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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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一、基础理论
经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累积离差的极差应与观测值个数的平方根成正比。为了使这个度量在时间上标准化，Hurst用观测值的标准差去除极差建立一个无量纲的比率，这个比率即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Hurst指数。ARFIMA模型大量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对于正态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对于R/S分析法，Mills（2002）发现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会影响该分析方法对序列长记忆性特征的分析。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及说明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该形成机制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以论文选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间每个外汇交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即对汇率中间价序列Pt!"取对数之后进行一阶差分：（5）论文采用比较常用的绝对均值偏离平方2ttR-R刻画收益波动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统计特征及平稳性检验
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统计特征分析，论文采用的统计量为均值、标准差、偏度系数、峰度系数、Jarque-Bera统计量、Ljung-BoxQ统计量、ADF和P-P统计量。由表1可知：1.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的偏度系数都显著的不为0，说明两时序均不是围绕均值对称分布的，且波动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显地强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数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动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强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统计量相应的p值都为0，两种序列都显著地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总而言之，两时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且波动率序列的非正态性特征更加明显。2.由Ljung-BoxQ统计量自相关检验结果可知，两时序均不存在显著的短记忆性；由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认为两时序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基于此，可对两时序进行长记忆特征的研究。
（三）经典R/S分析
由图1两种序列的时序图可知，两种序列均存在明显的波动集束现象，因此，进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类模型对序列进行过滤。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序列，论文分别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进行过滤，得到标准化序列，再对标准化序列进行经典R/S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它们的In（R/S）-In（N）图如图2所示。通过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拟合的可决系数均在90%以上，拟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认为估算的Hurst指数是较为准确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58158，与0.5相差不大，说明收益率序列虽然存在长记忆性，但是一种较为微弱的长记忆性，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91182，明显大于0.5，表明收益波动率序列的长记忆性特征非常显著。
（四）ARFIMA模型的拟合
根据信息准则对模型进行筛选，人民币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分别选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进行拟合。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01176，0＜d＜0.5，说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长记忆的特征，但是一种比较微弱的长记忆性。而对于收益波动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21796，0＜d＜0.5，说明波动率序列具有比较显著的长记忆性特征。总体而言，ARFIMA模型对序列的拟合结果和经典R/S分析法对序列的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三、结论
第2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笔者的观点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这样，在三角之间，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需要，不寻求完全的自由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选择固定汇率，可以在一个新的框架下获得三角之间的兼顾之效果。
第3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为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S0为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P1美国价格水平指数，P2为中国价格水平指数。（基期指数都设定为100）
（二）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三）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上述计算
第4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未来预期；暂时性贬值；升值
人民币汇改经历了四阶段：1979年至1984年：从单一汇率变为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1985年至1993年，实行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复汇率回归的方式，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到了2005年了，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此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如图所示，但人民币汇率并非会永无节制的降低。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遇到了两大严峻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失衡下外汇储备过多的挑战。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等亚洲国家高储蓄，低消费，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美国靠举债度日，中国巨额外汇投资美国国债，贸易战、汇率战给我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总体实力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三农，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很难得到解决，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1人民币短期将会小幅升值的必然性
1.1进口企业需要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降低我国进口的成本和在进口环节的费用。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由于各个行业价格弹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进口行业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这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铜等都要依靠进口，中国需求的大增曾导致国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大大增加了我国的建设成本。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原材料物资的购买力，减轻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1.2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贬值有利于提高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升值对出口不利。但根据弹性轮的观点，只有当进口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汇率变动才会对进出口贸易形成明确的效应。考虑到我国独特的贸易结构及进出口商品供给价格弹性不高，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如果再计算上一般贸易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加工费，和汇率的变动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当人民币升值之后，出口价格上升，对这部分企业的出口不利，但是其购买力也将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提高，能够购买更多的设备和原材料等进口品，两项权衡，汇率变动的净效应有待观察。其次，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高，尽管是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由于中国极低的工资，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国际竞争对手相比，依然占有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长期动力并不是靠汇率低估的政策，而应该是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与世界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不一致，而且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竞争激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只能收到加工费，失去了销售利润，同时，它对一般贸易的出口也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一般贸易的出口效益。
1.3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回顾，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而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周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差距悬殊。我国长期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而现今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不景气，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风险也加大，因此，必须扩大内需，以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房价，医疗费用，教育投资与水电气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养老问题，加大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即期消费。从而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连创新高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双创新低的矛盾。由于人民币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
另外，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有利于减轻国外舆论对我国汇率，经济贸易政策的非难和指责，减少同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及国外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2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虽然很多现象显示人民币有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表明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非零。
首先，目前导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继而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很低。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根据人口资源统计，到2050年，上世纪50，60年代（也就是人炸期）的人大多会去世，而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保持较低水平，中国将会陷入劳动力缺乏的处境。现在，很多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到成本中去。
其次，中国企业有庞大的债务规模。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其他公共部门债务等带来中国未来的债务负担沉重，为人民币贬值种下隐患。
3结论
总体而言，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不排除有暂时的阶段性的贬值。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良好，应该抓住时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同时扩大内需，真正做到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并驾齐驱，为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健康的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夏建英．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J］．外汇管理，2006，（09）.
第5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1灰色关联度的概念与计算规则
灰色关联分析（GreyCorrelativeAnalysis）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的。灰色关联度是两个系统或系统内的各因素随时间变化时，其变化方向和速度的关联程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影响因子，可以用关联度的排序来分析。如果样本数据反映出两因素变化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就大，表明该因素是影响系统发展主要影响因子；反之，关联度就小，说明系统发展不受或少受此因素的影响。通过关联度分析，便于分清主导因素和潜在因素，分清优势和劣势，为分析评价系统发展提供相关的信息。
2汇率变动影响因素指标建立
在现实情况中有诸多因素会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本文仅根据张黎（2010）在理解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一文中认为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除此之外，本文将引入居民消费支出、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等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相关重要指标来构建以下主要指标体系来探讨，下节将解释这些指标的变动在理论上分别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什么影响。各指标对汇率变动的理论影响机制（1）经济增长率与汇率变动关系：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增长率上升较快，会使该国增加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结果会使该国对外汇的需求相对于其可得到的外汇供给来说趋于增加，导致该国货币汇率下跌。然而要注意对于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增加而推动的，那么经济较快增长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此时出口增加往往超过进口增加，其汇率将不跌反而上升。（2）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方面，通胀率表现在物价的变化会影响一国商品劳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胀率还会通过影响实际利率而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和汇率。（3）国际收支情况：本文仅选取中美贸易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情况，以中美投资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的顺逆差情况。国际收支顺差就意味着外汇的供给暂时大于外汇的需求，即外汇的供大于求，那么外汇汇率就相应下跌，而与其相对的本币汇率就应上升；而当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就必然使本币汇率下降。(4)利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不仅是反映一国经济金融状况的基本指标，同时体现一国筹资成本和投资利润。当一国的利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国际利率水平时，往往会引起大规模短期资本的流入，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暂时出现外汇汇率下降而本币汇率上涨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一国较高的利率会使外国投资者的筹资成本升高，影响了外资的流入，从而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对出现外汇供小于求而本币供大于求的压力。(5)外汇储备：一国中央银行所持有外汇储备充足与否反映了该国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汇价稳定的能力大小，因而外汇储备的高低对该国货币稳定起主要作用。外汇储备太少，往往会影响外汇市场对该国货币稳定的信心，从而引发贬值；相反外汇储备充足，往往该国货币汇率也较坚挺。另外一国居民消费支出是否扩大、财政赤字的情况以及一国货币发行量情况也将对汇率变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仅选取以上指标来研究这些因素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之间的关联度，从而分析哪些是主要因素在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
3样本数据
以下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与世界银行整理所得。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值作为参考序列，经济增长率为年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为年均水平，中美投资差额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为计算标准。
4关联度分析
由于所获取的数据均为正值数据，所以不必进行将负值变化为正值的变换，为计算方便，对所有序列进行初值变换，进行无量纲化，减少随机因素的干扰，即将该序列所有数据分别除以第一个数据。
5总结
第6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但这一地位是脆弱的。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和地理方向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极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1995年美国提出的对华贸易报复清单中，绝大多数产品涉及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实施，将对我国的生产和就业造成相当的影响。我国1992年以来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反倾销调查，调查国家不仅有我国传统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欧共体，还有新开辟的市场，尤以拉美国家为主。后者提出调查的个案数目上升很快，涉及多种轻纺产品，理由无一不是中国的产品损害了他们的同类工业。因此，以数量、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或实施贸易限制，我国的出口必大受影响，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开拓中国市场，或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分销中心。1992年以前，我国对三资企业规定了内外销比例，虽然执行上并不严格，却使国外跨国公司心存疑虑，尤其是要求其自行平衡外汇，有悖于其来华投资的真实意图。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以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3年开始，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近五年的情况表明，外资企业进出口总体为逆差，意味着对资本项下外汇需求很大，对人民币贬值将是一个潜在的压力。
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产品结构有一定的雷同，该地区货币大幅贬值大大加强了其出口竞争力，尤其是轻纺、机电类产品。有观点认为：货币贬值将促使其零部件及机器设备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抵消其出口优势。这一看法忽视了几点：1、此次金融动荡使得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外汇严重短缺，大大抑制了进口需求；2、现有的进口机器设备尚未折旧完毕，改用国内替代原料也有可能；3、东南亚的设备、零部件主要来源于日、韩，后者货币贬值使得东南亚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进口单价下降，从而使进口成本升幅有限；4、所谓"抵消"乃基于如下假设：东南亚国家的一切生产要素均依靠进口。这即便是在独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抵消的程度取决于进口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进口生产要素占产成品成本的比重。
1998年1月，国内一些经济界人士对于当月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进出口状况表示乐观，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出口扩大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即J曲线效应。从2月底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呈单边下滑之势；5月份转为负增长，比上年同期下降1.5％。由于亚洲市场占我国出口的60％，1～5月，我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的出口分别下降了5.7％、29.6％和105％（《国际商报》1998年6月18日）。2～6月间，日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经贸委官员承认，目前的外贸形势是20年来最严峻的（香港《信报》1998年5月13日）[1]。6～7月，出口出现轻微反弹，但从8月开始增速下滑，连续四个月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中10月份出口下降17.3％，11月份下降9.7％。为此，国务委员吴仪呼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6日）。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出口萎缩加之国内消费低迷，仅靠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是难以奏效的[2]。出口不振必然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工不足和工人下岗失业，这将使国内经济形势更趋恶化[3]。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现实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假定人民币要贬值，如何贬值？贬值幅度多大？能否实现在政府指导下有管理的下浮？我们在此作一分析。
外贸出口的最终目的是带来效益。国家可以通过外贸、金融等政策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但如果表现出的后果却是出口效益恶化，丧失发展后劲，反过来会成为迫使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众所周知，出口退税和征收进口关税是国家用以支持出口和调节进口的重要手段。我国从1985年以来一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的增长与出口增长呈正比例关系。1994年新税制实施后，出口退税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1995年至1997年，国家每年拿出500～600亿元的资金用于出口退税，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15％左右。此外，国家还专门成立部门办理退税和查处骗税的犯罪活动，由此产生的行政开支也十分庞大。
近20年来，中国出于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高度重视对外贸易。90年代初，更提出"大经贸战略"，以在2000年实现进出口总额4000亿美元、跻身于世界主要贸易国家行列为目标。为此，出口增长必须大大快于GDP的增长。统计表明，自1978至1997年20年间，GDP年均增长9.7％，而出口年均
增速高达16.7％，是经济增长率的1.72倍（《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2日）。然而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受制于出口退税的财政体制。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缓于GDP的增长[4]。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偏低（不足50％），限制了中央财政支持出口快速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以平衡预算为目标。1996年中央政府决心每年削减财政赤字100亿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赤字，实现收支平衡。为此，必须量入为出，对各项支出统筹安排，对出口退税实行计划预算，根据财政收入状况以及收入进度核定退税金额再切块分配到各地。因此，对外贸易的政策目标与现行出口退税的计划、分配体制很难协调起来。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企业的政策风险大增。出口退税一旦滞后，生产企业的全部积累和流动资金将很快耗尽。
1993年起，外贸出口连年剧增，相应形成的应退税款年年超出国家当年预算安排，退税的速度越来越慢，退税到帐的时间越拉越长。1995年5月企业被告知，当年形成的退税将迟至一年半以后才能返还，以便国家集中清偿往年积欠的应退税款，而此间迟返部分的退税资金利息只能由企业自行消化。然而，外贸企业普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出口利润率低，退税前大多亏损，主要依靠退税来实现利润或弥补亏空。退税滞后，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资金占压越厉害，难以及时还贷，在银行的信用等级下降，银行因此不愿续贷。加之当时国家致力于打击通胀，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对信贷规模严加控制，致使企业资金周转发生很大困难，不得不放弃部分海外订单。这直接影响了外贸公司的对外信誉，并增加了其实际机会成本。国有企业出口开始萎缩。国家为减轻财政压力，于1995年6月和12月两度调低退税税率。同期外贸出口放缓，许多外贸企业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创汇，及至1997年中，退税形势才渐趋正常。但是外贸企业却因此大伤元气，现金流量状况大不如前，即使原来效益好的企业也不例外。1998年3月，为应付东南亚出口竞争的挑战，国家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调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2个百分点以支持外贸出口，仅此一项，中央财政预计增支45亿元[5]；6月又宣布将煤炭、钢材、水泥、船舶的退税率分别提高至9％、11％、11％和14％（《经济日报》1998年6月24日）。由于纺织工业产品老化，技术更新缓慢，国内生产严重过剩，仅提高2个百分点的退税率无济于事[6]。从5月底开始，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占全部出口的50％左右。8月，国税总局宣布，从1998年7月1日起，将七大类机电产品和五大类轻工产品的退税率由9％提高至11％。为此中央财政将增加支出250亿元左右。由于目前国内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之间远未形成真正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出口制关系，反而相互争利，生产企业经营行为极不规范，短期行为严重，往往根据汇率和退税率的变动来调整供给外贸公司的出厂价，这不仅容易使价格总水平产生波动，而且生产者易被自身行为创造出的错误的价格信息所诱导，作出盲目的生产决策，使供求关系很快失衡，因而往往得不到预期的微观效益，国家在宏观上亦得不到真正的收益。
1997年国家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近600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赤字约560亿元。从1993年起中央财政停止向银行透支，改由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此后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快，国债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收入占年度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1992年为11.6％，1994年迅速上升至21％，接近国际上公认的国债警戒线（25％）。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76.83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22.29％，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55.76％。1998年，为刺激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全国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预计将分别高达40.2％和73.95％，国家财政将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经营中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失业下岗人数增多，国家财政又加大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开支[7]；同时国有企业多年大面积亏损积累起来的金融机构呆坏帐，也要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几百亿元来逐步冲销[8]。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今后几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将十分严峻[9]。
为此，建议全面取消出口退税，以缓解中央财政压力，附带可以节省一大笔行政开支（相应退税部门也可撤销），更能够一劳永逸彻底杜绝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外贸企业也可简化出口环节，节省开支。退税取消后，短期内出口可能大幅度下降，出现外贸逆差，这样人民币微幅升值的局面将立即让位于汇率下浮的现实要求。我国外汇储备庞大，足以应付短期之需。此时，使人民币适度贬值顺理成章，但这种贬值完全不会变成失控的汇率急跌，因为目前退税部分仅占出口成本的8％左右。只要贬值幅度不超过8％，换汇成本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并未改变出口的整体态势。而我们得到的益处则是节省了近800亿元的财政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果。东南亚货币贬值会使我国收汇减少，但根据我国外汇储备和现有的外汇供求状况，继续坚持结售汇制度和对资本项目的监管，不会影响总体的外汇供求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巨大的外汇需求压力。
无疑，人民币贬值会在国际上引起反应。从理论上讲，本币贬值会抑制进口。对此，我们可以相应调低关税总水平，以抵消贬值的影响，维持进口现状。自1992年以来，我国已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多数为我国单方面的决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1997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宣布的。采取这一行动固然是出于复关（GATT）和其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需要，但在短期内连续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从43％降至17％），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关税减让一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按照有取有予的原则讨价还价后确定的。至今，我国单方面削减关税的成果是有限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逐年上升，由此美国认定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远远不够，还存在着关税以外的诸多贸易限制措施，进而在知识产权和开放服务贸易上对中国施压，更发起超级301调查并单方面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10]，来逼迫中国让步。同时，美国并未信守与中国在1992年达成的市场准入谈判协议中"坚定支持中国复关"的承诺。时至今日，在诸多国家纷纷支持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美国仍设置重重障碍加以阻挠[11]。因此，即便中国不能直接从谈判对手那里取得相应的让步和利益，也应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单方面行动，以便从其他方面给本国带来利益。
这个最佳时机本来出现在1995年上半年，即退税对中央财政压力最大的时候。仅仅调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退税迟滞带来的问题。外贸公司虽然可以改用出口制以部分缓解退税的矛盾，但这一转变涉及企业间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资产重组的难题，使得以自营为主要方式的外贸企业面临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外贸企业惨淡经营已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此下去，我国的出口后劲可想而知。没有效益的出口，也就使出口退税政策失去了意义。加上外贸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出口单价不断下跌，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流失。虽然获得了大量外汇盈余，但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
维持适当的关税水平，对于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新兴工业争取时间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我国自主调低关税，也应巧妙地与我国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若1995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并结合取消出口退税，外贸企业的状况会大大好过现在。国家三年间可节约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累计达2000多亿元。
况且，本币贬值后适当降低关税，进口不会受到影响，又可表明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任何国家对此都无话可讲。同时中国自APEC会议后又向世界宣告，中国在未来时间将会进一步降低关税，因此将其与废除出口退税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行和有益的。
再次，这种贬值是由于取消退税后，出口价格向正常成本回归，与东南亚国家因结构性矛盾并由过度的金融投机而引发的全面崩溃有本质的不同，谈不上人民币的信用危机。只要中国坚持结售汇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金融外汇监管措施，包括央行随时干预外汇市场以抑制投机，人民币只会有控制地逐步下浮到位。这是一种政府积极干预下自主的有管理的合理下浮，不同于那种由外来冲击造成的剧烈贬值。调控目标明确，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缓慢逐步下调到位，有助于消除香港市场的恐慌和投机心态。同时应积极地动员和影响海内外舆论，表明人民币不是固定汇率，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机制完全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互动的因果关系，人民币不是港币的联系汇率；并指出大批在大陆投资生产的港资企业将大大得益于人民币贬值，从而刺激其加工贸易的出口，进而增加香港转口贸易的数量，最终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以此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中将人民币作为维系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最后保障的普遍心理预期，减缓人民币一旦贬值可能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和振荡。
上述步骤应作为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第一阶段，在香港市场消化适应之后，鉴于亚洲国家30％～75％的货币贬值幅度对我国形成的出口竞争压力，人民币有必要再次贬值。因为第一阶段的下浮仅是取消出口退税的自然结果，对于促进出口并无任何作用。东南亚国家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摆脱危机，我国也同样面临着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和振兴经济的艰巨任务，包括对外贸经营体制以及企业制度的改革。面对当前我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出口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大力加强。这是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通货紧缩、居民储蓄倾向的加强以及事实上仍很严格的外汇管制，完全可以将汇率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国内有观点认为，从目前外汇供求状况看，我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外贸顺差较多，不存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汇率的形成并不单单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同时必须考察出口的微观效益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而且现存的外汇交易市场也远非完善和有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汇率仅仅体现了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的表象，而实质上则是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即担心贬值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影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中国希望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为代价，塑造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问题是：影响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现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已严重高估。ε=EP＊/P
（ε：实际汇率，E：名义汇率，P＊：外国价格水平，P：本国价格水平）
为方便起见，以1994年1月人民币汇率并轨时的官方汇率为参照物，当时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68元人民币。1994～1996年间，国内物价在始于1992年的经济过热的惯性作用下，保持上升趋势。虽然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奏效后，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整个这段时期物价总体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国家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减少，外汇出现供大于求，名义汇率稳步下降（目前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因此1994～1998年五年间，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高估约30％，而对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际汇率高估了45％以上[12]。这一情况以及1995年中以来出口退税迟滞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我国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出口效益不断滑坡。
目前的出口现状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外贸出口增长放缓，但仍在增长，表明外贸仍具潜力"。事实上，由于国内政企关系远未理顺，以及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商业信用严重倒退，国内贸易的风险远远高于国际贸易的风险。因此，外贸企业为维持经营并回避国内商业风险，不惜竞相降价以保住有限的海外客户和市场。但另一方面，外贸公司由于资产相对较少，承担这类经营亏损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危机所带来的国外大幅度压价，对外贸公司的影响远不如对生产企业的影响巨大。如果前者因出口成本过高而不接定单，则直接造成生产企业的库存增大。后者最终不得不低价亏损销售以回笼资金，造成银行呆坏帐上升。
1998年8月，外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召开银贸协作会，制定了若干促进外贸出口的措施，其中一条规定："对于有定单、暂时亏损的企业，只要具备还款能力，即给予封闭贷款。"这表明政府十分担心出口下降从而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预计1998年将偿还外债本息400多亿美元）。一些地方为了实现"保八"的目标，不惜一切扩大出口，这种以政治动员的方式盲目追求出口增长的做法，正在产生严重后果：扰乱了海外市场的秩序和供求平衡，加剧了未来出口的困难；同时，国内企业亏损加大，财政支出超计划增长，银行呆坏帐增加。还有学者主张以全面地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达到实际贬值的效果，这不仅在财政上无法做到，而且再度提高退税率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币贬值势在必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贬值是否会出现一些学者所断言的一系列后果呢？
首先，贬值不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充其量只是轻微的通胀。几次降息后，国内储蓄仍节节上升，表明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费。人民币贬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设法套取外汇，也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储蓄（人民币）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储蓄（美元）以图保值，仍然不会去大举消费。何况，这种套购属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击和监控。持有外币者同样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经常是"有价无市"。目前的情况不同于1988年，那时一方面市场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购买力虽不强，但不存在对正常工资、奖金收入和企业破产、失业、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担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胆地抢购，从而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现在总的情况是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形成买方市场。虽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属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出口占GDP20％这一角度看，总供给大于国内需求至少20％以上，因而除了1/5的产品出口外，国内仍积压大量产品卖不出去。1997年中国GDP达7.47万亿元，而累计库存积压超过3万亿元。生产大量过剩，居民前所未有地丧失了就业安全感，购买力大大萎缩。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也使得总体购买力下降。严重通胀缘何而起？只有一种情况，即出现银行支付危机，老百姓产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挤兑，而现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抢购各种动产，从而引发严重通胀。
人民币贬值后，只要不发生银行支付危机，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居民对政府还是有信心的。5万亿元的存款即便有所下降，对国家也未必是件坏事。从前一阶段四大专业银行争购财政部特种国债即可看出，银行面对不断增长的储蓄压力和经营状况日益不稳定的企业，贷与不贷难于决断，故"惜贷"现象严重，经营收益不够稳定。购买国债反倒可以确保无虞。如果此间国家再次降息，等于又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况且，人民币并不能自由兑换，因此不存在境内外投机者大量沽空的可能。从1998年9月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打击走私、骗汇活动中可以看出，形形的地方保护之下的法人犯罪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经济犯罪主体，个人犯罪不到10％，因此，只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法人犯罪，就足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
其次，有学者认为，一旦贬值，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就不值钱了。问题是人民币的价值取决于其国内购买能力，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是在境内而非境外，不会变成外国的购买力，故同样面值的人民币只要能买到同样多的国内产品，它的价值并未改变。单纯从汇率角度纵向地比较某种币值并不科学，汇率只是两种货币间的兑换比率。人民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汇率。日元贬值后，日本国内既未产生通胀，也未出现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即为证明。甚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按购买力平价学说（PPP），人民币汇率应在1美元兑4～5元人民币之间，以此证明现行的汇率足以支持出口增长。姑且不论世界上无任何国家以购买力平价来确定本国汇率，仅仅从出口的实情考察即可知，若按此确定汇率，我国产品将彻底丧失竞争力。汇率的确定系多种市场因素综合决定的，包括从进口商到批发零售环节的销售渠道长度、关税、运费、佣金等等。
有观点根据有关国家货币贬值后出口值并未增加来怀疑人民币贬值的有效性。但关键不在于出口金额的增加，出口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因为货币贬值往往导致出口单价下降和出口数量的较大增长。而以美元折算的GDP同样下降，这就使得出口所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假定以EX代表现在的出口额，G代表GDP，假定EX=20％G，EX′代表贬值后出口额，G′代表贬值后GDP，n代表贬值幅度，E代表现在汇率，E′代表贬值后汇率（E′=E(1＋n)），C代表以外币表示的出口单价（为方便起见假设的加权平均单价），Q代表出口数量，C′代表贬值后出口单价，Q′代表贬值后出口数量：
假设前提：
（1）贬值后出口额仍为调整后GDP（G′）的20％；
（2）出口单价降幅不超过货币贬值幅度；
（3）国内外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名义汇率=实际汇率；
贬值前：EX=C×Q=20％G
贬值后：EX′=C′×Q′=20％G′
根据假设：<图片>出口单价降幅≤
故新的出口单价C′≥C{1－n/(1＋n)}=C/(1＋n)
为满足C′Q′=20％G′=20％GE/E(1＋n)=20％G/(1＋n)<图片>
这就说明，只要贬值后出口数量维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出口金额虽然会减少，但其占GDP的比重不会发生逆转，因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会发生变化。而实际情况是，一国货币贬值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故出口产品单价的下降幅度往往小于贬值幅度；同时在需求的价格弹性的作用下，出口数量增加，甚至较大幅度地增长。这就使得贬值后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这对于那些国内需求不振的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图示F－1说明：
S，S′，S″均指国内供给=总供给－出口量
故S=TS－Qex；S′=TS′－Qex′;
S″=TS″－Qex′－ΔQex(ΔQex为增加出口产生的数量增量）
（1）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原需求D因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对未来预期悲观，需求量向左位移至D′；同时，国内企业盲目生产，加大供给，S总量增大，向右位移至S′，故形成新的均衡点E′及对应的均衡价格Pe′；
（2）P0是目前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Pe′。因为即便在现有的价格水平P0上，工厂已出现严重亏损，故无力承受将价格再降至Pe′；
（3）对策：增加出口数量，使国内供给减少，S′向左位移至S″。当供给减少，趋近社会总需求时，价格自然回升，形成新的均衡点E″。
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内的库存积压，使国内产品的供给总量减少，促使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并使价格有所回升（表现为轻微的通货膨胀），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企业亏损，减少银行呆坏帐，而且国家税收亦会因此有所上升，整个经济运行趋向好转，从而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
图示F－2说明：
若出口不断下滑，势必相应增大国内供给总量，使S′向右位移至S″，必然迫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降至P′，均衡价格下滑至Pe′，导致生产恶化，亏损增加，库存积压由P0时的（Q2－Q1）上升至（Q′2－Q′1）。
同时，汇率政策是一国，也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张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2.5％，而美、日两国GDP之和占世界的42％。日本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开发潜力、独特的企业管理思想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受到丝毫的损害。日本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其在制造业上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国内消费不振主要源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但日本已连续五年保持了外汇和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日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未受到削弱，此外，日本还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日本所面临的实际经济困难远远小于中国。因此由中国来独立承担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既不公平，也不必要，实际上更无可能。人民币使用区域极其有限，其不可兑换性使之不能进入国际货币交易系统，故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而非全面性的冲击和振荡。国外政界和舆论界宣扬的所谓"一旦人民币贬值，将会触发亚洲国家新一轮贬值"的论调与其说是赞赏中国的作用与贡献，不如说是希望中国牺牲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放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当今外交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两种趋势交互作用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于任何一方付出单方面的代价和牺牲，而在于所有各方都得到利益，或者说各方都放弃一部分利益。所以我国在汇率问题上必须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这样可以有效地促使美日两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应视美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灵活调整，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如果我们自愿放弃了汇率这张牌，中国式利他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将是日本和美国，中国的自身利益也将受到极大损害。
对我国外贸发展思路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在外贸发展思路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在大力推动出口、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中国有12亿人口，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称得上是"巨型国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市场趋之若鹜，美国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竭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1993年一度持观望态度的西方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他们选择进入的时机不是中国经济最热的1992年或之前，而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之后的1993年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重蹈日本、韩国等国的覆辙，及时打击了泡沫经济，采取了稳定币值、降低通胀、增加市场和政策的透明度、依法规范市场规则等一系列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措施，从而提高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是：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到一国的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若采取绕开关税壁垒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生产能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并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时，对外投资即成为可能。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金融、法律环境的改善，使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可能变为现实。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同类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他们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与中国类似的但有很大潜力的产业，二是中国尚无或较为弱小的先导性产业。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企业经营战略，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这说明了两个问题：1、中国市场内需巨大;2、内需既包括现时需求，也包括创造出新的需求。这就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头等大事，需对企业进行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科学经营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存在着部门、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远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全国大市场。由于流通不畅，生产过剩，多余的产品只能向海外市场找出路。相比之下，外资产品在国内的流通却顺畅得多。
中国是个大国，外汇需求巨大，鼓励出口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出口的代价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实效。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接近40％，而出口依存度已达20％，不仅高于美国的8.24％，甚至比以"贸易立国"的日本（8.9％）还要高。前面已分析过，国际市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容纳能力是有极限的，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越强，未来的风险也就越大。长期以来，我们过于推崇扩大出口创汇，虽然有不得已的原因，即解决结构性生产过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忽视了对国情的具体分析，而片面模仿四小龙发展的成功经验。四小龙由于内部市场狭小，无法支持产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又恰逢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大力推动出口，通过累积外汇资金，大量引入先进技术，成功地完成了在本土吸收改造的过程，大大提高了技术档次，实现了升级换代。台湾和韩国更借此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加强产业根基，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80年代以后，成为亚洲地区主要的资本和中等技术输出方。我们面临的则是一个业已有限的国际市场空间和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998年开始，欧盟将陆续取消给予中国产品的普惠制待遇。与四小龙相比，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大恶化了的国际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巨大，只要经济结构调整得当，国企改革取得突破，以中国国内的巨大需求，足以长期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GATT有关官员曾说："中国现行的外贸体制是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的隔离层。"这一体制导致出口环节增加和中间费用上升，使得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对二者来说，今后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联合，合理确定利益关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生产与进出口的一体化经营，以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纯流通领域的外贸企业应根据市场规律优胜劣汰，资不抵债的企业坚决实施破产，以减少其对于贸易秩序的冲击。扩大外贸经营主体的范围，除对外资或合资流通领域进出口公司严格控制外，全面放开外贸进出口经营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完全与国内、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这不仅不会导致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恶化，反而会促使企业领导者更加理性地面对日益严酷的市场竞争。同时，国家宏观政策要正确引导企业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确立先内后外的战略，即以首先在国内市场建立全面的竞争优势为当务之急。这不是不需要出口，而是要求出口适度、稳健，与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相适应。只有这样，未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和强大的后劲。
注释：
[1]1998年3月9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外经贸部孙振宇副部长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扭转出口不利的局面时说："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东方不亮西方亮。"意思是扩大向亚洲以外的国家出口。"市场多元化"原意指不能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而必须大力拓展亚洲、拉美、东欧以及非洲市场。从1至5月的统计来看，我国对亚洲国家出口的下降是通过增加对其他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的出口来弥补的，这就意味着又恢复到了倚重少数发达国家市场的局面。从3月份开始，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滞后效应开始显现，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国家同样以向欧美市场出口为主，我国自一季度开始的出口衰退与此有直接关系。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对外出口的20％；日元大幅贬值，不仅使我们难以进入日本市场，还进一步缩小了我国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受汇率影响，欧美国家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严重受挫，贸易逆差进一步上升，必然会刺激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1998年11月，欧盟主席桑特访华期间，要求中国消除贸易障碍，进一步开放市场，以缩减欧盟对华贸易逆差。1998年9月，美国农业部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木制包装材料作出歧视性规定；同时，美国政府对其农产品出口提供巨额补贴，并酝酿对钢铁、纺织、造纸、木材加工等产业加大市场保护，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1998年1～9月，我国对亚洲国家出口下降6.3％，由于10月出口降幅高达17.3％，1～10月我国对亚洲出口降幅达到8.6％。1998年前九个月，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其中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21.7％。但10月份，我国对欧美出口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1998年11月，英国两个智囊团预测，1999年日本和美国国内需求下跌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因此可以断言，今后两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十分困难。
[2]《经济日报》1998年6月29日第二版《注意投资与消费关系新变化》一文与笔者此处的观点是一致的。该文认为，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单靠增加投资已不能有效拉动消费。
[3]1998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GDP预计全年增长7.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而全年亏损上升了25.5％，利润下降22.1％。
[4]198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30％，而现在这一比重只有12％。（英国《经济学家》1998年10月24日）
[5]引自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在1998年3月9日九届人大期间回答广东省人大代表质询时的讲话。（《广东卫视》新闻1998年3月9日报道）
[6]截至1998年9月，我国纺织业已持续三年全行业亏损，其亏损面、亏损额和涉及职工人数均居全国各行业之首。预计1998年国有纺织行业亏损将达到80亿元人民币。
[7]鉴于地方政府在贯彻"三三制"原则解决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方面面临的财政支付上的困难，1998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向地方拨付8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
[8]1998年，中央财政准备拿出400亿元来冲销呆坏帐（《经济日报》1998年6月22日），而1997年这一数字为300亿元。
[9]1998年1至5月，全国工业盈亏相抵后为净亏损，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利润为－138亿元，比去年同期利润的69亿元下降了3倍。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国有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截至5月份，两税收入共完成1517.83亿元，同比仅上升了1％，大大低于年度计划和时间进度要求（《经济日报》1998年6月16日）；全部国有企业上半年共亏损560亿元，同比增加了200亿元，企业间相互拖欠增加了1500亿元，产成品库存上升了400亿元（《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11月9日）。1998年出口总规模预计将与上一年持平。这样，即便今年的退税预算安排不高于1997年的水平，退税率的提高将使实际退税总支出超过去年30％以上。
[10]1998年5月，美国再次单方面决定（双倍）扣减我国输美纺织品配额，理由是中国政府未能阻止出口企业向美国非法转运配额外的纺织品。
第7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二、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政策难有作为
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从1994年以来我们实施的却是“内在的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对这种汇率制度选择多作评价，而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局势动荡我们继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进一步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呈现出固定汇率制的色彩。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促进扩大内需，这是以现代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必须指出，当前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作为短期政策措施运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内主动执行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体系，目的是自觉运用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长期执行财政扩张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将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从长期均衡出发，永久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不会影响产出，改变的只有物价，从而不利于汇率稳定。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就越慢，赤字的规模不影响产出和就业。
可以相信，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政治需要，而是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所作出的明智选择。首先，如果本币贬值，必然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同样多的出口商品换回较少的进口品；其次，本币贬值往往伴随着汇率超调，即汇率对于货币波动的即刻反映超过长期反映，本币一般是在急剧贬值之后经历一个升值过程慢慢恢复到目标值，这意味着汇率对一些经济变动的最初反映要比长期反映来得强烈；再次，一国贬值往往会引起汇价联动，其他国家竞相贬值，致使两败或多败俱伤，并不能如理论预期的那样，本币贬值出口增加；最后，我国外债还本付息加上利润划出每年达400多亿美元，本币贬值对我们显然不利。人民币短期不会贬值，中长期也不存在贬值的必然性。
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无疑是市场经济为何有效的两个基本依据。从长期看，只有那些自觉和不自觉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能生存。只要我们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个为世人所接受的人民币形象就会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1.［美］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版。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版。
3.［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8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经济走出了一个与世界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在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却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7．4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7％，速度令世界叹服。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抗拒的今天，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盯住美元制度也受到以日、美等国家越来越多的指责。从2002年末到2003年初，日本、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要么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美、日、欧并肩致力于全球经济稳定。”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使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下文将从人民币自身价值规律入手，从几个方面分析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一些问题。
一、人民币自身的价值规律决定其币值有上升空间
人民币已实现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资本市场也逐步开放，政府已不可能完全控制人民币汇率。199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尽管如此，我国的外贸顺差仍有增无减。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已增加到2864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也达到6208亿美元，世界排名第5位，说明人民币本身存在着强劲的升值动力。为了说明1994年以后人民币为什么升值，我们可按照货币购买力平价法（亦称PPP法）和按PPP法调整出的汇率计算出人民币GNP（调整后汇率指世界银行图表集转换系数），来计算出汇率与PPP的偏差系数K（K=调整后汇率／PPP系数=按PPP法计算的人均GNP／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NP）。K值越大，说明该国汇率与PPP系数差距越大，该国货币升值潜力就越大，当某国货币升值时，该国的偏差系数K就会减小。偏差系数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技术水平越高，K值越小，反之亦然。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993年的世界各国数据，对86个国家（地区）的K值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均GNP的提高，K值呈逐步递减的趋势。根据计算，发现当人均GNP在2000-14000美元之间时，K值与人均GNP呈明显负线性关系。用经济计量法，得到偏差系数K的数字模型：
K＝3.69-0.0002Y2000≤Y≤14000单位：美元
K=0.9Y≥14000Y：人均GNP
该模型为世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偏差系数K值平均水平。当某国K值大于模型值时，该国货币有被低估的可能，当某国K值小于模型值时，该国货币就有被高估的可能。1994年以来发生货币贬值的一些国家的K值为：巴西1．83（5370＄）、俄罗斯2．16（5050＄）、韩国1．26（9630＄）、墨西哥1．89（6810＄），这几国的K值明显小于模型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几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也是其偏差系数向模型值回归行为。
偏差值较大的依次是巴基斯坦5．05、中国4．76、印度4．06，其中我国的调整汇率是按1991-1993年官方汇率调整计算出来的。若按1994年初汇率1美元=8．7元人民币计算，我国K值为6．79，其偏差系数缺口（即偏差系数实际值与模型值之间）为3．8，人民币K值、缺口都远大于上述国家的任何一个，因而，1994年至今的人民币升值是补缺口行为，是向本身价值的趋近，随着近几年人均GNP的增长，我国的人民币K值缺口逐渐弥补，但价值规律本身决定了人民币的上行空间还很大，人民币的升值潜力也很大。
二、人民币升值，福祸难料
除日本指责中国因贸易竞争加剧日本的通货紧缩之外，美国、IMF等也都站到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行列中，特别是美伊战争局势，它带给中国的最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还是增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若美伊开战，欧美市场的安全性将相对减弱，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可能进入中国，从而使我国的投资、工业和外贸出口增长随之加快，但随着外资供给增多，人民币会相对“紧缺”，人民币升值这根“弦”势必将绷得更紧。届时，我们既不能突然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那样的话，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可能会升至到5：l至4：l之间，同时，又不能不考虑人民币流通状况，因为一旦人民币扛不住市场的压力而被迫升值，带来的动荡将更大，面对如此现状，采取措施消除市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从放松外汇管理入手，调节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压力，是政府应当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
三、人民币升值对外贸领域的影响
从1994年1月1日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外汇分成，目前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加入世贸组织后，若政府对人民币的干预程度降低，人民币势必不断升值，其负面影响主要有：
（一）出口方面
1．出日减少势必影响经济成长，并加深失业问题。
2．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几乎所有出口产业都遭受打击。不过享有外销低利贷款，外销退税，甚至以内销补贴外销的产业较没有受到此等优惠的产业，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享受优惠者多为比较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相关产业或地方政府为了争取补贴收入，而极力维持生产，这些元竞争力的产业都可依靠补贴勉强存活。而未受优惠者，则有不少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无政府补贴而影响生产和出口，结果率先倒闭，造成反向淘汰，致使产业结构趋向恶化。
3．许多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污染，虽政府制订法律，规定加以防治，但不守法的业者，没有按规定进行防治污染投资，所造成之污染推给社会承担，因此，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这些企业的产品仍然可以出口。反之，守法的厂商因负担了污染防治的处理成本，相对前者缺乏竞争力，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无力出口而被迫倒闭，形成守法者遭受淘汰，违法者持续生存的不公平现象。
（二）在进口方面：
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进口增加，对当地产业产生冲击，但受政府保护与未受保护的产业，所遭受的冲击程度不同。
1．进口有管制的产业，即受政府保护的产业，在政府控制之下，不致因人民币升值而增加进口。因此，此类产业并未受到影响。
2．受高关税保护的产业，因有高关税保护，此类产业仍相对有竞争力，所受影响相对也有限。
3．本地产业受影响最大者，是那些没有进口管制，亦无高关税保护的产业，因进口大量增加，加之人民币大幅升值，进口商品价格相对较低，当地同类产业无法与之竞争而被挤垮。
由此可知，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贸易失衡问题虽可获解决，但对总体经济产生极严重的伤害。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低效率的当地产业依赖政策保护，受冲击小或没受冲击而大多继续生存；高效率的产业，因缺乏保护，受打击大反而被淘汰。亦即出现劣币驱除良币，产业结构产生逆调整，整体产业效率相对下降，失业增加的现象，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三）金融方面
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投机盛行，金融秩序混乱。我国的出口额的相当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所得只是微薄的加工费。尽管加大了在半导体、通讯设备及其他先进数码设备上的出口，但我国出日的优势领域，依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重估人民币会使我国的通货紧缩状况更加严重，并削弱国内需求。并且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通过降低名义工资来维持我国的竞争力，我国的货币升值不仅不会缓解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压力，反而会使东亚地区变得不稳定。国内以美元表示的财富迅速增加，股市、房地产达到，泡沫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继续，而通货紧缩加剧；会导致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那时通货紧缩虽不能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但最终可能导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四、人民币强势时期的对策思考
第9篇：人民币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汇率；汇率失调
一､引言
自2002年下半年起,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施加了很大的升值压力｡2003年以来，由于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游资又大量涌入，这无形中增大了升值压力｡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升值2%,美元兑人民币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揽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自此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断创下新高,人民币汇率远期价格显示市场预期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其实,讨论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要首先解决人民币的均衡汇率问题｡一旦找到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二､文献综述
目前,人民币均衡汇率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和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单方程协整模型｡利用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来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外国学者研究结论是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中国学者研究结论是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或轻度低估(俞乔,1998､2000;李亚新和余明,2002;唐国兴和徐剑刚,2003;窦祥胜和杨炘,2004)｡但是,易纲(1997)､张晓朴(2001)､王志强､齐佩金､孙刚(2004)认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估计人民币汇率错位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实证模型,由于没有考虑由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引起的均衡汇率变化,一般高估了汇率错位程度｡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尤为剧烈,忽略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会得出严重错误的结论｡
而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学者一般用单方程协整模型来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主要包括ERER方法(张晓朴,2000､2001;刘莉亚和任若恩,2002;林伯强,2002;张斌2003;窦祥胜和杨炘,2004)和BEER方法(张晓朴,2001;张志超，2001;刘阳,2004)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行研究｡其中,张晓朴(2001)利用1978—1999年的年度数据用贸易条件､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解释实际汇率的变化，利用解释变量的长期均衡值,估计了此期间中国年度均衡实际汇率(ERER),利用1984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估计了中国行为均衡汇率(BEER)｡张志超(2001)利用1954—1997年的年度数据,建立了一个行为均衡实际汇率模型(BEER),用总的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出口增长率､开放度(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GDP的比重)来解释中国实际汇率的变化｡张斌(2003)利用1992—2001年的季度数据,建立了一个简约式的单一方程,把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分为供给､需求､外部环境和商业政策四类,根据滤波法得到的经济基本面指标的长期可维持值来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
三､模型变量的选择
通过已有的关于均衡汇率模型的比较并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本文选用Elbadawi的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测算方法来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通过综合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经验,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有关的基本经济要素,本文选用以下经济要素作为模型中的变量:
1.开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度越高,即资本管制项目越少,资本的冲击将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贬值,此种开放度下的均衡汇率也会贬值;而对于金融开放度小的国家情况则相反｡
2.贸易条件｡若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比值上升,则说明该国的贸易条件改善,收入效应会带动均衡汇率升值｡同时,贸易条件改善会改变国内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带动均衡汇率贬值｡
3.国外直接投资｡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会吸引FDI,在本币没有大量的增加的情况下,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4.经济发展状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会使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收入的提高会导致该国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高速增长,如果假设出口量不变,经常项目会恶化,该国汇率会上升｡在实际运用中,我们使用GDP的增长率来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5.外汇储备｡理论上说,一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会提高该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有利于该国货币汇率的稳定,并可能有升值趋势,反之,则会导致汇率贬值｡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为:
ERER=f(TOT,OPEN,DEV,FORE,FDI)
其中,TOT表示贸易条件,OPEN表示开放度,DEV表示经济发展状况,FORE表示外汇储备,FDI表示国外直接投资｡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运用
这里我们选取1985—2004年间的中国的开放度,GDP增长率､外汇储备､国外直接投资､中国贸易条件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样本｡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网站和个人在原始数据上的整理｡
为了实证协整检验的需要,我们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为了防止谬误回归,在运用协整方法来确定均衡汇率与经济基本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之前,需要先对各个时间序列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即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来判断数据的随机性质,然后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各变量在长期内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二)单位根检验及协整
这里我们运用Eviews5.0软件对作过对数处理后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由于是年度数据,所以滞后阶数均选为1,检验结果见表1｡
通过表1可知,此时间变量序列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可对其进行协整检验｡由于我们采用的小样本数据较少,适合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检验｡首先,我们仍然运用Eviews5.0软件对变量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2｡其次,我们对静态回归的残差RESID作单位根检验｡ADF统计量为-2.618854,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3.857386,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3.040391,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为-2.660551,D.W.值为1.907108,检验结果表明,ADF统计量显著,所以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根据以上计算,得出下列均衡汇率的协整方程:
LREER=4.8849-0.632087*LOPEN+0.046137*LDEV+0.2093*LFORE-0.143902*LTOT-0.257749*LFDI
通过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与均衡汇率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经济发展状况和外汇储备与均衡汇率呈正向关系,开放度与均衡汇率呈反向关系｡不同的是贸易条件和国外直接投资与均衡汇率的关系,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阶段,人们对于进口品的需求偏好始终高于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所以,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实际收入提高也降低了进口品的相对价格,因此,人们可能会将部分对非贸易品的需求转移到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最终导致的是均衡汇率的下降｡这一点与爱奥巴德维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以及国内的窦祥胜(2005)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样,所以,这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对外直接投资的符号与预想的不同,这可能跟本文选取的数据为年度数据有关｡
五､对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的分析
为了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合理性,需要算出近20年来的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我们采用H-P滤波法对样本中的数据进行校正,得出其“均衡值”,并在此数据基础上测算出各年度人民币汇率的失调程度,其中失调程度=(实际汇率指数-均衡汇率指数)/实际汇率指数,具体结果见表3｡
从表中我们看出,人民币汇率在这20年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调,大致分为几个阶段:1985—1987年人民币汇率存在着明显高估;1988—199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明显低于实际汇率,存在低估现象｡其中1989年的人民币汇率出现异常波动;199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一直围绕实际均衡汇率波动,并逐渐靠近实际均衡汇率｡
六､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