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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明容工作单位: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良村镇中学
余映潮教师说得好,要能设计“牵一发能动全身”式的主问题。问也不能一问到底,也不能问的没价值,老师不问,让学生问,问半天也没问出东西来。适时点拨,引导学生生存有价值的问题,让课堂灵动传神。教师不仅是编剧导演还该是演员。其次,课堂是为学生提供的,学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是课堂主体,让他们学到知识、技能是我们的任务,以学生为主体是不是什么事情让学生去办,学知识技能让学生自主、合作就能完成,老师就充当旁观者,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教师在课堂上是引导者、指导者,教师占用时间应该多,学生该是接受者,参与者,合作者。对问题学生不能放任自由,学生自主学习必须认真对待结果,不能流于形式,而该鼓励引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采用大棒加糖果策略,让课堂精彩。
再次,数学课堂教材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教材是数学课堂教学的把手,它可是数学课堂教学的魂,教师应该挖掘教材资源,创新数学课堂教学,激发课堂教学的活力,数学新课标提倡个性化、创造性学习。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需具备一定的课堂开发的创新意识与能力,善于灵活运用好数学教材,根据教学的需要,合理开发数学教学资源,在数学教学中通过挖掘教材内涵和拓展外延,使学生不断生成问题,让学生在理解文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的习惯。必要时可将教材的知识重新组合,让学生学一会三。切不可在没有阅读教材的情况下,就让学生说出知识点,一些学生七零八碎地在前面说,老师就带全体学生在后面跟着跑,课本翻得呼拉拉地响。一节课下来,学生对知识的思路和结构没有印象。数学课要上出数学味,阅读理解是数学课堂教学的本。
这两位教授的话告诉我们激趣的重要呀。当然在不同的内容应用不同的方法,同时也要注意激趣,根据情况而定。另外,多媒体运用当然是好,不要认为它是万能的,但不能过滥,堂堂课用,从头用到尾,用多了也会喧宾夺主,影响教学效果。要让他在数学教学中起点睛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数学教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优化设计,做到“效果最佳、时间最省、过程最简”。我们尽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营造气氛,唤起情感,引导想象,但决不能用屏幕、画面来代替学习意境。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是让教师的语言占主导地位,而立体的知识要恰如其分的应用多媒体,这样让学生在自己想象的同时,对立体的几何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之,数学教学不是为了体现崭新的教育理论和展示先进的教学手段而存在的,它应该是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土,是呈现生命本色的天空。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热爱数学,会学数学,坚持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教育缺失;城市中心主义;管理体系;户籍制度;
乡村儿童是儿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建设者,他们能健康成长,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幸福,更关系着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关系着国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爱乡村儿童,解决好这一人口城市化、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的乡村教育是个严峻沉重的话题,其中涉及到多层面的因素 。而近几年来,乡村儿童中出现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使这话题更令人忧心。所谓“留守儿童”,是指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打工,大部分人没能携带子女一同前往,致使许多乡村儿童远离父母,依靠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看管,我们把这一新的弱势群体称之为乡村“留守儿童”。而“流动儿童”则是少数随父母进城的乡村儿童,他们虽身在城市,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儿童,就学生活等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一)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乡村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外出打工,缺失父母的关怀照顾,出现了监护人学习辅导不力,生活照顾不周,亲情缺失等现象,在思想.行为和心理的成长发育中容易偏离正常轨道。
第一,学习较差。首先,外出打工的父母对子女总体期待不高,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民工潜意识里将子女的学业定位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上,将孩子定位在外出打工。其次,监护人年纪大,与“留守儿童”思想观念差异大,沟通有障碍,教育弊端较多,“隔代教育”问题严重。我班有好几位学生就是留守儿童,其中有位男生,父母为了生计在外务工,他和奶奶相依为命,但老人不识字,对孩子的教育有心无力甚至无能为力。
第二,性格缺陷。“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奔波与孩子联系少,跟孩子缺乏沟通交流,儿童正处于情感性格的成长期,长期缺少应有的家庭教育,容易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内向̣、自卑悲观孤僻。另外,也有“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管不了,不敢管,导致“留守儿童”任性偏执。
第三,心理障碍。留守儿童监护人对孩子心理健康关注不够,介入较少,无暇顾及孩子的情绪、情感变化;儿童在自身生理变化、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方面会有许多烦恼与冲突,没能及时得到疏导和教育,进而引发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封闭,缺乏对生活正确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隐患。
第四,行为偏差。留守儿童年纪小,自律能力差。部分留守儿童在家不听祖辈教导,迷恋台球、网吧、游戏厅,甚至受社会上一些小痞子影响,经常逃课、打架,甚至小偷小摸。
(二)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流动儿童占了19.37%”。事隔7年,可想而知,现今远不止这个数据。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多,人户分离日益增多,原有的儿童保护政策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变化,并由此影响了流动儿童包括受教育等权利的保护。《我国9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就用数据反映了了这种现象。
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已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问题的产生是受到我国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一个适龄儿童,没有现居住地户籍,离开户籍所在地,在现居住地是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城乡间的区域壁垒,随着外地人口流入城市,在城市里悄然竖起了一道巨大的隔阂与屏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儿童幼稚的心灵,筑起一道精神上的壁垒。这些流动儿童从小就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二等公民”的不公平待遇,他们觉得在城市“到处要钱,赶人,查证”。
但是,流动儿童还得在城市环境下生活,他们不仅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但这些流动儿童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终究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
(一)乡村教育欠缺是因为贫穷?
虽然国家免了农业税,提倡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加大了投入力度,但就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言,还不大可能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农民要想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一般来说,出门打工,通过跟城市的交易,是一种最方便,也最易于实现的途径。而现在的中国乡村儿童教育,对于家长的配合要求更高,但家长出门打工,常年在外,往往谈不上和老师的配合。外出打工的农民走了,乡村儿童教育问题多了,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了。
国家经济发展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教授在CCTV2《对话——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说“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就完成了”。但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落差,乡村是否永远应当负担不均衡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乡村教育是否只能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同情上?
“农村小学教育质量低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村经济条件、教育条件落后......;二是农村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水平落后”。其实,像奥特说的,离开了人的真实的境遇来谈论人,你是无法对这个人有一个真实的描绘的。同样地,没了解乡村基础教育的真实情况而侃侃而谈那是很空洞的。乡村教育落后,乡村教育欠缺是因为贫穷吗?不是的,至少,贫穷不是乡村教育问题的唯一原因,也不是乡村教育落后的终极原因,而是穷背后的原因导致了乡村教育的欠缺。乡村教育之所以很难有显著的发展,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在很艰难的情况下,用可怜的有限教育资源培养了优秀的人才,当我们在为这些人才感到骄傲时,这些农村的优秀人才又融入到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城市的强势阶层又进一步加强,而乡村“风采”依然,依靠教育来改变乡村面貌又成了一种期待而已。卢梭说人生而平等,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人生而不平等,起点不平等就意味着以后所有的发展路径都不平等。“现在的义务教育状况有些像《圣经》上说的‘马太效应’:多则给予的愈多,少则得到更少”。若现今的城乡割据制度没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乡村教育越发展,城乡的距离会越拉越大。
华东理工
大学社会学曹锦清教授认为“差距拉大是必不可免的,情绪化是不对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我们要尽量缩小差距。......国家如何调节,使得下层民众能够分享现代化带来的好处......;应该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关注民众,关注下层,因为关注民众就是关注他自己”。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最大的现实经济问题是“三农问题”,因为最大多数的人口在乡村,中国人最为广阔的栖息地是乡村,而乡村之所以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基础教育的落后。但是教育落后不能作为一个孤立的原因来考虑,现实的制度安排和初始资本匮乏更能解释乡村落后的现象。(二)乡村教育“留”还是“走”?
“哈姆雷特感慨道,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乡村教育,留还是走,都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更为紧迫的,是走的问题”。
张文质老师和林少敏老师在《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中认为,按照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案,用机会原则即发展原则可以让弱势群体得到补偿,弱势群体才会不断缩减。于是,我们本着高尚的人性作引导,尝试着改变。
第一改善家庭教育方式。从家庭的角度看,有必要改变家长外出的方式和亲子沟通方式。从调查材料可以看出,父母双双外出,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有一个在家,则影响相对就要少得多。父母外出务工时,如果孩子已经上学,而又没有适合的人作为监护,最好就留一个在家监护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保证家庭教育完整性,这样家长可以和学校保持联系,共同承担起教子责任。另外,如果父母都外出,最好把孩子带到务工所在地上学,便于教育,如果条件不允许,则要改变与亲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方式。在沟通和交流上,注意时间上不能相距太久,要保持与孩子经常性的联系,并对孩子的情况非常熟悉。具体来说,一是在沟通时间与机会要比较多,并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二是在沟通的内容上,不能只学习、考试,更多的关心他们的生活心理与情感,更多的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三是在交流沟通的方式上,除了电话联系外,还可以用书信的方式。
第二建立新的学校管理体系。日本重视教育已经成为传统,他们城乡基础设施一致,城乡的学校没有优劣之分。而中国,越往偏僻的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越简陋,教育资源越匮乏。大学生支教、希望工程等国家与民间干涉的措施对乡村教育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乡村教育中的一切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依靠乡村教育当事人的智慧,但智慧若被约束,一切将无从谈起。中国乡村教育,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和管理体系,一种能使中国乡村土地上兴起千万个生机勃勃、创新进取、各具特色的学校的管理体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获得村庄秩序大致有五种途径:一是习惯法,如宗族制度;二是现代司法体系......;三是国家行政的强控制......;四是建立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精英控制;五是民主自治。”
而要达到改革目的,只有运用综合模式才是真正切实可行的。“乡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九年一贯制乡村学校、校长民主选举制、“喷灌式”乡村教育财政体制、乡村教师自治委员会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
“喷灌式”乡村教育财政体制是中央及省级财政依据各乡村学校的学生数,直接将乡村基础教育的经费定额、定时、定量地通过银行划拨给各乡的九年一贯制乡村学校,这样既可避免教育经费在多个中间环节的截留现象,又可保证乡村教育经费的稳定性、均等性、可靠性。
乡村教师自治委员会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使教师获得必要的民力,是把乡村教育这样一件头绪繁多、困难重重、点多面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发展意义极其重大的大事办好的必要前提。
另外,国家政府合理地配置乡村教育资源,让乡村教育达到应有的水准线,别让“贫困需要教育,教育改变贫困”的旧模式使乡村教育再度陷入恶性循环。现今,金字塔式的教育等级结构,城市和乡村教育的差别得有多少的弥合?坚信,教育平等的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能让国家腾飞得倍儿快!
第三建立乡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儿童少年的教育历来是家庭、学校与社区共同的责任。目前,在广大的乡村地区,由于很大部分没有建立相关的儿童少年教育组织,使乡村在儿童少年的教育与成长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原来那种稳定的由家长亲自伴孩子走儿童少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父母短期、长期缺位的家庭生活将越来越多。这样,儿童少年的监护与教育的责任就几乎全部落在了学校肩上,但是,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只有全部时间的四分之一,而其它时间大部分是在家庭和社会度过的,因而,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建立和完善乡村留守儿童指导站、乡村教育机构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现在也初步具有了建立乡村教育和监护体系的可能性和基础。
第四开放城市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今年春晚打工子女朗诵的那首诗歌,让人百感交集。农村的孩子意识到不能和城市的孩子比爹娘,因为受教育水平的制约,注定了农村孩子的父母只能携子带女奔赴城市打工。而今,教育的缺失能使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比明天吗?教育,是穷人和弱者通往机会的桥梁,奢谈一个文盲与博士之间机会平等是不理智的。机会平等,如果离开受教育权平等这个前提,就是宣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鼓吹不分等量级的拳击比赛。在现实面前,城市允许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存在,免收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让打工者子弟共享城市的教育资源,使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有学可上,总是聊胜于无。
农村教育目的的理性思考
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不能以损害农村未来发展利益为代价,单纯满足城市对人才的需求;需要抛弃会使进入城市中的孩子成为脱轨者的教育模式,保障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让“寒门能出贵子”。教育应该适应包括乡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需要,积极开发承袭传统的乡土教材,既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帮助无法通过升学之路而向上流动学生,找到实现自我幸福的途径,拥有过硬的技能和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生活。传统的“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为农”教育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
承认城乡教育差异的现实,采用“和而不同”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制度设计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协调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到农村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中去。⑥刘铁芳也认为应该关注农村学子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享有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不能升学的孩子拥有一段美好的教育记忆,⑦成长的快乐属于每个人。实际上,适合才是做好的,农村教育内容只有关照农村实际生活、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农民谋幸福,成为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必需品。
农村教育目的的应然取向
基于对理解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立场和所处阶层利益,对农村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差异。庄孔韶认为农村教育应该跳出“离农”或者“为农”的选择漩涡,代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重新反思我国农村教育目的的发展方向。重点讨论农村教育的功能和目的。⑧不可否认,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单一路径选择会造成农村教育的封闭性和约束性,压抑寒门莘莘学子接触社会而自由发展的机会。当前农村教育目的应统一在关照生命的实践中,因为只有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人选择,让农村学生自主自由地选择未来发展的路向,才能真正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第一,以连续发展观点谨慎选择农村教育目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民族众多、族群文化多元复杂,城乡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而且城乡差距有多样性,并有拉大的趋势。因而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地区文化特点,探寻“离农”和“为农”目的选择的适合点。
【关键词】环境教育;存在问题;转变方向
在百度词条中输入“环境教育”,会瞬时弹出数千条关于其的定义,汇总梳理后不难发现,环境教育始终离不开两个关键主体,即人类和环境。简而言之,环境教育就是围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而进行的一种长期、系统的教育活动。既然关键主体是人类和环境,那么就不可回避的要谈谈现在的环境问题。
跨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由于人口激增、科技进步及生产力迅猛发展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加剧,人类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处于对自身的保护,环境教育必须委以重任。环境保护,教育先行,环境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人类获取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环境教育概述
环境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维和理念是教育内容外延的重要补充领域,马桂新在其《环境教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环境教育是一个涉及整个教育过程的教育新领域,它以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以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途径与方法,实现受教育者情感、态度、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一系列转变,使受教育者成为具有环境综合素养的新人类。”
具体包括以下四大类,第一类环境科普知识,顾名思义即感知外部环境并获取环境知识;第二类环境法律知识,例如,通过学习新《环境保护法》来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律对于政府、企业及公众都有赋予什么权利和义务,让广大民众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不断强化环境法律意识;第三类环境体验知识,例如,通过参观“绿色主题”环境教育基地来丰富和填补书本上的环保知识。让环保知识更加贴近生活、服务生活;第四类环境道德伦理,即在掌握一定的环保知识和环保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用环境道德伦理做支撑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利用外界环境。
二、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
回顾我国环境教育的发展史,清晰可见,环境教育突出贡献在于“传道授业”,即传播环保知识、培养环保意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环保知识予以普及化、大众化和全民化。与此同时,环境教育也存在着形式单一、方法简单、内容碎片化及城乡差异大等诸多问题。
第一,环境教育形式单一、方法简单
单纯依靠说教的方式很难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课堂固定的一对多的信息接收模式剥夺了学生们户外体验的感受,过多发挥环境教育中“传道授业”的作用,势必会影响环境教育陶冶情操的功效。
第二,环境教育内容碎片化
目前,环境教育主要采用渗透式教育法,通过学科交叉来导入环境教育,缺乏系统、完整的环境教育体制,无法充分挖掘环境教育的相关结合内容来满足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
第三,环境教育城乡差异明显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连环保基础设施都不健全,谈何环境教育?此外,缺乏接受正规环境教育培训的老师也是造成城乡环境教育差距大的重要原因。
三、环境教育转变的方向
第一,环境教育形式多样、方法灵活
深入挖掘教材内在的环境教育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开展环保教育工作,配合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等开展环境体验活动,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环保活动中,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把从环境教育中获取的环保知识内化为环保道德情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环境意识真正转变为自觉行为。
第二,环境教育内容独立化、系统化
渗透式的环境教育模式,短期内可以满足孩子们的环境知识需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不足以把环境教育向普及化、大众化和全民化推进,环境教育应作为独立开设科目,列入中小学教育大纲,通过学习环保知识、掌握环保技能、了解国家法律法规来提高孩子们的环境意识,让环境教育真正成为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环境教育从加强农村基层设施建设为切入点
全面提高素质教育,必须注重农村人口素质提高,只有农村人口素质有了质的飞跃,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教育,应首先从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为切入点,只有改善环保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环境教育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沃土。除此之外,培养并输送更多从事环境教育的专业教师也是促进农村地区环境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环境教育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摸索、开拓和创新。环境保护,教育先行,环境教育是人类获取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价值的重要途径,更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马桂新.环境教育学(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张敦房.浅谈我国大陆中小学环境教育[J].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9)
[3]周敏.论青少年环境教育与环境意识培养[J].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2(1)
关键词:小组讨论;问题;对策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教师从知识传播者转变为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者和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课堂小组讨论这一生成性教学形式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知识的探究者和技能的实践者,然而现在课堂讨论很多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降低了课堂效率。
一、初中思想品德课堂讨论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讨论的目的性不明确,随意性大
“研学后教”课堂的一个环节合作探究,学生的讨论是不可少的。但教师在设计研讨问题时很多是为讨论而讨论,很多问题没有讨论的价值,往往是一些是非对错的问题或书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的问题。问题没有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缺乏深度。有些单纯的知识、原理和认识方法,无需进行小组讨论,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教材和独立思考就能理解和掌握;有些问题经过教师的点拨学生就能解决的,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2.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思想品德课小组讨论现在往往是一两个成绩好的学生在讨论,其他学生成了听众。或者只是一对一的谈话,小组成员合作不主动,能力很难得到提升。讨论的积极性不高,一部分学生成了局外人,甚至出现冷场。
3.小组讨论过多过滥,走过场
课堂讨论没有时间的保证,一堂课组织多次小组讨论,每次讨论没有充分展开,只考虑怎样用学生的嘴来说出教师心中的答案,甚至情急之下直接帮助学生说出最后的答案就匆匆结束,达到课堂讨论的目的。
4.教师定位不准确
在课堂讨论中,老师宣布一个讨论题,学生就进入讨论的氛围。很多老师似乎感觉下面的学生活动与自己无关了,要不在讲台上看热闹,要不随便来回走动消磨时间,没有详细了解学生讨论的情况,或必要时给予引导。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1.论题设计要科学
(1)论题的设计必须要有研讨的价值。例如,有老师在七年级《我能行》这节课时以项羽为背景材料,让学生研讨项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学生通过自学“自信、自负、自卑”的概念一下子就可以判断,这样的问题就没有研讨的价值。一个好的论题应是明白易懂、表述清晰的,答案来源于教材但又不拘泥于教材,需要知识的深化和综合,学生回答时需用自己的立场观点解释,对教材的重点、难点,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结合一些社会热点、焦点来设计讨论的问题。
(2)论题的选择要引起学生兴趣。教师要切实提高课堂讨论的效率,必须设计好讨论的主题与呈现方式,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学生的思维。例如,在教学九年级《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时,我课前设计的一个调查让学生了解我区每天生活垃圾的总量与现有的处理方式,课堂上让学生先小组展示调查情况,然后让学生探讨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学生对调查的结果既吃惊又感兴趣,这样就让学生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又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3)论题选择要突出教学的主题。课堂讨论的问题一定要与教学的主要目标要求一致,为的是突破重点与难点。一切教学活动、教学方法都是为实现主题服务的,小组讨论的方向也必须是围绕主题。问题过于散漫,不集中,海阔天空,结果天马行空,有的问题超越了课堂讨论的目的,偏离了主题,该讨论的问题流于表面,不该讨论或不该在这节课上讨论的问题倒讨论得热火朝天,实际是在浪费时间,这也是有些老师老感觉学生一讨论课堂就不够时间的主要原因。
2.学习小组划分要科学
(1)小组的建立:教师在建立小组时要注意小组成员学习成绩,男女搭配,组织纪律等。具有较大差异性的组成人员之间具有互补性,有助于在小组讨论中发挥各自特长,但又要注意细致分工。如,小组长、记录员、发言人等,让弱一点的学生分配一些简单的工作,保证各成员有一定的任务。
(2)小组规模:我认为小组成员以4~6人为宜。小组成员不能过多,过多学生难以控制讨论的秩序,也会因时间的局限而使一部分学生不能或不能充分参与讨论;小组成员过少,不能体现成员的差异性,不能体现集思广益的集体优势,无益于独立思考。
3.做好课堂调控是课堂讨论有效的关键
(1)课堂讨论不能次数太多。一堂课组织一次最多两次就可以了,太多就得不到充分讨论,往往讨论尚未完成甚至还未充分展开就被教师中止,这将影响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讨论问题能力的培养。
(2)教师要根据具体情境把握课堂讨论的节奏,积极参与,适时介入,及时引导,做好讨论的组织调控工作。教师提出讨论的问题后,要给学生留有适当进行个别思考的时间,让学生带着自己的观点或思维结果的雏形参与到小组讨论中。讨论时,教师要积极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讨论进程。还要对一些意想不到的插曲做好应急处理,必要时可以临时改变教学设计,转而讨论这些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当然需要老师勇于否定自己的气量和善于发现学生思维闪光点的能力。
4.教师自身定位要准确
教师指导全班进行讨论,不要充当局外人的角色,要做好指导示范工作。开始讨论时,有些直接说出结果,教师就要适时引导,提出“你是怎么想的?”“如果……则……”等鼓励学生深入思考,对于不适当的回答不要马上否定,而要进一步提问予以引导,要侧重讨论的过程,而不是讨论的结果,从而促使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教师要总结归纳,在学生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作一个适当的总结,便于学生系统掌握知识,提高学习能力。对学生模糊不清的答案,教师要引导学生经过辨析比较,找出最佳答案;有些问题的答案呈多样性,教师要引导学生讲述思维的过程,还有些问题由于学生的理解角度不同,所持观点不一致,教师要组织学生分析、明辨正确和错误,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廉光信.浅析课堂讨论[J].黑龙江教育:中学版,2005(Z2).
[2]杨翠蓉,张振新.有效课堂讨论的责任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04(19).
[3]沈玉燕.组织课堂讨论策略[J].湖北教育,2002(05).
关键词:高校 体育选修课 教学
一、引言
高校体育选项课作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成果,其教学模式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与肯定,一直以来在高校教育中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体育选修课在实际高校教学中出现诸多弊端。对此,本文将浅析高校体育选修课其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以实现高校体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二、高校体育选项课教学现状
(一)学生择取体育项目时欠缺引导
大学生活是学生的转型阶段,大部分学生没有健全的心理素质,情绪起伏反差大,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因此盲目追求人生。大学期间,学生仍处于受教育阶段,并不能依据社会和自身的需求择取未来生活中能得以运用的知识或技能。作为学习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一直以来学生都接受过体育教育,但他们仍没有较强的体育理论知识,不能真正掌握体育项目,对人生阶段所需参与的体育活动浑然不晓。随着终身体育的提出,高校实施体育选项课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选择体育教师并安排上课时间,老师并没有指导学生进行选择,使得学生在选择运动项目时动机不良。在外界因素的制约下,学生盲目地择取体育项目。因此,学生在进行体育选项的时候,学校相关体育管理人员要强化教育和引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意识,从而提升学生对终身体育的认知,在社会与自身要求的基础上,合理的选取体育运动项目。
(二)基础水平有差异增强教学难度
与传统班级教学方式不同,体育选项课更多的以系和年级作为教学单位使学生进行自主的选项。并以此对教学班级重新划分,是学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体育课程的同时,也使得班级内学生的运动质量存在差异,同时学生的个体基础水平有差异,使得学生间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大不相同。若老师将基础好的学生作为教学内容的进度标准,则会使基础较差的学生会潜意识的以为老师轻视他们、忽视他们,继而潜移默化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反之基础好的学生则会认为老师偏袒基础差的,觉得学习枯燥无味、没得什么意思,也会丧失学习兴趣。总之,体育选项课使老师难以掌控教学进度,提升了教学难度。
(三)二次选项要求不满足学生需求
在高校体育选项课中填报选课志愿时,虽然部分高等院校设立两项志愿,但和大多数高校一样,都对每个项目都予以主观限制填报人数,特别是诸如健美操、球类等尤为受宠的项目。一般地,女生较喜爱瑜伽、健美操等项目,男生较喜欢较强竞技性诸如篮球、足球等球类项目。由于对人数进行了限制,难免部分学生会被随机调配到其他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从而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厌学或是不认真的学习态度,或多或少的使其他学生的情绪受到影响。因此,老师在教学过程需耗费大量的时间用以维持纪律。
(四)高校欠缺健全的教学评定机制
任课教师的主观评价是现今高校体育教学评定的主要方式,技能考核成绩与平时成绩所占比例约为7:3,但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存在个体差异,往往那些基础素质相对较差的学生通过考试或顺利,继而相对容易获取学分;而那些基础素质较好或平时刻苦努力练习的学生的最终成绩由于技能审核反而与平时表现差的学生低。从而降低学生的积极性,形成了不良风气。
三、处理对策
首先,要加强学生选项前的指导教育,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体育和人生价值观,从而使其运动知识得以培养,择取满足社会要求的项目,能使学生的意志得以强化,克服自身惰性,使学生不断地拼搏进取,养成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其次,对选项课的开设时机进行适当调整,主要夯实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有关于项目的知识基础,同时应当以素质练习为主,使学生的运动能力及其兴趣得以培养,从而为体育选项课夯实基础;对那些或将成为终身体育的项目需要应适时地将其设为必修课程,为学生的终身体育夯实基础;同时应拟定相关规定,学生当至少掌握两门选项课。
最后,建立行之有效的教学评定机制,避免评定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实施多元化评价,拟定相对健全的教学评价准则,降低老师在评价过程中的随意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如今的教育体制下,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体育选项课教学的弊端,加强学生选项前的指导教育,适当调整教学时机和教学体制,并制定公平有效的评定准则,实现高校体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使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利于自身良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长青,张凤华. 高校体育选项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5:123-125.
[2]路国华. 对高校体育选项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J]. 科技咨询导报,2007,02:231.
[3]蒋昭苑. 普通高校体育选项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探析[J]. 科教导刊(上旬刊),2014,02:152+216.
[4]杜振巍. 对普通高校开设体育选项课的调查与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
关键词:语文教材 文化危机 乡村教育 社会学分析
作为我国两大基本生存空间之一的农村,《语文》教科书是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展现它,这或许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因为学校教育典型地体现了国家主流价值观念,而教科书对城市和乡村题材内容的编选也能客观反映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价值取向。本文选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涉及城乡价值取向的篇目,分析《语文》课本中的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比例,分析城市文化的课文对乡村题材形成的“挤压”和乡村文化在当前教育中面临的困境。
一.《语文》课本中的乡村文化危机
从2009年初中《语文》篇目数据显示来看[1],乡土文化在教科书中的呈现多以古代散文或者诗歌的形式为主,比如农村的自然风光,农民的热情好客,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祥和、安逸闲适的农家生活的向往,对世外桃源的不懈追求,以及表达了怡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愿望。如《过故人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游山西村》、《醉翁亭记》、《饮酒》等。《过故人庄》中幽雅恬静的环境,农人劳动的乐趣,田家生活的安逸,淳朴真挚的友情,这是古代的美好生活,但当下乡村这种和谐景象早已不再。乡村最明显的问题是乡村的溃败,乡村精神和传统伦理秩序的失序。而这一切在《语文》教科书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使得教科书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乡村文化话语权缺失,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在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的视域中,城市被认为是“富裕”和“文明”的空间代表,农村则被看作是“贫穷”和“野蛮”的同义词,“农民”背负着贬义的身份象征。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自己的文化理念与精神。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居住状态、人际关系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在乡村社会找到家园感、归属感和依赖感。在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中,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从而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就是基于普遍认同的力量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一旦失去文化认同的基础,农民则会放弃对乡村文化的坚守,邯郸学步般地追随城市文化,进而失去自身文化的个性与魅力。[2]
第二,乡村社会传统道德的碎片化,农民的道德世界处于无序状态。在快速发展的城乡转型过程中,农民的信仰日渐失落,很多人处于“什么都不信”的无信仰状态,而“一切向钱看”成为他们的唯一价值准则;古代诗歌和散文中表现的田园风光已是明日黄花,生态伦理思想逐渐被抛,滥砍树木、乱挖山石等行为导致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土地荒漠化问题突出;乡村道德评价标准比较混乱,人们不再有共同的对荣辱、是非、对错和善恶的判断标准,往往只依赖于个人的喜好及与当事人的亲疏等主观认识,道德评价的参照体系混乱并失范,导致乡村社会陷入紊乱无序状态的风险迅速上升。[3]
针对这些问题,《语文》课本并没有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乡村精神的实现与课本里的乡村的脱节。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和国家意识形态载体的《语文》教科书,没有为乡村精神的建构与重构提供有益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而是将乡村内容停留在山水田园、古代百姓的苦难,如《过故人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游山西村》、《醉翁亭记》、《饮酒》,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祥和、安逸闲适的农家生活的向往,对世外桃源的不懈追求,以及表达了怡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愿望。而《狼》、《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观刈麦》主要论述古代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更多的是城市生活、城市价值的宣扬。这是乡村文化的第一个危机表现。
尽管《语文》教科书中也有《骆驼祥子》一样反映了与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进城”具有“同构性”的内容,即小说从正面反映了农民进城这一问题,“骆驼祥子”真实的描绘了北京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但《骆驼祥子》中的内容与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进城”的“同构性”还需再做进一步辨析。可以肯定的是,时代变了,那个时代的祥子早已不在,今天的农民工一方面遭遇的是城市之恶对勤劳朴实的嘲讽,一方面遭遇了“背井离乡者痛楚,也有生存根基被动摇后的无助与叹息。”所有这些,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庄严的时代命题,[3]不应当为注重人文性内涵的《语文》教科书所忽视。
以上都是理想的乡村文本,主要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语文》课本如实反映了这一状态,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理想乡村文本的数量、比例太少,只占《语文》课本的2%,不足以全面反映当下农村人民的生存现状,而且教材所展现的乡村总是与“贫穷”、“落后”、“愚昧”、“单调”、“原始”等等联系在一起。对乡村的新发展,新变化视而不见,这显然不利于乡村教育的发展。这是乡村文化危机的第二个表现。
二.《语文》课本中城市文化优势
人教社《语文》(2009年版)描写城市文化的篇目虽然只有24篇,在绝对数量上少于关涉乡村文化内容的篇目,但这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失去了它的优势地位。《皇帝的新装》、《登上地球之巅》、《苏州园林》、《故宫博物院》、《变色龙》、《威尼斯商人》《格列佛游记》是典型的城市文化。
这些反映典型城市文化的课文的共同特点是契合当下城市化趋向,比如《登上地球之巅》这篇课文通过歌颂登山队员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险精神,正面引导学生战胜困难,成就梦想。还有通过《苏州园林》、《故宫博物院》这些城市文化景观,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感受城市文化景观的魅力,苏州园林的别具一格,故宫博物院的宏达壮丽,建筑精美,这代表古代城市建筑的最高成就,除去观赏价值,如故宫博物院还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还显然是乡村文明不具备的特点。这种现象,可以看出新教材在价值取向的城市化。
除了这些典型描写城市文化的课文外,那些反映一般文化,没有明确的地域界限的文章,实际上也是以城市生活为依托的,尤其是那些反映高端科技的文章,农村学生很难从课本有限的介绍中深入了解。如《月亮上的足迹》、《奇妙的克隆》、《恐龙无处不在》、《被压扁的沙子》、《落日的幻觉》等,这些高科技文化的文章,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讲比较好了解,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可以经常听到这些专业术语,甚至可以在一些科技小发明、学习实践中对其加深认识并有实际的接触。例如学习《月亮上的足迹》,城市孩子可以开展探索月球奥秘的实践活动,可以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月球,从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而农村孩子,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连什么是天文望远镜都不知道,更不要说观测月球了。实际上这些课文也应该属于城市文化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文化所占比重真的是少之又少。[4]
与这些典型描写城市文化的课文和有城市倾向的课文相比,乡村题材作品,它们停留于过去,而城市文化的课文对乡村题材形成严重“挤压”,乡村文化无力与城市文化抗衡,乡村要么被日益边缘化,要么邯郸学步般地追随城市文化,进而失去自身文化的个性与魅力。这对于乡村是很危险的,也是最重要的乡村危机表现。
总之,教材作为显性课程知识的主要实物载体和学习的重要资源,必然成为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镜子,甚至是社会强势群体的代言者。而教材中出现的城乡价值取向的偏颇,并没有反映农村的需要,《语文》课本中出现的严重的乡村文化危机,即城市文化对乡村文明形成的严重“挤压”,它将导致城市对乡村的征服和乡村对城市的依附。很自然,这不利于农村孩子成人成才,更不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有关《语文》文篇目统计和比例可参见常丽晓:《初中语文教科书城乡倾向的社会学分析》,《现代教育论丛》,2007年第11期。
[2]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构》,《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3]张继红:《新世纪文学与新闻学传统》,《当代文坛》,2015年第1期。
[4]孙文静:《新课标下初中语文教材的文化因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5月。
陈伟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教育局局长,英语特级教师,教育系统读书活动的积极倡导者、示范者、推动者。
陈伟骏强调教育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学习力,强调教育思考力孕育于文化选择力,为此,他号召全区师生以书本为伴,广泛吸收全人类智慧来增加生命的宽度、厚度和高度。
他提出区域内凡是新提拔的校长一定要读完50本书,在任校长一学期至少读完5本书。他认为,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自己不读书而倡导校长读书是没有用的,校长不读书而倡导老师读书是没有用的,老师不读书而倡导学生读书是没有用的。他和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在读完大量书籍的基础上,以“工作坊”的形式,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带领苏州市吴中区新任校长读书班读书、带领了苏州市吴中区中青年教育管理干部读书班读书、为多个学科骨干教师读书班导读,形成了良性的连锁反应。
他认为人不读书,思路就会变成“一根筋”。他说“人的大脑和胃一样,不吸收东西就会饥饿”,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每周读完一本书。他倡导教育工作者读书不应该圈定界限,文史哲、科技前沿、管理科学、教育教学原理、文学等可一并吸纳。他带领大家读《漫步教师心灵》《创新――好主意是从哪里来的》《丰田模式》等,践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读完一批书,思想就会和周边人拉开一段距离”的观点。他的读书观很快在他组织的读书班得到了证实,学员们纷纷表示:不管是读哪一类书籍,某些句子能让我们困惑几十天、一年、甚至几年的教育和人生问题一下子得到解决。
如今,吴中区校长、教师、学生读书蔚然成风,“书香吴中”已基本形成,在教育系统内外了产生较大的影响。
阅读酿造了教育新生态
方华:江西省弋阳县教体局局长。他开展教师培训、推行教学改革、创新家校合作等,让弋阳教育在3年里浴火重生,打造了教育发展的新生态。
方华,一个极具教育情怀和教育思想的专业型管理者,在他的倡导下,2013年秋,江西省弋阳县继“家校合作协会、班主任工作协会、心理学协会、名师工作室”成立之后,又紧锣密鼓地成立了“教育梦・龟峰读书联盟”这个民间读书组织。通过微信群、读书论坛和弋阳教育公众号三大信息平台,开展每周一美文评选、每月一好书推荐、每季一诵读、每学期一读书演讲、每半年一次叠山书院论坛等一系列常态活动。与此同时,教育梦・龟峰读书联盟还在各学校建立了42个读书联盟分会,其中家乡漆工镇小学的“漆工笔谈”、谢叠山故里叠山学校的“叠山论教”等读书分会办得有声有色。
此外,弋阳县逸夫教育集团率先在全县实施起“语文主题学习实验”,提倡海量阅读,在逸夫小学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中小学校加入了“语文主题学习实验”队伍。全县推出“国学经典每日诵读”活动、开展书香班级评比、主题丛书征文比赛等喜闻乐见的读书活动,对学生语文素养和课外阅读量进行定期监测。“语文主题学习实验”带来的课改新种子,让弋阳的学生喜欢上了语文,带动了学生阅读量的大幅增长,也促进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方华认为,教育绝不是只教育好一个孩子,而是要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区域社会风气的好转。我们要用广大教师热爱读书的风气,引导家风,带动民风的转变,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大教育思维的表现。弋阳推行家校合作,让教育生态发生了全新的改变。说教育、思教育、谋教育、做教育、帮教育,如今在弋阳蔚然成风。
办一所引领教师读书的“黄埔军校”
何伟俊:江苏省兴化市教育局教科室主任。他致力于教师专业化成长,18年来,坚持举办的教师读书班,被称为兴化小学教育的“黄埔军校”。
何伟俊认为,教师本来就应该是个“读书人”,应该成为“学”者:先学者、会学者、善学者、好学者、乐学者。1998年,何伟俊创办兴化市小学青年教师读书班,定期开展读书心得交流,相互听课评课,外出听特级教师讲课、专家讲座等活动。
“读书班”已经举办到第六期,走过了18年,被称为兴化小学教育的“黄埔军校”,总计有235位学员参与了“读书班”学习。一个个教学骨干和省市颇具影响力的名师从读书班相继走出。《树蕙苑》是“读书班”的班刊,刊发学员的读书心得、教学随笔等,以便交流、分享,至今共编18期。
2011年,他又牵头组织成立兴化市小学教师“心远”读书会,定期开展读书沙龙、教学研讨。近十几年来,不少学校陆续成立了本校的读书组织,实验小学“绿满窗”读书会、二实小“成长”读书会、安丰中心小学“远流”读书会、陈堡中心小学“晓晨”读书会等,都是在市读书班、读书会影响下相继成立的教师读书、学习共同体。
近年来,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带头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并义务为“读书班”“读书会”的老师作讲座。2008年在“凤凰教育论坛”开阅读专题贴“阅读随记”,阅读量为36 202人次。2009年在“凤凰教育论坛”开“同窗共读经典”专题贴,阅读量达2万多人次。2012年―2014年,为老师作《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等讲座。2015年5月21、22日在江苏扬中实验小学,为南京凤凰母语研究所“经典诵读”研修班作“《论语》三讲”……
此外,何伟俊把推动全市小学生课外阅读作为教研的常规工作来抓。每学年组织召开课外阅读现场会或研讨会,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促进课外阅读深入开展。
走在童话般美丽的阅读路上
何夏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金近小学校长。他用阅读改变农村小学的落后面貌,成立了江浙沪儿童文学教育联盟,深入推进阅读教育。
何夏寿认为,美的阅读从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话着手。1996年,他被任命为四埠小学(现金近小学前身)校长,当时的四埠小学和大多数农村小学一样,除了一本薄薄的教材,学生几乎不读书。何夏寿决定用阅读改变这所小学的落后面貌,组建了“小鲤鱼文学社”,担任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每天中午给孩子讲童话。同时,重视作文的指导,探索积累了“推陈出新”“穿针引线”等10种童话写作指导方法,自费印发给学生。至2000年,何夏寿所带的文学社孩子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童话,有两位同学还获得省征文一等奖。浙江省教研室将学校确立为省作文教学协作学校,浙江省作协授予学校为青少年作家培训基地。可以说,从金近小学出去的学生,人人喜欢童话,个个爱好阅读。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受益,何夏寿于2011年成立了江浙沪儿童文学教育联盟,目前已有全国16个省份的100余所学校加入该教育联盟。组织名师、专家、作家等莅临现场指导,受众教师达2万余人次。此外,他还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纪念馆――金近纪念馆,并于2010年促成了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和中国少儿新闻出版总社《儿童文学》杂志社联合签订了为期10年5届的“《儿童文学》金近奖”。
他积极组织开展“家庭小书房”和“共建书香村”活动,为祝温村创作村歌、村联,开辟了农家书吧、村史陈列室、乡贤文化墙、美德故事长廊、乡村文化博览馆等,这个村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乡村”。
何夏寿最喜爱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的童话作品《犟龟》,小犟龟的执着常常令他奋进不已。他自称是一只喜爱阅读的小犟龟,会一直坚定地走在童话般美丽的阅读路上。
一位人生教育的燃灯者
黄玉峰:复旦附级教师。他将“读书做人”作为宗旨,指导学生广泛阅读人文经典,培养了一批批读书人的种子、人文精神的传承者。
如果翻开黄玉峰指导的复旦附中人文实验班的课程设计方案,里面包含的人文经典书目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你很难想象这是高中生就已经阅读并且是深入研究过的。
自2012年起,他还担任上海市第三届名师基地导师,而阅读则是这个名师基地的重要学习活动之一。他在学员中积极推进原典导读、教育专著阅读计划,指导学员阅读《论语》《黄河边的中国》《教学勇气》等著作,为学术型教师、专业型教师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功底。
黄玉峰著作等身,论文颇丰,以《说屈原》《说陶潜》等为系列的优秀传统文化人物为经,串起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脉络;以《“人”是怎么不见的》《教学生活得像个“人”》纵横中外古今的教育领域,严厉批判当前教育的弊端,颇具慧眼地指出当前教育束缚学生的五条缰锁;以《上课的学问》为当前语文教育指明了深入探索的方向。
2015年,他担任复旦附中青浦分校――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以来,为弥补当下语文教育中阅读教学的不足,开发了“大语文”拓展课程,如《汉字文化》《养正讲堂》等,并在校内开展读书节、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为营造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他主编了校报《五浦文汇》、学生文学刊物《读书做人》和图书馆刊物《读读读》,并成立了学生文学团体“卿云诗社”,指导学生编写剧本、表演戏剧等,激发学生阅读和写作的热情,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在黄玉峰看来,语文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所追求的应当是越过读音笔画和中心大意之技,进入人文成长和精神升华之道的层面,追求一种人格的高度。而阅读不仅仅是积蓄,也是灵魂的绽放与迸发。语文教师就是那个引导学生厚积薄发、淬炼人格魅力的人,这样,人文精神才能在阅读教学中生根发芽。
在水乡,种下一棵阅读的树
冷玉斌: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他酷爱读书,长期坚持做儿童阅读的点灯人、教师阅读的推动者,自称是一个正在种着阅读之树的人。
有人说,一位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的最珍贵的服务之一就是从一本书带往另一本书。对此,冷玉斌有着最大的认同:他开过童书讲堂,每周一次;也曾设法下载好的儿童影片,在班上和学生一起欣赏。2004年开始,他在自己的班上开始了儿童文学作品的介绍与导读。在大声朗读之外,他还尝试进行师生共读,然后围绕一本书展开讨论并撰写笔记,制作个人读书卡和读书小报。这些做法他始终在坚持着,数年下来,对于学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他是“亲近母语”团队成员,参与编写《我的母语课》;他是“新经典・日日诵”团队成员,《日日诵》一套书惠及众人;他是“第一线”研修团队一员,参与项目影响了很多人的语文教学;他是“国培计划”北大项目组小语团队专家,撰文、培训、送教,为更多远方的乡村孩子送去一点因阅读而起的光亮……
2008年,他在水乡兴化的一所乡镇中心校――安丰中心小学成立了“远流”读书会。2012年9月,他调至县郊的第二实验小学,又迅速组织成立了“成长”读书会。他为老师们选书、荐书,带着会员读书、分享、写作;他主办读书沙龙、举行读书分享会、请来专家开讲、利用网络论坛建起了读书专题帖、建立了读书QQ群等,在不间断地推动下,教师在阅读中的思考与发现,提升了他们的教学力,最终落实在了教育教学实践中。因为读书,因为读书而形成的学习风气,两所乡镇学校都产生了深层次的发展。
“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福禄贝伍语)。他希望自己两者都是。他明白,在乡村,在这个时代,他所做的、所说的即使是徒劳,但在发生的那一刻,依然有它最深远的意义。于是他说,“总得有人去擦星星”,“即使你不见得就能擦亮星星,但对于星星而言,这种被爱的温暖,还是可贵的”。
读向课程深处行
李怀源: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执行校长。他研究“读整本书”理论,把传统教育与儿童阅读相结合,构建全学科阅读课程。
多年来,除了自己阅读,更多的是带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进行阅读。李怀源深刻体会到,阅读是思考的过程,会阅读才能会学习,阅读课程会让教阅读和学阅读变为可能。
李怀源一直关注传统教育中的读整本书,完成硕士论文《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研究》,发表《小学:当“国学”遇上“儿童文学”》《儿童阅读的断裂与超越》等文章,开始建立传统文化与儿童阅读的联系,希望能够在整合的基础上建立阅读课程。编写《叶圣陶谈阅读》一书,把叶圣陶阅读课程、阅读教材、阅读教学、阅读方法的相关文章进行筛选,为读者呈现系统的阅读思想。
用建设阅读课程的方式推动学校阅读,用教阅读的方式带领学生读整本书。1998年7月起,在班级内推广阅读,从语文课中拿出时间作为自由阅读课。2002年7月起,在学校推广阅读,每班2课时自由阅读。2005年7月起,推广儿童文学阅读,每班2节阅读课,班级“同读一本书”,开展班级读书会。2008年7月起,把阅读推广到小学所有学科,进行全学科阅读。2014年7月起,主持编写《主题阅读课程纲要》《主题阅读课程方案》,把阅读课与戏剧课进行整合。参与“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主题阅读书目”研制,把图书分为“文学”“数学与科学”“人文与艺术”3类。主持编写《丁香娃娃奇遇记》,把清华附小100本必读书目,按照故事的形式放在一本书中,作为学生的导读书。
他认为校长核心领导力就是课程的领导力,只有将阅读纳入到课程中,才能真正开展阅读。他将阅读作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对阅读课提出3点要求:一是对学生阅读水平的评价应以阅读量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二是允许学生按自己的方式,读自己喜欢的书。三是教师的角色要转变。在阅读面前,老师应以一个普通的读者身份和学生同读一本书,同做读书笔记,共同在课堂上交流心得,发表见解。
面对高考,他倡导将阅读从应试中解放出来,让阅读成为真正的“悦”读。每周安排两节课进行阅读指导和阅读交流。并明确提出,这两节课与高考无关,与阅读题型训练无关。
从一所学校到一座城市
王暖Z:吉林省抚松县兴参小学校长。他认识到,只有教师阅读,才能引领学生阅读。而教师最好的阅读就是学以致用。
从1998年开始,王暖Z便致力于经典诵读的推广,近20年的实践,他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种快速识字法,使二年级的学生会读2 500个汉字,进入自由阅读阶段;编创了科学高效的经典学习与积累方法――集成链记法、五步学习法、循环学习法,模仿围棋段位制设计了“九段四级”过段制,每阅读完一定数量的书籍、诗词、成语、名言,就晋升到相应的段位,并填写《传统文化过段手册》。
2012年初,他在抚松县兴参小学启动了“新三百千千”读书工程:在小学阶段积累古诗词320首、成语1 080条,知道名言1 000条,阅读图书100部。为推动阅读向纵深开展,兴参小学定期开展端午诗会、中秋诗会、汉字书写大赛,以及“书香班级”“书香家庭”评比,全家共读一本书等活动。
王暖Z认识到,只有教师阅读,才能引领学生阅读。而教师最好的阅读就是学以致用,阅读和实践相结合。他曾在抚松县教师进修学校等四所学校任职,每到一所学校,都要组织教师写书。许多农村教师学历偏低,专业素养不高,但大家边读书边写书,老师们在品尝创造的甘甜中激发了潜能,由最开始的抵触,到争着参加课题组。自1998年至今,他先后带领58位农村教师编写了《古诗链记300首》《成语链记1 000条》、《字树识字》《蜜蜂的诗慧精神》等14本书作为学生的校本教材。
2016年,由白山市委宣传部等4家单位联合倡议,在全市掀起“百百千千”经典诵读工程,《古诗链记300首》等3本教材成为白山市全民阅读必读书籍。这项传承民族精神的工程,终于由一个人、一所学校,推广到白山全市,带动十几万人阅读经典,改变偏远农村的阅读生态。
十年浇灌“青葵园”
吴樱花: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语文教师。她是“青葵园”的创建者。2012年开始以接力形式共读教育名著与经典。
2006年,吴樱花来到星港学校,组建了一支民间教师发展团队“青葵园”,自发开展共读、共写、共研究。10年中,从早期的共写教育随笔,到后来的接力共读名篇,结出了丰硕的专业成长果实。
2012年,“青葵园”开始以接力形式共读教育名著与经典,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青葵园”的伙伴约定:每学期共读一本经典,每周结合自身实践,摘录经典片段,撰写200字以上的感悟,上传到QQ群共享。吴樱花把这种化整为零、聚零为整的共读方式取名为“接力读”,有效化解了一线教师对理论书籍的畏惧感。她自己则每天守在QQ群里,等待并督促当天“值班”伙伴上传读书感悟,每周整理伙伴的文字,便于成员完整浏览和后续互动。
吴樱花最想借共读经典让成员得到真正的心灵成长,强大自身的生命能量,进而尽自身绵薄之力去关注和提升学生的生命质量,实现师生共同成长。
“接力读”积累读书感悟近百万字,在给老师们带来后劲十足的成长力的同时,团队成员均成长为不同类型的教育教学骨干。高桂萍是资深班主任,十年来的共读共写共研,让她在平时治班中,更加细心地去关注学生的点滴成长。郭萍老师开发了校本课程“初中生经典导读”,带领学生“亲近经典,过有品位的阅读生活”。80后教师王婷婷组建了“语诺书音”学生共读团队。“接力读”的方式也让上海的王丽琴博士受到启发,在她的“杜威读书小组”中采用,并催生了《偷师杜威》这本一线教师自己的经典共读产品。现在,这种“接力读”的创新方式,被很多中小学教师读书会借鉴并使用。
燃起全民阅读的星星之火
杨明章: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第一中学常务副校长。他发起成立以服务中小学教师为主旨的燃灯者读书会,创办燃灯者公益书屋。
自1995年起,杨明章尝试向公众分享读书心得,10年间累计为机关干部及在校学生作“读书与写作”公益演讲20余场,受众5 000余人,许多人因为他的演讲而爱上了读书。
走上教育岗位后,杨明章更是如鱼得水。他是全校师生公认的“书生校长”,常年坚持深入班级演讲。从事教育12年,累计演讲600余场,向学生推荐图书数百种,介绍作家及各界名人数百位;他坚持读、写并重,撰写教育随笔百余篇;开通QQ空间、人人网、微博、微信等平台,不间断地向师生推荐好书、好文章。
他拥有藏书5 000余册,年均读书近百本。早在2006年他就开放自己的藏书,成立“笑长书屋”。一届又一届学生从这里汲取营养,陶冶心灵。他的一位学生在文章中写道:“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杨明章校长就是这样一位高擎着读书火炬的人,给青春以热情,给叛逆以安抚,给迷茫以指引。”
2015年初,针对部分乡村教师对读书的饥渴与相对贫瘠的乡村文化生态之间的反差,他发起成立以服务中小学教师为主旨的燃灯者读书会,创办燃灯者公益书屋。目前书屋已拥有高品质图书4 800余册。随着燃灯者读书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要求入会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职业不同,年龄各异,上至七旬老者,下至5岁稚童,文化水平差异也很大。为此,他们又相继成立了大城一中读书会、凌燕诗社、大城亲子读书会等社团,作为燃灯者读书会的分会接受指导。
他热心公益,并将推动读书与开展公益活动有机结合。近年来,先后组织发起了爱心接力、春晖夏令营、创办博爱书屋等公益活动,几年来累计向贫困学生捐书300余册,赴中小学作读书、励志公益演讲50余场。
“步步为营”推广阅读
张斌利:河北省丰润车轴山中学校长。他认为,教师读书应该是一种自觉行为,而非强迫。他总结出“推动教师阅读六步法”。
14年前,体育教师出身的张斌利开始阅读《论语》,并在教育教学中运用《论语》,最后提出“半部《论语》治校园”,他把一所破败不堪的乡村中学治理得井井有条,被中国教育界称为“岔河现象”。
“感谢书籍赋予我勇气,赐予我智慧,改变我人生!”这是他读《论语》、用《论语》之后的最深感悟。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书籍的受益者,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他的感召爱上阅读,走上阅读之路。
他认为,教师读书应该是一种自觉行为,而非强迫,更不能靠规章制度强迫教师读书。经过十多年摸索,他总结出“推动教师阅读六步法”,步步为营推广阅读。他的阅读推广并不仅局限于几所学校,而是走到哪里,就把阅读带到哪里。近年来,他经常与名家、大家切磋,与同道交流、探讨,为各级各类教师开办讲座近百场。在他的带领下,河北、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等十几个省、近百所学校都开始尝试运用他的“推动教师阅读六步法”。
为进一步分享教师阅读的幸福,2011,他联合全国10余所学校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那天,开展“问道书香”全国性聊书活动。每年的这一天,来自北京、天津、安徽、山西、吉林、河南、内蒙古、江苏、福建等十多个省市地区、几百名专家学者以及读书爱好者集聚在偏僻的岔河中学,分享读书人的文化盛宴。目前全国聊书会已经举行了6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年的第七届全国校长聊书会将由车轴山中学承办。虽然只是在个人微信平台发出报名通知,但短短一周时间,来自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700多人报名参加。“这是我13年推广阅读的最好回报,也是对我13年推广阅读最好的奖赏。”张斌利说。
以教师为“半径”绘制全民阅读圆
张传若:山东省日照市教育局局长。他提出:“局长带着机关读、机关带着校长读、校长带着教师读、教师带着学生读、学生带着家长读、家长带着社会读。”
2006年底,张传若担任日照市教育局局长。上任伊始,他决定以局机关阅读为圆心,画一个阅读的圆,这个圆里,有校长、有教师、有学生、有家长,乃至每一个日照市民。他提出:“局长带着机关读、机关带着校长读、校长带着教师读、教师带着学生读、学生带着家长读、家长带着社会读”的“六个带动”阅读机制。
从为机关人员配备图书开始,他根据每个科室职责,为大家绘制“阅读地图”,引领机关人员开展个人自主阅读、科室共读、阅读沙龙、科室讲坛等。同时,各学科教研员也为教师和学生绘制了“阅读地图”,组织教师阅读学科相关书籍,引领教师由过去传统的学科教学向学科教育转变。
广泛深入的机关阅读如火种,点燃了校长阅读的梦想,一批有着浓厚教育情怀的校长开启了阅读之旅,很快成长为专家型校长,并经由自己的阅读,点燃教师的阅读之梦。日照阅读之圆的轮廓初现。
推动阅读,必须配置优质图书。近年来,他从基础建设开始,推动政府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建设图书馆400余处,并在学校每个楼层设立图书吧,每个班级设立图书角,让书籍触手可及、无处不在。在此基础上,推动政府相继投资2亿余元,为学校配置优质图书1 000余万册。并先后投资3 000多万元,为农村学校建设超市式图书馆,推动政府将资源向农村倾斜。
在他的推动下,全市各学校将阅读列入课表,进入课堂。每周,师生共读课成为学生最期盼的时刻,书籍成为师生心灵沟通的语言密码。同时,他在全市构建了“读―教―学―研”的教师专业阅读机制,成立市、县、乡、校四级读书社团400余个。研讨会、报告会、演讲会等成为推动教师读书的重要平台。
阅读从源头开始
张梅霞:小学生拼音报社总编辑。她提出:“阅读,从源头开始;阅读,从诵读开始;阅读,从共读开始。”
阅读,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也是儿童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和抓手。作为一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张梅霞经常会遇到家长和老师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孩子应该读什么?孩子的阅读习惯如何培养?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
经过广泛调研、深入思考和大量学习,张梅霞提出了“阅读,从源头开始;阅读,从诵读开始;阅读,从共读开始”,并积极付诸行动。
张梅霞理解的阅读源头: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内容和四书五经,它们会为孩子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色。二是儿童文学,包括优秀的童诗童谣童话以及绘本,它们会滋养孩子的心灵。三是教育理论经典,包括国内如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国外如苏霍姆林斯基、蒙特梭利等教育家的教育理论,能让教师、家长对教育的本质有科学的理解。只有懂教育的教育者,才能有好的教育。
她认为,诵读是一种很好的阅读方式,可以训练语感,积累语言,提高理解力、记忆力,提升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成年人诵读,还有利于活动大脑,修心养性。
罗炳之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外国教育史专家,原名廷光,号炳之,1896年6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小学、中学、大学和师范学校教师。1928年7月,他通过赴欧美留学考试,公费赴美留学,专攻教育学。1931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湖北教育学院、河南大学、北京大学、西南大学等院校任教。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罗炳之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后兼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及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62年,任江苏省哲学科学联合会首届副主席,后任学术顾问。1961年,特邀参加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并参与制定了高等师范院校教学计划。
他一生执着教育事业,潜心教育研究,坚持教学实践,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今天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潜心研究,教育领域秉烛耕耘
罗炳之一生潜心教育研究,注重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基础理论等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1926年,任中学教师期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根据教学经验,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论著《普通教学法》,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近现代最早的教学法专著之一。
1936年,在任河南大学教授期间,他整理了在欧美学习参观时的相关资料,结合自己的认识和研究,写成了《最近欧美教育综览》一书,对欧美教育进行了系统阐述。1938年,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任教。由于战事原因,学校几易校址,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罗炳之一家住在郊外岗头村一农家的角楼上,面积小,光线差,楼下的牛舍猪栏更是臭气熏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先后完成了《教育学通论》和《师范教育》。两部著作1946年回到南京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师范学院院长,并负责重建了师范学院的附中和附小。
多年的教育实践、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造就了他在教育领域内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为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撰写教育论著20余种,论文100余篇,涉及教育领域的各个学科,主要有《教育行政》《比较教育》《教育科学研究大纲》《教育科学纲要》《教育研究指南》《实验教育》《最近欧美小学教育概要》《外国教育史》,等等。
著名教育家邱椿在读罗炳之的《教育行政学》时感慨万千:“中外流行的教育行政学的书籍何止汗牛充栋,但求一能兼用上述四种研究法而获得成果者,我自愧孤陋,尚未见过。”2002年,罗炳之被收入《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书名为《秉烛沧桑——教育学家罗炳之》。
兼收中西,教育思想影响深远
罗炳之不仅阅历丰富,而且学贯中西。1928年8月至1931年8月,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先后入读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此期间,他系统研究了欧美的教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比较教育”体系;他还利用空余时间去美国各大学和教育机构访问,积极探索欧美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教育。
1934年,为进一步探讨中国教育的出路,他再次出国,入读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专门研究教育学,并考察欧洲各国的教育情况。
1935年,他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出席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教育会议,介绍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概况,分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实验报告。期间他还顺便考察了德、法等国的学校教育,对西方教育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为以后从事外教史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基础。1948年,他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并出席了当年秋季在南京召开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就如何发展中国教育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出国学习考察的阅历和多年的国内教学研究,使他的教育思想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文化,又融合了中国社会当时的教育现状。他的专著《教育通论》《师范教育》《教育行政》(上、下)被列为“大学用书”。
1955年,罗炳之代表南京师范大学出席了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师范院校教育史大纲的编写工作会议,并主持全国师范院校教育史教学大纲编写和出版工作。此后他又编撰出版了《外国教育史》,这是我国研究外国教育史学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及教材编写的奠基之作。该书出版后得到广大师生和读者的好评,1985年获得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后被收入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作为优秀图书向国内外推荐。
罗炳之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教育的先进理论及教育实践成果,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对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严谨治学,教学实践精益求精
罗炳之严谨治学,对学问精益求精,始终坚持教学实践、教学实验、教育管理和教育研究。他在自传中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归纳为四点:一是博学:搜集资料,接触实际,参观访问,博览群书,善于抉择,做到“博学以知服”;二是深思:将搜集的资料分析研究,深思熟虑,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其规律性;三是存疑:不盲从,不武断,实事求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四是求证:科学研究,重在验证,“无证不信”。直至今天,他的“博学、深思、存疑、求证”治学思想依然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推崇。
罗炳之从教70余年,对教学一丝不苟,对学生认真负责。从开始上第一课起直至退休,他始终认真负责,从不敷衍搪塞学生,每一堂课都竭尽全力,都要让学生感兴趣,学有所获。
他的学生回忆道:“罗炳之老师为我们讲授《教育行政学》,在教学方法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对教学内容的分析有独特而精辟的见解,深受学生欢迎。我们毕业后都有较长时间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实践,常常以罗老师所讲授的《教育行政学》和他所给予我们的教诲作指南,堪称收益良深。”
罗炳之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应该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来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中,他除了传授正确的知识外,更注重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有的学生在回忆罗炳之治学的文章中总结道:“先生精通几国语言,同时又有坚实的古文功底,在研究讲授教育史学时,显得得心应手。他对孟子、荀子、王守仁、王夫之等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的分析与评价,都是在占有着丰富的古代史学、哲学作品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不人云亦云。”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他把最有价值的研究精华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为人师表,春风化雨
“为人师表,春风化雨”,这是罗炳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1924年,河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位先生,打算在暑期之后另就他职,而当他的学生知道这一消息时,即刻来恳请老师留下,学生形容自己如果失去这位教师便如“失母赤子,嗷嗷待哺”。而这位被挽留的教师就是罗炳之。
罗炳之一生以“为人师表,春风化雨”为训,既教书又育人,以他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多年以后,罗炳之当年的学生在回忆他时仍然饱含深情:“先生的品格、为人、治学态度、奉献精神都是我们的楷模,先生在讲教育史时,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讲到夸美纽斯被迫离开祖国时,他面对祖国的方向,双膝下跪,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前捧起一把热土,感人至深……”;“先生在湖北任教育学院院长时,学校农场将生产的蔬菜分送给教师员工,先生却坚持付钱,从未少付一分一毫;先生从不任用自己的亲属做学校的职工;就是打公用电话没有零钱,过后也一定要设法补交上4分钱的电话费……”
罗炳之也曾经说过:教师为人所尊就在于“必其人道高学博,径明行修,为学者树一良好模范,俾感化于无形”。罗炳之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获得了学生们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尽处”,这是学生对他永远的怀念。
秉烛沧桑,一生倾注教育事业
罗炳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前清秀才,塾师兼行中医。他自幼随父识字,10岁父亲病故后,入乡间私塾和书院等教育机构就学。1918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教育专修科,师从陶行知、刘伯明等教育界著名学者。1916年,从吉安县中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这一年他刚刚20岁。他对教育开始产生兴趣,自此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如他自己所说:“当小学教师,原为解决个人生活问题。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步感到当教师的兴趣,也觉得很有意义,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罗炳之从教70余年,历经我国教育事业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作为教师,他为维护师范教育的独立竭尽全力。20世纪30年代,新教育遭受挫折,师范学校被并入中学,成为高中师范科,乡村师范也被无形消灭,教育界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反对。罗炳之与其他中学师范学院科主任联合进行抗议,并以联合会的名义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议案,主张师范独立,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著文《师中合并之利弊及个人对本问题的意见》,在上海《申报》上撰文提出“整治全国师范学制”的建议,维护师范学校的独立,终于促成大学院发出通令,取消高中师范科,将其改为师范学校,并增设了乡村师范。
他认为师范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师资,不仅直接影响中小学教育质量,也关系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他呼吁合格的师资培养除了进行智育、体育、美育等培训外,还应该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师人格的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