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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在漫长的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图书馆的形成机制、规划目的、发展动力、与人的作用关系不断演变。图书馆经历了从藏书阁到信息集散地再到知识中心的演化,而今后的演化方向将是文化交往中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随着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各种新技术工具的出现,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获取信息的地方。程焕文先生说:“自因特网兴起以后,图书馆作为信息中心的历史就已经随之结束,如今如果哪个图书馆还号称自己是信息中心,一定会令人笑得满地找牙。”这意味着,图书馆必须改变功能定位,从人的需求出发。渴望交往、渴望思想上的互通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后的精神渴望。即使是被称为“宅男”、“宅女”的这类人,也同样渴望跟志趣相投的人进行交流,网聊、以及联机游戏其实都是他们在寻找志同道合者的表现。作为社会人,不能永远在网上交流,需要在现实有一个交流的渠道和场所。当社会学、人类学等更加关注主体精神的人文学科介入图书馆价值和功能后,图书馆的功能也从狭义的图书资源使用延伸到了广义的社会行为。
1.1早期图书馆的工具功能
撇开古代的藏书阁不算,图书馆发展早期,对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得要求更多地集中在图书上,即重视在资源上满足读者的需求和业界的指标。彼时读者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上图书馆,图书馆不用花费太多心思,坐等读者上门即可。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图书馆也确实在信息集散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图书馆建设和功能取向往往偏重于过度的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而漠视其情感和精神价值。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更多的是一个物质工具,一个满足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工具和平台,可以称之为“工具图书馆”。
1.2新时期图书馆的“交往功能”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主体价值取向在不断进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整体文化素养提升,图书馆基于这种大环境,开始注重生态、人文、精神、思想等,环境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开始作用于图书馆建设和读者服务中。以前图书馆一直宣称“以人为本”,实际上,这时期的图书馆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图书馆开始更多关注“人”这一行动主体以及图书馆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世界。空间也是“人”的空间,是“有意义”的空间,是一个人与人、人与图书、馆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空间,而非存在于主观意识之外冰冷的客观世界。社会学理念下的图书馆彻底摆脱了传统服务范式,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图书馆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傲立于读者面前,而是真切地认识到读者的地位和重要性。
②图书馆价值取向提升,不再单纯考虑资源数量、空间大小等物质标准,而是更多考虑身处其中的人的精神需求。图书馆空间的塑造也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空间上,而是向社会空间拓展,试图为读者创造更适宜、更和谐的氛围。这个层次的图书馆可以称之为“交往图书馆”。
2建设“交往图书馆”的思路
2.1读者参与建设
让主体对客体有认同感、归属感,最好莫过于使客体渗入主体的思想和爱好。在图书馆规划的过程中,可以促进读者参与,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图书馆空间建设既要考虑图书管理的环境要求又要考虑读者身处其中的感受。首先,其总体要舒适宜人,更多考虑主体的舒适性和交往空间的亲切感,疏密得当,动静相宜。其次,让图书馆成为读者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读者优秀的书画作品、雕塑、手工艺品都可以成为图书馆空间的装点。最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可以通过志愿者来完成,图书馆只需要做好规划、协调和组织即可。读者参与度高,对图书馆的认可度和归属感也更高。
2.2休闲模式空间
在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快节奏的创造活动中,人们总希望在闲暇时间慢下来,放松身心。休闲是提高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调查显示,中国人首选的娱乐方式是看电视,其因可通过较少的经济投入获得较强的信息传播和娱乐的特点而获得当代60%国人的青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文化休闲职能的不足。吴建中先生表示,要把图书馆打造成市民的第三空间,一个仅次于市民的居住空间、工作空间的休闲空间,这是图书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可以给不同行业、地位、经济状况的人提供服务。在图书馆人们可以通过较少的经济支出获得信息,发展图书馆事业是消弭信息鸿沟的有效举措。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休闲的品质要求更高了,假如图书馆不能令身在其中的人身心愉悦,就很难吸引读者、留住读者。因此,图书馆的设计要多从读者的感官出发,既能让读者感受到浓厚的阅读氛围,又要符合人的“安全距离感”和舒适度。因此,图书馆要注重细节、注重视觉的美感和触觉的舒适感,如精心设计的花草造型、舒适而又多样化的桌椅、精美的小台灯等,都能给人温馨的感觉,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2.3文化百花齐放
在图书馆广场举行婚礼,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事实上,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在10多年前就开始这项服务了。暂且不论这项服务在图书馆能否推广,这种思路给图书馆人一个重要的启发,即打破人们对图书馆的刻板印象,塑造更加充满生机、更新鲜的图书馆。图书馆可以是获取信息、看书读报的地方,也可以是品咖啡、看电影、赏画展的地方,甚至可以是民间工艺品展。其可以设立不同专区,满足读者不同的文化需求。总之,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场所。
2.4容故亦能纳新
图书馆被人比喻成知识的海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不断容纳新生事物,图书馆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资源获取方式、阅读方式、交往方式都发生着难以想象的变化。图书馆要适应信息时代的变化和读者时尚的需求,就要更新自身的资源概念、服务观念和服务模式,将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有机结合起来,增加信息载体的类型,以满足不同年龄群体、行业群体读者阅读的习惯。图书馆可以及时将新型信息产品和电子产品引进图书馆,使之成为图书馆传播信息的载体,让读者体验这些工具。在图书馆里,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和谐相处,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网络手机、互联网、各种搜索引擎等将不再是图书馆的竞争对手,而是得力的助手。这正符合戈曼(MichaelGorman)图书馆新五定律中“掌握各种知识传播方式”“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提高服务质量”“尊重过去,开创未来”的工作定律。
2.5自由平等交流
目前各图书馆都非常重视读者文化活动,如组织各领域的培训、讲座,邀请专家、学者、知名人士进行主讲等。这些活动确实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大批读者,但是,随着人们整体素质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读者渴望发表自己意见和见解的愿望会越来越强烈。图书馆需要给读者提供这样的机会,多组织沙龙式的平等交流活动。“沙龙”是意大利语,原意为“大客厅”,进入法国后引申为贵妇人在客厅接待名流或学者的聚会,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活动。褪去早期浮华的外衣,沙龙其实是一种平等、自由的文化交流平台。这与时下盛行的网络小说、快男超女等流行活动的根源都是一致的,即满足草根(非专家)群体自我表达的需要。沙龙去专家化、去权威化,参与者平等对话,能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其次,参加沙龙的人都有着共同的兴趣,可以就某个话题畅所欲言。其轻松自在的氛围能激起与会者的灵感和谈锋。沙龙比“头脑风暴”更轻松、更写意,更能在无功利状态下激发人们的思维、灵感。因此,沙龙式文化应成为图书馆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形式。
3结语
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论文
一、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许多高校没有把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中,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只是简单停留在单纯组织开展的层次上,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只是被动接受;而由于缺乏统一部署,脱离了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学生在实践中无法获得专业学习,也起不到服务地方的作用,无法与实践单位有效融合,普遍存在应付敷衍的现象。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高校普遍未对社会实践进行经费投入,而艺术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由于需要相关原料、器材(美术类需要颜料等,而音乐类需要乐器等)的投入,经费往往较高,许多学生也不得不放弃某些社会实践活动。
二、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实效性建议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地方事业需要,帮助学生长才干、长见识的重要手段。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服务于社会,因此,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有效的社会实践尤显重要。艺术类高校对待社会实践应当提高思想认识,进行统一部署,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不断完善组织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打造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立稳定专业实践基地,并及时交流总结评价,引导社会实践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扎实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一)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完成相关制度保障
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使之成为必修环节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完善社会实践课程和大纲,突出艺术专业特点,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度,从制度上确定社会实践地位,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常态工作。完善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辅导员)的有效配合,比如,将参与、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评优的参考依据,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应奖励措施,切实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成立学校层面的领导机构,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学校应当成立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提高认识,改变以往社会实践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统筹学校整体资源,统一制订社会实践方案,如,进行实践基地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从而做到从艺术学科的专业特点出发,构建起适应学生需求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
(三)增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有效结合的关键环节
1.结合专业、需求策划社会实践主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增强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首先在于课题的选择、计划。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突出艺术的专业特点,寻找符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策划选题,提前做好活动计划。因此,在进行实践活动选题时就要从实际出发,做具体分析,寻找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与社会需求三者的结合点。可以由专业指导教师直接根据社会实践具体要求和地方需求,结合学生所学艺术专业特点,设计社会实践的多个课题以供学生参考和选择,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有的放矢地设计选题。
2.建立专业社会实践基地和团队 学校还应积极为社会实践搭建平台,联系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为学生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搭建平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专门社会实践基地。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体会到所学知识的实践价值,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热情,认识到艺术回归生活的价值,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魅力,加深对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社会实践团队的建设是保证活动实效性、长期性和影响力的基础,因此,学校和学院必须努力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师指导团队,这样才能在学生中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形成文化氛围,实现稳定性、长期性。
一 元代社会史研究
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
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
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
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頫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頫与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中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实际上是明人所作,时间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为明人所作再考》)。马娟(南开大学)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资料对当时的伊斯兰教信仰、经典翻译、文化认同做了分析(《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清真寺碑刻资料为例》)。刘迎胜(南京大学)从元代回回人的称谓、分类、语言文字、谋生手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在道教方面,樱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学)用石刻资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设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问题(《〈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联合大学)研究了元代景教的传播与消亡(《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术:刘秋果(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通过对元代历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对元代科学的贡献(《浅谈王徇对元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元人邹铉的著作为主,论述了汉族养生保健科学的发展(《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陈广恩(暨南大学)以泾渠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设和相关社会问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尚刚(清华大学)的《蒙元织锦》分别研究了汉地蜀锦和自西域传来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及匠作机构。杨玲(南开大学)运用大量实物资料研究了元代一种特殊的服装“辫线袄”(《元代的辫线袄》)。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陈学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进行了分析,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唐太宗、金世宗进行了对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评价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志英分别研究了忽必烈中统至元初期的统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与中统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转运司沿革及其职能衰落原因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卢明辉和北京联合大学朱耀廷分别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视角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取向(《浅谈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政府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胡考尚、谢剑荣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从郭守敬的伟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杨德华、石坚军(云南师范大学)以云南行省为例,分析了忽必烈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忽必烈与云南行省》)。
郭万平(南京大学)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忽必烈时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的“蒙古袭来”研究》)。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军战船遗物分析进攻日本的元军构成及装备情况(《元朝新附军与海外经略》)。向正树(日本大阪大学)的《忽必烈时代的朝贡与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台北)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究竟是死后的庙号还是生前的尊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舩田善之(日本东京大学)利用石刻资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译和传递过程(《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之价值》)。李治安(南开大学)的《元代的官吏贪赃》从蒙汉二元的官僚体制和蒙古旧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贪赃现象、惩贪政策和有关政策失败的社会原因。屈文军(暨南大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关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广播电视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频繁出现的大赦和有关原因(《浅谈元代的赦》)。党宝海(北京大学)的《论元朝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通过对站户制度各层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时期汗权的强大与主奴关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学)利用明朝和高丽文献,研究了高丽与北元、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高丽在北元明朝之间》)。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张金铣(安徽大学)考证了泰定帝的生年与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献军(海南师范学院)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南海考》考订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时间、年龄、原因、侍从人员、历史影响等。王晓欣(南开大学)考证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问题,并对海都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说明(《合失身份问题再考》)。内蒙古大学的瞿大风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会影响(《有元一带山西地区的蒙古诸王》)。内蒙古师范大学贺咏梅对以木华黎家族为代表的札剌亦儿部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径对蒙古人的影响(《札剌亦儿部勋臣世胄的仕进情况及其与蒙元政治的关系》)。赵文坦(山东大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研究了张柔家族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张国旺(南开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对真定史氏的姻亲家族崔氏进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与史氏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行政区划的研究方面,薛磊(南开大学)、杜立典(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分别就东北地区和福建台湾地区的政区建置进行了探讨(《元代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再论澎湖巡检司与台湾岛的关系》)。赵琦(南京大学)对《元史》中的“朵怜赤”、“大千户部”、“野马川”等名词进行了考证(《释〈元史〉中的几个与蒙古相关的名词》)。内蒙古大学薄音湖对包头市明隆庆四年美岱召泰和门汉文石刻中的人名、称号、国名做了详细的考释(《关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
〔关键词〕法律学术论文;英汉对比;引言;体裁;语步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203-06
一、 引言
随着对外开放的领域拓展和程度加深,中国与国际法律界的交流与日俱增,相应地,学术论文也成为中外法律界探讨各种热点问题、交流信息、完善法律制度、解决法律争端的重要途径。就一定层面来看,要让我国法律研究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认可并占有一席之地,当务之急是在国际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因此,了解中英文法律论文的写作差异,掌握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是法律研究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局部分,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目前的研究热点、存在的问题及文章的研究意义,从而引出本文的主题并激发读者对本篇论文的兴趣。因此,引言对正文起到提纲挈领和激发阅读兴趣的作用,在整篇学术论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功能。目前法学界对法律类学术论文中引言的研究则尚显不足,而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探讨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的研究更是极其稀缺。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选取30篇中外法律权威学术论文,修正了体裁分析的框架,对比分析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引言,旨在准确地描述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并探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借此唤起国内法律研究者对英文论文中引言写作的规范意识,促进我国法律学者在国外权威法学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二、理论依据
体裁是以交际目的为导向的交际事件,具有其话语社团公认和遵守的图示结构,并且对语篇的内容和形式起着制约作用。〔1〕它不是一般的交际事件,而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可辨认的交际事件。在建构语篇时,人们必须遵循某种特定体裁所需要的惯例。 〔2〕而体裁分析方法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产物,它综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交际目的与策略技巧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语篇分析从描述扩展到解释,不仅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且考虑心理语言因素。〔3〕
引言也是一种具有特定框架的体裁。为了分析引言的体裁结构,Swales提出了CARS(Create A Research Space)模型。该模型包含三个必需的语步(Move),而每个语步包含若干可选择的步骤(Step)来实现语篇的交际功能,如语步一(Move 1)中包含三个步骤:指出研究重要性 (claiming centrality) ,概述主题(making topic generalizations)、评述以往研究(Reviewing previous re-search)。虽然CARS模式是分析论文引言结构的有效模式,但学术论文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引言的体裁多样性,例如软件工程学科论文引言的某些新语步,如定义术语、举例说明等,无法在CARS模型中找到对应。〔4〕而在不同学科的论文引言里,某些特定的语步,具有独特的语篇功能和位置。〔5〕
笔者在分析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的引言语料时发现,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的引言在回顾文献、通报当前研究和介绍论文结构这三大语步的写作规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为了更深层次的讨论,本研究将它们作为单独的语步列出。同时,笔者也发现英文引言中的一些步骤,如定义关键术语,陈述当前研究,陈述主要计划,概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假说和研究价值等,在CARS模型中找不到对应。因此,本研究将新步骤加入了CARS模型里,结合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特有的语步,以及CARS模型里缺少的语步和步骤,修正了CARS模型,提出了英文法律类学术论文类CARS模型(见表1)。
三、研究现状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体裁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对某一特定学科的英汉论文体裁对比研究,发现某些特定学科论文引言里包含了CARS模式没有的一些重要步骤,如定义术语等;〔6〕一些学者从修辞策略的角度,对某一特定学科的跨文化跨语言论文引言进行对比研究;使用体裁分析理论比较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论文的引言结构也是语言学家们关注的焦点。〔7〕这些研究丰富了体裁分析理论,完善了CARS模式,也揭示了不同交际目的下引言写作的多样性。
在国内, ESP教学,写作和翻译研究,〔8〕以及学术语类语篇的模块标注〔9〕等领域是体裁理论研究的焦点。与法律学术论文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探讨,其中有对法学论文各部分写译规范化的探讨,〔10〕也有对当前法学论文现状和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研究,〔11〕以及对英汉法律语篇和语言差异的研究〔12〕等等。这些探索性研究对体裁分析的应用与拓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有助于对国内法学研究的反思并推动其发展。
纵观以上研究,虽然它们从不同方面对法学论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多数是从理论论证,没有进行大量实例验证,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而且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文法学论文,对比中英文法学论文的研究涉及甚少,对于帮助国内法学学者了解国际法学刊物的写作规范作用有限。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国内外法律权威学术期刊共选取语料30篇,创建共计30240字数的小型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语料库。英文期刊包括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等。中文期刊包括《法学研究》、《现代法学》。运用英文法律类学术论文CARS模型,对30篇英汉法律论文引言中的语步步骤进行人工标注,用AntConc软件提取,归纳各语步及步骤频率分布特征,总结英汉法律论文中的引言语步分布以及实现形式差异,并深入探讨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力求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更全面、客观地把握英文法律学术类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帮助中国法律学者写出高质量的英语法律学术论文。
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我们得到英汉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宏观语步和微观步骤分布特征(见表2),我们将逐一分析它们的异同,并探讨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
1.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的宏观语步分布特征
(1)由表2可见,中英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语步特征呈线性分布:确立研究领域开篇-阐述前期研究成果-设置研究空间-通报当前研究-填补研究空间-介绍论文结构。但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的宏观整体结构有较大不同,在语步的顺序和分布上具有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语步1(确立研究领域)、语步5(填补研究空间)和语步6 (介绍论文结构)。
(2)相比中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英文法律论文引言更注重详尽、全面地介绍研究领域。引言开篇采用介绍研究领域,研究背景这一语步,可以让读者能够迅速进入研究情景,了解必要的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文章论证及观点。所有30篇英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十分详细具体地介绍了研究领域,涵盖了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所占篇幅较大,有的达到数千字(由于篇幅有限,作者不再举例说明)。虽然86%的中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介绍了研究领域,但篇幅在整个引言中较短,寥寥数语,甚至有2篇引言未介绍研究领域而直接进入了“设置研究空间”这一语步。
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对于介绍研究领域的显著差异主要源于国内外不同的学术写作习惯。国外学者通常采用作者负责型写作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作者详细阐述观点,展示逻辑推理的过程和事物的具体性,这使得文章条理清楚,目的明确,也大大减轻了读者的负担;而中国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传统的读者负责型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倾向于含蓄概括,思维委婉跳跃,作者只是提出模糊的意向和帮助理解的材料,大量背景知识需由读者自行查找,作者的观点深意也要由读者从文章叙述中得出, 读者的主观理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在例1中,作者在第一句中就直接切入研究焦点:教育权,第二句高度概括了造成不同理解的原因,并没有展开此话题,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以待在下文中寻求答案。
例1.现代法律一般都承认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各国的立法表述上不同,导致人们对受教育权性质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从国际法角度看受教育权的权利性质》)
(3)英文法律论文更倾向在引言里通报其填补研究空间的结果,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涉及极少。“通报研究空间”这一语步的主要功能是直接说明研究成果,并指出其在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强调当前研究的贡献。
由表2可见,英文法律论文作者一般在引言里直接提出其研究结果,解决方案,观点看法等,80%的英文法律学术论文都在引言里通报了填补研究空间的结果,这使得读者在一开始就对文章的立场清晰理解(见例2、例3)。在例2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常识性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很好的解决前文提出的艺术品诉讼法庭争议的问题。在例3中,作者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文章的结论:修订法不能根本改变被告的权利,从而回答了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
例2.In contrast to the work of such scholars, this Article, written on the verge of a possible dramatic reworking of the rule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and judgments, posits a simple common sense theory: courts should defer to the forum exercising in rem jurisdiction will have the most control over the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the chattel.(〈Crossroads in the Great Race: Moving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Race to Judgment in Disputes over Artwork and Other Chattels〉)
例3. This Comment concludes that the amended rules are not likely to change substantially the rights of criminal defendants with respect to the introduction of prior act evidence.(〈COMMENT: Oregons New Character Evidence Rules〉)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学术论文极少在引言中直接揭示其观点立场或解决方案等,只有20%在引言里指出了研究结果,解决方案等。由此可反映出中英学者不同的论文写作习惯:外国学者写作直接清晰,开门见山,而中国学者写作委婉曲折,倾向于缓慢推进写作进程。
(4)大部分英文法律论文会在引言里介绍论文结构,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都缺少这一语步。介绍论文结构能帮助读者掌握文章脉络,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路,从而更深刻地掌握作者论证的方法过程。此外,论文结构可以使读者更有针对地阅读文章,有选择、有重点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在阅读引言时就能够确定自己阅读的重点(见例4)。表2表明70%以上的英文法律论文都在引言里介绍了论文结构,不仅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还使得读者有了整体的概念,也方便读者快速阅读感兴趣的部分。在例4中,作者用主题句、特点的语法结构,清楚地呈现了整个篇章结构,使读者能迅速地把握文章脉络,选取自己的兴趣点。
例4. The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is as follows: In Part I, I briefly survey……In Part II, I analyze……I demonstrate that (a)…… (b)……(c)…… I then turn in Part III to a description of……In Part IV, I examine…… In Part V, I put forward the basic tenets of an IL approach. In this model, (〈Integrative Linkage: Combining Public and Private Regulatory Approaches in th Design of Trade and Labor Regimes〉)
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几乎都没有包括这一语步,中国学者更倾向引起读者兴趣,使其继续阅读,自己探寻文章脉络。
2. 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的微观步骤对比
(1)确立研究领域选用的步骤不同。英文法律论文引言大多通过概括论题内容,介绍相关背景知识来引领读者进入研究领域,而中文法律论文则更多的介绍论题重要性来确立研究领域(见表3)。
55%的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作者采用概括论题内容来确立该论文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国外学者重视逻辑思维和严密分析,通过一步步的概括和阐述论题内容,由点及面,由个体到整体的描绘出整个研究领域,引导读者轻松进入研究情境。而近一半的中国学者倾向使用“介绍论题重要性”,是为了吸引读者。在信息时代,高效率的读者会首先通过阅读引言了解文章大致内容是否与自己的研究息息相关或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来决定是否继续阅读文章。因此,“介绍论题重要性”就发挥了强调当前研究、吸引潜在读者的作用。在例5中,作者通过用一些阐明论题重要性的短语,如“议论的热点”,“热门话题”等,突出了该话题的重要性和时效性,以达到迅速吸引读者的眼球,并促使他们继续往下读的效果。
例5.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领域各种基本规范的确立,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心已逐步从“立法”转向“司法”,与司法相关的话题也逐渐成为实务界和学界议论的热点。“法律原则如何适用”即是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法律原则适用与程序制度保障———以民事法为中心的分析》)
(2)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步骤中,大多数英文法律论文引言都会采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较少涉及(见表4)。回顾前期研究成果这一语步,主要是通过大范围讨论先前研究从而自然地引入当前研究来实现的,它将当前研究与以往研究联系到一起,既可以体现当前研究的重要性和贡献,又可以为设置研究空间提供依据。然而,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并不是单纯为了回顾,而是帮助作者:(1)将论题缩小到当前研究的一个具体点上;(2)找到前期研究的局限性和问题;(3)通过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尤其是知名研究,并提出问题使得文章更具学术性,更使人信服。因此,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兼具交流和说服的作用。
中英法律论文引言在此步骤上的不同与中外的研究传统紧密相关。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倡导消极礼貌策略,强调个人价值,〔13〕因此体现在学术写作上就是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和指出研究差距,既强调他人贡献,又指出缺陷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 如例6中,作者在讨论先前研究时,明确地指出了每一个观点的作者,如Cary和Winter,体现了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
例6. Noting that a large part of Delaware’s revenue was derived from the incorporation business, Cary (1974) opined that Delaware bent over backward to offer a corporation law that appealed to corporate managers. In response, Winter (1977) noted that if Delaware corporations did in fact do poorly, one would expect that their cost of capital would increase to reflect the diminished returns. Winter not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is was the case.(〈The role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in shaping Canadian corporate law〉)
然而,中国文化深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提倡积极礼貌策略,折射在学术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上,〔16〕回顾前期研究成果的方式十分随意模糊,尽量避免评价他人成果。
在例7中,作者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时,并未明确地指出是哪位或哪些学者提出了这些观点,而是笼统地用“学者们”概括,这就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尽管作者指出前期研究得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法制观念淡漠,中国公民缺乏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结论,但却没有明确指出得出这些结论的文献和作者,这也会让读者疑惑是前人做出的这些结论,还是作者的主观推断。所以,相比之下,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作者及文献,这使得引用更具客观性,真实性和说服性。
例7.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法律的有效实施,除了必须具备一些体制内的“硬件”(包括足够的执法力度、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及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等等)之外,还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如果环境不利,法律就难免在其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变形,甚至形同虚设。然而,让人头疼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水土”究竟有哪些成分不适合“现代法律制度”的运行? 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法治观念淡漠,中国公民缺乏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归根到底,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的裂痕,甚至在某些地方格格不入。(《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3)在通报当前研究这一语步的实现形式上,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采用的步骤相差较大(见表5)。在这一语步中,中文法律论文中引言采用的四个步骤比例较均衡,而一半以上英文法律论文中引言主要采用“陈述论文主要计划”这一步骤。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法律论文中比例较高的“陈述研究价值”步骤,在英文法律论文中却几乎没有。
例8.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warding of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light of Mastrobuono. It determines that, becaus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are du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laims for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Awarding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the Wake of Mastrobuono v.Shearson Lehman Hutton, Inc.〉)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论文引言较多地采用了陈述研究价值这一步骤。国内学者倾向于首先吸引读者关注研究,至于具体的研究过程及问题假说则由读者在正文中自行探索(见例9)。而且,陈述研究价值具有推销性的特征。作者引言中采用“本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研究为……作了重要贡献”,“本研究对……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和指导”等结构,既使得读者了解了研究意义,同时又间接推销了文章。
例9.了解和研究这些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不仅对我国提出相关的保留或解释性声明有借鉴意义,而且对今后解释和适用《公约》,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六、结语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中的引言在语步和步骤的使用频率、顺序和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写作方法的不同。国外学者倾向使用作者负责型的写作方法。为了减轻读者负担,让他们更轻松进入话题,作者详细阐述观点,展示推理过程,使文章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而国内学者多采用读者负责型的写作方法,旨在给读者更多的发挥空间,并激发读者兴趣。在确定研究领域,通报前期成果和介绍论文结构等方面都较含糊笼统,让读者自行归纳,理清脉络。
2.价值观差异。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消极礼貌策略充分体现在英语法律学术论文中关于引言的前期研究回顾步骤中。国外作者在法律学术论文中既强调他人贡献,又指出其缺陷,并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相反,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深深影响国内作者,他们在论文写作时采取积极礼貌策略,在前期研究回顾中为了顾及他人面子,尽量避免评价他人成果。
3.思维方式和写作习惯差异。国外学者倾向于直接清晰、开门见山的写作方式,更重视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而国内学者写作委婉曲折,倾向于缓慢推进的过程,给读者留出更大的主观空间,同时也很重视推销自己的文章。
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中所展现在宏观语步结构上的不同取向以及微观步骤上的选择差异,反映了中西方学者潜意识中的不同的心理、写作习惯和社会文化观念。国内法律学者在撰写英文法律学术论文时,必须把握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在体裁结构方面存有的显著差异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而谙熟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的体裁结构,遵循系统规范的英文引言写作要求,从而提高英文论文引言的写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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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四川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南充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9684
国内刊号:51-1674/C
邮发代号:62-13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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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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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力是根本
搞写作,没有动力是写不成的。那么,图书馆学论文写作的动力来自何方?我们认为,动力来自压力,压力产生动力。而压力主要来自事业,来自自身。
1.1事业(社会)压力
图书馆工作者(以下简称“图书馆人”)要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要发展图书馆学,就要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没有事业心,就没有动力,就不能搞好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学也就不会发展。我们搞学术创作,从客观上说,就是要达到如下目的。
1.1.1指导图书馆工作,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我们写论文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图书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论文选题的主要来源。写论文,搞科学研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若解决不了,自然会产生压力。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推动了图书馆工作和事业的发展。
1.1.2提高图书馆学学科水平,促进图书馆学发展,推动学术研究
图书馆学要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学术研究。图书馆人进行论文写作,不仅指导了具体工作实践,也同时解决了图书馆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图书馆学就不会发展。这对图书馆人来说,自然也会产生压力。
1.1.3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图书馆人进行科研工作,撰写学术论文,不仅指导工作实践,推动图书馆学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撰写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这些论文都是为了解决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也会产生压力。
1.1.4活跃学术气氛,提高图书馆学术地位
图书馆的学术地位是靠图书馆人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获得大量科研成果来争得的。搞论文写作,活跃了学术气氛,取得了学术成果,而且水平不断提高,自然会令社会刮目相看,学术地位就会提高。不然,无学术成果,别人看不起,同样也有压力。
1.2自身压力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的需求(或感情和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5种。图书馆人也不例外,同样有这5种需求。图书馆人自己的成就(包括学术研究成果)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满足荣誉感。自己的学术成果要得到社会承认,就要以论文等形式在期刊等载体公开发表,以满足社会尊重的需求。如果不被发表,就会产生心理压力。来自自身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晋升职称。因为职称晋升不仅涉及个人荣誉感的满足,更为重要和现实的是晋升职称还涉及工资、住房等生活需求。这种需求如得不到满足,压力自然会更大。欲满足这些需求,尤其是晋升职称,不仅工作要好(“软件”好),还需“硬件”支持。所谓“硬件”,此处是指学术成果(包括论著、科研项目等形式)的数量和质量,最多见的则是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图书馆人欲晋升职称,“软件”首先要满足要求,而“硬件”必不可少。这些又给图书馆人带来一种强大的压力。
上述种种压力,必然促使图书馆人产生论文写作的动力、促使图书馆人产生论文写作的坚强信心和勇气。有了动力、信心和勇气,论文写作的动机也就随之产生了。
2. 选题是关键
有了写论文的动机,就要写作论文。而选题则是开展学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关键的一步。有人说,“题好一半文”,把选好题目视为学术论文成功的一半,可见选题的重要程度。选题,就是要解决“研究什么”的问题,明确研究的目标和范围。
2.1需要性原则是前提
需要性原则主要从选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性两方面考虑。图书馆学论文的选题必须是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所需要的课题,不仅需要而且重要,还必须具备现实性。一般说,图书馆学研究重点、研究热点和研究焦点就体现了图书馆学选题的需要性原则。“研究重点”的特征是:(1)在事业和学科发展中地位比较重要;(2)有较多人进行研究;
(3)研究时间较长;(4)产生论著较多。“研究热点”的特征是:(1)大多数从业人员投入研究;(2)是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研究焦点”的特征是:(1)热门话题中集中研究热点;(2)观点争论中交叉研究热点。
2. 2科学性原则和创造性原则是关键
科学性是学术论文的特点,也是学术论文的生命和价值,是选题成功的关键之一。选题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1)题目的论点要正确;(2)题目中的概念要明确;(3)要有科学性价值;(4)语言要准确。图书馆学论文的题目必须体现科学性,即要按科学性原则选好论题。
创造性,是指论文的题目要有新意,要有发展。图书馆学的发展,就是一部创造史。图书馆学论文(题目和内容)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当然需具有创造性特点。论文的选题具有创造性,主要体现在:(1)别人未研究过或很少涉足——题目要新颖;(2)不要一般化要引人注目;(3)要体现学科前沿;(4)观点要新,技术或方法要新。总之,题目对图书馆工作和事业发展,对图书馆学发展要能起到推动作用。创造性是学术论文的生命,题目的创造性是写好论文的关键,必须特别注意。
2. 3可行性原则是基础
可行,即力所能及,难易适中,行得通,办得到。图书馆学论文的选题是应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且经过奋力拼搏之后才能完成的。欲实现选题的可行性,必须根据作者个人的主客观条件进行选题。主观条件,包括个人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等。客观条件,包括文献、资料、仪器、设备、时间、经费和导师等。所以,选题时应尽量扬长避短,在主客观最佳点上选择出符合自己的实际写作能力、写作水平的难易适中的论题。具体说,应考虑从如下几个方面选题才具有可行性:(1)自己长期实践且已较为熟悉的领域(包括工作、研究、事业管理和教学及其管理),如长期从事文献分类工作,最好在分类方面选题;(2)自己感兴趣且知识积累较为充足的领域;(3)自己长期跟踪研究过的领域;(4)别人未研究或很少研究,但自己线索较多,知识储备较多的领域;(5)自己善于争鸣的且易于批判(评)的领域等。为增强选题的可行性,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论文题目应大小适中。题目太大,由于所掌握材料限制,文章容易肤浅,写不深,写不透,造成大题小作,没有价值。题目太小,学术价值也不大。所以选题要适中,要根据“小题大作”的原则选题,这样,小题目反而能写出大章,容易驾驭,容易写深写透。(2)选题必须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只有当你了解到前人或别人的研究成果、现状时,你才能知道自己的题目是否具有创造性和重要性。当然,这种调查主要靠自己平时的积累,有时也需要突击性调查。
总之,图书馆学论文的选题是写好论文的关键,但欲使论题符合上述四条原则,必须靠自己的知识积累,知识积累是写好论文的基础。
3 知识积累是基础
从上述可知,仅有写作动力和动机而无(或很少)知识积累,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没有(或很少)知识积累,就不能选好论题,同样也写不出好文章。因为,一个人知识累积的数量和质量与其论文的质量几乎是成正比的。所以,研究学术论文写作,必须研究作者的知识积累,要对作者的知识积累给予特别的关注.
3.1知识积累与论文写作的关系
知识积累与论文写作对一个人来说是知识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知识输入(积累)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所写论文的质量也就越高(排除其他因素)人们在输入信息后,他原有知识结构发生质的变化,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新的知识结构。如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提出的方程式:k〔s〕+Ai=k〔s+As〕该方程式告诉我们,人们在吸收了情报后,原来的知识结构(K〔S〕)就变成了新的有序的知识结构(K〔S+AS〕),这种知识结构增强了创造性和思维能力,更富有智慧,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创造出新思想和新知识。如果他从事学术论文写作,就会使成果具有创造性。
3. 2积累知识的内容
图书馆人写作学术论文,需要积累的知识种类很多,但就其内容来说,不外乎以下三种类型,即图书馆学专业知识核心知识;相关知识内围知识;其它知识——外围知识。关于相关知识,主要包括:哲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社会学、数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目录学等。其他知识如:科学学、美学、语言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等。以上是从整体上就一般写作所需积累知识而言。而从具体上说,由于题目的性质与论证角度不同,所涉及学科内容不同,所需积累的知识、资料也不会相同。
具体到一个论题,应当积累(输入)如下知识:(1)纵向知识:有关该论题的历史、现状及未来预测;(2)横向知识:有关该论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概况等。有关核心资料、知识,要全面系统重点收集、积累;内围资料、知识,要尽量收集、积累齐全;外围资料、知识要视需要而收集积累。
3. 3积累知识的方法、手段
主要有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和文献检索法。图书馆学论文写作需要收集、积累知识、资料,常用方法是文献检索法,其次是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另外,要写好论文,积累知识必须长期与临时相结合,一般与重点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要写好论文,知识积累是基础,是需要下大功夫才能打好这个基础的。基础打好后,才能“下笔如有神文章写好后只有公开发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如何投稿,这也是需特别注意的。
4. 对口投稿是方向
投稿有没有策略?笔者认为,不但有而且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
1.SSCI
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期刊为1300多种。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SSCI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地区研究、商业与金融、传播学、犯罪与监狱、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类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接待、休闲、运动与旅游、卫生政策、护理、老年医学、健康与康复、药物滥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劳资与劳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法律、法医学、语言学、管理科学、运筹学、计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城市研究、运输、女性研究等。
2.SCI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以布拉德福(S.C.Bradford)文献离散律理论、以加菲尔德(E.Garfield)引文分析理论为主要基础,通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等的统计,对学术期刊和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从而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一所高等学校、一本期刊,乃至一个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SCI收录的论文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SCI指标主要适用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而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所以,如何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也就常常简化为如何评价论文所承载的内容对科学知识进展的影响。因此,SCI是目前国际上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SCI所收录期刊的内容主要涉及数、理、化、农、林、医、生物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选用刊物来源于40多个国家,50多种文字,其中主要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收录部分中国(包括港澳台)刊物。
关键词:实证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学术范式;学术批评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济类专题的论文)就有20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
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
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
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
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