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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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如果从2007年4月，主营次级房贷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倒闭算起，次贷危机已经蔓延了整整20个月，而且愈演愈烈。最新经济数据显示，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已经波及到实体经济，许多国家都试图通过市场注资、机构接管、存款保证等措施力求将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但情况却不很乐观。美国：占美国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二的个人消费开支出现下滑，商品零售额已连续三个月下降，9月工业生产创34年来最大跌幅，汽车销量创1991年以来最大月度跌幅，失业率从年初的4.7％上升到9月份的6.1％。日本：在反映经济景气的11个指标中，出口、生产和就业等6项指标均出现下滑，这是1998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日本9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与一、二季度相比均呈恶化趋势。英国：16年来经济首度收缩，银行倒闭、股票下跌和英镑贬值，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下滑，零售业销售疲软，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前一个月下降0.5％，这是1992年以来英国经济首次出现收缩。

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从2008年3季度开始也出现的较为严重衰退，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二是消费需求增长逐步放慢；三是出口增速大幅放慢；四是企业盈利能力明显下降。

二、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是典型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贷危机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减少，从而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也因此而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正处于高储蓄的状态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每年对美出口量占中国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当因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此外，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地区受到打击最大，在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下降的同时，欧洲以及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会相应下降，使得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中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中国经济在美国消费走软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政府的应对措施

第2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日本经济；政策困境；政策组合；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经济也在二战中遭受重创。在战争的废墟中，经过近10年的艰苦奋斗，日本经济在50年代中期恢复到战前水平。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的奇迹得益于政府持续的贸易立国政策和企业群体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发展战略及其增长机制。截至2002年末，日本在三个重要领域仍居世界第一：外贸盈余达9.9万亿日元，是外贸顺差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4697亿美元，是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对外净资产(纯债权)余额达175.3080万亿日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经济的衰退始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1992年日本gdp增长率为0.4%，1993年0.5%，1994年0.6%；1995和1996年经济分别增长3%和3.6%，经济出现短暂复苏迹象，但1997年员增长0.1%。日本经济在步入二十一世纪后依然不见起色，2001和2002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9%和0.0%。

目前从总体上看，低迷之中的日本经济仍然存在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等诸多问题，经济复苏之路依然坎坷。为遏制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由于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没有解决，这些政策措施很难奏效，使诸多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陷于困境之中。

一、政策困境分析

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两类：即反周期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反周期政策侧重于刺激社会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社会供给。但是，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二者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又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机制。

1.反周期政策困境

反周期政策是小泉内阁之前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即长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和持续大量的财政投入。

1.1货币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曾在1999年2月至2000年8月间执行过“零利率”政策，以防止日本经济坠入螺旋式下降状态的通货紧缩。目前日本金融市场上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下调空间非常有限，加上银行借贷，企业惜借，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然而银行放贷并不是传导货币刺激因素的唯一途径。通过提高通货膨胀预期，提高资产价格，实行数量货币扩张，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仍然可以使货币政策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发挥效力。但是，这一以日元贬值为主旨的政策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日本贸易顺差已经非常庞大，日元贬值将伤害其贸易伙伴和周边国家；二是日本银行担心数量货币放松政策一旦无效，就会伤害其信誉；三是大量的货币化为债务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账。

    1.2财政政策

过去10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行增加公共投资、减税、实施追加需求等财政政策促使经济复苏，但是日本的做法囿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一般性制造业的设备投资。1992至1996财政年度的5次减税和增支措施都收效甚微。因此，10年中虽然依靠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经济有过两次暂短的回升(1991和1995—1996)，但当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执行一个时期后作用递减，或政策力度减弱时，回升势头就不能持续下去。持续大量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不足，负面效应有余。1992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先后实施了10个旨在扩大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方案，共耗资约128万亿日元，致使日本现时的国债超过65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3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5年日本的国债将上升至gdp的150%，因此，日本政府已经没有多大财力再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继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已经很小，难以直接形成新的社会需求。

2.结构调整政策困境

结构调整政策是小泉纯一郎的主要政策措施，意在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削减反周期政策力度。结构调整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产业结构调整、大小企业结构调整和银企关系调整。

2.1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转换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信息产业做主导。

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中重大的变化是制造业的逐步成熟，并因此引起制造业在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下降到20%以下，而日本在24%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集中表现在服务部门：包括建筑、批发零售，房地产与金融服务业等等。这些行业(不含金融业)占用了日本银行总信贷的56%，却只贡献了国民收入的32%。日本85%的不良贷款都由这些服务行业产生。这些行业长期受政府法规与政策的保证，不对外开放，没有像制造业一样经受国际竞争的检验。尤其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与其发达的制造业相比，明显地落伍。金融体系机制的薄弱，经营的不善，使国内高储蓄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并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金融体系不健全，导致了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在90年代，美国企业的平均股权资本回报率为20%以上，德国约为14%，而日本却只有4%。

  

从中长期看，制造业在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应当逐步相对下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意味着经济中没有新的更有活力的产业出现，整个经济可能将陷于停滞状态。日本目前正陷于这一窘境，尽管它的制造业产品竞争力仍然很强，如在全球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中日本企业占29%，与美国的31%差不多。很多日本人称90年代是“失落的十年”，但是日本制造业通过艰苦的企业重组和技术重组，其现场制作生产率名列世界第一，综合竞争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现场制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不管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不管是在工业经济时代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都离不开制作，而这正是日本制造的强项。比如模具制造，是汽车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技术。美国的三大汽车巨头使用的轧制模具都是日本制造，因为美国造的模具轧制3万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6到10万次。此外，精密仪器和质量控制也是日本制造的强项。所以，日本制造业的产品可以大量出口，有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但它的整体经济仍然在近10年中持续地低增长或负增长，至今难以复苏。日本结构调整的根本困难在于它的服务业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依然很高。与前几届政府一样，小泉政府认为未来日本经济的主导产业是信息产业，并提出要在五年内使日本成为世界领先的it大国，其新经济政策也包括了推进“it革命”的具体措施。目前，一项名为“电子日本”的项目正在实施中。日本政府计划耗资370多亿美元，在全国建立庞大的电脑网络系统，并通过改善光缆绕路来提高网络的速度与质量，同时提高信息科技水平。事实证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但对日本经济走向复苏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冲击和改造着现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总务省公布的2001年“信息通信白皮书”说，2000年日本信息产业取得了飞速发展，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正在加速，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向经济、行政和国民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渗透。

但是，发展信息产业毕竟是一项长期社会经济计划，加上起步较晚，人才及其知识结构还需要一个转型阶段。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于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2银企结构调整

二战后日本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并相应建立了适合标准化大生产的企业制度以及受政府严格管制和充分保护的金融体制。实业企业与金融企业相互持股，实体企业以银行为后盾，追求的是企业和员工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在这种制度下，企业盲目扩张和银行滥发贷款导致企业和银行的经营风险最终转变成全社会共担的风险，形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使得日本银企结构关系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即使经过1999年3月至2000年9月的集中治理，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仍有32.9兆日元(约合2630亿美元)，而且银行的坏账准备金也明显不足近两年来，日本政府虽然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至今尚未产生明显的效果。

小泉政府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之一就是尽快消除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并声称要在3年内处理银行的坏帐问题。就短期而言，这些结构性改革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较大面积的公司破产与失业率的攀升，加大通货紧缩压力。据估计，为达到处置24兆日元银行不良贷款，预计可能会使日本失业率增加0.5至1个百分点，减少gdp增长率0.75至1个百分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周期政策最多只能暂时刺激总需求，而不能解决许多行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低效率问题。如果资本回报率上不去，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随其人口不断老化而持续走低，其债务(政府公债与银行体系的坏债)状况亦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前景依然是日落西山。结构调整政策虽然长期会繁荣经济和就业，但是在短期内会加剧通货紧缩，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削减公共投资措施只会加剧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在清除坏帐的前提下，避免新的坏帐积累。但统计数据说明，新的坏帐几乎等于银行清除的旧的坏帐的总和。

二、政策组合出路

所谓政策组合主要是指反周期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的组合。在一种经济背景(工业化经济或信息化经济)下，在经济上升的大趋势中，利用反周期政策进行微调是较好的选择；在一种经济背景发展到顶峰时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是最佳时机。由于两者产生效应的经济背景不同，加上日本错过了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因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就不能一味强调某一方面的政策，而是既要抓住长远目标，又要解决现实困难。

在桥本隆太郎主政时期，日本经济就很不景气。日本曾经就“景气优先”还是“结构改革”优先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实际上，景气对策与结构改革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仅仅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无法使经济真正走上复苏轨道的。况且，在目前财政负担沉重不堪并已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而利率已再无下调空间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结构性改革必须同时配套进行，金融领域的结构改革问题和产业领域的结构调整问题应当同时进行。具体的措施可以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例如，严格制定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评估标准，完善税制等。

目前，由于日本经济仍在衰退中挣扎，走出困境的经济政策组合短期内应以反周期政策为主，解决目前最紧迫的问题；长期内应以结构调整政策为主，并辅之以反周期政策进行微调。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收缩期，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强制调整的时期，诸如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长线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以及低效率无竞争力的产业等，在这个阶段遇到严重的市场实现困难，企业间的竞争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间的购并重组。这是迫使长钱部门压缩生产能力的市场强制，是企业间优胜劣汰的市场强制，由此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3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煤炭资源枯竭城市 现状和经济转型 政策与战略

所谓资源枯竭城市是指矿产资源开发进入后面、晚期或末期阶段，其累计采出储量已达到可采储量的70%以上的城市。对于煤炭资源型城市来说，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尤其在近十年随采煤技术的高速发展、先进采煤机械的引进，煤矿的年产量迅速增加，现已建成近十个千万吨矿井，百万吨更是数不胜数，以此下去我国的煤炭资源将迅速枯竭，将出现更多资源枯竭型城市，这将带来诸多问题。

一、面临煤炭枯竭的威胁

行业专家已经开始预测中国的煤炭储量何时枯竭，这对中国来说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70％的能源依赖煤炭。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期，中国当前的煤炭产量将只能维持38年，此后煤炭储量将会枯竭。而美国可以持续245年，印度可以持续105年。这个数据可能有出入，但从这我们也可看出中国煤炭资源所面临的危机。

二、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煤矿采空区面积日益扩大，造成地面塌陷，农民土地无法耕种，村民房屋裂缝，道路河床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水资源的危机，因开采对地下水的破坏，加上煤炭对水质的污染，特别是采煤排水中的酚类，亚硝酸盐类等成分时数指标更加剧了水资源的危机，造成人口饮水困难。

三、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单一化

对于煤炭资源型城市来说，城市对煤炭产业的依赖性很大，造成经济发展极不稳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经济体系处于封闭状态，缺乏自主运营的空间，其第三产业以及可替代产业发展落后。

四、城市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很大

城市的安定，甚至国家的安定，主要取决于人民生活是否能够得以保障。据对大同煤业有限公司的有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煤炭行业下岗失业人员已达4.6万人，占全市失业人员的54.1%，同煤集团本部工亡家属7000多户，病亡家属8000多户，集体企业长期放假的职工1.6万人。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政府必须抽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同时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因此，中国的资源型城市，为了扭转资源渐趋枯竭，减少资源开采收益下降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改变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使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富城兴、资源竭城衰”的困扰，进行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以下对经济转型措施的几点建议：

五、国家为资源枯竭城市的补血政策

近几年国家支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2008年8月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设立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项贷款正式启动。国家发改委13日透露，国家开发银行近日与黄石市等8个资源枯竭城市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备忘录》，其中6个城市已与开发银行签订的融资总额达到320亿元。二、当地政府制定合理的经济转型措施

1.转变观念

当前，在推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项举措中，总是把落实科学发展观放在首要位置。至于科学发展观怎么落实，对于不少党政干部仍然是个模糊概念，尤其是基层干部，他们对于科学发展观更多的是停留于文件和报告中，只有本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一点的全新认识，才能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好。观念变了，工作重心就调整了，正如“火车跑的快，全凭机头带”，这样经济转型就有希望。

2.实施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现经济多元化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重要途径和首要任务。首先根据社会经济环境以资源型企业供给结构和非资源型企业供给结构为重点调整产业结构，同时，正确发挥城市政策对需求结构的引导作用，坚持资源条件的可行性、产销双方的一致性、经济效益的择优性，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有选择地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加快发展新兴的第三产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以辽宁省阜新市经济转型为例：2001年，国务院确立辽宁省阜新市为我国的第一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转型之际，阜新确立了“稳煤强电”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全国重要的新型能源基地。目前，美国LKG生物能源公司、深圳博林化工公司开始在阜新谋划开发10万吨甜高粱秸秆燃料乙醇项目；阜新矿区有着丰富的煤层气资源，总投资320亿元的大唐国际阜新煤制天然气项目、香港华鼎LNG项目已落户。

截至7月份，阜新市风电并网已达到162.5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居辽宁省各市首位。按照阜新市提出的风电发展规划，到2015年，全市风电装机容量将达360万千瓦。

整体来说，阜新的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根据自己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其发展的经济战略，把城市从单一的煤炭经济转变到了煤电、煤化工及其它产业共同发展上来，城市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稳定，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六、结语

我国煤炭资源枯竭城市的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在国家支持政策的下，当地政府要行动起来，要准确把握当地的优势，把当地的产业做大做强，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引进外资来缓解资金不足的问题，引进的高科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当地经济结构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同时不要惧怕转型初期的困难，向已经成功的转型的城市交流，学习经验，要坚信正一步步走向成功，我们的城市日趋繁荣。

参考文献

[1]张良文，一帆.煤都产业现状，中国煤炭新闻网，2008.

[2]姜惠萍，李国津.对阜新经济转型的战略思考.资源与产业，2007.

第4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路径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AHSKF09-10D84）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趋势，许多学者针对低碳经济展开了研究。本文从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基本模式、技术条件、区域发展动因及未来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关键词：低碳经济 基本模式 发展趋势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碳排放大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形势已刻不容缓。低碳经济倡导以较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统筹协调发展。围绕低碳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具有价值的见解，本文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基本模式、技术条件、区域发展的动因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五个方面的观点加以综述，以期为低碳经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低碳经济理论内涵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指出低碳经济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能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的日益破坏，不仅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重要影响，更引起各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

国内学者庄贵阳（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人文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同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 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他们从大时空跨度和能源利用方式上，分析了人类经济发展形态演变历程；探讨了低碳经济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导致了低碳经济产生与发展，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

张鹏飞（2009）指出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创新和制度创新。低碳经济要求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技术体系，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其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变。张平、杜鹏（2011）认为低碳经济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发展中所有资源的有效利用，为长期目标；狭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从而产生较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应对当前气候变暖问题，为短期目标。

低碳经济发展基本模式研究

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在对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综述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 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 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 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

朱四海（2009）认为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包含三方面的内涵：首先，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是相对于基于无约束的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其次，低碳经济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的，是相对于基于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第三，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人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种为解决人为碳通量增加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实施的人类自救行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经济体摆脱碳依赖，摆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碳能源依赖，使经济发展转向既满足减排要求、又不妨碍经济增长的低碳轨道，使经济发展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轨。

侯军岐（2010）认为低碳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 以低碳发展为目标， 以节能减排为方式， 以碳中和技术为手段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在分析当前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形式的背景下，通过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模式：技术带动型，项目带动型，企业带动型，非政府组织带动型，资本推动型，消费引导型，政府推动型，法律约束型八种模式。

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条件研究

低碳经济实质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王文军（2009）指出，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就是实施“立体式”控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循环经济的改进、深化和创新，而技术、制度与公众参与是其体系开发的主要内容。而低碳经济的实现，首先要依靠技术，只有以过硬的技术作保障，才能从源头制止更多污染物的产生。其次要依靠制度，尤其是要制定开征碳税和推行碳交易等富有经济效率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

赵卓、肖利平（2009）认为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我国能否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低碳是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指引，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技术创新朝着节能、减排、增效的方向发展。倘若仍然停留在已有的技术水平上或者偏离低碳经济要求的方向，将不可能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

任力（2009）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措施，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出建议：必须尽快提出低碳经济战略，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等。

杨芳（2010）认为，技术创新对于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并指出我国可以在汽车、建筑等领域的技术上进行突破。牛桂敏（2011）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制度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当从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产业及其他政策方面进行创新，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动因研究

胡宗义、刘亦文（2009）尝试借助动态CGE模型来模拟分析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产出影响，在Chingem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被应用于分析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Monash模型的递归动态机制开发出MCHUGE模型，该模型能够比较精确地运用国内经济信息和经济数据研究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会导致企业削减就业岗位；对我国各产业影响不尽相同， 能源密集型产业对能源需求的减少是降低能源强度的主要原因。低碳经济将起到不错的环境保护效果，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均有显著的降幅， 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 污染排放量均有所回升。

李娜等（2010）利用中国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 模型，模拟了低碳经济时代实施碳税政策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进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如果各地区实施同一碳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能源富集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损失较大，对发达地区则产生正面的影响，因而将扩大区域经济差异。如果实施差别碳税，对能源富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有所减轻，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使中国走上低碳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的双赢之路。

管军、刘晓明（2011）针对区域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的路径及对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以及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技术创新、政策法规等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及对策。

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研究

根据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要求，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内在要求，一些学者深刻揭示低碳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为中国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庄贵阳（2009）认为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度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确保在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之一。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如何向低碳经济转型，并且在怎样的规模上快速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未来研究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

谢军安（2009）在介绍了以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向与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以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促进人类生产、消费方式的转变，绿色技术的发展及能源结构的改变及国际间贸易与碳博弈将成为低碳经济发展及演变的趋势。

韩冬、韩立达（2011）认为在当前创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势在必行，应当从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以及政府考核创新等四方面加以完善，以夯实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由内而外体系架构。

参考文献：

1.庄贵阳.低碳经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J].世界环境，2008（2）

2.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8（4）

3.张鹏飞.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J].科学与管理，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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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碳排放和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异常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联合国和一些国家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开始组织、协调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包括成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通过建立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分配碳排放配额、创设碳排放交易市场等途径，遏制碳排放量过快增长。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不同，实施碳减排的经济基础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动机也不同，加之完成碳减排目标与国家利益存在各种冲突，都使得国际碳减排合作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针对如何建立国际碳减排机制的激烈争论，表面上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碳减排分配方案的争议，实质上是各国争夺发展权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导权。各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产业，完善低碳经济市场机制，提高碳减排能力，并且尝试在国际贸易中征收碳关税，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希望在国际低碳经济领域掌握主导权，以获取国家最大经济和政治利益。可以说，国际低碳经济竞争已经成为覆盖政策、技术、资本和产业的全方位竞争，并且上升为国家战略利益的竞争，低碳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

国外很多学者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低碳经济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AllenTyrchniewicz研究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加拿大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1]HengChiLee和BruceA．MeCarl研究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农业的影响。[2]PongsakK和TetsuoT等人研究了能源价格不确定性条件下，碳税政策的制定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3]AnnetteB和IsabelC认为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对欧盟国家低碳经济竞争力的影响。[4]国内学者也开始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研究低碳经济，张中祥认为实施碳税，尽管对某些产业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严重影响，但对国家竞争力的损失并不明显。[5]陈晓春和陈思果主张大力培育和提升低碳竞争力，能为企业和国家逆势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和不竭动力，也是企业与国家规避绿色贸易壁垒的有力武器。[6]周建成把低碳竞争力界定为在节能减排目标的指导下，企业通过采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低碳技术和清洁生产方式，率先生产、开发、利用比竞争对手具有更低污染、更低排放、更低能耗的产品与服务，从而持续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7]一个国家既有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迫切需要，又面临着资源、能源、环境的约束，现在又面临履行碳减排的国际责任和压力。发展低碳经济对产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有何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国家竞争力，本文试图探析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低碳经济与环境保护

“低碳经济”是一个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范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8]才把低碳经济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提出来，并迅速在世界广泛传播，但对于低碳经济内涵和定义，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有的观点从低碳本意出发，认为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相对于传统能源、相对于人为碳排量大，实质是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问题，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是节能和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碳密度。另外一种观点从物质流过程出发，认为低碳经济就是经济生命周期全过程中的碳减排和增加碳汇,在物质流的输入环节、转化环节和末端环节中提高能源生产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增加碳汇，这两种是狭义的低碳经济定义。更多的是从广义角度来定义低碳经济，有的观点认为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是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人文发展和碳生产力同时达到一定水平下的发展过程与形态。也有观点把低碳经济看作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称,不仅是一种企业盈利及生存模式，还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发展的状态，强调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是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开发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9]

其实低碳经济是人类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需要改变当前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由此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希望在人、社会和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和谐的关系。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运用低碳经济理论来指导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其内在要求是实现人类社会系统过程的各个单元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条件下和谐共生，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告别不可持续的高碳经济发展时代，实现一种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可以说，低碳经济是继人类社会经历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所以，最理想的低碳经济是一种能够提高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尽可能地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经济形态，同时兼顾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们对环境和经济关系认识的深入，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越来越清晰，一方面，两者相互制约，经济的发展要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经济发展方式对环境也有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两者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运用经济成果为环境保护提供技术、物质支持，又可以促进生态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环境保护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必然会反映到国际经贸关系上来。环境保护改变了各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国家贸易条件，也影响了各国的生产分工和产业转移，对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对环境保护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目前有三种比较重要的理论假设。一个是“环境竞次理论”（racetothebottom）[10][11][12]，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待环境保护问题上的行为类似于“公地悲剧”的发生过程，如果由于采取严格的环保标准，可能导致产业向环保标准较为宽松的地区转移而产生失业、投资减少和工资降低等问题，每个国家都更愿意采取比其他国家更为宽松的环保政策，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国家竞争地位，这样的结果就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竞争情况下更次的环保标准。第二个是“污染避难所假说”(hypothesisofpollutionhaven)或者“产业区位重置假说”(hypothesisofindustriesrelocation)[13][14]。存在贸易竞争的国家之间环保标准和执行力度不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保护力度有很大差异，很多发达国家的产业由于在本国生产要承受的环境成本比较高，为了追求最大化利润，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便获得成本优势。这种追求环境成本差异而转移的产业，大多是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产业，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就因此成为了污染者的“乐园”，是世界污染和污染密集产业的“避难所”[15]。第三个是“波特假说”(Porterhypothesis)[16]，认为有效的环境政策将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长期来看，由于环境的压力，企业在加大环境保护投资的同时，也在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活动，反而会使企业摆脱资源禀赋的约束，能够创造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

尽管二氧化碳本身不是污染气体，但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会加快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发展低碳经济形式上是一个关注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内容是通过新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控制碳排放，减缓气候变暖速度，发展低碳经济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内容是调整传统经济结构，发展新兴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实施过程是各国争夺碳排放权和国际发展空间，提高国家竞争力。

三、低碳经济与国际竞争力

（一）低碳经济与产业转移

随着能源消耗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国际碳减排形势变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峻，不管碳减排任务分配的国际谈判结果如何，各国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压力，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对能耗较高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能源约束或征收碳排放税。受此影响，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出就会下降，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碳减排压力越大的国家，政策措施越严格，对产业的影响越大，特别是能耗较大的产业，受影响程度更大。由于国际碳减排机制的双轨制和灵活性，各国碳减排政策不协调，政策标准和实施力度有很大差异，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就会促进资本跨国流动和产业转移。

为了尽量避免能源约束和碳税带来的不利影响，逐利的资本就会从碳减排压力较大的国家转移到碳减排压力较小的国家，从碳减排政策更严格的国家转移到碳减排政策更宽松的国家。从行业来看，高能耗和高碳排放产业由于受到碳减排政策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出现跨国转移。所以，发展低碳经济步调较慢的国家更容易承接到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吸收资本和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发展低碳经济步调较快的国家，特别是碳减排压力较大的发达国家，如果实施严格的碳减排政策，国内很多产业就容易转移出去，不但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带来工人失业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碳减排任务从而使国际碳减排任务分配发生激烈博弈的主要原因。当然，产业转移除了受到低碳经济政策差异影响以外，还会受到其他条件的制约，首先就是要比较跨国转移前后的利润率，因为转移到宽松政策国家虽然可以降低能源约束和碳税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也可能面临丧失市场和技术支持等其他不利条件，只有在两方权衡更有利的情况下，资本才愿意跨国转移。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产业转移接收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源基础，包括充足的能源供应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不可避免，而国际碳减排机制的双轨制或多轨制还会持续存在，由此造成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耗能产业就会继续进行，规模会越来越大。但是国际碳减排机制中碳排放权交易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这种趋势，因为有硬性碳减排义务的缔约国的企业，可以通过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额度，或者购买没有硬性碳减排义务的非缔约国实施碳减排项目的CERS(经认证的碳减排量)，可以算成是自己的碳减排，就可以降低国内能源约束和碳税的影响。如果碳减排额度的购买费用低于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就没有必要转移了。另外，发达国家如果开始实施碳关税，会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障碍，发达国家企业如果想通过产业转移来规避国内碳税的话，则又会面临碳关税的壁垒，为了国内市场的考虑，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则大大降低。另外，作为低碳经济重要内容的清洁能源，也可以发挥太阳能、风能、水利、潮汐和生物质等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吸引资本和技术投入，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二）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

实现碳减排的主要途径就是节约化石能源消耗、使用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进行捕集、存储和利用，这都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在低碳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新能源是在新技术基础上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新能源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基础。各国为了完成碳减排目标，发展低碳经济，必然会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广低碳技术应用。其他领域生产由于受到能源约束，也会通过技术进步弥补影响，提高生产效率，保障其资本收益水平。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从外部驱动和内部驱动两个方面来看。从内部驱动来看，企业生产目的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算是没有低碳经济政策的约束，企业也有通过技术创新来节约能源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只是从成本角度来看，传统化石能源具有成本优势，使得企业不愿意采用更为昂贵的新能源。随着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模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低碳意识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领域逐步渗透，低碳生产和低碳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企业开始把应用低碳技术作为获得公众认可的途径，特别是通过低碳技术创新，企业在融资、政府扶持、获得同行信赖、赢得消费者认同等方面获得优势，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企业更加注重其低碳经营形象，具有低碳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发展低碳经济将催生新能源、环保等一系列新的产业，具有开拓性的企业会抓住机遇，开辟新的生产和服务领域，掌握主动权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为了获得在新领域的竞争力，也会主动进行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甚至利用技术创新设置行业壁垒，限制其他企业进入，通过阻碍资本流动以获得垄断利润。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也会面临不少阻力，主要来自技术创新风险，低碳技术研发需要额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作为新的技术创新领域，低碳技术本身还具有高风险性，在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初期阶段，表现出高成本、低收益的特征，难以与现有比较成熟的生产技术进行竞争，加大了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难度。另外，如果成功的创新技术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很容易被别的企业模仿，从而会丧失创新带来的技术优势，打击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当然，随着低碳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这些阻力会逐步变小，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从外部驱动来看，低碳经济政策的实施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向技术创新，首先是传统能源约束、能源价格和碳税等政策作用，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了追逐利润，企业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才能完成节能任务，或者抵消低碳政策带来的成本增加。其次，政府为营造低碳技术创新环境，就会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包括直接科研资助、信贷优惠、政府采购和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作为一种外生的驱动力量从不同侧面提高了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这种刺激效应的大小也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关键在于政府扶持政策的力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以及给社会带来的预期，如果政策力度太小或者存在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刺激作用就不会明显。最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低碳技术创新将成为企业在低碳发展模式下竞争的重要手段，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大低碳技术的积累和应用，充分利用新的低碳技术与管理方法，采取积极主动战略去应对新的竞争，才能提高其整体竞争力。

（三）低碳经济与竞争优势

低碳经济首要的就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化石能源相关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企业由于节能设备或改用其他能源的投入增加了资本沉淀。由于当前技术水平的制约，太阳能、核电和风电等新能源成本较高，大量使用新能源必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特别是高耗能产业的生产成本将大幅度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碳减排任务越大，节能减排的压力越大，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越明显，产出下降的幅度就会更大。化工、冶金、制造、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产出降低和成本上升，通过原材料的传递效应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碳税作为一种价格调节手段，会提高能源价格，有利于各行业节约使用能源，但传导作用会影响经济产出，特别是能源消耗大的行业受到影响非常明显。郑玉歆[17]认为如果中国征收碳税，短期内产出下降最大的部门五个部门分别是采煤、天然气、炼焦等能源产业和纺织、服装轻工业,其中采煤部门产出下降幅度达到10.68%，长期产出受到影响最大的部门是采煤、天然气、炼焦、石油加工和金属冶炼行业。魏涛远和格罗姆斯洛德[18]认为中国征收碳税虽然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但会使中国经济恶化，经济代价十分高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19]认为，开征碳税会使GDP下降，使各行业的产出、出口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张明喜[20]则认为碳税可以使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下降，虽然对各行业产出有负面影响，对经济影响不大，而且长期影响越来越小。

第6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一、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再分配功能上存在弱化与缺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并且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问题的趋向。在不同的税收结构下，收入分配的调节以及收入公平的实现会有很大差异。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收入来源，所得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流转税收入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20%，此税制结构对公平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校正经济扭曲具有良好的效果。但从我国税收结构来看，“十五”期间，流转税和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分别达到68.2%和23.2%.主要发挥收入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接近7％，占GDP的比重才1％左右，份额相当小。我国目前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虽然充分发挥了收入功能，保障了税收大幅度增长，但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具有累退性，且流转税易转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对收入分配易产生扭曲作用。

二是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各税种缺乏调节整合力，影响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单个税种调节再分配的力量是脆弱的，应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各种税收手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制与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一般为4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即使是个人所得税比重较高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重各税种的整体配合，特别是注重消除流转税的累退性。但是我国目前还未形成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如酝酿多年的社保税、物业税、赠与税、遗产税等税种尚未出台，影响了税收整体作用的相互弥补、协调发挥。

三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上的不规范制约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能力最强的税种，在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职能方面发挥着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作用。个人所得税是从结果上对个人收入进行再调节，但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且缺少完善的纳税人收入管理系统，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还不够。目前，个人所得税65％左右的收入来自工资薪金所得。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以分类课征和代扣代缴为主的制度，采取的是控制税源的方法，对各类来源不同的收入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对相同应税所得不区分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

二、面对我国基尼系数现状税收政策的选择

面对我国基尼系数现状，税收调节应当突出怎样的政策取向？

1.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环节、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公平的税制结构。在税收结构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主体税种的确立。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以效率为主，以流转税为主体。这种税制结构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上的功能比较薄弱，其不免存在的累退性，放大了收入的不平等，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当前应逐步提高所得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并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所得税为主的前提下，整个税收制度具有累进性，所得税比重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小，从而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改变税收调节缺失、弱化的现象。

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应逐步建立起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从个人收入的存量、增量、转让等多个环节对收入分配进行全方位调节。单一的个人所得税难以形成有效的调控力度，应开征相关税种，如在个人收入环节开征社会保障税，对存量资产开征房地产税，对个人投资收益开征证券交易税等，使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控覆盖全过程，形成完整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缩小规避税收调节的空间，确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2.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基于我国对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比较薄弱的现状，当前应当认真研究运用综合手段，强化税收调控：

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虽然这几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但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有差距。个人所得税具有筹集财政收入和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两大功能，过低的比重使得个税的调节功能难以发挥。因此，要在去年调整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率水平，优化税率结构；合理确定减免税项目，严格减免税政策。同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系统，实行收入支付的信用化，使个人的隐性收入显性化。

二是深化消费税制改革。今年4月1日出台的消费税相关规定，虽然对一些税目和税率作了调整，但还不够。建议进一步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拓展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适当增设新税目，将某些超越大众生活水平的高消费项目或服务，如高档别墅、高档电子设备、私人飞机、高价娱乐、名贵宠物等商品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适当调高烟酒、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率，倡导坚持“绿色”标准，节约天然能源，在总体上提高消费税在税收中的比重。

三是可考虑对储蓄利息税采用累进税率。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一刀切地按20%征收，对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者不利。随着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隐性化以及工资外收入的大量增加，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其他所得，比如股息、红利、劳酬、租金、出场费等。目前，对这些工资收入以外的各种所得往往难以控制，从而导致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高收入阶层银行存款储蓄占据我国银行存款的主要部分，实行累进税率，存款多则税率高，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低收入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和投资。

四是考虑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都达到了较大的区间，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控制，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因此应尽快建立完善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征收体制。同时，开征物业税，有利于解决现行房地产税收不统一，计税依据不合理以及房、地分别征税带来的不规范等问题。

3.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和社会要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就是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大力鼓励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在所得税方面给予必要的优惠扶持。对投资农业（特别是高科技农业）、农业基础设施的企业及出口型农业企业，采取与高新技术企业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在一定期限内减免地方税费。改变税收累退性的格局，促进农村要素流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提高农民收入。

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大部分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在税收方面应采取多种形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如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减免流转税；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将账证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允许其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加快所得税的并轨工作，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等。

三是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建议将享受优惠人员的范围扩大到集体企业的下岗人员、失地进城的待业农民以及下岗再就业人员；优惠税种不仅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所得税，还应包括增值税；优惠政策不仅针对生产企业，还应包括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行业、产业，如商业、餐饮、旅游等。此外，对就业培训机构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培训。

四是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具有双向调节功能，一是对社会整体来说，可以实现收入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横向转移，二是对成员个体来说，能实现其收入由青年或就业时间向老年或失业时间的纵向转移。当前应尽快建立起以税收为主要来源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应当与当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统一城乡税制、消除城乡差别的趋势相适应。应实行分项比例税率，针对退休、失业、伤残、医疗等具体项目需要的社会保险支出量，规定高低不等的差别比例税率，使广大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

第7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绿色经济 税收政策 环境税 税收优惠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对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主体在能源使用和环境保护中的外部效应,促进绿色经济的顺利、协调发展,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对此进行干预和调控,而税收政策将是政府推行绿色经济道路中最灵活、有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一、 基于绿色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解读

绿色经济是一种以绿色市场和绿色技术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生态化为基础、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为基本产业链、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形式,是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道路上所体现出来的健康经济状态。绿色经济将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绿色经济的出现及其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广泛开展,标志着人类已经摒弃了传统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做法,转而形成了基于绿色经济、以福利最大化为准则的新价值观。

而我国政府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规划是比较早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可视为初期关于绿色经济的建设的试水,随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各种新型经济发展的理念纷纷被提倡开来。

总的来说,绿色经济近年来在我国的探索和所受到的重视,代表了一种将科学发展观落在实处的政策制定范式的转变。在各种政策制定中,毫无疑问,税收政策的转型应该是绿色经济带动下的最直接的影响。

随着绿色经济的出现,税收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能。“绿色税收”便是这种新型经济下的一个产物。关于绿色税收的定义,学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笔者认为,绿色税收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到,绿色税收政策改变了资源之间、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通过税收价格效应对生产和消费起到调控作用,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不仅鼓励利用可再生资源和废旧物资,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建设环境和谐、节能高效的社会,而且由于环境的改善,减少了环境退化成本和治理成本的支出,从而更好地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二、 绿色经济条件下构建绿色税收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科技的不断进步,为我国建立绿色税制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积淀,这为我国引入或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物质保证基础。

首先,健康的生活模式促进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为我国税制绿化的推行提供了主观条件。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 使得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为我国引入和建立绿色税制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温饱问题了,而将需求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舒适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的生活模式成为时下人们的追求。换句话说,优美的环境、资源的永续应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这也为我国绿色税制的建立打下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科学的政策导向为我国税制的绿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经济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探索没有停滞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前一阶段探索成果的一个总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环境,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要求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我国还积极逐步推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体系的完善,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这些努力都为我国绿色税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也决定了税制的绿色化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再者,国外税制绿化的成功为我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随着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世界各国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采取法制政策手段之外,纷纷引入税收手段。比如美国为了保护环境,不仅开征了二氧化硫税、噪音税等环保税,还及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对现行税制进行“绿色”调整。挪威、瑞典、荷兰等国也相继采取了税收的“绿色行动”,开征了燃料税、塑料袋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固体废物税、二氧化碳税等。这些税种的开征,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有力地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之势。这些国家的成功做法为我们构建中国“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 构建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议

1、 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现行税制

目前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保护环境,实现资源的循环经济利用这一块还存在着不少制度上的漏洞,许多企业就利用这些现存的漏洞,进行各种投入与产出不相匹配的生产经营活动,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实现绿色税收的转型,我国相关税收政策的实施细则应逐步完善,以弥补环境保护的法律空白。针对各种税制的管理,具体采取以下措施:继续贯彻实施增值税全面改革方案,加强政策执行力度;提高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率,引导公众绿色消费,体现国家限制污染性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导向;扩大征税范围,将树木、水源、滩涂等列入范围,推行费改税,将资源性收费纳入绿色税收的有力调控下,并且按照年份,进行切实的调整。

2、 整合绿色税收体系,强化行政管理手段

构建绿色税收体系,通过绿色税收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通过对公众经济行为礼仪的调节,矫正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使其从事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活动,达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目的。在管理方式上,要坚持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并用,经济刺激可以对污染的费用进行有效的预测,但可能会出现因为成本和利益的问题产生偏差,直接管理通过行政的控制对污染进行监控与管理,对费用的关心较少,二者各有所长。当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节能减排工作时,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根据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来决定管理方法,将税收准确运用在最适合其发挥作用的地方。

3、 开征新的专项环境税

环境保护税是国家为了促进环境保护,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而开征的专门性的税,其税收收入通常作为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国外对环境税的引入和实施证明,开征这个税种对于环境的保护、绿色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这一税收模式,将目前的各种有关环境污染的收费项目进行整合,开征专项的环境保护税。从征税对象来看,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主体应该包括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所有单位和自然人,这样可以全面敦促社会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深刻认识;从征税内容来看,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具体可以包括空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以及噪音污染税等等几个独立的税种。

4、 建立科学合理的绿色税收优惠制度

税收能否有效地支持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税收优惠机制是否科学。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机制,应从经济利益方面着眼,从全社会角度计量和考虑综合效益,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形成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首先,确定好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把有利于改善环境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高新技术、环保技术的发展作为税收优惠的重点;其次,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主体,即不论是何种经济实体,只要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符合绿色经济发展要求,都应给予平等的税收政策优惠。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保护环境,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工程,在利用税收政策进行调节时,各种税收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各种税收制度之间可能产生相互矛盾的反作用,从而抵消税收政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蒋海勇,秦艳.《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探讨》.会计之友,2010;05

[2]武亚军.《绿色税制创新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视野,2008;02

[3]张春晖,《完善节能减排绿色税收政策的探讨》,中国商界,2010.04

[4]周国川,《深化绿色税制改革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4.09

第8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当大部分经济学家、金融机构言之凿凿地预测短期内不会加息，且加息顾虑重重时，央行一反常态，不再千呼万唤始出来，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迅速地加息了。

而宣布加息的时点，亦不再是周五收市后或者休市的周六，而是周二，在股市刚刚攀上3000点、十七属五中全会刚闭幕之时，更诡异的是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还没有公布；更匪夷所思的是，此次不再惟美国马首是瞻，而是先于诸国加息。

加息的幅度也不再是常规的27个基点，而是国际惯例的25个基点……

太多的出其不意，此次加息究竟有何玄机?以往在加息时。人民银行通常会在加息公告里对加息之目的作出解释。例如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等，习惯的用词通常为“此次调整有利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等。而此次加息公告，仅公布了利率的调整情况，对于加息的目的却只字未提，是否另有深意?

戏剧性的是，市面上开始流传出一句笑话：“都说男人不可靠，其实真正不可靠的是央行行长。又抑或，这本来就是一个战术……”

集体“误判”

lO月12日由人民日报社主管的《国际金融报》在头版报道，美国东部时间10月10日，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E)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因为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已经发挥了相应作用，现阶段中国不能急于控制通胀率，不过，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份可行眭高的中期计划。他表示，今年内，中国不会加息，不过也承认说，房价涨速过快是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些负面影响。但坚信决策者有能力调控好房价走势。

央行行长如此明确表态不加息，而且有固定的时限――今年年内，是绝无仅有的。难怪报道一出，市场如释重负，沪指一举攻克3000点。

再加上人民银行于10月11日提高了6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由此一来，由于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虽通胀固然有虑，但加患并无可能。中国人民银行郑外『培训学院教授王勇也认为，可考虑年底之前暂不加息，货币政策调控主要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卖方机构除东方证券研究所外，中金、中信、兴业、国泰、高盛、交通银行等国内外投行也纷纷报告认为：年内加息为小概率事件。民生证券指出，加息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很可能会使经济“软着陆”变为“硬着陆”，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但事实却是，央行给了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们一个响亮的耳光。时隔33个月后，央行重新挥舞起了加息大棒，给所有持有理有据的“不加患者”闷头一棍――不好意思，你们都猜错了!　“前几天刚和客户说不加息，谁知道这么快就加了!”一位券商宏观分析员叹气道。 　 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被市场质疑“言行不一”。央行有关人士对《环球财经》表示，我们不对市场传闻评论。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对《环球财经》表示，央行作为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部门，政策需要有前瞻性，若政策都能让市场猜中或明确表态，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则对《环球财经》说，对于严谨的学者来说，“年内不加息”并无事实根据，不应当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现在事实证明，这个明显是虚假的消患。

不过话说回来，央行行长“假消息”?这也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加息为何在此时

通胀水平难以控制；人民币汇率之争愈演愈烈；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商品房价格仍居高不下；四万亿投资计划退出和消费刺激效应的减弱……货币当局面临的问题可真不少，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央行已经从纷繁复杂的政策选项中理出头绪，直击要害――管理通胀和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泡沫。

10月21日，统计局公布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9月CPI涨3.6％。创下23个月来新高。杨涛分析说，此次主要针对通胀管理，改善负利率和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央行选择在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前加息，并且采取的是对称加息。而不是此前广泛预期的非对称加息，是为缓和日益高涨的通胀预期。同时，长时间的负利率也是央行不能容忍的，必须着力改变。

中金公司随后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负利率长期存在将导致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今年以来银行的存款增长乏力，只能依靠加大协议存款、财政存款的吸收力度或变相揽存的方式，来满足存贷比指标的考核，因此提高存款利率有助于缓解银行的吸存压力。此外，长期的负利率也会导致居民的通胀预期增强，央行调查问卷显示，目前的通胀预期已接近2007―2008年的高点，加息对控制通胀预期比数量调控更有效。

直指通胀及房价

“短期来看，加息的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南京证券分析师张文刚分析说，

首先，不断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使得我国自今年2月份以来就开始出现负利率并持续至今，气候的影响以及对今年寒冬的预期无疑加重了通胀预期管理的难度，加息有利于缓解负利率的程度，从而缓解由通货膨胀引发的相关社会矛盾。

其次，信贷投放出现加速趋势、热钱开始加速流入，以及未来可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的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预期，将共同作用逼迫央行未雨绸缪，在刚刚提高六家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久，就再度超出意料地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强化流动性收缩及进一步收缩的预期。

最后，加息将成为前期效果并不明显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催化剂，从供需两方面对房地产市场施加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环比增长51.7％，全国房价同比增长9.1％，环比增长0.5％，楼市调控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可以预料此次加息用于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防范资产泡沫进一步扩大。

建银投资证券研究员邢微微也认为，加息成为触动房价的重要因素。长时间负利率是中国房价泡沫化的主要原因。尽管避免房价泡沫化不是央行加息的政策目标，但可以通过降低通胀预期来间接影响房价，房价下跌的预期将进―步强化。

“加息可能有助于降低短期内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必要性。”中金公司分析员徐小庆补充说，虽然理论上讲，加息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吸引热钱流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反而降低了人民币短期升值的必要性。

过去两个月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加快，也刺激了市场对升值预期的增强。而加息后年内升值速度预计会明显放慢，从而有助于减弱迅速升值的市场预期。此外，加息后海外市场的反应是美元反弹，这也使得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速度会放慢。

倒逼式转型

从对称式加息的形式以及利率上调幅度来看，本次加息充分照顾了银行的利益。

国泰君安分析员姜超说，表面上看，存款利率的上调幅度大于贷款利率，最多达60个基点。但是占据存款总额一半

左右的活期存款利率并未上调，这意昧着存贷款利率的平均上调幅度基本相当。因为活期利率没有调整，所以对于一半的银行存款的成本并没有上升。

但其他行业就没有银行业如此幸运。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仍然偏大，产品的科技附加值较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较低。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及原材料不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骤然增大，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负担，倒逼式转型迫在眉睫。

加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陕速转变的手段之一，新加坡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就伴随着利率的稳步小幅上扬。

东莞证券分析师俞杰说，这种倒逼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貌似无奈之举，但我们分析发现，这有一定的合理『生和规律性。

在经历了80年代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美元汇率大升大贬的货币动荡及1989～1991年经济衰退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克林顿时期，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战后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以信息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传统产业也得到了有效改造，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并最终造就了二战后最长时期的增长。

另一方面，为配合经济平稳运行，美联储在抛弃了凯恩斯主义以财政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政策措施，转而实施“中性”稳定一贯的货币金融政策，并及时进行微调，这期间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不断上扬，并使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这对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恶化产生了根本性作用。已进入加息通道?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从加息公布的时点判断，央行可能得到了超过一次加息的授权，连续加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考虑到未来几个月直至2011年二季度的通货膨胀趋势，负利率的状况在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仍将持续，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直到明年二季度之前可能都是难以排除的。

建银投资也报告称，加息周期可能提前开始。首先，在贷款增速连续6个月环比回升下，国内经济“见底回升”概率增大。其次，尽管前期M，持续回落至21％，但这仍是历史较高水平，成为通胀温床。因此，在美国量化宽松概率增大与国内农产品供给紧张背景下，通胀预期将继续攀升，四季度CPI将在3％左右。此外，2011年，在国内需求稳定回升下，如果大宗商品继续上涨与国内农产品供给再出现问题，CPI存在升至4％可能，持续加息难以避免。

第9篇：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山西；中小企业；发展；经济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048

[中图分类号]F27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02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在繁荣经济、扩大就业、推动创新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三五”以来，我国面临着复杂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国内产业格局不断发生变化，金融市场面临调整，经济格局正面临着转变。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下滑，导致外向型出口中小企业的订单急剧减少，美元等币值的不稳定使出口贸易的风险加大，我国周边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更是增加了贸易的风险性。作为我国企业的主体，中小企业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艰难的发展。山西省作为一能源输出大省，在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断摸索着前进。由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产业布局，山西省的中小企业一般以能源输出和重型装备等为主要业务板块，而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改变山西产业中固有的能源经济形态，实现山西省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变是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改革的大趋势下，山西省中小企业如何改变经营思路，转变企业构架，把现代经营理念和高科技技术应用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中已成为经营者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1 山西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转型面临的问题

山西省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产业布局，其经济长期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初级产品和重型装备制造为主，中小企业在经济布局上也长期依赖山西省的传统工业产业。党的十以来，我国提出要转变山西省长期以能源产业为主的经济布局，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山西省经济的健康发展。受全球经济影响和我国对能源需求的下降，山西省的传统经济结构受到了冲击，中小企业的生存成本持续上涨，利润空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由于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不少中小企业“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目前，山西中小企业主要都是一些规模小、管理水平较低的粗放型企业。在山西省内，晋中地区由于太原的辐射优势，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合理；晋北地区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内发展强劲，乡镇发展落后。面临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山西中小企业需要加快转型步伐，自我发展，加速提升。

山西中小企业在适应新经济的同时，应不断发展自身，壮大企业，但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重重困难。首先，受限于山西经济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中小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往往受到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以及公共关系风险。目前，全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生存的政策法规不是很完善，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中小企业开办及转型受到各个政府部门的限制较多，审批和手续环节多，各个政府部门对企业干预多。其次，山西省中小企业没有应有的金融体系保障。目前，银行和国有金融企业一般只针对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放贷。基于中小企业严峻的生存的条件，各银行一般对中小企业是不放贷的。各个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不得已只能从民间金融机构借入高利息的贷款或使用其他手段吸引资金，造成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极为不稳定，这也是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再次，虽然各级政府均有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但是落实困难。目前，山西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只有5千万元，资金使用分散，对使用的中小企业要求高，支持领域有限。很多支持项目门槛高，技术要求高，中小企业根本无法达到，使优惠政策成了“只能看、不能用的优惠政策”。同时，由于市场准入机制受到地方政府的管制，受益于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在很多领域的准入过程中，会给中小企业设置层层门槛，使中小企业难以进入。

在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上，首先，由于我国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严酷性和我国经济政策的波动性，我国中小企业偏向于时间短，见效快，风险小的项目和领域，在一些需要长时间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的领域基本见不到中小企业的身影。这样的中小企业经济格局造成了我国中小企业无法长期持续发展的情况，无法形成中小企业成长的长效机制。其次，山西省中小企业家族式发展情况居多，无法形成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家族式企业在创业初期是非常适合开展经营活动的，但是家族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企业的经营构架很难向现代化企业构架转变，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再次，作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创新力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但是在山西省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力。创新力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但是创新力也是需要企业长期投资、见效慢的一个领域。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生存条件恶劣，无法提供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去进行创新，这也是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最后，中小企业缺乏必要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是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问题。

2 山西省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对策

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外在与内在条件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它需要政策长期稳定的执行和对中小企业长时间的扶持。在我国给予中小企业宽松的发展环境是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最重要支持，如给予其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发展机会。同时，应该保持政策的稳定执行，不可以随便修改和停止。

在政府层面，应该从省级政府层面上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并保证落实。政府在引导中小企业退出传统行业的同时，应帮助中小企业向新兴产业发展，帮助企业解决在技术、生产、经营上的难题，在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牵线搭桥”，引导高科技产品与中小企业融合。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对转型企业实行税费上的减免。推进政府服务体制改革创新，简化审批手续和程序，让企业集中精力发展。减少和降低各种各行业限制和准入条件，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允许中小企业进入各种市场。消除地方和行业保护机制，保证中小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健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体系，建立为中小企业培训各种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针对山西省特殊的产业结构，应该有针对性的对中小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在山西省中小企业中生产煤焦、生铁、钢材的中小企业占到山西省中小企业的七成以上。在促进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引导能源依赖型中小企业向高科技企业和绿色生态企业转变，寻找新的企业增长点，调整山西的产业结构，引导山西中小企业进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

在金融领域，积极拓宽资金引进渠道，引导国有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放贷，同时放宽民间融资的限制，控制融资风险。政府对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应该放宽贷款限制，使国有金融机构可以向中小企业放贷。对有风险的高科技企业，应该研究出一套包含企业、银行、保险公司等诸多金融机构的贷款机制，让国有银行敢向中小企业贷款，当贷款出现风险时，由保险公司进行担保并进行赔付。放宽民间金融机构的吸储和放贷限制，引导中小企业以多种方式进行融资，拓宽融资渠道。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小企业应加强对山西本地人才的培养。山西省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但是山西省存在着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在政府的引导下，中小企业应加强对劳动者的短期培训，使劳动者快速掌握一门或多门生产技术，为中小企业服务。各大专院校应该开设长期的培训班，为在职人员提供可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水平的场所，快速提高全省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素养。

在引进高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管理人才方面，政府应放宽对各类人才的落户和政策限制，鼓罡骼喔呒度瞬牛尤其是外省和国外山西籍人才回晋创业就业。建立各种回晋人员创业基地，提供各种优厚的条件，吸引各种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把各国先进的高科技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回山西，促进山西省中小企业快速发展。鼓励各类高校、研究所与中小企业建立科研上的联系，促进科研人员把科研成果在各中小企业内“开花结果”，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完善各类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保证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支持，为山西省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