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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开始进行文禁,朝中的风气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同时特产生了一股不安的气流,嘉庆皇帝对这一现象很是敏感,他言道:惟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飞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以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从中我们看出清朝人对社会中的风气和士人恶习的认同,嘉庆皇帝没有办法将国家衰败的现实改变,面对国家的日渐衰败,在经营时,他需要更加的谨慎和留意,在时机成熟时,他会采取一定的行动。而洪亮吉正好为嘉庆皇帝提供很好的机会。洪亮吉上书,文辞激烈,嘉庆皇帝对洪亮吉上书中的言辞耿耿于怀,朝中的一些大臣对洪亮吉进行语言攻击,嘉庆皇帝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洪亮吉)实属咎由自取,但联方冀闻镜论,岂转以言语罪人?亦断不肯为诛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惟自省于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洪亮吉进行了处理(流放)。洪亮吉因为上书被流放,这件事在朝廷内外的大臣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刺激,在洪亮吉流放的日子里,朝中的风气恢复沉寂,朝中大臣不敢上书言事,嘉庆帝为了将这种沉寂的朝中风气打破,于是宣召众大臣,命令其不得沉默。在变化无常的政治环境中,朝廷的文武百官的处境是怎样的尴尬。嘉庆皇帝刚刚即位之初,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下令广开言路,将一些政策放宽,这对于沉默很久的文人士人来讲,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洪亮吉的上书并没有让嘉庆皇帝高兴,因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将朝廷上下,包括嘉庆皇帝在内,出现的恶习等等进行谴责,朝政的颓废、大臣的玩弄权证、奸邪狡诈等等社会现象进行一一的披露,随着这是国家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极言时政启》中的文字,触及了当朝皇帝的尊严,嘉庆皇帝以冒犯两朝天子尊严的借口,称洪亮吉不忠,以洪亮吉上书内容与国家体制相违背等罪名将洪亮吉流放。
二、洪亮吉人口学观念
从洪亮吉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洪亮吉是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不仅将朝廷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指出,还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恶性,百姓生活的疾苦等现象进行阐述,虽然洪亮吉的上书惹怒了嘉庆皇帝,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洪亮吉上书事件中认识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从洪亮吉的《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洪亮吉将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等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洪亮吉认为,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经济生产速度,其中“……,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加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加十倍焉,视百年数十年前不窗增二十倍焉”“,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这些洪亮吉的《治平篇》中都可以看到,这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增长速度。正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在社会中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简崖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等等,这些都是反映社会中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文字,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口增长的速度。
2.人口过程导致社会问题出现。洪亮吉对社会中的危机现象等有很敏锐的察觉能力,根据洪亮吉的观察,江南地区的生产水平如果按照家庭人口的来算,一人得到大约四亩地,十口之家则需要四十亩地,而今天四十亩地的宽度和古代百亩地的宽度相当。洪亮吉将乾隆初期和末期的社会物价做了对比,在洪亮吉的《生计篇》中有记载:“指乾隆初期,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有一人营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宽然矣。”乾隆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农民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田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商人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货物不增加,学生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教授学业的馆舍数量并没有增加等等,这些是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由于形成了通货膨胀导、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低等,致社会生产中出现各种问题,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数也增加至以前的十倍数量,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等情况是没有办法应对,这就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和解决的。
3.洪亮吉对以上出现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产生的人口过剩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明确指出,天地调剂、君相调剂等方法可以对人口增长速度进行遏制,洪亮吉认为,在发生灾害时不行丧失生命的人大多是十一二岁的人,水灾、旱灾、病疫这些就是调剂法。在洪亮吉的政论中重点讲述了君相调剂法,《治平篇》中记载,要保证国家没有闲置的天地,劳动力没有剩余,可以将国家的疆土进行扩充,将以耕种为主的人们迁移至此进行生活,百姓中赋税严重的,可以适当地减轻百姓的赋税,要在国家中禁止浮靡,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热灾害时国家要开仓赈灾,简单的概括就是,通过开垦荒地、增产节俭、禁止重税、赈灾救济等方法,将百姓所处的社会处境进行改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上,洪亮吉不仅看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自然因素,也看到了百姓生活艰苦的社会因素。人口的超速增长,隐藏着社会危机,百姓的生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社会中出现的“极寒颠踣”是无法掩饰的社会人口问题。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讲述了自己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恐惧,因为在科技、生产力等相对落后的时代,洪亮吉不可能认识到生产力可以是国家飞速发展的基础,对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各种限制,所以洪亮吉的这种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教师给学生进行口语辅导过程中,会发现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学生对文章进行读和背时,有很多错误出现。例如:学生的语音语调比较奇怪、单词发音不准,学生不会连读和断句等等。学生比较紧张,导致在读的过程中语速比较快,学生声音比较小,有颤音出现,学生读文章不够连贯,还出现语法错误、人称混乱等等问题。学生在上机考试时,难免会出现这些问题。教师在教学中,要帮助学生避免有口误错误出现。
二、学生口语辅导策略
(一)要熟悉评分、明确重点知识
在口语考试过程中,电脑一般会综合四个方面因素给学生口语进行打分,这四个因素分别是准确性、完整性、韵律性以及流利性。在这四个因素中,完整性所占的比例是70%,准确率是20%,剩下的是5%。进行单词评估时,如果学生在单词重音、辅音以及元音都准确无误时,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分数。口语不太流利,主要是学生在词汇、短语停顿时,只注意到句子中的实词和虚词,没有注意到首词。因此,不能准确地进行停顿。一般而言,停顿主要有连词后停顿、代词停顿以及副词停顿等等。因此教师要在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流利性上下工夫。
(二)全面普查,分层要求
在学习初期,教师要对学生的口语部分进行全面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教师会有所发现,一些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学生,他们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在朗读短文以及话题时,一般都是课堂中临时进行,很多学生都缺乏流利性以及准确性,韵律性就很难达到了。这个时候,学生要使用自己已学的知识进行自我监控。想要实现监控应该满足两个前提:一、学生要重视语言的准确性,有避免语言错误出现的强烈欲望。二、学生要了解相关的语言规则。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就需要给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施加一定的压力,教师明确提出教学要求。借助要求要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通过自我的监控,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教师才会有更多时间去关注口语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从而推动班级教学水平提高。
(三)创设情境,加强训练
从口语考试题型中看出,很多都是情景问答类型的。教师对学生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教学针对性,这才可以弥补应试不足问题出现。深入研究发现,学生缺乏的不是材料的准备,而是在面对情境时,不能准确地做出回答。学生在进行回答时,不论是选择了完整回答还是简略回答,一般都会使用到语块。语块之所以会被大量使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它的省力原则。使用语块可以直接影响学习者语言的流畅性,如果只是简单的依靠语法规则是远远不够的,这还注重对语块的学习和使用。在情境问题中,主要考察的是学生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的使用灵活性。学生平时学习到的语块可以简单的被使用,而且还能够保障流畅性和准确性。语块的使用不仅是使用于简略的回答,完整回答也是需要的。举个例子,进行动作陈述时,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华看了场电影,名字是《音乐之声》。他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看。第一,When andwhere did LiHua see the film The Sound of Music第二,What did he think of it?学生在进行问题回答时,需要明确这两个过去式的问题使用的句式,第一问题可以回答为He saw it at the Red StarCinema last Sunday,对第二个问题回答时,只能回答“He thought itwas wonderfu1不能简短的回答成wonderfu1。
(四)当堂抽查,现场指导
进入了总复习阶段,一般学习时间都比较紧张,学习任务也比较繁重。但是教师不能忽略了当堂抽查,现场指导教学环节。上课时,教师可以随机抽查三位学生,要求学生朗读某一个短文,学生的语音语调要正确,在读的过程中要注意连读、停顿、注意爆破音等等。节奏要紧凑、语速要自然流利。最好全班要进行情境问题训练,要求全班同学在认真的听,教师随机叫一位学生进行回答,然后教师点评学生的回答速度,看学生表达准确性。学生可以针对话题进行简述。进行朗读短文教学时,学生对文章背诵连贯性、完整性以及流利性都需要进行观察把握,从细节中查看变化。
三、使用图式理论方法推动阅读水平提高
阅读前要求学生要有充分的准备,要能够实现从上到下的内容图式激活。所谓激活就是对学生闹钟所学知识及结构的刺激。在实际阅读之前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课本中的插图或者关键词来进行预测。学生应该高度重视这些关键词,要仔细研读掌握这些关键词并结合这些关键词来探讨文章的主题。在阅读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要进行深入理解,通过深化理解来提升学生的阅读技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必须要要求学生建立起相应的语篇图式。通过建立图式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准确迅速地掌握教材脉络,同时还能够增强学生的记忆力、推理能力以及理解能力。此外在阅读过程中还应该把新知识融入到学生原有的图式结构中,最终产生新的图式。在阅读完成之后教师应该向学生提供更加宽松的讨论范围,要允许学生进行争论,通过讨论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实际讨论过程中要逐步扩充和应用新的图式知识。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掌握图式知识,在阅读完成后还可以进行图式复述以及图式协作。
结束语
论文关键词:中产阶级,国民学历构成,就业人口学历构成
一、问题意识
来源于英语的“MiddleClass”在中文当中衍生出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等相似的概念。阶级的划分标准,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1而学术界对中间阶层(中产阶层)的界定,有侧重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有侧重于以收入和财产为标准的经济角度的,有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界定的2,而对中间阶层(阶级)和中产阶层(阶级)所涉及的阶级与阶层一般也并没有严格区分。本文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主要指日本二战后高度经济成长期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所谓“新中产阶级”(也叫新中间阶层或新中产阶层)。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直到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为止,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实质增长率在年均10%左右,国民生活得以提高,形成“一亿总中流”的社会。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持续发展至今,国民生活亦得以改善。而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复兴以来,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就成为社会学界的热点。抛开对“中产阶级”和“中产阶层”的严格区分,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呢?
低文盲率体现的是教育的广度国民学历构成,而体现教育高度与深度的则为国民的学历水平。在产业社会不断高度化的产业结构中,提高每个劳动者的产出,维持支撑产业结构的人才的基础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试从国民学历构成和就业人口学历构成展开论述。
二、高度成长期日本国民的学历结构和就业人口的学历结构
1、高度成长期日本国民的学历结构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毕业论文格式。二战后,对旧有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扫除了军国主义,实现了教育民主化,使得日本的教育重新走上正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腾飞,教育也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在这个时期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为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不同层次的、足够的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日本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变革。
1955~70年,日本高中毕业人数从71.6万人增加至140.6万人,增加了大约2倍,短期大学毕业人数从 2.8万人增至 11.5万人,增加了4.1倍,大学毕业人数从 9.5万人增加至 24.1万人增加了 2.5倍。 在此期间,日本的教育水平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仅次于美国居于第2位。
大学及高等专科学校在学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
日本
美国
英国
西德
法国
意大利
1960
0.7
1.8
0.5
0.5
0.6
0.4
1965
1.1
2.8
0.4
0.7
1.0
0.6
1970
1.6
4.1
1.0
0.8
【论文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为内容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中央关于在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以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创新发展。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是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提出了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的科学管理原理,即通常所说的“泰罗制”,开创了管理理论研究的先河,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泰罗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于是在其推行过程中,很快便暴露出了诸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种种缺陷,最后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行为科学是通过把握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来提高对其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及行为预测、引导、控制能力,及时协调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和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传统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相反,行为科学强调重视人这一因素的作用。它认识到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一切物的生产都要靠人去实现,一切组织目标都需要人创造。因而强调应当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人及其行为的管理上。行为科学研究了人的各种各样不同层级的需要,提出必须针对人的需要和需要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激励和引导,由此间接达到对事和物的有效控制,从而实现管理的预期目标。行为科学在管理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西方管理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最著名的还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说是世界人口思想史上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种人口思想。这种争议和分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人口科学在人口管理理念上的真正跨越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行为科学和现代经济学影响下而产生的微观人口学。
微观人口学是以个人或家庭的人口行为为研究对象,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4年和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列宾斯坦分别发表了《经济一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人口增长》两本著作,首开从微观角度对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作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先河,实际上是引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家庭生育决策作经济学模拟。他将父母为生养孩子所花费的种种费用及为其牺牲的时间、机会等,都视为孩子的成本,而将孩子为父母带来的感情满足,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贡献等视为孩子效用,然后像对产品进行成本效用边际分析那样,以家庭模型,即父母对孩子取舍作模拟分析,从而建立了生育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和著名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成为最先进行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为人口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1960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发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文,在吸收列宾斯坦有关微观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有关消费行为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考察孩子的边际家庭效用及其数量质量替代关系,创建了著名的“孩子数量质量替论”,贝克尔以新视角考察研究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对生育子女数目的影响,阐释了家庭规模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后来微观人口理论的研究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贝克尔本人也因其突出的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列宾斯坦和贝克尔的影响下,又有各种新的微观人口理论,包括“劳动一闲暇时间分配理论”、“家庭效益化和合理选择理论”等纷纷问世。微观人口经济分析,特别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分析在60年代兴盛一时。
微观人口学可被看作是从人口行为发生机制的角度来对人口管理科学进行的探索。它在人口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从技术上研究了人口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博弈反应机制,而且在于它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将人口管理的目光从“国家”、“社会”的需要转移到“家庭”和“母亲”的需要,把人口管理科学放置到了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它是人口管理科学的一个巨大进步。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中国学者也对人口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大量人口管理学研究成果以外,根据《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一书所作的检索,人口管理学的学科名称其实还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过建立人口管理学,抑或计划生育学的讨论,当时有几种主张:一是主张建立一门计划生育学。如史成礼、余亦之的论文《关于建立计划生育学之我见》就主张建立计划生育学。之后,在1984年,杨德清主编的《计划生育学》就出版了。二是主张建立人口管理学。如曹占泉的论文《对建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设想》中写道:“人口管理学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动态人口为对象,用计划的方法来组织管理人口的科学,人口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根据人口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通过国家确立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使人口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从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的实践活动中逐步总结和完善人口管理的具体内容,为国家管理人口提供科学论据。”三是主张建立人口生育管理学。如向洪、邓明主编的《人口管理实用辞典》中写道:“人口生育管理学是研究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及其方法的学科。人口目标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计划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信息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决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政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等,都是人口生育管理学应该研究的对象。通过这些研究,揭示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确立人口生育管理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口生育管理学的研究体系。”除了上述三种主张以外,还有主张把学科定名为“计划生育组织与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
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角度看,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不应把人口管理狭隘地理解为人口计划实施,而应理解为包括对人口行为发生环境、发生机制、控制机制等内容的全部人口行为的干预活动。二是其学科定义,还普遍带有很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要用于指导我们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实现新的思维跨越。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竹下让(Takeshita)教授曾经这样描述现代化的人口管理:生育动机(或生育意愿)取决于两种变量的权衡轻重:一是行为者的生育观,生育态度;一是行为者对群体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的感知以及对遵循这些规范的评价。如果前一变量起主要作用即主观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失范生育行为;反之,后一变量作用大即群体性社会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合理的生育行为即规范性生育行为。竹下让认为,人的生育行为就是主观生育观、生育态度,客观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两股力量在社会支持和自信心的影响下较量斗争的结果,这就是人们生育行为的内在动作过程。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竹下让的观点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的人本主义追求,而这恰恰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在进行的实践。
新机制深刻理解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生育意愿,在追求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目标时,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控制生育行为的做法,而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供各种生殖卫生、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辅以各种政策宣传,文化引导,在群众对社会生育规范和原则充分感知和评价认同基础上,将个体生育观、生育意向纳入群体社会生育规范之中。这完全符合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对人口行为的人本管理原则。
2.在政策内容上,新机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不仅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政原则,而且从人口管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的要求。所谓“依法管理”,是既要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要求这种约束必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体法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将个体人口行为纳入社会制度规范之中,而绝不能以行政压迫和简单随意的方式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所谓“村(居)民自治”,是既要注重村(居)民的组织角色,又注重其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将对个人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转换到树立村(居)民整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上,通过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约束。所谓“优质服务”,则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多考虑的是贯彻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要求,而较少考虑为生育群众的个体需要提供服务;在工作方式上,更多注重的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监控管理,而较少关注生育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都与执政为民的理政原则不符,也与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优质服务”就是要对此作出纠正。而“政策推动”则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再辅以政策来发挥引导调控功能,从而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计划生育是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当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大家的共识,各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为生育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的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机制就落到了实处,计划生育工作就进入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关键词:城市老年妇女;社会参与;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生存和发展权;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181?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老年妇女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妇女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在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下,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阶段我国的老年妇女具有文化程度低、生活保障低等生存劣势,关注老年妇女的生存质量是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构建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国对老年妇女相关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老年妇女生活状况的描述性分析;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在人口调查普遍开展的背景下,开展了包括老年女性在内的老年人相关问题的定量研究,但是关于老年妇女的专题研究仍然较少;第三个阶段是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引起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目前,研究我国老年妇女的专著仍然较少,对于女性老年人的研究仍处于老龄研究中的边缘。从1979年2月到2011年11月,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章中,以老年妇女为主题的论文共有5696篇。目前学界对于老年妇女的研究主要有2个特征,第一,是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关注老年妇女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活动;第二,是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关注老年妇女的人口特征、医疗保障待遇和社会生活状况。关于老年妇女社会参与的研究主要在集中探讨老年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行性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价值。
针对老年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行性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价值这一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老年妇女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相对就长。老年妇女退休年龄早,继续参与社会劳动的精力旺盛,并且她们在整个老年群体中数量多、比重大,可以充分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发挥她们的作用。[1](278)老年妇女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应得到高度重视。目前我国社区的参与者与受益者都以老年妇女为主体,老年妇女如果能积极的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献计献策,这样必然会推动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老年妇女能够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继续社会化。[2]
针对老年妇女社会参与存在的问题,主要观点有:老年妇女的家务负担重、社会参与机会少。由于长期存在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许多中国老年妇女承担着照料家人(包括老伴、儿女及孙辈)的责任,家务负担重,社会参与率较男性低。[3]城市文化程度较高、经济情况较好的老年妇女的社会参与活动主要侧重于身体锻炼和娱乐活动。老年妇女在退休后的交往圈由业缘、地缘逐步退缩为姻缘与血缘,社会空间由开放型向封闭型退化。[4]老年妇女具有惰性文化心理和血缘偏执意识这两种负面文化心理。惰性文化心理是指老年妇女的依赖心理、容忍心理、随大流心理和淡漠心理。在家庭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依赖和容忍;在社会关系中,主要是随大流和淡漠。惰性文化心理减弱了老年妇女自养自立的能力和意识,而血缘偏执意识使老年妇女更多地依附于家庭和子女,缺乏社会交流,容易导致孤独和寂寞。[5]
综观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论述了老年妇女参与社会的积极意义,并指出针对老年妇女退休后精力仍然旺盛、身体状况良好的特点,可以适当推迟其退休年龄,鼓励通过社会参与来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和减轻赡养负担,但以上研究仅从抽象的层面指出政府、社会和家庭对促进老年妇女社会参与所肩负的责任,缺乏对老年妇女社会参与的特征进行细致地分析,没有对影响城市老年妇女的社会参与的相关因素进行更细致地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涵义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对参与范畴的争论,如老年人从事的是否是有报酬的活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否包括家务劳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否包括政治文化活动等。
笔者认为,把老年人参与的所有与社会产生联系的活动都看作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容,过于宽泛,不利于区分老年人的纯个人闲暇行为和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本文认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应是指老年人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利益或需求的满足,通过合法途径参与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并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与其它社会成员、社区和社会产生联系和互动的过程。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基于老年人参与意愿而做出的选择,是老年人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参与的活动;第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指在参与的过程中,会与社会中的组织和他人产生互动和交流;老年人种花养草、读报看书等纯个人或家庭行为,不应属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第三,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形式较为灵活,可以自发地组织参与,也可以在社区和社会团体的组织下来参与。
关键词:保险人员,前瞻性人格,胜任特征
调查后,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结果显示:保险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前瞻性人格只在教育程度这一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性别、年龄、工作年限、职务级别上的差异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且与多种职业样本的分析结果不同。
The Differences Research of Insurance Staff’s ProactivePersonality
DING Li-na
(College ofEconomic and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August First Land Reclamation University, Daqing163318, China)
Keywords Insurance Staff, Proactive Personality,Competence characters
Abstract Since the similar between the characters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Insurance Staff’s competence was revealed inbefore researches, the Proactive Personality has certainly impact on the workof Insurance Staff.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only significantdifferenc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in education, excluded sex, age, work yearsand position ranks. This is different for other numerous careers.
一、引言
保险营销机制的引入使得高度强调业绩成为保险业的一个突出特色。因此,如何对保险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提高营销业绩,是当前保险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Neal和Parker很好的给出了现代绩效概念的三个相互独立的要素——熟练程度(即履行角色要求的职责)、适应性(即应对、处理及支持变化)以及前瞻性(主动改变、自发的、具有未来导向性)。目前对保险人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自我效能、职业成功和心理健康方面。对先决条件——人格特质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一种更适合从事保险职业的人格特征对业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已有的研究证实了前瞻性人格对个体的应对压力、工作倦怠、工作业绩、离职意向与行为、工作满意度、新进员工适应性、人—职务匹配,求职成功以及组织都有影响。之前的研究结果发现,保险人员所具备的个性特征与前瞻性人格的特征要求基本相符。因此,前瞻性人格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保险人员典型的人格特质。在对保险人员的人口学变量在前瞻性人格上存在的差异分析后,探讨不同保险人员的人格特质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与多种职业样本进行比较,以便发现保险职业要求的不同之处,提高保险人员的招聘成功率,降低离职率与流失率,提高保险组织的工作绩效。
二、研究设计
(一)前瞻性人格问卷的修订
拟将原始的前瞻性人格问卷的用语进行修订和删减。以原始PPS问卷为基础,请不同专业的同学、不同岗位的在职人员对问卷的用语进行修订和删减,以保证语言的流畅性和理解性。
(二)预测及数据分析
拟发放问卷450份,对有效问卷进行近似分半随即抽取,用预测搜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进行项目筛选;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理想的结构与拟合指数;检验修订后的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最后得到修订后的问卷包含两个维度,十个题目。见图1。
由表1可以看出,前瞻性人格的理论构想模型与观测数据的各项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达到较好的拟合水平。说明数据可以很好的支持构想模型,探索性研究结果得到很好的验证。
图1 前瞻性人格二维结构模型的完全标准化解
表1前瞻性人格观测数据构想模型的拟合度指数
相比于非主流的婚姻议题,那些符合主流规范的婚姻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场与婚姻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想当然化,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价值中立”的庇护下更容易给人以纯粹客观研究的错觉。果真如此吗?以最为权威的“婚姻质量”研究为例。研究者在界定方面明确指出:“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并从这个认识出发来设计测量指标。在模型检验之后得出研究结论:“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流……”显然,在这个研究中,夫妻冲突以及离异意向是被作为负面因素被假定的,反之,充分的感情与性的交流是被作为正面因素出现的。该研究结论虽然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且研究者也考虑了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是在研究中(尤其是定量调查中),什么样的研究假设本身就已经透露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和世界观倾向,区别仅在于好的研究者在模型设计上考虑更多、更合理的因素,而且对其结论采取开放的态度,而差的研究者则是千方百计玩数字游戏来印证自己的假设。这篇论文虽然属于较好的一类,但是这并不能使它避免从“价值相涉”的假设出发得到具有价值倾向的结论。再以“婚姻匹配”研究为例,不管是早期关注门当户对的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典型如父亲职业),还是越来越多研究关注自致性因素(典型如个人教育),在“婚姻匹配”的分析框架中,其元假设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社会因素决定论”,即便是涉及个体因素,也指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而非主体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中那些常见的复杂性、偶然性、变动性因素也都是不可见的。
与此相类似,对于“光棍”、“剩女”等议题,除了个别“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学研究更加明显地仅仅从各类社会的“焦虑”(从群体的健康到社会的稳定)出发,而基本上不考虑主体自主性与相关人群的主体建构。更进一步看,婚姻在这里是作为人生必经之路来规范个体的,而“焦虑”则是因为个体偏离了这种社会规范。研究者的“婚姻观”显露无遗:“婚姻”更加倾向于社会设置或者想象的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换句话说,现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着这样的痕迹:社会唯实论的范式压倒社会唯名论;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压倒后现代视角,理性压倒感性,婚姻的本质论压倒社会历史建构论及主体建构的视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论文,研究者们那种以法律与社会习俗的设置为本的立场与态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献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关注离婚,但是在“白头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离婚总是与风险并提。再如,对于事实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虽然从多样化的角度扩宽了对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立场开始出现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为框架、谴责式地论述这些婚姻的“违法”性,包括:早婚“陋习”、包办婚姻、重婚纳妾、近亲结婚、未被法律认可的私婚(事实婚姻)。尤其是事实婚姻,被认为“会造成婚姻关系混乱、家庭不稳定、人口增长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够分析性地看待这些法律设置之外的事实婚姻形式,至少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而产生的礼治秩序与民间习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对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变性婚姻权利这些方面的讨论。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CSSCI杂志发表了近50篇这一类主题的论文。其中较多的论述比较宽泛地涉及同性恋婚姻权益的讨论,以及对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状况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过对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的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认为这是同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个别研究者从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和婚姻困境等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反思传统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对于“变性婚姻”的讨论不乏正面、强调其自由与权利的宽容立场。以上这些研究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更为宽容与尊重生活事实的立场出发,挑战了婚姻制度设置中的“异性恋”规定及婚姻主体男女二元性别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研究者遗憾地指出,“学术界对于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过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评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性……”除了广泛地缺乏实地调研的泛论特点,在婚姻的实证研究中,定量问卷调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个别变量考虑到主观因素(比如对于婚姻满意度的个人主观评价),绝大部分社会学者对于婚姻质量、择偶标准、婚姻匹配、婚姻支付、离婚率等问题是以客观指标来测量的。人口学界则更是盛行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客观测量婚姻迁移、婚姻挤压与光棍问题等等。除了这些调查的质量本身之外,定量调查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特点,使得婚姻的多样性、复杂性、婚姻主体的主观性及其对于婚姻的主体建构与感受都难以呈现。相比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细致和深入。个别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农村的招婿婚姻;用访谈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实践、婚外包养关系中双方(尤其是被包养的女方)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相亲市场中新出现的白发相亲的现象,用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女同性恋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调查,这些研究方法更加贴近生活与具有情感性的“人”。当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冲突,仅仅在婚姻研究这一个专门领域中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毕竟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出于丰富多彩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婚姻生活实践,不是说问卷调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地把五彩缤纷的婚姻主体性和能动性,尽可能多地纳入进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婚姻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研究方法的纵深。
三、迈向“多样化婚姻”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的婚姻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认可(最好也得到社会认可)前提下尽可能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还偏向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方法。虽然有个别研究在主题方面超出了制度规范,但在立场上对这些非法或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态度的。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主体建构、个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结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应的,更加适用于研究新兴的、复杂动态的、贴近主体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现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结果是,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对于“婚姻”其实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层面提出“多样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点。第一,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宽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观测量、定量调查一统学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不仅仅关注制度层面的婚姻设置,更强调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形式,强调婚姻主体的界定与情感感受。同时强调生活实体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互动及张力。第三,更具有挑战主流规范、挑战“常态”的批判性视角。被称为“婚姻”的生活实体可能超越异性恋,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别对立;可能是短暂的;人们结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样化的、仅仅由结婚主体之间商定的;人们也可以不选择婚姻而生活。多样化婚姻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规范。
四、结语
关键词:人口,计划生育,统计,调查
1.人口统计调查的涵义
人口统计调查是指为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及其事业发展情况制发的各类定期、不定期报表和组织各种专门调查,包括运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开展的调查。主要调查方法:全面调查,例如,人口普查、经常性人口登记;非全面调查包括抽样调查、重点调查等。
2.人口调查方案
方案内容包括:①调查的目的与任务;②调查的对象与对调查单位的具体规定;③调查的内容与具体项目;④调查的方式方法;⑤调查的步骤与时间进度;⑥调查的组织领导与经费来源;⑦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的各项要求
3.调查质量影响因素
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的问题主要是质量,不论何种调查方式,调查的对象均为各类自然人,根据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影响统计调查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3.1干部因素
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评估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人口计生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和“问责制”,有的地方主要负责人以及基层干部对统计调查的严肃性、重要性认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为了政绩,为了隐瞒问题,规避重点管理,则产生虚报瞒报,篡改统计数据,逃避或妨碍人口计生调查考核等现象。有的农村干部知情不报,随意更改统计信息。
3.2群众因素
有少数群众计外生育愿望抬头,故意提供假信息,违法生育者为逃避缴纳社会抚养费而隐瞒出生信息,居民家庭为了多领社会福利或政策性补贴则隐瞒死亡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住格局和住房条件发生变化,有的居民住房多处,给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带来诸多难题,流出人口分布多个省市,信息不畅,流入人口管理尚不完善。上述人群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调查时不予配合,真实情况很难掌握。
3.3社会因素
社会日益多元化,人口统计工作更为复杂。社会结构向多阶层发展,社会流动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对象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从居住相对固定的人转为空间流动和时间流动较为频繁的人,社会宽松放开,国家对微观个体的直接控制减弱,政府的传统统计方法很难保证统计调查的准确性。
3.4机制因素
当前,公安、人口计生、统计、民政、卫生、社会保障、工商税务等部门均掌握了部分人口数据,但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或者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各自为政,纵强横弱,条块分割,甚至相互掣肘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部门协调乏力,有效配合不够,体现在人口统计上,就是各部门之间人口数据共享制度没有建立健全,特别是跨省的资源共享,信息交流渠道不畅,人口计生“信息孤岛”问题仍然突出。
3.5队伍因素
人口计生信息来源于村级,村级计生专干掌握人口计生信息第一手资料。有的地方个别专干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工作能力不高,数字靠问人,报表靠估计,甚至根据村支书、村主任的意图进行编制统计数字。村干部三年一换届,计生工作得罪人,计生专干“威信”低,计生干部岗位不稳定,人员变动大,业务水平难提高。免费论文参考网。
4.调查方法对策
上述五个因素是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中的不利因素,我们务必研究新对策,探索人口计生统计调查新方法。
4.1确立主要领导干部是统计调查责任人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要增强法制观念,认真领会国家《统计法》,坚持依法统计,确保人口计生统计调查的真实可信,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权威性和真实性,树立责任意识,以政治责任感对待统计调查数据信息。上级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责任目标时,坚持科学设立指标,贴近实际,便于操作。发现人口统计数据信息失实、追究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创新人口计生工作体制机制,建立讲实话,报实数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求实的收益和造假成本。
4.2建立数字信息从群众中来的人口计生统计调查工作机制
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工作走群众路线,经常向群众宣传《统计法》,解释人口计生工作政策。通过群众调查了解情况,信息才会最真实。可利用特殊群众的优势核实统计调查信息。如邻居、同一楼层、同一单元、同事、朋友、出租房屋户主等,对信息的准确可信度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只有基层统计调查真实,上层数字信息才会准确可靠,才有决策的参考价值,才能作为科学管理、优质服务的信息依据。
4.3建立以“现住房”为主的流动人口统计调查体制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计调查要建立健全市场、户主、个人“三位一体”机制。其一,随着大市场的兴起,进入市场的经营业主很多是外来流入人口,而且还是育龄人群。免费论文参考网。计生行政部门必须与市场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密切协调,使统计调查工作顺畅进行。其二,部分外来流入人口租房经营或租房居住,在不便直接向流动人员调查时,只有通过房主调查了解信息。如果能够建立房主主动上报流动人口信息机制,那是“上上之策”。其三,个人是指流动人口本人主动提供、申报人口计生信息机制。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制度,把流动人口作为本辖区全体社会成员同管理、同服务、同待遇,使流动人口充分享受“市民化”待遇。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调查方面,还可以引见美国的统计制度,建立以“现住房”为中心的流动人口统计信息采集体制。树立正确的流动人口统计观,完善统一的流动人口统计信息采集、交流项目体系,建立市际、省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流平台,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无盲区”。
4.4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机制
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使用价值,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机制。先行整合公安、民政、卫生和人口计生等部门的人口个案信息,形成包括出生、死亡、婚姻、迁移流动等信息的较完整的人口变动信息。免费论文参考网。再次整合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信息,掌握较为全面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信息,实施部门间人口信息共享,政府各部门之间不要以信息保密为由设置障碍,守口如瓶,或各自为政。政府要建立有关人口信息的交流平台,形成横向纵向共振互通的人口统计调查新格局,达到统计调查信息数据准确一致,真实可信。
4.5稳定计生工作队伍,强化培训,提高素质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要配强统计调查工作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业务能力,做到既能履行统计归口管理职能,又能改进统计制度与操作方法,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质量高,速度快。基层人口计生工作队伍变动大,队伍素质难提高,人口计生统计工作不衔接。建议决策部门出台稳定农村计生干部队伍的政策,并对计生专干经常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队伍素质,既保持人口计生工作的连续性,又大大提高统计调查效能和统计质量。基础性统计调查真实了,才能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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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进入城市,城市生活的经历使得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的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一步一步地替换着传统的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观念以及价值规律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日趋强烈,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男女平等意识明显增强,开始尝试新的养老方式。这些使得传统的农村养老文化发生巨大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家庭养老文化。
一、中国传统养老文化存在的缺陷
(一)完全依赖家庭养老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是养老的天然港湾。骨肉亲情,使家庭养老能更好满足老人之精神慰藉。但时过境迁,由于中国过分依赖家庭养老,使社会养老发展滞后,人们在观念上也难以接受,这为今天农村养老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紧密相联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人口流动小,生产、生活节奏缓慢而稳定。家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人口流动小,几代同堂,养老所需生活照料不缺资源,养老所需的精神慰藉也因有孝规范而不成为问题。由于农业社会容易产生自足、平等心理,因此老人也满足于平等地享受物质成果,而不在乎物质的多寡,丰衣足食是他们的期盼。因而传统养老是建立在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之上。
二、劳动力转移对传统养老文化的冲击
(一)家庭养老的文化根源影响力下降
中国农村的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这种养老方式之所以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家庭养老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大趋势下,这种传统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的地位也开始松动。
在农村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文化主要体现为,家庭是人们生活与居住的场所,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农民的日常生活工作都在家庭内进行,甚至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都主要来自家庭。家庭是老人获得安全保障的基点,也是传统社会里老人安度晚年的最佳场所。但是,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下,农村家庭已经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居住与生活场所。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居住地点频繁变动,他们的家庭已经转变为他们休息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在意愿上甚至实际行动上倾向于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也说明了家庭养老文化对于农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二)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
在中国农村这样传统文化兴盛的地方,在家庭中晚辈对长辈的赡养、照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更强,老年人往往作为财富、知识的象征,接受着子女的赡养。 转贴于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经济日益市场化,人们的观念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孝文化观念有所淡化。一些人唯恐因供养老人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直接导致了赡养问题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年轻人不再固守乡土,而是走向社会,不再把侍奉父母视为人生第一大事,而是寻求个人的自我发展。而长久的城市生活也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中心意识,农民对利益的重视凸现,越来越倾向于看重自身利益,孝的成本攀高。在处理与老人关系中,则体现为自我中心意识,忽视老人的利益,忽视对老人赡养的责任。
三、新型尊老文化的新特点
(一)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
我国宪法对亲子关系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同样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根据这一规定,子女不仅应当尊敬,关心父母,而且在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应竭尽全力赡养父母。
(二)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新情感
在现代社会,传统约束子女的父权主义大大削弱乃至被取缔,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亲子关系越发融洽,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情感极容易产生,子女对父母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注重情感的新尊老显著区别于传统的尊老。
(三)城市养老方式注入农村
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带来了城乡的融合,与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各种观念也随着农民的进城回乡开始冲击着所有的农村居民,并将对农村居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的冲击再加上对现代养老体系的日趋了解,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认识到养儿防老思想的落后并逐渐减少甚至放弃对养儿防老的依赖。部分经济宽裕家庭中的老人则直接选择了进养老院等社会化养老方式,他们的存在对周围的农民选择社会化养老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以及积极的模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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