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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是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向广大的利益相关人提供有关公司运营状况的信息是利益相关人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关系到利益相关人的决策及其结果。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投资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会计信息失真可能会引起部分利益相关人的决策失误和部分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会造成证券等资本市场的动荡,是影响正常经济秩序的因素之一。
公司治理结构是用来协调现代公司制度下公司内部不同利害关系者之间的利益和行为的一系列法律、文化、习惯和制度的统称。公司治理结构是在公司法人财产的委托―关系下对投资者管理层公司员工和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加以规范和协调,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运作则必须以公司财务为依托。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充分竞争能够产生约束经理行为的信息,因此能够解决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监控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市场中,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基本相同,那么公司的差异就在于内部治理机制。
二、财务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的互动关系
1.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公司的财务结构是否合理对公司治理结构效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制约。一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利益相关人的博弈结果就直接反映在公司的会计信息上。充分、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控制逆向选择及限制道德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借助于有效的对外信息披露及审计制度,会计信息支持了外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有序运行,保证了接管等外部治理机制对经理偏离股东利益行为构成可置信的威胁;另一方面,在内部治理结构中,会计信息直接发挥着监督、评价和契约沟通的治理价值。财务会计系统是对阐明道德风险问题重要信息系统产权调整的逻辑起点,有助于董事会区分可控制事件和不可控制事件,管理人员经常向董事会提交预算并作解释偏离预算的阶段性报告,这可能帮助董事会区分可控制事件与不可控制事件。
如果没有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支撑,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监控机制的任何决策都可能盲目无效。财务激励机制特别是股票期权是现代公司治理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让高管人员分享剩余收益,能够激励高管人员创造优异的业绩。高度综合的会计信息就成为激励合同设计和实施的基础。内部经理人才市场根据反映的财务会计信息评价经理的业绩,促进经理层任免机制的市场化、法制化,是解决公司经理层治理的源头问题。
总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为:在以缓解“股东—经理”的问题为中心的有关控制机制中使用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数据,以提高治理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业绩。
2.内外部治理机制影响财务会计信息
全面理解财务会计信息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必须要研究公司治理,要想使公司治理研究取得理想的成果,关键还要看双方信息掌握的程度。财务会计信息是否客观、公正反映公司治理中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和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产权博弈的是否均衡。
两权分离下“在场”的经理与“不在场”的产权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客观的现实,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关于企业经营环境、未来前景等状态信息;第二个层面是关于经理努力程度信息。经理掌握第一层面的优势信息,这是其胜任决策和管理的有利条件。由于企业产权主体利益目标不同,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事前逆向选择和事后的败德行为,那些远离企业的相关利益者有必要对管理者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验证。为了提高效率,股东等外部产权主体可以通过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将这种分析、验证程序制度化。如在企业治理结构内部,可以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引入具备专业素质的独立董事;在企业治理结构外部则可依托中介机构,以确保管理者所提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可见,财务会计信息和公司内外部治理是双向的影响。
三、我国财务会计信息治理作用与对策分析
在我国,会计人员的监督方主要是政府和其他外部监督机构;授意方主要是股东和管理层;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受益人主要是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等内部人。我们可以找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1)不完全的公司控制权、国有大股东缺位、小股东无力控制造成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上市公司由于国有股东其外部控制权的获得,更加对内部人控制失去了约束作用。(2)控制权和风险承担者错位。我国上市公司中控制权主要在大股东和内部人手中,但是风险主要由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公司员工等承担,在风险和收益上不成正比。
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减少会计信息失真只能从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入手:(1)确定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企业主体利益的最大化。(2)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培育完全的股东。(3)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问题,建立完全的控制权。(4)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
我国的股权分制改革的推进,国有股不流通,“一股独大”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得到改善。通过引入机构投资者和社会资本、独立董事制度的逐步健全、管理层报酬契约的完善、内部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定将使我国的公司治理理论逐步完善,进而使我国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反过来亦会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进而促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要在内部治理机制研究基础上关注外部治理机制的环境作用,培育我国的外部治理的制度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公司治理得到完善,才会向投资人提供相关可靠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而保护投资人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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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问题。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司有更长的生命期间,股东们关心的是未来期间的现金流。而经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经理人员可能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成本和能够更快取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成本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发展费的决策就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支出削减了会计收益从而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当期报酬。因此,临近退休的经理人员可能会承受研发费的成本而未能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证据都表明,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研发费的支出随之减少。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确认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指出,如果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人员可能拒绝有吸引力的项目,因为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带来的职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问题。资产组合理论指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自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相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工资组成时,经理人员的风险偏好可能更接近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人员的名誉造成影响会极大地减少经理人员的净价值,增加了他们另谋职位的难度。经理人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他们报酬的增加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工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平均而言,CEO报酬(包括选择权)对公司价值变化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增长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增长3.25美元。经理人员的处境更接近于债权人,当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去更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获得的利益却很少。因此相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获得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人员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减少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行为,而不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科技与市场。经理人员也可能寻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入另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在一个多样化经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他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如果这些抵减效应减少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减少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经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小于非多样化经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可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人员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去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杠杆作用放大了经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而言,经理人员可能使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说,债务融资的成本超出了利益。最后,处于成熟期公司的经理人员可能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类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使用问题。公司资产的不正确使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带来成本。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员。然而,如果津贴过度,则会使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人员仅仅负担此类支出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却获得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比股东所希望的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员也有动机进行无利润的投资以增大公司的规模,从而增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些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而言,公司规模(用销售额表示)比经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指出,经理人员具有过度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超额现金流,Jensen将超额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与需要投入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指出最可能产生超额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增长机会的盈利公司。
二、成本的治理机制
许多机制都能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限制经理人员自利行为产生的成本。
1.持股权。让经理人员拥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权,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最直接方法。拥有大量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相应承受着经理层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持股比例大的经理人员工作得可能更加努力,相对持有较少股份的经理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作出更符合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持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联系可能是非线性的。Stulz(1988)的研究表明,经理人员拥有适度的持股权可以缓和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mith指出,绩效改进是由于持股权增进了经理人员创造财富的动机,进而提高了营运效率。Agrawal和Mandelker(1987)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对于债务水平减少的公司而言,债务水平增长公司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拥有更多的股票,这表明更大比例的持股权缓和了不同风险偏好问题。Schooley和Barney(1994)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们发现较大比例的持股权增加了经理人员分配超额现金的动机,而不是将其用于投资,在CEO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4.9%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股利支付比率。
2.报酬合约。报酬合约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关键机制,一项有效的报酬合约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理人员提供做出股东偏好决策的激励。在经理人员作出大量不容易被董事会或投资者所监控决策的公司中,有效的报酬合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新产品的发展、新市场的进入等。相对于处于成熟期的公司而言,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公司的经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缺乏及时与可靠的信息,使得评估处于增长中公司经理层决策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经理人员报酬合约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报酬具有充分的数额与合理的结构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经理人员。报酬合约一般包括薪金、奖金与股票期权。A.薪金。定期的绩效评价作为经理人员提升、降级与解雇的标准。实证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并没有有效地使用薪酬机制。Medoff和Abraham(1980)在一项对美国两大制造业公司7629个绩效等级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最低绩效的雇员收到的薪水仅仅比具有最好绩效的但具有相同级别的雇员少7.8%.Warner,Watts和Wruck(1988)发现仅仅当公司处于最低的绩效水平时,高级经理人员被解雇的可能性才显著增长。Bakeretal.指出在薪水与绩效之间的弱相关是经常的,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固定薪金支付系统:a.将重点放在支付数额上;b.缺乏对做好工作的内在激励;c.使雇员仅关心手边的工作;d.会挫伤雇员的士气。一些用于减少成本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首先,选择合适的绩效计量指标是困难的,不恰当的计量方式会使经理人员过于狭隘地集中于某一活动,或寻求起反作用的行为。第二,当经理人员的任期快要结束时,绩效评价的事后处理过程成为更无效的。对于任期内工作较短的经理人员来说,未来雇佣收入的现值是大的,重新谈判是一项减缓努力与任期问题的有效机制。但是对于任期内工作时间较长的经理人员来说,重新谈判的控制作用是较小的,工作时间长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是更重要的决策制订者,对于努力与任期问题而言,未来薪水的变化控制力较弱。最后,因为一个固定报酬流的现值依赖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在报酬计划中包含大量的固定薪水会增大不同风险偏好问题。B.奖金。奖金也是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报酬,它可以削减成本。在这些计划之下,如果达到了提前规定的绩效指标,经理人员可以收到现金、股票或二者兼而有之。将报酬与绩效指标相衔接会使经理人员工作更加努力,在制订投资决策时会以长期视角看问题,削减过度投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但奖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首先,因为它基于会计数字,经理人员可以进行盈余管理来获取较高的奖金。其次,绩效指标的选择可能使经理人员仅仅关注会提高该指标的活动上,比如以销售额为考核指标会使经理人员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促进销售。C.股票期权和有限制的认股权。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能够解决任期与努力问题,因为股价与期权的市值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正相关,同时它也能减缓不同风险偏好问题,因为期权价会随资产收益率的增长而上升。Mehran(1995)的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报酬使美国公司的持股者受益,他证明了在制造业公司的绩效与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然而,这种报酬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当股利上升时,期权的价值下降,这增加了经理人员限制股利的动机。此外,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使经理人员的报酬具有波动性。如果经理人员报酬的不确定性增长到足够高的程度时,他们就可能要求更高水平的报酬。这表明在控制成本方面,以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可以作为持股权的替代机制。[1][2]
3.董事会。一般来讲,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批准或同意主要的管理决策,并监控这些决策的执行、聘用和解雇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制订报酬水平。尽管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机构,但是董事会并不总是利用它的职权为股东利益服务,当董事与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会可能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制订决策。一些研究者指出,当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时,股东与董事会的利益协调更容易进行。Weisbach(1988)指出,相对于外部董事来说,内部董事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因为CEO对他们的职务有重大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内部董事(包括CEO)有动机维护超过市场水平的报酬或超额在职消费。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董事可能不比内部董事更有效。Mace(1986),Lorsch和Maclver(1989)指出,美国公司的CEO经常决定着董事的提名过程,这样CEO就可以提名支持自己决策的外部董事。公司之间相互兼任的董事关系也会减少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如果CEO兼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可能害怕报复而决定不去弹劾CEO.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谁能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Bhagat和Black(1997)发现,来自美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并不支持独立外部董事影响未来公司绩效的观点。然而其他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董事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比如,Rosenstein和Wyatt(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88)都指出,在美国公司中外部董事是基于股东利益而被提名的。Rosenstein和Wyatt指出,当公司任命外部董事时股价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反应,这表明市场预期股东将从外部董事的任命中获益。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公司绩效下降之后,相对于内部董事的任命而言,外部董事的任命数增长,这表明外部董事被认为更可能接受提高公司绩效的挑战。关于董事会决策的股价反映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对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董事会的决策反应更好,市场对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决策表示怀疑。比如,Byrd和Hickman(1992)发现当决策更可能是由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的董事会作出时,在收购竞价公告日前后的非正常竞价收益的数额是非常大的。类似的结果也被经理层收购(Leeetal.1992)和采纳毒丸计划(Brickleyetal.)的研究所证实,他们都发现当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有投票控制权时,这些情况下的非正常收益非常大。一些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外部董事的比例与动机报酬计划的使用正相关,外部董事更可能采取决策替换具有较差绩效的CEO.比如,Mehran发现具有更多外部董事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更多的以持股权为基础的报酬计划;Weisbach(1988)发现如果外部董事具有投票控制权,具有较差经营绩效的CEO更可能被解雇;Borokhovichetal.(1996)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可能作出由来自公司外部的经理人员替换具有较差经营绩效CEO的决策,他的研究表明当需要时外部董事更情愿支持公司政策的重要变化。[1][3]
4.经理市场。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通过一个对于经理人员过去绩效的“事后处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成本。他认为如果目前绩效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未来工作机会,经理人员就会有动机控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自利行为。Fama和Jensen(1983)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外部董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指出更多的外部董事关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名誉,因此他们在监控经理人员的行为中是努力的。Gilson(1990),Kaplan和Reishus(1990)报告了与Fama和Jensen的理论相一致的证据。Gilson发现外部董事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在从陷入财务危机公司辞职的董事中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他公司谋得了职位。Kaplan和Reishus也发现,经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外部董事的声誉,相对于没有削减股利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处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以后有更少的可能成为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该证据的一个解释是,任职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被看作业绩较差因此被邀请加入其他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减少。
5.公司控制权市场。Marris(1963)和Jensen(1986)都指出,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无效时,公司控制权市场能够用于缓和冲突。上述理论基于市值已经反映了预期成本的观点,即当投资者预见到经理人员的无效管理时,公司的股价下降。市值的下降吸引了潜在竞价者的关注,竞价者相信他们能通过收购公司、改变其战略、改进其运作效率或消除公司无意义的行为获取利润。一些来自美国市场的研究提供了接管会增进靶子公司效率的证据,从1976年到1990年,在购并中支付的平均金额是目标公司购并前价值的41%.Martin和McConnell(1991)发现目标公司在被接管后,CEO的收益率增长,与接管以前的绩效相比该增长对于目标而言是相当之高,他们的结果与接管市场培训了较差经理人员的假设相一致。Healyetal.(1992)发现在购并之后公司绩效得到改进,而且绩效改进不是由于削减对于研发费或资本支出的长期投资来获得的。Morcketal.(1988)指出,敌意竞价的目标来自衰落或面临严重变化的行业。Jensen(1986)引用石油行业的公司作为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可获利的投资机会减少,许多石油公司因此而持续地进行昂贵的勘探计划或在石油行业之外作出投资。Jensen指出公司管理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公司收缩,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控制范围并且他们的报酬可能与公司规模相关,他们不想在任职期间发生解雇和工资减少的现象。对于上述公司而言,只有外力充分的大才可以克服这些偏差,此时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帮助削减阻碍必要公司变化的惯性力量。
6.机构持股者。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单个股东监控经理人员并不是最优的。原因之一在于监控经理人员的单个股东承担了全部监控成本,而仅仅获得了取决于自身股份额度的利益。因为监控利益在所有持股者之间按比例分享,拥有较少份额的持股者有动机搁置监控并希望其他股东进行监控投资。这个“搭便车”行为表明如果不存在协调股东行为的机制,在公司中就存在对经理人员的较少监控。搭便车者会对批量持股者造成较小的影响。批量持股者会从对经理人员的监控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并且会超出他们的成本。而且,批量持股者经常是职业投资者,他们在评价公司绩效时是更专业化的,他们的监控成本比单个持股者是更低的。所以批量持股者的出现增加了监控的可能性,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公司价值。
7.债权人。作为“准固定收入”的要求者,经理人员偏好低杠杆。假定其他情况相同,更低的债务水平降低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伴随的工作职位丧失。一些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债务削减了成本。因为债务支付是法定的,它强迫经理人员支付可能被错误使用的基金。债务也使经理人员面临更多的市场力的监控。在一个无债务或低债务的公司,懒惰的经理层可以减少持股者的收益而不影响经理人员的福利与职位。当债务水平升高时,经理层、较低的利润与现金流会使企业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从而陷入财务危机,这时债权人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替换绩效较差的经理人员。[1]
三、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几点启示
上述几种治理机制对于完善英、美等欧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人文、法律环境的不同使得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之有较多差异,但是就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言,仍对我国具有颇多的借鉴意义。
论文提要摘要:财务治理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关键。文章从股权结构、组织结构、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中存在的新问题,并提出完善财务治理的相关举措。
一、新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公司规模的不但扩大,上市公司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企业组织形式和财务管理要求,亦难以满足股东、债权人和经营管理层之间进行理性的财权配置进而权利划分和对剩余的分配。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治理的现实、集中、根本的体现,因此只有建立健康、有效的财务治理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公司利益矛盾,保证上市公司运营效率。然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中尚存在种种新问题,有必要采取相关办法,敦使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健康稳定发展。
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中存在的主要新问题
(一)股权结构单一导致财权配置过度集中。虽然我国《公司法》明确界定了公司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但由于我国公司化改制是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公司产权过分集中,股权结构过于单一现象,使得《公司法》赋予公司法人的自主经营权不能真正落实,公司法人实体地位难以实现。在我国2004年的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绝对持股份额占总股本超过50%以上的有850多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80%,其中摘要:89%是国家股东;75%是法人股东。有统计表明摘要:截至2004年底,上市公司总股本为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64%;国有股在非流通股中占74%,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极不合理,形成了畸形的股权结构,使公司重大财务决策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比如,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很轻易从短期利益出发,忽略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长远的角度,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二)董事会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及相应的治理功能。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独大”现象,因此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无论从机制上还是在力度上都不能满足财务治理的需要。由政府委派的原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成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而且高达60%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极为严重。同时,由于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其对上受上级主管部门制约,决策时只会从上级主管部门或自身利益出发;对下自己监督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监督和评价的效果可想而知。而且我国董事会结构单一,董事责任不明确,普遍缺乏责任心,董事长的权力过于集中,也轻易造成决策失误。
《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代表股东行使公司董事会战略决策权、监督权等多项重大权利。许多上市公司由于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人员严重交叉,同时所有者缺位,股东大会的权力名存实亡,董事会实质上是董事长一个人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利益不能在董事会内部得到有效实现。作为公司实际拥有人的广大持股人,并不能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股东大会也收效甚微。因此,导致权力失衡和权力高度集中。所有者缺位,导致权力失衡和权力高度集中。严重破坏了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已形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制衡关系形同虚设。从理论上讲,企业“内部人控制”新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改制后的上市公司仍享有绝对控股地位,形成了国家就是公司大股东的状况。国家作为公司所有者“链”过长,导致“所有者缺位”,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公司的产权没有具体的约束制度。因此,由什么机构或由谁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受所有者权益,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便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三)会计信息披露失真导致利益分配混乱。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为追求利益,随意改变会计政策,操纵会计利润现象。同时,由于关联交易不公开、不及时披露会计信息或披露虚假会计信息,导致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质量不高,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使他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国上市公司在财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往往对有利于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过量披露,对公司不利的财务信息闭口不谈,主要表现为摘要:对企业偿债能力的披露不够充分,对企业应收账款分析不够,对企业的对外担保、或有事项等项目进行隐瞒;对企业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很少,甚至有的企业根本就不对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对一些重大事项的披露不够充分;对资金去向和利润构成的财务信息披露不够细致;不少企业借保护商业秘密为理由,对企业当期的并购、交易等事项进行隐瞒。和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表外信息披露更是新问题重重,许多公布的信息严重不实,对公众存在严重误导,许多上市公司的盈利猜测报告、投资价值分析盲目乐观,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必然会误导投资者。诱发投机而非投资,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投资秩序,从另外一个方面也降低的证券市场资本化的进程。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的相关举措
(一)加快股权分置改革,优化股权结构。和国外股票市场相比,股权分置是我国股票市场的最大特征。上市公司的股票包括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而非流通股股东更多地从控制大量自由现金流中获得自身利益。在现有股权结构下,股权的流动性非常有限,非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大部分,不利于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也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加快股权分置改革的进度,实现国有股股权的流通,有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有控股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可以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着想,真正实现财务管理和监督上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从而在长远利益上,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能够更好地解决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新问题。
高新技术企业有着不同于一般企业的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等显著特征,并且多由国家或国有法人控股,管理层仅需对控股股东负责,股改又为高管所持股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提供了条件,为了规避风险,管理层可能会主动减少不利于公司的盈余管理。但是在提出或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后,管理层为了快速达到行权条件,很可能会主动对公司利润进行盈余操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假设a: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出股权激励方案之前,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负相关关系变弱。从委托理论上讲,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现状,使得管理层有条件将个人股份实现财富的最大化,许多研究还表明,盈余管理有助于管理层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份或执行股票期权,而这也是管理层谋求利益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被激励管理层为了达到行权条件,将加大盈余管理程度,而盈余管理所产生的管理者对公司利润的过渡操纵,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影响公司业绩。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c: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盈余管理将加大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层行权的概率,并且行权后公司绩效下降。
2实证检验与分析
2.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各变量的含义和基本统计量。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统计年度内提出股权激励方案的比例为0.171,通过股权激励方案的比例为0.107,说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内股权激励方案还是比较普遍的。通过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和审计质量也能看出,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质量也比较完善,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比例和审计质量标准无保留的比例分别为90%和91.5%。从两项成长性指标也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发展前景比较可观。
2.2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表2为高新技术产业2009~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模型(1)的判定系数为0.428,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1)的拟合度可以接受。进一步对各个变量的系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拟合系数φ2、φ3、φ5均显著为负,且φ2的绝对值要大于φ3和φ5,说明尚未提出股权激励方案时,高新技术产业公司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无法拒绝假设a和假设b。观察其他公司治理因素和公司层面因素,CEOboard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的情况将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程度,Anditopion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说明审计质量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总体来说,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言,Lnboard、Auditcom、Bhlisting、ROA、ST、Growth1.Growth2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表明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情况、股票情况、资产收益、成长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大,主要受公司CEO兼职状况、审计意见、财务负债、公司资产及周转情况、风险水平等的影响。表3为高新技术产业CEO行权概率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2)的回归估计结果,回归模型(2)的判定系数为0.451,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2)的拟合度可以接受。从结果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系数估计值ω1显著为正,说明可操作应计利润的增加将加大CEO行权的概率,且CEO行权概率还与Lnboard、ROA、Lnsize呈负相关关系,与Risk呈正相关关系。表3为盈余管理、CEO行权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模型(3)的回归估计结果,回归模型(3)的判定系数为0.748,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3)的拟合度可以接受。从结果可以看出,DA和Exercise的系数估计值ξ1和ξ2均显著为负,说明本期可操作应计利润与CEO行权均与下一期资产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盈余管理和CEO行权将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本文无法拒绝假设c。
3稳健性分析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各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规模、治理情况等会存在较大差别,这一点从前文中风险和成长性指标均较大也可以看出。本文为了更好的说明上述回归结果趋势的正确性,还分别选取2009~2012年间各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表5给出了各年度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年度间的回归结果存在微小差别,显著性水平也略微不同,但是都无法拒绝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出股权激励方案之前,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负相关关系变弱的假设,进一步说明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同样,通过进一步分析各年度间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都无法拒绝假设c。此外,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即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更可能于股改后提出或实施CEO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与假设a相反的结论。为此,本文选取2004~2005年间128家高新技术产业提出股权激励前后盈余管理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情况下盈余管理统计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别,说明了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产业盈余管理显著影响仅出现在股改之后。
4结论
摘要:随着女性经济的到来,董事会性别均衡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女性参与公司治理的现状表明,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及各下设委员会所占比例过低。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相关调查数据及访谈信息分析了女性董事对于董事会过程及董事会职能改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人数对于女性董事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董事 公司治理 董事会
一、女性参与公司治理的时代背景
随着女性的消费能力及女性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不断增长,女性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从全球范围内看,女性的年消费支出大约为20万亿,并且预计在5年内达到28万亿,而女性13万亿的年收入同期内会增长到18万亿。相关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在市场及职场中的贡献仍被低估。目前,她们的消费需求仍没有得到满足。针对女性消费群体的商品和服务的营销方式大部分是过时的或仍留有对女性传统的刻板印象。
女性是未来市场潜在的获利来源,因此,如果公司试图在女性经济中取胜,则需要了解并满足女性消费者的需求。
二、女性参与公司治理现状
李维安(2000)认为,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而广义的公司治理则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者、雇员、政府、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上述概念界定中可以发现,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能够影响公司决策,进而决定公司内部治理的效果。本文将从董事会和高级管理者团队的性别比例角度分析女性参与公司治理的现状。
在我国自2002年独立董事制度正式确定,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逐年上升,2002年平均2.28人,2008年这一数值已上升到3.53人。同时,女性在高级管理者团队中的比例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女性所占比例历年来均不超过15%,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三、女性董事对公司治理的作用
(一)女性董事对董事会治理及公司声誉的积极影响
女性在董事会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女性董事对董事会决策职能的积极作用。首先,女性董事的存在为董事会决策讨论提供了不同知识、信息及观点。由于两性在兴趣爱好方面的差异,女性与男性在一些特定领域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累会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使女性董事的存在能够丰富董事会议案讨论的内容。实践中,一些上市公司的CEO,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女性董事都一致认同女性董事对于扩充董事会讨论内容的积极作用。女性会基于她们作为企业家、经理、或是消费者独特的经验提出供董事会思考的一系列新问题。例如,Kramer, Konrad, and Erkutd(2006,下文简称KKE)调查结果显示,37位女性董事中的24位以及12位CEO中的7位都分别提到了女性董事能够提出不同的问题。
其次,观点多样化对于董事会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产生多样化的来源包括性别、兴趣、职业及社会地位等特征。女性在这些方面常常与男性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观点自然也会与男性有所不同。KKE(2006)调查中一位被访的男性CEO提出了对女性董事能够促进董事会观点多元化的支持观点:“我和我所在的公司非常重视多元化。我们有2位董事会成员来自其他国家,并且有2位女性董事。董事背景和性别的多元化是观点多样化的来源。”该男士还认为,董事会决策应该代表公司所依存的世界,由于客户来自不同的环境,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和生活。因此,考虑到公司客户群体特征的多元化,董事会会议上的讨论及决策需要存在不同观点,代表不同的群体。这就是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作用。
再次,女性董事能够运用自身特征并使用她们特有的人际关系技巧积极的影响董事会过程(board process)。女性董事的人际沟通技巧对董事会过程是有积极作用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开放性的听取其他发言者的意见。由于生理差异,女性会更敏感、更体贴,会注意到其他人被尊重和关注的需要,她们也更热衷于寻找使多方都满意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女性也能提高董事会讨论的清晰度。她们的存在使男性董事更清楚的阐述自己观点,从这种意义上看,董事会交流更顺畅也更可能促使董事会达成更好的决策。
第二、对于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影响。由于女性能够代表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能够改进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实践表明,女性董事能够提出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相关的问题。里查德-埃伯施特恩教授所率领的耶路撒冷大学科研小组的研究发现,女性较之男性更大公无私,同时,女性体内的无私基因较男性多,这些证据表明,无论是从职业角色还是从社会角色来看,女性给予别人的关怀都多于男性。 因此,女性董事更可能会促使董事会讨论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的问题。她们更倾向于提出一些企业员工及顾客所关注的问题,或是提出一些会影响公司声誉或者公司所处社区的问题,如健康、安全和环保等问题。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无视或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代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女性董事对董事监督职能的积极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提高公司声誉并为公司树立一个良好形象。女性董事的加入可以对公司现有女性员工和潜在员工提供了榜样并产生良好的激励,即,她们有可能通过努力工作实现个人职业生涯的成功。女性董事的存在也表明公司在选择人才方面没有性别歧视和偏见,而如果董事会中没有女性董事,则很难证明公司的开放性。因此,女性董事的存在能向公众和求职者发出公司接纳多样化来源的员工和管理者的信号。
(二)女性在董事会中的人数对其作用发挥的影响
执行又称强制执行,是指在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强制付诸实践的诉讼活动。(1)执行和解是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强制执行具有执行主体特定性、执行活动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执行是国家使用公权力的强制行为,转贴于()因而强制性是执行的根本特性。(2)而执行和解则是在以公权力为主导的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行使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所谓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相互谅解和让步,就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有关内容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活动。(3)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双方通过自己的处分行为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阻断原执行根据的行为。
关于执行和解的具体内容,《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由此,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1,履行义务主体的变更,意味着原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承担者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全部或部分免除履行义务,由第三人全部或部分承担起履行义务;2,履行标的物或数额的变更。包括履行数额的增加或减少,和支付执行名义的变化。3,履行方式的变更,通常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判决的类型,采取金钱给付、交付特定物或者其他方式比如劳务抵债进行。4,履行期限条款延长或缩短,在实践中,以延长履行期限的情形居多。当事人可以根据执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在此范围内自由协商决定。但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意思表示真实;第二,和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这是调解协议符合民事合同性质的基本要求;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由此可见,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这是执行和解符合程序的要求,也是人民法院执行终结的依据。
执行和解作为强制执行中终结案件的选择手段,具有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提高执行效力、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执行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原生效法律文书不再执行,并请求执行法院确认的,执行法院经审查,认定和解协议系自愿、合法的,可以裁定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终结执行,并认可该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要分析和解协议的效力,要从它的性质入手。和解协议本质上是当事人的处分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重新约定他们之间的实体权益义务关系的新的民事合同。可以推定双方当事人放弃原执行名义的约束,从而阻断了执行名义的约束;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作为平等主体订立的“民事契约”,不具备对抗法院裁判书的强制执行力,也不具备撤销原执行名义的效力。
执行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它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等规定。但作为在特定程序即执行程序中成立的合同,其所变更的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它又有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至少在违约责任等方面,执行和解协议又不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第21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前,当事人即使任意反悔也不需承担违约责任,恢复原执行名义的保障力度显然是不够的。这种违约成本过低,必然会导致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以执行和解之名行拖延时间、转移财产之实;另外,有些法院为了提高结案效率,在未告知当事人和解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执行和解。这些导致履行不能,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为提高执行和解的履行比率,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维护法院的权威性和威信,应在执行和解协转贴于()议不能兑现的情形下,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人民法院应当提供相应的救济措施。
首先,从执行和解不履行的预防角度看,应当适当增强执行人员在执行和解中的作用,赋予执行人员依法审查的权利和义务。现在的执行和解主要由当事人双方决定,执行方处于中立地位,对协议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果加强执行人员的监管力度,通过对债务人财务状况、履行意愿进行实质审查,并将推断风险指数告知债权人,就能有效的防范当事人利用执行和解协议逃避执行的行为。
其次,在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可以鼓励当事人在协议内附带担保内容。如果债务人恶意不履行,债权人可申请人民法院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裁定执行保证人即参与执行和解的第三人、经协议变更的新履行义务主体的财产。如果债务人有财产可以申请财产保全。这样对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有积极作用。
再次,在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即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如规定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这样,在申请人有逃避履行的行为时,可以及时有效的被制止。
除了以上,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措施是赋予和解协议以法律效力。根据211条的规定,在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只产生对原执行的恢复,这无疑是将执行和解置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由于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决处分民事实体权利订立新的民事合同的正当行为,理应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同时也意味着当事人对原执行名义的放弃。因而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时应该按照《合同法》规定对执行和解的标的提起新的诉讼。通过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当事人在订立执行和解协议时随意规定内容行欺诈之实的现象。
关键词:证券公司;IT;治理
2008年9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信息技术治理工作指引(试行)》,从治理的高度制订了IT建设的指导性原则,这对证券期货行业信息技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本文将对证券公司进行IT治理的原因、目标以及如何建立完善IT治理机制进行探讨。
一、IT治理的内涵
IT治理是在IT应用过程中,为实现公司总体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有关IT决策权分配和责任承担的框架,主要包括在IT原则、IT架构、IT基础设施、IT应用和IT投入5个关键的IT决策方面制定相关制度并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实现IT决策的责任与权力有效分配与控制,提高IT资源的有效性、可用性和安全性。
五个关键IT决策的基本含义是:IT原则决策——阐述IT的商业作用;IT架构决策——定义集成和标准化的要求;IT基础设施决策——决定共享和可提供的服务;商业应用需求决策——确定购买或内部开发应用的商业需求;IT投资和优先权决策——选择资助哪一个立项以及投入多少资金。如何确定以上五个关键决策是一个与公司治理结构密切相关的问题,对公司的最高管理层至关重要。
二、证券行业推行IT治理的原因
(一)IT关系到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问题。
证券公司IT一旦出现故障,小而言之是影响一个公司的投资者,大而言之其影响范围几乎就是全国性的。尤其是在行情异常火爆的时候,如果因IT系统的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堵单、交易中断甚至系统垮掉,会给证券公司带来致命性的灾难。如果IT系统故障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营,如“三方存管”系统的大型银行出现故障,将影响大半个市场的安全运行。此外,侵入IT系统盗取资料、修改交易数据、网上盗买盗卖等刑事安全事故也将危机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稳定。
(二)IT关系到证券市场运行的效率问题。
从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看,从人工白板交易到自动撮合,从纸质股票存托到电子存托的无纸化,从人工报单和有形席位到电脑自助下单、无形席位直至网上交易,无一不是依赖IT技术的进步。IT不仅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无比便捷的市场参与方式,更是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比如,深交所1995年9月上线的内存撮合系统,把整个市场的交易处理效率提高了6倍,并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处理容量。
(三)IT关系到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问题。
证券柜台系统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个人或法人利用柜台系统恶意窜改数据,甚至要求开发商开发专门的功能或模块以便于违规操作;二是缺乏可稽核历史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数据修改或删除无存证记录,数据恢复与核查的难度很大;三是IT人力资源管理不善,开发与管理人员频繁变动,导致系统运作混乱。这些问题极大助长了证券公司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最后导致相当大比例的证券公司走向被接管和倒闭的不归路。
近年来,证券行业IT应用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问题和不足也是不容回避的,一些事故更是为行业的决策者们鸣响了警钟,警示决策者们去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寻找今后更好地驾驭IT的启示和经验教训。其实,证券公司IT在某些方面出现的“乱象”,已非IT本身的问题。在探究这些问题、破解其中的迷局时,除了寻找IT本身的原因之外,更需要探索发现更高、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就是关于IT决策方面的制度和责任承担机制,其中包含的关于IT的战略决策、资源调配和资金投入等需要高层决策考虑的重大问题正是IT治理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实质上也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可以说,IT“乱象”背后的根源就是IT治理缺失。
三、证券公司IT治理的目标
(一)保证信息系统与业务目标的一致性。IT治理应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信息化战略,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所需的信息和功能需求形成完善的IT治理框架,保证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营跟上持续变化的业务目标。
(二)促进信息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针对信息系统资源分散、资源滥用、信息系统不能完美支持业务应用、信息系统性能瓶颈等问题,IT治理应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有效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和资源使用权限,保证IT投资的回收。
(三)完善信息系统相关的风险管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新技术缺乏有效的管理、新技术可能不符合现有法律和监管要求等新风险不断涌现。IT治理应强调风险管理,通过制定信息资源的保护级别,对关键的信息技术资源实施有效监控和事故处理,实现公司内部业务流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达到改善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效果。
总之,证券公司IT治理的目标是推动管理层建立以公司发展战略为导向,促进业务与IT的整合,合理平衡公司发展与IT投入的关系,正确定位IT部门在公司的作用,针对不同业务发展要求整合信息资源,制定并执行推动公司发展的IT战略,有效控制风险,使信息系统始终成为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支撑和驱动平台。
四、建设与完善证券公司IT治理机制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IT治理意识。证券公司总是许多IT应用的最先使用者,其最高管理层(董事会)在树立IT战略地位的同时,应意识到建设完善IT治理机制的重要性,树立公司战略与IT战略的互动观念;准确定位IT的角色,从业务的角度制定信息技术指导原则。从公司的发展战略出发而不是从系统的需求出发,可以避免脱离目标而进行建设的困境;从业务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的现有资源来满足关键需求。
(二)加强行业环境建设。缺乏优良的公司治理和IT治理机制是前些年许多证券公司无法抵御市场低靡和适应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监控机制不断健全,行业对证券公司治理结构中缺陷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证券公司的信息风险管理意识也逐步增强。在证券公司建设完善IT治理机制过程中,证券监管机构必须扮演一个重要的推动角色,通过上下协商、交互式地制定规则和标准,解决规则的充分合法性、可执行性问题,为证券公司建设完善IT治理提供一个具有约束力和指导性的外部环境。
(三)借鉴COBIT控制框架建立IT委员会。COBIT提供了一种国际通用的IT管理及问题解决方案,可以进行基于角色的IT管理、定义流程措施、改善IT服务质量、提高IT治理水平。借鉴COBIT框架建立治理机制委员会是IT治理中最重要的环节。IT委员会应由证券公司最高管理层(董事会)、管理执行层及IT管理和业务管理有关部门负责人、技术管理人员组成,定期召开会议,就公司战略与IT战略的互动与设置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策,为公司IT管理提供导向与支持,把IT治理的相关规范融入到公司的内部控制中。
(一)领导认识不到位很多福利企业的领导只抓经济指标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对干部职工的奖惩单纯以经济指标为考量标准,未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考核范围。从办厂宗旨来看,福利企业的重要目的在于维护和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视及对残疾人的关心。也就是说,社会福利企业不仅追求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以社会效益为主,充分发挥残疾职工的潜能,实现其人生价值。
(二)政工队伍不得力我市现有福利企业89家,安置残疾人就业3386人,专职政工干部寥寥无几,有的企业虽然有政工干部,但是大多为兼职,主要精力集中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无力顾及政工工作。相当一部分政工干部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现代管理经验,不能适应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再加上与残疾职工的沟通要比与正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很多政工干部出现畏难情绪,对残疾职工出现的思想问题不愿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工作视角有偏差福利企业政工干部大多把残疾职工看做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过于强调其脆弱性,突出他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而忽视了其自身潜在的独特优势。这一视角带来的认知偏差,使残疾职工认为自己理应得到国家和社会更多的照顾,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提升生活质量,无法充分有效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优势视角下福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一)帮助残疾职工重新认识自己传统的残疾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将残疾职工定位于弱势群体,本着关爱、帮助弱势群体的思路,这种传统的工作方法强调如何更好地在政策上、制度上向残疾职工倾斜。尽管这一工作方法同样体现了对残疾职工的关爱,但是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以“残疾”、“弱势”等标签化的方法对残疾职工进行管理,使残疾职工的心灵受到伤害,极易使残疾职工的自卑感加强,认为自己是家庭、企业和社会的负担。其实,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从“优势视角”出发,政工干部就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看待残疾职工群体,而残疾职工本身也会以阳光的心态认识自己,在企业和个人两方面正能量的作用下,残疾职工的个人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网络就能够得到很好的重构。“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并在合适的岗位上充分发挥才智,那么福利企业中的残疾职工对于企业的贡献将丝毫不亚于正常职工的作用。“优势视角”也会使企业开始重新认识残疾职工,给予其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晋升通道。
(二)通过努力更好地改变自己在“问题视角”下,残疾职工身体或者智力上的缺陷与障碍会被无限地放大,“其理想追求、生活目标、人生价值等各种因素往往被掩盖、淹没乃至泯灭,代之以‘机体残疾’、‘社会负担’等社会偏见”。政工干部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残疾职工的工作能力各方面比不上正常职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残疾职工会有一些身体亦或智力上的障碍,但他们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智慧、优势与潜能。“优势视角”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现、甄别残疾职工优势和能力的全新视角。在这一全新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残疾职工身上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质,比如顽强的意志、非凡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完全具有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自己处境,提升自我的能力。
所谓“理”,是思想政治工作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去说服员工,不仅让员工明白应该做什么,还要明白应该怎样做。为达到上述效果,A事业部党总支将企业文化教育课程列为基层支部内部培训课程体系的必修课,结合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和事业部经营管理形势,每季度开展员工形势任务教育。同时党总支每年度对重要经济岗位人员开展廉洁从业诫勉谈话,对基层员工以班组为单位,结合一线员工思想调研情况开展针对性教育。此外党总支还通过典型教育、声像教育等途径,让广大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自身素质。
二、以“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延伸
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化,是指通过合理的运用信息化的科学技术,有效地提取出重要信息,从而科学合理地促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质量,保持思想政治工作动态有机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化是其自身的改进和进步,其本质是通过扩大现代化信息技术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程度和范围,从而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率,实现相关资源得以优化配置的手段和途径。员工思想政治工作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新成果,发挥网络作用,开展“网上政工”,大胆创新,从而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天地。为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化进程,A事业部创建了集“知识分享、新闻动态、制度宣贯、员工互动”为一体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每周进行企业文化制度和业务知识的宣贯,让员工近距离的感知公司的企业文化。同时定期推出“榜样在身边”典型先进人物宣传报道,用真实的闪光点感染广大员工。此外,A事业部利用网络平台策划了“微摄影”、“微竞猜”、“微学堂”、“微距离”、“英语无微不在”、青年论坛网等特色栏目和“一个党员一面旗”、“亮身份,做表率”等主题活动,通过一系列网络互动活动将网络平台与企业思想政治活动完美结合在一起,利用网络平台的特点使企业思想政治活动实现了由平面到立体,由点对点到面对面,由抽象到生动的转变和延伸。
三、以“教育实践平台”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