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农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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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

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2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我们不是要建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的强国吗？难道老是用锄头镰刀、老牛拉破车这些简单的生产工具，能干得出来吗？杨一明同志在这里却偏偏忘记了我国还要现代化的农业，我国更需要青年们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贡献力量。

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和现代化农业是不可分割的正体，而且农业是基础；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和科学文化也就很难发展。大家都知道我们建明公社是个穷棒子社，解放以前那种“糠菜半年粮，夜居破羊房，全家一条被，三载着一装”的日子更不要说了，就是在解放后1952年以前，有的村还要靠国家救济粮和发寒衣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整年劳动，连自己的口都糊不饱，身体都穿不暖，哪里还有什么余粮、工业原料卖给国家，更不要说还能有钱去购买工业品，让孩子上学了。经过1952年到1956年的合作社运动，特别是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农业生产大发展，情况就大不同了。仅去年我们就卖给国家余粮380万斤，生猪4700口，油料作物一百多万斤。我们又用这些钱买回农业所需要的机器和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我们还自己办起了工业，解决了部分农业和生活的需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大发展，不但每年有一批小学毕业生，而且自己办起了中学班，建立了多种项目的科学研究机构。这一切，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农业是极为重要的，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劳动生产率很高的现代化的农业，就不可能为工业供应足够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就不可能节省出劳动力，去支援工业，发展工业；去学习文化科学，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现在我国的工业和科学文化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生产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不能怪工业和科学文化本身发展得慢。我们农业的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每年粮食和工业原料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还腾不出更多的人来，充实到工业和科学文化战线上去。

现在党已再次提出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号召全党抓农业，要求各方面都来支援农业。我们在农村的首先要响应党的这一号召，下定决心把农业生产搞好，迎头赶上工业的发展。杨一明同志，如果你真的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你就应该站在你自己的岗位，不是埋怨简单工具和老牛破车的落后状况，而是努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是对实现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最好的具体行动。

第3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一)农业保险是规避风险，减少农民损失的一种手段。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农业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又是一种高风险、低效益的薄弱产业。农业风险的合理分散和转移是加快农业发展、维持农村稳定的必要条件，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农业风险的社会化财务转移机制。农业保险在防范各种农业自然灾害、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推动农业保险普及、构建全面的农业保险体系、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是当前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十二五”时期，农业保险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将大有可为，农业保险不再仅是简单承担自然灾害经济补偿的功能，更是要全方位服务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为“三农”提供一揽子的风险解决方案。

(二)农业保险有利于稳定农业再生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一是各种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农业生产链条中断，使农业生产活动连续性遭到破坏。农民参加农业保险后，由于灾害造成的损失就得到保险公司经济补偿，使农业生产主体及时恢复生产生活。二是农业保险有利于农业生产主体扩大再生产，农业保险的损失预防、损失补偿和风险防控作用解决了农民扩大生产的后顾之忧;农业保险的融资功能，解决农民扩大生产的资金缺口。综合作用下，农业保险有助于维护农业生产过程的长期稳定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农业保险有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需要农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承担的经济责任和风险也相应增加，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会阻碍其农业生产的进行。但是实行农业保险，能够减少农民的损失，鼓励农民推广生产新品种，采用新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

(四)农业保险能加快农业科技发展、转变农业经营模式。

一是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保险服务，减少新技术推广和应用中的障碍。二是农业保险促使农业产业化组织利益和风险有机联系，形成各个经营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从而有助于形成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确保农业产业化进程顺利进行。

二、农业现代化对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作用

(一)农业现代化为保险行业发展提供契机。

近年来中央以及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相关主体更加多样化、农业生产方式更加集约化、农业生产链条更加组合化、农业生产更加规模化、农业经营更加市场化、农业风险更加复杂化，一旦受灾，损失巨大，因此，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意识，对保险的需求更高。

(二)农业现代化为农业保险的创新提供契机。

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常态不断催生农业保险的创新机遇。一是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农业现代化生产经营过程中，农业风险不仅涵盖了生产过程，还可能延伸到相关的运输、储存、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需要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二是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创新，卫星定位、气象预报、航拍等技术的进步，可以实现农业风险损失的预测、核查和控制，传统的农业保险机构依靠村级行政部门代收保费、定损、发放理赔款等方式逐渐被现代化的“卫星定损”、“一卡通”取代。

(二)农业现代化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转型的契机。

传统的保险业依靠铺设机构、价格竞争等非理性手段抢占农村市场份额，这种落后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不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要求保险公司要通过提高风险管控能力，加快建设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农业巨灾风险保险制度，尝试农业保险专业化、差异化发展。

三、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的补贴金额相对规模较小。

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政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由于每年财政的收入一定，当政府向一种经济实体投入时，就会减少对其它方面的投入。另外，保费补贴，并没有被放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显然，对于农业保险的规模就相对较少。

(二)对农业保险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一方面，政府对那些高收益的有发展前景的农业大力支持，对它们进行补贴，而对一些不符合调控方向的农业不管不问，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因为政府在财政补贴上有很大的权力，所以很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另一方面，农民认识不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认为是保险公司在骗钱。

(三)农业保险地域发展不平衡。

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地理环境不同，农民的收入水平等各个方面也有所不同，这使富裕地区财政补贴压力缩小，而使贫困地区难以支撑庞大的财政补贴费用。所以由省级制定的统一的补贴标准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会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四、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的建议

(一)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建立风险基金用于补助保险公司由于巨灾风险带来的损失，来弥补保险公司的亏损，维持其财务稳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来筹集资金，也可以从自身保费收入以及年度盈余中计提，同样可以是社会的捐赠。政府应建立农业信息定期公布制度，让农民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二)建立农业保险补贴监督管理体系。

第4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1、农业保险及其结构类型分析

农业保险作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增长以及农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重要制度，也是我国结合国内农业发展实际情况而推行的重要政策战略，在农业经济的提升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保险，顾名思义，由保险机构专门开展经营和维护，针对农业生产以及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等导致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发展经济损失进行责任承担或者保险赔偿的一种制度和政策，对于保障农业以及农民的生产发展安全有着极为重要和突出的作用意义。在我国，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结构发展实际情况，农业发展的产业结构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业等结构形式，因此，国家在进行农业保险制度以及政策类型的建立确定中，也是结合农业产业化结构形式建立制定的。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按照农业保险承担保险责任的对象以及内容情况不同，农业保险的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森林等保险项目。其中，种植业类型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指对于植物性生产保险责任进行承担的农业保险类型，比较常见的种植业农业保险有粮食作物种植与生产保险以及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保险、水果果树种植生产保险、蔬菜园艺种植生产保险、其他种植与生产保险等。其次，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中的养殖业农业保险项目类型，则主要是指以动物生产发展为主的保险类型和项目，像牲畜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家禽保险、特种养殖保险等不同保险类型和项目。

2、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分析

结合上述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结构类型情况，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针对农业经济生产发展的灾害事故，通过建立农业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以“政府主导”、“财政支持”以及“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保险模式。其中，“政府主导”主要是指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升过程中，结合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国家和政府的牵头引导作用，实现农业灾害预防和灾害影响减小控制等保险制度和措施的构建完善，实现对于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而“财政支持”则是指各级财政机构结合国家对于农业保险政策支持以及决定内容，对于农业保险进行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补贴，以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制度和要求规定，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再次“市场运作”主要是指通过农业保险专门经营管理机构对于农业保险政策制度的市场化运作与管理，在提升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委托机构的经营管理资格同时，实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以能够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灾害的预警与灾害影响减小；最后，“合作共赢”则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农民以及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和完善，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真正提升和发展。

二、农业保险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相关作用分析

结合上述农业保险的概念含义以及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与具体类型，在具体推广应用与实施过程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政府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应用以及农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利益保障等，也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首先，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直接促进了我国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功能作用放大化。随着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国家财政机构在加强对于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同时，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升方面的作用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放大效应，使得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作用影响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其次，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也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再次，农业保险制度的推广应用在提升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同时，对于扩大农业的再生产融资能力以及维护农村发展的和谐稳定，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和意义。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现状，农业灾害事故预防与影响控制中，农业保险已经逐渐成为成为我国农业灾后生产恢复以及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和支持，对于农业发展的灾后恢复重建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提升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与保障性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服务过程中，农业保险机构通过开展农业贷款形式，为农业保险以及相关配套保险政策等提供保障，不仅推动了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互动合作机制的发展推广，在转移农村信贷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农业保险的融资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结束语

第5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特殊的人地结构与保守的农地制度、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转型的提前出现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基础，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老人农业蔓延，伪城市化人口急剧膨胀，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希望以此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扭转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但由于相关制度改革的滞后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遭遇转型瓶颈，导致新农村建设效果递减，老人农业继续恶化，严重威胁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然而，老人农业并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东亚地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经过长期努力，东亚模式地区已有效缓解了老人农业危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顺利实现了现代化的赶超。作为与他们农情相似的近邻，中国应认真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以早日化解老人农业危机，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特殊性与发展目标冲突

本文所说的东亚模式地区特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顺利实现现代化赶超的东亚经济体，他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农业现代化的初始情况与中国大陆基本相似，因此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与大陆基本相同。东亚模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人地结构、人口密度与规模、后发赶超特点，使其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目标与先发国家有很大差别，导致其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与先发国家不同的问题，无法采用先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因此，东亚农业现代化模式深深植根于东亚特殊的区情。

（一）东亚农业发展面临特殊的人地结构由于封建时达的农耕经济，长期的文明历史，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普遍比较高，属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其中中国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3人，韩国为495人，日本为335人，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人，法国为119人，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明显过高。而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进一步降低了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按照联合国统计，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0.26公顷，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基本均为0.03公顷，相对应德国为0.15公顷，法国为0.28公顷，美国为0.53公顷，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偏小。由于东亚地区人口密度过大，人均耕地过少，丘陵、山地比例过高，导致土地细碎分割，规模化经营难度较大，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二）东亚现代化特殊的后发赶超战略与先发的欧美国家可以通过殖民掠夺、不等价国际交换积累工业化资本不同，后发的东亚只能主要通过内部的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无论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是二战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如此，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不同部门生产率进步速度差异很大，农业部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率提高水平远低于工业部门，使农业部门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东亚人口过密也使农业部门人口过剩问题长期存在，既阻碍了东亚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也抑制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使城乡差距更大。

（三）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土地政策由于土地过度兼并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是传统东亚社会动乱之源，因此，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扶植大批自耕农缓和了社会矛盾。为防止土地兼并，东亚模式地区实行了严格的耕地最高面积限制和转让限制，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化利用，也限制企业法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应该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土地政策是对东亚近代社会革命的反映，在人口严重过剩，社会保障严重匮乏，城市化水平很低（即使最发达的日本，1945年的城市化率也仅仅为27.8%）的背景下，平均地权、严格限制耕地流转为农民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免除了加于农民身上沉重的地租负担，维护了社会稳定。大量自耕农的形成也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既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但严格的耕地保护与流转限制也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农业发展目标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等有限目标不同，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较高的人口密度、特殊的赶超战略与土地制度使东亚农业发展目标多重。东亚农业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保障粮食供应安全，由于东亚人口过密，人均耕地少，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导致本地区粮食供应长期紧张，随着二战后东亚地区人口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冷战背景进一步突出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为保障粮食安全，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利用。东亚农业的第二个发展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保障，战后东亚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但由于经济落后，政府无力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加上战后初期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比较低，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制定了比较僵化的土地政策，以防止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东亚农业的第三个发展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这在经济起飞后才重点考虑，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业补贴，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实现。

（五）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发展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赶超战略决定了他们农业发展目标的多重性，但在这些多重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内在冲突。首先，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冲突，要实现前一个目标，政府就必须坚持小农经济，严格限制土地流转与兼并，要实现后一个目标，政府就应该鼓励土地流转，扩大农场面积，实现规模化经营。其次，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冲突，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兼顾了农民就业与粮食安全，但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还顽固地坚持保守的土地政策只能延缓农业现代化转型，导致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传统农业衰落、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必然影响粮食安全。再次，提高农民收入与保障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着冲突。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严禁耕地的非农利用，鼓励主粮种植，但东亚农场规模过小，主粮种植缺乏比较优势，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缩小主粮种植面积，允许部分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这必然降低粮食自给率。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后发赶超战略使他们普遍制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也使他们的农业发展兼顾着多重目标，但由于各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直接影响到他们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

二、东亚模式地区化解农业发展目标冲突的主要对策

为化解农业现代化目标冲突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东亚模式地区顺应时势适时地进行了制度创新，不断调整农业发展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农业恢复阶段还是在以农促工、以工补农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本措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道路、电力设施建设，土地平整，新品种开发，农业机械的推广等。在二战后农业恢复、以农促工阶段，尽管东亚模式地区为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供应安全和工业化的原料供应，增加外汇收入，很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资源有限，农村资源的净流出，这一阶段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限。随着东亚模式地区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小农经济衰落，严重威胁到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障粮食供应安全，东亚模式地区先后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日本工业化最早，乡村建设运动开展也最早，1955年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开始了战后首次“新农村建设”。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开始了第二次“新农村建设”，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种化。从1956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就进行了农地重划活动，通过对国土的整治，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农地生产能力。1991年，中国台湾农政当局出台了《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推动了以“发展农业、照顾农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富丽农村建设运动，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生活。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通过新村运动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扭转了乡村的衰败。

（二）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是弱势产业，东亚地区的小农经济更加弱势，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扭转衰落命运，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农村过度衰败，东亚模式地区实施了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除先后减免农业税外，还采取了一些共同的支农政策：（1）提供价格补贴。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最低保护价，目标价格补贴，直接补贴等，通过价格补贴，东亚模式地区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积极性。（2）提供农机购置、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为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政府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修建农产品加工、储藏设施提供补贴。（3）提供金融支持。农民平均贷款额度小，贷款风险大，普通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为保证农业发展的融资需求，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先后成立了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与商业银行、农会合作提供政府贴息贷款，既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也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发展。（4）对耕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新农人进行补贴。为促进耕地流转，政府对买卖耕地、签订长期租售协议的双方进行补贴，耕地流转面积越大，补贴越多。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也通过补贴变化进行调节。为缓解老人农业危机，吸引年轻人务农，政府对初次务农的新农人提供一定额度的创业补贴和生活补贴。（5）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为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实现社会公正，日本于196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于1995年分别将农民纳入国民年金制度，设立老人农业福利年金。

（三）适时的农地制度改革随着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的起飞，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二战初制定的农地制度已经落伍，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桎梏，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农业增长停滞，仅仅依靠外部输血式的农业补贴显然不够，必须通过农地制度改革释放土地潜能来提高农村内源性发展能力。但考虑到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农地制度改革是渐进的，第一步是在坚持农地农用前提下，逐步取消对家庭农场耕地面积的最高限额，鼓励耕地的适度流转，扩大农场规模。日本工业化最早，刘易斯拐点也来得最早，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也最早，1970年日本修改《农地法》，废除旧法中对拥有土地最高额的限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1]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纷纷进行了类似的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步是允许工商资本法人购买农地进行农业生产。随着农村人口持续流出，东亚老人农业蔓延，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抛荒、弃耕，急需新的农业经营主体补充。资本法人由于资本、技术、可持续发展优势，逐步成为东亚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韩国稍晚也积极鼓励农业法人经营主体的发展。第三步是逐步放松严格的耕地非粮、非农利用限制，在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基础上，允许更多耕地转变为非粮、非农用地，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2]从总体上看，东亚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市场化、自由化。

（四）农村社会组织的完善原子化的小农很难与市场抗衡，也无法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组织农民对于维护农民利益，加速农业现代化非常重要。在东亚模式地区，农协是最重要的农村社会组织，随着威权体制的终结，农协的独立性与作用越来越大，他不仅组织农民争取政治、经济利益，也积极参与农村建设，发挥多方面的服务功能。如日本农协为农民会员采购生产与生活资料，提供金融、育种、育苗、加工、储藏、农机具维修以及医疗保健、房地产信贷、邮政、农民婚丧、销售农产品等服务、进行生产技术和发展计划指导，有效解决了单个农户所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在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克服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3]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社也是重要的农村社会组织，它通过合作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增加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得益，并整合集体资源延长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土地银行则是东亚地区的一项制度创新，东亚土地分割细碎，产权分散导致反公地悲剧，土地银行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耕地整理促进规模经营，对加速耕地流转，减少抛荒、弃耕，维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五）与时俱进地调整农业发展目标二战后，东亚地区饱受战争摧残，农民流离失所，粮食短缺，处于冷战前沿，因此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粮食供应自足，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刘易斯拐点先后到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不足，在这一阶段，农民就业问题已经解决，但冷战还没有结束，加上东亚长期的粮食安全恐惧症，使这一阶段的主要农业发展目标转变为提高农民收入和确保粮食供应安全。随着冷战结束，老人农业的蔓延，继续坚持粮食自足已不可能，代价也太大，并严重影响农民收入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东亚模式地区纷纷转变粮食安全观，在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基础上积极鼓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主粮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随着全球化推进与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贸易自由化已成世界潮流，东亚模式地区粮食安全观继续转变，纷纷降低粮食自给率，鼓励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倡导绿色农业，使农业发展目标逐步与世界接轨，进一步综合化。

（六）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随着老人农业在东亚的蔓延，旧农业经营主体逐渐衰落，必须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代替。东亚模式地区审时度势，陆续修改农业政策，允许法人团体参与农业经营，扶植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社，积极鼓励、资助新农人加入农业生产。[4]新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有效补充了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避免了农业的进一步衰退，加速了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三、对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效果的评价

在经过60多年的农业现代化实践后，我们基本可以对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作出客观评价，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比较成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为本地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超赶创造了条件在东亚模式地区，由于二战后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保证了工业化启动阶段粮食供应的自足，维持了工业化的低成本，有利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严格的土地流转和土地拥有量限制使小农经济长期稳定，避免了土地过度兼并形成大量流民，既保障了农民就业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东亚模式地区二战后制定的土地制度虽然保守但符合区情，既提高了农民收入、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了多赢目标，为工业化起飞创造了条件。东亚模式的农地制度改革使本地区避免了非洲式的长期粮食短缺，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避免了拉美式的城市贫民窟恶性膨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东亚模式地区过剩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问题随之凸显。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审时度势，改变以前的以农促工战略，积极地推进以工补农战略，通过大量农业补贴和农业支持政策提高了农民收入，通过把农民纳入国民年金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通过耕地重划和放松耕地限制鼓励耕地流转，鼓励企业到乡镇投资增加农民兼业机会，并通过新村运动，富美乡村建设全面改造了农村。这些战略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强了粮食生产能力，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避免了东南亚各国那样过大的城乡差距和社会冲突，实现了均衡发展。由于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随着工业化的继续推进，老人农业恶化，城乡差距重新扩大。为应对农业危机，东亚模式地区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转变粮食安全观念，合理降低粮食自给率标准，放松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限制，注意比较优势的发挥，通过土地流转补贴、土地银行等方式鼓励耕地流转，积极鼓励企业法人、新农人加入农业经营。从效果看，粮食安全包袱最轻的中国台湾老人农业解决最好，粮食安全包袱重的日本、韩国还需继续努力。[5]

（二）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政策使本地区在极端不利的人地条件下确保了现代化过程中粮食供应的安全，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包括：（1）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二战后东亚地区比较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为工业化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了东亚工业化的粮食供应，积累了资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6]（2）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极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重工轻农不同，东亚地区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把粮食安全放在重要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支持（日本2000年农业产值占GDP的1.1%，但政府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到GDP的1.4%），并先后掀起一波波的乡村建设运动。（3）以工业化、城市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与西方的渐进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为先导不同，东亚模式基本遵循二元结构理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动力，以刘易斯拐点为契机，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4）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亚经济发展初期更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在低效的农业领域更是如此，二战后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革，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高额的农业补贴，耕地重划与新村运动都体现了东亚政府对农业的积极干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安全观念的转变，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视，逐步放松对土地利用、农业准入的限制，注重比较优势的发挥，鼓励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5）与时俱进地调整农业发展目标。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相对成功关键在于其灵活性，能够根据时势的变迁不断调整农业发展目标，并根据发展目标不断调整农业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当然，由于东亚特殊的人地关系，人口密度与规模，加上制度的路径依赖，东亚模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的韩国和日本，由于粮食安全的约束，“三农问题”依然严峻。（1）由于地价上涨过快，农民的恋土情节，以及政府的高农业补贴使兼业农民比例高，导致土地流转缓慢，农场规模小，缺乏竞争力，也影响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2）农场规模小使农民收入低，只能依靠政府的价格保护和农业补贴增加收入，导致大量年轻人逃离农村，老人农业蔓延，农村发展后继乏人。（3）韩国、日本山地广布，产权分散，导致土地流转交易成本过高，机械化推进缓慢，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弃耕。（4）过高的农业补贴导致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而超高的粮食价格也降低了居民生活水平。（5）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东亚模式地区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度会越来越高，必然会严重冲击依赖于高度保护的本地农业。

四、东亚农业现代化对当前中国农业改革的启示

由于相似的农情，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中国是大国，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3人，为东亚模式地区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数量为0.08公顷，相当于东亚模式地区的三倍，并且平原辽阔，农业发展总体条件比东亚模式地区优越。中国大陆地形多样，各地人口密度、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差很大，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西方的较大差异也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严峻，中国国情与东亚模式地区的较大差异决定了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东亚农业现代化经验，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从中国现代化的程度看，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城乡差距很大，老人农业非常普遍，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问题都十分严峻，且二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与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第二阶段的情形相似，因此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对当前中国的农业改革依然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一）应尽快转变粮食安全观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均主粮消费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转型提前到来，也预示着中国人口接近峰值，主粮总需求增长趋缓。当前美国有接近1∕3的耕地因供应过剩而休耕，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粮食增产潜力也很大，世界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完全有能力购买更多粮食。中国粮食储备比例很高，相当于国民年消费的40%—50%，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18%。在现代社会，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实施粮食禁运造成人道危机基本不被允许，即使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也积极援助以减轻人道危机。中国人均耕地少，主粮种植总体上缺乏比较优势，过高的粮食安全要求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耕地被抛荒、弃耕，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粮食安全。因此，中国应学习东亚模式地区及时转变粮食安全观，在保证主粮基本自足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粮食自给率，以释放更多农地进行非粮、非农利用，提高耕地总体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

（二）应积极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粮食安全观的调整将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创造契机，我们应重新审视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6亿亩基本农田保护的合理性，缩小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进一步将基本农田集中到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基地，提高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于新释放的耕地，政府应优先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用地，放弃对城市用地的垄断，在合理规划基础上允许农用地以市场化方式非农化，这对于降低工业化成本和房价，促进农民的城市化和耕地流转，减轻留守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也应放松耕地利用限制，除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外，政府应允许其他地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种植结构调整。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老人农业的蔓延，农地流转已具备条件，政府30多年前制定的农地政策已成为土地流转的桎梏。在农村人口严重过剩时代，这种所有制防止了土地过度兼并，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在老人农业时代，这种土地制度已成为耕地流转的障碍，应尽快调整。考虑到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依然庞大，我们可以采取折衷方式，选定一些地区做试点，在沿海发达地区、华中耕地抛荒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农地制度改革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效果谨慎推广。只有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我们才能加速耕地流转，推进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吸引长期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应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仅农地制度改革还不够，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区、山区不适合机械化耕作，需要改造，但成本很高，并且中国农地产权过度分散，导致流转成本过高，产生反公地悲剧，二者都影响农地流转。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使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一定改善，但在内地很多地区新农村建设往往沦为形象工程，急需的农田水利、电气、防涝抗旱设施，农业机械辅道建设都很匮乏，严重影响农业现代化，导致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这些地区靠自己的力量很难进行耕地整理，人口大量外流也使这些地区缺乏土地整理意愿，必须借助外力。中央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地整理，需要引进中国台湾，日本的土地银行制度，以土地银行为平台，与农民协定土地长期流转或买断的价格，然后吸收社会资本投资，进行先期开发，使耕地连成一片，适合机械化、规模化耕作，在出租新整理耕地后土地银行可以利用租金继续滚动开发，整理出更多耕地。通过土地银行，政府有效化解了反公地悲剧，实现了资源整合，满足了耕地整理庞大的资金需求。

（四）应逐步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阶段，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已很大，2012年各级政府的农业支出已达到12286.6亿元，但无论是占农民收入比还是占GDP比重都与东亚模式地区有很大差距，并且很多农业支出跑冒滴漏严重。因此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农业支出占GDP的比重，并合理调整农业补贴政策，进一步增加耕地整理、农机购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技开发与推广、农民教育、现代农业发展补贴，减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扩大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范围，提高主粮收购价格，对耕地流转进行补贴。只有将农业补贴进一步集中到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态化上，我们才能有效增强农业竞争力，确保主粮供应安全和农民增收。此外，中国应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这不仅关涉到社会公平、内需的扩大，也影响到土地流转，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有限，政府可以先允许农村子女入城老人和无子女老人将宅基地、承包地永久流转换取养老金。

（五）应大力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当前中国乡村衰败，农业现代化转型缓慢除城乡二元体制、农业自身生产率进步慢外，农民组织性差，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家庭农场可能依然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只有将分散的家庭农场组织起来农民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变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从东亚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成立区域性、全国性的农民协会对于组织农民，争取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非常重要，而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社则对于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起到推动作用。尽管当前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很多，但质量堪忧，在小农经济、兼业农业盛行的情况下，农民之间缺乏内在利益联系，很多只是简单的购销关系，有些甚至连购销关系都没有，只是为套取国家政策补贴而成立。因此，尽快建立维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民协作的农民协会，培育健康的农民合作社对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非常重要。

第6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在现阶段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方向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变农业发展的方式,由原有的数量上的增长转变为质量的提升,在转变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必须从以下六个方面促进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第一,提高我国农机质量水平,提高农机质量。不仅仅要实现我国农机的数量的增长,更要提高质量,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过程中质量同数量之间的关系。第二,要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要和谐发展粮食油料作物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其他农副产品机械化发展水平的关系,要做到综合全面的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第三,要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创新能力,要学会用科学技术推动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一些难以突破的的技术瓶颈以及农机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要不断地钻研,能够使得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层次。第四,要实现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协调共同发展。要对我国的大部分农场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行扶持,找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于重点与难点要加大开发力度进行突破工作。努力缩小不同地区之间农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差距。第五,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作为发展的最基本的导向,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服务质量与服务全社会的水平。第六,要确保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到安全生产,质量上要有一定的保证。加大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完善监督机制,要做到农机的使用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培训工作,使得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能够正确的使用农机促进农业生产,农机的质量也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总之,只有从这六个方面发展才能够促进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能够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科学发展的道路,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践,促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2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具体措施

第一,要贯彻与落实我国新颁布的《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推动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的贯彻与发展。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对于农机购置的补贴与优惠政策,利用好国家与政府手中的宏观调控的作用。此外,要抓住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机遇,能够使得各个方面都能够促进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农民提供进行农机购置上的各种保障措施,建设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服务水平。第二,要不断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提高农机的科技创新能力,要全面突破我国农机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同的难题,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培养一批又一批的高科技人才投入到农机生产的过程中去,以保证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发展与不断的提高。第三,要展开多种形式的农机技术的使用与培训工作,大力推广农机技术,充分利用好农机企业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机使用技术的培训工作,提高农业生产人员对于农机使用的认识程度,提高农业生产人员对于农机的熟练操作程度,提高生产质量。第四,加强我国对于农机生产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提高农机生产队伍的素质,加强生产队伍的建设工作,提高农业机械化发展对于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保障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3结语

第7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 农业现代化 关系

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技术支撑

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农业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对国民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作用。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所谓农业现代化是指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武装农业，使传统农业转化为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现代化农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生物技术的科学化，如不断培育和推广应用各种新的高产优质抗逆品种，普及新的耕作栽培、饲养护育技术；二是劳动手段的机械化，即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机械体系，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与劳动力形成配套的关系，从田间作业、运输到精选、烘干、加工、入库等全部过程都实现机械化。三是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将农业生产从缺乏分工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区域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形成一个产、供、销密切联系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体系。

二、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的核心技术组成

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而农业机械化是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始终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如进行的“白色农业”、“绿化农业”、“精准农业”等科技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机械化始终伴随着农业科

技进步而不断创新与发展。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农业机械化。

三、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的手段与载体

农业机械化不但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在提高粮食产量和改善农作物品质方面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水稻机械化插秧、机械化收获、粮食产后烘干、粮食加工等都是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农业机械化支撑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农业，科技是基础。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必须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用现代农业工程技术及机械装备替代人力劳动，彻底改变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新时期是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阶段，农业机械化要适应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总战略的需求，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有效的装备保障，从技术角度支撑我国现代农业。

第8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一、农业基本概况

含山县总面积104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58万亩，全县辖9镇、1乡，151个行政村，总人口4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6万人。我县是传统的农业县，盛产水稻、油菜、棉花，现已形成优质米、优质油、特种养殖、经果林、蔬菜五大农业主导产业，初步建成山羊、名优茶、红瓜子、苗木花卉、水产养殖五大农业种养基地，“九五”期间被列为国家商品粮和优质油基地县。全县大宗农作物生产较为稳定，常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0万亩，总产量24万吨，油菜面积19万亩，菜籽产量3.4万吨，棉花面积10万亩，皮棉产量9582吨。我县现有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

二、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把农业机械化作业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来抓，创新思路，强化管理，搞好服务，有力地推进了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目前，全县发展高性能联合收割机36台，大型拖拉机配套旋耕机68台套，各类中小型拖拉机8601台，农用运输车及变型拖拉机1489台，县内农作物机耕面积达42万亩，水稻机收面积27万亩，占可机收面积的86，秸杆还田7.6万亩。在发展农业机械化作业上，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创新农机组织形式

为提高农机作业组织化程度，提升农机工作效率，我们着重在组织领导上下功夫。县政府成立由分管负责人为组长，县农委、农机、公安、交通、工商、物价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指挥部，负责全县农业机械化作业工作，同时重新设立县农机管理局，升格为副科级建制，配备专门人员，具体抓农机工作。县农委牵头，县农机局组织，成立由各类农业机械操作手参加的农机协会，规范运作，开展机手之间农田作业信息沟通，交流机械操作技术等活动。县农机局按照“加入自愿、规模适度、整体协作”的原则，组建多个联合收割机机收作业队和大型拖拉机旋耕作业队，发挥机械合理配置优势，在开展好本地农田作业的同时，组织机具跨区作业。

（二）创新农机服务方式

做好农机服务工作是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业的关键环节。为此，我们重点从4个方面努力。一是抓培训。开展以校、乡联训为主，田间、现场指导为辅的培训方式，多层次、多途径强化机手实际操作技能，还在“三夏”、“三秋”农业生产期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使用、维修、保养技术进行培训和驾驶技术复训。二是抓作业市场培育。县农机局每年通过农业部跨区作业信息指南，全县农机作业信息，积极引进外地农机具，参加我县“三夏”、“三秋”会战，同时开通农机服务热线，成立技术服务组和中介组织，为无机户联系作业机械，为有机户联系作业田块，并帮助机手解决机械维修、配件供应等难题。此外，还注重优化农机作业市场环境，在每年“三夏”、“三秋”期间，县公安部门抽调专人，深入重点农机作业现场开展巡查，对随意拦截机械、敲诈机手财物等不法行为及时予以打击，有力地维护了农机作业市场秩序。三是抓农机“出征”。县农机局每年与外省农机部门签订协议，组织跨区机收作业队，由县农机局负责人带队，并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跟机服务，赴江苏、山东、湖北等地进行跨区作业，经济效益较为明显，“出征”机具年创收150多万元。四是抓机具供应市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全椒县民营企业落户我县河刘镇，投资兴建君友农机具销售中心；引进江苏淮安农机经销商牛正元来含山县城建立大中型农机具销售市场；县农机局积极与农机具生产厂家挂靠联系，现已成为苏州市久保田联合收割机公司销售商，为全县广大农户购买先进、适用的新型农机具提供了方便。

（三）创新农机管理模式

加强农机管理，为农业机械化作业提供保障。一是严格农机入户手续。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完善程序，办理手续，做到确认考试申请人资格“三不受理”，拖拉机登记管理“两不准一严禁”。二是抓好年检年审关。严格按照农机具技术标准，检验农业机械；对照驾驶操作人员审验规定，做好机手考试考核工作。三是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对农机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做到持证上岗。四是抓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纠正违章，打击“黑车非驾”，在“三夏”、“三秋”期间，安排农机管理人员深入乡村，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积极做好日常农机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工作，创建“农机安全村”，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明确到人。在“三夏”、“三秋”期间，集中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强化安全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四）创新农机投入机制

第9篇：现代化农业范文

一、农业基本概况

含山县总面积104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58万亩，全县辖9镇、1乡，151个行政村，总人口4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6万人。我县是传统的农业县，盛产水稻、油菜、棉花，现已形成优质米、优质油、特种养殖、经果林、蔬菜五大农业主导产业，初步建成山羊、名优茶、红瓜子、苗木花卉、水产养殖五大农业种养基地，“九五”期间被列为国家商品粮和优质油基地县。全县大宗农作物生产较为稳定，常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0万亩，总产量24万吨，油菜面积19万亩，菜籽产量3.4万吨，棉花面积10万亩，皮棉产量9582吨。我县现有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

二、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把农业机械化作业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来抓，创新思路，强化管理，搞好服务，有力地推进了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目前，全县发展高性能联合收割机36台，大型拖拉机配套旋耕机68台套，各类中小型拖拉机8601台，农用运输车及变型拖拉机1489台，县内农作物机耕面积达42万亩，水稻机收面积27万亩，占可机收面积的86%，秸杆还田7.6万亩。在发展农业机械化作业上，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创新农机组织形式

为提高农机作业组织化程度，提升农机工作效率，我们着重在组织领导上下功夫。县政府成立由分管负责人为组长，县农委、农机、公安、交通、工商、物价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指挥部，负责全县农业机械化作业工作，同时重新设立县农机管理局，升格为副科级建制，配备专门人员，具体抓农机工作。县农委牵头，县农机局组织，成立由各类农业机械操作手参加的农机协会，规范运作，开展机手之间农田作业信息沟通，交流机械操作技术等活动。县农机局按照“加入自愿、规模适度、整体协作”的原则，组建多个联合收割机机收作业队和大型拖拉机旋耕作业队，发挥机械合理配置优势，在开展好本地农田作业的同时，组织机具跨区作业。

（二）创新农机服务方式

做好农机服务工作是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业的关键环节。为此，我们重点从4个方面努力。一是抓培训。开展以校、乡联训为主，田间、现场指导为辅的培训方式，多层次、多途径强化机手实际操作技能，还在“三夏”、“三秋”农业生产期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使用、维修、保养技术进行培训和驾驶技术复训。二是抓作业市场培育。县农机局每年通过农业部跨区作业信息指南，全县农机作业信息，积极引进外地农机具，参加我县“三夏”、“三秋”会战，同时开通农机服务热线，成立技术服务组和中介组织，为无机户联系作业机械，为有机户联系作业田块，并帮助机手解决机械维修、配件供应等难题。此外，还注重优化农机作业市场环境，在每年“三夏”、“三秋”期间，县公安部门抽调专人，深入重点农机作业现场开展巡查，对随意拦截机械、敲诈机手财物等不法行为及时予以打击，有力地维护了农机作业市场秩序。三是抓农机“出征”。县农机局每年与外省农机部门签订协议，组织跨区机收作业队，由县农机局负责人带队，并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跟机服务，赴江苏、山东、湖北等地进行跨区作业，经济效益较为明显，“出征”机具年创收150多万元。四是抓机具供应市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全椒县民营企业落户我县河刘镇，投资兴建君友农机具销售中心；引进江苏淮安农机经销商牛正元来含山县城建立大中型农机具销售市场；县农机局积极与农机具生产厂家挂靠联系，现已成为苏州市久保田联合收割机公司销售商，为全县广大农户购买先进、适用的新型农机具提供了方便。

（三）创新农机管理模式

加强农机管理，为农业机械化作业提供保障。一是严格农机入户手续。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完善程序，办理手续，做到确认考试申请人资格“三不受理”，拖拉机登记管理“两不准一严禁”。二是抓好年检年审关。严格按照农机具技术标准，检验农业机械；对照驾驶操作人员审验规定，做好机手考试考核工作。三是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对农机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做到持证上岗。四是抓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纠正违章，打击“黑车非驾”，在“三夏”、“三秋”期间，安排农机管理人员深入乡村，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积极做好日常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创建“农机安全村”，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明确到人。在“三夏”、“三秋”期间，集中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强化安全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四）创新农机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