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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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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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雨林.小城镇建设与城乡协调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86（4）.

③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70.

④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J].厦门大学学报，2000（4）.

⑤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

第2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字]会计职业教育　台湾　特色

台湾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功不可没，为各行业输送了大量的实用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当前大陆的会计职业教育在为社会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会计人才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和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台湾会计职业教育的特色对大陆职业技术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台湾会计职业教育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建立完善的会计职业教育体系

台湾自1968年起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学制的国民小学和三年学制的国民中等学校教育对于台湾地区的所有及龄国民是属于义务的，相当于大陆的小学和初中。国中毕业生就面临分流，进入普通教育体系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体系包括普通高中、大学和研究所，大学指的是本科层次的大学及学院，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

在台湾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技术教育被称为“技术及职业教育”(简称“技职教育”)。技职教育体系包括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与科技大学。高级职业学校是属于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相当于大陆的中等职业学校，以培育基础技术人员为宗旨；专科学校是专科职业技术学校，以培育中级实用人才，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为目标；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属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属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教授应用科学及技术，养成高级实用技术人才”为目标，如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台湾地区)的办学理念之一就是为产业界培养解决实务问题的最佳咨询顾问与坚实后盾。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亦可设置研究所，培育硕士及博士等研究人才。从技职教育体系来看，台湾的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形成了包含高级职业学校、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完整体系，目前属于技职体系大学计有“国立科技大学”12所、私立科技大学34所、“国立技术学院”4所、私立技术学院27所、“国立专科学校”3所、私立专科学校12所，持此之外还有高职学校156所，共计248所。各层次的职业教育定位清楚，培养目标明确。除了专科学校，高级职业学校、技术学院与科技大学都设有相关的会计事务科或会计系，而15所专科学校没有设置相关的会计科或系。因为上个世纪末政府鼓励专科改制技术学院，技术学院改名为科技大学，因此自1997年起，台湾大多数的专科学校已陆续改制为技术学院与科技大学，现有的15所专科学校中有14所是护理、医护管理或健康管理专科学校。

相比之下大陆的职业教育却只有职业高中、职业技校或中专到高职(大专)，之后就很难有再深造的机会了，即使有专升本的机会，但毕竟是少数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还需要高素质的人才，理论与技能并重的人才，能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而仅有大专层次的高职教育显然是不够的，应当把职业教育拓展到本科以上体系。

二　注重会计理论与实务结合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更侧重于实践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台湾的职业技能教育就很好地体现职业教育的本质。

(一)教师的社会工作经验丰富

按照台湾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第14条的规定，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体育、艺术、应用科技等以技能为主的教师聘任或升等，得以作品、成就证明或技术报告等代替专门著作送审。第15条规定只要是从三年制专科学校毕业，曾从事与所习学科有关的研究工作、专门职业或职务二年以上可以被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得聘为助教，讲师及助理教授也有了类似的规定，可见社会工作经验的重要性。台湾职业院校的教师大部分有在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过，具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台湾)会计系有9名专任教师，其中8名教师都有社会工作经验，他们或来自政府部门如审计部，或来自一些基金组织财团法人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或来自企业如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租赁公司等，而且还吸纳了2名非会计专业的教师，如电脑硕士或系统工程师，聘请了5名的兼任教师。又如，国立屏东商业技术学院有12名专任教师，10名教师在担任教师之前从事过会计相关的工作，其中6名教师有过在事务所担任职务的经历，3名曾在企业或部队担任过会计相关的职务，1名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2010年2月台湾“教育部”出台的《技职教育再造方案》中鼓励技专院校新聘专业科目教师应具有一定年限事务经验(具与任教领域相关的专职工作年限3年以上或兼职工作年限6年以上者)，并将执行成效纳入私校整体发展奖补助指标。教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是职业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强有力的保障。而大陆很多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从校园毕业后直接进入校园授课，实践能力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二)注重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从台湾各职业院校设置的课程来看，一般都有安排相应的课程实习，除此之外一般都有开设专题制作课程。比如“国立基隆高级商工职校”会计事务科训练学生完成段落为会计实作，并要求学生剪阅报刊杂志，写心得报告，以期理论与实务配合。台北市立士林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会计事务科2010学年适用的课程表中规定实习科目至少要拿到30各学分，而专业科目与实习科目至少要拿到60学分。同时还有专题制作，专题制作分为小论文组和电脑应用组，小论文组以专题制作研究报告书为成果，电脑应用组以专题制作研究报告书和电脑应用作品为成果，但不管是哪一组，专题制作研究报告书的主题必须与商业与管理群专业课程相关。从2008年该会计事务科各组专题制作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专题制作是与企业紧密联系，如《速食业广告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因素之研究――以麦当劳、肯德基承德店为例》、《探讨量贩店经营策略与消费者满意度之影响――以全联福利中心与家乐福为例》、《北头温泉业经营型态转变之研究》等等，这些论文都是以具体的企业或机构为研究背景，提升了实作能力，而且多人(一般以5人为限)合作完成，也提升了人际沟通合作能力。又如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台湾地区)会计系在大学部3年级下学期至4年级上学期开设会计实务专题课程，目的是为提升学生会计专业能力及培养学生研究及整合理论与实务能力，并增进其专业技术与专业精神，方式一般是依兴趣自由选择组员，组员人数为三至五人为原则，并自行请指导老师进行指导。大陆的职业院校基本没有专题制作。

(三)会计证照考试注重技能的掌握

台湾地区目前会计事务技能鉴定分为乙、丙两级，检定方式包括学科与术科，成绩合格者就可以取得会计技术士资格。学科

测验包括会计事务的基本知识，术科测验包括编制传票、记账及编表等账务实作，其中记账实作包括分录、过账、试算、调整、结账等，编表实作包括结账工作底稿、财务报表及其附表、调节表等。一般术科题数约四到六大题，采用计点方式计分，满分为100分，测验时间120分钟。从其考试内容就可见对会计实务操作技能的重视程度。大陆的会计师等考试还是以理论为主。

另外，台湾地区修订了《各级各类学校同等学历的办法》，规定持有职业证照的人士，在有若干年的工作经验之后，也能取得相应的同等学历资格。如丙级证照加5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高级职业学校毕业或普通高中毕业，可以参加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或技术学院、科技大学及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乙级证照加4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专科学校毕业，可以参加大学附设二技或技术学院、科技大学的入学考试；甲级证照加3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毕业，可以参加研究所(硕士、博士)的入学考试。从而建立起职业证照和毕业文凭之间的等值互换关系，工作经验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　注重后续的学习

第3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学校；社会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大力实施城镇化、产业化发展战略，全国已有上亿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打工。然而在这样庞大的数量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已为人父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经济问题等种种原因，将子女留在农村，这些农民工子女集中起来，变成了一个特殊且庞大的群体――留守儿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也随之不断攀升。这些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在人生如此重要的时期，他们的父母离家外出打工，使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引导。由于在成长发育时期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心和呵护，生活环境也不稳定，部分留守儿童产生了认识、价值上的偏差和心理发展异常，致使他们的成长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

1.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

（1）学习方面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大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学习状况影响儿童未来的发展。然而，留守儿童在学习上存在一定困难，因家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指导，他们的学习动力普遍不足，成绩普遍不理想。

（2）生活方面的问题。大多数留守儿童正处于需要父母关爱和呵护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儿童对父母的依赖感很强，然而父母外出打工使他们长期置身于一个并不完整的家庭生活环境中，这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也十分单调、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同时由于家中缺乏劳动力，留守儿童还有可能负担较重的家务劳动。

（3）心理方面的问题。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对其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留守儿童因缺乏家庭的温暖，情感上得不到及时的交流，从而导致其性格上的缺陷，他们一般都比较内向、自卑、敏感、焦虑，性格也比较脆弱。他们缺乏父母的关心和呵护，与临时监护人相处常常不融洽，从而导致更强的孤独感。

（4）安全方面的问题。由于缺乏父母有效的监督，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衔接常常会出现问题，监护人对孩子缺乏管教，导致留守儿童存在较大的安全教育隐患，大多数留守儿童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极易产生安全问题。

（5）行为方面的问题。留守儿童因其性格上的缺陷在群体中常常表现为不合群，叛逆，固执，不能与群体和睦相处，个别儿童还有暴力倾向。

二、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问题的必要性

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学的分支学科，是属于社会工作领域的一种专业服务。学校社会工作以其独有的理论视角和工作方法，为解决存在于家庭、学校和社区间可能会影响学生的问题和干预效果提供专业服务。

目前，我国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并且成为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因此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关注。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常常涉及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方面等环境因素。学校社会工作注重从心理、情感等角度出发提供人文关怀，它的主要功能是协助学生与“家庭―学校―社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促使学生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因此它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问题的工作方法

基于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学校社会工作者可采取社会工作的三大基本方法，即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形式，立足农村中小学， 借助学校以及留守儿童所处的社区所能提供的现存资源， 运用学校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与方法，帮助农村留守儿童顺利解决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最终实现其自身全面、健康发展。

1.个案工作

个案工作为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学校社会工作者常常用它来处理儿童问题。根据留守儿童的个体差异，了解特殊问题留守儿童的家庭背景、人格特点和心理状况等情况，学校社会工作者采取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服务。

学校社会工作者在采取个案工作的方法时，要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去理解农村留守儿童并且充分信任他们，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与留守儿童内心的感受与情绪的交互来建立专业的关系，从而能够顺利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开展个案工作要将留守儿童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

2.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是通过小组成员间的互动和分享，使组员表达个人对他人的理解与关心，并且通过小组力量使组员提高自我认知水平，消除自卑心理。在处理留守儿童问题时，学校社会工作者通过发展社会、模仿行为、人际学习、团体凝聚力以及情绪宣泄等治疗方法帮助留守儿童在良好的氛围下获得归属感，提升学习能力，改善人际关系，提高对困难的承受力。

3.社区工作

学校与社区关系密切，学校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同时建立起学校与社区的良好互动关系。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留守儿童社区工作时离不开社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借助社会上的物质帮助和政府的经济支持，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的学习娱乐休闲场所，从而提升留守儿童的综合素质，同时弥补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在其身边造成的空虚及课余活动的不足。学校社会工作人员也可以在留守儿童所处社区建立如心理咨询中心等机构，建立留守儿童专用档案，同时举办一些活动来丰富留守儿童的生活。

总之，我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及社会各个方面的长期关注与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许莉娅.学校社会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李晓凤.学校社会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4]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节选）[J].中国妇运，2008，（6）.

[5]李序科.学校社会工作视阈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5）.

[6]王章华，戴利朝.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 （7）.

[7]梁 胜.关注农村“留守综合征”（上）[J]. 农家参谋，2004，（8）.

[8]马润生，尹书强.论社会工作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介入――契合性、困境与途径探索[J].黑河学刊， 2008，（6）.

第4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社会工作；农民工；角色；功能；协作者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3001810

一、 来自本土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探索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第一批打工妹驻扎深圳河畔开始，至今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反观国际经验，自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完成后，均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快速转移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迅速崛起成熟的时期。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实际上是伴随工业化而萌芽、伴随城市化而兴起的，是应对城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的重要专业力量。

然而，中国农民工问题既有全球化背景下劳工与移民问题的普遍性，又有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社会背景。如此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浪潮，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属于史无前例。纵观人类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与模式。

2003年春天，一群青年人签下“生死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开始了农民工抗击SARS的紧急救援服务，由此，全国第一家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农民工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北京协作者诞生①。当时这个连自身生存都不能保障的草根组织，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核心的农民工问题为介入点，希望通过开展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教育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参与中，逐步由受助者转变为服务者，实现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进而在实践中总结创新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经验，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

2007年，北京协作者实现了第一个组织发展战略规划，为超过15万余人的农民工提供了各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创新出服务对象在参与社会服务中实现从求助者到助人者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探索出“服务创新与政策倡导相结合”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之后，北京协作者模式被复制推广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建立了长三角第一家以服务农民工为主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简称南京协作者）及国内第一家致力于企业社会工作的民办专业机构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简称珠海协作者），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模式探索。

本文正是基于“协作者”长达10年的专业实践而开展的行动研究。研究者作为在“协作者”长期从事农民工服务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鼓励农民工与研究者一起参与到行动研究中，目的不在于验证某种理论，而是通过长期的专业实践与持续的专业检讨，在实践情境中，对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与功能进行总结梳理，以期丰富和完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建设。

二、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

研究者分别结合自身实践体会，以及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手法与成效的反思，分析认为，针对农民工服务，社会工作专业在城市化建设中应当承担起八种角色。（一） 推动农民工融入城乡社区生活的服务提供者农民工处于传统服务体系的边缘，而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其专业服务建设基于注重公平、平等和参与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工作者既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拾遗补缺地弥补传统服务的不足，又可以自下而上地开拓适合于农民工需求的全新的服务空间。

农民工群体的不自信心理、对城市社会环境的陌生、人际关系的缺少、城乡文化与生活方式差异等现实因素，都成为其融入城市社区生活的障碍。而社会工作专业从助人自助、尊重、平等、接纳等价值观出发的服务理念，既可以有效为农民工适应新环境提升自信、发掘潜能，缩短农民工对城市新环境无论心理还是现实的距离，也可以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人员提供可以借鉴的社区服务经验，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群体的接纳，从而为农民工融入新环境打开大门。

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工作服务，其基本原则均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恢复和增强服务对象的社会功能为导向。以北京协作者为例，她开展的活动包括了个案工作（涉及农民工情感支持、心理疏导、权益维护和家庭矛盾等）、小组工作（主要分为促进农民工建立同伴支持系统的各类小组活动）、社区工作（主要是城郊边缘社区探访活动、社区融合活动、社区照顾以及社区规划等），还有教育倡导和公众教育活动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作为一个专业组织承担着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扮演着一名服务者的角色。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活动，可以促使有需要的服务对象适应环境、逐渐地成长，实现自助互助，实现赋权和发展的目标。

“上班时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下了班是躺下的机器，这不该是年轻人应有的生活。”

珠海协作者中心组织合唱进行心理干预。在中心的活动室教学板上，两张大宣纸上写着两首歌曲的歌词：《打工行》和张艺谋新作《三枪拍案惊奇》的主题歌《我只是一个传说》。杨玳瑁告诉记者，每周末都有外来工分批来这里联谊，这是最近正在学习的合唱歌曲。由于歌词贴近寻常人的生活，深受打工者欢迎，不少年轻人还把这两首歌曲设为手机铃声。

“他们其实很容易满足。”李真说，打工者作为社会的底层人群，整日与机器打交道，“上班时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下了班是躺下的机器”，过惯了流水线的单调生活，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也被消磨殆尽。

“这些歌曲很通俗，看到这些年轻人演唱时的全情投入，我常被感染得不禁手舞足蹈。”李真告诉记者。一名在新青工业园管委会供职的干部也深受感染，常常前来参与合唱，他说：“在这找到了当兵时唱军歌那种激昂积极的感觉。”

一名伟创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打工者把刚失恋的工友“强行”拉到了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下称中心），参与合唱。短短数天时间，工友就从失恋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除了组织合唱，中心还常举办一些集体娱乐活动，让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欢聚，释放生活的压力。2012年12月，新青工业园相继发生两起凶杀案，中心得知后，先后多次对和凶手及受害者有过接触的外来工进行心理疏导。

珠海协作者中心运行10个月来，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人在这里治疗了情伤，有受访者表示因为留念这个心灵的家园不忍离去，有人变得更积极主动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

然而，我们同时看到，中心的人力财力都非常有限，力量单薄。但无论如何，中心的创建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希望看到它的步子迈得更快、走得更远；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部门，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它；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心建立，为打工者营造心灵的栖息地……[1]（二）推动社会管理改革的服务创新者如前所述，如此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浪潮，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属于史无前例，而纵观人类社会工作发展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与模式，中国城市化迫切需要动态的服务手法创新。社会工作是社会服务创新的一种专业方法或手段。社会工作者服务于农民工群体，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社会工作实务的角度，都具有创新性。强化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服务理念，革新传统社会管理服务工作，进而创新农民工直接参与的发展理论与手法，使得社会服务更具中国城市化本土特色。

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引入到农民工服务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教育中，打破传统的单一、生硬、僵化、静态的服务，实现服务的专业化、系统化、动态化和人性化，倡导人文精神和社工理念。

以南京协作者的社区调解工作为例，其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法融入其中，不仅仅是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当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让服务对象充分地参与进来，协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挖掘他们自身的智慧和能力，获得自身能力的提升及对助人理念的理解，从而实现更为长远的自我服务目标。受助对象一方面解决了自己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使得自己的意识和能力获得提升，能够将助人精神与方法传递下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实现从受助者向助人者的转变。而不同于律师将案件承接下来，直接帮助农民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南京协作者从事社区调解的工作员孙亮（化名），原来就是一名向协作者求助的农民工，在接受服务过程中成功地从受助者成长为志愿者再到助理社会工作师。

2006年，针对流动儿童身处城乡结合部，无法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的现状，北京协作者设计了“流动教育服务快车”项目，搭载教育设施与城市志愿者有效深入流动人口边缘社区，不仅使边缘贫困农民工和孩子感受到来自城市社会的关爱，增强他们与城市人群沟通交流的能力，这是学校教育很难得到的成效，而且流动探访服务的方式，非常适应“流动”儿童，还可以使有限的服务资源得到以一传十的利用，从而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该项目在2008年被南京协作者引进到南京，被世界银行第二届中国发展市场项目评选为中国最具创新的100个扶贫项目之一。2012年，该项目荣获民政部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项目案例评选活动一等奖。

针对农民工业余生活枯燥、接受社会政策信息途径单一的现实，北京协作者成立了文艺探访队，动员鼓励爱好文艺的农民工通过文艺成长小组的方式将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政策法规编排成文艺节目，以文艺的方式在工地、社区演出，既丰富了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又普及了城市生活知识与政策法律信息。（三）推动农民工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建设者城市化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即从农民转化为市民。这种转化不仅包括生产方式的转化，还包括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转化。而农民工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建设必须借助的力量，其自身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力。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使能者”的专业角色，即在于强调农民工的参与性和可培育性，注重赋权理念的应用和服务对象作为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提升，提升他们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帮助服务对象开发潜在的能力和资源，鼓励案主运用自身的资源自我解决问题，进而增强他们服务社会的功能。

针对农民工难以适应城市生活，而传统的培训注重技能忽视综合能力，注重专家经验脱离农民工实际的现实，北京协作者通过开展系列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能力建设”“新市民意识培训”“我的成长”等专业小组活动，不仅带动农民工学习城市生活的实用知识，而且通过鼓励农民工结合自身打工经验，开展实用知识、自我成长经验的分享等，提升农民工自我服务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每次小组活动，在由社会工作者与打工朋友共同参加的活动筹备小组上，大家一起讨论活动形式，确定小组步骤、主持人等各个细节，其中主持人多是在这一活动主题下有着丰富经验的打工者，这个筹备小组会议也会为这位主持人提供前期支持――“以前没有主持过没有关系，现在咱们就一起来看你感觉困难的地方是什么，看怎样解决”，社会工作者给主持人充分的支持与鼓励。小组活动开始后，主持人引导，基本是组员经验的分享与交流，使一个人的经验成为所有组员可借鉴的知识，使一个人的困难，成为大家可以一起面对的困难。同时，这种方式还使得组员扩大了朋友圈子，增加了人际关系范围，尤其是组员还有来自城市社区及高校的大学生，与他们关系的建立，帮助流动人口打破了其在城市社区原有的孤独感，增进了不同群体的了解与接纳。这就为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社区融合创造了条件。最终，这个活动产出了一本被出版界称为“打工者写给打工者看的实用指导手册”――《农民工城市新生活自助手册》，被农村读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向全国发行。（四）推动农民工对社会重建信任的资源协调者农民工是城市化和谐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农民进城的过程，既是再社会化、再城市化的过程，也由于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社会服务滞后等原因，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并与原有的乡村社区保护、乡村文化渐行渐远，使这一过程也正在成为去权化的过程。如果被割裂于城乡之外的状况不能得到改善，被排斥的感觉对他们的心理及现实生活均将造成难以估量的长远的创伤。

尽管保护农民工权益状况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但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大多停留在劳动关系层面。对于如何协助农民工在城市中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如何协助农民工融入城市、如何处理遭受侵权的农民工面临的心理康复，重建其对社会对自我的信任，是更为严峻也更容易被社会忽视的问题。

社会工作者在预防和解决农民工群体权益保护、处理社会冲突方面，其实具有司法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比如，侵权事件发生后，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即使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处理，但在此过程中，案主遭受的心理创伤、被污辱感、对社会的不信任感，却不是法律技术可以解决的，需要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长期跟进辅导。比如，工伤者的个案辅导，使其重新接纳伤残的自我，恢复对自我的信心、对社会的信任，均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介入。而每一个具体的个案均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跟进，这显然是司法行政部门无法完成的。

在浙江永康打工的湖南小伙子小杨，在工作中被机器切去四根手指，老板没给任何赔偿还炒掉了他。小杨不服，把老板到法庭。一审判决极为不公，小杨再次上诉，但一年多的官司，没有收入，没有住所，也看不到前景，小杨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买了炸药要与老板同归于尽。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杨了解到北京协作者，决定在与老板同归于尽前先看看北京协作者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于是拨通了北京协作者的服务热线。

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北京协作者通过电话先劝阻他不要采取极端行为，同时也告诉他，北京协作者愿意和他一起再通过法律途径做些努力……之后北京协作者专门就小杨的情况进行专项讨论：事情紧急，人命关天，又鉴于小杨在失望中很难控制自己，北京协作者决定动员他来北京住些日子。几次电话沟通、书信往来后，小杨于2005年5月第一次来到北京协作者。

北京协作者协助他找律师论证，联系媒体，做心理调适……开始了系统的个案辅导工作，并通过协调社会各方资源支持到小杨的案子中来，同时鼓励小杨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培育其自信心和对社会的信任感。他要离开北京协作者的那晚，告诉社会工作者说，“以前自己一直认为世界上好人多，要相信正义的力量，工友说我脑子有病，我绝望了……谢谢你们，让我找回我自己。”

2006年底，小杨第三次来到北京协作者，这次谈的不再只是他个人的案子，还有他鼓励、协助他的工友如何理性处理劳动争议冲突……2007年初，小杨给北京协作者工作员手机发来短信：我的案子判下来啦，正在执行中……我现在慈溪一家工厂做工，挣点钱以后开个小食摊，你看怎样……（五）促进城乡群体互相接纳和谐发展的教育倡导者我国农民工产生的背景是在城乡二元分割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状态下骤然发生的，由此产生的文化心理差异冲击，无论对城市人还是农民工来说，其适应的过程都是一个个体独自难以承受的，同样也是国家制度安排难以迅速适应的。如何促进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如何促进政策改革更加适应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均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一线实务中推动。而政策倡导和公众教育是社会工作间接服务方法之一，具体到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协助农民工发声，表达自身真实需求，维护群体利益；让社会不同群体间能够相互了解和融合；结合专业服务，注重服务中的倡导工作，普及社会工作理念；同时，从宏观层面，不断促使城市化进程中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革新和完善，并符合农民工的实际需要，为农民工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06年以来，北京协作者开始了以图片展和民众戏剧演出的方式，促进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工相互融合的尝试。北京协作者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大厦、三联书店，以及北京、南京、广东、湖北等地部分高校开展了“脆弱与潜能――农民工流动在边缘图片展”②，超过20万名城市居民、大学生观看了展览，并被《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北京协作者又尝试以民众戏剧的方式开展针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倡导活动，组织农民工自编自演了60分钟的大型民众戏剧《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③，在长安大戏院、南京大行宫会堂、珠海大会堂等剧院，以及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珠海等地高校巡演。这些生动而直观的方式将农民工的群体状态持续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而民众戏剧以一套极具创意的艺术教育方法，不仅使更多主流人群，尤其是青年知识份子，对农民工更加了解与关爱，也使参与的农民工透过一连串有系统的综合艺术活动，发掘来自自身群体的经验故事，颠覆人们惯性思维中认为农民工只能被“高雅艺术”教化的观念。很多媒体在观看过《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后，都以“农民工演话剧”“真实再现农民工生活，推动社会融合”等主题进行了报道。媒体的参与，不再使农民工的文化表达仅限于一种自我欣赏式的表达，而是使这种表达通过主流话语的建构，使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有所了解与接纳。

这里，北京协作者演出、展览的社会工作服务，正是发挥了社会工作教育倡导的作用，来传递农民工现实需求，塑造其文化的具体实践。

北京协作者注重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关键问题，并在服务中与农民工一起分析问题、寻找对策，整合成调查报告，通过研讨会、出版、媒体宣传等方式推动社会政策的改革。例如，针对农民工工伤职业病问题，北京协作者开展了系列职业安全培训活动，在活动中与工伤者一起分析原因、寻找对策，2004年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研讨会”，包括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国家劳动保障部在内的中央政府部门，以及学者、媒体与农民工代表开展对话，之后，北京协作者又出版了三本反映农民工职业安全问题的图书，向社会倡导推广农民工职业安全权益保障。

流水线工人李冰（化名）平日寡言少语，少与人发生矛盾，也绝少关心别人的事务。但一天晚上，当看到两拨小青年在厂区门口摩拳擦掌准备动武时，已经成为珠海协作者中心义工的李冰没有像过去一样悄然走过，而是挺身而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避免了一场冲突。

李冰告诉记者，他与珠海协作者中心的结缘，是因为一本书。去年年底，他无意中在中心的免费书屋里看到了一本自己一直想买却没买到的书，自此他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并不自觉地被“拉拢”到义工的队伍中。每周末，他除了来听心理健康和职业规划的讲座，还义务担任了书屋管理员。“助人者自助，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中有用的一分子。”这是李冰参加义工后的感悟。[1]（六）促进社会群体相互支持的资源整合者农民工处于城市资源配置的边缘，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无法仅仅依靠行政部门的力量，来解决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浪潮带来的所有问题，2亿农民工的问题需要来自政府、企业与民间共同的整合。而使资源整合能够产生最大效应的基础，必须借助于怎样发挥这个群体自身蕴含的巨大能动性。社会工作专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善于调动整合资源，不仅注重服务人群自身的潜力，而且注重动员其他社会工作者、社会部门、政府、企业等各种资源向边缘群体倾斜。因此，在香港，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又被称为“社会经纪人”。

2009年夏天的南京―北京流动儿童夏令营交流活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资源调动和整合者的角色。南京协作者与北京协作者经过充分的协商准备，最终调动和整合了社会不同资源和力量的参与：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和首都博物馆提供免费的参观以及讲解服务；北京车友会的志愿者使用自己的私家车免费接送孩子们；东四奥林匹克社区文化体育中心委派一位老书记为孩子们讲解奥林匹克社区文化，并提供免费的培训活动场地等；高校志愿者也参与进来，带领孩子们参观清华大学……多方的参与搭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孩子们慢慢地成长和变化，正如他们所讲，“我学会了感恩，学会了互助，还有要有毅力，勇敢地面对遇到的困难……”

北京协作者设计的“流动教育服务快车”项目，就是动员高盛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动员高校志愿者参与，快车搭载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二手图书、教学设备与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有效地直接深入最偏远最需要帮助的人群中去。流动探访服务的方式，还可以使有限的服务资源得到以一传十的利用，从而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而项目本身就是一面流动示范宣传牌，项目探索积累出一套整合动员社会资源，尤其是企业白领、知识分子与农民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志愿服务的社会资源整合模式，取得了单纯的物质捐赠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益。（七）促进农民工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者如前所述，中国农民工问题既有全球化背景下劳工与移民问题的普遍性，同时又有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社会背景。纵观人类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尚未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与模式。而社会工作专业具有较强的反思性，强调专业服务中的经验积累和评估。社会工作研究作为其间接服务方法之一，能够不断地在服务中积累、改进及提升经验，洞察城市化建设中的社会问题，并同时作为开展实务工作的基础，进一步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体系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过程也是从实务基础上完善丰富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体系的创新过程。

对于当前社会工作发展还不充分和成熟的中国来说，专业实务经验的积累是举足轻重的，因为这一点涉及到社会工作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开展社工专业研究也是北京协作者的重要工作，本课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北京协作者自成立以来特别重视专业服务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力争提取有重要价值的本土经验和模式。在日常服务中，要求每一名社会工作者在每次活动后进行严谨的评估并撰写报告，积累实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同时，每一名工作者既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名善于思考和总结的研究者，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和项目经验总结，形成富有经验的总结报告。迄今为止，北京协作者已经正式公开出版7本图书，完成了4个富有社会影响力的课题研究报告。（八）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建设者社会工作的发展为中国城市化建设和社会服务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同时，社会工作又通过农民工服务实践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而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丰富多元的发展。

而反观人类历史，城市化进程与公民社会④建设息息相伴，而反思社会工作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重要特点就是公民社会组织发达，因为社会工作的应用和发展需要借助于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则是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实体，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将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市民组织是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因素。从公民社会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发展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第一，公民社会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多元表达机制，平衡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力量，缓解城市化造成的矛盾，促进公平发展。第二，公民社会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改进公共治理机制。第三，公民社会是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秩序的基础。[2]

在中国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体系下，公民社会组织常被认为可能会与国家形成对抗；而在市场/政府失灵理论和合约失灵理论看来，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弥补政府和市场以及合约的失灵，是满足人类服务需求的替代性反应机制。

最新的国际研究表明，公民社会组织不仅出现在政府、市场或合约失灵的地方，在很多政府与市场运行得很好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同样很活跃。[3]因此，公民社会组织其实是一个健全社会不可缺失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政府与企业在各自功能上的优势和不足，三者才需要相互依赖和合作。

“协作者”建立了团队社会工作能力建设体系，培育了自己的社工督导，每年为超过30名在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专业实践指导。截至2009年，机构先后有2名工作员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职业资格，11名工作员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其中，有3名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工作员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机构负责人李涛身体力行推动机构专业化建设，在没有任何社工专业教育背景的基础下，完全通过实务摸索与勤奋自学，成为第一批社会工作师（中级），而在香港理工大的支持下，协作者相继支持3名工作员带薪参加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习。如此高成本的人力资源建设工作对于一个小小的草根组织来说，其中承担的压力与付出的艰辛，是需要对社会工作建设抱持极大的热爱与信念才可以实现的。

2007年5月，南京市政府以引进民间组织服务模式推动当地社会工作创新的方式，引进了北京协作者的服务模式，建立起长三角地区第一家以社会工作专业手法服务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为当地社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这也是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动引进民间组织服务模式的合作形式。

2009年，北京协作者再次创新推广模式，与珠海市民政局及珠海伟创力工业园合作，建立全国第一家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力量共同参与建设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被誉为中国社会工作人才建设的第四种模式“珠海模式”。

同时，“协作者”还为北京、河北、江苏、广东、湖南、重庆、贵州、、青海、新疆等地的7 000 多名民政干部、社区干部、NGO工作者、志愿者相继开展了社会工作实务、参与式社区发展、社会动员与倡导、NGO管理与创新等专业培训，并作为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活动协办单位、中国青基会与世界银行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指导专家等角色，持续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三、 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功能

社会工作所发挥的作用被称为功能。而社会工作作为助人的专业，是用于帮助个人、家庭、群体或社区增强他们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并创造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社会条件。因此，社会工作的总体目标是恢复与增强服务对象的社会功能。

结合长期服务农民工的实践与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应用于城市化建设中服务农民工的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减少城乡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功能城乡差异不仅表现为经济差异，也表现为文化心理层面的差异，而城市化的过程是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方式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农民工作为个体挣扎于其中。而社会工作则是通过发掘、提升农民工的自我保护、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并通过教育倡导来促进城乡社会的相互交流与包容，为农民工创造适宜其正常生活发展的环境，减少差异性对农民工乃至城市市民的负面影响，增强农民工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社会功能。 （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乡生活的功能 流动将是常态，无论农民工还是市民。社会工作的目标是协助农民工，无论是返乡，还是进城，都能够迅速度过适应期的心理与生活危机，预防其社会功能失衡，进而协助农民工提升就业、人生规划、职业规划、人际交往，以及适应城乡社区生活的能力，增强其社会功能；二是推动城乡社区组织与公众充分发挥接纳功能，给予农民工社区身份认同和社区居民待遇。 （三）建设城乡公益文化的功能无论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当包容性与利他性的文化缺失的时候，无论对于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还是本地人，都将是一个封闭、保守而令人窒息的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下的城市化进程中，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使得社会文化逐渐丧失人文关怀，需要我们重新对城市及城市文化做出诠释。城市将是包括人口、文化在内的各种元素高度流动、交叉、碰撞的聚集区，一个城市的灵魂在于其公益文化与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而以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社会工作，承载着在日常服务中建设、普及、推广公益文化与志愿精神的功能。 （四）推动城市化和谐发展的功能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改善、解决问题，预防和化解矛盾，并倡导促进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平等，自下而上地来增强新老市民理性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同时，对外来者与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接纳程度则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发展水平，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作为乡村社会流动的代表，对城乡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社会工作通过接纳、尊重、个别化、不批判等原则体现的服务实践，身体力行倡导构建城乡社会平等、宽容、接纳、尊重的和谐文化，从而促进城市化进程能够和谐发展。

四、培育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

保障城市化和谐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具有其他专业无法替代的独特角色和功能，而社会工作专业角色与功能的有效发挥，则取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此，研究者从“怎样建设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如何有效服务农民工”两个角度，对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与功能，提出八条建议。 （一）通过实务与研究推动建立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体系目前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这些地区恰恰是农民工集中的区域，也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因此，应该鼓励引导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着力将服务农民工问题纳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引导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注重发现、总结、提炼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组织模式、应用方法、专业理论、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创新经验。在为推动农民工服务创新的同时，通过实践与研究，培育、储备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二）通过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推动我国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创新，进而探索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突破性路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而社会工作接纳、参与、平等、尊重、个别化等价值理念正是该指导思想生活化、具体化、服务化、技术化的体现。事实上，对于日益多元的阶层分化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专业理念不仅是我们改革思路需要借鉴的，同样也有助于我们处理具体民生问题，尤其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社会工作学科体系与实务（服务）体系的推广与建设，实际上不仅有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更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政策改革与社会管理服务改革的理念体系重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核心要素，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以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突破性路径。（三）拓宽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领域的岗位，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农民工、保障城市化和谐发展的独特功能社会工作在服务农民工、保障城市化和谐发展中，具有其他专业不可替代的功能。可通过政策推动、舆论宣传、资源支持、先行先试等方法，鼓励、引导与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管理服务部门，包括劳动保障部门、安全生产部门、劳务中介部门、计生部门、职业技术培训部门、教育部门、流动人口聚集的基层社区管理部门、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工业园区管理部门、企业等，广泛引进、培育、建设、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四）整合三个部门的资源优势，形成自上而下动员与自下而上参与的内发动力，建立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体系的可持续建设机制形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购买专业服务，企业开放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置企业社工岗位或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协助企业实现员工人性化、社会化服务，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技术力量和专业服务的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体系建设。（五）培育农民工义工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具体包括激励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将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切实地运用到服务农民工的实际工作中，注重在解决农民工现实困难的同时提升农民工自我服务进而服务社会的能力；鼓励、引导、支持农民工参与志愿服务、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建立社区层面的农民工自我服务体系。一方面是普及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培育社会工作人才，这也是社会工作实践性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探索建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平民化”“大众化”发展新方向。（六）开放社会服务，建立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开放的竞标监测体系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服务项目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与服务农民工相结合，建立政府部门、第三方社会组织与农民工代表共同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项目监测评价机制。在推动社区服务惠及农民工的同时，打破公共服务资源以户籍基数配置的困局，建立以社区实际服务需要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 （七）完善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平台，整合力量开发、建设农民工社会工作将专业机构组织建设、农民工服务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三者整合起来，这样既补充了为农民工群体服务的力量，又能够培养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推动了专业机构的建设。具体包括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建立农民工与城市化问题的课程体系，引进具有服务农民工经验的实务工作者走进课堂，加强服务农民工的实务教育力量；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学生）的专业实践与扎根农民工社区的服务结合，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院系与服务农民工的专业机构结合，共同开展学科建设和实务督导工作。（八）加强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倡导能力建设农民工社会工作不应只停留在微观服务领域，还应介入到社会政策等宏观层面。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人才需要充分发挥教育者、协调者的角色作用，将社会政策有效传递到基层社区与农民工中，并在服务中推动政策的切实执行；二是社会工作人才在具体服务中要注重农民工的参与性，加强在实务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整合问题的能力，鼓励其理性表达需求，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以社会工作专业视角开展相关社会政策法规的调研工作，结合来自基层的心声、经验和建议，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彰显专业价值，发挥专业作用。

政府管理部门与专业机构应该充分借助社会工作的倡导功能，借助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将政策倡导纳入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体系，为社会工作者提供良好的调研环境，并从一线社会工作队伍中了解民情、总结建议，使政策适应于农民工，服务于农民工。

①2003年2月成立之初，北京协作者由于找不到主管单位，只能在工商局注册为“企业”， 名称为“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2010年6月，该机构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为北京第一家由民政局直接主管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名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本文简称“北京协作者”，并将北京协作者及其复制推广的南京协作者和珠海协作者统称为“协作者”。

②本图片展为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李涛、李真积累的跨度10年（1996―2006年）照片，共分五个主题：进城、就业、保障、教育和解放，涉及农民工群体的各方面问题及其发生的变化。本图片展和民众戏剧相结合，采取捆绑式的服务模式，与民众戏剧一同进行，成效显著。

③本剧采用民众戏剧的艺术手法，由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李真为导演，和农民工朋友们一起自编自演，以三名农民工的打工生活为基本线索，取材于北京协作者服务对象的真实经历，展现他们在城市务工中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旨在呼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不同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了解和关注，共同创造美好的和谐社会。本剧进行了数十场公益演出，其中包括在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数十所高校以及北京长安大剧院、南京大行宫、珠海人民大会堂等地公演，成效明显，受到观众的好评，服务人数约十余万人。

④公民社会指介于国家、企业与家庭之间的领域，它首先指公民的自我组织，即公民社会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等。

[1]左旭光.为打工“机器”营造心灵栖息地――省首家工业园内公益社工组织运行10月状况调查[N].南方都市报，2010-01-13（ZA01）.

[2]贾西津，王春光，刘洲鸿，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J].加图公共政策评论――纪念中国改革三十周年特刊， 2008（11）：40―41.

第5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社会工作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近年来社会变革中逐渐衍生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正在监狱服刑，年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2005年司法部的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押犯总数的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由于父母服刑往往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因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的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成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工作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和实践内容。

一、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现状

（一）生存现状

目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主要以单亲抚养、寄养、年长哥哥姐姐照顾、独自生活、流浪社会五种方式生活。异于普通家庭的生活方式，导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难以获得丰富稳定的物质保障，经济收入的匮乏导致生活窘迫。

（二）教育现状

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普遍存在教育缺失的现象。家庭教育方面，人员健全的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是不可或缺的。父母一方或双方正在服刑导致的家庭结构缺失，子女无法得到健康完整的父爱和母爱，子女的身心健康难以获得健全的呵护。学校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缀学。数据显示，服刑人员中小学未成年子女缀学率为13.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1.3%。父母服刑期仍就读的未成年子女，在各种歧视非议和舆论压力下，难以专心致志地学习。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学习成绩相比普通家庭子女较低。

（三）心理现状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状况欠佳。人格上，他们普遍趋于保守，不愿意接触陌生人和新鲜事物；受父母犯罪事实的影响，他们变得较为自卑；情绪控制方面，他们敏感冲动，对刺激的反应较为强烈，而且很难平复；在归因风格上，他们倾向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自身，逐步丧失自信。总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一小部分甚至具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四）价值趋向与社会适应

由于父母犯罪前生活习惯和犯罪行为的影响，部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有说谎、暴力等不良倾向。但在合适的教育后，一到三个月基本能得到较好的改善。通过调查，大部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生活习惯和道德观念上与正常未成年人没有显著区别。同时，他们对未来的梦想和期望大多落在光鲜亮丽的职业，例如演员、律师、企业家等。然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弱，这与他们的个人性格、情绪不变化、处事风格等因素有关。同时，由于社会对他们的不恰当待遇（无论是歧视还是过度关心），他们很难正常地表达自己，沉默寡言，倾向独自行动。

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常见心理问题

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状况的研究中，作者引入了社会工作领域的心理投射技术。当代心理学范畴内，投射是个体对自我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外显解释，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内在心理过程无意识地附加在外在客体上。之所以选择心理投射技术研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在于该方法可以降低被试对自我暴露的阻抗，易于获得真实信息。在传统的文献调查、问卷调查基础上，作者基于心理投射技术进行个案调查。既能获得全面丰富的统计数据，又可以挖掘更为深入的信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主要存在以下心理问题：

（一）情感脆弱，情绪敏感

由于父母服刑，其未成年子女未能获得健全的家庭生活与情感关怀。在长期的情感缺失中，子女对父母思念的难以排遣可能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他们由于受到父母入狱的重大打击，对待生活中的刺激和挫折较为敏感，过度关注他人话语，常常认为他人提及的事件与自己相关。易于波动的敏感情绪之后，是难以平复带来的长期忧郁。在沙盘测验中，一位被试无意中将已经完成的区域破坏，立刻陷入了紧张与焦虑中难以自拔。这反映了被试脆弱的情感状态。其他调查也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遇到失败与挫折时，情绪波动会持续较长时间，难以积极应对。被作者建议重新完成作品之后，被试的操作速度明显提升，操作稳定性明显下降，最终复原结果欠佳，这也反映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情感脆弱、情绪敏感的心理特征。

（二）自卑自闭，缺乏自信

由于父母服刑的既成事实，其未成年子女被打上了“罪犯子女“的标签，这种隐形标签会导致未成年子女的心理负担。他们会觉得他们的父母无法树立正确的榜样，自己的家庭状况不如普通家庭良好，久而久之，他们的归因风格变得缺乏自信。在戏剧测验中，一位被试不愿意承担台词较多的角色，反映了她的自卑与不自信心理。在安排了较少台词的角色之后，被试在戏剧表演中，对自己简短的台词发声较低、断断续续，这是被试缺乏自信的表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大多自卑敏感，自觉不如他人，逐步产生自闭倾向，倾向断绝与他人的过多接触。

（三）个性内向消极，人际交往不良

长期的忧郁孤僻对未成年人的个性发展是极大的伤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大多内向，不喜与人沟通。在调查过程中，被试往往不会主动提及自身信息，在提问之后，能够勉强回答，但绝不提供过多信息。这反映了被试的内向性格。在某次罗夏墨迹测验中，正常被试会将墨迹联想为花朵，这在心理学上是积极的信息传达。而一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被试则将该墨迹联想为鲨鱼。鲨鱼在精神分析中是死亡阴影的象征，往往正常人是不会有如此大的负向能量。在背景调查中发现，该被试在10岁时亲眼目睹其父残忍杀害其母的景象，从此留下极大的心理阴影。在于同伴的沟通分享中，该被试神情呆滞、一言不发，人际交往能力较差。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愿、难以适当地拒绝别人等现象都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普遍不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的体现。

（四）问题行为倾向，非亲社会倾向

由于父母犯罪前生活习惯和犯罪行为的影响，部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有说谎、暴力等不良倾向。如果没有合适的教育和引导，很容易误入歧途。在绘画测验《我们一家人》中，一位被试将其父母画成蜗牛，而将自己画成背负刀剑的忍者神龟。蜗牛行动迟缓，个性怯懦，反映了该被试对父母的不满情绪。而自画像的忍者神龟则是力量和武力的象征，在父母难以保护自己的既成事实下，被试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自由独立与他人的尊重。另一方面，父母与自身形象的不同也反映了被试能够有效区分自己与父母的身份差异。经了解，该被试在学校成绩较差、沉默寡言、我行我素、偶尔参与打架斗殴，均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问题行为倾向的体现。而被试不乐于帮助其他同学的事实，反映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非亲社会趋向，他们自觉难以也不乐意融入社会。某机构研究报告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长大后成为罪犯的概率比正常家庭的孩子高6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难以具有亲社会倾向。

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影响因素

（一）家庭因素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庭。一方面是家庭情感缺失。心理学和社会学同时认为，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身心成长极为重要，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难以获得普通家庭子女拥有的父爱和母爱，这是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极大障碍。缺乏及时关爱和陪伴，未成年子女可能会出现多种心理问题，诸如孤僻自闭、自我认同感低、倾向等。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不到位。由于父母服刑导致的家庭结构破坏是带来家庭教育问题的根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难以获得正常的家庭教育。隔代教育中的缺乏科学性、亲属寄养的融入困难、父母一方抚养的男孩女性化与女孩男性化，这些都是家庭教育不全面、不到位的体现。弗洛伊德认为，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家庭因素是造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的主要因素。

（二）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也是加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不可回避的话题。一方面是社会歧视。服刑是法律对父母犯罪行为的惩罚，而父母犯罪并不代表其子女品德、行为方面存在犯罪倾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其父必有其子“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加之服刑人员子女复杂的家庭背景，他们在社会生活（包括学校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歧视。各种歧视一方面会加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自卑情绪以致产生自闭，还可能增加他们的倾向。另一方面是社会过度关注。随着众多媒体的报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一弱势人群逐步进入人们视线，越来越多的机构、团体、个人，尤其是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纷纷关注并援助这一群体。诚然，爱心精神值得提倡，但不恰当的关爱方式和过度的关注不同程度地招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反感和排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极其敏感，社会的过度关注愈发加重了他们的负向情绪和心理问题。

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的救助对策

根据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问题及影响因素，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作者从社会工作视域提出以下几点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的救助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

1.提供专业系统的心理援助

（1）了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

首先，通过司法部门、教育部门、民政部门，收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相关信息，建立相关信息库，尤其是心理情况信息库。其次，在心理援助之前，还需要对服刑父母与寄养家庭的情况进行了解。只有充分了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况，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援助。

（2）提供专业心理，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能够利用专业所长，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普遍具有情感脆弱、情绪敏感、自卑自闭、缺乏自信、内向消极、人际交往不良、问题行为倾向、非亲社会倾向等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成因复杂，难以完全消除。问题的棘手，更需要社会工作者抱以职业热情与专业精神对该弱势群体施以援助，尤其是心理援助。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情况的多方面了解后，开展个案工作，关注他们的心理问题和心理诉求，以专业的心理引导提高改善他们的心理将抗状况。使得他们能够正视父母服刑的事实，不因此自卑甚至自暴自弃；使得他们积极乐观，具备正常的社会交往能力；使得他们拥有自信，可以积极地面对困难和挫折；使得他们远离极端行为、问题倾向行为，具备乐于助人等亲社会特征；使他们收到尊重与重视，得到关爱与陪伴，同时可以适当地宣泄自己的情绪，甚至能够帮助同伴以获得自身价值的更大实现。社会工作者同时具备援助弱势群体的意愿和能力，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社会工作者责无旁贷。

（3）心理投射技术的应用

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援助中，优先选择对当事人负向影响小的方法进行，例如应用心理投射技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于缺乏安全感，量表测验会激发他们一定程度的心理阻抗。他们的隐性情绪更强，自我掩饰性更强，在心理问题的诊断鉴别环节，为了获取积极的鉴定结论，他们可能会倾向选择亲社会的选项。这种现象一定程度导致施测结果的不准确，不利于后期心理援助的跟进。而心理投射技术通过淡化被试反应的明显倾向，避开伪装和隐藏，通过行为、表情、选择等洞察被试的真实心理状态，同时还给予被试表达个体差异的机会。

2.坚持系统干预，修复亲子关系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问题成因复杂，难以根绝，对其进行心理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必须坚持系统干预的理念。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构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环境，所以对其心理援助势必要从这三方面入手。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在争取学校教育、社会支持的同时，更需要改善的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环境与亲情培育。基于父母服刑的既成事实，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难以获得普通子女一样完整健全的家庭结构，那么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前沟通司法部门，精心设计修复流程，有计划、有目的、有节制地安排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会面、通话等交流。这种方式对于修复亲子关系、满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爱的需求，是行之有效的。同时，对于服刑人员而言，特别是女性服刑人员而言，子女是自己的重要精神支柱，子女获得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无疑会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增强改造的动机。反之，亲子关系的修复和促进会激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感恩对自己施以援手的个人和团体，培育亲社会观念。系统干预以系统论的观点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施以援助，而亲子关系的修复则可以对亲子双方产生循环的良性影响吗，这对服刑人员与其未成年子女而言，或是对社会而言，无疑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3.志愿服务专业化，丰富社区工作

从重要性方面，随着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爱心队伍中来。作为志愿者，他们拥有热情但缺乏技能，他们急切想要帮助这些孩子而苦无对策，甚至，会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实时适度地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就成了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重要内容。从紧急性方面，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援助他人行为，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的援助上是可行且有效的，但考虑到目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数量，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现象还不普遍，社工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心理援助这一供需关系极大得不匹配。所以，培育基数更大、范围更广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以点带面地开展社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援助工作，显得尤为紧急。志愿服务专业化，是丰富社区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也是志愿服务实现自身价值的合理路径。

（二）推广儿童村建设

儿童村作为集中提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综合服务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太阳村、晨露国际郑州爱童园和阳光溢鸿儿童村作为国内领先的机构，具备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儿童村的建设对于集中供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具备明显的优势，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孩子的均有父母正在服刑，相同或相似的背景能够保障他们之间基本不存在歧视问题，这种情况能够维护他们的自尊心，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所以作者认为，儿童村集中提供援助的模式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在社会资源并不能够充分流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一群体的时期，所以，在地区或城市推广儿童村建设，对于集中资源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行之有效、经过实践检验和论证的。

（三）加强教育机构的特殊关注

学校作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学习、生活的重要环境，因此，社会工作视域下加强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特殊关注显得尤为必要。首先，要树立“全纳性教育”的理念。“全纳性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对所有个体进行无差别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特别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特殊教育需求与特殊心理需求。同学间的歧视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问题的重要来源，教育机构应该通过有针对性的方式，引导同学间的正确价值观念，从而引导社会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包容与认可，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不会打上父母是罪犯的标签，“去特殊化”是教育机构特殊关注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另外，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援助需要多方面的协助，教育机构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活动，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去特殊化进程会有促进作用。同时，文艺、体育活动中的合作内容也可以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逐步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关系，使他们走出自卑敏感的自我封闭世界。

（四）倡导全社会发挥力量

另外，倡导全社会发挥力量援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并主导相关的调查研究，基于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一弱势群体进行研究；进而，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援助和心理援助提供必要的政策优惠与政策支持；接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需要各部门明确分工、紧密合作，才能保证政策与援助的顺利执行。另外，作为大众眼睛的媒体，其宣传作用不可小觑。倡导媒体适时适度报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活状况与援助情况，引导社会大众对这一弱势群体客观的认识，这是消除歧视获得平等的重要途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群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援助工作说到底，还是全社会力量的体现。（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1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8.

[2]郑敏.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特点与教育对策[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2：29-31.

[3]范蕾蕾.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特点与教育[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1，01：123-124.

第6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西方践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超过一个世纪，在我国开展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首先发端于上海，其实践取得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类别多、范围广、发展速度迅猛，注重平台建设，推进社会组织的发育，公共服务覆盖范围逐步从城区向乡村延伸，但也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合法性不足、无清晰完善的程序、多数属于岗位购买模式、独立竞争性购买比例仍然较少。这些不足也反应了全国层面问题，需要大量的体制改进和社会组织培育以及宏观环境改善。

一、上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历程

早在1988年，上海就开始实施政府购买就业岗位，购买培训成果等中介服务的事情，但真正意义上的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1]。1995年，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兴建了罗山市民休闲中心，为了提高休闲中心管理效率，该局不采取依靠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等传统社区组织管理模式，而是通过协商，委托给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由其为当地居民提供社会交往、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享受公共福利服务的公共场所。这种购买打破过去只向市场企业购买服务的模式，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走向多元，而政府购买服务由此第一次进入实践。2000年，上海又率先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要求。紧接着卢湾等6个区12个街道开展依托养老机构进行居家养老试点工作，并逐步从养老、社区卫生扩展延伸到就业、计划生育、文化、教育等领域甚至整体化的运营。2002年，普陀区长寿街道成立民间组织服务中心，通过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方式探索社区民间组织管理模式，这种卓越探索使其在2008年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9年又获得首届上海慈善奖。2003年，上海市政法委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组建新航、阳光、自强三个民办非企业组织，从事禁毒、社区矫正、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2]。2005年，浦东社会发展局引进民办非企业性质的 “上海成功教育管理与咨询中心”，管理新区的郊区学校东沟中学，并以契约方式委托新城教育事务所，按照“安全、规范、质量”的要求，对全区23所民工子女简易学校进行监管。2006年，卢湾区提出基层社区应有社区文化中心建设，打浦桥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作为试点单位与民办非企业的华家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签订了购买协议，打浦桥社区的公共财政投入包括：硬件设施投入、实体运行日常费用以及人员费用等，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负责日常运营和管理[3]。

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又与民办海川学校、阳光慈善救助社、街道老年协会等8家民间组织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后又与32家培训机构签订政府购买职业技能培训成果协议。此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资金规模和项目类型迅速扩张。2007年，浦东民政局安排3000万元资金，将30多个公共服务项目委托100余家有资质的社会组织、中介机构。2008年，上海静安区购买上海静安公益场所管理服务中心的社会服务，对静安区免费开放的14个学校、29个篮球架和昌平路上新建的笼式足球场实施场地管理，主要在秩序维持、保洁、体育指导、预约等各方面事务[4]。

二、上海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一） 类别多、范围广、发展速度迅猛

发达国家购买公共服务包括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社区、养老、就业等，美国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甚至包括了道路修建、治安消防。我国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不健全，有资质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数量较少，导致公共服务领域、规模和范围都异常狭窄。总体说来，上海政府公共服务购买虽涉及行业与管理类行政事务，但主要集中在社区服务与管理类，可参见表1［5］。

从地域上看，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政府购买发展最成熟和完善，不但第一个进行公共服务购买实践，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化文件，譬如《关于促进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浦东新区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等等，在购买过程中还委托第三方对社会组织项目进行合作审查，并跟踪了解社会绩效评估，最关键的是将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保证了资金的稳定。目前浦东新区购买公共服务的种类已达18大类、68子项目。

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实践的资金支付方式呈多样化：一是专项业务基金。如2009年上海市民政局与区县民政局两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出资，以上海市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招投标平台，按比例配套使用福利彩票公益金，购买社区安老、救济、扶优、助残服务以及其他社区服务。还有，上海市经委从2005年起年均10%左右递增1000万元专项基金，用于购买行业协会服务。二是预算外资金。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每年投入3000多万元，用于购买社会组织在社区文化体育方面的服务；三是财政预算。除浦东外，闵行区每年财政用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达1000万元。

（二）注重平台建设，推进社会组织的发育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说明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治理，政府与市场、社会契约或者伙伴关系已是大势所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相应的实现机制，这就是平台作用。譬如普陀区将全区300多家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党建工作和婚介机构监督及家庭收养的评估等职能转移给区、街道、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还譬如浦东区积极搭建政社合作互动平台，构建市民中心，任何重大决策、事项都通过该中心提前征询意见，政府与市民、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企业交流和互动都在平台交流，而这个中心运营也由政府购买浦东区社工协会服务实现。2008年，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通过公开竞标方式获得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托管权利，政府采用整笔拨款方式投入，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现已成为上海最大社区服务中心，并成为全国社区服务中心的示范窗口[6]。2007年，静安区区委、区政府及时提出对静安区社会组织实行枢纽式管理的构想，即发挥联合性社会组织作用，以政府委托授权的形式，对区、社区（街道）、系统社会组织实现归口管理和服务，形成了“1+5+X”民管民的枢纽式管理机制，其中“1”是指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5”指全区五个街道的社会组织联合会，“X”指全区各行业条件的社会组织联合会， “1+5+X”已经成为培育和服务各社会组织的平台[7]。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实现了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还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型，进而促进市场和民间组织发展。根据上海民政局统计，上海已注册的社会组织高达10200多家，而未经注册草根组织更无法统计，但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非常稀少。为此，浦东新区根据自身特殊情况做出积极努力，推动成立了社区专业服务组织（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综合治理类社工组织（中致社区服务社），促进了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还制定了专门性的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对行业协会、民非单位的培训机构和养老机构，从建设、运营等方面予以资金支持。目前浦东新区各类社会组织总数超过660余家，备案群众团体3000多个。上海市黄浦区2007年登记民间组织373个，其中社团95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78个，购买服务主要集中在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培训项目和社区为老服务项目上。

（三）购买的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正逐步从城区向乡村延伸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区，但是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和郊区城市化，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也在提升，这也需要政府通过购买形式予以实现。这种购买要实现成本—效益的有效性需要几个条件：地方政府有财力购买公共服务、地方政府有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观意愿、地方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为政府提供其所要购买的服务且形成竞争性市场。满足这些条件的乡村地区并不多，但上海发达的服务体系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条件。上海松江区为了让村民享受方便、快捷、优质、廉价的公共服务，全面推行小超市、小戏台、小药箱、小学校、小窗口、小交通“六小工程”，但与城区社区公共服务不同的是，“六小工程”提供服务的载体是村委会、学校等组织机构，如小学校是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机构服务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实用性人才培养，着力提供农民市场就业竞争能力[8]。上海浦东新区对涉农社会组织给予4万元的开办经费、运行费和房租补贴，以推进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多样化。上海奉贤区购买公共服务主要集中在“区域型政府补贴培训项目”，如养老服务、老年活动室和服务社，财政支付其服务员岗位和保险费补贴，解决了老年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也满足了多样化的社会生活需求。此外，上海还准备在有条件的乡镇和区县推行社区保洁、居家养老、社区教育、外来人口管理与服务、中介机构的评估鉴定等方面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

总体说来，上海通过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购买，使政府的改革意识和竞争观念得以加强，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政府在逐步减少事务性工作的同时，也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益。

三、上海购买公共服务的不足之处

作为舶来品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全国各地的实践各有千秋，上海的购买工作主要是面向社会组织进行，其购买过程的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在：

第一，面临合法性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明确规定，2002年6月国家出台的《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采购范围为，依法指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虽然“服务的行为”包括公共服务，但对服务的理解仅限于政府自身运作范围，比如后勤、信息化维护等等，而政府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并没有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上海市意识到这一问题，一些区县为此做出了改革。除上述提及的浦东新区规范性文件，2008年，静安区民政局、财政局共同下发《关于静安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新增）公共服务项目资质的规定》，对购买服务的流程、评估和标准做了规范。2010年，闵行区人民政府转发了《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等规范文件。但是全市层面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尚未建立，规范化操作办法还未形成。这一点明显落后于深圳。深圳修订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政府采购社工服务合同》、《社工机构行为规范指引》、《政府购买社工岗位需求规定》等文件，明确确立实施范围、购买方式、服务供应方资质和能力，强化项目评估，严格评估标准，落实资金保障及合理安排资金，并要求加强过程管理[9]。上海市应加快修订《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制定相应规范文件，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尚无清晰完善的程序。购买公共服务应有清晰完善的制度程序，譬如服务范围、资质标准、预算管理、合同样式[10]，以及多元、公正、科学的评估体系。上海购买公共服务范围虽大体确定，但预算管理和评估体系方面严重不足。预算管理方面，虽然2012年上海市准备从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文化体育、就业服务等若干领域试行“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审计评估方面、信息公开”，但总体未纳入财政预算。支付方面，上海基本采取“市级政府出政策，区（县）级政府出资金”方式，虽然经费都是政府支付但市级财政统一拨付和区县财政拨付意义显然不同。区县财政拨付意味着委托方和受托方直接挂钩，很容易促使区县政府在“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直接干预社会团体内部事务和具体工作方式；而如果由市财政统一支付，那么区县政府就会更加关注实际绩效。评估体系上，上海基本处于“谁购买、谁评估”的境况。如何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引入第三方评估体系，构建专业化评估指标体系仍需探索。

第三，多数政府购买属于岗位购买模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购买岗位。譬如各类协管员，保洁、保绿、保安等公益性岗位；一种购买公共服务。譬如公共厕所、公园、新建区域综合性公园、居住区配套公园整体运营。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多是项目形式，即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越多从政府部门获得，购买费用越多。上海多采取购买岗位形式，各类专业文员、社会工作者和辅助管理人员（包括协管员）队伍，分布在“条”和“块”、行业和基层，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其中与弱势社会群体有密切关联，主要着眼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岗位的经费支出为人均4万元。由于购买经费和服务质量、效益以及项目多少无特别关系，而是与人数相关，长期实施必然造成效率低下、质量受损，当政府提出细化要求必然面临经费不足问题[11]，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社会意义[12]。

第四，独立竞争性购买比例仍然很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竞争程度、主体间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独立非竞争性购买、依赖非竞争性关系、独立竞争性购买。竞争程度最直观表现就是公开竞标，相较于其他地区，上海购买形式已经多样化，譬如单一来源采购、委托管理、项目申请、意向性谈判、资助、凭单等等，但公开竞标占全部公共服务比例不足。虽然浦东出台了《浦东新区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明确规定，但真正意义上公开竞标数量依然很少。主体间关系即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是独立性还是依附性，即是否属于形式性购买，主要看社会组织是不是政府推动成立，是否需要政府经费支持其自身活动。一些学者认为上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是购买而是政府“给”的，主要是指社会组织本身就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对社会组织内部事务有较大干预权甚至直接任命负责人；没有明确公共服务标的，政府往往将自身意图通过非社会组织形式予以实现，无法真正培育民间力量解决基层社会问题[13]；经费主要源自政府，离开政府资金无法生存。

四、结束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单靠政府力量已很难解决问题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建立起来的公私伙伴关系。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目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的首要区域，在上海的所有区县中，浦东新区又最为完善。譬如购买服务数量受政策主导，缺乏整体性规划和制度性保障；当经济波动、社会发展滞缓时购买数量自然下降；政府职能改革停滞时购买相对减少，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仍处于边缘位置，资金并没有从整体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等等。好的方向是目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基本向弱势群体倾向，力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定意义上属于“真正的”重大制度转型[14]。显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能仅仅着眼于政治形象，因此如何从购买岗位模式转向购买服务模式、从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依赖非竞争性转向独立竞争性还需要大量的体制改进和社会组织培育以及宏观环境改善。上海公共购买服务的发展还需要全国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工作改善。

参考文献：

[1]郑卫东.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探讨—以上海市为例.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1（2）：24-29.

[2]王振海，王义.地方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现状与对策.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9）：59-63.

[3]乐园.公共服务购买：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契约合作模式—以上海打浦桥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为例[J]. 中国非营利评论， 143—160.

[4][7]井志侠，高斌，戴俭慧.我国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64-67.

[5]陆春萍.我国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进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4）：102-116.

[6]蔡礼强.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报告蔡礼强.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民间组织蓝皮书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0?2011）， 2011年.

[8]郑卫东.农村社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初探—以上海松江区为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130-141.

[9]王金根.深圳实施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研究.深圳蓝皮书：深圳社会发展报告（2011版）.

[10]李海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5）：93-97.

[11]唐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运作与反思[J].社会工作， 2007（21）：12-13.

第7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一、实用的环境创设

总体来看，美国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与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门厅的家长园地、走廊的装饰、班级的主题墙等。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就是环境的实用性。他们墙上贴的内容，大多是可以让孩子直接互动的，而我们幼儿园还会因为美观等因素贴一些对孩子来说意义不大的内容。也很少关注孩子与这些环境互动的频率。

他们也会废物利用，而且很多有创意。比如他们会把一些塑料的框子倒下作为书柜(见图1)，很轻便、实用。教室中的物品杂而不乱，多而具有艺术氛围，让人流连忘返(见图2)。

所以，我们在环境创设上需要考虑是不是每种材料都发挥了作用?

二、欣赏的评价眼光

看到美国幼儿园墙上贴满了孩子涂鸦的作品(见图3)，我不禁在想：美国教师用怎样的心态与眼光去看待孩子们胡乱涂鸦的作品呢?后来，我们送给美国教师一个小礼物，他接过去显得特别开心，大声地叫道：“哇!好漂亮!”他不断地夸奖这个礼物多么漂亮，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之前的困惑也随之解开：原来美国的教师一直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世界。在他们眼中，没有难以接受的事物，只有很特别的事物。他们很少批评孩子的做法，而是用一种欣赏、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孩子的一切。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需要用更加包容的心态去看孩子。看周围的一切。有些事物也许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种理念去看，会有不同的发现。

三、关注早期阅读的行动

这次美国之行，让我感受到美国人对早期阅读的重视。在美国，有很多公共图书馆，为阅读提供便利。图书馆里还安排了专业人员为孩子们讲故事，吸引孩子们去图书馆看书。一到周末，孩子会主动要求成人带自己去图书馆。而在中国，更多是家长要求孩子去图书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孩子不如美国的孩子爱读书，而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巨大的投入，提供了专业的场馆和服务，

在美国，不管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大学，最惹人注目的建筑肯定是它的图书馆。图书馆从硬件到软件都以方便读者阅读为原则。幼儿园的图书馆制订了细致的借阅规则，允许孩子自己借阅书籍。此外，班级里有公共的阅读区，每个孩子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小书盒(见图4)。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安静地阅读。也可以选择与同伴共同分享交流，还可以选择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

近年来，我们幼儿园也意识到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分享阅读活动、“故事妈妈团”活动、与“亲番茄”等机构合作提供更多亲子阅读的机会等。通过参观，我感觉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建立孩子自己的小书柜，鼓励孩子自己带书来与大家分享等。

四、平等的师幼关系

在美国，我们发现每个班级都会有一把属于教师自己的椅子，一块显示教师个性的空间(见图5)。学校允许教师表现自己的喜好与个性，大多时候教师都会很轻松自在地与孩子沟通。教师既不是奴仆。也不是专制的帝王。教师与孩子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师和孩子在教室里是同样重要的。

在我国的幼儿园中，要么教师在班级里是权威，孩子顺从教师，要么教师溺爱孩子。在教室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其实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教师和孩子是一样重要的：教师尊重孩子，孩子也尊重教师。教师要认真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树立适宜的角色意识，这是我们的教师需要向美国教师学习的。

五、细致有效的家长工作

在美国康州幼儿园，家长都会准时地接送孩子，从这一点可以想见，美国的家长工作应该很有成效。通过翻看美国康州幼儿园制作的《家长手册》，我感觉他们的家长工作有这样几个特点：细致、深入、有效。《家长手册》会详细列出小到一日生活安排、大到课程方案的许多具体内容。对幼儿的来园离园规定、一系列需要家长配合的事项，以及家长遇到某些突发事件时的应对方式等都有写到。手册设计精美而有趣，内容全面而富，形式灵活而多样，是家长必学必备的指南。之所以设计得图文并茂、生动有趣，是为了让家长喜欢阅读。美国幼儿园认为，只有在形式上吸引家长，才可以实现内容上的意义。美国的《家长手册》不是摆设。它有很高的使用率，既有专业指引，又有具体要求。就拿来离园规定来说，他们会在《家长手册》上具体说明：如果迟到会有怎样的惩罚措施，是家长需要特别注意的。除此之外，学费规定也写在《家长手册》上。可以说，美国的《家长手册》就像一个宝典，家长需要对它很熟悉。除了《家长手册》，美国幼儿园的家访工作、对“家长园地”的利用等都表现出美国家长工作的细致、深入、有效。

在家长工作这一项，我们需要向美国学习，不能流于表面，要把每一项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有效，让家长了解自己不是教育的旁观者。而是教育的参与者，不能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幼儿园。

六、重视幼儿教育的社会

美国幼儿园不仅有我们所知道的教师、助教、保健医生、园长等人员，还有一支专业团队，包括语音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家长协调员等。这些专业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整个幼儿园提供帮助。比如有的孩子有语言交流障碍。语音治疗师就会通过专业客观的检测，确定孩子的状况。然后针对孩子的状况提供量身定做的干预方案。我们国家的幼儿园，所有的教育任务都放在幼儿教师身上，教师的精力和专业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很难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如果社会足够重视，为幼儿园提供这样的专业队伍，我们也可以达到美国那样的专业水准。有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很严重，美国幼儿园中的职业治疗师就负责为幼儿教师提供心理治疗服务，缓解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感。现在国内部分地方政府为中小学购买了社工服务，就是由社工机构派社会工作者进驻中小学，为其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但是我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入不足，还没有考虑到为幼儿园购买这类服务，缓解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美国的幼儿园教室内积木十分富，但在我国很难买到这些积木，我们只好根据美国幼儿园提供的尺寸自己制作，但是自己制作的玩具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即便是有的玩教具能购买到，质量与卫生方面也存在问题。

第8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一、儿童福利视角下的非正规学前教育

日本儿童福利研究专家中田照子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保障体制下的儿童福利制度与学前儿童保教制度。据介绍，日本的《儿童福利法》非常重视对儿童的生活保障，尤其是对贫困、残疾等弱势群体儿童的生活保障。日本政府对儿童权利的保障并不只是中央政府从上而下推进的政治行为。它与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有很大关系。为此，中田照子希望中国的民间力量要充满信心，坚持为保障儿童权利作贡献。学前教育具有福利性、公益性、补偿性、社会服务性等属性。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儿童权利公约》，但是缺少具体的实施措施，例如，没有《儿童福利法》，儿童的福利保障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日本《儿童福利法》对儿童尤其是弱势群体儿童的保障，对当前中国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全国妇女联合会新近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当下，我国城乡流动儿童已达3581万人，与2005年比，增加超过四成。报告指出，学前流动儿童普遍面临入园难问题。原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认为，当前我国仍处在高速发展时期，教育不能被动等待，而应积极回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朱慕菊特别指出，目前很多人对非正规学前教育的认识还不到位。她认为，非正规学前教育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稳定，而且是学前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她对四环游戏小组坚持9年努力探索出的非正规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非正规学前教育具有社区化特点，即依托社区，因地制宜。四环游戏小组的实践证明，非正规学前教育不仅能满足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需要，还有助于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社区。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提出，发展社区非正规学前教育不仅有利于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而且可以使更多城市人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态并施以援手，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走出封闭隔离的状态，提高其文明素质，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城市居民和社区的融合。当然，要从根本上实现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与城市居民的融合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推进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的改革。从而形成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非正规学前教育不仅适合流动儿童，也适合农村留守儿童。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院吉执来的研究表明，非正规学前教育所具有的针对性、灵活性、开放性、高效性、社区性等特点与农村的地理结构、教育现状和环境条件契合，在农村地区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二、面向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道路探索

本次论坛会聚了致力于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的专家学者、民间组织等，他们积极分享了各自基于中国国情以及不同地区实际情况进行探索的经验。

什么是好的学前教育，什么是适合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要想为流动儿童提供适宜的学前教育，需要深入了解这些流动儿童，深入了解他们的发展需要。民族学院讲师、原四环游戏小组志愿者张怡，结合自己在四环游戏小组做志愿者的经验，对学前流动儿童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这些儿童既有高度流动性，又在流动中保持相对稳定，他们受到城市与乡村双重文化的影响，往往活动能力和自理能力比较强，而语言发展比较缓慢。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教授吕苹认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共同构成。其中，市场的作用很大，而目前最需要加强的则是来自社会、民间的力量。她认为，可以适当普及以适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服务对象，以保育为主兼顾教育的学前教育看护点。

面对数量庞大的学前流动儿童，深圳市教育局学前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马芹娣介绍了深圳市政府为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进行的探索，即淡化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界限。淡化户籍幼儿和非户籍幼儿的界限，既大力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又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解决学前流动儿童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深圳市政府把扩充幼儿园学位作为市政府的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并发放学前儿童健康成长补贴，相关费用由市、区政府筹措发放。

社会公益组织“千千树”针对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在课程研发、家长学校开办、网络产品制作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致力于为城乡妇女和学前流动儿童提供服务的成都“爱达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则针对学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尝试依托社区，以非正规学前教育方式开展行动研究，既关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又关注家长家庭教育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则分享了他们在昆明开办社区公益幼儿园项目的经验。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则以四环游戏小组为依托，历时9年探索出了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本土经验。

三、“种子计划”培训项目经验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受北京市教委委托，承担了“种子计划”培训项目的工作，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幼儿园（以下简称“自办园”）提供教师培训服务，借此提高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质量。

“种子计划”培训项目自2012年3月启动以来，以四环游戏小组数年来形成的非正规学前教育基本理念为指导，与“自办园”教师就幼儿教育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展开研讨，以引导教师树立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培训采用集中培训、培训员现场指导、观摩培训基地（即四环游戏小组）等方式，努力解决“自办园”教师教育方法简单、小学化倾向严重、保教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第9篇：社会工作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电子政务,信息化,存在问题,对策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高速发展,数字化生活方式逐步由梦想变为现实,人类社会开始跨入信息化时代.顺应时展潮流,我国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决策.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政府部门应当勇立潮头,秉承与时俱进之精神,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业务流程优化和管理决策能力全面提升。

一、电子政务的内涵

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机构运用现代网络通讯与计算机技术，将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通过精简、优化、整合、重组后在互联网络上实现，打破时间、空间以及条块分割的制约，从而加强对政务运作的有效监管，提高运作效率，为公众提供高效、优质的一体化管理和服务。政府是社会中最大的信息拥有者和处理者、最大的信息技术的用户，只有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才能极大地提高政府业务的有效性和效率。

二、实施电子政务发展的意义

1、电子政务的推行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优化行政管理的组织结构，提升政府的沟通效率和行政运作效率，简化行政运作程序，降低行政运作成本，从而节约政府经费与开支。

2、加强监管，促进政务公开。实施电子政务，能够电子政务，能够加强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各权力机构业务运行的监管，并可实现政府相关信息和业务处理流程的公开化。实施电子政府后，政府的业务流程通过电子政府平台自动实现，其处理的过程、处理的时间、处理的依据、对于上级领导、相关公众、政务工作人员都是公开的，从而减少了传统政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实现了政务的公开化、透明化。

3、改善公众服务，提高政府形象。电子政务使政府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企业、公民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掌握和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接受政府的管理。以我国为例，普通民众过去要办一件事，要跑很多路、进很多政府部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利用互联网进入电子政务平台，每个人都就可迅速了解政府机构的组成、职能、办事章程和各项政策法规。同时，政府也可过网络与公众进行进行信息交流，听取公众的意见与心声，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互联网络是没有国界的，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也将加强我国与世界的交流，树立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4、通过政务信息化，推动社会信息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由于政府是信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也是信息技术应用的最大使用者，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广域性，使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涉及面更广、影响更为深远。，在推动全社会信息化方面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实施电子政务还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九五”期间，我国信息产业年均增长33%，是我国GDP增长的3倍。2000年，我国信息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万亿元，成为我国第一大支柱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近2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19%。

三、电子政务存在问题

1. 我国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存在不少错误认识。一种是把电子政务仅仅当作政府部门的计算机化，不重视软件的开发和政府业务流程的整合，而是用计算机系统去模仿传统的手工政务处理模式，结果很多政府部门的计算机设备成为高级打字工具，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种是简单地把电子政务等同于政府上网，以为把政府一些政策、法规、条例搬上网络就万事大吉，没有把传统的政务工具同网络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电子政务的系统性及其在信息化建设当中的地位缺乏认识。

2.重视硬件投入，忽视制度建设和对公务人员的培训。电子政务建设既需要技术的支持，也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公职人员的能力建设。电子网络下的政府管理和传统的政府管理，其理念和手段上有较大差别。因此，对公职人员进行培训，不仅要使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能熟练掌握电子政务的操作技能，更重要的要转变他们的管理观念，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工作的薄弱之处。

3.保障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电子政务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了促进电子政务的发展，都制定或修改了相关法律。然而，我国在保护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方面的电子政务立法一直是滞后的。我国目前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只是由行政机关对互联网管理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化缺乏基本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如缺少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法。原有的一些法律已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法律法规的欠缺势必阻碍电子政务建设的进程。

4. 电子政务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也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目前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缺乏宏观规划，国家没有提出明确的电子政务发展目标，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各地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各自为政，采用的标准各不相同。机构还很不健全，作用也很有限。各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实施政府电子政务。论文大全。如英国在内阁办公室成立信息中心(GentralITUnit-CITU)，美国成立了信息技术理事会(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Board-GITB)，爱尔兰政府成立了信息社会委员会(InformationsocietyCommission)等，负责电子政务的研究、规划和实施。但是，现在普遍担负不起这个任务。即政府对公众的电子政务和政府对企业的电子政务服务等，尚无职能部门管理。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电子政务存在问题的对策

1、提高公务员素质。推行任何改革，思想解放是关键。应加强对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之转变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接受这场变革，进而在行动上积极应对这种变革。要加大对公务员的培训工作，使得他们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以适应全新的信息社会工作环境，并且要把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的考核纳入公务员综合考核范围之内。

2、制定发展规划，明确阶段目标，避免重复建设。作为政务活动和信息技术的结合点，电子政务建设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政党部门的工作程序、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和协调。因此，国家要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加强对电子政务的研究、规划和组织协调，并根据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论文大全。

3、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网络安全，促进电子政务发展。要加强政府信息的安全管理，不断提高反病毒，保证信息网络的安全，制定相应的管理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网络的建设、管理、维护、内容和形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规定和约束，保障政府信息网络的规范、安全运行。针对电子政务的安全特性，现阶段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应用层面，都有两种观点及操作方法。一是技术隔离，也就是政务完全搬上网，再利用技术的手段在网上保障政府的安全。如多级防火墙、网络分级授权、数字签名、数据库备份等。二是物理隔离，也就是不完全依赖虚拟网络，而是采用网上与网下联合完成业务，重要的审批、授权、决策等放在网下，还是依靠传统手段来执行。论文大全。很明显，两种隔离各有各的适用范围。

3.加快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据统计政府掌握了社会信息资源的80%，提高社会信息的价值，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是关键。然而，在传统的行政模式下信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把信息看成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要实现信息共享，必须打破各级政府和部门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闭，整合信息资源，在原来离散、孤立的信息技术平台上构造一个开放的统一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信息最广泛的交换，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注得总体规划，先易后难，急用先行，协用推进。统筹规则，制定总体方案。各地区的电子政务总体规则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电子政务的总体规划，做到与国家电子政务总体规划全面衔接。同时，要将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衔接，下级部门目标与上级目标衔接，行业管理部门目标与同级其他机关建设规划相衔接。由于我国电子政务的标准化工作基础相对薄弱，各地区信息化应用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必须采取先易后难、急用先行的原则，密切结合国内电子政务建设的实际需求，来确定电子政务中应用系统建设工作的优先顺序。电子政务的发展，不可能全面开发，齐头并进，必须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

电子政务建设的实施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要加强对政府部门电子服务的协同研究，制定政府部门电子服务协作规范，使各级政府部门在管理和服务时协同一致，真正实现高效率的政府管理和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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