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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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我算是那里的常客，因为我很爱看书，和一本好书不期而遇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去那里的次数多了，便莫名和在店里打工的一个男生熟了起来。他叫秦楼，是个脾气很好又很热情的服务生。他有时工作不忙了，就会拿本书坐在我对面，两个人一起默默地看。平时，我俩总是相安无事，彼此之间话很少。直到有一天，他收拾完书籍漂流角，突然走过来问我在看什么书。

当时的我愣了愣，然后拿起手上的《密码学》朝他晃了晃。秦楼若有所思地c了点头，然后指着漂流角问我，放在漂流角里的那几本《简明哲学导论》《枪炮、病菌与钢铁》《宇宙的琴弦》是不是我拿来的。

我老实地点头。没想到的是，听我说完，秦楼居然笑了。他说，发现有几本书一直没人碰，过去一看全是很艰深难懂的类型，“你选书的口味真像个男生。”的确，和我同龄的女孩子过来，要么就捧着一本张爱玲眉目低垂，散发出文艺的气息；要么就是捧着几本青春校园小说，看着看着还会突然抹起泪来。

后来，秦楼再看到我来，总会问我在看什么书，然后顺便评头论足一番，说这些书难懂、晦涩。开始我还会和他玩笑两句，但这样的话听多了，总会有些不快。我又是很爱看书的人，实在不太能接受有人再三评价我看书的品味。于是某一天他再坐到我对面，说怎么又看这类书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了他一句：“有规定女孩子该看什么书吗？知道我带的书你店里的客人不喜欢了，以后不带便是。”

语气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严肃，因此话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可又不能收回。而秦楼的表情也显得有些意外，然后他笑了笑，没再接话，也就起身去做手里的事情了。

在那之后，我隔了一周才又去咖啡店，进去前看到他在店里，脚步还下意识地停了一停。进店之后我没有选择以前的老位置，而是远远地躲在了角落里。点完单回来，却看到秦楼坐在了我的对面，桌上放了一大堆书。

我有点诧异地问他：“你想干嘛……”

他很温和地回答我：“之前是我欠考虑，开玩笑的时候没有考虑你的心情，我很抱歉。买了些书作为女生节的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第2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在《大转向：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中，这个关键性的瞬间是：1417年的一个寒冷冬日里，一名“瘦小、和善、机警、年近40的男人”走进一家修道院的图书馆，从藏书室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陈旧的手稿，一边翻阅一边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紧接着他把手稿全部复制了一份。”

“这就是瞬间的全部了，这就足够了。”

这个男人名叫波焦·布拉乔利尼策。如果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他一点也不和善。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曾这样描述过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人文主义者：“其实人文主义者的队伍也不是清一色的正人君子，其中也不乏书呆子与趋炎附势之辈。他们就像今天的纽约、伦敦和巴黎的任何一个文化圈子一样，是一群自负好辩、脾气暴躁、性好妒忌的人，总是会不停地相互写信进行指责与抱怨。”

波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曾经身居高位。他做过一位教皇的私人秘书。按照格林布拉特的介绍，教皇法庭大约有100位文书，6位教皇秘书，在6位教皇秘书中，又有一位特别的“私人秘书”。波焦正是从文书开始，一步一步击退他的多位竞争对手，成为教皇私人秘书。

教廷是一个“谎言工厂”。教皇的秘书们会聚集在教廷的一个房间内，像今天的无聊男人们一样，交换各种笑话和故事，“他们之间的这些唠叨非常琐碎、虚假、狡猾、充满诽谤，还经常夹带着下流。”波焦后来将这些段子全都用拉丁语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叫《滑稽故事》的书。在这本书里，波焦写道：“在这里，才能和诚实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诡计、运气或是金钱。说到金钱，似乎在全世界都是最重要的。”

在1452年的一次争吵中，波焦和同为教皇秘书及人文主义者的乔治大打出手。争论的主题是“在翻译古代作品的过程中，谁应该获得更多的荣誉”。73岁的波焦称乔治是个骗子，53岁的乔治报以老拳。然后经过一段短暂的停顿和沉默，两个人又厮打在一起。波焦一手抓住乔治的脸，另一只手试图抠出对方的眼珠。后来在总结这次学者之间的斗殴时，乔治说：“说句实在话，刚才我可以把你伸进我嘴巴里的那只爪子咬下来，但我没有这么做。而且刚才我坐着你站着，我完全可以两手抓住你的，然后把它扯断，但我也没有这么做。”

这样的描述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但不要忘记这些好争吵的人文主义者也都是文艺复兴的骨干。而且他们创造力的炫目程度让后人惊叹。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引用了一位学者的统计说：“1420年至1540年，意大利总共出现了600多位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算上他们的上一辈人，总数也不超过一千。再加上那些不太著名的人也不会超过两千。然而正是这区区两千之众，创造出了令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

正如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最粗浅的理解，这种文化上的创造力与贡献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和罗马作家哲学家作品的重新发掘上的。“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不仅恢复了许多过去被湮没或扭曲的文化价值，而且还释放出了新的能量，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从而最终触发了新的真理的发现与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阿伦·布洛克说。

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寻书”，在古迹之中、在权贵和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将尘封的哲学著作发现，并且再次传播出去。波焦效仿的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一位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彼特拉克在1330年代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作品《罗马史》重新拼合，公之于众。他还找出了包括西塞罗和浦洛佩提乌斯等的作品。“彼特拉克的成就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并为意大利人找书开了先河。彼特拉克的成就激励了其他人也开始寻找那些尘封已久的古代名著，这些名著都已被埋没长达数百年之久。这些重见天日的名著被复制、编校、评注，并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找书之人的推动下，这些名著还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认可度，并为日后的人文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

波焦正是在彼特拉克的激励之下，翻遍中世纪的图书馆，想要找到失传古典名著的寻书人。由于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书籍稀少又珍贵，“它们”代表了整个修道院的“声名和威望”。因此，一个优秀的寻书人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教育带来的语言水平和鉴赏能力；誊抄书籍的能力—对，是誊抄；以及一定的声望和人脉帮他叩开图书馆紧闭的大门。

他在那个冬日找到的书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本“最终将会摧毁他的整个世界的书”。《物性论》是本高深的书，按照格林布拉特的概述，这本书的大概思想是：宇宙按照平等的进化原则构成了万事万物，地球或者是地球上的物种并非宇宙的核心，人类和动物也是平等的。“讨好与满足上帝没有任何意义，宗教狂热没有立足之地，苦行修道之人没有必要克己忘我，对无限权力和绝对安全的幻想失去了支撑，依靠战争获得征服与扩张的妄想失去了依据，挑战和战胜自然是不可能的，万事万物都无法摆脱不间断的形成—恢复—改造的过程。人类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战胜自身的恐惧，并接受一个事实：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身）都是瞬息无常的，不可能永恒，所以，要学会享受当下，拥抱美丽的世界。”它否认上帝、否认永生，认为世界由原子构成，灵魂自然也无从说起。它认为当下更重要，苦行自然没有必要。

第3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范文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技术进步；工业革命

一、在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前，中国不论是在科技创新还是在经济方面，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在18世纪以后，中国的科技创新逐渐的趋于停滞，经济逐步下滑，成为落后的国家。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发生后，技术变迁的速度明显加快，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逐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强盛的国家。这也是困扰学者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本人多次进行了表述，概括起来是“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领先于世界，在现代社会又落后于其他国家了呢？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呢？”

关于李约瑟之谜的研究，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二、“李约瑟之谜”的经典解释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这一学说的代表学者。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18世纪逐步落后于欧洲是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长期分裂导致的。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拥有众多的几乎相互隔离的岛屿。这样就形成了众多独立的小国家，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促进了技术的快速变迁和传播。而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的多，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国始终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种大一统的皇权体制阻碍了技术的变迁，这导致中国逐渐趋于落后。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大一统的皇权体制。[1]

文贯中认为古希腊城邦长期存在，民主政体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进行探索，这就为近代科学的萌芽奠定了基础；人均耕地有限迫使其发展工商、外贸、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使得古希腊文明快速崛起。宋朝由于人均耕地不足大力发展工商业，城市化水平较高，技术变迁速度加快但是中国的领先仅仅限于实用技术，并无科学理论作后盾。宋朝以后人均耕地相对充足，农本社会重新回归，工商社会逐渐消失，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被扼杀[2]

（二）产权制度说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引用诺思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最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是人们的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3]。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社会秩序更多的依靠伦理道德来进行维持，这种思想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即有的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构成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

（三）资源―经济约束说

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后被欧洲国家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了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被新一轮的人口增加所吞噬，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就需要进一步发展农业技术，以此循环往复。人口增加导致人均耕地减少，这样劳动力就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性技术需求就会减少，这样节约劳动的设备发展缓慢。同时农业剩余不足使得工业资金积累不足，尽管中国在14世纪初已经达到了工业革命的门槛，但是工业化迟迟没有发生。[4]

但是林毅夫认为这种理论本身存在逻辑错误。人均耕地减少时若存在技术变迁，经济剩余可能会增加。劳动力便宜的背后假定是劳动力边际产值下降但是若存在技术变迁，劳动力边际产值不一定降低同样劳动力并不一定会越来越便宜。所以这种理论暗含的假设是没有技术变迁或者技术变迁的很缓慢，但是却想解释中国没有出现技术变迁的原因，本身逻辑是矛盾的[5]。

姚洋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只要对这种理论稍作经济学的更改仍然可以解释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他认为中国的农业平均回报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回报，在清代人口激增导致人均土地量大幅减少，土地价值陡增，这样大量的资金就会投向农业，工业由于缺乏资金难以发展起来。[6]

（四）文化论

韦伯认为西方之所以会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影响。新教伦理形成了节俭、创新、敬业、专注等充满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儒教主张“天人合一”，对世界采取的是理性适应度的态度而不是改造的态度，人们只需要按照“礼”来要求自己，主动的适应世界，这样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

（五）英雄论

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中国具有人口优势，尝试错误的数量多，进而技术发明的概率大。但是当技术进步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技术变迁的速度会逐步的减缓。在18世纪以后，试错变为通过主动实验来进行，这时人口数量不再重要。欧洲尝试错误数量猛然增加，技术发明速度也随之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同时大力投资基础科学，技术发明的速度能够快速的持续下去。所以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掌握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方式。

三、李约瑟之谜最新理论解释

（一）流动性停滞学说

孙伊然认为欧洲国家之所以在百年间能够领先于世界，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主要是因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而不仅仅是人均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不尽如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中国陷入了一个自我循环的怪圈，始终无法突破流动性的屏障从而形不成现代工业经济[9]。

中国掠夺性质的专制皇权必然会妨碍流动性扩展。农民在重税之下根本无力积累起足够的资本用于发展本产业或者其他产业。只要统治阶层的掠夺性活动压倒了被统治阶层的生产性活动，该经济体的生产剩余就绝不可能积累到一个足以冲破流动性瓶颈，从而提升资源流动性的水平。

（二）金融视角

杨德平等人认为中国没有出现金融革命，没有出现二元金融，导致农业剩余并没有转化为工业领域所需要的生产性投资，工业革命迟迟没有发生。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农贷制度没有形成农业金融，这样农村的剩余无法集聚起来，另一方面农贷制度也没有衍生出工业金融，不能够和农村金融联系，将农村剩余配置到工业部门。[8]

杨德平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解释李约瑟之谜。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认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者至少不是其直接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早期所使用的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金融是一国经济的核心，只有健全的金融市场才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三）专利制度视角

寇宗来等人认为专利制度的出现导致中国和欧洲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模式上发生重大分歧，进而导致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9]。在专利制度出现之前，欧洲和中国的技术进步都是有商业机密驱动，知识、信息不共享，技术主要靠传承，导致很多重复性的投资。中国由于具有人口优势这一时期中国的技术超过欧洲。在英国发明专利制度后，其一解决了商业机密保护下市场拓展和技术占有之间的矛盾，企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其二人们未申请专利保护而披露技术知识，这样在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知识库，极大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效率同时减少了重复性投资。

（四）战争视角

靳清认为欧洲连年的对外战争在产生帝国的同时极大的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很少对外扩张，这样就减少了对技术的需求。内部虽然有朝代的更迭，但是绝大部分使用的是冷兵器，对于技术的促进影响不大，这样就无法提高技术变迁速度[10]。

（五）其他视角

赵亚奎从技术抵制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在欧洲科学革命出现前夕，政府也曾对新技术进行抵制，但是随着“思想市场”的形成，政府在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中逐渐成为受益者，对新技术不再抵制。但是中国政府是新技术的提供者，为了维持其利益，对任何可能引起体制改变的新事物均进行抵制。[11]张尔升从商人资本的角度进行解析。其认为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商人资本经营思想封建化，自然无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中国商人资本投资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同时相当部分投资在土地，不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中国商人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只有和封建政权联合才可生存。这使得巨大的商人资本并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错失了工业革命[12]。

以上对李约瑟之谜的代表理论进行了简单的评述，当然有关李约瑟之谜的理论还有很多。李约瑟之谜仍然会吸引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的背后能够更好地“以史为鉴”，为中国的崛起贡献一份理论力量。

参考文献：

[1]（美）杰瑞德，戴尔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诸社会的命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J]经济学（季刊），2005（1）

[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上海：三联书店，2004

[4]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F].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姚洋，地狱、制度与李约瑟之谜[J]读书，2003（1）

[6]（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孙伊然.流动性链条的断裂及其制度背景―对“布罗代尔钟罩”一个解释[J]云南社会科学，2008（3）

[8]杨德平、鲍国良、张俊岩.金融新视角求解“李约瑟之谜初探”[J]经济问题，2014（2）

[9]寇宗来、石磊.理解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中国的关键―李约瑟之谜的专利制度假说[J]国际经济评论，2009（2）

[10]靳清、贾全星.基于战争视角的“李约瑟之谜”的一个新解释[J]中国经济问题，2014（2）

[11]赵亚奎、汪川.技术抵制：理解“李约瑟之谜”的一个新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2（1）

[12]张尔升.“李约瑟之谜”新解-商人资本的角度[J]社会科学战线，2008（7）

[13]孙宗伟.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解读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2）

[14]郭宏斌.基督新教与中国儒教、道教伦理观之比较――解读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J]甘肃社会科学，2006（2）

[1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16]林文照.对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之若干原因的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