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象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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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现象范文

一、文情可鉴的可行性———“博观”、“六观”、“沿波讨源”

不过，刘勰不是简单的指出知音难遇的种种原因所在，他的论述也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些现象层面上，而是建设性的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命题，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的论述了人们能够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评的可行性。对此，刘勰提出了具体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此处，刘勰对鉴赏者在品鉴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要求，他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批评鉴赏者的修养，一是批评鉴赏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鉴赏者而言，首先应针对“圆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养，“务先博观”。所谓“圆照”，是指与偏好相反，能进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评。要做到“圆照”，必先“博观”。所谓“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鉴赏者还应摆正自身的态度，通过阅读考察大量文学作品及其情状，加以仔细的比较研究，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评价作品不存私心，鉴赏态度上不带偏见，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鉴赏者的修养和态度，是做好文学批评鉴赏工作的根本条件。但要解决“文情难鉴”的现实困难，最终实现“文情可鉴”，还必须有较为具体的途径可循。接着刘勰指出鉴赏者还应从六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考察来判断其优劣。其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观位体，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体制问题，见于《体性》篇;二观置辞，注重考察作品如何运用辞采的问题，见于《丽辞》、《比兴》、《夸饰》等篇;三观通变，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问题，即考察此部作品与前代作品有何承继关系，又有什么独创之处，见于《通变》篇;四观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与正两种表现手法上的表现，即如何“执正以驭奇”的问题，见于《定势》篇;五观事义，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见于《事类》篇;六观宫商，注重考察作品的声律问题，见于《声律》篇。“这六个方面中，位体、置辞、宫商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通变、奇正、事义三者和内容有关，但又与表现手法有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判断好的诗文作品有“六义”即六条标准，首列“情深而不诡”;在《附会》篇中论述作文的四要点，首列“以情志为神明”。他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六观”，主要着眼于形式与艺术表现，却没有直接提及“文”与“情”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勰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其实，《知音》篇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就是说若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观”。《知音》篇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他要求批评鉴赏者“披文以入情”。位体、置辞等六个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艺术表现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鉴赏者就必须通过“博观”，“六观”，循着作品的文辞去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讨源”，是“虽幽必显”的。所以说，刘勰在这方面并没有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

二、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潜在交流过程———“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之间的逆反过程。刘勰强调文学鉴赏过程的实现要以情感投入为前提，这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诚然，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鉴赏，都是饱含情感的精神活动，而正是在这一契合点上，鉴赏者通过阅读与创作者也才有了潜在交流的可能。历史上众多的文学鉴赏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豪爽》言:“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边尽缺。”引文所载，晋朝大将军王敦与曹操一样，有着老当益壮的雄心壮志，故常常吟咏曹诗来宣泄一己之情怀。南宋文天祥读杜甫诗时，亦有同样的切身体验。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至于刘勰将“知音”作为文学鉴赏活动的目的，强调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更是精到之见，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序》云:“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亦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意谓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单从别人的诠释中领悟杜诗。揭示了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然而，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又是相区别的。就创作者而言，应先“情动”，有了思想感情，然后“辞发”，并把它体现在一定的文辞形式中;就鉴赏者者而言，首先“披文”，接触的应是作品的文辞形式，然后“入情”，通过它来领会体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是所谓“沿波讨源”。二者的过程虽然相反，但文辞形式这个要素对于创作者和鉴赏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必须凭借优美的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从而实现打动和教育读者的目的;鉴赏者只有仔细考察文辞形式，才能较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最终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断。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文学的创作问题，刘勰在《镕裁》篇就有所论及，提出了“三准”之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所谓“三准”，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前面三个步骤，也就是先假定作者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考察如何采取恰当的文辞形式来表现它。与“三准”说不同，刘勰《知音》篇的“六观”，是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的。鉴赏者接触的首先是作品的文辞形式，因此必须通过文辞形式来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除了“六观”之外，刘勰还指出了关于鉴赏者的鉴赏能力问题。他说:“事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弃?”刘勰认为，能否真正做到觇其文而见其心，关键不在于作品的深奥难鉴，而在于鉴赏者“识照”能力的高低。所以他又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样，刘勰便把鉴赏者主观方面的能力问题作为鉴赏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提了出来。正因为在文学作品和鉴赏者之间，鉴赏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的问题。所谓“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是说由于鉴赏者“识照”能力不够，导致文学作品鉴赏中典雅深奥的作品遭弃，而平庸浅薄的作品却得以兜售的不良现象。在刘勰看来，这是由于鉴赏者修养、识见低下所致，因而他提倡鉴赏者自身鉴赏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提高鉴赏能力，才能正确地进行鉴赏并且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充分显现出它的艺术魅力。至此，刘勰的《知音》篇为我们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包括创作者、作品和鉴赏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情动辞发”是该系统的重要前提，鉴赏者“披文入情”是关键途径，“觇文辄见其心”则是鉴赏活动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第2篇：文学现象范文

从现当代文学产生以来，几经波折与坎坷，路过了春光明媚的照耀与暴风骤雨的洗礼，终于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晴朗的天。当代很多作家、学者也都热心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此，使现当代文学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疏离文本”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然而，文本却是文学的基本构建。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健步发展还需要对文本研究进一步重视和深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燕子.文学现场的文本研究开放性的文学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0，(26)

第3篇：文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英美文学；歧义现象；分析解读

在英语中，歧义是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之一。最近几年，我国的学者开始较多的关注英语中的歧义现象并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应当关注到的是，目前只有极少数学者对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歧义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所以，本文将深入的探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歧义现象，从而便人们能够更好地欣赏英美文学作品。

一、词语预设产生的歧义现象

在英美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从预设疑问而产生歧义的情况，由于作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不会针对某个词语或句子进行明确的解释，所以也就容易导致这些词语和句子的产生歧义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读者或者研究者充分推展思维、发挥想象地加以分析和编译。英美作家在开展文学创作的时候会经常使用预设歧义，这是因为通过预设歧义提供出来的语言具有意义不确切特点，这样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不确定性的模糊美。当阅读者在阅读预设的语句时，就需要结合小说的故事情节信息，思考和分析小说具体的语境，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在小说《项狄传》中，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成功塑造了一个寡妇形象，这个年轻漂亮的寡妇与一名退伍军人相爱并且很希望能与其结合，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顾虑，由于军人受过伤，所以她很想知道这个军人受过怎样的伤且伤在何处，于是，她就问道：Wherewere you wounded？这个军人在面对提问时却拿出了一张地图，结果他在地图上指出了自己曾经战斗受过伤的地方来给她看，显而易见，这个军人的回答并非是这位寡妇所想要的答案。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回答，主要是由于主人公所问的话存在歧义。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英美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积极去了解文学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搞明白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这样我们在阅读这些具有歧义语言的文章时就能够更加的容易理解。近些年来，我国的语言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英语歧义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更好地学习英美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不断的学习中会更透彻的理解英美文学作品中由预设、指示语、一词多义等引起的歧义现象。

二、指示语产的歧义现象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指示语的含义是在时间、地点、人称等有所代指的词语。这些指示语本身的意义并不太确切，并且指示语的含义也受周围环境、时间、客观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不一样的表达产生，这种情况的词语理解有很多不一样的表达意思可供选择。通常情况下指示语的歧义问题主要有三种对立状态：第一是指由于同一指示语应用的方法不同，导致指示语的不同含义的对立状态；第二个是在词语的非指示用法和指示用法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状态；第三个状态是指示词在应用的过程中参照利用有很多不同的点，从而时指示词含义会有几个或者更多。比如这种语言方面的歧义情况就出现在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等待的一天》当中，这点在两个人的对话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父子间的对话来更好的明白其中“it”深刻内涵。儿子说：“you don’t have to stay if it’s going to bother you”，父亲回答道：“It doesn’t bother me.”，我们通过父子之间的对话，分析当中具体的指示语，从三个方面看，文章中的 “it”在语义方面是存在歧义的。小男孩对理解“摄氏”和“华氏”两个词义有偏差，海明威为了更好地给读者制造悬念，就利用了指示代词能够容易产生歧义现象，让《等待的一天》这部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变得更加具有色彩和魅力。

三、一词多义产生的歧义

“一词多义”（polysemy）是指同一个词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这是在语言词汇中是很常见的现象。一个多义词虽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意义，只要是合理的运用到上下文中，通常不会产生歧义现象，这是因为多义词被应用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时候，这个多义词的其他不符合文意的意义就都被排除了。过去许多英美文学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正是很好的利用了多义词的这个优势，为人类创作了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粮食。例如：在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FarewellToArms）中，有很多人认为，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存有歧义，因为“arms”是一个多义词，既有“武器”的意思，也有“手臂”的含义。通过仔细阅读《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的内容，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创作的小说，顾名思义，小说的内容肯定是和战争密切相关的。这就很容易理解“arms”一词在本文中不仅蕴含着主人公Henry远离战争（即武器），还意味着Henry同时也失去了一双手臂，手臂象征着他的爱人Cather―ine。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题目恰如其分，一语双关，正是“arms”这个多义词在文章中造成的歧义效果更好地反应出海明威强烈的反战情绪。

总而言之，通过开展对英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歧义现象的研究，对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作品中的思想内容提供更大的帮助，同时也很好的助推了中外文学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郑建新，梁丈青.英语语用竣义的关学功能[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2] 宋冲.英语歧义现象及其在语言表达中的应用[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

第4篇：文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文学终结；消费社会；文学性扩张；日常生活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01-02

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影响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文学终结论”这一话题引入中国。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1997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载了他的论文《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文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他认为新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对文学与文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米勒在2000年参加了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作了大会发言。继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他《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米勒此文的核心观点即“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论文开篇,米勒就引述了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从而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

在他的著作《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也开宗明义写道：“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的时代。”于是文学行将消亡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成为论争的热门话题之一，持续至今。

二、由“文学终结论”论争引出的“文学性”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地位与日俱增，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随之日渐萎缩，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地位更是不言自喻。文化研究等新兴学科对文学的冲击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的说法。

因此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一种学者表示赞同“文学终结论”，认为文学存在和共生的条件变化了，文学也将随之消亡。信息技术与传媒方式的转变影响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印刷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娱乐文化成为了主导，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精英文学的败落与审美的世俗化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于是正是这种时代的合法造就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

相反，很多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持质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终结是一个无效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陷入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于是正是“文学终结论”而不是文学，必将走向终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由于文学的语言魅力以及审美想象性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同时由文学传统构成的文明力量与文化秩序以及历史的厚重感无法被解构，因此文学不会消亡。

（二）“文学的终结”只是对无处不在的“文学性扩张”的一种遮盖与隐蔽。美国学者辛普森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名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针对“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后现代“文学统治”的看法。到90年代末,卡勒注意到该书,受此启发写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一文,该文收在2000年出版的《理论的遗留物是什么?》之中。卡勒对辛普森的提法略有修正,将统治的“文学”改为“文学性成分”,从而使缘自辛普森的创见更为准确。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方式对文学话语权的挑战从而“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即消费社会用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迫使其丧失了昔日中心地位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广义的“文学性”却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品牌之多,意味之玄妙足以令人“眩晕”,而

“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此这种“文学性”的统治就形成了，并且蔓延直至无处不在。

三、审美泛化与文学性蔓延的内在联系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作为商品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和文化内涵中扩张出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消费品。以至于日常生活都文学化、艺术化和审美化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也消解了，文化以视像的形式到处显现，使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时时弥漫着文化的气息。

苏尔茨在1992年出版的《体验社会》一书中就将后现代富足社会看作偏重审美体验的社会。他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不再注重其客观认知而沉溺于对事物的“内心体验”,或者说他们总喜欢先将事物的客观状态转换为主观符号然后体验其意味,苏尔茨称此为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审美化的社会即“体验社会”。

而“文学性的蔓延”这一说法同样是由于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体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改变文学的生成方式和通常感知文学存在、文学理论把握文学现实的方式和样态，伴随观念、感知经验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文学理论的相应变化。审美泛化、文学性蔓延，带来了审美文化版图的改写。

然而审美泛化带来艺术的扩张，并不一定就是文学性的扩张，审美泛化与文学性的蔓延并不对等，严格意义上讲审美扩张现象纳入文学研究对象有失偏颇，但是他们在知识形态建构上的同一性，尤其是在各种文本、超文本“混杂”的时代。随着“文学性”的蔓延，艺术和审美更多地进入生活，被日常生活化，含有“文学性”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自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如某学者所说：“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后现代社会景观，也是消费文化冲击下都市大众日趋迈入的社会景观，它已经使当下的文学与审美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向。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说：“现在，很多传媒理论家和研究者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虚构叙事作品（其间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性）正对我们产生怎样的的影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艺术摹仿生活。（当然，在大众传媒中，艺术以非常扭曲的方式摹仿着生活。）但是，现在生活是不是开始摹仿艺术了？”

而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法律),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 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

由此可见，在单媒介艺术向综合媒介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但是无论如何，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于界限总是存在，因此审美泛化与渗透只能在一个底线之内存在。

四、对“文学性扩张”观点的质疑

然而从“语言”与“审美”的维度对“文学性”进行分析，有学者又提出了对“文学性扩张”这一说法的质疑。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最能发挥出语言的“诗性”的话语实践，是语言呈现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典范。语言是文学永在的身份标记，以语言为媒介即文学最为不可替代的优越感，也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所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视觉、听觉、或形体艺术却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的。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虽然我们是坐在花了票价的席位上，但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去看罗密欧和朱丽叶，而是用罗密欧的眼睛去看朱丽叶的阳台，并用朱丽叶的眼睛去俯视罗密欧的。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影响了我们想象力以及反思的智性的发挥，造成了一种对体验的催眠。

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因此在图像文化的冲击面前，文学完全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其次，以经典的“没有时间性”作为对“文学性”的流动性与敞开“文学”边界的质疑。在伽达默尔看来，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们“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板。”

因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我们进入什么时代，文学总是存在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与探讨总应该被置于“文学性蔓延”现象的研究之上。

再者，如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指出的：“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 即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

但是“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然而，它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另一种文化加以补充。”因此，虽然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迫使印刷文学丧失了主要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也并不构成“文学性扩张”的根据，文学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

五、结语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系列困境。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

就“文学终结”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论争的关键点在于对“文学终结论”所指“文学”涵义的深层理解是否正确。

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说“文学虽然末日来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这一悖论，说明了他对印刷时代文学的眷恋，也是在面对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当今社会，呼吁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范玉刚.文艺学的境遇及其范式转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金惠敏.趋零文学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

[4]（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J].文艺争鸣，2005（3）.

第5篇：文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英美文学 《圣经》 观念和精神 素材

Abstract: Since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Bible, the history of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would be rewritten if there were no the Bible.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is interrelated with the Bibl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Bible phenomenon in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two sides respectively: First, the Biblical idea and spirit impacts on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profoundly; Secondly, the Bible i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creative material of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Key words: Brit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Bible; the idea and spirit; materials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英美文学有两大传统根基: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与《圣经》。如果离开了这两大根基,英美文学就无从谈起。自中世纪以来,《圣经》有“唯一的书”和“书中之书”的称号,作为英美社会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书,《圣经》的观念和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英美人的意识之中。英美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思想和意象紧密相关。这使得客观、中肯地探寻《圣经》对英美作家作品的各种影响,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英美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英美文学中体现《圣经》观念和精神

《圣经》自始至终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圣经》中关于仁慈、宽恕和博爱的箴言和训诫比比皆是。这些箴言和训诫告诉世人,有了爱,一切过错和仇恨皆可化解,爱是把一切真,善,美和谐地联系一起的纽带。《加拉太书》(Galatians)云:“要通过爱心彼此服侍,因为全部的法律合成一句话,那就是爱人如己。”(For all the law is fulfilled in one word, even in this: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Chapter 5,Galatians,New Testament)许多英美作家深受这一精神的影响,其作品中更是无时不刻不透露和表达着这一中心思想。

在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博爱是其主题思想。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它被世人誉为一曲永世不衰的“爱”与“美”的颂歌。通过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纷争与两家儿女之间的生死恋,反映出原本美好的爱被邪恶的仇恨激起的械斗所破坏,而该剧的结局中却吐露出“和谐”的光芒,表达了向前看的积极乐观朝气昂扬的精神。这里体现出了强烈的基督精神,即用“爱”去化解一切罪恶。而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是一对年轻的殉道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爱”化解了两大家族之间的刻骨仇恨。

再如: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一生的追求和所有著作,都与基督教的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代表作《复活》这部小说中宣扬宽恕和博爱,勿以暴力抗恶,提倡人性自我完善。托尔斯泰认为男女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和玛丝洛娃精神上的“复活”,正是基督教精神的“复活”和人性的复归。聂赫留朵夫公公爵作为一个陪审官,当他在法庭上发现被告玛丝洛娃正是年轻时代被他过的少女卡秋莎时,他良心发现了,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忏悔赎罪活动,最后得到玛丝洛娃的宽恕,感受到爱与善的力量。这表明了《复活》这部长篇小说所宣扬的正是《圣经》所倡导的博爱精神。

英美文学中,贯穿《圣经》仁慈、宽恕和博爱基督教精神的作品比比皆是,英美文学对《圣经》观念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人性原罪、上帝审判、神性救赎、道德完善、神圣之爱……要更全面地理解英美文学的艺术魅力,必须要对英美文学中的《圣经》的观念有深刻的认识。

二、英美文学以《圣经》为创作素材

“《圣经》虽不是文学书,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圣经》的意义对于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新启示”。圣经是文学作品永恒的母题,也是英美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由于《圣经》在英美享有广泛的读者,可以说,《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在英美国家是家喻户晓,作家引用或化用《圣经》典故叙事说理,更易为读者所接受,还可以丰富作品的涵义,深化主题。因此,英美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引或化用《圣经》典故。

1.直接引用。最易辨认的是作家直接引用《圣经》的词句或人名作为自己作品的标题或人物名称,以便引起作品与《圣经》相对应的联系;或者直接引用《圣经》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如:怀特的《乘马车的人》小说题目即:出自《圣经•旧约》的《以西结书》,暗示了小说精神折磨和赎罪的主题;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乐》等标题取自《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著《押沙龙,押沙龙!》,从书名到故事情节都借用《圣经》中大卫王与逆子押沙龙的故事;戈尔丁的《塔顶》中的主人公牧师约塞林综合了亚当、该隐和撒当等三个圣经人物。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其题目便是摘引《旧约全书•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中的一句话。这表明二十世纪英美文学和《圣经》文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在作品主题、人物等方面具有同一结构。

在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的重要作家中,自称“英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的T•S•艾略特较早提倡用“神话手法”来创作。而他的神话主要来源于《圣经》。艾略特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成功的运用了“死亡与再生” 、“寻找圣杯”、“火与水”、“赎罪与救难”等《圣经》典故,挖掘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将古代与现代连接起来,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并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使其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2.采用特殊手法化用。有些英美作家并不直接引用《圣经》的典故,没有走完全蹈袭的道路,而是根据自己思想的表达,对《圣经》典故原型进行变形处理。英国文学史上有着最古老的作品之一美誉的长诗《贝奥武夫》中就已谈到上帝,并说妖怪格兰代尔是该隐的后裔。该隐是《旧约全书•创世记》中的人物。他是上帝造出的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的儿子。他出于嫉妒把弟弟亚伯诱杀了,因而成为世间第一个罪人。虽然《贝奥武夫》对《创世纪》的故事进行了变形处理,但说嗜血成性的格兰代尔是该隐的胄裔是合乎《圣经》精神的。拜伦的神秘剧《该隐》,主题也是《圣经》故事。不过同情革命的拜伦在《圣经》故事的运用方面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按照《圣经》的传统说法,该隐出于嫉妒,杀死弟弟亚伯,因而上帝罚他到处流浪,成了丧家之犬。然而在拜伦的笔下,该隐的形象却迥然不同。该隐对上帝的善表示怀疑,对父母和弟弟卑躬屈膝地趋奉上帝的态度和做法非常鄙夷。拜伦把魔鬼撒旦作为不畏、渴求自由的化身,并加以着意刻画,让他开导和激励该隐去反抗贪得无厌、暴戾恣睢的上帝。

英美作家化用《圣经》典故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比喻、隐喻或象征等手法,作家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或人物的性格里,使这些故事发挥有力的陪衬和烘托作用。不了解《圣经》故事背景的人,在理解这类文学作品时,便难免流于表面和肤浅。《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里,女扮男装的鲍西娅在法庭上以律师的身份出现,佯装驳斥巴萨尼奥提出变通法律的要求,让残忍的夏洛克在一片敌视的气氛中感到欣慰异常。他情不自禁地欢呼道:“一个但尼尔来做法官了!真的是但尼尔再世!聪明的青年法官啊,我真佩服你!”这里莎士比亚就化用了一个《圣经》典故,《旧约全书•但尼尔记》说,但尼尔才智过人,判案如神。在法庭上孤立无援的夏洛克,在绝望中突然听到同情的声音,欣喜中称年轻的律师为但尼尔是很自然的。如果不理解莎士比亚的化用《圣经》的手法,对这一幕戏就很难理解通透。

确实,《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典籍,它更是一种思维、情感方式,它的观念和精神深远地影响了英美人对历史社会、人类命运、个体生命等问题的看法,使罪与罚、道德与上帝、生命与永恒、仁慈、自由、博爱、平等、良心……成为了英美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思想内容。浮在海洋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尖端只是整个冰山的一小部分而已。恰似《圣经》之于英美文学,就是冰山的基础同山巅的关系,英美文学作品中有时一行诗,一句话,甚至一个语词,后面都有丰富的《圣经》故事做支撑。

参考文献:

[1]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Ronald Gotlesmanet. al (ed.), New York, 1979.

[2] The Student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Grand Rapid, Michigan, 1996.

[3]Boss Murfin & Supryia M. ray(ed.)The Bedford Gl-ossary of Critical and Literary Terns. Bedford Books, New York, 1998.

[4]钱 青等:《美国文学名著精选》,商务印书馆,1994。

[5]朱维之:《基督教文化》,上海书店,1992。

[6]郭海博、李 山:《圣经语典与妙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7]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9]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9。

第6篇：文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道德取向；社会文化建设；“80后”青春文学现象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9-0053-02

“80后”青春文W是指1980―1990年出生的人创作的关于青春题材的各类文学作品。随着《爵迹》、《何以笙箫默》、《小时代》系列等青春文学小说频频搬上银屏，本就长居图书畅销榜单的“80后”青春文学再迎“东风”，成为当代中国文学领域中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文学现象。“80后”青春文学现象的道德取向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分，总体而言，个体道德、社会道德、文学教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偏颇，值得我们深思。

一、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1.坚持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就是坚持的指导地位。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反思“80后”青春文学现象的道德取向，提高文学创作的精神境界，首要的是要坚守的指导地位。“80后”青春文学作品中多以描述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感受、对未来的迷茫与憧憬为主题，正是因为此类文学现象题材主题的特殊性，更要求我们要坚决以为指导思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2.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0后”青春文学中应该大力传播主流价值，增强青少年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青春文学作品中，积极引导青少年的思想，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

3.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反思“80后”青春文学现象的道德取向，我们一定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反映他们生活的青春文学任重而道远，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取向更应该汲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营养。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讲求谦敬礼让，戒骄戒躁；强调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等这些中华优秀文化在当代依然需要我们发扬光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二、引导青少年的正确认知

1.优化青少年道德教育机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道德是社会和谐与发展之基，培育有道德的人是进行知识教育的重要前提。“80后”青春文学的受众主要是青少年群体，反思其文学作品的道德倾向，我们应该大力引导青少年的正确认知，高度重视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要加强青少年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二要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着重强化青少年的法制观念；三要营造健康的思想文化氛围，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氛围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2.贴近实际，积极更新知识。“80后”青春文学之所以深受青少年的喜爱，是因为其作品多取材于青少年的生活，这更加凸显了教育者要贴近青少年实际，积极主动地更新知识的必要性。要贴近青少年生活实际，例如，“80后”青春文学现象中有许多对时事热点的主观评论，其中过度的消极批判容易对青少年产生误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教育青少年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分析其中利弊。要贴近青少年学习实际，不断学习更新专业知识，能够建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3.利用大数据构建交流平台。云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们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工具。“80后”青春文学现象与其说是文学现象，不如说是引起青少年共鸣的社会现象，是青少年种种情感的交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借鉴青春文学现象的优点，利用大数据规律，构建与青少年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这些具有不同意义的大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能够有效把准青少年的成长脉搏。

三、提升作家自身道德修养

1.提高自身素养。反思“80后”青春文学现象，急需写作者提升自身素养，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保持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适应作家完善自己和文学凸显价值的需要。其一，学思并重。写作者只有虚心学习，积极思考，学善戒恶，涵养良好的德行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其二，省察克治。“80后”青春文学的作家应当时常反省检验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与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并及时抑制和克服。其三，慎独自律。“80后”青春文学的写作者即使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仍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并能够在创作的作品中显现出来，为社会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2.遵守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在社会道德建设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80后”青春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观念里，文学圣洁性受到质疑，文学已经被过度世俗化、娱乐化和商业化。郭敬明在自己的文中这样写道：“我爱钱，这没什么好掩饰的。我在一家杂志社混了个脸熟然后在上面发点酸得吓死人的文章，然后坐在家里等稿费。”这显然违背作家的职业道德，“文以载道”，身为作家要以更高的职业道德为准绳，既要有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更要注重传播健康向上的思想道德。

3.增强创新意识。“80后”青春文学的作品的原创性经常遭到大众读者的质疑，多数作品中的模仿复制痕迹太浓。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意识的培养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增强“80后”青春文学创作者的创新意识，鼓励写作者开阔思维，拓宽思路，勇于尝试，以新角度、新视野描绘出青春时期独有的活力与精彩。提高创新能力，忠于原创，创作不同风格的佳作，克服模式生产、自我复制，敢于接受新的挑战，“80后”青春文学现在方能长足发展。

四、完善文化监督管理体系

1.深化监督体系。相对于经典文学，“80后”青春文学现象的异军突起，没有引起相关监督部门的足够重视，导致此文学现象的道德取向中的偏差时有发生，这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健全监督机制。针对这类文化现象的特殊性深化内部的监督，有效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社会舆论监督。随着网络平台的普及，不仅有多样的电视、W络媒体舆论，而且有微信、微博等大众的自媒体舆论，这些都应当对“80后”青春文学现象形成有力监督，社会舆论形成合力，自觉抵制不健康信息的传播，增强有温度、有道德的文学的影响力。

2.强化管理力度。一是强化对创作者的管理力度。多数“80后”青春文学的写作者是自由职业者，他们鲜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应提倡鼓励像作家协会这样的专业协会机构的发展，加强创作者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二是强化对传媒的管理力度。近年来，“80后”青春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现象风靡一时，这些作品良莠不齐，因此，更应该加强对传媒的监管。三是对青少年的管理力度。青少年是“80后”青春文学的主要受众群体，家庭、学校、社会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培养其自觉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能力，使其既能受惠于网络资源又能避免不法侵害。

3.净化社会环境。“80后”青春文学现象的道德取向中有消极的成分，我们发现问题再进行查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由此，要从源头上增强对“80后”青春文学的内容、道德取向的审查、分析和筛选工作，构建更加明亮的社会环境。第一，法律制裁。行政部门要对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严格执法。第二，制度规范。“80后”青春文学只有在健全的制度规范的治理规划下，其内含的道德取向才能对大众发挥光明向上的教化作用。第三，技术管制。净化社会环境要与科技发展相结合，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运用内容审查、限制重复率、有害内容自动屏蔽等手段，推动社会环境净化有实质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1）.

[2]雷希.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现代伦理启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48-52.

[3]白烨.走近“80后”的必要性与迫切性[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1）：18-23.

Reflections on Moral Orientation in the Phenomenon of "80's" Youth Literature

LI Yan，WANG Li-do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Baotou，Inner Mongolia 014010，China）

第7篇：文学现象范文

要探求这一生动清新的文化支脉的最初源起，不能不说到三峡。

可以说，“竹枝词”的发现、记录和传播乃至仿作，都自三峡始。

三峡“竹枝”在文化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迹，是唐代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如果从历史地理考察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学现象，或许可以得到有意义的发现。而交通地理对于文化的意义，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唐代文人的三峡行旅与“巴歌”体验

在政治昌盛和经济繁荣的形势下，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循长江航道上下，成为唐人行旅的热线。三峡，于是在唐代文人行旅生活体验中保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三峡纪行诗成为唐诗中颇为多见的篇什。除了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外，很少有哪些地域如三峡这样受到唐代诗人如此的关意。

李白“远忆巫山阳”，“泪向南云满”（《寄远十二首》其五），白居易“两岸滟滪口”，“巴峡声心里”（《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等诗句，都说明行经三峡的经历，可以成为永久的人生记忆。

与一般描画山水记叙行旅的诗作不同，唐代三峡诗更多地表现出苍郁悲凉的意韵。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说到“逼迫走巴蛮，恩爱座上离” 。李商隐《初起》诗亦有“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句。不过，我们所看到的以三峡为主题的唐诗，似乎多有超越一般离情乡思的意境。

唐诗中记录的三峡印象，首先是其地貌特征和水文特征的惊人险恶。

李白曾经作《上三峡》诗：“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戴叔伦《巫山高》诗写道：“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峰十二凌紫烟。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势逆将覆船。云梯岂可进，百丈那能牵。陆行巉岩水不前。”又如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来。”李贺《入蜀》：“望空问真宰，此路为谁开。峡色侵天去，江声滚地来。”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苒蒻竹篾，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

诗人“恐”的心态，又与“愁”的情绪相交织。如王维《送贺遂员外外甥》：“南国有归舟，荆门泝上游。”“樯带城乌去，江连暮云愁。”李端《送郑宥入蜀迎亲》：“剑门千转尽，巴水一支长。请语愁猿道，无烦促泪行。”若仍以白居易诗为例，说到“愁”行三峡的，有《送友人上峡赴东川赴命》：“见说瞿塘峡，斜衔滟滪根。难于寻鸟路，险过上龙门。羊角风头急，桃花水色浑。山回若鳌转，舟入似鲸吞。岸合愁天断，波跳恐地翻。”又《夜入瞿唐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

使未能忘却都市繁华的旅人们心情受到极强烈的震动的，还有三峡地区的荒凉和冷寂。

白居易《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诗：“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烟。”又《自江州至忠州》诗：“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铄满山野。”都描写了这一情形。

三峡所独具的神秘文化景观，特别是巫山神女传说，也往往使过往的诗人文士于江风峡雾之中，体味到特殊的文化感应。

皇甫冉《巫山峡》诗写道：“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刘方平《巫山神女》诗也写道：“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氛氲。”又如蒋洌《巫山之阳香谿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诗：“神女归巫峡，明妃入汉宫。捣衣余石在，荐枕旧台空。行雨有时度，谿流何日穷。至今词赋里，凄怆写遗风。”刘禹锡《巫山神女庙》诗所谓“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也记录了类似的心灵访古与意识旅游的轨迹。孟郊《巫山曲》写道：“巴江上峡重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又《巫山高》诗：“见尽数万里，不闻三声猿。但飞萧萧雨，中郁亭亭魂。千载楚王恨，遗文宋玉言。至今青冥冥，云结深闺门。”李贺的《巫山高》诗，文句与情感同样飘逸飞荡：“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飔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

李白形容三峡风景，有“历览幽意多”，“佳趣尚未歇”的诗句（《自巴东舟行经瞿唐登巫山最高峰晚望还题壁》）。《宿巫山下》诗又写道：“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霑裳。”三峡的这种文化气象，往往可以点燃文人的“风情”与诗兴。白居易《题峡中石上》即写道：“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似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诗可见“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句，其中“断肠”二字，或许即大体表明了人们旅经三峡时的特殊心境。

唐代文人对于三峡的文化体验，恰与当地民歌“裴回”、“苦怨”、“含思婉转”的风格相映合。其共鸣之和叶，千百年后仍然使人们不能不惊叹这种文化奇缘的神妙。

三峡地区民歌，唐人诗作中往往称之为“巴歌”。例如：

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秋入诗人意，巴歌和者稀。”刘希夷《巫山怀古》：“巫山幽阴地，神女艳阳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猿啼秋风夜，雁飞明月天。巴歌不可听，听此益潺湲。”白居易《登城东古台》：“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又如寒山《诗三百三首》：“巴歌和者多，白雪无人和。”

对于所谓“巴歌”，又曾经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巴童歌 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骤雨暗谿口，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江路险复水，梦魂愁更多。”

巴曲 杜甫《社日两篇》：“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鸯回金阙，谁怜病峡中。”白居易《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路穿天地险，人续古今愁。”“畏途常迫促，静境暂淹留。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

巴渝曲 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

巴弦 白居易《留北客》：“峡外相逢远，樽前一会难。即须分手别，且强展眉欢。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笙歌随分有，莫作帝乡看。”

白居易《寄微之》曾写道：“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巴歌”、“巴曲”、“巴弦”的风格，确实表现出与诗人们以往所熟悉的歌曲显然不同的文化韵味。

王维《晓行巴峡》说：“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这里的文化氛围，使诗人体味到野趣和古风。而当地“语”“声”的魅力，也是形成三峡地区文化条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峡民歌所谓“竹枝”，也是典型的“巴歈”，即“巴渝”、“巴渝歌”、“巴渝曲”。其风格的神奇魅力，使诸多唐代文人倾倒迷醉。三峡“竹枝”使唐文化得到新鲜的营养。受到三峡“竹枝”影响的唐诗的创作者们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宣传，使这种民歌形式连同其朴实清新的文化精神流布四方。

“竹枝”：三峡文化的重要发现

李白曾经作《巴女词》，应当也可以看作对三峡地区民歌的录作或者仿制：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清人王琦注：“唐之渝州、涪州、忠州、万州等处，皆古时巴郡地。其水流经三峡下至夷陵。当盛涨时，箭飞之速，不是过矣。”

使三峡地区民歌在文化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其作用当以“竹枝”著于唐人诗作为最。

《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又有这样的记述：“宪宗立，（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连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朗州，即今湖南常德。“竹枝”出于郎州之说不确。《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三》如此题解“竹枝”：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

《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

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

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

与刘禹锡《竹枝》自序多有不和，然而“‘竹枝’本出于巴渝”的说法是准确的。《刘梦得文集》卷九载刘禹锡原作：

竹枝词九首并引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

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贵。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箇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据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岁正月”，在穆宗长庆四年甲辰，公元824年。建平，南朝郡名，治所称巫县，隋唐时已改称巫山。

刘禹锡又有《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将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刘梦得文集》卷九“道是无晴还有晴”，《全唐诗》卷三六五作“道是无情还有情”。

所谓“巴人能唱本乡歌”，正说明了“竹枝”原本出自三峡地区的事实。

《全唐诗》卷二八及卷二六七载有顾况《竹枝曲》：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一句，也说“竹枝”为“巴人”所习唱。

据任半塘先生《竹枝考》，顾况为肃宗至德（公元756年）进士，所作较刘禹锡之九篇约早70年。

顾况《竹枝曲》，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竹枝”。

《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收录的唐代“竹枝”，又有白居易《竹枝》四首：

瞿唐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晴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蓠湿叶碧萋萋。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其中“瞿唐峡口”、“白帝城头”、“蛮儿巴女”、“巴东”“巴西”诸句，也说明了这种民歌形式的源起，使得“竹枝”已经成为代表三峡地区风土人情的一种文化符号。

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避暑云安县，秋风早下来。暂留鱼复浦，同过楚王台。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杜诗中仅此一处提到“竹枝歌”。宋人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写道：“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也说，“‘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任半塘先生《竹枝考》指出：杜甫《夔州歌》与刘氏《竹枝》相近者二首：

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其格调确实近于“竹枝”。“瀼东瀼西”所谓“瀼”，正是三峡地区所称入江山溪水。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又有这样的评论：“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径蹊。”夏承焘先生《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也有相接近的论点：“蜀中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唐人刘禹锡、白居易以及《花间集》里各家的《竹枝曲》，都用四川民歌声调。”“杜甫这些不调字声的绝句 ，是否即用四川《竹枝》那种‘激讦’‘伧儜’的声调，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臆测。但我们看宋人注杜诗，举出他用‘蜀中语’相当多，如‘上番’、‘禁当’、‘长年’等等，都是（见郭知达《九家注杜诗》引赵注）。他四十八岁入蜀，五十七岁离蜀，在四川前后住了十年。他所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还是前半期的话。他诗中既用了许多四川方言，则以蜀中民歌声调作绝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竹枝》、绝句，体式相同，皆七言四句）。”

在《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中，又有李涉《竹枝》四首：

荆门滩急水潺潺，两岸猿啼烟满山。渡头年少应官去，月落西陵望不还。

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下牢戍口初相问，无义滩头剩别离。

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独自婵娟色最浓。

十二峰头月欲低，空濛江上子规啼。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春风忆建溪。

所谓“荆门”、“西陵”、“巫峡”、“昭君溪”、“十二峰”等，也说明作者是借三峡民歌的文体，来抒发三峡行旅的感受。

一并为《乐府诗集》编纂者所采录的，还有晚唐诗人孙光宪的《竹枝》二首：

门前春水白蘋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

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

“乱绳千结”，《五代诗话》作“乱绳寸结”。又孙光宪此作，《全唐诗》卷七六三及卷八九七收录。据说“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全唐诗》卷八九七即将孙光宪《竹枝》归入词类，作：

门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全唐诗》卷八九一又有皇甫松《竹枝》：

竹枝一名巴渝辞

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

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槅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筵中蜡烛竹枝泪珠红女儿，合欢桃核竹枝两人同女儿。

斜江风起竹枝动横波女儿，劈开莲子竹枝苦心多女儿。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刘毓盘《词史》以为“无名氏《女儿子》二首，即唐人《竹枝词》所本。”“皇甫松仿此体于句中叠用‘竹枝’‘女儿’，为歌时群相随和之声。”所说《女儿子》，见《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六》：

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也写道：“《女儿子》现存二首，首篇云：‘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盖原为巴东的歌谣，其后被演为乐曲的。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竹枝词》一名《巴渝词》，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任半塘《竹枝考》以为“必定”“无疑”一说“太过”。然而，作为推想，二者有“渊源”关系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从“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的内容风格分析，似乎也可以看作三峡“竹枝”的先声。

唐人尉迟偓《中朝故事》说，刘瞻僖宗朝为相，因罪出守荆南，舍人李庾行诰词，驳责太甚，几遇害。懿宗朝，刘瞻复用，行至湖南，李庾方典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刘瞻唱《竹枝词》赠李庾：“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也记录了“竹枝”的和声。

“竹枝”的发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马穉青《〈竹枝词〉研究》写道：“《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殆刘、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几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另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任半塘《竹枝考》也写道：“刘氏诗序备述建平《竹枝》声乐，确为创举。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论民间声诗乐艺之蕴藏，仅从百五十四调求之，已极丰富。使一一皆如建平《竹枝》遇于刘氏者各得其遇，则我民族乐舞在历史上所激发之光彩，将燎烛益高，启迪益远！且无论声诗以外者矣。”这样说来，唐代三峡“竹枝”经刘、白等有识者的“传写”“拟制”终于面世，实在可以称作伟大的文化发现。而所谓“建平《竹枝》遇于刘氏”一事，并不是偶然的。其所以发生，自有三峡地域文化的特殊风格和特殊魅力在起作用。而我们对于唐代交通地理的文化意义，也可以因此得到新的认识。

三峡的交通地位与三峡“竹枝”的流布

“竹枝”在中唐以后，逐渐于诗人作品中所屡见。这表明，源起于三峡的民间野唱，已经得到当时的主要文化阶层的重视，已经对于当时的主体文化形式发生了影响。例如：

李益《送人南归》：“人言下江疾，君道下江迟。五月江路恶，南风惊浪时。应知近家喜，还有异乡悲。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

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巴人远从荆山客，回首荆山楚云隔。思归夜唱竹枝歌，庭槐叶落秋风多。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身骑吴牛不畏虎，手提蓑笠欺风雨。猿啼日暮江岸边，绿芜连山水连天。来时十三今十五，一成新衣已再补。鸿雁南飞报邻伍，在家欢乐辞家苦。天晴露白钟漏迟，泪痕满面看竹枝。曲终寒竹风袅袅，西方落日东方晓。”

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已献甘泉赋，仍登片玉科。汉官新组绶，蜀国旧烟萝。剑壁秋云断，巴江夜月多。无穷别离思，遥寄竹枝歌。”

张籍《送枝江刘明府》：“老著青衫为楚宰，平生志业有谁知。家僮从去愁行远，县吏迎来怪到迟。定访玉泉幽院宿，应过碧涧早茶时。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

于鵠《巴女谣》：“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刘禹锡和白居易都有曾经在三峡地区生活的经历，于是其诗作中屡屡说到“竹枝”。例如，刘禹锡的诗作中有：

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 （《洞庭秋月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堤上行三首》之二）

白居易的诗作中也可见：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去年重阳日，漂泊湓城隈，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 座客亦裴回。（《九日登巴台》）

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壶浆椒叶气，歌曲竹枝声。（《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 （《听竹枝赠李侍御》）

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可重阳更一来。 （《九日题涂溪》）

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艳唱竹枝曲，香传莲子杯。寒天殊未晓，归骑且迟回。（《郡楼夜宴留客》）

其他说到“竹枝”的诗作，还有：

温庭筠《西江贻钓叟骞生》：“晴江如镜月如钩，泛滟苍茫送客愁。夜泪潜生竹枝曲，春潮遥木兰舟。”

方干《赠赵崇侍御》：“却教鹦鹉呼桃叶，便遣婵娟唱竹枝。闲话篇章停烛久，醉迷歌舞出花迟。”

方干《蜀中》：“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余时。闲来却伴巴儿醉，荳蔻

花边唱竹枝。”

郑谷《渠江旅思》：“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

王周《再经秭归二首》之二：“秭归城邑昔曾过，旧识无人奈老何。独有凄清难改处，月明闻唱竹枝歌。”

蒋吉《闻歌竹枝》：“巡堤听唱竹枝词，正是月高风静时。独向东南人不会，弟兄俱在楚江湄。”

白居易《曲江感秋二首》之一于51岁时感叹“昔壮今衰”，“人生多故”，有“夜听竹枝愁，秋看滟堆没”句，说明他在三峡地区与“竹枝”相共的岁月，在人生记忆中的深刻痕迹。

他的《江楼偶宴赠同座》诗中所谓“望湖凭槛久，待月放杯迟；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所描写的已经不是三峡风物，反映“竹枝”已经传布到其他地区。又如《听芦管》：

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似临猿峡唱，疑在雁门吹。调为高多切，声缘小乍迟。粗豪嫌觱篥，细妙胜参差。云水巴南客，风沙陇上儿。屈原收泪夜，苏武断肠时。仰秣胡驹听，惊栖越鸟知。何言胡越异，闻此一同悲。

说到“竹枝”的普及，使得无论南北之别，胡越之异，都同样受到这种艺术形式的感染。

“竹枝”从三峡地区首先传布到楚地。

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

李商隐《河阳诗》：“绿绣笙囊不见人，一口红霞夜深嚼。幽兰泣露新香死，画图浅缥松溪水。楚丝微觉竹枝高，半曲新辞写緜纸。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唇斑斑红。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

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全唐诗》卷三五九题注：“在朗州。”“竹歌”，也就是“竹枝歌”。

又刘禹锡《插田歌并引》说到连州田间民歌有类似“竹枝”的风格：

插田歌并引

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紵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儜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

殷尧藩《送沈亚之尉南康》：“行迈南康路，客心离怨多。暮烟葵叶屋，秋月竹枝歌。”南康，即今江西南康。

“竹枝”流入吴地的反映，有张籍《江南行》：“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又杜牧《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远风南浦万重波，未似生离别恨多。楚管能吹柳花怨，吴姬争唱竹枝歌。”

第8篇：文学现象范文

关键词：中国 现当代文学 现状 发展方向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学在历史岁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学也进行着自身的改变和进步，在接近七十年的发展、努力和探究之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伴随着越来越多人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得以更加细致和全方位的展现，相对应的是不断提升的学科地位。但是面临着现代化社会信息爆炸的现状，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略，使得现当代文学偏离了其原来的发展路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渐渐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生存起到了严重的阻碍。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和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结合，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学指的是从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文学，当代文学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时间点，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产生，而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历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指的是文学革命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是该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鲁迅。第二个十年是革命文学的十年，指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巴金、和老舍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左翼作家，而伴随着矛盾的作品《子夜》的发表，文学的形式也进行了创新。第三个十年指的是抗战时期，指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鲜明的时代特点被注入了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将社会背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反映出来，在这其中，国统区最为优秀的作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而解放区最为优秀的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

（一） 、商业化的文学创作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侵蚀了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巨大变化，朝着文学功利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成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了名利的附属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刺激下，“纯文学”逐渐消失，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网络等传媒方式大肆发展，导致严肃文学对文学地位受到“俗文学”的挑战。文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启蒙、审美甚至教化功能，被逐渐放大的仅仅是文学的娱乐功能，抑制了文学作品中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肃文学逐渐的被边缘化，仅仅被一部分的精英分子所接纳。伴随着文学的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到了市场和名利的竞争当中，他们希望各种奖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而获得，想让自己在文学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加希望市场被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主导，并且从中赚取大量的财富，文学创作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庸俗化、名利化和市场化占据了文学创作过程，扭曲了原本正常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缺少自我审视精神

对于“自我”的认真反思和审视，是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指的是“自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应该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阶段，自我的反思和审视被我们忽略甚至放弃，文学的发展自由散漫。因此，当代人深刻的心理，没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缺少自我审视精神是文学极端化的表现。

（三）缺乏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人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可知，人们的生活被都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填满，社会发展阶段非常迅猛且日新月异，在这个阶段，发展较快的是纯文学和先锋文学，并且成为目前文学领域方面研究方向和热点。举例来说，底层写作、革命小说和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在时展特征的影响之下，深刻的变化也在文学研究方面发生，造成了研究领域和形式的便捷化，导致功利性占据了文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前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我国大多数学者都在积极努力的对现当代文学发展进行研究，这种现当代文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虽然将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人们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角度得到了增强，但完全没有体现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并且将现当代文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缩减，造成了降低研究深度的后果，在大家忽略了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之下，文学创新研究更是迟缓，学术研究的负担过重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方向

（一）民族化的文学模式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回归传统，就必须要发展民族化的文学模式，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相符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民族文化还没有被一些当代文学作者忽略。举例来说，现当代文学当中，部分作者创作的白话诗歌，它们的来源多是描述民间的真实生活，或者是一些关于民间生活的歌谣，将民间的这一生活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表现出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族化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现当代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的心理，也在民族文化的描写和中华民间产物的汲取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积极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必不可少，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也要在创作过程当中得以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基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次发展才会得到保障和促进。

（二）世界化的文学模式

将创作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作为出发点，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西方化”的观点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进行剔除，文学发展的模式要走向世界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文化承载体，文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它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人类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进行反映，而不是将人的价值观进行否定或者是从中获利。文学没有国家的界限，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所以，在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种世界性的交流模式亟须被建立，只有这样，每个国家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能够得以保持，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才会更好的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要明辨是非，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扬长处避免缺点，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将创作动力基于西方文化，也不是固执地发展传统文化，而是要将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创新动力的新文学精神进行建立，积极健康的文学精神是具有创新性的，看待世界文学要用整体的眼光，才会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三）人性化的文学模式

通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发展史可以得知，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挖掘人性本质特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式，也会树立起一些人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忽视重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将经典进行重读，才能将新文化达到更好的衔接，才能更好地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第二，要持续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氛围，在扩大的过程当中，还要持续的深入研究传统的古诗词和戏曲，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行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与此同时，还要重视社会变革或转型期的市民文学，将它的文学特性和社会效应进行认真分析，使得文学发展的平衡可以得到保持。第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少的是感动人心的语言，面对这种现状，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意识进行禁锢，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将生命的意义进行寻找，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社会发展过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重绘或记录。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第9篇：文学现象范文

对比多年来中高考试卷中的文言文考题，我们可以发现，中考文言文命题缺乏适切性，其文本多选自教材，即使有课外内容，选段也十分简单。这样的命题规律，就让多数师生找到了教学文言文最有效且最简捷的途径——死记硬背，在中考文言文总复习过程中，多数教师采用题海战术，反复操练考题，而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即使不知其所以然，依旧可以取得高分，因而也就不重视对文言文的学习。同时，死记硬背的方式也使学生丧失了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不利于文言文教学的持续性发展。然而高中阶段文言文考题全部选自课外文本，根据课标的要求，难度也大大提升，这会使习惯了初中死板记忆的学生产生巨大落差，丧失学习文言文的信心。并且高考命卷缺乏一定的导向性，高中课标容量本来就大，掌握难度本来就不小，然而纵观多年来的高考试卷，文言文考题还是存在许多超标的现象，课标和命题的不统一，无形中使教师的文言文教学丧失了方向。我们以2014年天津中高考文言文实词考题为例，中考文言文课内选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求辨析“举”“任”“过”“出”等实词，课外选段要求辨析“对”“本”，可见中考文言文考题多数取自教材，即使有课外选段考题，内容也是十分简单，并没有超纲。而此次高考文言文部分为课外文言文选段《文学徐君家传》，要求辨析“科”“全”“字”“纠”等实词，而这些实词全都不在课标要求掌握的120个实词范围内，明显超越课标。中高考试卷对实际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中高考命卷难度需要一种渐进性的、梯度性的过渡，然而中高考命卷缺乏沟通，各行其道，命卷导向各异，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言文教学的“断层”现象。

二、初高中语法教学不深入，缺乏基础性和先导性

初中教学只要求读懂浅易文言文，淡化语法教学，考查时也几乎没有专门的语法题，即使有语法现象，也是隐藏在翻译句子中，评价时不做突出要求。初中并不要求掌握文言基础和语法知识，所以大部分初中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词性、词类，不了解词性的功能和用法，更是分不清主、谓、宾、定、状、补。文言即“文”“言”，只是要求感性的认识，缺乏理性知识的讲解，就会使得初中文言文的教学现代文化，也就失去了文言文教学“文”“理”兼具的人文性和知识性。而高中阶段需要掌握实词、虚词、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的用法及其意义，高中文言文学习的基础就是字词和语法，进入高一年级，不仅需要背诵较之初中篇幅更长的文言文，还需要掌握相应的语法知识，初中背诵的优势在高中长篇文言文面前也开始减弱，再加之文言基础知识的匮乏，会让学生无从下手，缺乏信心、丧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