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的来历与传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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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年的来历与传说范文

文/樊国忠

这个食品的名称是个既形象又生动的比喻。实际上它是穷人家处理剩饭剩面条儿的一种方法。在城镇中，有专门从大饭店买剩菜、剩饭（折箩）的。买回来后，将菜肴拣好些的、整齐些的，上蒸笼加热后再出卖给穷人。余下的米饭和面条儿则不用分开，也不易细分，就饭面一起热后给人吃，外号就叫“刀里加鞭”――米饭为百食之首，犹如刀为百兵武器之首一样；面条也像武器中的鞭一样，有长有短，故此给此种食物起了这个雅号。过去在北京前门外抄手胡同，有张老头夫妇就专营此业。前三门大饭庄没有不认识张老头的，他就常吃此食物。笔者幼年时，见此情景就问他这叫什么，张老乐着说：“这种吃法，有个雅号叫‘刀里加鞭’。你不信，回家问你家老人就知道了。因为你们家在办事后或年节请客后，也常用此法来打扫剩面剩饭……”几年后，我大哥娶大嫂，因在海淀饭庄和乡村家中两个地方办酒席，剩下不少的菜饭，且又办的是面条席（炒菜面）。事后，我们也吃起了“刀里加鞭”！我一边吃，一边说出这个名儿来，大伯父还笑着说我小小年纪，知识很渊博呢！其实，这不失为是一种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的好办法呢！

流传百年的经典小吃――担担面

文/海涛

小吃风味

面条细薄，没有汤，卤汁酥香，咸鲜微辣，香气扑鼻，十分入味，麻辣，色鲜红。

来历传说

担担面是四川乃至全国闻名的面食之一，颇具四川风味。担担面最初是四川自贡市一个叫陈包包的小贩挑着担子吆喝着叫卖的一种面食，始立于1841年。其名字也是因为其老板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才得来的。

担担面向来是荤素具备，不仅有面条，还有“抄手”，也就是馄饨。

标准的担担面扁担，是用硬木制成的，扁担的一头是“操作台”兼“贮藏室”，里边盛着面条、馄饨皮、肉馅、蔬菜及各种调料；另一头是“灶间”，有小风箱，可以现场煮面。

川味面食中，比较有名的“素面”、“素椒杂酱面”、“清汤杂酱面”、“红汤面”、“酸辣面”、“清红汤抄手”，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一副小小的面担上做出来。

现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的担担面，差不多都改为店铺经营，而不用挑着面担卖了，但是其味道却没有改变，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特色，尤其是成都担担面，特色最浓。

制作工艺

作为一种四川地区的大众面食，担担面非常受人欢迎。

原料：面粉、豆油、味精、红油辣椒、鸡蛋、猪油、豌豆尖、高汤、醋、葱花、芽菜、豆粉、猪肉。

第一步，先把鸡蛋与水调和好，然后用它和面。面团和好后用手工擀成韭菜叶一样细的面条。其中豆粉是用来做擀面时的撒粉用的。

第二步，豆油、醋、味精、红油辣椒、高汤、葱花、芽菜末分别放入碗中。

第2篇：小年的来历与传说范文

老北京爱说腊七、腊八儿，冻死寒鸦儿。 清代，雍和宫内就有熬制腊八粥敬献佛、皇室权贵的传统，谓之佛粥，目的是与佛结缘，寓意像佛祖一样，喝了牧女施舍的杂豆粥而得道成佛。

农历二十三，传说灶王爷第二天就要上天奏明玉帝人间善恶，玉帝依此降福祸，家家忙着祭灶。这天晚上，供上关东糖、糖瓜（意在粘住灶王爷的口）等，由家长主祭上香行礼，而后连将灶神连龛带像放在松柏枝、芝麻秸架上点火焚化，谓之送祭。这天晚上，鞭炮齐鸣，北京人说是过小年 除夕是全中国的狂欢夜,一切的辞旧迎新、祈福迎祥都在这一夜。全家团团围坐举行家宴，互相祝福尽享天伦，称之为围炉。饭后，小孩会把芝麻秸撒在庭子里，人行其上，称之踩岁。老北京有守岁至午夜时分，鸣放鞭炮，互道新禧，晚辈要给长辈叩首拜年，讨要压岁钱，全家再吃一顿素馅饺子，谓之五更饺子、团圆饺子。在百十个饺子里，只有一个放有硬币，说是吃到这个饺子的人，一年诸事顺遂。

现在北京人过年，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加上丰富多彩文艺节目，喜庆气氛更加浓郁。1994年，北京禁放烟花、爆竹后，北京人只能到郊区的几个定点地方去看喜庆的新年烟花，但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在尝试以越来越新鲜的方式来渡过这中国人的新年。

承德一带的春节实际上是从腊月开始的。腊月初八各寺院及家家户户均要熬粥，称腊八粥，一来纪念释加牟尼佛祖成道之日，二来喜庆五俗谷丰登，这天市场上开始上市年画、爆竹、肉类等。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家家户户要扫庭院，这一天被称为过小年，一般家家都要摆酒宴，祭灶王爷。腊月二十五开始张贴春联，喜庆气氛越来越浓厚。除夕晚，全家老少吃团圆饭、包水饺，备冷拼，到凌晨12点时，鞭炮齐响迎接新的一年到来。大年初一互相拜年，共欢同乐，初二请姑爷、姑娘回门、初三会亲家，初四会朋友，初五春节结束。正月十五上元节，也称元宵节，人们耍龙灯、舞秧歌、踩高跷、玩狮子、昼夜尽欢。正月十六以后，各行各业开始按部就班，恢复营业，春节至此结束。

闽南一带乡村过年习俗显得与城市不尽相同。乡村农家，房多门多，除了贴春联外，房门两侧还要搁置两株圈贴红纸的连根甘蔗，叫“门蔗”，方言“蔗”与“佳”近音，寓意进入佳境。厅堂中案桌摆有隔年饭、长年菜、发糕，并插上用红、黄两色纸扎的“春枝”，寓意饭菜长年丰足，吉祥发财。每家要把薯藤柴枝堆垛大门外，点燃待其烟绕火旺，男人依辈分跳过这堆火焰，边跳边念：“跳入来，年年大发财；跳出去，无忧共无虑；跳过东，五谷吃不空；跳过西，钱银滚滚来。”这叫“过火群”，象征烧掉旧岁的邪气，消灾过运，迎来干干净净、大吉大利的新年。“跳火群”后，就要用新扫帚打扫厅堂，扫完后扫帚畚斗搁在一起，垃圾堆放门边，希望如愿再从畚帚中走出来，帮助发家致富。同时要把跳火群未熄的余灰收集一些添于炭炉中，叫“添旺”，象征更加兴旺。家长率子女围坐炉旁，叫“围炉守岁”，最好通宵达旦守着，据说这是为父母添寿。此时，长辈给晚辈分压岁钱，叫“分圆”。随着社会进步，生活节奏加快，闽南乡村一些繁琐的习俗已逐渐被废止了，但农家企盼好年景的风俗仍保留下来。特别是“围炉”在腊月寒冬，全家人围在暖烘烘的小炉旁痛饮畅谈，述旧岁展望未来，那是多么温馨，多么幸福。

除夕贴春联的习俗始自明代的南京。除夕又叫大年夜，是人们最忙的一天，掸尘扫地，做年饭，贴春联。史载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令“公卿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并令对联所用纸笺必须朱砂染色，名为“万年红”。“红”、“朱”同意，暗示朱家子孙永坐江山。此为汉地大年贴春联风俗之始。贴春联也有许多讲究。比如家有丧者，头年贴紫色春联，第二、三年贴黄色春联并加贴横批和“天庆”。天庆是镂空成花纹的长方形红纸，贴在门楣上，一般贴五张，然后贴横批。另外，中秋节吃月饼也缘于朱元璋的提倡。据说徐达攻下元大都后，朱元璋曾命以当年起兵时秘密传递消息所用“月饼”作为赏赐群臣的节令糕点。

南京市民过年一般都要炒一样素菜，叫“十香菜”。菜以镜冬腌咸菜为基础，配以胡萝卜、金针、木耳、冬笋、白芹、黄豆芽、豆腐干、千张、面筋、藕、红枣、花生米等十多种素菜，重油炒成，往往在以荤菜为主的年饭家宴中最受欢迎。灯节在正月十五，又叫元宵节或上元节。南京灯节前后历时10天，初八上灯，十八落灯。明代灯节最盛，从笪桥至评事街，鱼龙纷沓，五光十色。届时老少看灯，万人空巷。后来集中挂灯区移到了夫子庙一带，至今每年灯节这一带仍很热闹。旧时讲究“上灯元宵落灯面”，是说南京人灯节期间的食俗。

腊八儿：天津人称腊月初八为腊八儿，有喝腊八粥的习俗。许多天津人还在这天用醋泡大蒜，名腊八醋。腊八醋不仅味道醇正，而且久放不坏。

逛娘娘宫：腊月十五开始，各式各样的年货全都上市，以娘娘宫为轴心的宫南宫北大街更是热闹非凡。男孩子到娘娘宫头一个目标就是风葫芦，成年男人到这里，忘不了买灯笼，女人们来这里多是洗娃娃的。从娘娘宫拴回的娃娃每年都要洗一回，这是节前妇女必须做完的事情。

糖瓜祭灶：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升天的日子，家家要买糖瓜儿，等到夜里12点祭灶王爷。待香燃尽后，请下灶王像，点火烧了，大年三十再买新的灶王像，又叫灶王码子换上，年复一年，都是这样。

吊钱儿：吊钱儿是用彩纸剪刻成的图案，贴在门窗的玻璃和横棱上，作为春节喜庆气氛的点缀。贴上的吊钱儿只能到正月初五那天损坏，否则就意味着一年不吉利。

破五：天津人称正月初五为破五。这一天，家家户户吃饺子，菜板要剁得叮咚响，让四邻听见，以示正在剁小人。天津人把不顺心的事归结到小人的身上，除掉小人才能大吉大利，顺顺当当，初五晚上放鞭炮，也有避邪免灾的意味。在天津人的心目中，闹元宵也是过年，因此，要闹得轰轰烈烈，要闹出年味来。从正月十三到十七的每天晚上，城内繁华的街道，游人如织，灯火辉煌，锣鼓喧天，非常热闹。十五这天，平时分家单过或外出工作的，都要集中在家长的住处吃晚饭，因为正月十五是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月圆家圆，象征着家庭和睦、美满幸福。

湘中一带流存着许多过年的风俗，不但古老、朴素，而且丰富多彩。特别是在游艺娱乐方面，百艺竞献，异彩纷呈。如舞龙灯，耍狮子，赞土地，舞春牛，送财神，打花鼓……长沙一带，流行的大年初一风俗有：大清早起，开门炮后，摆好供品，由男子长者择吉利方向奠酒三巡，作揖三次，谓之出天行；然后全家大小梳洗完毕，于堂屋齐向祖先礼拜，再依辈份高低，全家相互拜见，俗称全家拜年，又谓之团拜。 在湘潭一带流存着许多过年的风俗，古老而朴素。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不论是农村或城镇，到处可以看到舞龙灯。舞龙灯先要接龙。即挨家挨户发请帖，凡是接了请帖的人家就依次进屋去舞龙灯表示祝贺。接龙后，开始舞龙。龙随鼓起，翻腾跳跃，大有腾云驾雾之势。欢快时，灯游龙卷，让人目不暇接。湘中一带盛行舞龙灯，还传承着不少的巫风楚俗，如接龙、收水、挂红等，都表达了人们喜庆丰年的美好祝愿。 春节是中国人民普天同庆的日子。但中国地大物博，各地或多或少都形成了自己的节日习俗，湘潭也不例外。尤其在食俗方面，更是别具特色。春节期间，湘潭人喜欢以海南槟榔敬客，甚至年节唱大戏，对演唱出众的演员，也以槟榔作为奖赏。清人有《潭州竹枝词》道：风流妙剧话情长，艳姿娇容雅擅扬，一串珠喉歌宛转，有人台下掷槟榔。

广州美称花城，以种花为业者，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如今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已为世人所瞩目，更成为广州的一大民俗。每年春节前夕，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摆满了鲜花、盆景，各大公园都在举办迎春花展，特别是除夕前三天，各区的主要街道上搭起彩楼，扎起花架，四乡花农纷纷涌来，摆开花市，售花赏花，人潮涌动，十里长街，繁花似锦，人海如潮，一直闹到初一凌晨，方才散去，这就是广州特有的迎春花市。广州新春风俗，在人际交往中，必备利是。当然，所谓利是，即为红包，亲朋相见，大人要给小孩利是。广州市民中，市民阶层十分讲究，要给双封，而内包多少纸币则不拘，但没有利是即为无礼，所以春节期间到广州人家里做客，要多带几个红包为好，免得麻烦。甚至商场门口，也会在金桔树上挂满利是，任人摘取，以求吉利。

合肥人过年有两点与全国不同：一是要打香炭；二是鞭炮通宵达旦，节日气氛非常热烈。打香炭即在大年三十扫尘后，家家都要在屋内用醋浇红木炭，刹时，浓烟滚滚，烟雾缭绕，这时闭上大门，以求净化空气，去邪避灾。吃罢年饭后，开始燃放鞭炮，从晚上到次日早上，连续不断，炮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大有千军万马攻城之势。如今，此风虽有所消退，但较全国而言，仍属数一数二。

孔府年节有些和民间不同的地方。腊八：腊八的一切活动围绕腊八粥，熬粥时安排很多人，烧火户这天专来烧火。腊八粥分两种：一种是给当差喝的，一种是内宅、本族和上供用的，因对象的不同而佐料各异。除夕：年三十整夜包饺子，府内到处燃灯、燃檀香木，院里搭彩棚，午后去报本堂行礼，晚饭后去祖庙辞岁。大人给孩子压岁钱，装在红纸袋里，上写长命百岁。每人都备一个景泰蓝食盒，放米面做的如意、小柿子、桔子等，以示来年吉祥。端午节：端午节时用雄黄酒为孩子抹前额，在幼年衍圣公的额上写一个王字。七月七：在前堂楼院子里，桌上搭桌，叠好几层，最上面一张摆香炉，供巧果，巧果用模子扣出，有各种七巧形，油炸而成。八月十五：和七月七一样叠桌设供，供的月饼是孔府自制月饼。两个节日叠桌设供，传说是供品摆得高，离天近，嫦娥、玉兔，或牛郎织女看得见，就会下来吃。

正月十五，山西各地都要举行灯节，灯节里最有情趣的就是转九曲黄河阵。晋北一带转九曲的活动更盛。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二十、二十五、二月二，都要举行九曲黄河灯会，会期一般为3至5天，白天唱戏，晚上转九曲。九曲，即用木杆或玉米杆扎成弯弯曲曲的道路，当地讲究摸摸老杆，祛病延年。木杆上端置有圆形木质灯托，灯数一般为 365盏（闰年另加 30盏），象征一年365天。灯场中心，栽一根高达7～10米的老杆，上面挂有大灯笼，灯场外面有许多用块炭垒砌成的圆锥形的旺火。吉时一到，鸣炮三声，这时场内灯光齐亮，场外的旺火冲天。秧歌队披红着绿，载歌载舞；各种社火队伍及村中男女老少，也依序进阵。人们自由自在地转悠倘样，一派热闹景象。当活动进入，老杆上的焰火点燃，上下鞭炮齐鸣，会场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关于九曲黄河灯会的来历，山西各地有着不同的解释。而这诸多的解释，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民众心理的积淀，它们共同赋予这一悠久的民俗活动以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南昌人过元宵叫闹元宵，闹了十五还要闹十六。闹元宵这天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住户，都必须吃元宵，象征全家团圆、幸福。吃了元宵之后，便开始闹灯了。

南昌邻县农村元宵节的龙灯，各式各样，有龙灯、板凳灯、关公灯、采莲灯等。板凳灯最长由1000多条板凳组成，有1000多号人。板凳灯起舞时整齐统一，十分壮观。湾里区太平乡的关公灯，十分好看。如今，民间的闹元宵，又加入了各种民间歌舞。元宵的夜晚，家家挂灯。村村的彩灯彻夜通明，鞭炮声、嬉戏声不断，闹到通宵，一直闹到正月十六，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开始将腊月廿四设的供桌拆去将灯收起来，举行送神活动，送神完毕，新春活动也就告一段落了。

流传于哈尔滨的汉民族。元宵节这天，家家用面团做成各种形状灯，不同颜色的灯，还有玻璃灯、冰灯，做好后，先送到祖宗灵牌位上，祈求祖宗保佑，再送到天地、灶神以求神仙赐福；又送到仓库、牛马圈、井台等处，以求五谷满仓，牛肥马壮，打水平安；然后送到大路，祈求出入平安，家迎四方客；最后由家长把灯送到祖坟上，为祖宗灵魂上天照好路。

第3篇：小年的来历与传说范文

关键词：真“仁义”；假“仁义”；“仁义”之根；伪善之果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4-0081-02

80年代中期，有不少作家创作了有关对儒家传统文化看法的作品。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王安忆讲述了有关仁义的故事，她的中篇小说《小鲍庄》于1985年问世，这是王安忆小说由单纯走向丰厚的标志性作品。

《小鲍庄》借对淮北一个虚化了时代特征的小村庄的描述，来表达作家对儒家文化的“仁义”精神与对这一精神崩溃的理解，对“仁义”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小说采用了共时态的叙述结构，在一个大的洪水故事里，又讲述了几个并列的小故事，也展现了几组人物关系：捞渣与鲍五爷之间既玄妙又感人的关系，小翠与文化子，建设子之间的爱情纠葛关系，拾来与大姑，二婶之间的异态关系，鲍秉德和他的疯妻子以及后来的麻脸婆之间的反态关系。还有一个庄里的“文疯子”鲍仁文的故事。

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捞渣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捞渣满地乱爬了。小脸儿黄巴巴的，一根头毛也没有，小鬼似的。就是笑起来的模样好，眼睛弯弯的，小嘴弯弯的，亲热人，恬静人。大人们说他看上去“仁义”。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对捞渣的正面描写。“作为一个儿童，捞渣善良的天性在这个”仁义之乡“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他似乎生来就是行善的。

作者认为，小鲍庄的“仁义”和捞渣的“仁义”并不是同一种“仁义”。捞渣的“仁义”是出自于一种天性和一种本能，他所做的“仁义”之事，皆是本性使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不忍心，不忍心看见别人孤独，不忍心看见别人哭，甚至对小小的虫子也有不忍之心。捞渣的“仁义”是真正的仁义，他不求回报，不要求别人今后要施恩于他，甚至他还不懂这些。捞渣的善行善心只是一种生来就有的本能，是纯真的人的童年的完美体现。这一点和小鲍庄的“仁义”是有所不同的。

再看小鲍庄的“仁义”。鲍五爷死了孙子社会子，村里的人都来安慰他，保证以后供养他；鲍秉德家里的疯了，鲍秉德没有遗弃她，认为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不能不仁不义。同样是在这个村庄中，人们也会做出不仁义的事情。纵观全书，还是反面的“仁义”要多一些，它们更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在这里只说两个例子。捞渣的娘收养小翠子，看上去是仁义之举，但她有着自己的盘算，让小翠子成为自己家的童养媳，将来是要她和建设子圆房过日子的。捞渣娘担心小翠子不会乖乖地和建设子过，一想到这里，“难免觉得自己要吃亏”，她就拼命地使唤小翠子，以至于小翠子越来越严肃，笑模样都少了。捞渣娘的“仁义”是出于私心之举，“仁义”到最后剩下的只是自私与对小翠子的刻薄。鲍秉德家里的因为生下了几个死胎，“暗地里就有人说怪话：兴许是做姑娘时不规矩来着”，鲍秉德家里的没有反抗的资格，她无法证明自己在做姑娘时是否规矩，更没有反抗的能力，最终疯掉，“换取”到了庄里人的同情。死掉之后，她才能够脱离这怪话的羞辱。“为了维护仁义，可以传播莫须有的流言蜚语，同样为了仁义，又可以自行终止这种传播” 。

“儿童时代的”仁义“之根――真”仁义“结出了伪善之果――假”仁义“，但还保存着”仁义“的外壳――成熟到僵死的儒家之礼。” 很显然，捞渣的“仁义”是真“仁义”，是“仁义”之根，而小鲍庄的反面的“仁义”则是假“仁义”，是伪善之果。即使这种礼是违反人的天性的，但是它作为小鲍庄的“最高准则”，不允许有人叛逆它。在小说中，作者没有全盘否定“仁义”，她肯定赞扬的是捞渣的真“仁义”，这种“仁义”象征着儒家文化中尊老，敬兄，爱友的优秀文化精神。含蓄地否定和批判了小鲍庄的反面“仁义”，这种“仁义”象征着儒家文化中封建落后的思想。也正是这些反面的“仁义”，或者说是愚昧的“仁义”长期统治着小鲍庄，就有了鲍彦山们的麻木冷漠，鲍彦山不停重复着“就那样”，而当二婶与外村的拾来相好后，鲍彦山却带领一大帮人去守住小鲍庄的“仁义”，痛打了一顿拾来和二婶，认为二婶是“不要脸的娘们”。而偏偏是鲍彦山们代表的“仁义”有绝对的发言权，以致小鲍庄永远被围在鲍山中，寸步难行。从这一点来看，也是一种民族生存的悲剧。

最终，真正的“仁义”化身――捞渣死了，在一次洪水中，他“是为了鲍五爷死的”。这更能体现出捞渣是真正的“仁义”之人，在生与死面前，小小年纪的他还是出于不忍心想将生的希望留给了鲍五爷。小说中这样描写到一老一少的遗容：“那老的展眼舒展开了，打社会子死，庄上人没再见过他这么舒眉展眼的模样。那小的亦是非常恬静，比活着时脸上还多了点红晕”。作者不无用意地平添了一笔神秘主义的绚烂色彩，给人物加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的光辉。随着捞渣的死和他成为“少年英雄”，小鲍庄的人也因为“少年英雄”而改变了各自的命运。鲍仁文写出了报告文学，圆了作家梦；鲍彦山家盖了新房，建设子在农机厂上了班，“现在轮到他挑人家了”，最终娶了媳妇；小翠子和文化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相爱，不必偷偷摸摸地在夜里约会了；甚至拾来也因为打捞上来捞渣的尸体而不再受到别人的歧视，“庄上人都要敬着拾来三分了”。

说到这里，应该有必要谈一下小鲍庄的源起和传说，与现实之中的对应关系了。作者在设计小说的开始就颇具匠心：七天七夜的雨引来了洪水，洪水淹没了世界，人类就在这洪荒世界中与长虫一起出现了。小鲍庄的来历，看上去有点荒诞不经，似乎是作家漫不经心地虚构了一个人为世界的起源:一个官儿因治无效，带了妻子儿女到鲍家坝的最洼处安家落户，以赎前罪，从此这里便开始繁衍人口，成为一个庄子。然而有了这个引子，“小鲍庄所遭受的一切灾难都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历史感:生活仿佛赎罪”。 赎罪的主人公就是捞渣。如果说小鲍庄的祖先因为治水不利给子孙带来了还不清的灾难，那么捞渣却因被洪水夺去生命而赎还了小鲍庄所有的灾难。随着他的死和他成为“少年英雄”，小鲍庄村民所面临的困境也正如上文所述相继消除了。

小说对捞渣死后的状况描写是一场把捞渣偶像化的滑稽闹剧。“按照当地的政治需要、宣传口径和习惯技法，捞渣在经过一番修剪、整理、改造之后，被拔高为时代的小英雄和精神文明的典范。” 如果鲍仁文并没有写这份有关捞渣的报告文学或是说写了但是并没有得到重视，那么政府不会把捞渣认定为“少年英雄”，那么鲍仁文还是无法圆梦，鲍彦山一家还是住着黑洞洞的房屋，建设子还是不能顺利地脱离光棍的行列，小翠子和文化子还是要等。

在小说的结尾，小鲍庄的人交了好运。但是假“仁义”仍然存在，仍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真“仁义”早已变成“永垂不朽”这几个字，捞渣为小鲍庄这幅略带陈腐气息的社会图画带来的一团亮色和暖色也消失了。

参考文献：

[1]吕 芳；“心理剧本”中善与恶的研究-论王安忆近作对人性丰富内涵的探索，《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2期。

[2]畅广元：《心理谈》，《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 1 期。

[3]李彦文 ：“仁义”之根与伪善之果，《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04.9。

[4]张艳芝 ：民族的生存悲剧-读王安忆的《小鲍庄》，《文学研究》05.12。

[5]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6]周海波、孙婧：《寻找失去的天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