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于自收自支的事业试点单位和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有关问题，京劳社养发〔2000〕64、67号文件和京劳社保发〔2000〕151、150号文件作了明确规定，相应的软件程序也修改完成，市、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于2001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此项业务。现将有关具体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凡按京劳社保发〔2000〕151号文件规定，填报了《试点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缴拨情况结算表》和《试点单位补缴补拨核定表》并经养老保险处审核盖章的试点单位，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已经发生的缴拨基金额，由市人事局基金管理部门统一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结算；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尚未发生的应缴应拨金额，由试点单位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直接办理补缴补拨手续：补缴基金由试点单位按养老保险处审核的应缴基金额通过支票结算，补拨基金由市社保中心依据养老保险处审核的应拨基金额直接拨付到试点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上或以支票形式结算。

    二、基金结算完后，市社保中心将书面通知试点单位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通知中下达的金额数，通过表二、表三为该单位职工补建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的个人账户。试点单位填报的表三中的个人账户汇总数（加有汇总程序）不得大于通知中个人账户汇总数。建库工作一次性办理完毕，此后不再办理试点单位个人账户的补缴、补拨、补填工作。

    三、试点单位在填报表二时，“增加原因”栏填“其他”，“人员类别”栏填“事业2”；在填报表三时，“单位月人均缴费基数”和“职工月缴费基数”栏均不填数，由程序自动生成。

    四、试点单位从2000年1月起，按京劳社养发〔2000〕64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由于2000年缴费滞后，其应缴基金各区（县）可按现行管理办法通过表四、表五、表十六补缴、补拨到位。

    五、试点单位及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按全额缴拨方式收缴、支付养老保险基金。由于这部分基金需单独记账，正常缴拨后，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汇总月报和表五时，将这部分基金以“事业2”为基金性质汇总上报。在为其建立单位信息库填写《北京市养老保险参统单位登记表》时，“经济类型”栏亦填写“事业2”。试点单位及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正常缴拨后的个人账户管理、职工转移、退休清算等按本市养老保险现行规定执行。

    六、按京劳社保发〔2000〕150号文件规定，执行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的市、区（县）人才服务中心，将填写的《试点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缴拨情况结算表》和《试点单位补缴补拨核定表》审核后报市社保中心，市社保中心将依据表中应缴基金直接与市、区（县）人才服务中心结算。基金结算完后，市社保中心将书面通知人才服务中心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通知中下达的金额数，通过表二、表三为按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职工补建1996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个人账户。人才服务中心填报的表三中的个人账户汇总数（加有汇总程序）不得大于通知中个人账户汇总数。建库工作一次性办理完毕，此后不再办理按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职工个人账户的补缴、补拨、补填工作。

    七、补缴金额的利息按现行程序中根据市政府1998年第2号令规定设定的计息规定执行。

    八、移交前调出的试点单位缴费人员和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可持原人才中心开出的个人账户转移单或原存档单位开出的缴费证明（样式附后），由现单位劳资人员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个人账户的认定和补记，其后缴费按2号令执行。

    九、建立离退休人员数据库，试点单位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职工退休后，试点单位和人才交流中心在填报《北京市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登记表》时：

    1．“退休前工资栏”数与“基本养老金”栏数一致。

    2．“比例”栏填“100％”。

    3．“基本养老金”栏含国发〔1978〕104号、国发〔1989〕82号、国发〔1993〕85号、京人工字〔1987〕第11号、京政发〔1985〕62号规定支付的金额。

    4．“基本养老金补贴”栏填其他栏未涉及的经审核应由统筹支付的金额数。

    5．“调整机制”栏填1996年至2000年离退休人员增加生活补贴的口头通知金额数。

    6．“统筹负担”栏填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的由统筹支付的养老金。

    7．“生活补贴”栏数含京人工〔1988〕31号、人事局1992年8月11日口头通知、人事局1994年1月29日口头通知、京人退〔1995〕583号规定支付的金额。

    8．“困难补贴”、“企业负担”栏不填数。

    9．“价格补贴”栏填1985年工改前退休应支付的53元；1985年工改至1993年工改期间退休的填48元；1993年工改后退休的不填此栏数。

    10．“其他补贴”栏含洗理费、书报费及京国工改〔1994〕10号规定的50元。

    11．“建国前补贴”栏填按劳人险〔1983〕3号规定的金额数。

第2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民主社会

一、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

社区是我国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公民参与这一民主形式最基础最直接的发生地。社区治理运作存在两种推行方式，一种是以命令行事、自上而下的直接推行方式；另一种是由下而上的启发，通过居民共同讨论、共同思考而解决社区问题，从而促进社区发展的间接推行方式[1]。准确的说，前一种推行方式笔者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社区管理，而“社区治理”的主体和手段应该是多元的，而且治理本身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2]。因此社区治理是指通过街道办、居委会、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手段对社区内事务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协调的过程。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这一概念达成的重要条件。随着我国对于社区治理及公众参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断深入，我国社区治理的情况也逐渐从最开始较单一的部门管理、由上而下的推进模式逐步走向公民参与治理的新局面。

对于公民参与的定义从行政管理学和社会学都有侧重点不同的定义，本文论述的社区治理层面的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在社区事务范围内为谋取社区的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切行为。公民参与可分为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前者是指公民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或与本社区政治权利归属相关的事务，例如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等。非政治性参与则是指社区公民参与非政治性事务的管理活动，涉及事务的范围较广，占了社区公民参与活动的绝大部分，笔者将其按照参与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五个层级：执行居委会强制决议（如遵守社区规章、执行社区安全条例等），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如帮扶困难户、参与治安巡逻队、参与社区绿化行动等），参与社区治理评估（如向居委会提出工作意见、给社区活动提出建议）、参与社区选举及规章制度制（如参与楼长或居委会职务的选举、参与居民会议、参与社区规章的讨论制定等）。

然而在社区治理中推行公民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目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推广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的遇到各种问题和阻力。客观的分析目前我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遇到的问题，并给出相应改进建议，对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实现还权于民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笔者就目前北京市某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情况进行了走访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66份，其中有效问卷417份，主要涉及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深度、广度、效度等几个方面。根据问卷数据显示，目前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民参与积极性呈现梭型布，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根据调查问卷所反映的数据分析，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呈现出梭型的分布――完全没有积极性的人群、略有积极性的人群和积极性很高的人群分别占据了接受调查样本的17%、57%和26%，略有积极性的人群占了受调查人数的半数以上。同时，在问卷进一步的参与社区治理动机问题中，参与过社区治理活动的人群普遍选择“作为社区的一份子自愿加入”（占78%）。而对于完全没有积极性的样本群体，未参与的动机不一而足，占比重最大的是“不知如何参与社区的活动”、“日常没有参与时间”两个选项。由此可以看出，社区的大部分公民都有通过宣传、动员和优化活动形式等措施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能性，而其参与社区活动的障碍主要是宣传力度的欠缺和客观的时间问题。

第二，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群体年龄划分明显，缺乏年轻群体的参与。在调查中，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人群主要为55岁以上的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为小学及以下。45岁～55岁年龄段中有少部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而25岁～45岁年龄群中，仅有7%的居民参与过社区治理活动。由此，目前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主要还是以临退休或已退休的老人为主要群体，年轻人及上班族对于社区治理活动参与非常少，这就造成了参与主体的单一性和可参与活动的有限性。采取何种方式调动年轻群体参与社区治理，如何协调社区治理活动与公民日常生活工作的时间，应该是后续社区治理活动开展时关注的重点。

第三，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深度有限，普遍停留在浅层面。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普遍停留在执行社区决策、参与社区组织的普及宣传活动、加入社区志愿者活动等较浅层面的内容。而对于社区管理制度的制定、社区治理行为的监督等深层次活动涉及的很少。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开展比较少，动员困难；另一方面也由于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主要集中在高领退休人群，此类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相应的深层治理意识。不论是社区服务中心，还是社区居民，目前只有将公民作为社区治理“志愿者”的意识，而非作为社区治理“主人翁”的意识。

三、加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建议

第一，社区加强宣传动员、改进参与形式。目前社区的软硬件资源主要集中在健身、养生和娱乐等方面，社区管理部门应该结合现有资源，通过视频展示、印刷宣传册、张贴海报等形式，加强宣传力度，有效调动积极性处于中间层级的居民参与治理。社区在推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除了增加针对中间人群的动员宣传，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已有治理活动的参与方式宣传，减少居民因为缺少信息而无法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另一方面，针对年轻居民缺乏参与社区治理时间的问题，社区服务中心需要优化和简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动形式，丰富拓宽参与渠道。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等在线参与的方式，将参与时间和参与地点灵活化，为年轻居民提供参与的可行性。

第二，增强社区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反馈。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随着近年来政府除了初期的调动参与积极性，在公民参与后，社区针对公民参与的内容进行及时的正面的反馈和回应也是很重要的刺激。及时、透明、正面的反馈，可以有效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积极性，拓宽公民参与面。后期的及时反馈与回应与前期的动员宣传可以形成一个社区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这样有利于公民与社区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合作、互助关系，并且有助于帮助参与公民在心理上从“志愿者”的角色转变为“主人翁”的角色。

第三，通过媒体宣传和教育等渠道对于公民意识进行深化。目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除了参与的广度不足外，参与程度较浅的问题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按照参与活动的类型由浅至深划分，可以分为执行社区决议、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活动、参与社区治理评估、参与社区选举及规章制度制定等五个层面，而就目前调查数据显示，公民参与的内容普遍停留在第一和第二层面，后续三个层面基本没有涉及。这种现象与目前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群体素质有关，由于参与治理的公民普遍为临退休老人且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对于参与社区治理的认知也基本停留在响应组织号召这个层面，缺乏对于民主原理和过程的了解。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媒体针对广大的受众进行广泛层面的价值观宣传，逐步推动公民参与内容的深化，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们应该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通过政治、哲学等课程的开设，给将来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树立相应民主意识，使其既要服从自己的国家，又要有理性的民主素养。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第3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摘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无疑会遭遇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夹击。本文试图引入社区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通过分析社区中激励优势和合作优势来论述社区如何成为治理的最佳主体，并提出借助社会、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的力量推动社区的环境治理。

关键词：社区；环境；治理

我国经济发展的霸道性和压榨性所产生的恶果，一定程度在环境问题上凸显而出，这种不计代价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如何治理“那片灰色的天空，和那条发着恶臭的河流”。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和经济低效率，学者们致力于研究谁是环境的最佳治理主体。目前无论是政府管制还是走市场激励的路都无法“药到病除”。我们看到的是NGO、民间组织和社区日益成为治理主体的新宠。而社区的角色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成为治理最为炙手场。

一、社区与生态环境治理

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早在1881年提出“社区”一词，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他将社区解释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自此以后，社区的概念不断的演变，先后经历了“组织”论阶段、“区域”论阶段和“综合”论阶段。尽管学者对社区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是构成社区概念的因素是普遍认同。希勒里从1995年收集的资料发现，在已经存在的94个社区定义中，有69个认为社会的本质因素有三个社会互动、地区、共同约束[1]。社区作为一个非正式制度下的制度体系最突出的特征是文化机制，也是社区精神的层面体现。另外，社区中的社会机制，如社会关系纽带和社会声望是社区运行的剂，这些都是现代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所缺失的，同时也是社区与政府、市场的区别之所在。社区既强调本土知识，又注意到特定地理空间上形成的生态环境共同利益。在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社区被描述为具有自己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本土知识的生态体系，任何保护行为要想成功或者更加有效，都需要这样的本土知识的参与。社区成员作为资源拥有者与使用者的双重角色，他们自主拥有资源时的激励力量是任何别的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社区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既必然又有效。[2]

强调社区基础上的环境治理是基于环境治理的“双重失灵”的既有背景，双重失灵是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人都可从自然环境中受益而不能排除他人从中受益。对于环境问题而言，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资源产权不存在或难以界定以及环境信息的稀缺性与不对称性等的存在，就使人们对环境的所作所为难以经过交易方式反映出来，于是环境问题就表现出某种外在的失灵。环境产权的难以界定为政府管制提供了依据，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正如阿格拉沃与吉伯森所指出的，过去几时年的经验表明了，国家想要通过强制的手段来推行不受欢迎的发展与保护项目，管制人们的资源使用行为是，其能力是有限的。政府面临着高额的管制成本、理性的有限性、监督缺位和寻租等问题，出现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同时存在就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名符其实的“公地”。要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仅靠政府与市场的调控是不可能的，环境治理必须引进其他治理主体[3]。

二、社区治理环境的优势分析

洪大用教授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治理（保护），是指：完整的社区拥有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同时又可以向另外两个主体延伸：向上可进入政府的保护活动中，往下又进入环境资源私有化的范围。通过社区机制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治理的主体，明确了相关方面的责任，而且有效地整合了政府活动与个人行为，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4]。社区是最容易达成相互合作的场所，社区的小规模、互动频繁而容易通过沟通实现合作。社区中的人际关系、相互认同与团结程度高，人们之间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体化，而社区中存在的互惠机制加强了一体化的程度。此外，社区的社会机制让违规者无法逃脱公众的“法眼”，减少了“搭便车”行为，这是因为社区内监督日常化，匿名困难、舆论优势产生了强大的外在力量让社区的政策执行起来更透明、民主和高效。在社区中，选择“搭便车”会使其失去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和声望。最后社区具有产生并维系社会文化的功能。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信仰、信念，这是社区成员共享的。正是它们不仅促使了规制的产生，而且成为这些规制背后的依据，这样的组合促进社区合作，改善激励。如，在文化价值上，在资源极度短缺时期，资源的价值的上升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是资源的纯粹物质价值上升，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二是是资源被社区文化赋予某种神圣化的意义，人们对其的敬畏增加。在不同的价值观引导下，人们的合作效果天壤之别。前者只会因资源稀缺，物质价值上升，导致人们争夺，后者则会因其神圣的光辉增加拥有者的合作。这些核心价值成为社区的道德力量。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存在，内化为社区成员自我约束的规则。环境管理作为社区的公共事务，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些共享的价值文化一方面强化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减少个人破坏环境的行为，另一方面，督促个人监督他人的行为是否违规是否有利于利于社区的环境发展。总体来说，就是营造出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参与式氛围。将管理环境的权利下放给社区，意味着环境资源直接赋予社区。社区保护在激励机制上的优势与社区的地理空间密切相关，正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上，塑造了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共同体。利用社区成员关注其自身利益的要求，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所谓的激励机制。社区产权相对于私人拥有的优势是不需要完全私有时高额的交易成本。在由政府治理到社区“私有”的过程中，没有进一步私有到个人，这是世界性的社区治理趋势的另一面体现。资源属于社区，资源又是社区成员的生存根本，社区成员可以从良好的环境中获得利益。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成员还是作为集体的社区，都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管理好环境，从中获益。与政府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人时所出现的监督问题，造就了政府管理的激励不足，滥用公共资金、腐败、将权力变为压制手段而限制了社会成员应有的民主和自由相比，社区由于规模小，没有正式权力体系，权力主要来源于民间，而显得更民主，理性和具有责任感。

社区可以被看成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产物，它代替了政府与市场而成为更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这层意义上讲，它是工具性的。社区特有的激励结构，又促使我们利用它来作为保护环境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这是它工具性的体现。但是最终，社区超出了工具的范围，社区拥有的文化价值构成了一个包含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的生存空间，而不像市场，除了经济、效率与正式制度这些没有“人情味”的概念外，见不到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与文化成分。（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吴开松，城市社区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EEIN S，MYERS H，Policy reviews and essays：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 practice J.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2002，（15）：345 - 358.

[3]箫代基，郑惠艳，吴佩瑛，钱玉蓝等.环保之成本效益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台湾.俊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66 - 71.

[4]洪大用.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第4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一、高度重视，及时部署。县上会议后，我们按照县治理办的要求，成立了此次环境治理进社区领导小组，召集各社区书记、主任以及驻社区领导、干部召开了环境治理进社区工作会，进行安排部署，会上指出了目前各社区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整治重点。办事处会后，各社区立即行动，召集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网格管理员、公益性岗位人员进行安排。

二、强化宣传，全民参与。各社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采取板报、标语、宣传单、广播等形式对环境治理进小区、进楼院、进家庭进行宣传，让广大居民共同参与。共办板报专栏8块，标语2条，社区利用广播每天早、中、晚进行广播宣传。各社区还通过“六联机制”中的卫生联洁，每月评选先进卫生文明户，带动居民广泛参与。

三、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为使此次环境治理进社区落到实处，办事处采取领导、工作干部包社区；社区书记、主任为第一责任人，各社区采取社区干部包大网格，居民小组长包小组，网格管理员包小网格，公益性岗位人员包街、小巷和小区，使社区内环境卫生的治理有人督促、有人清扫保洁。

四、突出重点，全面整治。办事处目前有小区133个，其中有物管小区103个，无物管小区30个；背街小巷141条，老旧院子（城中村）4处，尤其是1、2、3、4、5还房小区以及清家堰社区的统拆自建房全部是开放式小区，给社区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为了使环境治理进社区工作落实，社区组织居民小组长、网格管理员、公益性岗位人员重点对责任区内“垃圾乱扔、广告乱贴、摊位乱摆、车辆乱停、杂物乱堆”进行整治，尤其对小区内的“牛皮癣”、垃圾乱扔以及责任区内的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整治。共清除卫生死角110余处，“牛皮癣”2252张，电话号码35000个，整治阴阳沟550米，下水道455米，清淘化粪池10口，清除小区内绿化带、公共场所杂草及垃圾76处约3吨。通过整治，各社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较大提升，效果比较明显。

五、加大投入，强化保障。为了使此次环境治理进社区顺利开展，办事处在有限的经费中向各社区下拨了5000元整治经费，主要用于购买整治中所需的物品，如涂料、银粉、香焦水、灰刀、毛刷、桶等工具。

六、加强督查，逗硬考核。为了搞好此次环境治理进社区工作，办事处治理办专门抽出2人坚持定期不定期到社区办公区域、小区等责任区进行明查暗访，对检查出的问题在网上进行通报，并限期整改。并将此次进社区活动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对做得好的进行加分，做得差的进行通报批评并扣减年度目标分。

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牌：

一是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不高，表现在乱丢、乱扔、乱吐、乱停、乱放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牛皮癣”整治仍然不彻底，今天刚整完，明天又贴起了，况且现在越贴越高；

第5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进一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村（公司）、社区及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有效遏制事故多发的势头，防范较大事故的发生，促进我街道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稳定好转。

二、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的理念，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消除隐患就是保护生命”的观念，深入开展以“生命工程”为载体的专项治理行动，着力深化和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各项工作；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着力整治各类事故隐患，为我街道经济“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

三、排查治理对象

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是：危化品、烟花爆竹、机械制造、建筑施工、冷冻制冰等工矿企业；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等交通运输企业和设施；旅游单位；医院、学校、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场所、出租房以及其他有关行业和领域。

四、工作分工

在街道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认真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年”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一）化工、烟花爆竹等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安监中队牵头组织实施。

（二）机械制造、冷冻制冰和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经济发展办牵头组织实施。

（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派出所和开发区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实施。

（四）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城建城管办牵头组织实施。

（五）印刷行业、娱乐场所、网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社会事业办牵头组织实施。

（六）建筑施工领域、室外广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城建城管办牵头组织实施。

（七）旅游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经济发展办牵头组织实施。

（八）学校、医院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社会事业办牵头组织实施。

（九）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城区质量所牵头组织实施。

（十）宗教活动场所、庙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宣传统战办牵头组织实施。

（十一）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场所、出租房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派出所和开发区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实施

五、工作内容

（一）进一步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是隐患排查治理和事故防控的责任主体，必须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生产安全。

1、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成立由主要负责人领导的隐患排查治理专门机构，制定活动方案，动员全体员工，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全面排点部门、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大对本单位重点部位日常巡查的力度，确保做到动态管理。

2、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将隐患治理作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管理，要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6号）的要求，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制度。

3、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并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立即进行监控和整改。对一般隐患应做到立即整改；对重大隐患，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并实施事故隐患治理方案。

4、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季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于下一季度3日前向街道安监中队和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计分析表。对重大事故隐患，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上报至街道安监中队和主管部门。

（二）进一步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监管责任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相关部门是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指导主体。在街道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切实组织、监督、指导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1、街道办事处已明确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列入2009年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的内容，各村（公司）、社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责任制考核工作，认真查找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认真整改，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水平；要及时加强沟通和联系，积极开展工矿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分级工作，建立和完善“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安全管理体系；同时，要将隐患排查治理作为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明查暗访，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2、各村（公司）、社区，各有关部门应根据工作实际，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的领导、协调、信息报送、数据统计等相关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狠抓工作落实；要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齐抓共管、攻坚克难、形成合力。

3、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事故处理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处理决定落实情况的检查，建立健全事故调查和责任人处理落实情况档案，督促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责任人处理落实情况的收集归档工作。

（三）进一步加大隐患整改督办力度

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立即整改一般隐患；对重大隐患应发出整改通知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做到治理目标、治理经费、治理机构、治理时间、安全措施“五落实”，加强对隐患整改的过程监管，实行跟踪问效、问责，并根据情况责令企业全部或局部停产进行整改；对整改无望、拒不整改或逾期未能按要求完成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提请区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要加强对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按规定上报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以及未制定隐患治理方案生产经营单位的督促检查，检查发现存在重大隐患的，要依法给予处理。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账，记录每个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重大隐患“五落实”和整改销号情况；完善对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台帐建设。各村（公司）、社区要建立公共设施事故隐患档案，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加大投入，督促相关主管部门落实隐患治理工作。

（四）进一步加大打“三非”、反“三违”工作力度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相关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查处非法建设、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的“三非”行为，对发现的“三非”行为，必须立即取缔，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要督促和引导企业开展纠正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现象，消除事故隐患滋生根源。对存在“三违”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责令其整改，并依法进行处罚。

（五）进一步完善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以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为契机，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探索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经常化；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既要治标，着力解决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更要注重治本，完善安全措施，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产生新的事故隐患；要健全和完善隐患排查治理认定、验收标准，建立隐患登记和销号制度，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理数据库，对隐患分布和治理情况进行登记建档，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得到深化、取得实效。

六、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09年4月上旬前）。在去年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年”的基础上，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对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排查、再治理。各牵头单位要制订本行业（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具体指导意见。各村（公司）、社区要按照街道办事处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订工作方案，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措施。各牵头单位制订的指导意见、各村（公司）、社区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请于4月10日前报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全面实施阶段(2009年4月中旬至10月底)。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组织本单位进行隐患排查。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组织、督促、指导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落实情况、安全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安全投入情况、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应急预案制订及演练情况等。通过排查，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并对安全隐患进行认定、分类、梳理和建档。

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各有关单位应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安全隐患坚持边查边改，对能立即整改的，要及时予以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要排出整治计划，落实整治资金和整治责任，限期整改，并制订应急预案，加强隐患监控，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充分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隐患排查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单位。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单位，要实行分级挂牌督办，加大整改力度，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三）督查验收阶段（2009年11月至12月）。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应组织由安全监管和其他有关部门参加的督查组，对本行政区域内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企业安全生产投入和隐患治理资金落实情况、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措施制订情况、已发生的事故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处理情况等。请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于11月10日前将督查情况报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街道安委会将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督查组，对各地开展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予以通报。

七、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加强对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领导，街道办事处成立办事处主任任组长的*街道“安全生产年”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活动领导小组（具体名单附后）。各村（公司）、社区，相关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组织领导机构，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精心组织，及时研究和解决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根据活动的总体目标和活动内容，按照职责分工，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每个人，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突出重点，全面排查。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切实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治，集中攻坚整改，着力解决一批老大难问题，严密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各办公室要加强同上级部门的沟通，真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与日常安全监管和专项整治结合起来，强化行政许可，严格依法监管，严把安全生产准入门槛。要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与建立和完善以“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结合起来，夯实镇街道、村居两级安全管理基础。要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与落实安全生产治本之策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活动，积极推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评估分级分类管理，切实改善安全生产基础条件。

第6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

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建立传统文化治理的反馈机制以碉楼文化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问题以及社区需求，不断对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开平市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碉楼文化社会治理反馈机制，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积极优化和改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进行动态化的更新和优化，提升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内涵的契合度，更大地发挥碉楼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第7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准公共产品;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84-04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①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 、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①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参考文献:

[1]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32, No. 125.(Feb, 1965):1-14.

[2]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62(1968):124-148.

[3] Quiggin. John. 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conomics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XXII,No.4(Dec,1988):1071-1087.

[4] Swaney. James. A Common property, reciprocity, and commun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4, No. 2(June,1990):451-462.

[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12.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67-173.

[7] 林万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27-35.

[8] 李建.农村公共品三维复合属性的新考察[J].改革,2007,(6):69-72.

[9] 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10]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第8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管理；问题；对策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管理体制还不健全

建设和谐城市社区首先要解决社区管理体制的问题。我国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政府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所有的资源，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着，其特征为行政主导、政府干预过多。但由于受“政社不分”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晰，这样就导致了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足，社会组织很难正常发育。

（二）社区成员参与不足，自治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国的社区自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二是社区成员缺乏自治意识，社区参与普遍不足，影响了社区自治工作的推进。这主要是针对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成员和社区中介组织而言的。他们所参与的往往是一些由政府设计的项目，所谓参与也多是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由于参与渠道不畅，社区成员的力量也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社区归属感较弱。

（三）社区服务主体单一，服务内容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还不完善，服务主体单一。健全的社区服务体系，其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要有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基层政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专业服务组织，还要有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但由于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资金、资源有限，整体实力不强，在参与社区服务时势单力薄，未能有效发挥服务主体的作用，导致城市社区服务主体单一。

（四）诸多因素制约社区文化建设

由于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在建设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已成为阻碍社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城市社区文化发展面临困境，甚至影响和谐社区建设工作。另外，社区教育形式单一、教育内容无法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也是社区文化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制约社区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人才资源匮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途径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克服当前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客观需要。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体制基础上，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一）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实现社区多元治理

城市基层政府要转变职能，解决“越位”、“缺位”的现象。就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而言，政府应通过转变职能，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理顺与社区的关系，使政府行政和社区民主自治有效结合、协调发展。要明确街道、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责，政府部门把该由自己管理的事情管好，不推给社区。城市基层政府组织要将涉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社会工作（如社区保障、环卫清扫、计划生育、社区服务、群众文化等）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给社区去办。要淡化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要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承担起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责任。要进一步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充分发挥它们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二）完善城市社区自治，促进社区居民参与

要理顺政府部门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多指导、多协调、多服务，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的工作不要推给居委会，以减轻居委会工作负担。社区居委会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引导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上，增强社区自治能力。要坚持扩大基层民主，不断完善社区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居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激发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在文明社区创建中的主力军作用。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发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首先要培育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拓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渠道，做到“大家的事情大家议、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委会等组织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社区中介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加强沟通，整合利益，促进居民参与。

（三）完善城市社区服务，创新社区服务机制

在当前的社区管理中，要完善社区服务首先要促进服务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通过制订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使非政府组织获得合法地位和法律支持。要为非政府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支持可以体现在资金、项目、场地、税收等方面，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政府也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服务方面的能力。要发挥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骨干作用，这是完善城市社区服务的重要保证。社区居委会在开展社区服务活动时应将重点放在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为社区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方面。

第9篇：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社区服务；对策；人员素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285-01

一、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组织功能定位不准，服务职责不分明

社区服务在我国总体上还是由政府主导，社区组织基本上仍沿袭着政府组织的特点，社区的功能不十分明确，很多居民都不真正知道社区服务的所有功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是联结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也是社区民主建设的主体，它应该具有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性质，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政府的触角伸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被转移到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力量仍依附于政府权力，或者直接是政府的下属部分，受到政府机关的过多干预，难以发挥作业社会组织和民间机构的优势。政府机构没有发挥出管理、规范和指导方面的作用，出现了触角过长和角色缺位的尴尬局面。社区组织没有将解决居民日常事务放在首位，因此使社区难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民主自治功能。现代社会社区服务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民政工作的职能和权限，单独民政部门的管理难以适应社区服务大环境的发展要求，在组织领导上制约了社区服务的发展。

（二）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素质不高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现在社区服务已经全面启动但仍然存在形式简单，内容单调，服务面较窄的情况。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存在的问题，目前较多的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年龄偏大，专业化和高素质的年轻人少。再加之有较高文化素质、受过高等教育、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年轻人多不愿从事低端面的社区服务工作，导致了目前的社区服务人员不足和素质低。其次，社区服务的人员很少接受过专业化训练和培训，社区服务方面的技能掌握的较少，面对复杂的社区问题难以提供有效服务。总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居民对各方面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服务呈现出更加专业化，如果不改变社区服务的现实状况，是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会阻碍社区建设以及民主自治的进程。

二、社区服务对策与建议

（一）转变社区职能和建立和谐社区

政府部门的角色应该包括对社区服务工作进行指导，但具体操作的工作主要就应该由社区居民自主去完成，自我服务，这样才能科学地定位需要什么服务和进行什么服务。在推进社区服务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需要认真确定社区的职能范围，明确界定哪些职能必须由社区承担，哪些职能不需要由社区承担，并且通过法律法规等途径将其固化；二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需要严格限制和规定具体管理职能的责任主体，打破上级给下级，级级分配布置执行的不良现象，切实减轻社区的负担，让社区职能真正回归到为社区居民服务这一宗旨指导下。

社区服务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是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需要面对的现象，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现实给城市带来诸多问题挑战，社区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而社区服务的核心就在社区民主与自治的真正落实，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幸福感，通过建立和谐社区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真正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平等对话，在合作中达成资源分配和政策实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从内源上培育社区公共领域并扩大社区公民参与程度，三是应当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四是完善社区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并从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入手；以上措施通过治理求和谐是达到社区和谐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二）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素质

适当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的待遇，吸引真正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学层次人才到社区服务岗位当中来，以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壮大服务队伍；同时还要多方发现吸引高素质群众人才参与社区服务，规范管理，培养基层社区服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对相关工作进行宏观指导，以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使社区服务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和高效化的道路。

社区应该加强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技能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服务队伍。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可以进行业务外包，对于适合市场化的事务可以交给市场来做，将社区管理与市场供给有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机构从事社区服务和管理的动力与热情，以提升社区管理工作的效率，也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出现的新问题。

三、结论

面对变化的社会发展形势，我们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社区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社区服务真正担当起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局面，稳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的健康向上和良性发展，让生活在社区中的普通居民因细致和贴心的社区服务倍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