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法律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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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工程法律论文范文

【关键词】行政程序/效率功能/时限

【正文】

长期以来，法律多是从实体内容角度着眼于结果来规范行政行为。然而，由于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单单侧重于实体法的作法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于是行政程序法开始受到重视。行政程序法通过控制行政行为的过程来实现行政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其正义功能和效率功能上。正义和效率不可或缺，而效率是正义的必要条件，不讲效率又是我国行政实效低下的症结所在，因而强调效率功能对实现我国行政法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

行政程序法是重要行政程序的法律化，行政程序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及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从起始到终结的过程。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来看，行政程序表现为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及时限。行政程序具有科学性、正义性、合理性的特质，体现在行政程序法的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上。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严格的规则。如行政公开，调查取证制度、告知制度、教示制度、回避制度等，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被限定按法定的程序进行，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保护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免遭行政权力的威胁和侵害。行政程序法的正义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效率功能却常被曲解。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指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这里所说的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不同于有些文章所说的“效率模式”，它不是指以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主要目标，更不是指先牺牲正义来提高效率。它在现有的正义——效率侧重基础上探求立法和执法中效率功能的最大化，举例来说，强调效率功能并不是要把原先的二审终审改为一审终审，而是努力从立法上配置使每次审都以最小消耗来完成的制度，并使之实施。对效率功能，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著作《行政法》中写道：“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摩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正因为它们主要是维持公正的原则，可消除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了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这段话从行政程序“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及时实现公正，从而减少相对人利益损失等方面说明了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注：转引自孙笑侠《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另外，行政程序法本身具备了提高行政效率的特质。行政程序来源于漫长的行政实践历史过程，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同类或同样的行为程序不断选择、改进”（注：谌中乐、王敏《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的结果。人们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计了不同的行政程序，对同类行政行为根据其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程度设计了繁简程度不同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而其它的处罚则要适用“传唤、讯问、取证、裁决”的程序。如果前类处罚也适用后面的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投入的资源和成本将大大增加，行政效率自然就不高了。因此，行政程序法设计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离制度意欲使行政资源浪费最小化。

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还因为它的高度规范性和权威性。行政程序法作为独立于行政实体法之外的重要部门法，其本身凝结着正义要素(proceduraljnstice)，这导致程序合理性即行政权力若依严格正当程序行使，那么这个结论就被认为是合理的，非经法定程度不被否定，即“制度设置原则”(rincipleofinstitutionalsettlement)，这体现在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上。因而行政程度法能使行政行为具有确定性、合法性和稳定性，一般一经作出就会产生法律效力，会被服从，这样就维护了行政权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以时限规定为例分析制约效率功能发挥的因素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由其具体制度来实现，其中时限制度最集中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完成行政行为及相对人参与该行为的连续过程。这就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完成的必要的时间限制。以行政许可程序为例，许可行为的各个阶段都涉及时限规定。首先，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30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次，行政许可机关应当及时受理许可申请。第三，对行政许可的审查应当抓紧进行。我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对于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国务院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机关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90天内决定是否批准。最后，许可结果必须及时告知当事人，不得拖延或不予答复。

时限制度直接结合了行政效率和相对人的利益，各国行政程序法一般都在原则规定之外设专门规定。《澳门行政程序法》“在非官僚原则及效率原则”指导下规定了行政机关有“快捷之义务”。该法第5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采取措施，使程序能迅速及时进行，因而，应拒绝作出及避免出现一切无关或拖延程序进行之情事，以及应命令与促成一切对程序之继续进行及作出公正与适时之决定属必需之情节。”同时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期间与延期”。

我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中对时限规定也有所体现，但在立法上还是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效率功能的发挥。如行政处罚程序的期限仅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极少数行政法律规范中，而在《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范中没有时限规定。有时虽有规定但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冲突，造成实践中难以执行的情况。《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对行政处罚没有统一的规定，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行为各个阶段作了相当多但又不尽一致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规定，各法规、规章中和《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修改的内容仅限于行政处罚权的设定，相互冲突的时效规定仍各自有效。除此之外，不少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尽管有时限规定，但立法者经常回避违反此规定的法律责任或只是笼统地提及应“承担责任”而不规定依据什么承担何种责任。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公安机关违反6个月的规定应承担责任”。至于责任形式等没有具体规定，这种规定形同虚设。

公认地，立法完善至少应符合四条标准：一是出台及时，包括及时出台新法律法规和及时检查和修订原有法律法规。二是内容齐全。三是精神一致，实体法与程序法、同等级与不同等级法律法规和谐统一。四是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预期目的具体制度，最主要的是责任制度，因为权利的实现比权利的宣告更重要。根据这些标准，目前有关时限的规定无疑是不完善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行政行为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立法中缺乏预见性、超前性及法律条文简约、内容笼统、适应性不强是产生时限规定空白点及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不规定违反时限制度的法律责任的决定因素是偏向行政主体的立法思想，这样，必然导致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及行政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上的欠缺是制约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之一。

三、充分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条件

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只有通过实现才具有实际意义，而要充分实现效率功能需要完备的外部条件及行政程序法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合理化。

（一）外部支持

提高效率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是行政权膨胀，社会事务繁多而行政资源有限。“鉴于机关的财力总是有限，且通常不足以完成所有的法定职责，考虑行政程序的效率必不可免。”（注：盖尔霍恩、利文《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中译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行政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又决定了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其他法及其他机关对行政效率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效率原则的宪法依据及对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最大支持。

提高行政效率的直接障碍是国家机关重复设置，职能重叠，利益竞争，责任推诿。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基本条件就是各机关分工，统一高效协调运作，避免职能重叠，尽量减少管辖权冲突，从而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另外，行政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充分发挥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还要求相对人对行政程序法的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行为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心理观念作出选择的外在表现。心理观念不同，就会有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效率功能实现的程度也就有差异。提高相对人对法的认同程度，需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认同程度的提高，法实施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会更大。

（二）行政程序法的合理化

行政程序法本身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效率功能的实现，完善行政程序法是发挥其效率功能的内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在理想的情况下，具备如下特征的制度能以较小的人力、财力较快地实现管理目的：1、主体目标明确；2、行政过程步骤紧凑，简化易行；3、相应制度合理相互配合。体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主要制度有：时限、、简易程序，紧急处置，行政终局、复审不停止执行等等。

我国行政程序法确立“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固然重要，但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设计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以上主要制度我国行政程序法律文件或多或少都有规定，问题是如何使它们更加合理。第三部分分析了时限制度的不足，针对时限制度立法上的种种欠缺，当务之急是及时建立详尽的一致的时限制度。第二，明确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合理的作法是：可以取得权利的，超过合理时间，相对人自然取得权利；可以导致义务消失的，超过合理期限，相对人义务自然消失。同时对取得的权利及消失的义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保留审查权。对行政主体方面，违么了时限规定的行政行为是缺乏行政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属于步骤违法的情形之一，应当被变更、被撤销或重新履行。

体现效率功能的制度也亟待完善。制度指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或无法履行法定义务时，依法由他人代而为之，而该务及行政相对人权利。有关行政相对人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请求人转移及《行政复议条例》中复议申请人转移等等，最明确写明的是《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对行政主体的见于《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的委托规定及《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是事务的主体具有可替代性，而使顺利进行的决定因素是人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

制度可以确保行政职权实施的连续性，适当分散行政主体的管理事务，减少行政失职，提高行政效率，制度还能使不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行政相对人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制度尤其是行政主体的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和实践中都不发达，究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行政水平总体很低，行政事务只能由专门的行政人员来管理，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的机关或个人不多。另外行政机关冗员，某一行政人员因故缺席一般不会导致某一职务行为中断，许多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所行使的职权是特权，拖延几天也是无可厚非的。二、对相对人来说，因为法律工作者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多数相对人认为只有躬亲才能放心。因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多是被动产生，如相对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产生。

完善制度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疏散行政机关冗员，确立首长负责下的行政人员“个人责任制”，使行政人员偶然无法或不能行使职务的行为对其产生不利后果，同时引导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从诉讼到非讼扩展。二是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定的条件、形式、程序及责任等内容。

有待进一步合理化的制度还有不少，如听证程序，应增加事后听证的规定。如果行政处罚针对的事实属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实施而来不及事先听证，或者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失如罚款时，都可以由行政机关先作出并实施行政处罚，然后利益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要求举行正式听证。

四、结语

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之一，也是改变我国行政实效低下、实现行政法治的利器。然而，效率功能受到诸如立法欠缺、行政观念错误及行政能力不足等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去培育可能的外部支持力量，并不遗余力地完善行政程序法的具体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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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乃根．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4]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

[5]张国庆编．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第2篇：工程法律论文范文

关键词：工程招投标；诚信义务；低价中标；法律问题

Abstract: in the bidding law "has been issued and implemented, China's construction market changeable, and constantly toward market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direction, a project legal pers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bidding system,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system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the four basic system as the core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step by step has been established up, construction project bidding entered the stage of according to law. This paper will be to our country of project bidding the obligation of good faith and low prices of the legal issues on som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Keywords: engineering bidding;obligation of good faith; Low quoted price; Legal issues

中图分类号：TU7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中关于诚信义务招投标低价中标的法律问题探讨

依据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其中明确规定，依法公开招投标的建筑工程项目应采用合理低价中标法。合理低价中标法的广泛推行，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我国施工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的有效保障措施。对于行业规范招投标行为、维护行业市场秩序、防范行业恶性竞争的保障也是具有相当好的实际效果的。但是，鉴于我国建筑市场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部分投标企业为了能够在发展大潮流中占得一线生存机会，不择手段地压低投标报价，这种现象造成诸多不合理的低价中标现象与不诚信问题，严重不符中标施工企业自身的经济、技术水平，对于建筑市场的冲击可想而知。如何针对工程招投标工作中德诚信义务问题与低价中标是否合理做出判断以防范建筑行业恶性竞争，就应该从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与具体的操作程序入手，以下主要从法律法规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我国建筑市场招投标工作的现状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报价法，大多数招投标的中标选择是以最低报价为唯一抉择标准，严重忽视了施工企业技术标准的重要作用，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国家制定相关招投标法的意愿。招投标工作的技术标主要是经过施工企业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向招标委员会提供展示相关技术的诸多指标及施工能力。技术标能否最大限度地为招投标工作提供实质性的选择条件要求，这样的情况主要取决于评标委员会专家成员的负责程度、诚信义务以及个人掌握相关的技术水平。

诚信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于我国建筑工程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诚信义务必然会成为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当今行业招投标工作的基本准则。但是，由于建筑行业“人口众多，部门繁杂”，无论是准则还是法律，都会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作诚信义务是空头口号。这样对于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存在的诚信危机就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办法进行严格监控管制。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体系中主要存在建设建设项目招标人（建设甲方或业主）、项目投标人（建设施工单位或乙方）、招标机构（中介机构）、造价编审委员会、监理单位、政府行政监督机构等。这些当事人如果存在一方或多方出现有失诚信义务的行为，都极有可能为共同建立的道德诚信金字塔造成整体全面地崩塌，招投标工作就会出现极度的不公平，诺守诚信的当事人必定会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对于有违诚信义务与合理低价中标的行为主要归纳如下：

（1）建设项目招标人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建设项目立项审批过程暗箱操作故意在工程量上做文章，减少招标投资估算，以规避招标。不能及时提供或故意拖欠工程款，意愿投资企业垫款。将招标工程项目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分包代管进行招标。展开招标工作后，要求不合理的二次下浮，签订模棱两可的阴阳中标合同。公开招标中建设项目招标人故意提高招标限制条件，对潜在投标企业进行排挤。工程完工结算，对施工企业提供工程款不够及时或故意拖欠等情况；

（2）项目投标人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项目投标企业在投标报名过程中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拉帮结派等私下违规活动以便搞围标和挂靠。在投标过程中，帮派共同串标抬价以达到排挤其他投标企业的目的。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刻意以停止施工或减缓施工进度威胁设计变更。在竣工结算工程中，勾结造价编审委员会成员高估冒算。

（3）招标机构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直接无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照顾个别项目招标人在意的投标企业。与投标企业勾结，暗箱操作中标。对不同投标企业各执一词，执行标准带有歧异性。

（4）造价编审委员会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与项目招标人暗中勾结，故意压低造价。与项目投标人共同串标刻意做高预算。

（5）监理单位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对上敷衍，流于形式，对下工程量变更随意签证共同渔利。

（6）政府行政监督机构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容易对有联系的当事人打感情分，执行奖惩标准严重不平衡，疏于对当事人的管理监督。

以上诸多方面问题的出现主要的原因皆在于各个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与信用制度不健全的缘故，在实际的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中应重点从这两方面进行大力监督与管理。

二、关于完善工程招投标诚信与法制体系建设的建议

工程项目招投标关于诚信义务与合理低价中标的问题应该贯穿与整个招投标活动的整个活动过程，要做到完善工程招投标诚信与法制体系的建设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针对当事人工作诚信义务与法制观念进行加强教育，能够做到将诚信教育、法制教育同我国目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有机合理地结合，并贯彻落实，有效宣传和广泛应用；

针对参与招投标工作的当事人进行全方面的诚信记录和法制考核，建立起一个各方互相牵制可循环的诚信义务考核机制体系；

（3）政府行政监督部门要组织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协调工作，建立统一标准的奖惩制度，惩戒有失诚信义务的当事人，保护诺守诚信方的利益。

三、结束语根据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经验分析，最低价中标法是一种从理论上比较优越，实践中比较可行的建筑工程招投标的方法，非常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应用。在工程招投标实施过程中，以低价中标为原则，以工程担保及诚信等级为保证，加强招投标技术标的评审工作，在未来的建筑工程招投标市场中，将制定更为健康、更符合中国目前国情的招投标法律法规，并最终向无标底的最低价中标法发展。它的应用必然会成为未来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十分重要的角色，必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3篇：工程法律论文范文

一 美国、日本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1826年，美国哈佛学院率先招收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开设了一些较高层次的专门课程，这标志着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开始。然而，美国研究生教育诞生最初的一百多年中，国家对研究生入学考试与招生并没有统一要求，而是由各个高校自主决定。直至1937年，哥伦比亚、哈佛、普林斯顿以及耶鲁这4所大学判定考生是否能够被录取为本校研究生院研究生相约开始共同采用一种试题来进行，这种测试就是美国GRE(Graduate RecordExamination)考试的前身。GRE考试作为美国的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它是一种全面性的考试模式。历经70余年的实践和探索，以CRE,考试为核心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特色愈加明显，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影响最大、最有效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思想呈现出新国际主义的特征，因此，其招生制度也向着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日本的研究生教育历经了125年的坎坷发展历程。日本明治政府于1886年就创办了东京帝国大学，并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和设立大学院，从此揭开了日本教育史上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页。在这不断推进的研究生招生改革中，学科齐全、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伴随着日本社会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其研究生招生制度也成为了其高等教育制度当中的闪光点。日本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制度有较大的自主性，招生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道关口，故考生的资格以及能力备受重视，从招生对象到入学考试要求都非常严格。研究生招生有从严把握和导师有无能力指导两条基本原则。日本研究生招生制度也十分注重招生考试的自主性，各院系自行出题，考试的内容丰富多样且强调学生自身知识的积累，没有统一标准的考试。此外，日本研究生招生向来趋向从严，重视质量，从不苛求招生数量的发展。

二 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的差异

在招收管理体制方面，美国的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分权。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生招生制度干涉较少，主要是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运用政府拨款、发文倡导的模式对研究生招生进行微调。各个大学都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为基本的法理依托，因而在关于研究生招生的事项上招生单位具有自主决定权。美国的教育有关部门仅仅是通过一些国情咨文的形式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却没有决定权，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掌握了研究生招生的话语权，它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生源、师生配置比、教育基础设施承载量和导师科研项目等一些要素来决定自己每年的研究生招生规模。鉴于此，美国国家以及地方的教育部门无权对研究生招生作出统一的规划，研究生招生也由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自己组织。伴随着美国NPO和民间公共服务机构日益壮大，这些组织和机构也开始在研究生招生中扮演起重要角色。这些组织和机构比较典型的有：教育考试服务处(LSAC)、法学院入学委员会( LSAC)、医学院入学委员会(AAMC)等等。这些机构主要是用于协调研究生考试当中的一些行政性事务，成为教育行政部门事务治理的有益补充，能有效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和谐发展。

就日本的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而言，日本十分重视科技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因而非常注重大学的创新能力培养。为激发大学教育的创造力，日本赋予了大学极大的招生自主权，每个学校完全可以依照各自章程的相关程序来决定招生的计划问题。为进一步确保大学的自主权得到全方位的发挥，文部省还颁布实施了“大学设置标准”，明确大学在事关学术方面充分享有自主权，这当然包括了研究生招生的事项范畴。此外，该法规也强调，各个大学以及各个研究学科完全有权力依照本学科专业的内在特性而决定每年研究生招生以及培养的规模。此外，在确定招生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导师指导学生的精力。可见，此规定充分考虑了学科自身特色以及师资力量的承载能力等诸多要素。同时，日本的研究生招生十分注重产学研一体化，将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当作研究生培养的一个考量要素。此外，日本研究生招生时还十分注重考虑社会对于研究生的承载力，即将社会对于该类人才的紧缺程度作为一个需要关照的方面。

中国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因而具有严重的计划主义倾向，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其变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指标要素，严重背离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初衷。现在一些地方高等院校，从招生专业到招生规模都要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层层报批。为此，中国在各地设立了教育考试院或者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等专职负责处理研究生招生问题。而依照大学自治的核心内涵，这本应该是大学章程范畴之内完全由大学自我负责的事项。于是，研究生招生不依大学章程——这一大学的小宪法，而是依据教育行政部门红头文件的怪现象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大学研究生招生就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缩影。

三 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报名程序的差异

美国的研究生招生程序是先考试后填报学校志愿类型的，也就是首先要考试的成绩通过最低控制分数线之后才能进行填报院校的志愿。通常而言，在参加考试的时候没有限制条件，但在选择学校时，各类学校会根据自身的特色制定一些不同的要求标准。比如，申请硕士学位时，首先要拿到标准化考试成绩，然后再依据各类院校以及自身的不同情况申请自己满意的学校。因为实行的是申请制，所以同一个学生可以向多个不同的学校提交申请，然后再挑选自己最为中意的院校。在这种情形之下，同一个学生也很有可能被不同的院校录取，进一步促进了学生和学校二者的双向选择权。也正是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氛围之下，推动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日本的研究生招生，每年在考试之前，各个大学的学部和研究科室都会将依据各项指标测算得出的招生计划公之于众。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各个大学“招生简章”目录中的信息，了解各项目的研究生报考条件、申报手续、考试日期、考试科目、招生定额和发榜日期等。当然，几乎所有大学还会将本校的研究生课程目录、学分要求、指导老师、考试科目、学生毕业就业情况等公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上，以方便学生更好地了解该校研究生教育状况，从而帮助他们挑选中意的学校。

中国研究生招生程序所采取的也是先报名，然后由学校负责对报名人是否符合报考资格进行资格审查，当学生通过资格审查后，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或学校自主命题考试的方式（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再划定一定的复试分数线，达到复试分数线之后，学校组织导师通过面试的形式挑选自己中意的学生。当然，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在教育部的研究生指标的控制之下。当前，国家对于研究生招生指标的控制主要是这样的，国家教育部、发改委、人社部首先下达本年度研究生招生指标计划总量，然后由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发改委和人事厅（局）等多个相关部门协同招生单位会商各单位研究生招生指标数量与规模，同时各个招生单位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上报研究生招生年度计划，最后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各个单位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上报教育部等待核准，教育部在核准之后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发文到各个招生单位。

四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差异

美国的研究生考试被称为GRE,考试，它是一种全面性的考试模式。一方面既包含了对基础知识的考察，也十分注重考察扩散思维，从而通过此种考试的方式促使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此考试还内在地契合了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要求，包罗范围广袤，同时采用标准化考试的模式，真正注重发掘学生的各项综合能力。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应试者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较大波动，从而使测试的效度和信度得以保证。考试成绩可以保留五年，学生可在此有效期内申请学校，避免了每年重复考试的各项耗费。此外，美国的研究生招生不惟成绩，学生的专业背景也被列入学校招录考生的考量范围。他们一般比较青睐那些多元化学科背景的学生。比如，在美国就不存在所谓的法学本科专业，他们的法学研究生都有着多学科背景，这样便于学生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看待专业问题。

日本的研究生入学不存在所谓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其入学考试充分地尊重学校的自主权，一般根据各个学科的特色由学科组成员命题，通常情况下包含了外语水平测试（包括笔试和口试）、专业领域知识的测试，最后由导师组成员组织面试本学科的考生。就外语水平测试而言，不同的学校一般不同，常见的形式是学科组老师在本学科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中摘录一部分，然后对文章进行笔译，笔译完成后，再由导师组织学生进行专业口语测试，一般涉及专业术语和普通交流两个部分。该考试希望借助此种办法促使学生掌握学科的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进行最简单的外文文献搜集及相关资料整合。东京大学法学和政治学研究方向学生入学，外语可从英语、法语和德语中任选一门，报考中国法（亚洲政治）、俄罗斯法（俄罗斯政治）和西班牙法（拉丁美洲法）等方向的考生，还可以选择汉语、俄语或西班牙语。以英语试题为例，日本研究生入学考试涉及到法律论文的阅读和翻译（英译日、日译英），试题全部为主观性题目。在专业知识的考察方面，主要侧重于专业基础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科类学生通常是通过实验或者具体的操作，而文科的研究生一般是通过撰写论文的形式进行。应试者在考试所列的科目中可以任选其一作为自己的测试科目，当然所选择的科目必须与所报考的方向一致或密切相关。笔试合格则可进入下一轮面试，通常而言面试的主考官是学生自己未来的导师，一般会要求学生简要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然后再由导师随机抽取其中的关键部分进行提问，学生即兴回答。当然，整个面试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加深导师对于学生兴趣点的把握，此外还用于测试学生专业知识的储备情况、表达的流畅程度、逻辑严密程度、思维活跃程度等多个方面。

中国的研究生招生一般是考察学生的专业知识，而学生的知识结构多元化问题则长期被忽视。此外，对研究生未来的研究潜力方面的考察也不够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也由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常常流于形式。而这种仅仅注重专业知识的应试类型的选拔人才机制，很容易埋没抻那些研究视野宽广但不擅长应试教育的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在学生选择导师机制上也缺乏双向选择机制，很多情况下变成了导师单项选择学生，这严重异化了导师与学生双项选择本该具有的择优选拔、双向互动、互为推动的动态选择机制。因而，很容易引发应试能力强而研究能力欠缺的学生充斥着研究生队伍，这样既不利于导师对研究生的进一步培养，也违背了国家通过研究生考试选拔优秀人才的出发点。

五 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录取制度的差异

美国的研究生录取标准，不仅关注GRE的考试成绩，还关注众多要素，并非将考试看作唯一标准。比如，除注重报考考生GRE的考试成绩外（美国不划定最低合格成绩，由各个学校根据自己学校的生源质量以及学科定位自由裁量），还需参照学生本科成绩的绩点，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学生的动手能力，个人推荐材料中的自我评价，学生所提供的研究计划和推荐专家的评价等众多要素来决定该考生是否被录取。此外，据有关资料了解到，194所开展研究生教育计划的院校1978-1979年度工程类研究生招生相关信息的汇总，包括指导教师、入学要求、提供材料、学位要求、计划特征等，入学要求学生提供GRE成绩和本科学习成绩，并有一定的绩点分数要求，推荐报告必须填写若干表格，包括对学生多方面表现的评价。由此可知，美国的研究生录取所采用的是综合评断的标准，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研究潜质，这样便于发掘具有研究潜质的优秀人才。仅凭一次考试很难全面评价个人的研究潜力，只有综合这些多样化来源的材料才尽可能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帮助国家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到科研队伍中。此外，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仅仅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合规性审核，考生录取与否主要取决于研究生导师所在院系的教师联合会。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录取采用的是多元化与全面化的标准，在整个录取标准中要通过价值衡量的办法选择优秀人才，从而推动美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蓬勃发展。

日本完全实行大学自治，大学各学部所属的研究科委员会有权最终定夺本校的研究生招生录取，录取标准和录取结果统统由他们决定。就日本而言，在研究生招生中不仅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还注重考察学生的研究潜力，其中很关键的一个要素便是考生从事论文研究以及科学实验的能力。除了这两个重要标准之外，还会参考一些如考生本科阶段的成绩表、报名调查表、入学志愿表和健康诊断书等材料。通常情况下，考生在报考研究生时要提交一份自己拟研究领域的计划书，通过此计划书导师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测评学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动机，另一方面还能够考察考生的思维清晰度、研究计划可行性和研究潜能等。与中国类似，日本也存在所谓的定向培养与委托培养研究生，不过这种类型的研究生通常仅仅参加面试，由导师判断其实际经验以及培养潜力，而不需要进行笔试阶段的测试，如果面试合格的话，即取得入学资格。

中国研究生考试录取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贯彻“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勿滥”的原则，经过初试、复试、政审等环节，最终确定研究生的录取名单。一般情况下，中国研究生入学录取既要考察考生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学习能力，还要考察其思想政治表现与身体健康状况，根据这两者的综合考察结果最终决定是否录取。当然，中国研究生录取是以考试（初试和复试的综合成绩）为主，此外，把平时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各种表现作为重要的参考要素。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研究生与国家计划内研究生在录取标准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培养模式上有所差异。相较美国和日本的研究生考试录取更加注重研究生的研究潜质而言，中国则更加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因而，中国在研究生录取中对学生提交的材料不够重视，很多情况下流于形式，这就很可能导致系统地发掘优秀学生潜质的机制缺乏，更甚者不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毕竟，研究生教育是一套不同于本科教育的培养模式，若还一味采用本科式的“一考定终身”的形式来选拔很不科学。此外，研究生精英教育的性质也决定了必须以考核研究生的潜能为主。所以，在制定研究生录取标准时要强调对考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察，不能以单一化的标准来选拔优秀人才。

六 美国、日本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必须进一步完善招考程序，从而促进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规范化与法治化。美国和日本十分重视研究生招生制度程序的规范，而中国研究生招生中滥用职权点招、巧立名目扩招等不规范现象频繁出现。各个研究生单位也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套较为完备的研究生招生程序，从而从根本上推进研究生招生程序机制的良性运作，进而最大程度发掘优秀人才。

第二，必须赋予各个招生机构自主权，不能全国一刀切。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中各个招生单位通常是依据全国统考的成绩来录取研究生。为了有效应对这一局面，可以设计较为灵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时间，确保学生在就业和考研的时间上不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