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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探析
摘要: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参考文献
1、论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张术环;学术论坛2006-04-10
2、坚持教育创新 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林木西;张今声;马树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摘要: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旅游产业;国民经济
一、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贡献分析
(一)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迅猛发展。1996年9月,黑龙江省召开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旅游业作为全省新兴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的目标,要求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整合旅游资源,把哈尔滨、五大连池、镜泊湖、扎龙湿地、神州北极、兴凯湖、小兴安岭、抚远华夏东极、大庆温泉、鹤岗黑龙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为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重点,辐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选全国百强旅行社,位居东北三省之首)、星级饭店309家、家庭旅馆230家、景区景点1000余个(其中包括国家A级景点175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9个、S级滑雪场29家。黑龙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产业发展良好,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进行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然后,使用贡献率指标并加以修订,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其间接影响。
(三)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
1.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影响。以往对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的比较,采用旅游总收入和GDP直接比较的方法。旅游总收入是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旅游业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龙江省GDP则是这段时间的生产总值,是所有产业的增加值之和,其与旅游收入属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会夸大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发表的《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将旅游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黑龙江省旅游总收入除2005年增长缓慢外,2006-2013年均稳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递增趋势,其中,虽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升幅略有下降,但总体发展情况较好,绝对数值稳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绝对数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其占第三产业GDP的比例达到支柱产业标准,说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贡献较大。虽然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较好,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尚有差距,这与地理位置、环境、资源等因素相关。因此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规划。除了从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外,通常还需运用贡献率指标分析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贡献率是指某产业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这一产业生产的产值利用中间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在1.4%~11.6%之间上下浮动。受2003年非典影响,2004年黑龙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开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导致2008-2011年旅游经济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转。这是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有所波动。总的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水平逐步上升,说明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2.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旅游产业自身收入是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贡献,而其通过间接消费和诱导消费又为旅游目的地做出进一步的经济贡献,即旅游产业对GDP的间接影响。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设黑龙江省GDP为y,历年的旅游收入为x。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认为所建回归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拟合得越好,表明旅游总收入与黑龙江省的GDP关系密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回归平方和为111400000,残差平方和为799502.325,总平方和为112200000,F统计量的值为1114.759。F值检验目的是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是否可用线性模型来表示。F值越大,说明自变量造成的因变量的线性变动越大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这里F值较大,说明旅游总收入造成的黑龙江省GDP的线性变动远大于随机因素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显著。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结果,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说明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显著。
二、结论
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选用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与全省GDP相比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与GDP相比较带来的数据夸大。贡献率弥补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体现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得出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会使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总体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等旅游关联产业的支撑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提高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才能提高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此外,还应逐步完善旅游产业的统计数据,建立健全旅游业的法律法规,针对黑龙江省特点制定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创新国民;经济管理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推进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和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15
2、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赵峰;姬旭辉;冯志轩;研究2012-08-15
国民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充实和完善路径分析
摘要: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关键词:国民经济管理;现实性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结构,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均与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设计直接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相应地改变发展战略,更新发展观念,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以符合新时展的要求。
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现实性
(一)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
总体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包含有直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经济活动,又包含对生产力进步起间接推动作用的社会活动,或曰非经济活动。前者主要指全部的物质生产、交换、分配、生产性消费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服务与管理活动;后者是指与物质生产只有间接联系和非物质的分配、交换和生活性消费活动,以及与经济活动在形式上全然无关的其他活动[2]。这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整体内容,当然也内含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人类社会发展都要求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必须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是一种相辅相成和彼此依赖的关系,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活动的源泉,社会发展总是依赖于经济发展;反过来看,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又有自身特有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取代。所以,二者之间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协调的,相反,社会活动同经济活动则往往保持着超前、同步或滞后的关系[2]。不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可以看到二者协调与非协调关系的存在。
尽管理论上讲,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应该同步发展、协调运行,但现实中真正将二者很好地兼顾起来则是较为困难的,多数时间往往是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结果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历的道路来看,这种情况不乏其例。迟至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才日益意识到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才把包括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如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会议、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开罗世界人口大会、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尤其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定为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会议只是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文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也未因此完全消除,但是这次全球性的会议无疑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发展问题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诸多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化与转型。虽然我们在六五计划以后就将社会发展计划从原有的经济计划体系中划分出来,计划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实际工作中仍未将其置于与经济计划同等重要的位置,人们的认识也未真正到位,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不明确、全面,措施更不得力,以至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与经济的非协调发展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改变经济与社会相互脱节的现象,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社会发展。
(二)资源与环境已成为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瓶颈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均离不开资源与环境的因素。资源是人类生产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要素之一。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具有整体性、持续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可持续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要求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社会发展更要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目标,并从环境的质量改善中得到进步。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保护共同构成了含义更加广泛和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
与上述轻视社会发展的问题一样,长期以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样没有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甚至还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所谓的高速度,这种增长实际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极端不平衡的基础上,使全球资源和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浪费和破坏,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环境噪音、气候变暖等,不仅使当前人类的现实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也加剧了代际公平的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实施的发展战略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治理难的惨痛之路。这本是前车之鉴,应当汲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挤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赶超型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多以极端追求高速度、高增长为目标,其结果是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也日益付出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沉重代价,诱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经济结构仍旧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缺乏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问题困难重重。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曾通过环境道琼斯指数──生命地球指数①来反映环境破坏的情况,结果表明,20世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世纪[2]。
人类为了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忽视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污染,反过来,环境污染又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革命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性工商业扩张活动热衷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很少有人认识到人类也只是自然的一体和组成部分,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与自然失衡的加剧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才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迫切与重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直到1978年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实现的前景和途径。9年后即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才对人类发展及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并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明确界定为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求的发展途径。用我们现在公认的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可见,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通过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二是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要为后代人的发展能力考虑。可持续发展虽然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已超出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它要求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游离于管理者的视野之外,必须把其纳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我国长期以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往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比例分配失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缺乏环保指标等的约束,使得诸如生产挣钱,环保花钱,经济上不去,环保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政绩的竭泽而渔式的观点在地方发展中流行。结果是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十一五规划前,虽然也召开过数次全国性的环保大会,制定了若干个环境保护发展规划或计划,但总的来说,落实效果非常不理想,一直到十五计划结束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等指标都完成的较好,但唯独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未完成。近几年我国才十分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其提到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按照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指标,说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三)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严重滞后
人们一般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改变,世界经济更趋于一体化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的高变动率这两大基本特征。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如早期的威廉配第,后来的克拉克,近代的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且观点较为一致。但触及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学家则出现了较大分歧,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总量增长比结构变化更为重要,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则把结构变动的过程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认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离开了结构分析,就无法解释总量为什么增长和如何增长[4]。
表面上看这种孰轻孰重的争论意义似乎不大,然而,这场争论的焦点绝非仅仅停留在国民经济的技术剖析层面或方法论意义上,其现实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启发我们必须从总量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和交替演进中来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这自然便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必然有一个总量问题,但它又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人们就难以正确解释经济总量增长的原因和途径。因而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应该是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总量变化的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总量与结构本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共同决定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及质量。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依附的关系,其中总量是结构的基础,而结构则是总量扩大的必要条件。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所以把总量与结构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般是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进行:一是由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二是由传统产业的存量衰减而导致的结构变动。当一国结构变动以前一种方式为主时,宏观经济的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便出现不等的非对称性,且结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要大于总量变动的作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基本上是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调控的重心必须移到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上,否则,就会影响调控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结构的关联效应才能实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新的技术引进一般只能是在某个或某些产业发生,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同时平均分布。因而技术创新也总是首先在特定产业内部出现后,通过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不断拓展,这样就会猛烈激发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一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小甚至产业链条断裂,那么就会使技术创新的扩散受阻,也就不可能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经济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因此,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决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可束之高阁,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来进行调节,它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变化的要求而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控与管理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其纳入到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之中,否则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进一步的发展。
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的反思,笔者认为,应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下,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完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现有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四个内容,仅充分就业目标部分反映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状况,其他三个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方面的,这是造成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并逐步将其量化,以引起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当然,社会发展是复杂、多方面的,难以通过某一单项指标来反映,开始可以选用若干个指标来反映其主要方面,如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差距、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率、国民社会保障程度等。随着发展逐步可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①来综合反映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以及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和谐程度。
2.增加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如果说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涉及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指标(如充分就业)的话,那么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指标则基本上是空白,上至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所制定的目标,下至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考核目标,均未考虑对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环境保护程度,只重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总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关心取得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投入与产出严重脱节。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密切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增加这方面的指标,可遵循先单项,后综合;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首先考虑采用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待条件成熟后,也可考虑用上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所倡导的生命地球指数来衡量。只有加大对各级政府环保方面考核的力度,才能逐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3.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因如此,各国都把结构是否优化作为经济发展可持续程度和竞争力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中仍只有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缺乏反映结构性变化的指标。对此,应增设此方面内容。经济结构的内容也很广泛,鉴于我国目前情况,可先考虑选用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反映区域结构变动的三大地带经济占全国经济比重来作为此方面的代表性指标,今后可视发展再进一步细化。
参考文献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外资引进国民经济安全影响
我国政府当局重视经济安全问题,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态势。外资危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主要源于国家经济过度依赖外资,或受到外资的控制。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1)外资总体规模安全;(2)敏感部门安全;(3)产业安全;(4)技术安全;(5)金融安全。
一、外资的引进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产业安全是指一国拥有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以及这些产业在国际比较意义下的发展力。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特别是近几年来“独资化”趋势的出现,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方式有6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和其他方式。自1997年起,外商独资企业数量超越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外资利用方式。单北京引进外资注册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已超过一半,当中还不包括外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组成的外方控股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在技术、规模等方面都是我国民族企业无法与其比拟的。因此外资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挤占中国市场,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从产业层面来看,外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行业的控制和支配上。按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看,排在前十位的行业分别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73.36%)、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业(61.8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59.08%)、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53.23%)、家具制造业(47.33%)、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45.34%)、塑料制品业(41.90%)、食品制造业(39.57%)、橡胶制品业(36.58%)和金属制品业(35.87%)。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属于国家重点行业。根据以上现象2003年的时候,商务部和其他几部委制定了明确的外资并购管理办法,所以对于并购,政府是严格控制的,一发现苗头比如说重大装备上,国务院马上出台相关管理规定,使得他在这个行业上的并购难以实现。
二、FDI与国有资产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曾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期望以让出市场份额为代价,换取外国的先进技术。由于合资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待遇,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希望通过合资,享受到优惠政策,以摆脱困境;一些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也希望通过合资,壮大自己的力量,享受到优惠政策,获得“体制外”的许多好处。结果,必然形成外资与内资在合资选择中的不对等地位,大批等待合资的内资企业在相对较少的外商投资者的选择面前处于被动地位,于是,纷纷降低合资条件,压低资产评估数额,给予外商种种便利和便宜,吸引外商与自己合资。外商在合资谈判时,往往在转让技术、商标和设备上漫天要价,赚取高额利润,致使内资企业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独资或控股的情况下,其公司内部交易占了公司交易总额的相当大一部分。跨国公司往往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转移价格,从其母公司高价进口原料和设备,而对在华子公司的产品实行低价收购,从而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或其他国家子公司,以至出现有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账上亏损、实际盈利,账上利润少、实际利润多的情况,给我国的财政税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FDI与敏感行业安全
所谓关键部门是指国内一些敏感行业,如军事、文化等。实际上,在敏感部门,外资不会对一个国家产生威胁。因为,几乎所有国家,在关键部门都禁止外资进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所有行业,在国际投资协定和各国产业投资指导目录中,每个国家都对外资的行业准入有明确规定。
我国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列举了禁止外资企业进入的名单,因此,外资对我国关键部门的安全威胁是不存在的。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目前,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是有所影响但并未构成威胁。虽然,外资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转移价格、技术控制、滥用市场垄断力量、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等,虽然存在这些弊端,但这些问题与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不同,不能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理由,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的外资政策和树立起来的开放形象。因此,中长期内,积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仍应将作为我国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
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优惠政策,对其实行国民待遇。
2.加强法制建设和政府监管。《反垄断法》的出台使得法律规范越来越完整,如何切实地落实下去,以法律手段规范外资对国内企业的并购行为,防止出现外资的市场垄断;另一方面,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加强对外资并购中的国有资产评估与外资企业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监督和管理。
3.加大外资的的引进的力度。一家外资企业控制了某一市场,那是垄断,而众多的大跨国公司进入同一行业,就形成了竞争。只有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这一市场,在各个大跨国公司之间造成激烈的竞争,那么,最终受益的,就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消费者。
参考文献:
[1]葛顺奇:外资与我国经济安全问题探析[J].《国际贸易》2004年第9期
利润是他人的成本
让我从一般的道理下笔:天下所有的“利润”——不论来自什么行业、什么部门——统统构成他人的成本。这个论点不容易反对。不是吗?你在报摊上买的这份《21世纪经济报道》,市价2元,是你获得阅读满足的“成本”;这2元钱进了卖家的口袋就是“收入”,减去开支,就是报社的“利润”。很清楚,报社的利润构成读者的成本。
买报如此,买其他产品和服务也如此。燃油公司购买油轮的运输服务,所付费用当中,含有后者的利润。航空公司购买燃油,燃油公司的利润因此打进航空服务的成本。电力公司的老总乘飞机出差公干,他的机票费用是电力成本的一部分。电力公司再向燃油公司卖电,顺手把电力利润又“装进”了燃油成本。
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市场里,上述游戏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节日期间外出旅行度假吗?车马费用、住店开支、饮食购物等等,就是我们获得闲暇的代价。不要说休闲不是生产就谈不到成本:上班时间一到,你我要工作就不得不放弃闲暇。因此,闲暇为工作之“成本”,其中包括了旅行社、交通运输公司、饭馆商店等等机构和个人赚取的利润。
卖家利润以少为佳
如此说来,卖家的利润怎么可能是“好事”?从买家——包括为卖而买的买家——的角度看问题,最佳境界是天下卖家的利润全部为零。不但利润为零,最好他们的成本也为零,买家可以免费得到产品和服务!两年前“免费经济”大行其道,欢呼者众,是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现实世界不是理想国,免费经济不能普遍而持久——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使然。退而求其次,我们希望卖家的成本和利润小一点、再小一点。要是你象我一样对减少卖家利润念念不忘,靠什么可助我们如愿以偿?
市场拉低利润
中外经验的答案是一致的。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卖家要谋得利润——全部经营收入比开支多一点——殊为不易。好不容易争得了利润,要保住更是难上加难。合并起来,市场竞争好象是优先保佑买家的。
先说市场竞争中卖方的利润来自不易。试想诸多卖家彼此竞争,物买价廉的供应商为胜,哪里轻易就要得一个好价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年的掌门人斯隆先生有言在先:在商业世界里要创造滚滚财源,首要的法门是“与众不同”。这就是现在大家朗朗上口的“创新”。不错,创新可能获取特别的报酬——所谓“创新利润”是也。但是商场很无情:标新立异固然不难,但在市场上要人买帐的创新就绝不容易。
让市场买单的创新可遇而不可求。世人英雄惜英雄,所以总把眼光盯着商场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怎么可以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教训?每一个成功的商界故事背后,有多少雄心勃勃、富有新意的商务计划泡了汤——血本无归,到哪里去谈利润?打平了算,市场给“独到”付报酬的时候,吝啬得很。
更多的情况,还是我们山西前辈商人讲的“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通过不断降低成本获取赢余。不要以为这一套很“土”,它与斯隆先生另外一个现代赢利策略——成本优势——暗合。也不要以为“不断降低成本”很容易,在保证产品和服务品质的前提下,成本领先是大学问。无论如何,卖家争相节约成本来图利,对买家是好事。如果下周每份报纸的利润提高5毛、但成本降低1元,你不会不赞成吧?
最重要的是,无论因为独到、还是成本优势取得赢利,市场总会把信息透露出去。由于市场是开放的,利润信息就刺激别人进入市场争利。就是说,竞争把卖家的利润不断往下拉,直到“平均利润趋近于零”。1985年前,在北京随便开一间小饭馆的毛利率总在50%以上,现在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另类“利润”拖累经济
但是,政府垄断行业产生的“利润”是另外一回事。利润在这里被打上引号,不是说它就不是经营赢余。而是说,行政垄断下收入大于支出的的赢余,产生的根据及其变动的逻辑,自成一家。严格一点,这不是什么利润,而是“行政垄断市场权力的租金”——实在过于拗口,我们还是叫“行政垄断利润”吧。
“行政垄断利润”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市场禁入或限入的产物。在政府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在位卖家的地位非常特殊——远离价格竞争压力,无须不断节约成本,也可以将“平均利润趋向于零”的市场威胁屏蔽在经营活动之外。在这些约束下,希图卖家利润小而又小,等于与虎谋皮。市场的禁入和限入削弱了竞争的压力,行政垄断利润哪里会有“趋向于零”之理?
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这不是说行政垄断改变了市场供求规律。只要买家拒绝购买——因为买不起、或者买得起也不买——行政垄断利润是无法找消费者报帐的。几年前我在中部地区农村看到拉上了电线的村子不点电灯,知道当地农民对付高电价使的就是“不买”这一招。问题是,“不买”意味着放弃消费——进而就无法从事相应的生产,对经济的损害很大。
消费者也可以买替代品。广东、福建沿海的乡镇企业,家家有自用柴油发电机——高价电的替代品是也。不料许多电厂并不好惹,他们要政府发文、以环保名义禁用柴油发电机。类似的戏文——行政垄断部门“打击”替代品——在许多地方时有所闻。要是替代竞争的大门不能洞开,可选的替代品质过于低下,对经济还是有损害。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分组思想不仅统摄指导着整个核算的基础结构和主要方向,还渗透在每一种具体的核算内容上。譬如,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核算对产品使用去向的划分及最终产品价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对中间消耗环节的划分及具体计算,资金流量核算对社会资金按运动流程进行的交易项目划分,国际收支核算对各种收支按账户组织形式进行的分类,资产负债核算对经济资产按性质特征进行的类别划分等等,都直接表现或是充分蕴含了分组思想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统计分组的思想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将无从开展。
二、平衡思想平衡思想,即指统计利用对应相等的数量关系
来达到对现象总体内外部联系的一种理性认识。关联性、数量性和平衡性是平衡思想具有的主要特点。国民经济现象及其活动间存在着众多的联系关系,表现在具体的统计核算上,就可以用数量对等方式来反映,从而发挥平衡思想的作用。事实上,平衡思想是整个国民经济核算必须遵循的基本核算原则。因为,国民经济核算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了保障核算体系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就必须维持一定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对应关系。这种平衡思想在核算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平衡思想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数量平衡等式和核算平衡表两种方式。数量平衡等式,就是反映经济现象有关数量方面平衡相等的关系式。数量平衡等式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典型表现主要是: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量间的平衡相等关系,投入产出分析中“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总产品”和“初始投入+中间投入=总投入”的平衡相等关系,资金流量核算中各机构部门及全社会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平衡相等关系,国际收支核算中遵循复式记账规则形成的贷方收入性经济行为与借方支出性经济行为的对应相等关系,资产负债核算中资产与负债的对应相等及期初(末)存量与期内流量间的平衡相等关系,等等。这些数量平衡等式准确揭示了有关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的各种结构变化和其内在联系关系。核算平衡表,就是一种反映经济现象有关数量平衡关系的专门统计表。一切平衡表,都是以所研究对象内在的数量平衡为核心而设计的,它实质上是数量平衡等式的一种表格化形式的反映。国民经济核算中,核算平衡表突出表现在各类核算大量应用的收付式、并列式、矩阵式结构的核算平衡表和复式记账形成的国民经济账户及其体系设计上。生产分配核算中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表”,以单一式平衡表形式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三个环节之间的基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关系;实施产品流量核算的“投入产出表”,以矩阵式平衡表形式全面反映各部门“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依存关系;“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都以并列式平衡表形式分别反映社会资金运动过程、各种对外经济关系变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拥有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而国民经济账户则是复式记账与平衡表相结合的一种“平衡账户”,它既有反映经济现象内在联系的表内平衡,又有以复式记账规则为基础的体现经济现象之间的表外平衡。所有这些核算平衡表,都有着多种确定的数量平衡关系式。由此可见,平衡思想既是国民经济现象及其运行内在关系的体现,又是顺利组织和实施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保障。
三、替代思想
替代思想,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用同类替换或类比估算的间接形式对经济现象数量施行统计核算的一种理性认识。在统计核算中,有许多经济现象及其关系都难以直接进行相关的定量核算。事实上,统计核算中的不少经济现象本身就具有相似性或是关联性,在具备一定条件时,这种相似性或关联性就为定量核算中的互相替换或类比估计提供了现实可能,从而使得替代思想被广泛应用在统计核算中,既解决了直接核算的困难,又节省了核算成本,提高了核算效益。替代思想表现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主要有“产品替代”、“成本替代”、“收益替代”、“价格替代”和“变量替代”等五种具体形式。前三种替代方式主要发生在产出核算中,因为产出核算的一般方法是产品产量乘以相应的产品价格,对那些不具备产量或价格资料的产品,就需要使用相应替代进行产出的价值核算。出于化繁为简和构建投入产出数学模型的需要,“变量替代”主要发生在投入产出核算中。因核算内容多会涉及到交易价格的确定,导致“价格替代”更多地出现在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核算中。所谓产品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同类或近似产品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工业总产出核算中用折算的产成品核算“半成品在制品期初期末差额价值”等。所谓成本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活动的费用成本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在非营利部门产出核算中,以提供服务活动的成本费用估算政府部门总产出;在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价值增加的核算中,用支出的成本费用核算土地改良的价值等。所谓收益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活动的经营收入或预期收入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旅游服务业以营业收入来核算其产出价值,地下资产存量和无形固定资产、无形非生产资产以预期收益折现方式进行核算等。所谓价格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相关产品或资产的价格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居民住房消费用“虚拟房租”核算,未上市证券价值用已上市证券价格核算等。所谓变量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变量做替代而实施的核算,如投入产出核算中用含有直接消耗系数的变量代替总产品变量建立的行模型、在“生产工艺相同”和“制造影响不变”假定下实施的相关推导计算等。显然,替代思想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由其形成的替代方法是施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有效工具。
四、对比思想
货币是意志信使,原始权力起源是征服,现代权力起源是意志信用交换和客观程序方法,资本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权力关系方式。
关键词:客观意志,客观意识,客观精神,社会生命结构,生物性意志信使,人与社会是不同层次的生命系统.
在人类面对自身的认识中,我们传统的阴阳二分哲学,加上原始的五行和易学类数学模型逻辑分析方法,将事物列人形而上的抽象归纳系统,创造了世界上可能是最早的科学思想文化。然而,自然界却并不按五行八卦运行,中国人不断的从事实现象中抽出经验的规律,依然用那阴阳分析,最后又凑人五行八卦,反复的重复着过去。经验在阴阳二分的指导下,原始的数学倾向使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到今天依然让世人惊奇的成就。科学思想的总根源就是阴阳学说。不仅仅自然科学上留下了辉煌,在经济学上,易学也直接导致了权力的信用交换和货币系统的产生。在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中,“易”就是交换的意义,还附带有变换.移位.易位.运动等等的意义,其主旨就是“换”。阴阳把事物分为二种性质的维度,一是形态结构意义;一是运动变化意义,阴阳的运动变化由“气”推动,这样以来,阴阳哲学也就由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应用方法,指导人们的行为活动。阴阳哲学连续了人和社会到自然界其他事物,超越了一切可以想像的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物质到精神和精神到物资,是与其他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一样的过程。于是,自然现象的事实逻辑,也就能够类推应用到人与社会之中了。因此,在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理论超越了时代,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在我们传统的所谓义利观的愚昧愚蠢思想束缚中,自然科学思想被严重的扭曲或被歪曲,依然还是艰难地缓慢发展了,依然对人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质变的影响!
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自然生存与发展的合作,是以分工协调交换的形式进行的。从原生的野生动物形式的协调分工合作,到原始社会的意识交换的分工协调合作,权力起源带着的是野蛮血腥的争斗。然而,分工协调合作却依然是共同生存发展的基础。当物质生产从食物发展到装饰和工具使用的时代,人既完成了从野生动物到原生人的转化。从原生人社会性组织结构内部的分工合作到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物质交换合作,大的社会互补就开始了其物资交换时代,这个时代野蛮的争斗依然存在,而交换形式所带来的效率远比争斗容易,而且交换还带来了情感的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交换”所表达的不变的意义就是人和社会部落的自身“需要”,交换的是“需要”。于是,各种现象形态的分工协调和交换,就全部由抽象的意志的“需要”这一精神生物倾向表现出来了。
用中国阴阳哲学思想来说,从“需要”开始,人从动物中脱出创造出自然界新的生命形势——社会,这“需要”就根植于动物乃致原生生命的物资世界中。然而,这“需要”的满足却是导致“交换”权衡和分工协调的根本。这也是说,社会形成交换和分工协调分配以后,“需要”的满足就带上了预期的意义。动物的活动和人的劳动,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由于“需要”的目的内容的差别,就导致了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动物对食物的储存是一种本能的预期,那么人对生活物质的储存就是一种意志力有意识的预期方式方法。交换所带来的劳动效率的增长,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取长补短,使劳货币交换形式动效率得以简单化和获得了更多的产品。意志力在由本能转化为认识--记忆,就由本能升华为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形式了。这样以来,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就必然的由效率比较规律淘汰落后的形式。货币的诞生,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货币的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发展,这一抽象的满足“需要”的信使形式,进一步提高了生存与发展的效率。同时,也影响到人类原生组织内部部落或者群落形式的变化,一部分原始的秩序协调支配权力,就可能转化成货币交换形式。虽然,愿生的政治统治权依然保留着原始起源的形势,但是,内在的支配权力的意志力交换,同货币形势的交换是一样的过程。而等级制度秩序的获得利益的形式,却是权力意志交换的结果。对制度秩序的意志力支配权力,到现代社会即发展为全货币形式的交换。民主只是实现社会分工协调合作的货币交换形式的规则方式方法,即制度的法律政策。
货币从诞生时起,就体现出了社会客观意志的力量。货币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方式。货币以物的形式,带着抽象的意志力满足条件,改变了无序的劳动形式,促进了社会分工合作的自然形式成立,极大的提高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活动效率。这神秘而客观抽象意志信使,长久以来,让人们爱恨交加,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它了。对货币的定位和定义,从感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从相对权衡的物质数量中,分化出一般的等价物,也就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这个一般的中介等价物的本质特征,货币就不应该是在物质贫乏的以物易物的互补交换人群中产生。因此,货币的诞生也就必然的是权力意志强劲的产物。根据效率法则,二次,三次的以物易物,对提高效率不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满足“需要”的意志力付出,如果大于交换过程所得,那么交换是不可能连续长久的。因此,取长补短的交换虽然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所付出的意志力是交换权衡能否进行的必要前提。
物易物和货币形式交换之间,都遵循着一个同一的规律,就是“需要”所含的意志力的根本——劳动效率比较。从物易物到货币形式的交换,这中间等价物最大可能的是由奢侈品的稳定久藏容易数量化和容易携带决定的。从非食品的装饰或者工具中,货币也就产生出来了。这就是说,货币从交换商品中分化出来,首先是以社会意志力的秩序和文化等精神现象为前提的,这样以来,所谓劳动价值尺度,就由意志力付出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取代了。这里的效率比较价值尺度,必然的也包含了劳动价值尺度在内;同时也还带有心理满足的权衡和人力分工合作过程的权衡,更重要的不是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权衡,而是美的装饰和意志力显示的象征。传统货币理论的货币观念和货币文化,一开始就撇开了货币的本质,用商品说和抽象的价值尺度说来解释货币的神秘性质。但是,其中包含的意志力尺度却是更为基础的货币本质。货币产生以后所伴随的是权力象征和欲望象征这两大难题,也就是说权力尺度和意志尺度都是货币本身的社会性意义。
价值尺度的意义,是人对事物权衡比较的量;价值交换表现的是事物流动的性质。价值与价值交换皆源于意志力权衡判断,既权力判断。从权力到价值,意志权衡分化为劳动分工分配判断和交换判断,分工判断的复杂是根植于社会秩序之中,例如,王者的权力和强弱秩序,就形成人类社会利益分配和劳动秩序。人有客观意识标志物作象征,形成文化意识作用,社会性的客观意识力量,让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然事物的自然作用力,也让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率大为提高。效率的提高,抵抗自然危害的能力也加强了。因此权力也就形成了客观的意识凝结。象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到语言的应用,随同社会分工协调的分化,人的情感也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情感交换亦复杂化。意识的客观化,表达的是秩序力的作用,各种意志力通过语言性客观形态,加深了人对脑记忆的依赖,反过来再影响到意志力的客观化。比较权衡,实在性较量,使象征意义的喻指客观化得以实现扩散。这象征的比喻,就是用一类具体事物或者物体,指定其象征意义,于是,不同就按序列分化出了等级和类别,不同的象征有不同的意义。货币也有不同的等级,如金银,宝石,专用货币,这也说明货币不是自然而然的由交换物中分化出来的特殊商品,货币一开始就是意志意向意义的尺度,从象征到实用形式的专业化,货币从来就不是商品。买卖关系也不等于商品交换,实际情况和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商品生产发达,使货币的使用绝大部分都归于商品买卖之中,这并不等于说货币只能是商品意义所属。货币可以度量的对象,首先是其意志自身的“需要”所属,其次才是交换对象。所谓的价值尺度,即此。货币在交换中所表达的既然是“需要”所属,那么也就带上了意志力的意义,也就是权力的行使,而作为信使的本质,又是一种中介物。这也就是说货币,不仅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意志使者和信使,即支付手段和流通媒介。如同人体内的生物信使一样,货币还可以储藏,成为意志力量储备。
在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有不同的货币系统,各组织结构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导致了不同货币价值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更抽象的表达的是各社会组织内在的“需要”,广义上说,货币所具有的是普适性的意志信使作用,是一种自然社会意志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货币从诞生起,就是作为意志力的客观量化体现的。客观现实存在的货币具有社会性生物活性的意志力量。活性生物力量来源于人的社会分工协调合作中的交换互补。作为社会意志信使的货币具有的性质是:(一),权力意志的客观量化;(二),价值尺度;(三)意志信使;(四)媒介;(五),储备;(六)普适性。作为权力意志客观量化的产物,货币与社会中其他权力所称是同一的意义,也就是说货币与现实权力的差别仅仅在于主观与客观抽象象征的差别。而且货币的抽象权力意义比具体的原生或者原始起源的权力意义,适用更加广泛。发达的货币交换系统,可以使人们减少对原始起源的权力的依赖。
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通过其具有的意志力功能交换,货币持有主体可以利用货币组织起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企业或者公司,这时,货币就转化为量的标志——资本;而通过资本,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就可以通过管理经营继续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效率,但是这种完全脱离了原始权力起源的社会组织结构体,在不可类比的劳动力和货币收入之间的价值交换中,是无法直接通过意志交换进行的。资本家与雇用者之间的交换,就会受到社会系统环境的影响,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作为社会中的企业,必然的要受到来自社会的价值交换的环境条件制约,必然的会影响到企业内部的资本家和雇用工人之间的交换。资本家面临的风险是:1)产品在社会中实际价值交换的波动风险;2)货币流通量减少;3)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风险。雇用工人的风险是通货膨胀和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潜在不公平。因此,这二者之间的非对称事实,也就必然的成为社会性的系统问题,于是需要更加抽象的调节方式方法。
从货币到资本,信用的意义也就是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必然的意志力量,意义的作用在于生命本来的逻辑,内在的结构组织力量的表达,体现的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从原始的权力起源,到货币抽象权力的产生,自然法则的过程,就是“逻辑”因果律秩序作用过程。生命的精神意识在客观相对的意识主体中,就扩张了其结构性的存在。货币的产生,是以“数量”为基础,数量是比较差剩余的结果,可以说成是“力量较量”的结果。征服的意志力,表达的是权力,通过意志力的征服,获取自身的需要。在自然界中,这种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征服”,到生命世界就演化为了结构力扩张与交换。因此,原始权力起源是带着血腥的较量的。而意志象征物的交换方式,就减少了相互争斗的血腥,效率比较中,交换必然的就要胜出那征服的较量。货币取代征服和服从,是自然规律必然的结果,这也意味着资本形式的权力结构,必然的取代征服的权力结构。“战胜”说的愚昧和野蛮必然的由交换程序的协调协作取代。虽然,人与人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着权力冲突和其他冲突导致的权力矛盾,但是,依然在最后要回到信用交换的程序方式方法解决。规则处罚如同脚踢到石头上产生疼痛一样。
到现代社会,从货币到权力,从权力到资本,货币资本和权力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社会对货币资本和权力的认识程度,决定了社会生命化程度,而且其货币的形式,权力的形式,资本的形式,在现代还在不但的发展变化。货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演化到数据化电子货币,变为纯粹意义上的意志力量。其对社会基础信用的依赖,成为了其根本,这也就是说,社会生命的形式,正在向系统精神意识化方向发展。公与私这两个不同的意义观念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基本形态和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玄学忽略和大锅饭的混为一团,都必然的是走向性。
作为现代社会的权力起源,客观规则的程序化就是民主和信用关系,货币性质的抽象权力分布,逐步的让社会正在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体。当生产与经营的社会交换活动变得量化,可以用数学去分析和计算时,社会思维的客观有序也就成为了现实。公平的社会系统调节,是必要的社会抽象交换形式,现代资本主义被取代,就是因为资本形式的张力决定的。消灭了资本组织的结构形式,也就等于消灭了货币自然意志力量的交换基础,社会权力起源重归源头。
[关键词]国民经济账户经常账户积累账户资产负债账户
国民经济账户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采用的主要核算方法,它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运用账户来描述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形成全过程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最高层次,用以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和全貌。
国民经济账户由一系列的账户表式组成。它首先通过流量账户对某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活动形成的变化进行核算,这里包括对生产、收入分配及使用、资本形成、金融交易等总经济流量的核算,然后通过存量账户核算某一时点上的资产负债存量状况。其中主要有经常账户、积累账户、资产负债账户三大类,前两类为流量账户,第三类是存量账户。本文以联合国等编著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为蓝本,并以经济总体为例辅之于一套国民经济模拟数据(单位均为亿元),对国民账户中这三大类账户的功能进行解读。正确解读国民账户,可以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有深刻的理解,对生产、收入分配及使用、积累和资产负债的脉络把握得更加清晰和准确。
一、经常账户涉及生产、收入和收入的使用
经常账户通过设置生产账户、收入初次分配账户、收入再分配账户和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分别对生产过程、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及其结果可支配收入的使用加以核算。经常账户分左右两方,右方记来源,左方记去向。左右两方合计相等。
1.生产账户
生产账户是国民经济账户序列中的第一个账户,是对生产成果和价值形成的核算。生产所形成的收入要结转到后边的账户中。生产账户的初始流量是总产出,即生产成果,本例中为3737,扣除中间消耗1883后得到平衡项国内生产总值1854。
2.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收入初次分配是生产成果——国内生产总值在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从两个层次设置两个账户核算。
(1)收入形成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从生产者角度记述直接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各种分配交易。其收入来源是生产账户的国内生产总值1854,使用方则是生产创造的收入,这包括劳动报酬762、生产税净额191、固定资本消耗222和营业盈余679。营业盈余是平衡项,它是收入形成的来源。
(2)原始收入分配账户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是收入形成账户的继续,其初始流量是收入形成账户转来的营业盈余679,加上住户部门应收的雇员报酬766,政府部门应收的生产税净额191,以及获得的财产收入416,再扣除财产收入的支付391,得平衡项国民原始净收入1661。(该指标及以下各类净收入、净额均未包含固定资本消耗)
3.收入再分配账户
收入的再分配账户核算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的各种经常转移收支,最终目的是计算国民可支配收入。它与原始收入分配账户紧密联系。原始净收入1661作为收入再分配账户的来源.来源方列示了各种经常转移收入1106,同样在账户的使用方列示了各种经常转移支出1135,于是国民可支配净收入1632就作为平衡项出现在账户的使用方。
4.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显示可支配收入是如何在最终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的。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来源方是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国民可支配净收入1632,使用方是最终消费支出1399和储蓄净额233。储蓄净额是国民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的平衡项。它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积累账户涉及资产、负债的变化和净值的变化
积累账户反映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负债、净值方面的所有变化。它同样分左右两方,左方记资产变化。资产的变化不论是正的还是负的,都记录在左方,负债的所有变化及净值的变化则在右方。左右方合计相等。经济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变化由资本账户、金融账户核算,资产其他数量变化和资产价格变化结果由资产其他变化账户核算。下面就是积累账户的几个表式。
1.资本账户
资本账户用于处理非金融性资本交易,初始流量是储蓄净额233,加上资本转移收支净额-3后,形成用于投资的资金总来源230,扣除资本形成净额192(414-222)之后,得到平衡项资金余缺38,资金余缺要通过金融市场来调剂,资金余缺为正值时,表明资金剩余,要流向金融市场;当资金余缺为负值时,要从金融市场拆借资金。
2.金融账户
金融账户记录各种金融交易引起的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变动,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指通货、存款、证券、贷款、股票等。其左方记录由交易获得和处置的金融资产净额641,右方记录由交易发生和清偿的负债净额603,金融资产净获得减去负债净发生之差额作为资金余缺记在帐户右方,使帐户两方保持平衡。初始流量和平衡项都是资金余缺38,它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得以实现。当资金余缺为正值时,资金净借出;当资金余缺为负值时,资金净借入。
3.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记录以非经济交易引起的资产数量变化,以及由于价格变化而形成的持有资产(或负债)的收益和损失两部分。
以上账户反映的是自生产开始,经过收入分配及使用、资本形成及金融交易的全过程,是流量核算。流量核算的特点是只对某一个时期内经济活动形成的变化进行核算,不反映其他时期流量变化,以及某一时点上的存量状况。
三、资产负债账户显示资产、负债存量及一国的国民财产
资产负债账户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存量的核算.它将历期累积下来的资产负债存量进行核算,反映一国的“家底”。它一般有期初资产负债账户、资产负债变化账户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三部分: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把资产列在左方,负债和净值列在右方。净值即资产与负债之差,是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项,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即为一国某一时点上的国民财产。就每类资产和负债而言,期初和期未资产负债之间的变化产生于积累。净值变化等于资产变化减去负债变化。由资产负债变化账户体现。表式如下
1.期初资产负债账户
期初资产负债账户对一国期初拥有资产负债存量状况加以核算,该账户的平衡项:期初净值=期初非金融资产+期初金融资产-期初负债=9922+6792-6298=10416
2.资产负债变化账户
资产负债变化核算是指对一段时期内即期初与期末之间全部资产负债所发生的价值变化的核算,可以区分为经济交易引起的、某些意外事件和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资产负债数量变化两类。前者通过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核算,后者通过资产其他变化账户核算。
即:资产负债变化量=经济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变化量+某些意外事件和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资产负债变化量=资本账户中非金融资产变化量+金融账户中金融资产负债变化量+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的资产负债变化量
如:非金融资产变化量=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消耗+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非金融资产变化量=414-222+290=482
金融资产变化量=金融资产获得净额+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金融资产变化量=641+89=730
负债变化量=负债发生净额+资产其他变化帐户中的负债变化量=603+74=677
净值变化量=储蓄等引起的净值变化+资产其他变化引起的净值变化=230+305=535。
同时,净值变化是该账户的平衡项,即净值变化=资产变化-负债变化=非金融资产变化+金融资产变化-负债变化=482+730-677=535。
3.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期末资产负债账户反映一国期末拥有资产负债存量状况。其期末资产负债存量通过期初资产负债账户和资产负债变化账户两大账户的相关数据求得。
即:期末资产负债=期初资产负债+资产负债变化量
如:期末非金融资产=期初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变化=9922+482=10404
期末金融资产=期初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变化=6792+730=7522
期末负债=期初负债+负债变化=6298+677=6975
期末净值=10416+535=10951。
同时,期末净值是该账户的平衡项,即期末净值=期末资产-期末负债=期末非金融资产+期末金融资产-期末负债=10404+7522-6975=10951
以上我们解读了如何运用国民经济账户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从数量上加以描述,实质上国民经济账户的功能就是:通过账户中的一系列统计指标对国民经济各环节、各方面加以总量描述,从而全面、系统、完整地记录国民经济生产、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消费和积累的不断循环过程,以及国民财产和财富的不断增加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等:国民经济经济核算体系199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译,1993
[2]袁寿庄等编: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3]赵彦云主编:国民经济核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论文摘要:文章试图对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一定的计量分析。为此,首先将国内部门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并以这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出最终的计量模型,然后根据有关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边际产出贡献很高,从而说明对通信业应该继续加大投入,引导和扶持通信产业的发展,发挥通信业的先导作用,进一步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引言
通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进程中,通信业的重要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通信业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先进、从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通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然而,通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尝试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1计量模型分析
1.1理论模型
本文尝试用菲德模型来分析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个用于测算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把社会经济活动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部门,由于出口部门面对的是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促使它不断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门正好吸收这种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外溢效应,从而增强其自身实力。因此,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长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两部门模型就是用来估计出口对于非出口部门外溢作用以及出口与非出口部门之间要素生产力差别的数学模型。
通信产业作为一个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联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计通信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通信产业对非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鉴于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将借鉴菲德提出的两部门模型来测度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国内部门划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
模型建立如下:设各自的生产方程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别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两部门的产出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下标代表部门。(2)式生产函数假设,通信产业的产出水平P将影响非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
劳动力(L)与资本(K)总量可以表达为:
L=Lp+Ln(3)
K=Kp+Kn(4)
社会总产品(Y)就是两部门产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将不同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表达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fk代表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gl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gk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δ是两个部门之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理论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着通信产业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高于非通信产业部门。
对(5)的两边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据(3)、(4)、(5)、(6)、(7),可以推导出如下回归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γ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为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力和通信产业产出的增长率;P/Y是通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量在统计数据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写为:
参数γ代表通信产业外溢作用与两部门间要素生产力差异两种作用之和。将一个常数项和一个随机误差项加入到方程(9)中,同时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则方程(9)就成为所需要的回归方程。
通过方程(10),对的系数γ的估计,可以得到通信产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将整个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同时,非通信产业的产出不仅依赖于配置在本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还取决于同一时期通信产业的产出量。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假设: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个假定与现实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分析结果影响不会太大。
1.2样本的选择
在本模型的计算过程中,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替,GDP用当年价格计算。L用年末从业人数表示,从业人数合计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I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它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P用每年通信业务总量代表。样本区间为1998-2005年。样本选取时间从98年开始,是因为1998年邮电分家,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如表1所示:
该回归模型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平均平滑处理。处理数据结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EVIEW统计软件对方程(10)做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方程(10)的回归结果看,所有的回归系数估计值α、β和γ都通过了统计的显著性检验,R2达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拟合效果好。从方程(10)的估计结果,得到最关心的系数γ的估计值为1·764966,γ就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义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通信部门每多生产出一单位的产出,国民经济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
2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参数的估计值γ为1·764966,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通信业每多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整个国民经济GDP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这就说明了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作用。
通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不仅包括对GDP的直接贡献,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渗透作用与倍增作用,尤其是对其他产业的推动和带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资源节约利用等改革需求越来越迫切,通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必须为有效推进国民经济转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这不仅要求通信业加快自身发展,更要求通过它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改造提升其他产业,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基于上述的计量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加快通信业的发展,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业倾斜,以发挥通信业的高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