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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学;生态道德;生态危机;福斯特;奥康纳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32-02
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绿色运动思潮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是由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创造、发展的,并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切关注。生态学的快速传播为各个国家探索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那么,生态学和理论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西方生态学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有借鉴意义?本文意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把握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并为党的十以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一、生态学理论是对的发展
关于生态学与理论的关系历史上争论不断。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理论中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相关思想或者直接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主义者;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两派的观点再加以考察,以便厘清生态学与理论的关系。
英国著名的生态学者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提到“并没有扎根于生态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1]89马克思所在的年代是19世纪中叶,大量的工厂兴起,资本家雇佣大批的劳工生产大量的产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马克思看到的都是带着血的钞票、肮脏的交易和裸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工人从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著名的生态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留下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无法从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出关于生态学的明晰的文本。
尽管马克思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直接文本,但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3]3。当代所指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生态危机,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人们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和感恩。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改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世界观和有效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发现生态学是理论在生态学方面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立场和目的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理论是对的新的发展和“补充”。因此,生态学理论是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
二、生态学理论的主要思想
了解生态学理论,对我们吸取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有必要的。
“异化消费”理论。该理论由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首先提出。阿格尔认为生态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过度追求消费造成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4]486。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单位通过媒体、政策和快速更新换代推陈出新的产品刺激民众,促进大众消费;另一方面,高强度高压力的劳动强度让人们不得不通过消费来转移注意力释放压力。因此,人们只能以消费和占有社会资源为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存在感,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占有更多资源。占有欲的膨胀和永不满足的贪欲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枯竭的趋势。而快速消费的结果是产品的消耗、巨额利润的产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二重矛盾”理论。该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奥康纳首先提出的。所谓的二重矛盾是指资本具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两重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无休止的生产和追求利润导致自然界无法供给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受到严重的制约,利润严重削减,资金链断裂,最终爆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即便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仍要突破生态的限制,通过技术改进和寻求新的能源来达到掠夺自然资源的目的。
福斯特生态学理论。该理论区别于其他生态学理论,提出了两点自己的看法: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扩大生产,而生产的无限扩大需要无限的资源,生态系统本身的周期根本满足不了资本快速扩张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最终走向灭亡。第二,资本具有短期行为,为了利润,资本家会不择手段。福斯特指出“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5]3-4。
三、利用生态学初探生态新道德的内容
根据上述观点,新的生态道德标准应该具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将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适当结合,使生态道德与自由主义相对立,限制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和蔓延;第二,鼓励奉献而不是占有,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人们更关注自己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对怎样占有漠不关心,哪怕是牺牲生态环境、破坏环境资源,所以要提倡奉献,鼓励人们多讲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少讲社会为自己做了什么。
四、借鉴生态学理论初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借鉴西方生态学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国企在生产上游中的地位,提高国企在资源性行业中的数量和质量。通过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我们发现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据此,一方面我们应该限制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游特别是资源领域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资本在资源领域出现“短期行为”,减少资本对能源的过度过快索取;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在生产上游的国家行为,不仅能让国企的利润以税收的形式惠及全民,还会让资源的开发有序进行,让国企的行为受全民监督,让资源的开发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有效地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早转变、淘汰低生产效率和重复生产的行业或企业。首先,通过货币政策增加低生产效率企业的贷款利率,促使该类型的企业尽早撤出或淡出市场;其次,利用法律手段提高粗放型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减少这种企业的新成立数量;最后,利用税收手段鼓励高科技企业出口科技产品,加快出口结构的调整。
第三,开展环境运动,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中,树立生态的“居住观”。首先,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道德缺少必要的生态观,为此应该将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态安全作为真善美的标准,以此来改造传统道德;其次,树立生态的“居住观”,将生态的“居住观”列入到基础教育,从娃娃抓起,教育人们学会如何在“地球村”生活;最后,“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和生态协调的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确保生态长期安全的新的社会形态,保证环境公平”[6]93-94。
参考文献: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本・阿格尔.西方概论[M].慎之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大规模的水坝建设使得水库对河川径流的调节能力日益加大,有些流域的水库调节库容接近或超过河川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以至造成水坝下游河流水量的减少,甚至干枯。这将造成下游河床的萎缩,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同时,水坝的建设造成水流连续性、河床连续性、生态连续性的破坏,并在上游造成大面积的淹没,大量移民又要造成许多新的环境问题。
河流的防洪标准不断提高,河流两岸的堤防越来越高,使得河流两岸的洪泛区域与河流的水循环分离,河流两岸的湿地消失,地下水得不到河流的补充,使得两岸广阔洪泛平原的生态状况日益恶化。
大量兴建的水资源开发工程造成流域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结果是流域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河流和湖泊萎缩、植枯,生态环境恶化。在近海地区由于地下水的降低,海水入侵地下水,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概括来说,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流域水循环的影响最大,主要表现是:
流域水循环的短路化,流域水循环的速度加快,降雨产汇流的速度加快,流域降雨很快汇入河道,泄入大海。
流域水循环的绝缘化,洪水只在大堤的范围内流动,不再泛滥。河流两岸的广大洪泛区不再受到洪水的侵扰,但是也失去了洪水对地下水的补充和清洗。流域的水循环与河流的水循环绝缘化。
流域生态系统的孤立化,流域的水绿生态网络被切断、阻隔,流域内的生物群落被局限在某一固定区域,不能自由移动,捕食和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生物群落的退化和灭绝。
近年来,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流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被接受,提出了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的新课题,许多国家提出恢复流域的自然特征,恢复多自然特征的河流,我国的一些流域也先后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目标,在这样的大潮流的推动下,出现了许多生态水力学的研究课题,比较引人注目的成果有:
湖泊水生态系统的修复。目前我国人口密集区的大多数湖泊出现了由于污染造成的湖泊富营养化现象,即由于磷、氮类营养盐大量进入湖泊造成湖泊内藻类的异常增殖,水体生产力提高,水质恶化。对湖泊的治理除了控制污染源之外,最有效而可行的措施就是修复湖泊的生态系统。在我国的洱海、滇池、太湖都在开展生态修复的试点工程。如湖滨带的生态修复、湖周湿地的生态修复等。湖流对营养盐的输送、湖流对湖泊内泥沙的输移、湖流对底泥污染物释放量的影响、以及综合各类研究成果建立的水域富营养化模型等都成为生态水力学中的热门课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率先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类似的课题已经有很多。已有三维的富营养化模型,包括流场、温度、太阳辐射、光合作用、营养盐、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水生动植物在内的诸多物理、化学和生态参数。
恢复河流自然特征的研究。传统水力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河流输水的经济性,结果造成河流断面的均一化、河流渠道化,河流自然特征逐渐消失,河流生物多样性减少。目前,在恢复河流自然特征的研究中,创造河床的滩——潭交互结构、近岸的洄流结构、创造适合特种生物生存和繁殖的流场等方面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以河流生态系统优化为目标的水利工程调度研究。以往的水利工程调度大多只考虑水资源优化、水能经济优化等目标,没有将下游的水环境和生态环境优化作为调度目标,结果往往是达到了经济优化的目标,损坏了下游的生态环境。近年来结合下游河流环境、生态需水量的研究,提出了以下游生态环境优化为目标的水库调度研究,增加了水库的生态环境调度功能,有条件的地方将水库的改善生态环境放在首位,被称为生态型水库。
洪水资源化的研究。传统水利认为洪水只是一种灾害,近来逐渐认识到洪水不仅是灾害,还是一个生态过程,通过洪水泛滥补充地下水、恢复湿地、清洗河流、改良土壤等,因此不能完全消灭洪水。这方面的研究有,有控制的人工洪水调度、与溢流堰结合的堤防设计、利用洪水的地下水回灌等。
湿地修复技术研究。湿地的恢复需要适当的水流条件,不同的湿地植物群落,需要相应的水深、流速、水温等。在湿地恢复过程中要注意流场的控制,以满足湿地生态修复的要求。
植物群落对水中营养盐降解的机理研究。水中的营养盐在进入水生植物系统后,经过沉降、微生物分解、根系吸收等环节,使水体内营养盐的浓度降低,达到净化目的。上述过程,与流场关系密切,如水深、流速、水体滞留时间等。目前多是通过现场的实地实验确定各种参数,试图建立数学模型。
所以,《易经·系辞》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以阴阳为枢机而“万物化生”,“生生之为之易”。阴阳对立统一,是万物化生的根据。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以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天人合一”观。中国古代文学关注整体的认知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精神直觉”,而要真正“体天下万物为一体”,还必须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即达到“德性之知”。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思维史,其实质是一部阴阳论、矛盾论。这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反映出华夏民族和自然界的天然亲和性和认同感,极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明清之际学者孙兰在《柳厅舆隅说》中进而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果人的活动破坏了万物的和谐发展则“鲜不为患”。这就是说世间万物天生、地长、人成,各有其生存的权力、价值和特殊规律,而万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制约,又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也就是现在所讲的生态平衡规律。它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力和价值,人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否则便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宋代张载从认识论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人必须理性地对待自然万物。《大心篇》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他提醒人们不要做柏拉图所讲的“洞穴中人”和庄子讲的“井底之蛙”,要跳出自身的小圈子,克服局限性,实现认识的飞跃。所谓“大其心”,就是《西铭》中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无一物非我”,打破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就是“德性之知”,而不是“见闻之知”了。掌握这种“德性之知”的人就是“达道德者”,因而才能“体万物为一体”,把握世间万物生息变化的特殊规律和共同规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及人事活动有机结合成为一年四季的具体时空。以某一特定时空观为内涵,就是不同的生态系统。而特定的农业生态总是与天、地、人、动物、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它循环往复使生命、生活持续存在和发展。古代的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毫不间断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不断积淀,从而形成了对农业生态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之所谓“依时而作”、“尽地力之效”、“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其生”、“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木奴千,无凶年”等,这些思想,现在看来的确不足为奇,但真正认识并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为了合理利用自然,人们必须认识和尊重自然的律令,自觉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在保护自然方面,儒家本着“仁民爱物”的观念,提出了“取物不尽物”、“取物以顺时”的生态伦理观。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大面积捕鱼,不射杀夜宿的鸟儿。孟子说:“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依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粱惠王上》)意思是如果尊重自然规律,按时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大丰收;不过分捕捞,鱼鳌就会源源不断;节制地用林木,林木就会用之不竭。这反映了儒家在对待自然资源方面的“中庸”思想,即不能过分地掘取自然,而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正是这些朴素的农业生态思想孕育了中国文学生态伦理观,作为民族文化的优秀思想,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对的。中国古代文学从整体上的“经验直觉”来把握世界,又以理性的“德性之知”来理解和认识世界这个“天人合一”的存在,从而“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把爱人和爱物统一起来,把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统一起来。倡导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而兼爱万物是中国古代文学永恒的主题。
《易经·系辞》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宋代朱熹解释,生养万物是天地最大的道德。宇宙的万物就是宇宙的“大业”,而万物都处在“日新”之中,新陈代谢之中,就是所谓“生生不已”。儒家对祖先的崇拜及孝道的提倡体现了对生命的感恩与报德。“父慈子孝”,因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种对神的祭祀也不是对异己力量的畏惧,而是对有功于民的先民的怀念与仰慕。“社稷五祀”以及各行各业的始祖都无不是因功烈于民而受到崇敬,成为神灵的。这里的祭祀观念实际上就是生活观念。爱人与爱物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一部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生”、“地养”、“人成”,“相互为手足,不可一无”。孔子主张“无为物成,天地之道”。从“无为”出发“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儒家在研究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时,立足于“天人一体”,但又坚持“无为”即对自然不横加干涉,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到社会伦理层面下。这种经验直觉思维在经由表象向理性思维过渡“中介”过程中被伦理层面堵截了。
【关键词】伦理学 生态文明 内涵 实践路径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不断加剧、自然资源肆意浪费、水域污染不断加重等生态问题愈演愈烈,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当前需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永续发展。任何文明的产生都伴随着相应伦理道德理论的支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命题,尤其需要在伦理学语境中对其进行解读,这对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生态文明的伦理学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人类发展过程始终,这也是中西方传统文化和哲学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永恒命题。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生态伦理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思想主题,这种长期由来已久的生态智慧成为后世生态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萌芽。《易经》作为华夏文明源头,其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智慧,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命题,指出天与人之间相互感应,推天道、明人事、舍同求和。破坏自然就是破坏、毁灭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要“利用厚生”,实现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的美好状态。
儒家学说也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气质。儒家认为,人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一员,与其他生物地位平等。人类要在“仁”的基础上将道德关怀从人类自身扩展到自然万物,从而实现“爱人”与“爱物”的一致性和人际道德与生态道德的一致性。在生态道德规制上,提出不能“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反映出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智慧。
道家认为,人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物无贵贱”,万事万物地位相等,主张尊重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人应该遵循“天道”,反对一切改变事物自然属性的行为。
“缘起”是佛教的世界观,宇宙作为一个充满了各种生命形式的巨大体系,个体生命对应着宇宙整体生命,个体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具体形式,无生无灭,“万事万物个个是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佛教强调众生平等、生命处于不断轮回中,倡导不杀生的生命伦理观。
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早就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精髓,尽管在理论内容上表现得较为朴素,但对于解读我国生态文明伦理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表了《存在生态伦理学吗?》,其标志着西方哲学生态伦理思想正式进入理论体系构建阶段,其根本任务是为当代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伦理共识和道德基础。在现代西方哲学体系中最终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这种思想受到学术界广泛质疑,以卡森为代表的生态哲学派最先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正是几千年来以人类中心主义自居的人类。我国学者林红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智慧、创造力和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负责任融合为一体,千方百计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急于改变落后、贫困、造福民众等因素驱动下,提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等现代东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并通过行政手段付诸实施。”②
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包括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物中心论认为,自然的主体是由所有生命体组成,这是对所有生命体内在价值的肯定,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了伦理联系,改变了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但是它忽略了人对自然生态环境应该负有的道德责任,很难把自然的进化同人的进步联接起来。生态中心论又被称为极端自然论,它否认人的中心地位,轻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认为人与自然没有区别,无限夸大自然与人类的共性和人的消极一面,过分轻视人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其实质既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交锋,也是范围更广、影响更深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在环境伦理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生态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也是贯穿理论发展整个过程的主线之一。经典作家认为,人类产生于自然界之后,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资料。人类来自于自然,又不断改变着自然界。自然界首先是人的自然,即作为自然界一个子系统而存在的人类及社会;其次才是外部的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需的生态客体的存在,而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正是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前期确实取得了预期效果,但是在后期有了全然不同、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效果消除。”③
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学内涵
伦理学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广义上来说,是继工业文明之后更高级的社会发展形态,是以生态化思想组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和消费,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行为准则,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生态运行机制。从狭义上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相对于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作为一种新社会发展形态,生态文明有着不同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自身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生态文明扩大了人类道德责任范围。人类道德关怀从人际之间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不仅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还要考虑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这就超越了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分析性线性思维,形成了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完善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第二,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生态化价值理念。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以生态化作为价值诉求,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生态理念、生态文明、生态行为将会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得到巩固和加强。第三,生态文明体现了生态道德约束的强化。人们的行为将在生态道德约束下由被动向自觉转化。经济将会从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向节约、高效、低污染、绿色的生态化生产方式;消费不再追求过度物质享受,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对自然环境没有损害的绿色消费方式将会成为社会主流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的伦理学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伦理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必须扩大到对自然、生命本身的关心,道德关怀应该扩大到自然界、生命,赋予其按生态规律永续存在、发展的权利。这就需要完善生态文明伦理体系,建立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和约束,以化解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
第一,培养公民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对公民进行绿色教育,树立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培养具有“绿色思想”并掌握绿色技术的创新型人才,绿色、循环、低碳的生态文明观念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抵制不合理消费,使自然价值观、自然权利观及自然道德观等伦理秩序深入人心,节约、环保、生态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生态的良好氛围。第二,促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以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指导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使科技向符合生态保护的方向发展,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变,并推动科学技术价值观向生态化立场转变。第三,建立完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伦理道德通常约束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按照一定伦理秩序进行,生态伦理的核心就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必须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题来构建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机制,包括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生态道德内容和生态道德运行机制。以作为人类及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约束人类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四,制定生态道德规范及评价标准。道德规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它更多表现为社会个体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确保社会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环境伦理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需要社会公民以对自然负有道德责任的态度来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凡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便是善,反之,凡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行为便是恶。生态文明社会的合格公民,应该随时随地以生态道德来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关系,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广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注释】
①②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第15页。
[关键词]县中小学生体质状况动态分析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按照《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手册》的统一规定和各项目《检测细则》的测试规范要求,于2004年6月1日-6月20日和2008年6月1日-6月20日,两次对县9—17岁中小学生的1200名9-17岁全县男女学生的11项体质指标进行测试。两次测试采用完全相同的测试仪器和手段,在同等测试条件下进行,将测试结果按照男女生不同年龄9个组别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2.研究方法。在测试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
二、结果与分析
1.2004-2008年县中小学学生形态发育的动态分析
(1)身高的变化
①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身高均值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男生增长幅度在1.92—5.33厘米之间,平均增长3.36厘米;女生增长幅度在1.31-3.35厘米之间,平均增长2.25厘米。男生增长幅度大于女生。
②除了男生11岁年龄组身高发育均值曲线略呈下降外,各年龄组身高发育均呈增高的趋势。身高每4年增长值男女生分别为2.72厘米和1.74厘米。
③在各年龄组中,以12岁和16岁年龄组身高发育指标为最高。
④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身高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2.13厘米,女生低1.44厘米。
(2)体重的变化
①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体重显著增长,其中男生增长幅度在2.27-5.18公斤之间,平均增长4.12公斤;女生增长幅度在1.20-1.73公斤之间,平均增长1.30公斤。
②体重平均每4年增长值男生为3.17公斤,女生为1.00公斤。
③4年间,以2008年体重均值为最高,男生16、17岁年龄组体重均值最高,女生16岁年龄组体重均值最高。
④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体重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0.88公斤,女生低0.41公斤。
(3)胸围的变化
①4年间,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胸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男生增长幅度为0.22-1.62厘米之间,平均增长0.62厘米;女生增长幅度为0.48-1.54厘米之间,平均增长0.88厘米。
②胸围每4年增长值男生为0.48厘米,女生为0.68厘米,女生胸围增长幅度大于男生。
③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胸围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0.11厘米,女生低0.13厘米。
2.2004-2008年县中小学生身体机能的动态分析
(1)脉搏的变化
①4年来,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脉搏次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男生变化幅度在1.44-1.60次/分之间,平均增长0.21次/分。女生变化幅度在1.27-0.75次/分之间,平均减少0.20次/分。
②4年来9-17岁各年龄组及9-17组脉搏均值有显著性变化。
③每4年男生脉搏增加0.16次/分,女生则减少0.15次/分。
④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脉搏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是持平。
(2)血压的变化
①4年来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血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减变化,其中男生收缩压负增长幅度在1.01-0.30千帕之间,平均负增长0.49千帕;舒张压增长幅度在1.01-1.43千帕之间,平均增长1.19千帕。女生收缩压负增?长幅度在0.21-0.78千帕之间,平均负增长0.47千帕。舒张压增长幅度在0.57-1.10千帕之间,平均增长0.81千帕。
②每4年男生收缩压负增长0.38千帕,舒张压增长0.92千帕,女生收缩压负增长0.36千帕,舒张压增长0.62千帕,男生血压高于女生。
③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血压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是持平。
(3)肺活量的变化
①4年来,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肺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男生增长幅度在343.62-390.13毫升之间,平均增长361.48毫升。女生增长幅度在227.05-280.48毫升之间,平均增长264.02毫升。
②各年龄组男女生肺活量明显增长,呈非常显著性差异,每4年肺活量增长男生为278.06毫升,女生为203.09毫升。
③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肺活量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高32.03毫升,女生高21.11毫升。
3.2004-2008年县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的动态分析
(1)50米跑的变化
①4年间,9-17岁男女中小学生50米跑的水平均有较大程度提高。其中,男生提高幅度在0.27-0.45秒之间,平均提高0.36秒;女生提高幅度在0.62-0.89秒之间,平均提高0.80秒。女生提高幅度大于男生。50米跑水平每4年男生提高0.28秒,女生提高0.62秒。
②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50米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0.21秒,女生低0.17秒。
(2)立定跳远的变化
①4年间,9-17岁男女中小学生立定跳远的成绩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其中,男生提高幅度在18.37-21.28厘米之间,平均提高19.70厘米;女生提高幅度在11.81-15.95厘米之间,平均提高16.64厘米。
②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立定跳远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11.23厘米,女生低9.36厘米。
(3)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的变化①4年间,9-17岁男中小学生1000米跑的成绩和女中小学生800米跑的成绩均有较大程度提高。其中,男生提高幅度在12.51-25.10秒之间,平均提高16.55秒;女生提高幅度在9.88-23.26秒之间,平均提高17.41秒。
②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4.33秒,女生低3.25秒。
三、结论与建议
1.2004-2008年间,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形态的变化如下:身高变化发育呈曲线型增长,男生增长幅度略高于女生,男女生身高发育均在17岁达到最高值。体重显著增长;17岁时胸围发育已基本稳定,维尔维克指数呈下降趋势。
2.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机能的变化如下:男女生脉搏次数均有显著性变化。血压发生非常显著性变化,男生血压高于女生。男女生肺活量均呈上升趋势,学生的心肺功能得到加强。
3.县全县中小学生5项身体素质发展水平均有长足的提高(除高中三年级外),其中,男女生的速度、下肢爆发力、耐力和男生的上肢力量、女生的腰腹肌力量提高幅度较大,且尤以12岁和15岁年龄组提高更为明显。
4.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形态,机能,素质的变化从2004年,2008年两次测试对照:除脉搏,血压,立位体前屈无显著性变化外,其它指标均有显著性变化。
5.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发展水平与全国水平比较:除肺活量,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指标高于全国水平,其它指标全部低于全国水平。
6.我县中小学学生体质不断增强,但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鉴于本课题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本人水平有限,不能对中小学学生体质展开大面积充分的调查,建议有关部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促进我县中小学学生体质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生态理论 大学生 寝室文化建设
寝室是大学生学习、生活、休闲的重要空间,是大学生个人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生活观念、行为方式形成和展示的重要平台之一,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大学生生活的物理空间,寝室具有生态环境的基本构成要素,同时,作为精神空间也具备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智慧、生态道德文明习惯和生态能力等生态意义上的世界观范型。因此,依托生态理论的教育观念,加强以大学生寝室文化为中心的寝室建设,创建特色文明寝室,能够以一种更为宏阔的思想道德教育视野,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学会热爱自然、享受生活,积极培养大学生爱护周围环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自觉养成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道德文明习惯,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
本文从生态理论出发,以浙江传媒学院寝室文化建设为例,针对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进行深入思考和具体研究,探讨创建一种生态意义上的大学生精神文明建设新模式。以面向未来的高度探索学生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探索和建设,分析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的机制和对策,实践生态文明寝室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一、生态理论下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现状和内涵
大学生寝室文化,是指大学生以寝室为主要空间共同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等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环境与氛围的总和。①它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范畴,所谓物质文化是指寝室的基本设施、整体布局、环境卫生、规章制度等硬件部分,是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基础;精神文化是指寝室成员的生活方式及多种多样的课余活动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心理素质等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是大学生寝室文化的核心。
从生态理论意义来看,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把生态理论的教育观念融入了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之中的。作为大学生生活的物理空间,寝室具有生态环境的基本构成要素,同时,作为精神空间也具备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智慧、生态道德文明习惯和生态能力等生态意义上的世界观范型。因此,加强以大学生寝室文化为中心的寝室建设,依托生态理论的教育观念,创建特色文明寝室,能够以一种更为宏阔的思想道德教育视野,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学会热爱自然、享受生活,积极培养大学生爱护周围环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自觉养成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道德文明习惯,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
积极、健康、向上的大学生寝室文化体现着寝室作为高校素质教育中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三课堂的辅助地位和作用。然而,伴随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的生活环境改变已经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不和谐,人性贫乏,人格萎缩等造就了二十世纪以来生态道德的破坏,也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作为最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大学生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这种影响在寝室这一大学生最为私密的物理和精神空间中则体现得十分直接和充分,使其蒙上了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加强生态理论下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通过寝室文化建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起人与生态的友好型校园文化,已经是当今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生态理论下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的机制和对策
生态寝室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许多高校十分重视寝室文化建设,通过各种途径来努力提高学生自觉习惯的养成品格和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要全方位实现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目标,还必须引入生态理论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新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在生态理论指引下,浙江传媒学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植根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并与社会生活保持和谐一致,依托专业文化特点,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进行文明寝室建设的生态性建构,为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也为培养传播和引领先进文化的高素质传媒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
1、坚持"六个一",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人性化寝室文化创建制度,打牢寝室文化建设的基。
响应《浙江传媒学院深入开展学校文明寝室建设的实施方案》,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特点,提出"六个一"的工作思路,即一个主题--依托生态理论教育观念,结合专业文化特点,创建特色文明寝室;一个团队--转变观念,以生为本,树立"我与母校是一家"的团队意识;一个目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态平衡、珍惜资源、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观和生态道德文明习惯,全面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一个主线--以习惯养成、品质锤炼为基础,以学生竞争力提升为重点,注重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一个平台--定期开展学生工作论坛,培养一批稳定、优秀的学生自我管理的工作队伍;一个典型--树立生态文明寝室先进典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并据此制订相关制度措施,如统一制定学生寝室值日表,确保寝室卫生打扫明确到寝室每一个成员,全院学生签定"文明寝室创建工作承诺书",培养学生"我爱我家,共建靠大家"的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把量化了的寝室卫生状况与学生年度综合测评、文明班级评比、优秀导师评选等挂钩,充分调动学生讲卫生、爱家园的积极性,营造优雅清新的寝室环境,培育大学生爱护周围环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自觉养成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道德文明习惯,确立全新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生态寝室文化建设是学生自身习惯养成与能力培养提升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把文化修身、文明修行的大文化建设贯穿到文明寝室创建中,走出寝室的闭锁空间,拓宽文明寝室创建的天地,与美丽校园建设相结合。发挥学生专业文化特点,开展"爱生活、爱寝室、爱自己"为主题的系列寝室文化活动,提升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寝室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得到熏陶,提高素质。在寝室文化建设中,培养学生的生态责任感、生态义务感,并注重实践体验,实现由知到行的生态理念的转换,从而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
2、坚持软硬共建的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大学生寝室精神文化建设的提升。
在传媒氛围熏陶下的传媒类高校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生态文明寝室建设往往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点,如多数学生家庭背景优越,导致对前沿消费的狂热追逐,重视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而责任感较弱;专业开放性特点使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不拘常理;文明寝室建设活动专业特色明显,追求个性化、时尚化、精致化等。因此,依托生态理论的教育观念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成为寝室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精神因素。
广泛动员学生,使其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发挥学生在寝室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提升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主要方式为聚集寝室文化建设的内核,形成寝室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以集体商讨的方式加强全院上下的凝聚力,如全院学生大会、寝室间交流会、寝室文化建设论坛、导师与学生座谈会等,宣讲整个社会教育背景下生态文明寝室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和建设的意义,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制定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寝室文明规范制度,如寝室作息制度、寝室安全注意事项、寝室文明公约等。以寝室长为主要负责人,寝室成员之间互相监督、督促自觉遵守校规校纪,抵制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方式,倡导健康文明的言行举止,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寝室长负责专门记录每一位同学的习惯养成情况,由同学签字确认,从而进行量化,纳入年度综合测评的范畴,以此督促学生遵守各项制度,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高尚文雅的环境氛围。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大学生寝室管理队伍,将入党积极分子全部纳入学生公寓自律委员会,包干到户。入党积极分子、助理班主任全部一对一接洽相关寝室;同时,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素质涵养,以寝室为基地,以自身先锋模范作用为标榜,带动整个学院学生。
转变教师重教学轻育人的教学理念,制定统一的建设计划、方案。古人云"亲其师则信其道",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寻求最恰当的解决方法,互相理解,形成合力,寓思想教育于传授知识中、于师生的交往中,促进学生主动、乐意地接受教师的培养塑造,实现教学相长。
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让寝室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让优雅清新的环境,宽严相济的制度,健康向上的情趣,丰富多彩的生活,高尚文雅的情操,团结友爱的风气,求知探索的氛围,拼搏进取的精神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成长点。总之,大学生寝室建设要通过生态理论教育,引导建设者和管理者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的生态责任感、生态义务感,为美丽温馨的寝室及校园建设,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而奋斗。
注释:
①文平.试论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与综合素质的培养[J].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2)
参考文献:
[1]朱法贞主编.教师伦理学[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2]侯琦.校园文化建设方法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4)
[3]吕红梅.高校宿舍文化建设的原则与对策探讨[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4]武丕才,冯宏岩.论可持续发展的德育观--生态德育[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5]刘开淼,魏立志.关于高校生态教育的若干思考[J].教育探索2009(2)
一、生态伦理学产生的历史与逻辑必然性和现实价值问题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的伦理学,其具体内涵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历史时期存有差异,比如中华文化中的儒家伦理与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腊伦理、基督教伦理有着重大不同,即使同属西方文明,古希腊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也有一定差异。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中,伦理学大都囿于人与人的关系,局限在人对人的行为法则与规范惯例。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快速推进,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宰地位愈益增强,人的物质生活愈加丰裕,而此时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大幅度、大规模的逆向变化。从根本上讲,人类生存景况的巨大改变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扭转,始于人对自然态度的彻底改变。在当今世界的一系列紧张关系中,尤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化引人注目,且已直接影响和危及到人类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如何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需要尽快破解的紧迫课题。
哲学诞生之时就是一门古老的、以认识世界之存在本源为基本取向的形而上学问,把目光锁定在自然本身是当然之举。各个文明地的哲学都对包括人类以及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来龙去脉进行着极具时代和地域文明特色的认知,对有关人与自然之关系也有意无意给出了深具各自文化意蕴的解说,但被纳入实践哲学范畴的只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伦理道德的规范、原则只关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具体规定,这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中即可得到有力确证。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技术手段被过分夸大运用后的警醒,更昭示出对导致结果发生之内在思想根源的反思和批判,在历史与逻辑的意义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何样观念传统指导着人们的实践行为,使其面对自然而无所畏惧、肆意掠夺而毫无顾忌、随意践踏而不知收敛?第二、人的道德约束与伦理法则是否仅限于属人的范围,人是否对人和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负有道德责任和义务?第三、生存于世的权利是否仅为人所有,其它自然存在物焉只是满足人需求的实用工具。
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明显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异化,根源却是近现代以后人类认识上的偏差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扭曲,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世界观、文明观出问题的表现,更明确地说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观、世界观存有的缺陷,即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以来所形成的哲学理念传统是问题发生的重要思想根源。古希腊哲学在普罗太戈拉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度”之时就发生了问题转向,人事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苏格拉底对“善”所投入的毕生精力在思想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使后来的柏拉图在沿袭这个传统的同时,对人、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给予了至高的地位确定。这种观点在后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绝对无上,这种主客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其实就是对人的自我意识给予了地位与作用的空前强调,这应该被视作重视乃至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基本思想渊源,结果就是人类对自身创造和支配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和自信,“知识就是力量”成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现代工业化推进的最强大动力。人对自然界支配与统治的能力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得到了勿容置疑的确认,“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日益稳固。人类这样思想与行为的后果在大幅度地推进人类生产技术水平、增大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已经且将继续遭受着自然力量的惩罚与报复,人类正在吞下自己狂妄行为的巨大苦果。如何从根本上改善这种状况,阻止、延缓自然环境的逆转速度等紧迫任务迫使人类不能不对导致困境出现的技术、政策以及各种不当行为进行深入、彻底的检讨和反思,问题的关键必然指向引发此类后果的深层次的、支配和引导人们如此行动的思想文化根源,最终聚焦于构成相关文化底蕴的哲学世界观与价值观视域。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重新解读人在现实生存中必然要应对的各种关系,自觉而又合理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纳入到伦理道德的范畴,在新的时代背景与要求下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具体而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成为人类历史与思想逻辑的必然走向。
从学科自身的演变轨迹看,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日渐式微是生态伦理学兴起的理论背景,问题的发生源于传统伦理学自身的不足与缺陷。首先,传统伦理学的道德设定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本视域,其典型表现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且在两者之间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另在西方传统思想中,科学与伦理学是不可通约的。科学讲求实然性,强调的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作属性和规律的事实性真理性判断,对自然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自然客体仅只是为人而存在的工具,对自然环境问题的任何涉及都只有事实的意义,而没有价值的余地。传统思想中伦理学所依据的价值判断仅属人的范畴,只在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视界下。只有对人才能培育、养成承担各类重责的自律,自然之任何物象是不具备这种禀赋和能力的。所以,在传统伦理学那里作为科学的事实判断与作为伦理学的价值判断是不能加以混淆的。
其次,西方传统伦理学大都以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作为道德原则的逻辑起点,使大多数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乏或是充分实践经验检验、或是严密逻辑论证的致命缺陷。比如,传统的目的论把人生的目的确定为人都是追求幸福的,幸福是所有追求的终极目的,把“善”作为幸福达成的最高境界。但是,幸福为什么会成为人生的最高目的?人一定会追求“至善”吗?在他们看来认为这些问题是无须讨论的;而义务论则认为人的义务是从道德律来的,而道德律反映在每个人的良心之内,这同样是自明的道理。但人是不是都有良心?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良心?对这些问题义务论也没有继续做更深入的考察;同样,功利论则把人性假定为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功利就成为善良价值的来源,但是,人为什么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什么不能毁灭自己的利益?功利论认为相反的假定是匪夷所思的。诸如此类的观点在今天这样一个事事讲求明白无误和充足理由的时代是很难说服人的。而且这些论点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都以假设作为下一步规范设定的起点,必
然出现大前提过于不确定导致逻辑和事实结论都靠不住的问题。虽然对人的主体行为不可能像科学那样作出明确而准确的断定,但也不能过于依赖主观臆断。此外,这其中也同时反映出思想方法的缺陷:西方的传统道德伦理往往都是以道德的形而上学为其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这种思路说白了就是把理想的人性当作现实的人性,把理想的人格幻化为现实的人格,忽略、忽视了现实的、社会的人的存在的复杂性与可变性,不曾看到具体社会关系、利益寻求和价值取向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影响与制约,说到底还是唯心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二、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普遍意义与从传统伦理学到现代伦理学的转向问题
首先,需要重视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生态伦理道德观的确立问题。生态伦理是实践哲学的重要体现,也是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从目前看,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时间较早、水平较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正如同生态问题已不是单独存在于某些地区或国家、已经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问题一样,生态伦理思想的确立同样也不是只适于西方世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作为生态伦理道德的哲学基本理念也应具有普遍意义,必然包含具有普遍道德意义,的原则与规范。之所以要强调和明确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很有市场和影响力的道德相对主义。就目前世界文化的总体倾向看,道德相对主义是对构建对世界各地人群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生态伦理规范的最大挑战和威胁。
沃尔特・李普曼提出“科学方法的影响和工业都市社会的发展是使各种东西失去信仰的主要因素”的观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方法论原因。同时,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使之作为普遍伦理的幻想彻底破灭,代之而起的是对多元的道德价值的容忍和逐步认同,其后果是在社会意义上挑战了传统道德的权威,使信仰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动摇。道德相对主义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学家对文化多元论的尊崇。持道德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家特别强调要努力尊重不同文化里长期流传下来的习惯、习俗,而且坚持对不同道德准则、社会习俗采取价值中立态度。从坚持人类文明多种起源、文化多元发展的立场以及反对盲目崇拜权威、提倡科学研究、勇敢追求真理等意义上讲,相对主义有其一定合理性,也是其生存力强盛的关键理由。但是,道德相对主义(包括其它各种相对主义)的根本性不足或缺陷,就是过于强调和坚持文化与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差异性,甚至否认它们彼此之间应该存在或已经存在的属于人类共同具有的、关乎人类共同走向和命运的内容。这种观点或看法不仅与大量的客观事实并不相符,而且关键是几乎抹杀了共建人类生态道德伦理体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对于目前人类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保护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任务极为不利。在今天这个开放远大于封闭的世界,具有人类共同特点的生活实践形式需要人们选择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和命运的最佳生存路径,比如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恶化与自然资源接近枯竭的现实,使全世界的人们因之有了共同的话题,也为人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提出了明确而共同的任务。于此,生态伦理学乃至全部应用伦理学要想最终成为人类因共同问题而达成的共识,必须先要从根基上确立共同持有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基本信念。
其次,是否存在着从传统伦理学向现代伦理学的转向问题。对此以美国哲学家H.罗尔斯顿和W.F.弗兰克纳为代表形成了两股倾向:罗尔斯顿认为,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新的伦理学,“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弗兰克纳则提出,对待当前的环境问题,传统伦理学“仍然是完美适用的”,不需要新的“生态伦理学”。可以看出弗兰克纳的观点仍然属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在本质上是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向外延伸,推及到自然中非人类的生物与事物的领域,对人之外的自然之物都给予道德关心和保护。这种观点表面看起来很有道理,符合相当一些人的习惯信念,也迎合了这样一种观点:生态伦理学包括应用伦理学是以以往文化传承积淀下来的一般道德哲学为基础,这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构成为生态伦理学乃至所有应用伦理应该从总体意义上加以遵循和依照的基本原理。很显然,这里的一般道德哲学就是指传统的西方伦理学。但是,我认为,这种论点存在很大问题。如所周知,传统伦理学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其思维方式奉行的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立场,在价值观上是把自然界作为人的利益与满足需要的工具而设定的,根本没有赋予自然事物任何的道德权利,所有关于自然事物的福利关怀也是本着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遭遇到的环境逆变危机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而且一旦在人的现实利益与自然之物的维护保护发生对立的时候,仍是以人的具体利益作为取舍砝码,很少会真正顾及以后将会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观点从长远的人类延续看,其合理性非常有限。
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兴起使西方伦理学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因为“环境伦理学对生命的尊重更进了一步,它要探讨是否可能存在非人类的义务对象”,“它试图一方面改造那种断定自然界的价值可随意获取的科学,另一方面要改造那种设想只有人类才考虑道德的伦理学”。H.罗尔斯顿的观点对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要全面考虑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问题,无论是生态伦理的道德哲学基础,还是构成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规范等诸多方面都属生态伦理学走向严谨、周密的基本任务,缺一不可。更明确地说,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同样存在着一个“体――用”结合问题。在中国的古老文明遭受到来自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的时候,满清末年的张之洞提出过“中体西用”的观点。他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与行为准则都没什么问题,错是出在我们缺少西方列强的坚炮利器,如果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这种观点在事实上不能通行已无需多说,而且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严复当年的批评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中学有中学的体、中学的用,西学有西学的体、西学的用,把中学的体和西学的用结合在一起,无异于“牛体马用”。所以,构建科学的生态伦理学需要从根本的理论与原则上对所有的问题加以梳理,能够清楚明白地阐述和论证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如何建立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内在关系;如何从道德的权利与义务上实现人类对地球所有自然之物的尊重与保护;如何在现实的实践中将人对自然的当前责任与长远责任、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辩证统一;如何有效实现满足人类需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和谐一致等问题。
三、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层次构建与广泛汲取有益思想资源问题
首先,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应该有着功利价值和人文价值、实用需要和审美
需求、现实的生存发展和高远的进步境界等的具体.区分。即在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和具体规范,特别是人与自然的伦理法则等问题的解决上应体现层次的划分和循序渐进的要求,应使人们在具体实践中从最简单、最直观的任务做起,逐步积累、渐渐提升,使生态伦理的实践真正切实可行,成为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约束自己行为的正确行动法则。比如,可以先在功利的意义上强化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让人们明确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自然环境不好了,人们连起码的生存家园都无法保证,更何谈高层次的生活质量呢?进而让更多的人深切体会到,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各类生命的继续存在是人类自身延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让人更好、更长久地生存于这个世界,人们必须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善待自然之各种事物。这应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最低限度的关系法则。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说,对自然环境以及各类有机、无机存在物的保护不仅仅只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同时还映现出发自人的内心本性的向善要求,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高尚所在。自然之所有事物对人的意义不仅是物质需要的资源提供者,也是满足人类审美需求的外在对象,更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
其次,生态伦理学的推进还需要从各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汲取大量有益的思想资源。从现实需要来看,生态伦理提出和研究的问题不仅属于西方社会,它已经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共同面临和必须承担的紧迫任务,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逃避的现实命运,每一种文化都应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行动方案。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民族都需要做使生态伦理的现代共周取向与本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尤其是如何从具体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智慧中汲取丰富资源,使古老文明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共同工作。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千年文明史和众多少数民族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当前我国的生态伦理学研究有两方面的重要思想资源急需作深入细致的梳理、整理工作:一是在儒、道、释的文化传统中,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总结,梳理出有关各家在生态伦理的道德思想和伦理规范等内容;二是在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观念中发掘和整理有关生态伦理的丰富思想和行为约束。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沉淀和传承下来的许多很有价值的善待自然的思想,欧美许多思想家的观点和看法很有反证作用。比如,美国生态伦理学家小罗尔斯顿就曾经提出,“禅宗在尊重生命方面是值得钦佩的”,“禅宗懂得如何使万物广泛协调,而不使每一物失去自身在宇宙中的特殊意义。禅宗知道怎样使生命科学与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相结合”。我们知道,罗尔斯顿是把生态伦理学看作是新的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是从超越和跳出西方传统伦理学的缺陷和局限建构新的伦理学,其首要目的是要把尊重自然和生命的理念变成现代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使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彼此依存的新型关系,使人与人的道德诉求也渗透到人与自然之间。罗尔斯顿发现了在西方的传统哲学与伦理学中基本没有相关思想的明确表达,而在东方的思想传统特别是中国禅宗的生命解读中却有着与现代生态伦理追求十分契合的意愿诉求。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随处可见并贯穿于各自文化传承的始终,特别是在道家思想中俯仰可拾的生态伦理智慧更早已为西方许多思想家称道和倾慕。所以,作为中国自己生态俺理学的推进与发展绝不能绕开或忽视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
作为多民族聚集的国家,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组成了中国社会色彩斑澜的生活风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传统。我国生态伦理学的构建与发展不能缺少对大量少数民族生活生态智慧的汲取。在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着与现代环境保护理念有关的习俗、禁忌和习惯法,其中的出发点、目的不尽相同,而且他们的哲学、宗教观点也很异于西方文化。但它的确体现了少数民族生存方式中的生态伦理智慧,他们的这种伦理意识融汇于生产生活方式、图腾、神话之中,他们把自然作为文化诉求的对象和表达的内容,甚至把自然物尊为自然神,对其顶礼膜拜,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着对待土地、森林、动物、植物等等自然事物的尊重与敬畏,这种态度往往是以习俗或习惯法的形式渗透在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传统中。
关键词:人类胚胎;胚胎干细胞;生物伦理学
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是指来源于着床前囊胚内细胞团或早期胚胎原始生殖细胞的一大类未分化的全能干细胞,具有无限增殖、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潜能。人类胚胎干细胞(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hES细胞)在临床移植医学、细胞治疗、组织工程、生物学基础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应用前景,对于有效地治疗人类多种疾病,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但由于hES细胞的来源同胚胎道德地位、克隆人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带来了法律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对人类胚胎和胎儿组织是否尊重的“世纪伦理之争”.
1 干细胞的来源、分类及功能
干细胞是指在生命的生长和发育过程中起“主干”作用的原始细胞(progenitor cells),它们具有自我更新、高度增殖和多向分化的潜能。尤其是人类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s),它可以分化成人体全部200多种细胞类型,进而构建人的心、肝、肾、神经等多种组织和器官,最终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是一种全能干细胞。根据来源的不同,干细胞分为成体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两种。成体干细胞指人体内为修复或替代体内损伤或正常死亡的细胞而产生的干细胞,其分化能力有限。目前,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来源主要有五种途径:①用选择性流产的人类胚胎组织产生;②用不孕症治疗后的剩余胚胎组织产生;③用以研究为目的的捐献配子人工受精创造的胚胎产生;④应用嵌合体胚胎产生;⑤应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2007年,美国Wake Forest大学的研究者在《自然》(Nature)上报告说:从羊水中可以分离出多能干细胞。这种方式介于“成体干细胞”和“胚胎干细胞”之间,为获取干细胞提供了新的思路。用不同来源的hES细胞研究干细胞,引发的伦理问题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1]。
按照干细胞的分化阶段,人们将干细胞分成三大类:即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专能干细胞。全能干细胞可以分化为组成整个人体的216种所有的细胞类型,它可产生一个完整的胚胎。多能干细胞可向多种细胞类型分化,但不能制造完全发育所需要的所有组织。专能干细胞是在干细胞发育的后期出现的,细胞也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例如神经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等。
显而易见干细胞的治疗则是它们的主要功能。科学家们指出干细胞治疗是一种具有潜在革命性的治疗疾病和损伤的、在医学领域应用广泛的新方法。它的目标是通过干细胞移植提供健康的新细胞修复身体受损的或病患的部分。例如是通过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帕金森病、阿耳茨海默病、糖尿病、心脏病、多样硬化症、烧伤和脊髓损伤等疾病的新疗法意义重大。
2 干细胞研究所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
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人类胚胎的地位、胚胎干细胞来源、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等方面。具体问题有: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是什么;赞同或反对“生殖性克隆”的伦理论证是什么;为何“治疗性克隆”能得到伦理学的辩护。在讨论中还涉及到对“人的生命”和“人格”等概念的理解。在西方国家,有不少人坚持胚胎就是生命,特别是一些基督教徒和神职人员以及反对堕胎的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亵渎神灵、侮辱生命的尊严,并且认为克隆人的胚胎迟早导致克隆人的出现,故而表示强烈抵制和反对。女权运动者也从妇女、尤其是贫穷妇女的健康保健出发,对干细胞研究提出异议。并且过去几年中,有些西方国家曾立法禁止或部分限制而起步艰难,这些因素成为干细胞研究伦理纷争的焦点所在。
1999年,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伦理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克隆的声明。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一直在高度关注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对上述伦理问题的研究与国际社会近乎同步,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举办了若干次高级别的研讨班,相关的研究成果被写入了生命伦理学教材。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本质,为国家制定相关伦理准则提供决策参考,也为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参与讨论提供了概念基础。不少专家学者也在积极推动和参与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审查项目中的行动指南,2003年2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稿)》[2]。
为规范干细胞研究中潜在的诸多伦理问题,科技部和卫生部于2003年12月出台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规定:“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只能通过下列方式获得:①体外受精时多余的配子或囊胚;②自然或自愿选择流产的胎儿细胞;③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获得的囊胚和单性分裂囊胚;④自愿捐献的生殖细胞。”这些胚胎干细胞来源方式需经受伦理上的严格考证。我国hES细胞研究应用这种来源应做如下限制:捐献者自主决定是否继续存贮或捐献给另外的不孕夫妇;不许有预先设计地获得胚胎;不能买卖胚胎及胎儿组织;应以最少量的胚胎用于最重要的研究;研究者不得在治疗不孕症时有目的增加植入胚胎的数量和增加配子等。
3 我国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基本立场
鉴于干细胞研究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利益,同时也涉及到人类生命雏形以及“克隆人”的重大伦理问题,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部伦理委员会认为:为了“医为仁术”这个崇高的事业,应该支持我国科学家积极开展人类胚胎干细胞,使我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有序地发展,为21世纪科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该中心的伦理指导大纲中指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包括:行善和救人、尊重和自主、无伤和有利、知情同意、谨慎和保密等原则。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规范中:①是反对“克隆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涉及到体细胞核转移技术(SCNT),因此坚决反对滥用SCNT用于复制人类为目的任何研究;②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例如通过干细胞研究究得到的组织、器官,可用于临床移植手术等;③谨慎对待胚胎实验。
虽然科学是把双刃剑,但我们不能低估人类理性的强大力量。应就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加强科学家、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法学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开展对媒体从业者和公众的相关教育培训,世界各国在科学和伦理学的争论中扬利抑弊,通过立法手段使hES细胞研究走向健康的研究轨道,使生命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