个概念完全可以同时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区别，骆郁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一书讲得很准确：“哲学意义上的客体是从人和物的关系上划分的，是指人类活动的对象。即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不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上来划分的。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划分的。准确地说，是从人与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与被作用、教育与被教育。塑造与被塑造的相互关系上来划分的。”第二，不能将教育资料作为客体。这里的客体，应该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对象，即教育客体。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不同点在于：哲学客体指的是事物，教育客体指的是作为教育主体作用对象的人。如果照搬哲学主客体的含义，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资料作为客体的话，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改造的对象就是教育资料，而不是作为教育对象的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育主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去改造教育资料。显然，这与事实不符，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塑造人，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第三，照搬哲学上主客体的概念，无法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以自己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效益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满足教育对象需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离开了教育对象的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无从谈起。第四，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片面的。有的书只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这是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存在是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的。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存在，才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何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没有教育对象，何来教育者。反之亦然。教育主客体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和哲学主客体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活动就在于它特殊的改造对象，特殊的方法、环境，特殊的价值追求等。当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被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后，主客体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所赋予的特殊含义，即教育的主客体都是人，其区别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通过理论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影响人，改变人的人。教育客体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被影响、被改变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内涵。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思考

1．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积极意义

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双主体说”。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动行为者，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因此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因为他们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双主体”说对深入研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一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人，不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二者还有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教育者希望参加思想政治教育，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还能在教育过程中锻炼和提高自身素质。受教育者希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理论，提升思想素质，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活动。只有双向互动，充分调动二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缺少任何一方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二者之间的互动，教育效果都会受影响。

2．如何评价“双主体说”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是不同的。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主导着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他的职责是指导受教育者转变旧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他的职责是在教育者的指导和帮助下，接受教育者传授的理论和自学理论，参加各种教育活动，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和职责来看，前者自然是教育主体，后者是教育客体，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地位和职责就会被颠倒和混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不能有序进行。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这个角度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一个主体和客体，他们作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而存在。如果不认可这一点，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谁？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还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我们认为：教育主客体尽管能够相互教育，也需要相互教育。另外，当教育主客体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转化时，教育客体会转化为教育主体。但是，在一般情况和教育活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只能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主体。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否存在“双主体”？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双主体”，但这种存在是有条件的。第一，教育主客体的关系会相互转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一对矛盾，教育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被主导的方面。在《矛盾论》中指出：“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这对矛盾，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进行过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也会互相转化。互相转化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素质高的教育客体指导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文化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存在较大的知识落差，前者的知识水平一定高于后者，否则文化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一般情况下，教育主体的理论水平高于教育客体。但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情况就不同了，有的教育客体的理论水平却高于教育主体。教育主体要开展好工作，就必须先向教育客体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就互易其位，向教育客体学习的教育主体就转化成了教育客体，而教育客体则成了教育主体。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教育主体不思进取，理论知识日益陈旧，思想观念不断僵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一些教育客体则勤奋学习，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思想观念都与时俱进。由于后者超越了前者，前者应该向后者学习，这时，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就发生了转化。第二，教育主客体优势互补，长短相济。教育主客体之间，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也各有长处和短处。教育客体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去影响教育主体，也会使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发生转化。“先生”向“学生”学习，“学生”教“先生”这种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经常发生的。第三，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配合教育主体完成教育任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通过自己能动性的发挥，主动将自己掌握的先进理念，新的理论传递给教育主体，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当教育主体接受教育客体传递的先进理念和新的理论时，他就转化为了向对方学习的教育客体。二是教育客体进行自我教育。教育客体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学习、自我反省。这时，他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客体。自我教育，使他集教育主客体于一身。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就出现了两个主体。一个是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一个是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作为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在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尽管他转化成了教育客体，但他的工作岗位、承担的教育职能没有变，他还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还是主体。所谓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是指他的原有身份是教育客体，当他去教育原有的教育主体时，他的位置就转化成了教育主体。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双主体”是存在的，但其存在是有条件的。如果无条件地讲“双主体”，既会造成教育活动管理的无序，也会使教育主客体地位、职责不明确，最后直接影响教育效果。

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理论争论的评析

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使用主客体概念的人认为，使用了主客体概念会忽视了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得教育主客体地位不平等，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发挥出来，不在于该用还是不该用教育客体概念，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认可。这是最根本的因素。教育客体在教育主体的引导下，认可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就会自觉主动地去追求它，实现它。因为教育目标包含着教育客体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关系到他的素质提高和发展前途。教育客体一旦认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标的精神动力就随之产生，其主观能动性自然会被调动起来。二是在教育主体的教育和帮助下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教育客体要想在事业上有大的作为，就必须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有了科学价值观的指导，他会自觉学习科学理论，学习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在业务活动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由于受环境和自身阅历等因素的限制，教育客体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树立科学的价值观。这就需要教育主体对他进行价值观教育和发展方向的引导，帮助他在实践活动中确立自己科学的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价值观的引导下，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出来。

2．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地位的平等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主客体的地位既是平等的，也是不平等的。

（1）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

关于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可从法律角度和人格角度去分析。从法律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教育主客体二者是平等的。他们的差异只是在教育活动中分工的不同。教育主体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教育客体则是接受教育的对象。分工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政治地位的平等性。从人格角度讲，二者是平等的。人格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都享有法律规定的人格权利和人格尊严。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关怀。从实现社会目标的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中国梦的追梦者和圆梦者。二者都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正因为教育主客体具有以上的平等性，才能充分地调动他们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

（2）教育主客体二者的不平等性。

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素质和承担任务的角度讲，二者又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一是教育主客体在理论修养和思想素质方面存在差异。由于教育主体是经过组织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并进行了专业培训，有的还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出国留过学；有的经过长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锻炼，具有从事教育活动的丰富经验。一般来讲，教育主体的理论素养和思想素质高于教育客体。从素质差异的角度讲，二者是不平等的。二是教育主客体在教育活动中的任务不同。教育主体的任务是通过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引导、激励教育客体掌握科学理论和提高思想素质。教育客体的任务则是在教育主体的指导下，学习理论，转变观念，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简单地讲，教育主体的任务是“教”，教育客体的任务是“学”。他们的素质、任务不同，决定了二者的不平等。三是教育主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的作用不同，是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是一对矛盾。讲：“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教育主体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要受教育主体的约束。这里所讲的约束是指教育主体为了完成教育任务，要用教育目标和组织纪律去约束教育客体，而不是讲教育主体要约束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更不是限制教育客体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五、结语

第9篇：政治伦理论文范文

为准确把握网络背景下思政课实效性的现状,笔者对三亚学院的师生进行了问卷式和访谈式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网络对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的发展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1.1 网络给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带来的机遇

1.1.1 网络丰富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在传统思政课教学中,一方面,教师侧重于讲授知识性较强的理论,教学内容比较抽象和枯燥;另一方面大学生注重现实和实用,对抽象枯燥的思政课兴趣较低.但在网络背景下,教师可以将网络中即时、丰富的信息与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在避免课堂案例过于陈旧和理想化的同时,使抽象的理论与现实生活紧密相结合,从而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1.1.2 网络变革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方式思政课传统的授课方式比较单一、死板,但在网络背景下,教师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使静态、平面的课程内容以声、色、貌等学生容易接受的三维立体、动态的直观形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各种网站和网络平台(如论坛、E-mail 和各种沟通软件),打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并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

1.2 网络给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带来的挑战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不断提升的同时,也给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1.2.1 网络大环境给思政课的教学带来了冲击传统的“灌输”教学手段比较单一,师生间互动性较差,学生的主体性也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当大学生可以按照自我兴趣和需求在网络中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时,传统教学的缺陷就会被放,他们对思政课的兴趣就会降低.这不利于大学生发展,也不符合思政课顺应时展的要求.

1.2.2 大学生过分依赖网络,淡化了学习思政课的兴趣和积极性网络是大学生自主学习和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和领域,但这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大学生过份依赖网络,甚至沉迷网络的现象.过分依赖网络不但会冲淡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兴趣和积极性,而且会使大学生思维迟钝、意志消沉,甚至产生极度不自信的后果.

1.2.3 网络中的消极思想和非主流意识抑制了思政课实效性的发挥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其人生观、价值观也才初步形成,还不够稳定.当网络中的消极思想和非主流意识,特别是一些伪装过的霸权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文化和政治理念出现时,他们的视线就会模糊,其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就会被侵蚀和动摇,甚至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这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十分不利,对思政课的教学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1.2.4 网络的大环境对思政课教师的挑战当前,大学生想了解的知识基本上都可以从网络中直接获取,有时从网络中获取的知识甚至比教师讲授的知识还要全面.这既不利于教师学术权威的树立,也不利于思政课感召力的发挥.网络知识较庞杂,更新速度较快,大学生在紧跟时代和网络变化的同时,思政课教师却因时间、精力或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紧跟网络和学生思想动态的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2 充分利用网络,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对策

面对当前高校思政课发展中的种种冲击和挑战,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

2.1 网络背景下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性所必须把握的原则网络背景下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要在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成才需要相结合,坚持思政课教的主导性、导向性不动摇的前提下,注重把握时代性和主客体交互性的原则.

2.1.1 坚持时代性原则与时俱进是的理论品质.高校思政课必须紧跟时代特点,把理论课与网络时代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不断创新教育教学内容,整合多种价值观念,帮助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出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增强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的必然原则.

2.1.2 坚持主客体交互的原则当前师生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特征尤为重要,所以网络背景下高校思政课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主客体交互的原则,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构建师生之间互为主体的良性、和谐的课堂氛围,顺应大学生主体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尊重他们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的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总之,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必须坚持把握时代性和主客体交互的原则,这也是高校思政课依据课程理论的特征和学生发展的特点所做出的必然要求.

2.2 充分利用网络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的具体措施

2.2.1 变革和创新教学模式和手段在网络背景下,教师可以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如论坛、邮箱、微信、QQ 等)直接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在课下有针对性地进行师生间的直接沟通和交流,在师生间构建一种平等、民主、互为主客体的教学模式,使思政课教师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授课.为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高校思政课必须要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上,利用网络的优势积极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如多媒体技术教学、在线教学、课堂在线搜索、课后在线学习、练习与考核等,这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应用,既可生动、直观地吸引学生,又可较快地调整教学内容;既可最大限度的使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又可促使学生达到知、信、行相统一的境界.总之,积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质量.

2.2.2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引导多元文化和价值趋向网络信息中的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特别是那些非主流的、消极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为了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高校思政课的教师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不断整合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思想和道德上引领大学生,使大学生增强正确鉴

别网络中的信息,防范消极思想和非主流意识的侵蚀的能力,选择积极的信息,自觉吸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观念和价值观念,不断地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 2.2.3 提高思政课教师的素质和技能教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技能是保证教学效果的直接因素.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在知识储备上一般并不存在大的问题,但在应用网络进行教学的技能上还有一定欠缺,特别在网络信息庞杂、技术更新速度飞快的条件下,这一欠缺越发突出.因此,必须要建立一种长期的教师培训机制,使他们及时地学习网络技术,及时更新和补充新的网络信息,更好地驾驭网络和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