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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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 肺结核 社会 经济学 卫生服务利用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2.293

肺结核是严重危害人类的传染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800万新发活动性结核病例,并造成将近300万人口的死亡,75%的病例正处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旺盛时(15～54岁),一个成年人患结核病将平均损失3～4个月的工作日,这将使一个家庭损失20%～30%的收入,如果患者死亡将平均损失15年的收入,结核病对社会经济造成间接影响[1,2]。据调查,曲阜市平均每年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00余例,由于肺结核病人治疗时间较长,如果不能正规治疗,极易出现耐药,并且这部分病人是传染源,能够传染给周围人群,另外在治疗期间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病人如果出现耐药,将花费2万～3万元用于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对病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我市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现状,近期,我单位结核病防治科对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肺结核病人进行社会经济学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601例肺结核患者。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由结核病防治科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询问方式收集原始数据,并有专人负责调查质量的控制和调查表的审核工作。

第2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一、社区经济的由来

城市社区经济其前身叫街道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当时为解决社区内的待业青年、残疾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解决社区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才以社区地域为单位开办企业，统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街道担负的社会职能大大超过了政府拨付的财力,其收入与开支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在无以承担的情况下，街道才被迫以搞经济活动的方式来填补资金缺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因如此，我国社区经济才得以发展起来。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人们对社区经济作用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对社区经济的理解也可谓见仁见智。

二、社区经济的内涵

就目前研究情况概括来说，社区经济的概念研究当前国内学者看法不一，尚没有标准化定义。前人一般把社区经济定义为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区经济指以非营利组织为行为主体、社区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解决社区的社会必需，改善本社环境，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广义的社区经济则可理解为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

但以上两种观点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社区经济定义，它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没有涵盖社会学层面的内涵。笔者认为社区经济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还更应该是个社会学概念，概括来说社区经济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基层社区组织为主体，以服务杜区成员为目标，为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消费需求提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这里的社区经济也包括社区服务中的有偿部分。这里讲的社区经济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特征来理解:

（一）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社区,其地域范围近类似街道,但比街道范围更广，地域特征是最基本的。社区经济的地域性还指其用于配置的资源来自社区,这些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人才、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等。

（二）包容性社区经济的包容性体现在社区经济在受到地理限制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吸纳和扩张性的特征,这是由现代经济活动流动性增强的特点所决定的。包容性性表现在社区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子系统,其所需要资源有需要来自社区之外资源的支持和补给,比如吸纳外来劳动力、外来技术的引进和交流、租用土地、自然资源的补给等等。

（三）服务性社区经济的性质是服务于社区居民,可以说,它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一般多以第三产业为主，因为服务行业能解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伴随社区经济的发展步伐,其服务范围可以从某个区域辐射到邻近的多个区域。

（四）丰富性首先，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包括教育、建筑、餐饮、医疗保健、房地产、旅游等产业。其次，社区经济经营方式的丰富多样,以适应市场竞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人文性社区经济与一般性社区经济不一样，其更强调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和满足。一般性社会经济是以获取利益为出发点，而社区经济以满足社区内成员物质精神生活为出发点。因此，社区经济带有更多的“人情味”。

三、发展社区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整合理论整合理论认为，社区中的企业法人将各自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结合在一起，在利益相互整合的基础上创造资源新的价值，推动各个社区领域的经济繁荣。在某一社区中,自然人或法人在共同的空间里,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但一旦通过利益的整合就能够促使各自资产和经济要素之间的流动,互相借鉴，带动社区经济整片繁荣。

（二）结构功能理论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不仅对社区，更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结构功能理论对社区经济优化排列组合，使其各种资源能有效聚拢在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指导社区经济有条不紊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生长点理论增长点理论认为,行业之间会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促使厂商聚集在城市社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社区,形成增长点。如果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增长点,那么社区就是生长点。生长点促使社区内商家之间形成关系网并进一步扩大辐射外部经济活动,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

四、对我国社区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

第3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环境；大学会计教育；影响

一、新经济环境概念及对我国会计的影响

新经济环境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根本，对制度创新为基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控制通化膨胀以及降低失业率等现象发生，其经济周期阶段性被弱化的一种新的国家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加快，在新经济环境下实现我国会计操作与国际会计操作相接轨，这给我国会计准则、会计职能以及会计核算等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新经济社会环境对大学会计教育产生的冲击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给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大学会计教育带来一定的冲击，会计教学由以往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所转变，同时其教学类型、格局等也更加多元化。大学会计教育是培养会计专业型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会计教育的主要动力。然而，新经济社会当前环境下，大学会计教育对人才方面要求的提升，使得大学会计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和问题。

（一）会计教学理念过于陈腐

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会计人才要求更加具有针对性。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大学会计教育主要侧重于培养研究型人才，重理论学习而轻社会实践，重内容分析而轻综合能力培养，极大的局限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挥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难以适应社会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人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大学则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因此，在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大学会计教育理念受困于传统教学模式下，会计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难以匹配，不但降低了大学会计教育教学质量，还局限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传统的教学观念也过于僵化，制约了大学会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展，使得我国当前大学会计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

（二）会计教学对象针对性差

我国传统会计教育把大学教育大众化视为扩大教学规模，提升入学率的主要途径，然而对会计人才专业能力培养和教学对象等缺乏针对性，会计教学方式和教学特色不够明显，会计专业人才能以快速适应和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求。随着新经济社会环境逐渐形成，大学会计专业招人的不断扩大，学生层次、水平、能力等差距逐渐显现出来，大学会计教学不足现象越发明显，这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了大学会计教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大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专业化人才，让接受专业化培训的人才能够快速适应社会和企业需要，然而，当前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大学会计教学，在教学对象方面缺乏针对性，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程。

（三）会计教学定位不够准确

从以往的社会和企业需求来看，传统的大学会计教育人才培养倾向于各工商企业，然而，随着新经济社会环境的形成，传统的大学会计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会计教学和人才的需求。以往的大学会计教学主要注重高水平能力会计人才培养，注重会计人员的理论知识学习，正是由于这种教学定位的不准确性存在，使得以往会计教学内容、教材等难以培养出高水平能力人才，也正是由于教学定位的不准确，造成了我国当前大学会计教学与社会现实需求存在冲突的显著困扰。

（四）会计教学内容单一守旧

我国大学教育主要根据单一的人才能力来对大众化大学教育质量进行衡量，会计专业教育也同样如此，这使得我国大学会计教育人才结构产生严重过剩现象。同时，大学会计教育单一化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社会、企业对人才专业知识方面的多元化需求，极易产生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发生。大学会计专业单一学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只能够更好的满足于统一的学科标准与逻辑思维，培养会计专业化人才在会计教学内容和会计课程方面过于守旧，注重专业学科知识学习，而忽视对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高层次会计课程和内容接触较少，必修课与选修课搭配缺乏合理性，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表现出我国大学会计教育在新经济社会环境下难以适应。

（五）会计教学环境相对落后

由于我国会计专业教育主要倾向于理论知识学习，其相应的会计教学环境过于简易化，教学条件相对落后，这不但不利于培养满足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会计人才方面需求，还冲击和影响了会计专业教育机构的发展。会计教育方面师资设备的落后，使得会计教学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问题；会计教学内容的陈旧，使得会计专业人才知识难以得到发展和进步；会计信息设备得不到完善，使得会计专业人才难以适应新经济社会对会计人员工作能力要求，降低了会计专业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影响了学生对实际业务的处理，难以让接受过大学会计教育的学生更好的融入到企业实际会计工作之中。

三、加强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大学会计教育模式应对措施

随着我国新经济社会环境的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发生转变，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会计教育模式应当重新进行审视，以往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应当适时进行合理调整，将当前市场经济环境需要与现行会计教育体系进行整合，构建科学的、利于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新环境，为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能力强的全能型会计专业人才。

（一）转变教学观念，实际能力为主

以往大学会计教学思想主要以教师为核心，把教学课堂视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场所，把教学教材视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内容，把学生视作为被动接受知识的施予者，把考试得分视作为评定学生学习能力和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这种错误教学观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大学会计教育发展，并难以适应新经济社会环境对会计人才的要求。我国当前大学会计教育应积极的，根据市场经济变化和需求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并重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根据社会和企业实际需求培养会计专业学生，把会计岗位实际工作内容和会计行业职业标准与大学会计教学理念相结合，让我国当前会计专业人才既具备相关的会计学理论知识，又能够更好的将其运用于工作实践之中。

（二）明确教学对象，划分层次教学

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大学会计教育体系建设，主要应以培养实践专业能力人才为首要教学目的，重点培养会计专业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将学生作为大学会计教育重点对象，将专业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工作之中。与此同时，注重大学会计课程教学内容，突破传统教学方式，侧重于层次教学方法，根据专业知识和发展方向的不同，注重各层次实践能力教育，满足社会发展和各行业企业对会计人才需求的不同层次，促进会计教育深层次研究与发展实现。

（三）细化教育资源，校企合作办学

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大学会计教育改革，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环境和资源的不同性，将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大学式教育方式与以实际工作能力为主的企业岗位式相结合，细化教育资源，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教学模式。大学会计专业教育应当明确以需求为导向的教学方式，积极鼓励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良好交流机制，让会计专业教师主动的深入到企业各行业企业会计工作之中，深入了解企业各行业企业会计最新发展形势与人才需求情况，开展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并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对会计教学内容和方法等进行适当调整，增强学校的人才培养针对性。除此之外，学校通过利用校企合作，让企业积极的参与到学校会计专业教学管理中来，让大学会计教育课程设置、内容等更加贴近需求，让学生能够领悟到会计职业的真正精髓，真正建立起以服务社会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机制。

（四）调整教学内容，建设课程体系

大学会计教育往往重视课程理念相关知识学习，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培养较为忽视，对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会计专业人才造成了一定限制。为适应新经济社会环境形成与发展，大学会计教育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会计教学内容，将岗位职业技能培养引入到实际教学计划中，打造以会计专业知识学习为基础的实际教学模式，要求会计专业学生做到教学用三位一体，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方面的要求。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培养和提高会计专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实务分析能力。与此同时，侧重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制定相应的素质拓展培养计划，设立公共礼仪培训与口才写作课程，将专业技术知识学习与会计职业能力培养很好的结合。

（五）完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

会计教学环境即包括软件环境，也包括硬件环境，这两方面环境建设与完善都对会计专业教学起到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硬件环境则是指会计教学设备与内容。在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强调大学教学设备应与教学内容相调整和适应，并作为大学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构成内容。针对会计专业教学内容，让会计专业教学内容采取阶段性的调整与过渡性的修订，充分发挥专业教材在大学会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多元化会计教学实验模拟教学室，营造良好的社会实践环境。大学是培养和加强学生专业能力的根据地，通过大学教育则有效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和自身整体能力。与此同时，把教师视为学校会计教学的软件环境。注重教师个人能力水平的提升，定期对教师会计理论、实务操作及职业道德等方面知识开展深入学习和继续教育，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更新和调整教学理念与内容，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提高大学会计教学质量。总结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新经济社会环境的到来，给大学会计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大学会计教育根据社会和企业发展需求，转变传统教育理论，调整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系建设，完善教学环境，建立以培养人才为主的培训机制，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和企业发展输送具备高水准的会计方面人才。

作者:李方方 单位:开封大学财政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白君贵，白璐.会计教学管理模式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11).

第4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高中数学；社会；经济；发展

从我们咿呀学语开始，数学就陪伴在我们身边，“两只老虎爱跳舞……”，“一双小小手，十个手指头”。再大一点我们小学的第一堂课就是数学，在老师们的引导之下我们开始接触这个神秘而美丽的科学世界，它内容丰富，无穷无尽，汲取其中一两点就会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直接高效的客观反应估计就是每次试卷上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们当天的晚餐是否能够加餐。作为一门严谨的基础自然科学类学科，数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

1数学的基础性

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这点毋庸置疑。往大了说刚刚成功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从图纸绘制、轨道计算、燃料推进，甚至一颗小小螺丝钉都是科学家们精确计算的结果；小到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早上带着红色毛爷爷出门，吃个早点，买个帽子，来杯饮料，坐个公交，路边小摊买个棒棒糖等，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数学；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数学的基础性更加显而易见，理化生学科中的每一步计算都需要数学知识做为支撑。数学的基础性还表现在与科学理论巧妙结合之后，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明显促进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建筑行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从建筑的造型设计，到建筑物的高度、牢固程度、抗震等级都在逐步提升，所有这些都有赖于科学的缜密推演和数学的精确计算；再比如现在的钢材等级划分越来越细致，学习化学我们都知道钢材的柔韧性取决于铁和碳元素的合理配比，因此我国的汽车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也是依托于数学逻辑的缜密性。

2数学的工具性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我们与数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前人们出门最基本的配置是钥匙、钱包，外加交通工具，额外需要干什么事情的话再带一堆相关的证件、卡片、便利袋等杂物；而现在人们出门只需简单带部手机，买东西我们可以手机支付，省去了找零钱、鉴真伪、存取钱等一系列繁琐的手段；打车我们可以通过滴滴出行、快的打车、微拼车等多个途径，快捷高效而又方便；手机本身可以存储很多数据，便捷的网络通讯也方便我们从网络下载和共享重要文件。手机的功能已经逐步由简单的通话升级为通讯、拍照、购物、上网、影视、娱乐等多个功能的一体终端机。手机功能的逐步完善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包括芯片匹配、固件升级、材质更新、模块增减等都需要数学推演来辅助。数学的工具性在宏观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孟德尔通过豌豆性状的研究，附以数学的概率统计和数据分析，得出了著名的生物学遗传定律，使人类在疾病预防、优生优育的道路迈进了一大步；随着教育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多，我国在电脑计算机、土木建筑、房屋桥梁设计、金融财经、经济管理等方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这些方面的人才都对数学有较高的要求，数学基础好的人在这些专业方面反应比其他人要快，在以后的发展潜力和空间都非常大，他们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将是不可估量的。

3数学的发展性数学的发展性

体现在数学本身的发展和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就数学本身而言，我们对它探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由单一数据的计算，到方程以及逻辑思维的拓展，有点到线及面，由单一纬度到二维空间、三维空间，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探究数学的第四维空间、五位空间以及多维空间，数学世界本身有着无穷无尽的奥妙等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数学在社会经济方面表现的发展性也不容小觑，我们国家每隔几年就会进行一次全国性质的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的过程中性别、年龄等基本数据是普查的重点参考数据，由于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因此人口众多，加之有许多流动人口，因此普查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普查结束后所有的数据都会统一上报，交由专门负责统计工作的人来整理和分析，从而确定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增长大趋势等重要数据，比如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就是基于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缓慢，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大而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合理运用数学的数据分析不仅能够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核实和认定，还能够预测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走势，进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这就是数学发展性的科学价值所在。

总之，数学学科集基础性、工具性、发展性于一体，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综合体现，该学科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它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高中数学是理论学习和综合运用的联结点，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扎实掌握高中数学的基本知识对于我们将来进入大学学习相关专业理论或者进行科研技术开发都大有裨益，数学本身对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强大而富裕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学好数学，让数学为我们将来进人社会，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用好数学我们将来可以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曹建美．数学在现代经济学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N］．山西经济日报．2009－12－14（004）

［2］刘家义．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N］．中国审计报．2016－12－26（001）

［3］杜春雪．试论数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导刊．2014（27）

第5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社会保障;税收体制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42-02

1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

国际上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很多指标,而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数。所谓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标,国际上对基尼系数的划分标准是: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贫富差距一般;0.4-0.5,贫富差大;0.5以上,贫富差距较大,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会引起众多社会问题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2.1 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下面是我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

表1 我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

年份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年份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19970.370620030.4386

19980.378420040.4387

19990.389220050.4700

20000.408920060.4960

20010.403120070.5左右(无官方数字)

20020.43262008约0.5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9

如表1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706上升到2008年的0.51,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趋势,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早已越过了警戒线,这足以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2.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4761元,两者之比达到3.31:1。居高不下的数据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分布非常不均等。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补贴和福利,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大体为5倍左右,高于世界上经济水平类似我国的国家城乡差距。下表为我国1978-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情况:

表2 城乡收入差距之比

年份19781985199420022005200620082009

城乡收入差距2.6:11.9:12.9:13.1:13.22:13.28:13.31:13.3: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3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却日益扩大,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迅猛,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2.3.1 东、中、西部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

2005年,东部地区的城乡人均收入水平都要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的超出幅度为45%,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超出幅度为27%,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城乡人均收入水平都要严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2.3.2 东部与中、西部人均收入对比

如表2-3所示,仅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考察,近5年来,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东部与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由2002年的l.46拉大到了2006年的1.56,东部与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也由2002年的l.39攀升到了2006年的1.48。考察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会更悬殊。

表3 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

项目

年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中部东部:西部

2002年9355.76424.367l0.81.461.39

2003年10211.57101.77180.71.431.42

2004年11522.97886.77920.61.461.45

2005年12884.0869l.09633.01.481.34

2006年15443.39911.310405.11.561.48

2007年16378.010519.611124.71.551.47

2008年18994.212101.412816.01.561.4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信息网有关统计公报数据计算编制

2.4 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产业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垄断而获得高速发展,行业收入也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金融、保险、外贸、电信、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偏高,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看,它们的差距在2~3倍。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收入和住房等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之间。

3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成因

3.1 劳动者自身条件差异导致了收入差距

由于每个居民的劳动能力有大小,而劳动者拥有劳动能力的不同必然导致收入水平的不同,产生收入差距。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居民个人在占有的生产要素和财富存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差异,经营能力有强弱,文化程度有高低等,因而每个居民获得的劳动收入或非劳动收入就不均衡。在所有因素当中影响最深远也最大的就是居民的受教育情况。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将来的收入,我国各地教育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对教育设施和教育环境的投入大,使其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人均受教育的程度也较高。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对教育投入不多,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3.2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3.2.1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格局。国家长期实行“重工轻农”、“重城轻乡”、“挖农补工”的发展政策,农业、农村和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渠道,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资金积累,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导致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较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国外有人描述,“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乡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3.2.2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自然环境因素。西部地区地域虽然广阔,但是其中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了60%,其余40%地域又被众多的沙漠、戈壁和高山峡谷所分割,交通十分不便。西部地区人口过于稀少,人口共3.67亿,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8%左右,造成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缺乏集聚效应。

(2)改革开放序列的先后。从我国改革开放推进的序列可见,我国的开放战略是由东到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陆,由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模式。先行发展的地区享受了国家众多的优惠条件、政策的倾斜,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在外资准入,税收减免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给予优惠,先行发展的地区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西部则处在了劣势。

3.3 收入再分配体系的不完善

收入分配调控政策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大体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3.3.1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据世界银行调查,中国20%的城镇人口享受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超过2/3,农村人口只享受了不到1/3。城乡之间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差距在3-4倍。近几年,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已明显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出现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3.3.2 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

从我国税制结构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的税制结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45%,英国40%,丹麦53%的水平。房地产税等财产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仅为1.26%,低于美国12%的比重。这样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所起到的反向调节作用,极易扩大收入差距。

3.4 经济体制转轨方面的原因

经济体制转型期的制度不完善加剧了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制度不完善、机会不均等以及权力对市场的渗透等方面的原因,拉大了阶层收入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3.4.1 新旧体制摩擦和矛盾引起的高收入

在我国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中的无序和混乱。有一部分人是靠转型过程中的钻“空子”富起来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房地产热和金融无序、近些年来的企业转制,都为一些人暴富起来提供了条件。

3.4.2 腐败和违法现象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有的党政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握有的人、财、物、权,采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与非法生产经营者内外勾结等非法手段,将国有资产装进自己腰包,使国有资产巨额流失。

3.4.3 以非法手段获取收入

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非法交易的现象存在,成为各种黑色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国的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加之腐败就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这必然拉大人们的收入差距,使公众极为不满,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

4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解决对策

4.1 积极扩大就业途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岗位才会有收入来源。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量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和销售,进而又增加一些就业岗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4.2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治贫的最主要手段是教育”。因此,一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投入,由政府投资基础教育、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的义务教育完全免费,从而改变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二要适当控制高等教育的收费,目前高等教育的收费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相比已经高得离谱,导致了大量贫困学生不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助学贷款之类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三要完善成人教育、在职教育、在职训练,特别是对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职业教育,使受教育的权力逐渐平等。

4.3 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一方面统筹兼顾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加快西部开发与中部崛起,缩小地区经济差异

4.4 完善收入再分配体系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同时通过完善税收体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重构财产税制,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在总体上提高消费税在税收中的比重。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

4.5 完善体制,杜绝不合法的收入

依靠法制治理以不正当或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行为。非法收入的产生和发展,既削弱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又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我们要加大执法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法律的震慑力遏止非法收入,维护经济秩序,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郭继林.分配公平与和谐社会[J].社会科学学报,2006,(2):24.

第6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食品企业 社会责任 企业收益 外部性

“质量就是生命”，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和发展的灵魂。对于食品企业来讲，产品质量不仅仅是企业的生命，更是广大消费者的生命。然而作为社会赢利性组织，我国很多食品企业目光短浅，仅以追求眼前利润为目的，在产品质量方面不能严格把关，甚至为了降低成本，大大增加各种添加剂的使用力度，生产出各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严重危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使得公众对食品企业的信任度一再降低。

对于食品企业来讲，既是一种社会赢利性组织的存在，同样也是社会公民的角色，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应承担起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然而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矛盾，令很多食品企业对社会责任望而却步，从而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出现。承担社会责任在短期内，确实会降低企业利润，但从长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产品质量，会促进企业利润的增加。

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应当承担起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应在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谋求企业自身发展。但是除了企业自身的约束，社会的道德监督，还需要政府承担起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对于不法分子“重典治乱”。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的对食品问题企业的惩罚，促使其造成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有利于促进食品企业从自身方面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1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与企业社会责任

近些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是现在广大老百姓迫切关注的、急需改善的核心问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各种不合格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频发事件，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使得我国乃至全球的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是要使食品企业勇于承担其社会责任，对于产品质量严格把关，既保证了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也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1.1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32942家，上半年完成食品工业总产值41467.0亿元，同比增长22.2%；农副食品加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3840.26亿元，同比增长24.0%；食品制造业完成7286.34亿元，增长21.0%；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完成6353.91亿元，同比增长21.6%；重点食品产量快速增长。中国食品工业已成为工业大类中的支柱产业之一，2012年的总产值预计接近10万亿元。然而，这么高额产值的食品工业在近几年却频频发生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现状不容乐观。2003年“金华火腿敌敌畏事件”，2004年的“大头娃娃事件”，2006年的“瘦肉精事件”，2007年的“福寿螺致病事件”，2008年的“苏丹红鸭蛋事件”，2009年“三氯氰胺奶粉事件”，2010年“地沟油事件”，2011年“染色馒头事件”，2012年的“皮鞋酸奶事件”。众多事件使消费者触目惊心，大大降低了食品企业在消费者心中的信任度，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也体现出了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亟待解决的严重性。

1.2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 自古以来，食品是保证人们生存和营养的必需物质。食品的性质决定了食品安全是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基本要求。总起来说，食品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低限度的责任，即食品安全的保证。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必备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任何危害。提供的食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人体健康有害物质，这是食品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第二个层次是保证食品的绿色环保。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逐渐体现为自然、绿色、环保等消费观念。这就使得绿色环保食品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因此给消费者提供绿色环保的食品，即作为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成为了当前食品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容。第三个层次是将承担社会责任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中，使其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与企业发展的灵魂。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更加注重道德约束，注重企业文化的培养，可以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做出自愿的慈善活动，来回报社会，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还能为企业带来连续性的声誉贴水，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2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分析

食品企业如果能够保证食品安全，很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就能够获得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从而减少成本支出，有利于销售量的增加，以达到长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高企业的声誉和信誉度，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对于政府来讲，也要履行其监督管理的职能，对违法的企业加大严惩的力度，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督促意识薄弱的企业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2.1 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分析 从短期来讲，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不会带来经济利润增加的，因为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食品企业成本的增加，从而使产品价格上涨，降低企业的价格竞争力，造成产品需求的减少，结果就会使企业的总收益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食品企业如果能很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一段时期之后，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的产品就会有越来越高的信任度，他们会越来越支持企业的产品，那么企业的销量也会稳步提升。虽然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食品企业的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商品销量的增加会抵消成本的增加，因此企业的总收益最终会有所增加。

如图1所示，D1D1是企业未承担社会责任时面临的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此时产品价格是P1，销售量是Q1，企业的收益是P1与Q1乘积的面积（以下简称P1Q1）。由于该企业开始从食品安全方面进行投入，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成本，使价格从P1上升至P2，销售量降低至Q2，从而使企业收益降低至P2Q2，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短期是可能会造成企业收益的减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企业很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保证其生产的食品质量安全，使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信任度逐步提高，从理论上讲，在同样价格P2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其的产品的需求会逐步增加，即需求曲线D1D1会逐步向右移动，在其向右移动的过程中，企业的销售量会逐渐增加，企业收益也会逐渐增加。如图所示，假设需求曲线移动到的D2D2位置，此时企业收益表现为P2Q1，与最初的企业收益P1Q1相比，显然是增加了。因此，提高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企业不能目光短浅，只顾眼前的短期利益，从而不仅会对社会、对消费者造成恶劣的影响，还会降低消费者的信任度，并阻碍企业自身的正常发展，影响企业的长期收益。

2.2 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外部性分析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仅仅依靠食品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总会有一些企业为眼前利益所驱使，不顾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生产出一些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问题产品。例如为了降低私人生产成本，过量地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添加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增加了社会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履行其对企业的监督管理职能，对于这样的企业应该严惩，让其为谋利益不顾社会和人们安全的行为付出代价，从而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督促企业保证产品质量，承担起必需的社会责任。

如图2所示，MR是食品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C是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MSC是企业的社会边际成本，图中的社会边际成本高于私人边际成本是由于该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生产问题食品，严重危害的消费者健康，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最终使得其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其自身的私人生产成本。对于这样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的问题企业，政府应该收取一定的惩罚费用，使其承担的私人成本与造成的社会成本相当，即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督促企业重视食品质量安全，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如图2，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管理，由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MR=MC，该企业的产量为Q1，由于企业对其征收一定惩罚费用，使其承担的成本从私人成本提高至社会成本，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产量减少到Q2，从而使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从而促使其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3 结论

对于我国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企业应该从自身出发，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虽然短期内会使收益降低，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从理论上讲会促进长期收益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实行“重典治乱”，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督促食品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树立良好的社会公民形象，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产值，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蒋冬梅.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食品安全问题探讨[J].中外食品，2008（7）.

[3]周利刚.论食品安全与企业社会责任[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0（35）.

[4]孙海岗.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业企业社会责任[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10）.

[5]刘艳.论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J].现代商贸工业，2010（11）.

第7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第8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董建新，1999，6-7页）[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2]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3]：“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4]。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5]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6]。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1992）[7]，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4]（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8]。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6]。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汪丁丁，1998）[6]。而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及经济学家又重新认识到这种极端走向的弊端，均开始对自己学科的方法论或前提预设进行反思。

三．经济学对“经济人”预设的修正与发展

在经济学界，“经济人”的假定近年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而被不断修正，这主要来自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质疑。

1.关于人性：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

2．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派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与压力相关，通常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杨春学，1997）[9]。

3．对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来自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判断的制约。提出用“满意解”代替极大化的追求。诺斯更将意识形态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弥补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10]。

4．对经济人应用范围的扩充：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的概念扩充到了非经济分析。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将此归结为三大要素，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说明西方经济学已开始注意到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还具有情感、道德伦理观念，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 “新经济人”的概念（杨春学，1997），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预设，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但应当指出，从以上分析的“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所有修订始终是站在对经典“经济人”假设加以约束条件的立场上的，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构成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基础。“经济人”仍是全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四．当代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社会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便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实用主义将世界看成开放的，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其关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社会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行动者，通由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而成为其自身。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占据主流，他对社会学理论全面回顾之上试图调和实证反实证主义、个人与整体等的对立，建构起以意志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理论，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帕森斯过于庞大的理论构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围绕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展开争论。符号互动、现象学、俗民方法论、交换理论等微观及更具人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得到发展。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非理性受到重视，“理解”的方法与“价值”问题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表现出一种衰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美国追求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从不同程度上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更加采取带有强思辩色彩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示出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张扬生活经验与行动实践的多样性，关注人们的情感、认知、理性等领域，注重通过理解、解释来剖析社会现象和建构社会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以“综而不合”为特征，即更承认社会科学对象的复杂多变，不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理论，而存留多元化的综合。

五．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相互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以个体主义的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很好体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而起源于对社会秩序关注的社会学，个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种理论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在学科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学对人的认识从全智全能、信息完全、无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到将人看作社会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与文化约束的有选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反思自己宏观整体的方法论的不足以及对人主体性重视的不够，出现面对复杂社会的多元化的理论综合。那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与社会认识的不同视角，二者能够相互借鉴些什么呢？

首先，个人主义与社会实体性的立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西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个人至上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种对个人自由观的坚持与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学70~80年代后也出现了更多人本主义倾向，开始更加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会秩序的“活的载体”。但可以看到，这两种个人主义的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实证角度的含义，即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面临的可选择方案及其选择；还包括了规范角度的含义，即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应该将权力交给个人自身来做判断，人类的无知是绝对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个体理性有限性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试错”。而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佳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蒋自强、何樟勇，1998）[1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逐渐向人文主义回归，人的主体意义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是时代必然的潮流，“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当代的社会是不够的，只反思到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够的，社会学在承认社会是实体有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在认识社会实体中体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之上，还需要反观到社会的目的，即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更多借鉴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成就，使社会学理论不会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之和的假设已经被事实所批判，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决策往往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试图用搏弈理论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但其所谓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引入数学分析一些新的参数。社会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却非常丰富，它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是将之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来看的，并强调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实体性，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简单个人的加合。经济学对制度结构的忽视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伪的唯意志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论并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亚历山大，2000）[5]，这恰是社会学所能提供的。

其次，经济学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确的，这使得经济学方法是数学模型化的，其发展是继承与修正性的，是不断深化人们的思维的过程。而社会学注重人的复杂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论是综合而且是多元综合共存的，其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得到丰富。经济学的理想化及统一的数学语言使其学科一脉相承，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最可以看出它学科的继承性，其发展的累积性。社会学理论则由于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缺乏逻辑性，尤其是对于前提条件的忽视，使许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确，难以对话，更缺乏继承性。社会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中，随计算机与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这种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统计技术，其前提假设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适当取舍与精确化所观察问题，尤其是明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学应当从经济学中得到借鉴的；而社会学则为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其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总是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学科分立之初，无论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韦伯对社会经济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意义的思考，和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目前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是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其实韦伯便认为研究中要将人的行为与其价值目的联系起来考察，他也不回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其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便是与立题和结论应用中的“价值相关”结合在一起的。同样，传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强调的基础上的，与经济管理中从生产者积极性调动的角度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古典废除学科分工，但从其历史发展来反思与借鉴是有益的，它使理论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建新，1999：《“经济人”的界说、理论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亚当·斯密，199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

[3]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出版社

[4]华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社

[5]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

[6]汪丁丁，1998：“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1-11

[7]，1992：“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8]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9]诺斯，1997：《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第9篇：社会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 Web数据挖掘 数学思维方法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P284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数学方法是指人们在数学研究、数学学习、问题解决等数学活动中的步骤、程序和格式.数学方法寓于数学知识之中， 应把数学方法的培养与数学知识融为一体。Web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的Web文档集合中发现蕴涵的、未知的、有潜在应用价值的、非平凡的模式。它所处理的对象包括静态网页、Web数据库、Web结构、用户使用记录等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挖掘，可以得到仅通过文字检索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1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收集、存储和处理海量的数据。数据挖掘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数据挖掘的定义就是：在数据库中发现有用的、潜在的、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过程。它是一门内容广泛的交叉学科，涉及机器学习、数学规划、数理统计、神经网络、数据库、模式识别、粗糙集、模糊数学等相关技术。数学规划是运筹学一个重要分支，在机器学习、网络问题、博弈理论与经济学、工程机械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是国际上最活跃的运筹学研究领域之一。数学思维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结合已使大规模和高复杂性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1.2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多年以来一直在搞经济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预期的效果和现实情况总有一定差距，着力解决此类问题，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策体制、教育、观念等多方面因素。

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改善其状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的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此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政治稳定、边疆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1.3经济发展的趋势

将 Web数据挖掘与数学思维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必然起到积极的作用。数据挖掘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通过数据挖掘，人们可以将知识发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数据处理中，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目前数据挖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领域，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特别是和计算智能方法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将数据挖掘存储和处理海量信息和数据技术与数学思维尤其是数理统计的方法相结合，为社会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此项研究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利用Web数据挖掘技术及数学思维方法改善社会经济的对策建议

2.1利用国家政策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深刻变化之中，面临经济主体需求疲弱、转型任务任重而道远、潜在风险加速暴露等多重挑战，尤其是进入四季度以来，经济金融双双“趋冷”，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增长与自然、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的必然要求。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以及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2改善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

利用Web数据挖掘技术“去粗取精”，将有用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利用数学思维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精心系统梳理，找到问题的根源。应用相对独立的案例进行实验性分析、解决，通过具体的模型对影响社会经济要素进行分析，将经济条件、财政支付水平、集体补贴能力、政府宣传力度、与其他制度配套衔接程度集相关制度的稳定程度作为主要要素进行阐述，以进一步明确目前现状。利用数学思维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结合测定并分析社会经济状况。如果从多角度入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供可行性建议。

2.3改善经济发展的应用价值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它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数据挖掘不是为了替代传统的统计分析技术。相反，他是数学中统计分析方法学的延伸和扩展。大多数的统计分析技术都基于完善的数学理论和高超的技巧，预测的准确度还是令人满意的。而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有可能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只通过相对简单和固定的方法完成同样的功能。要想取得进一步的成绩还需要我们将数据挖掘技术和数学思维方法进行结合，从而使其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影响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第一批）“Web数据挖掘技术及数学思维方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编号：16ZR023）结题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惠中，彭安群.数据挖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工矿自动化，2011（1）.

[2] 曼丽春，朱宏.Web数据挖掘研究与探讨[J].现代电子技术，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