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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一种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利害冲突的理论。由于冲突、合作、竞争等行为是现实世界中常见的现象,因此很多领域都能应用博弈论,例如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政治外交,解决诸如战术攻防、国际纠纷、定价定产、兼并收购、投标拍卖甚至动物进化等问题。
博弈论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194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随后发展壮大为一门综合学科。1994年三位长期致力于博弈论研究实践的学者纳什、海萨尼、塞尔顿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博弈论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权威性的肯定。
2.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文献[1][2]用浅白的语言叙述了博弈论的思想精髓和基本概念。文献[3][4]更注重理论上的分析和数学的严谨。概括起来,博弈论模型可以用五个方面来描述
G={P,A,S,I,U}
P:为局中人,博弈的参与者,也称为“博弈方”,局中人是能够独立决策,独立承担责任的个人或组织,局中人以最终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A:为各局中人的所有可能的策略或行动的集合。根据该集合是否有限还是无限,可分为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后者表现为连续对策,重复博弈和微分对策等。
S:博弈的进程,也是博弈进行的次序。局中人同时行动的一次性决策的博弈,成为静态博弈,如齐威王和田忌赛马;局中人行动有先后次序,称为动态博弈,如下棋。
I:博弈信息,能够影响最后博弈结局的所有局中人的情报,如效用函数,响应函数,策略空间等。打仗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见信息在博弈中占重要的地位,博弈的赢得很大程度依赖于信息的准确度与多寡。得益信息是博弈中的重要信息,如果博弈各方对各种局势下所有局中人的得益状况完全清楚,称之为完全信息博弈(gamewithcompleteinformation),例如齐威王和田忌赛马,各种马的组合对阵的结果双方都不严而喻。反之为不完全信息博弈(gamewithincompleteinformation),例如投标拍卖,博弈各方均不清楚对方的估价。在动态博弈中还有一类信息:轮到行动的博弈方是否完全了解此前对方的行动。如果完全了解则称之为“具有完美信息”的博弈(gamewithperfectinformation),例如下棋,双方都清楚对方下过的着数。反之称为“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gamewithimperfectinformation)。由于信息不完美,博弈的结果只能是概率期望,而不能象完美信息博弈那样有确定的结果。
U:为局中人获得利益,也是博弈各方追求的最终目标。根据各方得益的不同情况,分为零和博弈和变和博弈。零和博弈中各方利益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变和博弈有可能存在合作关系,争取双赢的局面。
还有另一类型博弈称为多人合作博弈,例如安理会投票表决,OPEC联合限产保价等问题。这类问题重点放在联盟利益的分配上,它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利益损失的共同分担问题。多人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特征函数模型。以个可能的联盟为定义域,特征函数表示各个联盟的得益(N是局中人的数目),它的分配解必须符合一定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它的解的概念也发展成多种多样,包括稳定集、核心、核仁、Shapely值等。解的多样性符合现实世界复杂多样的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或创造合适的解的概念是博弈论深入研究的课题。
不管博弈各方是合作、竞争、威胁还是暂时让步,博弈论模型的求解目标就是使自身最终的利益最大化,这种解建立在对方也采取各自“最好策略”为前提,各方最终达到一个力量均衡,也就是说谁也无法通过偏离均衡点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博弈论求解的本质思想。
3、博弈论与电力市场
博弈论是研究市场经济的重要工具。电力作为特殊的商品,它的生产、运输、销售和消费也逐渐走向市场化。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电力工业走向放松管制、引进竞争的进程中,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是一个研究方向。用博弈论模拟电力市场,模拟的结果可能更加接近实际,为市场模式设计提供依据。另外,电厂或用电用户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市场,研究如何报价获利最大。
正确运用博弈论关键要针对电力市场的特点正确选择模型和解的概念。例如:力量相当的两个区域电网之间交换功率的情形比较适合用古诺模型和Nash谈判解方法;而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之间的交易可能更适合用Stackleberg模型。还有局中人结盟问题:如何识别合作伙伴,结盟利益如何在联盟内分配。电力市场环境下,电网输电作为一项服务,它的网损、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在网络使用者之间分担。这些分配问题有不同的概念的解:稳定集,核心,核仁,Shapely值等,如何合理选择或创造最接近实际的解的概念也是面临的课题。
博弈的结果是依赖于拥有的信息,采用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政策是设计电力市场模式的一个方面。例如:电厂竞价上网,一个成功的报价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实力,还有赖于他人如何报价。但是各方往往不清楚互相之间成本、报价等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各自的商业秘密。如何处理这种信息既不完全也不完美的博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反过来,博弈的实验结果也为电力市场披露怎样的信息提供依据。
博弈论和电力市场理论都是很年轻的科学,两者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两者的结合可以互相促进。
4、博弈论在电力市场中的应用
4.1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之间的交易
开放发电市场的进程中,拥有自备电厂的用户是一类特殊的市场参与者,它既是用电用户,也可以是电力的供应者。随着电力市场深入发展和工业的进步,自备电厂将成长为一支生力军。
文献[5]用博弈论来分析评价在分时定价的环境下拥有自备电厂的用户(NCP)对定价的影响作用。NCP既可以从公用电网购电,也可以自己发电来满足自身需求。为解决两者的冲突,作者提出了三种博弈模型:非合作Nash博弈模型,合作博弈模型和超博弈模型。作者构造了三个局中人:公用电网,普通用户,带自备电厂的用户(NCP),并且假设它们的需求函数、边际成本、收益函数等均是线性的,通过数字模拟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①NCP的加入促使公用电网降低出售给NCP的电价;②冲突还使普通用户得到更多益处。该文为解决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思想。但是尚有三点可以进一步改进:①该文尚未考虑NCP将自己多余的自发电卖给公用电网的情况;②该文将公用电网和NCP置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可能不符合实际市场,如果公用电网规模很大,NCP数目很多但规模小,考虑Stackerlberg模型更符合两者实际;③该文假设公用电网的目标函数是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并非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假设不符合电力市场需要解除管制的发展方向。
文献[6]部分解决了以上问题,它重点放在自备电厂和公用电网相互作用的方式的选择:公用电网回购NCP多余电力(buy-backsystem)或者公用电网收取NCP运转电力的过网费(wheelingcharges)。该文分析了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各方的得益情况,得出了一些可能只有用博弈论才能得出的结论。
4.2区域间输电交易分析
互联网间短期电力交换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手段。白晓民等在文献[7]中应用Nash博弈论来分析简单的两区域系统单时段交易分析,得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交换功率和交易价格。在此基础上,文献[8]提出了一种两阶段迭代计算方法来处理外部交易计划与内部经济调度的协调。该文所用的博弈模型是二人非零和对策,采取合作型对策,应用Nash谈判公理作为仲裁程序,决策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交换功率和交易价格。应该指出,白晓民等的分析是基于完全信息的博弈也即博弈双方均对对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得益了解非常清楚。如果缺少这方面的信息,又应该如何分析处理呢?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4.3转运市场中电网的固定成本分摊问题
运转市场中一个难题是网络输电服务定价,这个定价能够给网络使用者一个信号,以达到全网最优化;并且能够补偿网络的投资者,网损、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等费用在网络使用者中合理分摊;同时能够正确激励网络增容。节点实时价格(nodalspotprice)制度可以解决网损和网络阻塞问题。但是文献[9]的作者认为节点实时价格制度不能完全回收输电系统的固定投资,为了解决双边贸易中输电系统固定成本公正分摊问题,作者提出了基于多人合作博弈模型,可以计算出逐条线路逐笔交易的分摊费用。文中使用“核仁”作为模型的解。该方法的优点:①使用“核仁”而不用Shapely值,因为“核仁”处于核心,分配值更加稳定和易于被各方接受;②提供了一种激励,减轻线路过载。
4.4基于Pool或PX模式的多边贸易市场
电力市场环境下的博弈具有行动策略随机性、信息隐蔽性,这些特点都给建模和计算造成困难,从而限制了实际应用。各种文献在处理这种不确定信息环境下的决策问题中,通常需要假设或者估计对方的信息,方法各有特色。
在文献[10]作者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市场参与者相对于市场规模都显得很小,市场影响力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优化报价决策不需要博弈的思想。文中作者认为电力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单个市场参与者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的,其模型本质上属于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博弈。例如:每个参与者只知道自己的成本信息,而不知道对方的成本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信息情况下,参与者如何投标(选择高价投标还是低价投标)才能使自己收益最大。该文通过转化的方式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变为信息完全但不完美的动态博弈来求解。每个市场参与者均对自己的对手可能的出价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的可能性进行概率估计,形成一个概率意义上的期望收益矩阵,用Nash平衡点的概念求解矩阵,得到问题的解。
文献[11][12]作者提出了一种谈判模型。每一个局中人进行决策时,都同时执行以下两个步骤:①对可能的合作对象按照一定的指标进行优先排序;②按照谈判优先顺序,逐一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的规则与程序是预先设定好的。该文的特色是谈判对象的优先顺序表的形成。排序的准则基于该局中人A对关于他人的信息的了解程度。先分别对其他局中人的成本信息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出现的可能性进行概率估计。然后假设与某局中人B进行合作,互相交换共享所拥有的信息,联合成博弈的一方,剩下的局中人结合为博弈的另一方。这样的博弈模型的Nash平衡点是概率意义上的期望值,作为与B合作的优先指标。对每个局中人都进行一遍以上计算,得到了A的谈判对象优先顺序表。每个局中人都有自己的一张优先顺序表。最后按照预先设定的谈判规则与程序,各方同时进行合作谈判,谈判要解决如何合理分配或均衡比单干多出的利益。
该文关键的一点:正确掌握对方的成本、策略等信息。各方可能从每一次博弈的结果中得到有用的反馈信息,并用这种反馈来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提高对他人了认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提到如何实现这样重要的学习过程。该文的模拟算法中的一个缺点:计算量随局中人的数目和每个局中人类型的数目的增长呈指数增长。
对于多边贸易模式的电力市场,文献[13]提出了多理论模型,解决贸易合作问题,文中的模型基于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模拟的过程包括四个阶段:①确定自身成本等信息;②与对方互相交换信息,互相寻求合作伙伴;③按照预先设定的准则和协议进行联合分组,形成一个谈判对象优先顺序表,这个顺序表获得方法于[11][12]的方法不一样。作者采用公平性合作标准和Shapely值来确定这个顺序表;④按照优先顺序表进行双边谈判。作者认为这四个阶段可以反复迭代进行,直至没有人愿意改变合作格局为止或者达到预先设定的计算时间。作者在文中考虑了多种情况,但是模型仍偏于简单。
4.5用博弈论解释和实现算法
文献[14]用博弈论来解释拉格朗日松弛法法解决机组经济组合的算法。该文认为在电力市场的环境下,竞争各方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旋转备用的约束变得软起来,PX(powerexchange)机构可能通过松弛这一约束进一步降低成本。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博弈论的算法获取最优的旋转备用。
作者认为拉格朗日松弛法的拉格朗日乘子是有经济含义的,松弛旋转备用的乘子被看作是提供备用的价格信息,各时段的旋转备用根据这个信息不断在规定的高低两种备用水平之间调整(例如:为t时段负荷)。根据优化原理,如果拉格朗日函数存在鞍点,则鞍点是原问题的最优解。
鞍点的概念与博弈论中的Nash平衡点有非常相似之处,如以上公式所示。基于此想法,作者构造了两厂商博弈模型。其中一局中人P代表整个实际电网的利益,它控制的决策变量是p,u(p向量表示各机组分配的有功,u向量表示机组启停),目标是使整个系统成本最低。另一个局中人Q,是一个假想的发电商,它以价格向P销售备用容量和有功容量。双方就旋转备用交易进行讨价还价,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作者证明以上博弈过程的Nash平衡解就是拉格朗日函数的解。基于以上结论,作者设计了自适应的次梯度算法寻求平衡点,其中一个关键技术作者设计了厂商P对厂商Q备用容量报价的反应函数该函数将映射到备用容量的两种水平之间(例如:5%Dt-%Dt,Dtt时段负荷),形成一个随价格信息变动的备用容量。根据厂商Q是否了解厂商P的反应函数,模型可细分为两种:Nash模型(不了解对方反应函数)和Stackelberg模型(Q了解P的反应函数),作者认为后一种模型掌握的信息较多,因此收敛的速度和优化的效果梢好于前一种模型。
用博弈论来解释并且设计一些算法是一个新鲜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博弈论本身就是带有优化功能的一门严谨的数学,不过它更具有人的逻辑思维的色彩,融合了一些用别的方法难以表达的信息。
关键词:银行挤兑;成因;博弈;小储户
一、前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业也处于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银行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其发展状况和程度不容小觑。近年来,银行挤兑现象时有发生。2004年7月上旬俄罗斯几家最大的私人银行爆发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2007年到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并扩大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经济危机使很多银行处于挤兑情况中。2007年9月英国第五大抵押贷款银行——诺森罗克银行各营业所15日连续第二天出现大批储户挤兑现象。仅14日当天,诺森罗克银行就有约10亿英镑(约合20亿美元)的存款被储户提走。在动荡的金融环境下人心惶惶,不明出处的谣言短信便使得香港第五大上市银行东亚银行和澳门的国际银行、永亨银行在2008年9月遭遇1997年金融风暴以来罕见的挤兑风波。无独有偶,澳门国际银行和永亨银行也因“投资雷曼债券财政困难”的传言在9月24日那天发生挤兑风潮。当日,澳门国际银行提款金额高达两三亿澳门元。银行挤兑现象并非离我们很远,什么是银行挤兑,其产生的原因何在?本文将给大家展示银行挤兑的成因,让大家了解这一现象,从而为进一步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银行挤兑,又称挤提,是银行因信用度下降、有(或传闻)要破产等原因,面临存款人集中大量地提取存款的情况,这会使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进而破产倒闭,是一种突发性、集中性、危害性的危机。在信用危机的影响下,存款人和银行券持有人争相向银行和银行券发行银行提取现金和兑换现金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信用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论采用的是非价格制度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更接近现实,因此成为近年来许多经济学科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普遍运用的工具,在许多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中被用到。许多经济现象都被理解为某种博弈问题。本文着眼于对相关利益主体在银行挤兑中的行为分折,通过建立博弈论模型与求均衡解,以期运用这一工具,从复杂的现象中简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对银行挤兑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找出银行挤兑出现的原因,从而对找出正确的应对措施提供有利的指导。
二、博弈分析
假设有一家银行,只有两个储户。每个储户各有1000万元资金存入该银行且都为定期存款。银行将2000万元全部资金投资到某个项目,假设该项目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肯定是盈利的。当该项目结束时,银行可以拿出2400万元偿还给储户,每个储户可以得到1200万元。如果银行提前从项目中撤资,则银行会因为提前撤资而受到惩罚,假设惩罚比例为20%,即如果银行在投资期限未到的时候从该项目中抽回资金,它可以拿回来的资金只有1600万。这是,我们可以写出两个储户是否提前取款的博弈如下(单位:万元):
储户甲、乙如果同时提前取款时,银行只能从投资项目中提前撤资,从而银行会因提前撤资而收到20%的惩罚,即只能有1600万供支付,此时银行也会破产,每个储户只能得到800万元。如果甲、乙双方都选择到期后才支取存款,此时银行投资项目盈利,每个储户可以得到1200万元,如果一方提前取款,那么提前取款的一方可以拿到他原来的存款1000万,但此时银行由于储户的提前取款而不得不从项目中撤资,其只有1600万元供支取,当另一个储户来取款时,他就只能得到600万元,这远远小于他原先的存款资金1000万元。明白了这个博弈矩形图,我们可以用相对优势策略画线法分析:当储户甲选择提前取款时,储户乙也会选择提前取款,因为资金800>600(万元);当储户甲选择到期取款时,储户乙也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1200>1000(万元)。这样我们通过分析这个博弈可以得到两个纳什均衡:一个是甲乙双方都待到期时才来取款,每人可得1200万元。另一个是双方争先恐后的来提前支取他们的存款,这就造成了银行挤兑的现象。而且如果一个储户有提前支取动向,另一方为了避免利益的损失一定会争取提前兑取,这也会造成银行挤兑。事实上,绝大多数银行挤兑都发生在传闻银行经营不善有可能破产的时候。一旦破产,储户在该银行的存款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储户就会尽可能的提前兑现,这也造成了银行挤兑。
前面为了简化讨论,假设银行只有两个储户,我们可以放宽限制,假设银行有两万个储户,但这两万个储户只有两种行为模式。两万个储户分成相等的两组按照这两种行为模式(提前取款和到期取款)行动。双方博弈,分析方法和上述过程一致。不论是两个储户也好还是两万个储户也好,提前取款的款额所占的比例都是很大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看到提前取款会造成银行挤兑,那么是不是储户在银行办理定期存款后最好就不要提前取款呢?现在,我们分析另一种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少数储户提前取款会不会造成银行挤兑。
假设银行有一万个储户,每个储户存入银行一万元定期存款,其存款期限都是相同的。我们把这一万个储户分为两个集团,集团A包含0.5%的储户,即50个储户50万资金;集团B包含剩下的99.5%的储户,即9950个储户9950万资金。银行将所有资金投资到几个项目中。其他假设条件同上述博弈一样。提前撤资,银行会受到20%的惩罚,到期取款集团A、B可以从银行得到20%的额外收益。现在建立集团A、B是否提前取款的博弈如下(单位:万元):
如果集团A、B即所有储户同时取款,银行必须从投资的项目中撤资,这时银行会因为提前撤资导致其受到20%的惩罚,只有8000万可供支付,此时每个储户只能拿到8000元资金。如果集团B提前取款即多数人提前取款,少数人不提前取款,银行也会因为大多数人的提前取款而被迫从项目中撤资最终只有8000万支付给多数人,待到期时银行没有资金给少数人从而破产。当集团A即少数人提前取款,银行有能力支付50万存款,剩下的资金仍然充裕对投资项目即使有影响也有限,银行仍可盈利。所以等到到期时集团B即多数人去取款时银行有能力支付,储户可以拿到资金加收益。假设最终储户拿到手的资金为H,H应大于受惩罚后的资金7960万元,小于银行最大支付额11940万元。了解了这个博弈矩形图,我们可以用相对优势策略画线法分析这个博弈。当集团A即少数人选择提前取款时,集团B即多数人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H>7960),当集团ANJ少数人选择到期取款时,集团B即多数人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H<11940)。当集团B选择提前取款时,集团A也会选择提前取款(因为40>0),当集团B选择到期取款时,集团A也会选择到期取款(因为60>50)。因此在这个博弈中,后一种情况就是一种“随大流”的情况,即多数人怎么行动带动整体的行动。前一种情况无论集团A选择何种策略,集团B都会选择到期取款。也就是说,少数人提前取款不会引起银行挤兑。
论文关键词:创新网络;协作与竞争;博弈分析
1引言
区域创新网络(regionalinnovationnetwork)是近几年来理论界、实业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在这一时期,地方化特征明显加强,资源更加集中于那些具有良好创新环境的地区,学习与创新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保持区域的独特性和竞争优势,人们更加重视挖掘区域特色的知识和技能;为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人们更加重视营造根植于地区特色的区域创新网络而竞争与合作又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形式,在日益激烈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中,众多企业和机构之间形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网络关系和创新氛围是创新本身的需要,也是网络式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
区域创新网络是在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1)系统性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2)构建学习型区域进而推动创新的有效载体;(3)创新主体相互依存的集体学习环境。本文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地方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区域创新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某一专业领域内各种相关的企业,除此之外,创新网络还可纵向延伸到销售渠道和客户,横向延伸到提供互补品的供应商。尤其重要的是,区域创新网络还必须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等,也就是说,区域创新网络实际上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企业以及各种机构听组成的区域共同体。
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组织模式,区域创新网络具有开放性、合作性、创新性、相互依存性等特性。综合现有的文献来肴.大多数文献都在集中讨论区域创新网络的实质及功能、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及创新网络的绩效分析等。这些文献都从外部对创新网络进行研究,而针对创新网络内部企业与企业之奄"何合作、如何竞争及协作需要满足的策略等问题,较少有人研究,本文主要对创新网络内部企业之问如何合作与亳争进干亍研究,并建立博弈模型.找出企业协作创新的条件。
2博弈的基本模型
在区域西网络中有很多同质企业、关联企业和中介机构,合作关系可以发生在两个企业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多个企业之间,还可能是大学或科研机构之问。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我们简化为两个企业的关系。网络内部各主体之问的协作与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电是一种不断的选择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存在两种基本状态——合作与不合作。
2.1博弈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企业A和企业B进行合作创新,每一次合作的总投入为I(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及技术资源等要素投入,均用货币进行折算);其中企业A投入的所占的份额为n,企业B投入的所占的份额为b,则a+b=1。
假设2:设企业A采取合作的概率为P,相应地采取自私行为的概率为1一P;企业B采取合作的概率为q,相喧地采取自私行为的概率为1一q。
假设3:如果合作双方相互信任.则企业采取合作行为.设企业合作创新的收益为,按投入比例分配.其收益R的大小与创新的合作效应系数(k>0)正相关;如果企业A、B都不互相信任,双方都采取自私行为,则认为没有任何合作,创新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收益,此时双方的支付都为0;如果企业A合作,企业B不合作.可以认为企业A的投入完全被企业B获得,并导致今后不再合作,反之亦然。
假设4:设企业A.B之问的合作是受一种正反馈激励,用表示,合作的次数越多,合作就越默契。合作受到的激励具有累积性,存在一种时问传导的正向共同运动(PositiveCo—movement),每一次合作的成功都会原来的基础上受到一次正的激励越大,合作效果就越好,收益就越大。
2.2构建支付距阵
根据以上假设,可以构造出企业A、B在第n(n为合作次数)次合作创新时的支付矩阵,见图1
下面从自然角度进一步分析企业A的行为及支付,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企业A与企业B均合作时,企业A的支付矩阵为其投入比例所得的收益份额。
第二种情况,当企业A合作、企业B不合作时,企业A的支付矩阵为0。
第三种情况,当企业A自私,企业B合作时,企业A的支付矩阵为企业B投入的损失。
第四种情况,企业A,B均不合作时,企业A的支付为0。
3基于博弈模型的合作创新条件分析
下面分别讨论企业A和企业B选择合作时应该满足的条件。
3.1企业A合作创新条件分析
从企业A的角度考查支付函数,此时企业A对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信息,而对企业B有不完全信息。企业A是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关键就在于它选择合作时(P=1)的期望支付与选择不合作时(P=0)期望支付之差的大小。显然,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A选择合作的条件为,根据式(5),必满足:
分析式(6)可以得出:
第一,当一定时,如果k较大,n可以相对较小;如果k较小,则要求。相对大。由此得出企业A选择合作的第一个条件:当创新的合作效益比较大,即预期的创新收益比较大时,企业A即使在创新过程中主动性(指该企业所占投入比例的大小和按投入比例分配所得到的相应创新收益比例的大小,下同)较小,也愿意采取合作行为;当创新合作效益较小时,在创新过程中只有企业A的主动性较大时,它才愿意采取合作。
第二,当k一定时,如果比较大,a可以相对较小;如果较小,则要求a相对较大。可以得出第二个合作条件:当合作次数较多,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以后,即使在创新过程中企业A的主动性较小,它也愿意合作;当合作次数减少时,企业之间还没有相互了解,缺乏信任时,在创新过程中只有企业A的支配性较大时,它才愿意选择合作。
3.2企业A、B共同合作策略分析
从企业B的角度分析。从理论上来讲,对局企业B的博弈行为与企业A的博弈行为在相同策略环境下的理性选择方式相同,因此,如同推导式(6)一样,同理可得企业B愿意合作的条件:
所以,企业A、企业B同时愿意合作的条件为:
从图3可以看出,在a+b=1的直线上,区间[D,E]为A、B两对局企业同时选择合作时的条件区间。[D,E]区间的长短与相关,越大,则越小,而[D,E]区间将越大。另一方面,D、E都沿直线a+b=1向对方延伸,显然有图解可以证明,只有在a=b=1/2时,即在点,当两个企业对等投入、对等承担风险和对等风向创新收益时,双方才最有长期或重复合作的愿望。由此,我们得出第三个合作条件:对等投入有利于合作。
另外,我们将式(5)对q求偏导数可得:
式(9)表明,是q的增函数。我们可得第四个合作条件:企业A的合作愿望随着对局企业B采取合作行为的慨率q增大而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企业A、B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他们之问的合作就越稳定。
4结论与建议
区域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创新行为实际上是行为主体的动态策略过程,各行为主体基于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目的,贡献各自的创新资源而协作创新。根据前面的分析,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网络合作创新:
4.1提高预期的合作效应
预期的合作效应系数k越大,网络中的企业合作愿望就越强。因此,可以提高k值来改变企业间的合作态度。提高预期的合作效应系数有以下途径:一是改进合作方式,二是改善合作的结构,三是重视合作过程中的沟通,四是加强合作过程的管理。
4.2增加信任,提高合作次数
信任是一种新的创造财富的“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网络内企业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合作创新提供动力。创新主体合作次数n越大,企业之间就越能够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从而形成一种默契,减少了策略的不确定性,进而逐步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4.3提高合作的积极性,即增大激励因子
激励因子越大,企业越有合作愿望。我们应该从加强合作双方信息交流、建立公平机制、培育良好的合作环境等方面提高值。创网络中企业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交流,从而实现知识的流动,而这种信息的互动对技术创新尤为重要。
喉舌与媒体
“喉舌”与“媒体”,涉及到广播文艺功能的变化。
建国以来,广播文艺经历过一个由被动制作到主动创作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从为人作嫁到自己走路的过程。
50年代初,广播队伍初建,归属于新闻宣传口(),而不是文化艺术口(文化部)。电台强调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人民的喉舌。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广播是媒介和工具。当时新闻类、文艺类节目被称作“新闻广播”、“文艺广播”,还没有“广播新闻”、“广播文艺”的提法。如果说新闻节目是报纸的“有声版”的话,那么文艺节目便是社会文艺的“录放版”。文艺编辑有两大任务:一,政策把关;二,编、播、录、放。换句话说,就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加以筛选,进行广播化处理。因此,他们尽管是决定节目优劣的关键角色,却属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既不自我标榜,也不标新立异,只是当好配角。就“广播文艺”而言,这种为人作嫁的节目制作方式多少有一点被动。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国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这样的工作方针:广播电视要“自己走路”。
这个方针50年代初胡乔木曾经提出过,含义不同。当时主要指广播事业要建立自己的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队伍,免得只是报纸的传声筒。80年代重提,队伍已经壮大,设备不断完善,除了广播以外,还出现了电视,影响越来越大。“自己走路”不仅意味着摆脱报纸、杂志那种文字印刷,人工传递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要充分显示音像俱备、电波传送、迅速及时、传播广泛、感染力强等优势,开创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1982年5月,广播电视部正式成立。第二年3月,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部长吴冷西强调: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这个观点可以说是“自己走路”方针的补充和发展。
“自己走路”有这样一些迹象:
——80年代,“广播新闻”自成体系,不限于报纸有声版的“新闻广播”。
——80年代,“广播文艺”开始探索,区别于录放版的“文艺广播”。
——80年代,“电视文艺”大行其道,电视散文、电视音乐(MTV)、电视戏曲、电视综艺、电视文化专题、电视艺术片等多种样式纷纷呈现。
——80年代前期,广播剧形成创作高峰,90年代被纳入“五个一工程”奖项。
——80年代,电视剧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以极其普及的方式与电影争夺观众。
——80年代中叶,电影也划归广播电视系统。1986年1月,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
——90年代,国家教委正式确认并新增“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设学士、硕士、博士生专业。
同样在80—90年代,正当广播电视系统提出“自己走路”和“扬独家之优势”的时候,理论界、学术界开始通行一个与“新闻”、“宣传”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里,广播、电视与报纸、杂志、图书同样被视为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和工具,简称“大众传媒”。它们是“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
从媒体的角度看,广播电视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品格:既是新闻信息的传输工具,又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作为文艺的视听载体,广播电视不是惟一的,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录音带、录像带、CD、VCD等等——或许将它们统称为“音像文化”、“音像艺术”更为准确。80年代以来,除了政府主办的广播电视节目以外,商业化操作的音像制品已经进入市场,具有同样的视听效果。
音像文艺的社会化,给广播电视文艺带来了竞争和压力。就“传者”而言,你播我听、你播我看的单一的传播途径改变了。专业化的音像技术不再是广播电视系统的专利。独家经营变成了多家经营,文艺领域的行家里手大量涉足音像创作。中外音像制品正在成为广播电视文艺的强大对手。就“受众”而言,文化消费观念增强了,拓宽了。他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再限定于收听、收视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视听口味也越来越高。于是,在音像文化领域里,不再是电台电视台的编辑为观众筛选、择定节目,相反地,广播电视文艺节目与其他音像制品一样,要接受受众的选择与检验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台文艺编辑向来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喉舌”意识,对政策把握和舆论导向十分敏感(因为长期归属于新闻宣传部门);二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广播电视专业化技能、技术、技巧(因为是政府独家经营)。这两个特点曾经是两大优势。如今,这两大优势显然要重新认真地思考了。
喉舌意识主要是就新闻宣传而言的,电台文艺编辑们常说:社会文艺所允许的,我们不一定允许——因为电台是政府的机构,重在表达政府的意志,传播政府的声音,必须强调政策性、权威性。这一点毫无疑义。然而,文艺和新闻虽然一样姓“文”,却分属两个范畴:新闻强调客观、真实;文艺强调主观情绪。新闻言简意赅;文艺情趣盎然。新闻迅速及时、“喜新厌旧”,重在追逐时代和生活的浪潮;文艺“喜新恋旧”,耐人寻味,重在探索人生价值和艺术魅力。如果说新闻不乏冷面孔,那么文艺永远有一副热心肠。我国的新闻宣传政策与文艺政策在侧重点上也略有不同:前者重在统一的舆论导向和优秀的作品示范;后者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为人民大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喉舌意识和百花齐放意识其实并不矛盾,但也不可相互取代。如上所说,广播电视有双重功能,倘若说“喉舌”强调的是媒介和工具功能,那么“百花齐放”强调的是艺术形态功能。广播电视文艺编导运用音像技术与艺术进行了创作,实际上已经不限于社会文艺的选择、加工、传播,它们自己也已经成为社会上音像文艺大舞台的作品。作为社会文艺的一部分,它们不再具有往日的权威性,同样要经受受众的选择、专家的审视乃至市场的检验。
面对媒体的竞争,仅有喉舌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泛泛地应付日常播出也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广播人、电视人应当转变创作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树立“广播电视艺术家”的意识。目前,文学艺术领域的行家里手既已涉足音像创作,并且有所作为,那么,广播电视文艺编导除了准确把握政策和舆论导向以外,增强文艺修养和艺术功力是当务之急。
载体与本体
顾名思义,广播文艺是广播所负载的文艺。广播是载体,文艺是本体。电视文艺类似。
载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文艺领域里,它们与本体相辅相成,其材质与性能直接影响到艺术本体的形态特征。比如:
文字——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有了语言文字才有文学,才有美文巧思和艺术化的文学。于是,文学成为文学的载体。
宣纸——国画的载体。生宣、熟宣的不同性能使泼墨写意与工笔重彩各呈异趣。
板材——版画的载体。于是有木刻的刀味、铜版画的金属味、腐蚀版的艺术肌理。
胶片——摄影的载体。胶片、暗房技术造就了摄影艺术。
广场、厅堂、剧场——表演艺术的空间载体。音乐、舞蹈、戏剧形成了广场艺术、室内艺术、剧场艺术的不同效果。
艺术有个传播问题,也有个记录问题。记录是为了传播。过去的艺术难以记录和复制,只能口传心授、手工制作、巡回展示,或借助于文字间接记录。这使文化艺术的普及与发展相对缓慢。20世纪摄影、唱片、广播、电视、电视的相继流行,意味着找到了新的声像媒体,也是载体。
声像媒体(载体)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们可以记录——客观地记录,不失原样地记录。记录声音、记录形象、记录色彩。既可以记录生活,也可以记录艺术。既可以静态地记录,也可以动
态地记录。既可以生活化地记录。也可以艺术化地记录。胶片、电子的记录功能的发挥(电影、电视),其真实性甚至令舞台上三面墙式的“模拟现实主义”为之逊色,进而去探索“剧场艺术”的新路。
其次,它们可以表现——主观地表现。声音或形象不只是客观的,它们也能表现主观情绪、个性色彩、审美倾向,甚至可以表现臆造的、非现实的观念——音乐、音响尤其具有这种魅力,由此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
第三,它们可以复制——大批量的、机械化的、不走样的复制。
第四,它们可以传播——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可以借助于电子手段实现即时传播、同步传播。
前两个功能——对生活的客观记录,对情感的主观表现,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艺术讲究情、趣、艺。后两个功能——大量复制,迅速传播,属于传播的范畴。
依托20世纪的现代科技,新一代的声像载体赋予文化艺术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包装,大潮般地涌向社会。它们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也改变了传统艺坛的风貌。于是,融汇着机械技术、复制技术(印刷、摄影、拷贝)、电子技术的艺术形态被视为20世纪出现的、与现代科技相交汇的新艺术。特别是电影、电视、广播,有人称之为区别于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戏剧七项艺术的第八艺术,第九艺术、第十艺术。
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实在视听领域,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新的艺术手法。一切都是固有的艺术形态(包括电影艺术)业已创造过的,而且已经相当成熟。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舞蹈、杂技;听觉艺术如音乐、歌曲、曲艺说唱;视听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即使如广播剧、电视剧,大抵也不过是听觉化的戏剧和电影式的声像蒙太奇叙事。所不同的,只是将胶片载体转化为电子载体、将观赏环境由专业化的剧院转化为日常的任意性环境而已(当然这也很重要)。从音像载体的角度讲,电视更需要从电影那里学习音像蒙太奇语汇、以及画面运动、节奏,影调、色彩以及音乐、音响等表现技巧。
正因为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艺术手法,因此把握固有的艺术形态十分重要。
艺术形态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手段、方法、风格、格调、韵味之别。它们之间从来不是相互排斥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借鉴、交融关系。艺术的哲理触类旁通,人们称之为“通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绘画的线条色彩、雕塑的块面结构渗透着音乐般的节奏韵律;音乐的音色、音响、柔度、力度可以带来空灵(空间感)、柔滑(视觉、触觉感)、冲击力。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更是随处可见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的影子,甚至还包括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有关人生与艺术的哲理思考。
于是,广播电视面对文艺,势必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应该说,艺术的高下不在于形式的新旧;作品品位的高低,不在于琢磨什么新样式或开发什么新品种。关键在于两点:
(1)艺术本体的把握——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
(2)载体功能的发挥——即广播电视自身的艺术表现功能的发挥,如客观再现,主观表现,以及包括纪实美、形式美在内的情、趣、艺。
把握好这两点,手段的运用和样式的变化自在其中。
数千年人类文明所积累、所创造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方法极为丰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以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多形态地表现。没有什么事物广播电视不可表现,也没有什么题材只可用一种方式一次性地表现。具体到每个作品,表现手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最理想的境界只是两个字:得体——得生活的本体、得艺术的本体、得情感的本体。
原创·继创·再创
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原创、继创和再创。作品的原创很重要,或可称之为“原生态”的作品。它是继创和再创的根基。然而,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是原创或原生态。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原创的、原生态的作品比较粗糙,杂质多,通过继创和再创,才成为精品。随着艺术载体的多样化,继创和再创现象愈来愈普遍。
即使在出现精品之后,继创和再创依然存在——文艺界称作改编、移植、二度创作。继创和再创可以不断出现精品,或者各呈异趣。当然,其中也不乏庸品,甚至膺品。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例如,流传千年以上的《西厢记》故事,题材及原创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南宋赵令畴将其改编为说唱形式的《蝶恋花鼓子词》,同时又有歌舞说唱并举的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代董解元另作改编,重新创作为长篇说唱《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则又以“董西厢”为蓝本,再创杂剧《西厢记》,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舞台上的不朽之作。
杂剧精品《西厢记》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一题材的杀青、锁定。“王西厢”是用北曲演唱的,称“北西厢”。明代又有以南曲演唱的同名传奇剧本出现,情节人物有所拓展,带有江南风情特征,称“南西”。至于清代以来各种地方戏曲和曲艺里的“西厢”、“红娘”,乃至不同演员的不同表演艺术流派,如京韵大鼓《大西厢》,昆曲折子戏《传柬》、《闹柬》,荀派京剧《红娘》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难以互相替代。时至今日,新编越剧、蒲州梆子、歌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的《西厢记》仍在继创或再创。
又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问世以来,各种艺术形态的继创和再创始终没有停止。英国重视原创和原作,不作过多的改动。美国则在原著基本情节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大幅度改编,加以再创。例如百老汇歌舞剧《西区的故事》采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把中世纪意大利两大家族的世仇变成了纽约贫民区两大青年团伙的争斗;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又设置为当代意大利后裔的族仇和枪战。然而,原著中“以爱情化解仇恨”的中心主题没有变,震撼人心的悲性结局没有变。同样的情况,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乱》,将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放置在古代日本部族,加以电影化的表现。这,也是一种再创。
诗,谱曲为歌。乐舞,可以引发诗情画意。口述的故事,文学化加工而为小说。小说搬上舞台成为戏剧。经过屏幕化处理,成为电影、电视。短篇的可以生发为中篇、长篇;长篇的可以浓缩为单本、连续、系列、片断;古典的、章回的可以改写成现代的;外国的可以转化为中国特色的。
广播电视既然是音像载体,既然被视为艺术形态,那么它可以充分利用声音元素和音像元素观照整个世界,观照自然、社会、人,观照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它可以原创,也可以继创、再创,大有用武之地。
以广播文艺(有声文艺)为例:
原创——包括两种:一种是记录社会文艺的原创,即尊重原作,如实地记录和播出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话剧作品、戏曲作品、曲艺作品、电影作品。另一种是广播文艺的原创,即利用广播特点、发挥广播特长的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
继创——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程度不同的编辑处理和广播化加工。如录音剪辑、作品赏析、文艺专题、综艺晚会等。艺术史、艺术理论及艺术知识的概括与介绍也可以说是一种继创,如“阅读与欣赏”、“广播戏话”等。
再创——广播文艺作品(如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既有原创,也有再创。再创体现为对其他文艺题材及作品的移植、改编和二度创作。
这里所说的原创、继创和再创,主要是就广播电视作为“音像载体”的艺术表现功能而言的。实际上,广播电视毕竟与其他音像载体(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不同。作为“传媒”,它以信息传播为主要职责,其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常常比艺术表现功能更为突出。当信息传播与艺术
化的加工制作有所冲突的时候,常常宁快勿精,要把“迅速、及时、真实”放在首位。这是新闻与艺术在广播电视中孰重孰轻的问题,可以理解。
迄今为止,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更多的是记录社会文艺,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播化、电视化的处理(继创)。至于充分运用音像语汇的创作(如广播剧、电视剧、MTV等),则相对有限,因为它需要专门组织力量,有比较充分的创作时间和相应经费保证。这对一般电台电视台来说有一定的困难。50年代以来,专门性的广播文艺和电视文艺创作队伍不是没有,如:1953年建立的中央广播文工团,1980年改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任务主要是为广播及电视系统创作、排练、录制文艺节目。1983年又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建立。此外又有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等。这几家单位实行文艺体制,确实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仅仅靠这几支队伍显然不敷数以千计的电台电视台的播出需要,大量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的制作仍然由电台和电视台自家承担,日常节目靠互相交换的办法加以充实,近年来则往往择用市场上业已通行的音像制品。就广播电视文艺而言,市场化操作和制播分离将是一条新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广播电视作为媒体的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同样可以用于文艺节目,甚至形成广播电视文艺的特色。例如:
传播功能——表现为文艺节目中新闻因素的介入,以及新闻节目中文艺手段的运用。最典型的是所谓“专题”类型的节目。前者称“文艺专题”,如穿插有新闻式采访的综艺专题、综艺晚会、文学专题、戏曲专题、曲艺专题、音乐专题等。后者称“新闻专题”,如运用文艺手段加以渲染的新闻特写、新闻故事等。在这类节目里,既有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又有文艺的情、趣、艺。据说,国外影视界并没有“专题片”的提法,要么是“纪录片”,绝对真实;要么是“故事片”或“艺术片”,基本虚构。其实,两者不必那么泾渭分明,其间不同程度的交叉与融合应该是客观存在。正如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国外的所谓“新新闻主义”。此类作品的新闻题材令人关注,文艺手法引人入胜,近年来颇受欢迎。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文艺形式和新闻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的盛行而出现的。
中医进入美国最初也是随着华裔劳工的输入,为劳工解决自身的病痛,那时候的中草药铺和针灸只在华工居住区内开设。中医在美国受到关注的源头是在1971年,美国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Reston)报道了其在中国患阑尾炎并在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切除术,术后应用针灸疗法消除疼痛的治疗经过,这篇文章被公认为美国大众传媒首次向公众介绍现代中医针灸疗法。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其随队医生塔卡(WalterRThach)参观针刺麻醉手术,针刺麻醉过程在美国电视台公开播放之后引起极大的轰动,从而掀起第一次针灸热潮[5]。尽管如此,针灸当时仍被很多官员和医生认为是巫术。直到1977年12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首次肯定针灸这一古老疗法,针灸在美国的处境才开始慢慢好转,至1986年,全美50个州陆续承认并确立了中医针灸的合法地位。据2008年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针灸行业的年产值已经达到16.5亿美元,大约70%的美国人接受过针灸治疗[6]。随着针灸的传入,中药也受到美国人的青睐,全美各种中药店和含中药的保健品店有12000多家,年销售额达20多亿美元[7],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接受中医的诊疗。
2中医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比较
2.1传播和发展历程比较
中医药传入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因淘金华工的涌入。1848年,100余名广东人应募前往澳大利亚当劳工,这是第一批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同年,在美国西部发现黄金后,赴美华人也逐渐增多。在传入初期均经历了一段被当地人排斥和极力反对的暗淡萎靡时期。在白澳政策时期的澳大利亚,排华事件屡见不鲜,排华法案层出不穷[8]。美国则视中医为“巫医”而多方否定。后都因尼克松总统访华,中医的处境才逐渐好转,并掀起一股热潮。随着民间对中医的认可度不断增高,官方对中医也渐渐重视起来。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中医归入“商业经营”的范畴,允许中医诊所和中药店在澳大利亚公开营业。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在1991年率先创立了第一个中医针灸诊所,开创了美国国家医学最高权威医院启用针灸治疗患者的先河[9]。
2.2中医立法的比较
中医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发展势头良好,两国均有不少州政府对中医实现立法。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是澳大利亚首个为中医立法的州,开启了西方社会为中医立法的历程。并且在2012年1月16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公布全国中医注册标准,在全国进行中医注册,使得澳大利亚成为首个承认中医合法的西方国家,从此中医在西方世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0]。与澳大利亚不同,虽然全美50个州陆续承认并确立了中医针灸的合法地位,如早在1973年4月,美国内华达州立法委员会就几乎全票通过了将针灸、中草药及其他中医诊疗方法合法化的法案,但是一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公布全美有关针灸或者中医方面的法律法规,仅以州立法的形式对针灸进行规范和管理。而各州政府对针灸立法管理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州政府专门为针灸立法并设立针灸师头衔,共计30个州。第二种是州政府不专门对针灸进行立法,也不设立针灸师头衔,但是可以在医师指导下应用针灸,共计20个州。另外两国的中医管理机构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澳大利亚中医管理局[ChineseMedicineBoardofAustralia(CMBA)]是制定注册标准和审理申请人注册申请的唯一管理机构,申请人一旦通过,即享有在全澳行医的资格。而美国的中医管理机构,即美国国家针灸与东方医学委员会(NC-CAOM),虽然在全美影响很大,已有98%的州要求申请中医师执照者必须通过NCCAOM考试或者持有NCCAOM证书,但是其仍为非正式的政府机构,有些州并不认可它的权威性。
2.3美澳中医教育的比较
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十分重视中医教育,中医教育在两国已形成体系。澳大利亚是除中国以外唯一在正规大学设立本科中医课程的国家。1991年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University)RMIT生物医学及健康科学学院成立了中医部,开设正规的中医学士和硕士教育课程[11],另外维多利亚大学、悉尼理工大学、西悉尼大学、雪梨科技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中医学系。美国的中医教育目前有四种形式:一是中医学院,二是医学院里的中医教育,三是西医师的中医继续教育课程,四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中医博士后项目[12]。澳大利亚的大学中医教育课程和美国中医学院的课程均为3年制的全日制学习,不仅要通过中医理论课程的考核,还要完成临床实践。然而,两国的中医教育均存在课程设置不全面或不系统、师资力量单薄、实习不到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两国中医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均将目光投向我国的中医教育界,加强与我国的合作与交流。如皇家理工大学中医学系规定本系的学生必须要到中国南京中医药大学进行一年的毕业实习,并接受临床考核。美洲中医学院、中国传统医学院分别与北京、广州中医学院签订学术交流的协定。
3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信息社会的形成、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艺术、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上的变革等等,一方面为播音主持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外部条件,一方面也为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鲜活丰富的内容。外部条件的变化促进了播音主持艺术自身各要素的不断优化。当然这种优化的实现,最终还要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内部动因起作用。具体讲,科技进步、经济改革落实在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传播上,导致了传统工具的更新,使传播条件改善、传播媒体增多、传播方式变革,呈现出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传播技术的数字化、媒体管理的产业化、媒体运作的市场化、传输方式的集团化、传播人员的职业化、受众需求的多元化、沟通方式的交互化等等。这一切又使得播音主持艺术的创作条件、创作环境、创作工具、创作手段、创作样式、创作观念、创作依据、创作状态等发生着变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信息来源丰富,播出数量较大,传播频率加快,直播节目增多,受众更加主动,交流更加敏捷,节目相对独立,媒体竞争激烈。这一切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未来播音主持艺术的创作模式,都在作用与播音主持艺术的发展趋势。
二、播音主持艺术发展的趋向
研究播音主持艺术发展的趋向,既要紧紧抓住其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由此产生出的基本特征,又要全方面、多角度来表明其表现形态。
1、“传与受”始终贯穿播音主持艺术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传与受”是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基本矛盾。抓住这一矛盾运动规律,就抓住播音主持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传与受”随着人类发展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现代社会,它在媒体安家。它用播音主持艺术创造解释自己,但它不会因为媒体的更迭而消亡,也不因为媒体、主持字面名称的消化而消失,今天叫播音员、主持人,明天叫传媒人、传达者,这些称谓都无关紧要。无论是广播、窄播,还是交互式传播,传的主动性和地位并没有改变,“传与受”这一矛盾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
2、“播音员”“主持人”界限缩小,趋于融合。这是因为上边所论述的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基本矛盾运动所致。“播音员”“主持人”的称谓都只是一个过程,其本质和最终结果都是“传播者”、“传播主体”或“创作者”。从未来发展来看,播音员和主持人所从事的创作活动越来越趋于一致。在播音中要编排、要交流、要主持,在主持时要传达、要报告、要播出。事业的发展,由因人设岗、因人论岗变为以岗定人、因事论人。关键不在于你叫播音员还是主持人,关键是看你从事的是否是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活动。未来的人才培养规格要求一专多能,由单一型变为复合型,“播音员”“主持人”实际的融合会在本世纪变为现实。
3、播音员、主持人部分脱离媒体,出现“制播分离”或部分“制播分离”现象。由于媒体增多、竞争的激烈、产业化的管理、市场化的运作,也由于传播的集团化、节目中心制,使得一些非新闻类播音员、主持人如娱乐、综艺节目、少儿、专题节目、体育、科技等的主持人首先脱离某个媒体,伴随节目独立走向市场,以便服务于更多的媒体。新闻节目的时效性、政治性决定了在未来的时间里,新闻播音员和新闻节目主持人仍然会就职于某个媒体。
4、播音员、主持人职业化程度加强。越是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越是要求规范化;越是管理的产业化,越是要求规范化;越是运作的市场化,越是要求规范化。规范化,决定了播音员、主持人的职业化。规范化程度越高,其职业化要求也就越高。只有职业化的高水平,才能在未来的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中具有适应力、竞争力和生命力。其规范性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作为广播电视等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职业道德、纪律、语言的规范(按照国家等级标准要求上岗,未来人机对话、人机互动、人机并用,信息化社会,科技含量高的广电等传媒会率先使用,到时,语言不规范难以工作),还包括评估体系标准的规范等等5、播音员、主持人管理的专业化、制度化程度提高。由于“制播分离”,一些播音员、主持人脱离媒体,走上社会,由于媒体对播音员、主持人要求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由于市场机制需要一个相同的管理标准,给人以平等竞争上岗的机会和权力,要求国家主管部门设立或委托专门委员会进行专业宏观管理,制定相关法规法纪,依法管理。其管理不仅仅是“有了任务、有了工作去做”,还应该包括主动的测试、评估、监控、审核等等。管理部门要制定各个等级的上岗标准,定期组织专业人员考核认定专业资格、水平,颁发相应证书,进行跟踪管理,定期抽查、考评。
6、中央、省、市电台、电视台等无论大台、小台,无论多媒、单媒,所有媒体的播音员、主持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传播信号上星、入网,都是面向全球播了,如收看省台已不仅仅是某省的观众,信号上星、入网,无论何地,有相应接受器的人都可收到。这就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都要具有国家意识,都应具备对内对外宣传的素质要求,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都要达到较高水平。播音员和主持人对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小,一些人也不能再靠着电台、电视台的光环生存了,要凭真本事,要在竞争中站住脚,脱颖而出。
7、播音员、主持人的素质会更高,适应力会更强,种类会更多,个性会更鲜明。这是因为:
(1)电台、电视台、网络等电子媒介相互融合,使得播音员、主持人不光能出声在电台主持,也能上镜在电视台主持:反之也有可能成立。
(2)节目分化越来越细,主持种类越来越多。如文艺节目主持,又可细分为综艺类、娱乐类等;少儿节目主持也可有讲述式、游戏式、表演式等多种。细化后岗位多了,可能会出现一人多岗,这更要求主持人的适应能力要强。
(3)由广播到窄播又到交互式传播,21世纪不光是信息社会,更是美学的世纪,既传播信息也要出精品。所以,要求主持人要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专业水平和能力,富有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
8、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属性呈多质性,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知识构成呈复合型。其创作既有再造性,也有创造性,是再造和创造的统一。从对其符号系统重新构建来看是创造,从对前一次创作过程创造后所形成的创作素材来看是再造。这创造和再造,有时交互进行,有时同时开展。由于其技术含量增多,其知识结构表现为以新闻、语言、艺术、技术为主要版块的集成,是各知识结构群的有机统一。
9、创作主体知识结构加大,技术含量增多,能力增强。创作主体具有多种功能,以播为主,采访编辑兼做;以节目为单元,广播电视兼播,对创作主体能力方面的要求更多。上述各方面情况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使得创作主体要具有政治辨别力、敏锐观察力、现场反应力、转换应变力、快速记忆力、信息采集力、语言表达力、艺术审美力、技术操作力、策划创新力、节目制作力、市场竞争力、媒体适应力、心理承受力、整体驾驭力和综合调节力,这样才能把握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基本矛盾运动。在上述新的变化中,创作主体的创作主导地位没有变,依然是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创作主体作为党的宣传员、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没有变。创作主体运用规范化语言及副语言进行传播的手段没有变。尽管有数字机器参与,那只不过是语言的帮手、辅助而已,不能代替创作主体自身语言的表达。播音主持工作的性质没有变,播音主持的创造性在新的条件、新的形势下将更充分地显示和发挥出来。
10、播音主持创作依据节目稿件、音乐、画面、音响等要素,都在发生着不同层次的变化。节目的中心地位日益显现,人们的节目意识日益增强。部分节目脱离媒体而走向传媒市场;稿件形式的多样化,稿件体现形式的立体化,稿件有形和无形的弹性化;音乐、音响的电脑化、仿真化;画面图像的多维化、立体化等等,但是各种创作素材的创作依据地位没有变。、受众在新的时期,素质日益提高,审美能力日益增强,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多媒体、网络等由广播到窄播到交互式传播方式的形式,使其分类更细,其接收和反馈更为便利,越来越呈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但是受众的接收规律没有变,依然是物理—生理—心理的运动过程。民族审美心理没有变,受众者的地位也不因其主动性增强而改变。
三、如何面对未来
在21世纪的初期,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播音的样态特征,如前面所概括的:“变与不变的统一”。那些“变的因素”,给我们提出了挑战,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机遇和新的领域;那些“不变的因素”,为我们积累了经验,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运用这些经验的新的挑战。可见,面向未来,迎面而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我们只有勇敢地迎接挑战,在不断地解决新的课题中发展和前进。
在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实践中,创作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里提出挑战主要是针对创作主体而言。迎接挑战,就是要求创作主体能够做到适应、优化和统一,即主动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优化内部要素的构成,使“变”与“不变”的因素在播音创作中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播音主持艺术创作在新的天地里获得更大的发展。
在时代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促进传媒的发展和变革中,播音主持艺术创作主体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不断更新观念,扩充现代知识结构,增强掌握和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和工具的能力,提高语言功力和语言表达水平。因为越是与机器结合,越要求语言的准确规范,提高运用变化了的创作素材进行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能力,进一步树立为受众服务意识,满足受众更
高的信息需求和审美追求。科技的发展、传媒的进步,已经把广播和电视、中央台和地方台的播音员都推到了一个平台上,形成了平等竞争的状态,这对广大播音主持艺术创作者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大批真具水平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必将应运而生。他们以节目为单元,以播音为主业,做到既能播音又能主持,既能干广播播音又能干电视播音,既能采访又能编辑,既能创意策划又能制作节目,成为高素质的播音主持艺术工作的创造者。
在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的研究方面,要坚持正确导向,拓宽研究领域,紧密结合实践,服务传媒一线,总结历史经验,关注国际传媒,仅仅抓住规律,加强预测研究,组建研究梯队,活跃学术空气,开辟传媒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在播音主持艺术教育方面,要更新观念,加大改革力度,根据传媒一线对未来人才的需求,拓宽人才培养口径,提高人才培养规格,更新人才培养方法,注重学员素质教育,因材施教、分类指导,做到发挥特色与拓宽口径、强化基础的有机统一,培养更多更好的具有较高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一专多能的播音主持合格人才。
在未来发展的世界中,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受众始终需求有声语言的传播,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不断以新的更加多样的形态呈现出来。播音主持艺术创作主体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创作要素的优化、“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必将使播音主持艺术创作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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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晓琼,播音艺术与主持艺术札谈[J]现代传播,1999,4
[3]苏晓琼,播音、主持艺术之我见[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3(3)
[4]孔宪毅,自然辩证法的根本出路在于原始性创新[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20(3)
股权分置改革既是证券市场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也是证券市场利益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股权分置改革,其核心是“对价”。所谓对价,其基本内涵是一方为换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诺而向另一方支付的货币代价或得到该代价的承诺。对价从法律上看是一种等价有偿的允诺关系,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对价就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处于各自利益最优状况的要约而又互不被对方接受时,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妥协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把这一概念引入股权分置改革,其基本含义是未来非流通股转为可流通时,由于股票供给增加导致流通股股价下跌,因此,流通股股东同意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同时,非流通股股东也要对这一行为发生时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受损作出相应承诺。
2股权分置改革的博弈论基础
从经济学角度看,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公正的对价博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1)力量均衡。即参与对价博弈的双方或者多方在力量结构上具有势均力敌的相对均衡性。(2)动力均衡。即参与对价博弈各方都可以从过去的博弈结果中导出新一轮博弈的“好”的预期,为博弈的各方博取新的利益提供参与的动力。在这两个前提假设中,力量均衡内在的规定了博弈起点;动力均衡内在的规定了预期博弈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是非流通股股东获得流通权应当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支付对价的方案由非流通股股东提出,流通股股东有权赞成或否决方案。在信息角度,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每一个局中人对于自己以及其他局中人的策略空间、盈利函数等有基本了解。虽然局中人均不知道对手的底线及表决意向,但根据市场平均对价水平可以做出大致的估算,博弈的结局是明确的,即方案不是通过就是不通过;从局中人行动的先后次序来看,非流通股股东先提出股改方案,相关股东再分类投票表决,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后行动者可以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动,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3股权分置改革博弈模型
(1)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①参与博弈的双方都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②博弈过程中的结构均衡与动力均衡。虽然国有股及其他代表者在这一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流通股通过10多年的市场博弈,实践利益受到损害,但在此模型中,为使问题简化,假设局中人的结构均衡与动力均衡;③A为非流通股股东,对A而言,对价的最好结果是在给流通股股东对价尽可能低的情况下获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④B为流通股股东,对B而言,对价的最好结果是非流通股股东给出尽可能多的对价以使流通股股东获得将来股票溢价的收益;⑤流通股股东接受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为P1,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为P2,其中不合理对价包括高对价(设为P3)和低对价(设为P4)。
(2)模型的建立:非流通股股东以越高的对价获取流通权,收益越小(最小值为-2),反之越大;流通股股东以越高的对价通过股改,收益函数就越大(最大值为5),反之越小;集合各种事件出现的概率,两类股东的收益矩阵如表1.
设在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概率为P2)时流通股股东通过的收益为E1,不通过时的收益为E2,根据上表得出:
E1=P1{P2[-2P3+4(1-P3)]+3(1-P2)};
E2=(1-P1){P2[2P3-1(1-P3)]};
当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流通股股东通过和不通过的收益相等时,我们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优概率,即E1=E2,合并移项得出解:
P2=3P1/[3P3+3P1P3-1];
反之,在流通股通过对价(概率为P1)的情况下,非流通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收益为E3,提出合理对价的收益为E4,根据上表得出:E3=P1{P2[5P3+(1-P3)]+(1-P1)[-P3-3(1-P3)]};
E4=P1{3(1-P2)-2(1-P1)(1-P2)};
当流通股股东通过,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和合理对价的收益相等时,我们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优概率,即E3=E4,合并移项得出解:
P1=(1+2P2-2P3)/(6P2+4P2P3-2P3-2);
P1,P2即为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3)模型的均衡解分析:从均衡解P2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与流通股股东投票通过的概率(P2与P1)成正比,也就是说,只要流通股股东投反对票的概率越大,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就会越低。因为他们都是理性的参与人,都不希望股权分置改革宣告流产,收益为零。同样从均衡解P1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概率越大,4P2P3+6P2-2P3-2的值越大,将直接导致P1的值越小。说明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越大,对价方案将不被流通股股东认可,流通股股东将投反对票,在利益的驱使下,博弈的均衡解为:非流通股股东将提出合理对价,流通股股东将通过对价方案。
4合理对价水平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以来股东间的有效博弈,市场对股改方案形成了10送3这一平均对价预期,表2的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都在10送3附近,流通股股东获送2.5~3.5的公司占70%以上,非流通股股东送出率也在15%左右,说明非流通股股东都选择了最佳策略,即提出合理对价的股改方案。
以中国石化作为代表,作为央企它也实施了10送2.8股的对价方案,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资委对央企对价的立场,而各地区国有企业的平均对价,可以间接反映当地国资委的态度。当然,不同行业、不同质地的公司还应该有合理的对价差异。
简单地讲,当与10送3股的平均值偏离达到25%以上,即10送2.25股以下或10送3.75股以上,就可以说是差距明显的方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流通股比例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没有送股的对价方案也是正常的,比如万科A。
外资已经控股和即将控股的企业,已经成为对价洼地,而其他国有企业对价过低,除了可以反映国资委“不能流失国资”的立场,还有一种正常的解释,就是即将铺开的股权激励计划。留下的基数越大,才有可能留给相关激励对象更多。
5股权分置改革中应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主持人和播音员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共同本质都是创作者和传播者。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工作内容逐渐趋于一致。未来播音员和主持人会逐渐融合在一起,从业人员需要是复合型人才,具备多项技能。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工作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随着科技的发展,传播技术变得更加现代化、科学化,所以播音主持工作需要做到规范化。播音事业正变得市场化,市场化条件下的运作模式需要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方式,因此,播音事业要求更高的职业化。只有达到高水平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主持人和播音员的素质要求更高,适应力更强,个性更鲜明。由于网络和通讯方式的不断发展,电视台、通讯、网络等电子媒介相互融合,使得主持人、播音员会出现不止一种媒介上。主持的种类越来越多,节目分化也就越来越细。如文艺节目可细分为娱乐类、综艺类等,这就要求主持人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知识素养和较强的能力,富有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才能胜任主持各种节目的任务。创作主体的技术含量增多,知识结构加大。创作主体的能力增强,具有多种功能。以播为主,采编播和制作为一体;以节目为单元,对创作主体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使用了大量的现代技术,但创作主体运用规范化语言进行传播的手段没有变。播音主持的创作依据音乐、稿件、画面等要素,这些要素都在发生着不同层次的变化。为了满足人们对节目的要求,稿件形式、音乐、画面变得多样化。
二、播音主持艺术的创新方式
创新是播音主持艺术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的必然要求。播音主持艺术创新可分为理论创新发展创新。
(一)理论创新
播音主持艺术理论才刚走过启蒙的初创阶段,发展还不够成熟,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垦。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播音主持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填充理论上的空白。播音主持的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实践工作都是播音主持艺术的组成部分。播音主持的很多方面需要理论研究,在史论方面的理论研究,基本还是空白。播音发声、创作基础、传播方式、审美趋向、节目形态等需要有理论支撑。在广播业务方面,如评论节目、新闻节目、娱乐节目、专题节目等方面的理论研究需要加强。在专项研究方面,如播音创作心理、播音哲学、播音文化学、播音美学、播音艺术鉴赏学、播音教育学、播音管理学、语言传播研究、人机对话研究、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等,都需要播音主持工作者进行研究。
(二)发展创新
播音主持工作的发展和整个电视广播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标志着当今世界逐渐步入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播音主持艺术时刻都在发展中创新,如广播与网络结合,互联网给播音主持带来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广播运用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后,集文字、音响、声音、图像与一身,形态有了根本性变化。广播电视既有市场的属性,又有文化的属性,同时还有技术属性,各类新技术的运用为创作更多的节目样式提供了条件,播音主持艺术的创新更多的要求播音员和主持人要有对广播电视节目的整体驾驭能力。随着广播电视节目形态的不断变化,节目主持的形式也会不断变化与发展,两人合作主持、多人群体主持、现场同步主持、演播室与现场交错主持、多地点活动主持、异地交互主持等。时代的发展既给播音传播技术带来挑战和压力,也为播音主持艺术创新提供了新天地。
(三)创新要处理好与导向、继承、知识的关系
不同的社会形态,新闻事业都有特定的服务对象、政治目的、价值取向。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服装服饰、衣着打扮都有导向作用。创新是在继承上产生的,需要吸取前辈的经验。同时,任何创新都是同创作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要体现出流畅、灵活、独特性。
三、提高播音主持的艺术个性
1.1关键内容宣传不到位目前,中医药博物馆所开展的中医药文化宣传内容中,还是以中国医学史为主线开展宣教工作,目标受众以国人为主。但是对于外籍人士而言,对于中医学的关键内容还涉猎甚少,这样就会导致宣教效果非常有限。这些关键内容包括:中医药文化的根源—易家、道家、儒家、佛家等;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气的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学说;中医学的思维特征:整体思维与辨证思维等[3];此外,中医药学家对世界的贡献、中医对重大疾病的突出疗效等。
1.2体验少,说教多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语言沟通的障碍,很多中医药文化很难为外籍人士所理解,如果一味的进行口头的说教还不够,不能让其有切身的体验是很难让其信服的。现在的中医药博物馆体验、互动的项目比较少,如中医舌诊、目诊、色诊、脉诊、刮痧、针灸、拔罐等均比较少见。中医药博物馆与中医的养生保健场所或中医院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一个先天的缺陷,使得外籍人士不能亲身体验中医药的诊疗过程与切实疗效。
1.3宣传媒介手段传统目前,大部分中医药博物馆还是采用传统的实物媒介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教工作,现代媒介应用较少,这就给宣教效果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一来导致受众获取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途径、机会大大减少,二来也导致宣传的效果不够理想,对一些抽象的理论、复杂的概念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宣教的[4],更不要说对有沟通障碍的外籍人士,其宣教效果可想而知。
1.4翻译水平阻碍跨文化沟通翻译水平是摆在中医药跨文化沟通前面的一条巨大鸿沟,目前的中医药博物馆外语人才储备较少。众所周知,中医药涉及很多哲学基础概念,还有中医自身的很多比较抽象的名词概念,要理解这些概念,别说外籍人士,就是生活在本土的中医本身对有的概念理解都比较困难,甚至还存在不同见解,要想将此类名词术语翻译出来谈何容易[5-6]。此外,中医药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语言比较含蓄,而包括英语在内的多数语言都属于低语境文化,比较直接,两者之间的沟通很容易产生误读、误解,造成一些沟通的障碍[7]。
2中医药博物馆开展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1加强主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中医药文化融合了易家、道家、儒家、佛家等各家文化的精华,内容涵盖了哲学、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多学科知识,其哲学基础为气的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学说,其思维特征为整体思维与辨证思维,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与医学模式逐步为现代医学所认可,而现代医学模式是众所周知的不断改错、不断修正,有理由相信现代医学模式最终将融入到中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中来。中医学是经过数千年实践的成熟医学体系,独自护佑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不只是平常的治病救人,还有治未病、抗击瘟疫等,均已载入史册。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需要的是我们要加强对自身的认知以增强自信。此外,民族的自卑感源于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民众经不起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将落后的根源归咎于中华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医药文化[3]。然而我们回顾历史,在我国兴盛的近2000年中,随着中华文化圈的扩大,周边哪个不来主动学习中华文化、主动学习中医。现今我国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崛起,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学习中医的热潮一浪胜过一浪,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自卑,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准备迎接这一浪潮。
2.2加强对外宣传的主动性中医药博物馆应该对中国文化、中医药文化的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应该思索如何从“文化休克”到“文化适应”[8],通过文化适应开展主动宣传,不仅馆内要有精心策划的方案,包括培养专业的翻译,而不是临时借调的且中医药知识不够专业的翻译人员,详细的多语种的翻译说明等,还要思考、策划如何针对外国人士的宣教工作,将宣教工作拓展到海外,将宣教对象扩大到外国人士。只有提高认识、精心策划对外宣传,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守为攻,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范围,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2.3抓住主干,突出重点在中医药文化对外宣教中,应抓住中医药文化的主干,突出重点,提纲挈领地将中医药文化主体、中医药突出历史贡献、中医药突出疗效进行宣传。只有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不致于本末倒置,忽略根本。应该对中医与易家、中医与道家、中医与儒家等重点根源问题进行宣教,对中医学的气、阴阳、五行等哲学基础概念进行阐发,以及中医学的整体思维、辨证思维特征进行宣教。此外,突出医家,如葛洪、张仲景、华佗、李时珍等均对中医学乃至世界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对他们的贡献重点宣教。中医学对鼠疫、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历史上的重大疫病均有突出贡献,现代中医对流脑、乙脑、非典等也有着突出贡献,还有很多疾病的中医疗效均非常显著,应当有重点地进行宣教,让外籍人士看得到真实的案例、切实的效果。
2.4增加互动体验项目在中医药博物馆的互动体验项目中,应该适当增加诸如舌诊体验项目,设置典型舌象模型,让参观者通过镜子来与模型相比较;设置目诊体验项目,将五轮学说形象化,也可通过设置典型目象模型,让参观者通过镜子来与模型相比较;面色体验项目也需要设置模型、镜子来让参观者进行体验;脉诊除了通过脉诊仪让参观者体验之外,还可由专业人士进行把脉问诊,让参观者体验中医脉学之奥妙;刮痧、针灸、拔罐等也应成为体验项目。此外,尚可让外籍人士体验特色中医药膳,可惜的是大多数的中医药博物馆并不具备药膳制作条件;中医养生太极拳、八段锦等也可现场教学,建议中医药博物馆与养生馆、药膳馆等联合经营,增加中医药文化的体验内容。中医药博物馆还应与中医诊疗机构联合,可以利用博物馆的闲置空间引进中医医疗保健机构,如果受条件限制,也应当通过实时视频将中医医疗机构的几个代表性门诊进行馆内直播。
2.5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开展宣传工作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论坛、微博、微信等开展中医药文化的跨空间宣教。各个博物馆可以根据自身力量开展上述工作,至少也应将自身主页设置多个语种,尽量详尽,有条件还可开展虚拟博物馆建设。此外,应该对中医中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通过制作光学模型、二维动画或三维模型等进行展示。2.6合众聚力,突破语言障碍为了突破语言翻译障碍,有识之士早已献计献谋,有的建议直接由自己培养既懂中医又懂外语的学生,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就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联合培养七年制本硕连读学生;还有的主张将中医送出国外进修外语;也有的主张充分利用海外留学生,在其学成后利用其精通外语的基础,由这部分人开展中医的翻译工作,如曾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就读毕业的胡碧丽同学,她作为外籍人士,在中国学习多年后,对汉语、中医的掌握水平已远超出一般的研究生水平,还在广东省中医院出过门诊,可见其水平,如能由这样的人才进行中医的翻译工作,将使中医药对外传播具有跨越性意义[7]。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