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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研究生 研究生辅导员 角色定位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4号)(以下简称教育部24号令)中对辅导员的定位是:“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而研究生作为高校学生当中的特殊群体,具有思想多元化、年龄层次差别大、导师负责制等特点,这就为研究生辅导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一、研究生辅导员队伍现状
在教育部24号令中规定,“高等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配备研究生辅导员,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9年8月,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粤教工委思[2009]16号)(以下简称《办法》),其中要求“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高校应按一定比例配备研究生辅导员。”教育部24号令和《办法》下发以来,省内高校对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都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总体来看,各高校对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建设重点仍然是放在本科生辅导员队伍上,对研究生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也存在很大的模糊性。
1.研究生辅导员数量较少,缺乏一支成熟的专职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教育部24号令规定按照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研究生专职辅导员数量由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我校现有14个硕士点和2个专业学位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484人,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158人。根据学校研究生人数超过50人的学院配备专职研究生辅导员的基本原则,6个培养学院(教学部)中只设有3名专职研究生辅导员。除了研究生辅导员相对短缺外,研究生辅导员队伍的专业水平也有待提高,因为许多高校的研究生辅导员由年轻教师或在读博士生兼任,即便是专职辅导员也存在着研究生管理经验不足、工作方法没有针对研究生的特点等问题。
2.研究生辅导员定位和职责不明确,导致教育、服务职能发挥不到位
目前,高校中对研究生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一般没有明确规定,常与研究生管理秘书的工作交叉或重复,导致辅导员的工作多以管理为主,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佳。另外,高校普遍存在研究生专业点多,一个学院的研究生辅导员往往同时带几个专业、几个年级的研究生。而且在体制上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归属不明确,也对研究生辅导员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笔者作为专职的研究生辅导员,实际上承担的是研究生秘书的职责,带3个年级4个专业的研究生,虽然研究生总体人数不多,但日常管理工作细致琐碎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很难更好地顾及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和更高层次的服务。
二、研究生辅导员的角色定位
研究生在高校中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平均年龄较大,知识结构多元化,社会阅历较丰富,有独立的思维和处事方式,这些特点决定了要采取适合研究生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而要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辅导员首先应该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明确角色,理清职责。
1.做研究生的朋友和知己
研究生群体有其特有的问题与困难,同时要面对学习、科研、就业、恋爱或婚姻、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压力,因此研究生辅导员不能仅仅停留在与学生建立师生关系的层面,更应该与他们进一步成为朋友、知己,将教育方式从上对下的说教方式转化成为平等的引导方式,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笔者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担任研究生辅导员,所带的研究生很多时候将笔者看成是他们的师姐,所以在工作中很容易和研究生像知己朋友一样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深刻地感觉到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对全面深入了解研究生的情况和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
2.做研究生学术上的探讨和交流者
科学研究是研究生在校期间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作为研究生辅导员,要想与研究生进行深入交流,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就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在学术方面有所专长,才能更好地让研究生信服,从而有助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笔者在工作期间,始终没有放弃本专业的学习和科研,因为所带研究生(农学)与自己所学专业(管理学)分属不同学科,为更好的与研究生交流,对他们的学习进行指导,笔者经常向学院的导师学习请教,了解农学领域的科技前沿知识,掌握学院每位导师的科研情况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的内容和实验进展。如此不仅与研究生有了更多交流的话题,而且对他们应如何规划研究生三年的学习、实验、论文写作也能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3.做研究生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这样描述师生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致,不为而成。”作为研究生这一高学历群体的辅导员,研究生辅导员尤其应该率先垂范,拥有良好、高尚的道德品质,用自己的言行和人格魅力对研究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研究生学习的榜样。笔者努力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严格要求自己,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从为师的角度努力向能成为研究生榜样的方向努力;在为友的角度,也通过一些交流的机会,向研究生介绍自己读研期间在学习、科研、社会活动方面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在校期间获得省级优秀研究生称号的成绩和曾担任研究生团委副书记的学生工作经历,也使所带研究生对笔者所介绍的经验较为信服,对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4.做研究生的心理咨询师
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关键是要通过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来促进研究生健康成长。据一些相关调查的结果显示,面对学习和科研的压力、就业和择业的压力、恋爱、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困扰等问题,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不容乐观。近年来,高校研究生因为毕业论文、就业或感情等问题而自杀或杀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要做好研究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就要求研究生辅导员不断加强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的学习,了解并掌握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研究生从一入校开始就跟踪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工作。为更好地对研究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在担任研究生辅导员近两年的时间里,笔者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加强心理健康辅导的能力和自身的心理素质培养,以适应工作中的需求。据笔者了解,我校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存在宿舍矛盾、实验室矛盾,毕业论文进展不顺甚至严重到无法参加答辩或答辩不通过,农科类专业就业形势严峻很难找到理想工作等情况,而这些问题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教育,则很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笔者通过经常与研究生交流来了解研究生的思想、学业、经济、心理压力等方面的情况,在学院、研究生处、导师的帮助下对本院研究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及时和有效的处理。
5.做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者
近几年,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研究生毕业寻找工作也存在诸多困难。而且研究生就业和择业有更多的问题与困难:研究生普遍年龄偏大,一般都已进入婚恋年龄,有的已经结婚生子,因此毕业择业时,还要考虑未来工作与家庭安排的关系;作为高学历群体,研究生普遍期待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工作,有时会陷入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研究生在校期间主攻科研,一般不像本科生那样重视社会实践和实习,在择业中可能比本科生更缺少相关的经历。因此,研究生辅导员应当从研究生的这些特点出发,从研究生入校开始,就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培养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在学习、科研之余积极加强社会实践和实习的锻炼;帮助他们疏解择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产生的压力和心理问题,勇敢面对竞争与挑战。我校已在本科生培养方案中专门设置了就业指导课程,但研究生还未设置相关的课程。并且学校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每学期会送申报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本科生辅导员到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指定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但对研究生辅导员,学校还没有提供相关的培训指导。由于研究生的特点,对研究生的就业指导也需要更高的水平,但由于缺少专业培训,笔者目前为研究生就业所作的也只是提供就业单位信息和就业政策的指导,还未能为研究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引导,这也成为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6.做研究生的服务者
高校坚持“以生为本”的办学思想,本质就是要坚持为学生服务。作为与研究生联系最多的辅导员,要以研究生为本,真心诚意地为研究生服务,做好研究生与学校、学院、导师、任课教师、家长之间的联系工作。从关心研究生的政治进步入手,全方面地关心他们的科研、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校提出教师对学生要有“更多关爱、更多交流和更多激励”。笔者在工作当中,认真为研究生服务,除做好常规性的工作外,主动了解研究生的需要和困难,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解决,即使解决不了的或没能很好解决的,也会及时给予反馈和说明。
参考文献:
[1]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4号).
[2]关于印发《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教工委思[2009]16号).
[3]唐玉红,范朝兵.研究生辅导员在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探析[J].南昌高专学报,2008,(2):96-98.
关键词: 国外专业学位教育 我国专业学位教育 教育启示
近年来,随着职业分化越来越细,职业的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规格、大批量、高层次的特点。专业学位的设立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积极尝试,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发展专业硕士学位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而我国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发达国家的相关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总结并合理借鉴。
1.专业学位的特性。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深入理解专业学位的特性,是开展相关的招生和培养工作的前提。从目标来看,学位大体上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学术”研究为方向的学位,另一类是以“专业”实践为方向的学位。它们分别体现两种不同的倾向和价值观念。学术学位教育以学术研究为导向,侧重“学”,即理论与研究;而专业学位教育则以专业实践为导向,侧重“术”,即实践与应用。
专业学位教育的突出特点是职业性与学术性紧密结合,获得专业学位的人是从事带有明显的某种特定职业背景的工作,如教师、医师、会计师、律师等。这些专业人士一般来说具有六个方面的特点: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责任;深入掌握某一专业领域知识;具备熟练技能及出色的实践表现;在理论、实践活动中不断学习;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判断及决策能力;整合知识及管理控制能力。
2.国外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状况。
2.1美国。
美国是世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二战后专业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已经成为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主体。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层次分为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两个层次。在博士研究生层次,全美有500多个学科领域可授予博士学位,除传统的哲学博士以外,有56种博士专业学位。在硕士层次,专业性硕士学位种类众多,建筑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硕士、艺术硕士、图书馆科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护理科学硕士、社会工作硕士等专业硕士培养规模很大。到90年代,美国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已占整个硕士学位获得者总数的55%以上。
2.2英国。
英国硕士和博士层次也按研究型和专业型两个导向培养,其教育质量基于毕业生学习产出维度进行评估。英国工程硕士毕业生学习产出分为一般学习产出和专业学习产出。英国工程博士的能力评估包括: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工业设计与社会需要的判断能力;团队精神与领导能力等。根据英国教育统计机构的统计数据,2003年至2008年期间,英国每年授予的专业学位数占授予研究生学位总数比重的75%左右。
2.3日本。
近年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专业学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日本专业学位发展过程中,显著特点是将专业学位的设置与相关职业资格准入直接挂钩。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定义,专业学位教育是以培养专业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它一般根据某一特定行业而设,而职业资格是指从事某一职业所具备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等基本准入条件。
1999年9月文部省(2001年后改名为文部科学省)修改研究生院设置基准,创设专业研究生院。2010年,日本在会计、法律、公共政策、教育、公共卫生、技术管理、知识产权7个领域设置专业学位研究生院84所。
3.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存在的问题
3.1教育规模较小。
虽然我国的专业学位教育在最近几年有较大的发展,但专业学位教育规模与实际需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攻读专业学位的在校研究生数量,仅占在校研究生总数的25%左右。
3.2社会认同度不高,就业前景不清晰。
在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心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和学术硕士相比,还是“矮了一截”。很多人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画等号,认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新出台的政策,毕业后就业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肯定会处于劣势,用人单位尚未认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3.3教师的不全适应,专业学位教育的学术化倾向。
专业学位应运而兴,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具有专业实践能力的人才由谁来培养?现在的大学教师,大都仍然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科学轻技术,以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重点还是以课程教学为主,对实践环节重视程度不够,忽视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用型要求。
3.4专业学位与职业或岗位任职资格之间的衔接不紧密。
目前,我国除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与国家“注册风景园林师”职业资格有一定联系外,其他专业学位都没有与职业或职业资格相关联。我国在《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第十条中明确规定:各专业学位所涉及的有关行业部门应逐步把专业学位作为相应职业岗位(职位)任职资格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
4.国外专业学位教育对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启示
4.1加强媒体宣传,增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认同。
利用强势媒体进行正面引导,逐步增强人们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教育的认识。要使人们认识到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自身特点: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人才理论基础扎实,实践与应用能力强;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授予相应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4.2推行人性化和弹性化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首先,逐步扩大高校对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自和灵活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属于选拔性考试,需要突出个性化的特征。高校应按照自身情况合理设置招生专业,招生考试需要更多的灵活度和自由度。其次,学习与教学方式体现灵活性。可采用多样化和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教学方式,弥补课堂教学时间和知识容量有限性的缺陷。老师可通过各种网络资源来指导学生学习,也可以采用远程教育的手段进行教学,师生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答疑和论文指导。
4.3实现培养理念与培养目标的创新。
我国高校应借鉴国外先进培养模式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树立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教育理念。在制订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计划等方面,应依据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定,做到针对性强,学有所用,多为地方培养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4.4加强培养环节,增强专业学位研究生自身社会适应能力。
培养单位要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责任意识、质量意识,要使所培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能被社会接纳,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要在培养环节上下工夫,不仅要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还要深入研究与专业学位相适应的相应职业领域的特点和需求。同时,教学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使培养的研究生不仅能很快在用人单位里成为独当一面的骨干,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独立研发能力。这样才能使用人单位充分认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才能使毕业生更具价值、更有社会吸引力。
4.5调整课程体系,将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匹配。
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匹配,就实质而言是一种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我国有很多种行业资格考试,如司法考试、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等。在研究生培养环节中将这些执业要求列入研究生培养体系中,既能让学生学到标准要求或行业规范,又能增强其取得执业资格的能力或从业能力。具体的衔接方式: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职业资格考试的优惠条件,即参加资格考试时可免除部分(或全部)科目考试。
4.6实现专业学位论文的创新。
根据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有些专业可以不要求写学位论文,而以有一定技术性、创新性和应用推广价值的调查报告、毕业设计、技术革新方案等形式代替毕业论文;有的专业适宜要求做学位论文的,论文撰写则可以以工作岗位和承担课题等为依托,使研究与工作实际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保证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和应用价值。
4.7大力加强基地建设,推广“双导师制”培养模式。
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离不开相关职业领域的支持。要加强与地方行业的联系,研究行业的特点、需求,将相关专家引入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来,实行校地联合、校企联合。培养单位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观念,重视构建一支适应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师资队伍,建立健全合理的教学科研评价体系。可聘请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担任教学实践指导,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培养;对“双导师制”中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职责进行细化,实施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Kelly,G.A.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M].NewYork:Norton,1955.
[2][美]B·R·赫根汉.文一,郑雪,郑敦淳,等译.现代人格心理学历史导引[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324.
[3]乔益华.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探索[J].科技信息,2010(13).
关键词:研究生;学位论文;控制体系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逐渐代替工业经济,社会各界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推动科技管理创新、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教育培养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若干问题,如学位论文质量下降、毕业生素质良莠不齐等。随着社会各界对研究生教育的质疑不断增多,提高质量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在校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结晶,不仅可以反映研究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要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现行的学位论文管理体系亟待优化。
目前,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探讨了如何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杨同毅(1999)将质量保障概念引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认为学位论文质量应由国家、社会和学校三方共同保障。张意湘(2003)、溥纯芝(2005)和严江(2012)指出了当前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存在的问题,如选题不合理、缺乏创新性、开题把关不严、导师指导不力以及答辩流于形式等,并提出从研究生生源质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善。陈勇和王道红(2006)认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除了要重视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还要积极采取措施保证规章制度落实,如对研究生院的工作进行检查与监督,对研究生实行弹性学制等。另外,王科(2011)认为研究生自身也应当注重提高学术水平,培养阅读经典原著的意识,恪守“原典为王”、学以致用、质量本位的理念,充分汲取经典原著的营养,切实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知,绝大多数相关研究仍徘徊在现象描述,忽略了对管理体系背后理论基础的思考。因此,本文将基于控制论视角,探讨如何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控制体系进行优化,从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的教育水平。
基于控制论的质量管理体系优化设计
控制论是现代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1948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专著《控制论》出版标志着控制论理论的形成。控制论对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对生物和生命现象的研究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哲学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童天湘, 1979)。控制论认为任何系统、过程与运动都可以看成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控制是一个十分广泛而重要的概念。一般来说,控制是在有组织的系统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以克服系统的不确定性,使系统稳定地保持或者达到某种特定状态,或者使系统按某种规律变化的一种过程(刁在祥, 王少君 & 张军波, 1998)。控制论把系统的功能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不论这个系统是动物还是机器,控制论只考虑它们的功能,而不考虑它们的其他特征(张峰, 2008)。根据控制论的基本思维方式,要先确定控制想要达成的预期目标,根据确定的预期目标来选择可行性的工具与手段,对控制对象进行控制,使受控对象达到之前的预期目标。同时,为了更好地达成目标,保证控制的有效性,可以进行信息反馈。根据控制论的观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也是一个可控的过程。我们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为目标,从开始到论文完成,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对各个阶段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最终目的。为了体现管理体系的系统性和层次性,本研究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划分为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终结控制三个阶段。
1.前馈控制
前馈控制是指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生产过程之前所需要进行的控制,这主要表现为对研究生生源质量的控制。生源质量是影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前提因素,经验表明:生源质量的高低会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造成一定影响。高质量的生源是优秀学位论文的基础,研究生生源质量下滑,不仅会降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引发外界对高校办学质量下降的思考,还会对高校的品牌知名度造成长远影响。反之,这些不良影响也给研究生招生带来不便,导致高校难以吸引优秀的生源。因此,高校应当采取适当措施,竭力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
第一,完善研究生推免制度
推免生一般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参与推免的学生一般都是各学校根据前三年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考核成绩择优确定推免资格的,相对于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选拔的考生来说,推免生具有更好的专业能力(李彩丽 & 缪园, 2009)。因此,各高校要建立完善的研究生推免制度,保证推免各个环节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采取多种方式吸引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例如:高校可以开展假期夏令营活动促进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通过活动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之后的招生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另外,高校应当加强招生宣传工作的力度,到优质生源地进行宣讲,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对于能力优秀、表现良好的本科毕业生,给予其推免生的资格。同时,对推免生的初试和复试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坚持客观公正,保证推免生的招生质量。
第二,加强研究生全国统考制度改革
自2003年以来,国家教育部加大了对研究生统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将原来的“3+2”考试制度改革为“3+1+1”考试制度,正式将复试列入了考试录取环节中,从而扩大了高校的招生录取自,为高校选拔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张意湘, 2003)。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长期存在的“重成绩、轻素质”的弊病。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部分高校在复试环节中缺乏细致的工作流程和监督机制,导致复试过程流于形式。因此,为了确保生源质量,目前迫切需要对研究生复试环节进行改革。首先,要确保复试流程的公开、公平以及规范性,复试的具体内容要科学合理,全面考察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其次,对复试小组成员进行资质审查,明确成员的具体权责;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监督小组,对研究生复试全程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复试流程的透明度。
2.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指在学位论文生产过程之中所需要进行的监控,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培养制度设计、导师指导和开题报告审核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和综合素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期间培养制度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导师的必要指导也是保证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李艳明, 2004),为了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设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途径,在论文撰写之初就要严格把关,确保过程控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第一,改革创新研究生培养制度
首先,及时修订培养方案,改善陈旧的课程设置,保证课程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高授课质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知识更新十分迅速,社会对研究生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是研究生培养最基本的质量标准(常宝英, 2008),但有些高校对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不能与时俱进、课程设置落后,导致研究生教育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这些都会使得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大打折扣。学校应该根据各个专业的特点,结合实际需求,对研究生课程进行合理的改革,合理设置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方法课程的比例,使三者协调,既让学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了解专业领域的前沿发展动态。同时,鼓励授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方式创新,引入丰富灵活的教学模式,让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学校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
其次,加强研究生的基础文献学习。基础文献学习对研究生培养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基础文献学习可以加强对理论知识的了解和巩固,丰富其知识结构,并从中学习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基础文献学习可以接触到学科发展的最新前沿领域,增进对交叉学科的了解,引导研究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研究开展提供更多的启发。基础文献学习的重中之重是要加强对国外经典文献的学习,通过阅读外文文献,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知识面,从而掌握当前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外文文献的利用能力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外文文献的利用状况是衡量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创新程度的重要标志(张意湘, 2003)。因此,高校应当有导向地加强研究生基础文献学习的力度,建立正式的文献分享机制,鼓励研究生进行文献分享和交流,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水平和学习效率。
最后,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创新性是衡量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研究生的学习不仅要注重理论基础,还要注重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高校可以通过提供创新平台、设置科技创新奖学金等措施,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这些创新实践活动能够增强研究生对学术的了解,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提升其科研水平。高校应当大力推进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研究生深度参与,通过学术交流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其科研兴趣。另外,高校还应定期邀请知名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学术探讨,从而为学位论文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建立合理的导师指导机制
一是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自身水平,明确导师的责任和义务。导师制度在研究生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导师是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姜晶玲, 2005),研究生导师的思维方式、学术作风在日常的学术辅导过程中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为了保证优质的导师素质,高校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导师遴选机制,及时将道德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青年教师引入到导师队伍中来,促进导师队伍年龄结构的优化。再则,高校应为研究生导师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鼓励导师参与进修学习,指导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然后,要明确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对导师的责任和义务要有明确的规定,导师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要给予建设性的建议,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把关。
二是注重导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指导。学位论文选题对于学位论文质量来讲至关重要,好的选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题本身就是一项创新性工作,它需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广泛的查阅文献,科学的辩证思维,发现问题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路和方法(文道贵 & 潘建红, 2008)。好的选题往往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和推敲,要对研究相关领域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选题作为一项复杂且重要的工作,需要导师的必要指导和帮助。导师应当指导研究生通过资料查找和信息搜集,了解研究问题的最新进展,启发研究生的创作思维,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另外,导师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结合研究生自身的能力和特点,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参考。
第三,建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对学位论文选题阶段的工作总结,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作为学位论文撰写的一个重要环节,高校要加强对开题报告管理,建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高校可以举办相关专题讲座,为研究生传授开题经验和写作技巧,避免开题中存在失误。可以根据专业的特点,对开题报告的格式进行统一规范,如开题报告的内容可以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内容、预期达到的目标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责成学院组成开题报告专家组,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检查和评价,并给出具体的意见。对于审核合格的开题报告予以通过,对于审核不合格的也要给予意见,修改后再进行审核。
3.终结控制
终结控制是指对学位论文质量的成果检验,它主要表现在成果审核、答辩程序和激励机制上。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学位论文完成的必要步骤,高校通过对学位论文撰写结果进行控制,了解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进展和工作质量,对撰写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进行控制,从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第一,建立严格的学位论文审核制度
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后,需要由评审专家小组进行审核,对研究生的论文成果进行评价。高校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选取合适的指标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估,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评价制度上,建议采取导师和专家组共同评议的机制,先由研究生导师对学位论文进行评价,再采用“双盲评审”的方式交予专家组进行评价。“双盲评审”是指研究生在送审的学位论文中要求隐去研究生本人及其指导教师的个人信息,而论文评审专家也对研究生及其导师保密(刘之葵 & 周, 2007)。在综合导师和专家组的共同意见后,得出最终的评审结果,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第二,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
论文答辩是对研究生掌握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以及综合能力的现场考验,是研究生获得答辩专家小组对论文成果的审核、认定或否决的过程(刘敏, 2007)。为此,学校要制定严格规范的论文答辩程序,答辩专家小组的成员选择要保证客观性和公平性,答辩过程不是走过场,专家小组要严格按照答辩流程,通过提问了解研究生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所研究问题的掌握程度,对研究生是否能够通过答辩予以判断。
第三,建立合理有效的奖励机制
对于优秀的学位论文可以设立奖励来进行鼓励。一方面,这是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通过奖励机制鼓励后续的研究生加强对学位论文的重视,强化科研能力的培养,有利于督促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设立了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制度,但是从执行力度来看仍有上升空间,再就是重精神激励的同时也要加强物质激励,鼓励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高校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管理,从而确保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研究从控制论视角出发,优化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终结控制三个过程来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学位论文既能体现研究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反映研究生从事科研的能力,是检验研究生综合素质的主要依据。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鼓励研究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最后的成果检验,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不断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管理和优化。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B201411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2013YB3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实验教学项目(SY201429)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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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研究生;自杀现象;抗挫折教育;措施
中图分类号:G6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2-0024-04
近年来,高校研究生自杀、自残等过激行为频繁发生,引起国内诸多学者和高校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他们共同认为研究生抗挫折教育势在必行。
一、相关概念辨析及研究生抗挫折教育研究现状
(一)相关概念辨析
1.关于挫折的概念
我国学者冯江在1991年出版的《挫折心理学》一书中提到:“挫折就是俗话讲的‘碰钉子’,它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是一个人在某种动机的驱动下,在实现目标的活动过程中,遭遇到了难以克服或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干扰,使其内心的某种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紧张状态和消极的情绪反应”。[1]26张旭东、车博文认为,挫折应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从客观上看,指个体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受到阻碍或干扰时的对象和情境,称为挫折源或挫折情境;其二从主观上看,是指个体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受到阻碍或干扰时的情绪反应,称为挫折感或挫折心理。”[2]47朱玲和方鸿志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认为挫折是指“人们在某种动机的推动下, 在实现目标的活动中, 遇到了难以克服或自以为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干扰, 使其需要或动机不能获得满足时所产生的消极的情绪反应。”[3]77笔者更为赞同最后一种关于挫折的定义,因而在研究中注重整合受挫后人所呈现的消极的情绪反应。
2.关于挫折教育的概念
吴远、郝文清指出:“挫折教育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科学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有关原理,运用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结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大学生进行挫折心理的分析和疏导,提高其对大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挫折的承受能力的过程。” [4]91朱玲和方鸿志将挫折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有目的地积极引导受教育者正确认识挫折情境, 对挫折的负面反应有一定的认知, 并能采用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的一种教育方式。”[3]77
本文借鉴上述学者关于挫折及挫折教育理论的分析,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将挫折教育定义为:是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使得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具备一定的挫折识别、防御和修复能力,全面提升自身抗挫折能力的教育实践活动。
(二)研究生抗挫折教育的研究现状
1.缺乏关于抗挫折教育的针对性研究。从抗挫折教育的对象来讲:不同的人群及个体具备不同的性格特质,因而针对不同性格特质的人或群体就应该有不同的抗挫折教育方式。从挫折的性质分析:挫折可以分为长期性挫折和短期性挫折,实质性挫折和幻想性挫折,轻度挫折、中度挫折和重度挫折等。有些抗挫折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忽略了对教育对象及受挫程度的了解,只进行了泛泛的抗挫折教育,因而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
2.缺乏关于抗挫折教育的可操作性研究。抗挫折教育的核心特质是具备可操作性,一些抗挫折教育理论虽然表述合情合理,但在实施中却存在弊端,未能充分考虑实施的条件和资源,只是单纯进行理论的累加和堆砌,因而缺少在真正实践教育中的可操作性论证及研究。
3.缺乏关于抗挫折教育的整体性研究。国内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挫折教育的理论和实施办法,但多数是分散的、阶段性的,还未能从整体上给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表述和应用方法,因而影响了教育效果。
二、研究生挫折心理的表现
(一)紧张焦虑,情绪低落
一些研究生在遭遇挫折后,首先表现为个人情绪低落,随之呈现出紧张焦虑、焦躁、压抑、不安、郁闷、愤怒等一系列较为持久的负情绪反映,进而伴有强烈的挫败和自责感,对待周围的很多事情都失去兴趣。反映在生理上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失眠、盗汗、头痛、食欲缺乏、心悸等症状,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与学习。
(二)放大痛苦,接近崩溃
受挫后负情绪长久无法得到正确的排解或发泄,痛苦的逐渐累加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良后果。多数研究生本来生活和社交范围就有限,而在遭遇挫折后自尊心和骄傲促使他们更愿意自我封闭,甚至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连续的自暴自弃,片面夸大自己的主观失误,深陷悔恨和痛楚中难以自拔,这样的状况持久发展下去,让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工作中注意力不集中,频繁出错,精神恍惚,几乎接近崩溃边缘。
(三)失去理智,行为极端
有些研究生在遭受了突发和比较严重的挫折后,神经极度敏感且情绪过分激动,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就会迁怒于他人,将负情绪发泄到老师、同学、家人甚至毫不相干的人或物身上。即使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引起他们过度的反应和情绪失控,更有甚者认为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回到从前了,挫折不能克服,前进缺乏动力,不顺利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已经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及时的帮助,为求解脱而做出如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
三、研究生挫折心理的成因
(一)内在因素
1.性格差异
“‘性格’一词首次被希腊哲学家提奥夫拉斯塔使用时,是用来描述人的特征的。在心理学中,所谓性格,就是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既包括行为的方式,也包括行为的动机和内容。”[6]106很多心理学家又将性格进行了不同分类,当不同性格的人遇到同样的挫折的时候,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依据瑞士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荣格的性格分类,我们可将性格定义为内倾和外倾性格两类。外倾性格的人通常勇于面对挫折,选择坚强地度过;内倾性格的人普遍内向懦弱,很难承受挫折带来的打击,选择了逃避甚至自杀。
2.认知偏差
认知理论认为:“任何心理障碍都伴有认知问题。非理性认知的典型特征为:绝对化要求,过分概括化,糟糕至极,任意推断,选择性消极关注,消极情绪推理及个人化等。”[7]52从上述理论中得出:带有认知偏差的个体很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尤其是当个体遭受到挫折和困难时。从研究生自杀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不同的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研究生阶段,学习和生活的方式与本科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时常以优等生自居,没有认清新的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任务以及全新的人际关系,仅仅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却没有学习他人的长处,也没有脚踏实地地付出努力,这种主观的非理性认知偏差的存在,使其一旦面临突如其来的挫折时,就很可能带来难以恢复的挫败感。
(二)外在因素
1.学业压力
学业是研究生阶段最为重要的任务,它包括专业课的学习、科研工作以及相关论文的发表等,以及学习内容繁杂、考核要求严格并且关系到能否顺利毕业和未来的就业前景等压力,因而被绝大多数研究生视作“生命线”。同时,这也就成为了他们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压力来源,研究生自杀的原因也多源于此。很多研究生从读研的第一天开始,他们的生活就是往返于实验室和宿舍,几乎没有了其他的私人空间,小心翼翼努力完成学业任务,即便这样还是担心自己的学业不能达到毕业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苛刻的学位管理制度,使得他们要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几乎要同时面临毕业论文盲审、撰写研究报告、评估科研成果等学业任务,长时间神经紧绷,又经常熬夜,作息时间不规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一旦遇到重大挫折又不能及时调节,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会瞬间断裂,从而选择自杀以寻求自我解脱。
2.就业压力
客观地说,近几年国家总体的就业形势是比较严峻的,特别是伴随着每年数以百万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到找工作的队伍中来,他们虽然比大批本科生在学历上高出一个层级,但情况却不容乐观。甚至很多用人单位在岗位聘用时认为,研究生在年龄和业务水平上不及专科生和本科生有优势,致使研究生就业情形较为尴尬。此外,随着研究生教育成本的增加,他们自身对于前途有了更高的要求,迫切想进入更为优越的工作环境,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回收读研期间的教育成本,同时也希望回报父母,给家人创造更为优越的生活环境。然而,就业市场的现状和研究生自身实践及专业能力的欠缺,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面对就业上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导致他们产生了受挫感,甚至因为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而选择自杀。
3.家庭压力
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无论是在人力还是财力上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而继续为孩子提供研究生教育的家庭势必付出更多的教育成本。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使他们对子女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希望,甚至有些贫困家庭幻想孩子研究生毕业后立刻就出人头地,尽快为家里带来不菲的收入,以便回收教育成本,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如此情形,免不了家长会不同程度地对孩子施加压力,敦促他们一定要找到好工作,将来过上让人羡慕的优质生活。家庭带来的压力不断渗透到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中,他们害怕回家时面对父母期盼的眼神或喋喋不休的唠叨,心理压力的负荷与日俱增,甚至因此而很少回家。家庭的压力像一根潜在的导火索,如果没有及时找到应对策略,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四、研究生抗挫折教育的措施建议
(一)正视挫折境遇,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树立正确挫折观是进行研究生挫折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研究生抗挫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者要增加相关挫折理论教育,从教育内容来看:“包括挫折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关于挫折的基础知识、挫折的认知、挫折反应、挫折疏导等。”[8]19
首先,要让研究生明确人生是漫长且复杂多变的,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步入社会,在学习、工作和人际交往方面都可能会身处逆境。因此,应当认识到在追求个人目标时,遭遇挫折是很普遍的现象。
其次,要让研究生从辩证唯物主义观出发, 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一方面挫折会给个体带来消极的情绪体验,打击个体成长;另一方面,挫折又具有磨砺机制,可以使个体的身心得到磨炼,培养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勇于战胜困难的信心及力量,增长经验和才干,提高其在逆境中的适应和生存能力,从而不断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二)增强实践训练,构建研究生心理防御及修复机制
丰富有效的实践是构建个人挫折防御及修复机制的重要途径。心理防御机制是“挫折发生后人在内部心理活动中所具备的有意或无意的摆脱挫折造成的心理压力、减少精神痛苦、维护正常情绪、平衡心理的种种自我保护方式。”[9]87
学校是实施抗挫折教育的主体,学校通过组织任课教师或其他教育者,如辅导员等,通过合理创设挫折情境,对研究生进行适当磨炼,有助于其心理防御机制的建立。挫折情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课堂教学中,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分成多组,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最后采取小组对抗的形式汇报研究结果,促使他们主动克服学习困难,完成科研题目。同时教师应要求他们就同一问题反复深入研究,不断接近理想目标,以此磨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增强其在学术研究上的抗挫折能力。在成功构建心理防御机制后,构建个体在挫折后的自我修复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挫折过去后,一些经历了挫折的个体往往心灵上产生阴影,设置一些心理学课程,让个体学会运用心理学中的自我安慰法、心理调适法、意象疗法等,可以摆脱挫折带来的负情绪困扰,恢复正常生活和学习状态。
(三)综合多方因素,创造和谐轻松的生活环境
抗挫折教育的顺利实施和构建,除了研究生自身相关能力的提高外,还要协调好外部因素,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的努力,创造和谐轻松的环境,以便提高其抗挫折教育的效能。
从家庭方面讲,家长应该及时发现孩子身上细微的情感变化,并找到适当的沟通方式,让他们把积压的负情绪体验及时发泄出去,而不是一味地向他们施加压力。通过温暖他们的内心,调节他们的情绪,使得他们重新获得战胜挫折的勇气。从学校方面讲,在严格要求研究生学业的同时,更要加强研究生的抗挫折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要让同学之间创造互帮互助的友爱氛围,当周围同学遭遇挫折时,能够通过同学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尽快走出困境,重建阳光心态。从社会方面讲,面对严峻的就业挑战,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和制度,努力创造更为公开、公平的就业环境以及和谐的成长氛围,开辟多方渠道,提供就业和实践的机会,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实践经验,为研究生就业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支持。
总之,学校、家庭、社会及个人等多方面因素,需要协调统一、步调一致、形成合力,从而共同打造出健康、阳光、坚强的新时代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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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学科于1920年由欧洲传人中国,最初来自和萧友梅等人的介绍。笔者曾发表过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综述,涉及源流,在此不赘述。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与教学现状是:基本上沿用从西方引介来的“音乐美学”,而“中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各教材中的章节和举例,只占小比例。现有的音乐美学教材(包括本人的《音乐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音乐美学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概要”一节中。、显然,西方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完全空缺。据陈自明教授介绍,印度的音乐美学思想很丰富,但混杂在其舞论中。笔者曾经打算和印度驻华教师高兴(中国名)一道翻译相关文献,但是至今未能付诸行动。几次参加世界民族音乐研讨会或学院的世界音乐周活动,获取了一些音乐信息,但其中的音乐美学内容尚需揣摩。从研究人员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者不占多数,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研究者几乎没有。就现有综合情况或条件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加强本土音乐美学研究。蔡仲德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从音乐实践中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是因为他本人的研究主要以文字史料为对象。这样,一方面中国音乐美学内容少,另一方面这些内容又多为文字史料的梳理和阐释。从音乐实践人手的研究,目前虽然尚未取得像从理论人手的研究那样丰富甚至系统化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重要进展,例如对古琴“表演美学”的研究等。从实践角度对既有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例如对“大音希声”、“天人合一”等的体悟结果(今人关于这些体悟结果的表述很少)。也许这些成果还不足以构建出“中国音乐美学”,但是它们已经与西方的感性论、人本主义的“审美主体一对象”有所区别(这些成效放在后文再述)。显而易见,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跟音乐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看。
从整个学界和教育界看,西方音乐理论无论新旧都是我国音乐创作、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训练的是适应西方大小调体系的耳朵;“音乐”以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纯音乐作为典型,因此才出现“自律”“他律”、“存在方式”等的种种争论和话题;欧洲作曲“四大件”成了创作和分析的几乎唯一的工具。总之音乐技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离开了西方技术和理论,国人几乎无法作曲和分析音乐,甚至无法言说音乐。郭文景曾经立誓创作一首不受西方影响的作品,经过努力终于放弃;陈其钢也曾呼吁“走出西方现代传统”,但是至今似乎没有产生足够广泛的影响。整个社会仍然处于后殖民状态:音乐厅上演的曲目、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教育采用的学科知识,多数还是西方的内容,尽管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呼吁建构“中华乐派”(有些地区也提出以区域命名的乐派,如“草原乐派”、“福建乐派”等),但是从寥寥无几的理论成果看,仍然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参照;这些难得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反而惹来不少微词。当然,其做法确实存在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学派”究竟应该在出现瞩目成果之后被社会“赐封”,还是先打出旗号再下功夫出成果?中国音乐体系是否要参照西方技术和理论体系来建构?等等。在现代思潮中,还有一股强大力量,即“科学派”。科学派强调客观认识方法和客观知识的获取,典型者如音乐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借助现代设备来测量音乐影响下的人体反应,获取这种反应的数据,如脑电波、心律、呼吸、皮肤电的数据等。但是同一套数据可能对应两种甚至更多种心理现象,这样一来实验采集的数据有何意义便成了问题。这就引发了相关的思考:精神领域或艺术领域的“科学”应该怎样定义,其尺度应该如何确立?在全球认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的语境中,人文科学的尺度或音乐文化的科学尺度为何、何以成立?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
从学术活动看,近年来“多元音乐美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讨逐渐升温。2009年10月17―19日,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音乐美学笔会就以“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审美价值”为主题。2012年12月2日由华南师大音乐学院承办的音乐美学笔会,议题包括中国音乐美学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资源发掘和个案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年会,至少从第7届(2005)开始,每届都设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专题。2008年11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第8届年会,第3个议题为“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2011年11月25―27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了第9届年会,以“现代性进程,多元化语境,跨学科策略与当代中国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与相关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及于润洋、赵宋光、蔡仲德、茅原、王宁一、张前等著名音乐美学家学术思想”为主题。仅2014年,就有三次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专题的全国会议。2014年5月10―1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暨蔡仲德十年祭”学术研讨会,主题有四方面:中国传统音乐文献的美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美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研究;蔡仲德学术思想研讨。2014年3月30日由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和居庸书苑主办的“《溪山琴况》的当代阐释研讨会”在京举行。2014年9月27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可思的声音世界――罗艺峰教授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高端论坛”。这些会议都集中探讨了中国音乐美学问题。
中国音乐美学史教学,其内容有赖于该领域的科研成果。如上所述,蔡仲德在文献梳理和注释上做了大量基础、体系化的工作,还有很多个人研究成果。蔡仲德身后,学者们继续前行。在理论方面,大家尽力拓展蔡先生未及或未选择的范畴,例如“佛家音乐美学”、“天”“气(牛”等核心概念,以及新文献史料的研究,如《文子》、帛书《老子》等。罗艺峰近期出版的《中国音乐思想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中就有许多新文献史料的发掘,还开掘了新范畴如“音乐占候术”等。蔡仲德先生曾经跟笔者交谈,指出《乐记》“乐本篇”的逻辑链条“物―心―声―音―乐”之前还有一个带括号的“天”,意指“天”在古人那里是第一位的。笔者因此撰文《从知声、知音到知乐》(《福建艺术》2005年第2期),在这个链条前加上了括号的“天”。罗艺峰的专著对“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些成果都逐步进入课堂教学。还有一些学者、出版社的科研项目与此相关。如王耀华、方宝川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由国家图书馆陆续出版(第一辑14册出版于2011年6月);叶明春负责的《蔡仲德文论全集》基本完成,《音乐美学通识教材》和《中国音乐美学史简明教程》的编写也已初见成效;上海音乐学院洛秦主持立项、王小盾担任主编的《中国乐论》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代及现代8卷,其整理和集注工程浩大,正在完成中;新近王次葜鞒值墓家科研项目“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正在进行中;人民音乐出版社等也有新的相关出版计划。这些成果将陆续被纳入教学,成为教学和科研中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人才培养上,迄今已有多所高校设立了音乐美学专业,每年都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并都有毕业生走向社会,在各地各单位发挥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作用,这些都有目共睹无须赘言。中央音乐学院本科音乐美学课程有3门,即音乐美学基础、西方音乐美学史和中国音乐美学史,至少各上1个学期,音乐美学基础曾要求上1个学年。研究生有一门“音乐学历史与现状”,其中有“音乐美学的历史与现状”,上4周课。这些大课之外,由导师指导学生学习。笔者本人在一对一专业课中,按照学院要求和每位新生一道确定阅读书目,除了音乐美学经典之外,还要求学生研读新出版的文献。在中国音乐美学教学方面,继蔡仲德之后,李起敏、苗建华等接力从事大课和专业课教学,招收硕士、博士生,现在又有新博士留校担任这方面的教学;王次熠身为院长,除了担任本科音乐美学基础课教学之外,也招收传统音乐美学研究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有的毕业分配到其他院校或研究机构工作。外校担任或兼任中国音乐美学教学和导师工作的有罗艺峰、修海林、叶明春、刘承华等,不一而足。有些不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在指导学位论文时,也鼓励学生做传统音乐美学方面的选题,这些学位论文将不断出现在学术界,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前文已经涉及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此进一步集中概括和分析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关于感性学。1750年鲍姆嘉通提出“感性论”,在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时期是难得的,尽管他把感性论定为“低级认识论”。从实践上看,理性处于中心地位的时期,感性活动尤其是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活动一直很繁荣,客观上满足了西方人的感性需要,也平衡着理性统治的世界。但是自1920年传入中国以来,在被翻译成“美学”、“音乐美学”的同时,“感性”被削弱甚至丢弃。这一方面跟几千年乐教传统有关,另一方面跟战乱时期政治家推行文艺“工具论”有关。
至今,在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和教学领域,感性论依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以认识方式来讨论审美和进行审美教育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其原因依然跟国家意识形态、东欧美学思想有关。后者坚持音乐反映现实的“反映论”美学思想;从音乐特殊性出发,提出“间接反映论”,即音乐通过表现社会人的情感来反映现实(需要注意的是,同其他文论一样,作者的论述往往被“中国化”,突出了其中的某些“可用”的东西)。因此,他律论的“情感论”美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情感论并非仅中国音乐学界和音乐教育界强调,西方音乐哲学美学界也如此。即便是20世纪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美学重要流派如符号学、分析美学等,也从不同角度竭力探讨音乐和情感的关系。符号学将音乐视为抽象情感的符号,分析美学中某些学者如戴维斯,认为音乐表现了情感外观。事实上很多音乐确实是表现思想情感的,很多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也如此。问题是,那些自律论的作曲家和作品在中国不被正视,只在音乐史和作曲技术教学、学术论文中出现,其成果占很小比例。
从欧洲到中国,从感性论到美学,从工具论到反映论和情感论,这些转变背后,有很深的历史、社会原因,到了今天,原来社会语境中的话语,变成了学术话语。“民族性”如此,情感论也如此。问题在于,情感论将聆听音乐导向了音乐认知,也即用认识方式代替审美方式――听音乐是为了把握其中表现的情感,而把握情感则需要了解历史背景、作曲家生平和创作意图等等。在中国音乐学术领域,“感性”往往被等同于“感官”。因此,强调感性往往被当作追求“感官愉悦”,被视为“肤浅”。在感性问题上,第二代音乐美学家如韩锺恩、邢维凯、周海宏等,都从学理上作过很多辨析和维护。在笔者的研究和教学中,也把感性作为美学的门槛,指出只有抓住感性才能抓住美学要旨。笔者认为,感性和理性一样属于精神范畴;感性活动和理性活动一样属于精神活动;感性活动的特点在于感官参与,但却不是感官活动;从艺术创造看,感性更能反映人性(动物也有理性,只不过没有人类发达,但性质一样)。心理学研究成果完全支持这些论断,例如最基础的刺激一反应模式,心理学指出刺激需要经过大脑的作用才使人产生反应,不赘述。因此,音乐美学要真正在中国建立,首先要还原它的感性论性质。
进一步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作为感性学分支的音乐美学的任务。在笔者看来,过去是有美无学,现在则是有学无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美学学科,却有关于音乐美的论述。引进了美学之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音乐美学真正开始学术研究,重心却不在美与审美规律的探讨上,而是纠缠在音乐与情感、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上。笔者在音乐美学课堂上经常提出一个问题:音乐是否表现情感与是否美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是否表现思想情感的音乐一定是美的?为了表现思想情感,音乐一定要美吗?反过来,美的音乐一定是表现思想情感的吗?诸如此类。在审美的感性与理性关系的问题上,一直以来困扰着学界。以往的审美理论大都按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规律来论述,强调聆听音乐的最终任务是在情感体验之后的哲理反思,获得某种认识。多年前笔者就将这种“审美”目的论比作让音乐不在审美领域当巨人而在哲学领域作矮子的“馊主意”。情感论加认识论,而不是感性论加愉悦论,目前这样的情况还很普遍。审美愉悦,生命的一种高峰体验,是人类长期身心进化结果的表现,却被当作低级感官享受受到贬斥,至今如此。
其二,感性学的范围。笔者在《音乐美学基础》教材的“序论”最后部分指出,音乐美学学科发展问题集中在“音乐”和“美学”两个方面。前者即什么“音乐”的美学,问题在于自音乐美学从西方传人至今,“音乐”指的是西方概念的“纯音乐”或“绝对音乐”,即器乐。正因如此才有“自律”、“他律”及各种相关问题。而“美学”中概括的各种“规律”,也是这种以纯音乐为对象的静态聆听方式的“美与审美”规律。在这样的审美关系中,音乐是审美对象,人是审美主体。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是西方人本主义语境和范畴的“囊中之物”。显然,音乐美学中的“音乐”尚未涵盖全球范围(这本来就一直如此);我们的“音乐美学”一直处于中西关系的思维格局之中。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音乐美学,其中概括的“基本规律”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无法证明。因为这种判断必须由全知者来进行,但是没有人通晓世界上所有文化中的音乐。按照英国分析美学家斯克鲁顿的看法,音乐是“第三物性”的事物,即文化属性的事物,而不是第一物性(物理属性)和第二物性(感知属性)的事物,文化差异造成多元音乐现象,要了解一种文化中的音乐,就必须深入其中。笔者认为对某种音乐的“知”,包括亲历的“知”和学理的“知”,前者尤为重要。显然,对每种音乐文化的了解,需要耗费相当时间。例如印度人所承认的了解他们的传统音乐的西方音乐家,都曾在印度生活十几二十年。即便是印度本土的孩子,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练习才能为人表演。人个体寿命有限,无法做到对世界所有音乐文化的全知。西方人概括的是西方器乐审美规律,我们似乎也这样做过。笔者认为,现在我们的音乐美学可以解释西方概念的三种艺术音乐,即美的、不美的和反美的。其中,美与反美是国际学界通用词,而“不美”则是笔者的命名,指理性设计有序而无法感受到的类型,例如序列主义特别是整体序列主义的音乐。但是,我们的美学没有研究西方民间传统音乐,也没有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更没有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传统音乐。这里有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民族传统音乐并非以审美为主要功能。但是据了解,所有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都有专供审美的音乐,或者说有专事音乐审美的活动;几乎所有音乐都不同程度具有审美性质,即便是完全属于实用的音乐。康德式的审美与实用的划分,对今天依然有影响。此外,艺术学关于“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原始艺术”只有经过加工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以此尺度来衡量,原生态民族传统音乐便比不上艺术音乐,审美含量不高。当然,目前这种看法正在改变,民族传统音乐越来越多地被搬上音乐审美的餐桌。
其三,关于音乐美学课程标准。迄今,各级音乐美学教学尚未严格论证课程标准。2l世纪教育部开始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普通学校教育改革,设置课程标准,从实验稿到定稿,从实验基地到全国中小学校,可谓轰轰烈烈。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主次熘主持的“专业音乐院校教育改革”重大项目也已顺利结项。由于目前该成果尚未正式发表,因此笔者在此只谈个人看法。据了解,迄今各院校的音乐美学教学,大都限于现有的音乐美学教材,而各位导师布置的阅读书目,各有不同。在各校音乐美学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学生一样,被要求修满学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音乐类和非音乐类等课程。就中央音乐学院而言,音乐美学学生的专业课由导师教授,内容自定;必修课和选修课都是公共课。必修和选修课的设定,通常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即根据既有教师开课。记得十年前,在一次音乐美学教研室开会时,新老院长和书记都在场,笔者曾经“捅娄子”说了上述那些话,现场突然鸦雀无声,后来还是书记打破静默,问身边的张前教授是否如此,张老师点头。事隔多年,情况并没有变化。当然,笔者相信各位导师的能力,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多年积累具备了良好知识结构;这些成长的经验,加上后来的日积月累,必然给学生提供一个样板。不过,从教育学角度看,课程标准的设置具有基础意义,也是学校教育的规范性的要求。当然,从全然实用角度看,课程标准提供方向、思路和具体教学做法,对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说来,音乐美学学士、硕士、博士应该具有什么知识结构,具备哪些能力,是需要论证的;根据论证结果,该开设哪些课程就开设哪些课程,而不是能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或只开什么课。
三、关于研究与培养人才的思路
2007年11月,第7届全国音乐美学年会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期间的一个夜晚,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安排了一个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见面会,议题是导师想向研究生们说的话。笔者在那里提出了音乐学治学和学习的“四大件”――体验、阅读、思考、写作。从此我经常向学生提这个“四大件”。现在,笔者想在此用书写正式阐述它们,作为包括音乐美学学科在内的音乐学各学科的建设、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的思路。以下仅围绕音乐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话题来阐述这四个方面。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直接涉及于润洋教授音乐学治学精神的“六关系”,即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思想、本门知识与相关知识、经典知识与前沿知识、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前三者是于润洋教授一贯奉行的,后二三者是后来加上的。我做了一些概括。
其一,体验。包括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田野等所有跟音乐有关的实践活动的体验。只有深入实践体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感受经验,才能搞好包括音乐美学在内的音乐学研究。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题中之意。在《实践论》里谈到这一点。目前我们的学生从小是琴童,有单项乐器的表演实践,个别有两项乐器的实践,很少有多样乐器的实践。听赏方面多接触西方古典浪漫的作品,很少接触早期和现代作品,这跟音乐的音像出版物少有关;本国音乐中,多接触的是新音乐,少接触传统音乐和新潮音乐;全球音乐中,多接触的是流行音乐,少接触世界民族音乐。出于个人审美需要,当然只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作为音乐美学的学生,好听不好听都应该听。就前者而言,笔者特别关心沉醉的体验。中央音乐学院入学考试笔者时常爱问考生:有你最喜欢听的音乐吗?如果一生都在搞音乐美学,却从没有或很少音乐沉醉的体验,只记住了书本上的东西,或者只具有高超的作品分析课和视唱练耳课训练出来的音乐结构分辨能力,那么能期待这样的“研究者”写出怎样的论文呢?此外,笔者认为他们最缺音乐创作实践,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不同程度存在着“没有音乐的音乐学”现象。作曲家反映不爱看这样的文章,是有道理的。其实,学者们受限于条件,也很少接触世界民族音乐。就本土传统音乐而言,除了民族音乐学学者,音乐美学学者也接触不多,更少有对其做深入研究。笔者曾提出“自身田野”的命名,指研究者对自身经历的研究。即便如此,多数音乐美学学者也没有多少传统音乐方面的经历。学生们绝大多数从学校到学校,更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如果要研究多元音乐的美学问题,就需要深入田野去获得各种相关体验。目前有一种体验很难获得却又不得不去体验的,那就是“天人合一”。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特别是文人音乐美学、“佛教音乐美学”之类,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恐怕难以有效阐释古人的相关言论。
其二,阅读。很多学者特别是海归学者都指出,中国学生阅读量太小了。这里除了数量之外,还涉及阅读范围。通常音乐学者和学子多读本学科的文论,少读大文化类的文论。为此于润洋教授提出两个关系的处理,一是本门知识和相关知识,一是既有知识和新知识。前者关系到一位学者或学子的知识结构,后者关系到他们的知识更新。旅澳学者杨沐几乎每次回国都要谈到知识更新问题,并且不断给国内音乐界带来新的国际学术信息。留学西方或者香港回来的学者或学子都对学习期间大量阅读深有感触。大量阅读至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学习知识、扩大知识面,产生宽阔而深厚的知识结构;一个是了解学术动态,从而把握学术创新方向。在于润洋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笔者通过主编“十一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西方现代音乐美学》,联合几位年轻学者一道工作,梳理了一些新出现的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包括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美学方法论(达尔豪斯)、音乐教育哲学中的美学、音乐批评中的美学、现代音乐表演美学等。还有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暂时没有充足的音乐方面的内容,未纳入新教材中。但是,笔者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做“音乐审美环境”研究,相信今后环境美学等也能纳入音乐美学领域。近年来新音乐学引入国门,受到较为普遍的关注。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音乐美学、社会性别或酷儿理论视角的音乐美学研究等,已经成为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这些新知识都已纳入专业课教学中,当然,也许尚未普遍如此。笔者对学生提倡读书采取“同心圆”模式,即以本门知识为核心,按照疏密关系选择阅读资料来研究。以音乐美学为核心,可以这样建立同心圆阅读资料,依次为音乐学相关学科、普通美学和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声学等、哲学/自然科学哲学。如果再扩展,还可以纳入更多的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在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开始了具体的有目的的同绕选题的研读。这时候尤其要注意最新学术成果的信息。
其三,思考。没有思考,阅读的信息就不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没有思考,就不会有学术创新。思考不能“无米之炊”。以往所有体验和阅读的积累,都是思考的材料。最令导师们伤脑筋的是学生不具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表现在不会选题。笔者本人就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从许多答辩情况看,笔者往往能从学生的论文选题中看到导师的影子,即被时间所迫,导师不得不从提醒、启发到直接提供选题。这也许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问题就在于学生缺乏思考,缺乏长期关注学术动向,缺乏独立科研的能力。笔者建议学生在阅读的时候就要积极思考:首先要真正了解作者文论所表达的东西,同时要具有批判意识,随时提出疑问,然后及时把问题记在本子上。笔者本人学习期间一直习惯作读书笔记,并因此受益良多。有些阅读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东西,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记。这是很多学者都有的经验。关于批判意识,许多导师都有这样的要求。例如蔡仲德教授,他寄语年轻学子的三句话是:要有独立人格、要有批判意识、要有创造能力。周海宏教授也经常对学生提出要保持批判意识的要求:无论作者多有名气,阅读他们的文论始终要有批判意识;他人的观点需要审察,不能直接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重要的是,思考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结合的原则。应该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如果不顾历史,只从逻辑上思考问题,往往会陷入逻辑游戏或语言游戏之中,难以提出有真知灼见的观点或看法。而如果不顾逻辑,只在历史的海洋中“捞”细节,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难以跳出来抓住实质问题。在一些学位论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知识梳理很细致,但是缺乏思想。蔡仲德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对笔者说:现在培养的主要是掌握知识的学生,而不是能产生思想的学者。要改变这一点,就要培养勤思考的习惯。
其四,写作。笔者个人的体会是,体验、阅读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再动笔,就能写出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音乐美学基础问题和理论应用(如评论)的写作上,涉及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这个最大的难题。常话说,语言终止之处就是音乐的开始。事实上所有感性、超感性或非理性的体验如审美体验、宗教体验、情感体验等,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这是常识。西方传人的感性学,研究对象是音乐美与审美的规律,或者是以听觉为核心的感性需要和满足的规律;音乐实践中的美学问题,如音乐创作、表演、美育、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美学问题;相关历史,即音乐美学学科历史、自古以来个民族文化中关于音乐美和审美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感性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常常涉及两个方面的文字书写,一个是描述音乐,一个是描述音乐感受。显然,没有这些描述的专业术语系统。于是,人们不同程度地“无奈”地采用了隐喻方式,也就是文学方式。而“文学性描述”又受到不专业的否定和排斥,甚至严厉批评。其实那样的描述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用“运动”、“欢快”、“哀伤”之类的隐喻,也只能用“运动感”、“欢”、“哀伤感”之类的描述,后者表明那些描述词语的所指并非音乐本身具有的东西,而是听者的感受,属于“唤起理论”。这正是分析美学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戴维斯在《音乐的意义与表现》一书中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音乐本身是隐喻的,还是描述音乐的语言是隐喻的?作者排除了前者。就后者而言,作者认为情感术语的隐喻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在批判了自律论、符号学、表现理论和唤起理论之后指出,音乐本身具有音乐的外观。国内音乐学界有四种分析模式,即作品结构分析、社会历史分析、音乐学分析(于润洋)和音乐学写作(韩锺恩)。它们都用到技术术语、认知术语和情感术语,但比例不同。结构分析多用技术术语,社会历史分析多用认知术语,音乐学分析均用各术语,音乐学写作多用情感术语和文学描述。四者都用到隐喻。所谓“音乐学写作”,是韩锺恩教授提出的“音乐审美分析”。他指出,音乐美学的分析,应该有别于其他分析,应该是对感性的分析,否则就没有学科存在的理由。由此提出了第四种分析模式,并借于润洋《悲情肖邦》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两个音乐学系学生交流之际,带领后者的学生亮相音乐学写作模式。但是结果被当作回到了非学术的文学描述时代,迄今未见新的举措。笔者并没有新良方,但是认为感性分析是音乐美学写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分析哲学美学成果可以借鉴。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档案学思想
自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1947~2014)先生就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所提出的“后保管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范例的转变、“四个档案范式”、档案记忆建构,以及他进行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档案学思考,都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引入,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导向。作为一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档案学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库克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应是国外学者在我国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位,其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挖掘。这里,仅就库克先生的档案记忆建构理论和思想作一提炼、解读和分析,以纪念这位思想前卫、富有社会洞察力的前辈学者。
1 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的重要学者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作了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主报告(简称特里・库克的“十三大报告”),报告一开头,他就援引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政府提出建造“记忆宫殿”这一历史典故,指出今天“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并提出了记忆宫殿建造的一系列问题:
“回顾自身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1]
在库克看来,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等学者的观点说: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而非洲档案人员也在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存以口述形式记录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成熟期’”。因此,他以记忆为牵引,阐述了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通过回顾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引发我们思考、探索档案工作者如何“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类记忆的“殿堂”。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记忆属性和功能的阐发虽非久远,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已经出现。国外较早作出档案记忆论述的,要追溯到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我国将档案作为记忆来看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对档案起源的论述。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践,要求彼此交往,当时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述和交流思想与经验。但是语言不能远传,也难记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为适应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人们就开始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结绳和刻契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进入80年代后,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将“延伸记忆”作为档案的文化表现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档案起源论中关于结绳、刻契为人类记忆辅助系统的思想,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2]但这些论述只是对档案功能的一种观念表达,并未进入学理性层面。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3]但真正进入进行论述并提出思考的只有库克的报告。纵观近20年来的档案记忆研究资料,仅就笔者所见,也以库克的“十三大报告”及其后的相关报告为较早。如2000年在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上作的《超越屏幕:文件连续体和档案文化遗产》报告;200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上作的《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报告等。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库克先生是档案记忆研究的开山鼻祖,但作为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重要学者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研究引发了档案学界对档案记忆问题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深化。
2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的要点与表达
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对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提炼如下:
2.1 “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在档案是不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学者还存在疑虑,或认为档案只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不是社会记忆本身;或认为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但不能成为社会记忆;或认为社会记忆是活的,而档案文献是死的,等等。而在库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就将档案视为社会记忆。在“十三大报告”中,他用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的话说,“档案里包含了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在《档案馆、档案、权利:现代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他强调“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没有档案,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档案挽救了这些损失,档案包含了已经消失的证据,这在现代社会尤为贴切……档案仍是理解历史的基础,对我们的经历、认知、叙述予以证实。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4]
对档案记忆,库克赋予了它崇高的价值和意义,把它和民众的根源感、归属感联系起来,认为“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5]为此,档案人员“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6]库克的这些论述已得到档案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并已产生现实性影响。
2.2 “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档案在社会记忆之中,既是社会记忆的独立形态,又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单纯从库克这句话的表述上看,并不能体现出其中所潜含的档案记忆思想,因为,社会记忆本身就不能局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不过,结合库克的原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不能仅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而应有更为广泛的档案文件记录。
库克在论述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法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最初的档案原则的经典论著都是由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的,主要关注的也是政府、公共或集体文件,研究这类文件向档案馆如何有序移交,研究如何保护它们的原顺序和最初的分类;私人和个人档案则被赶入了图书馆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地盘。由此,“传统的档案观必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但在近几十年来,对档案机构存在原因的看法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转移。“宏观鉴定注重管理的职能而不是每个政府机关的结构或工作活动,它像重视国家的作用那样重视公民和团体的相互作用,它包罗所有载体,寻求多种叙述和有争议的热点论述,它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设法给它们一席之地。”[7]库克的这一思想突破传统的官方记忆的阈限,将民众(民间、私人)记忆思考纳入档案“记忆宫殿”的建造范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观进行诘问、反思和修正;也体现出后现论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8]
2.3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库克从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批判性指出,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只是从事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构成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但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活动中并非是自然、客观、中立的。他针对加拿大历史学家乔伊・帕尔的论点,分析指出,“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9] “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的保管者对那些建构记忆和形成认同的档案通过积极的管理、鉴定、挑选、描述、保护、使用等行为施加影响”,[10] “档案工作者在其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要使“幽灵必须变成血肉之躯”。他引用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的话说,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建构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生活将传递给后代”,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为此,他提出并倡导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11]
2.4 “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生成,如何确保“电子记忆”这一人类新型记忆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国际档案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现实挑战。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在总结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管理,梳理分析了档案领域存在的12个关键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要求我们在1996年采纳一种新的概念范例作为我们未来档案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概念范例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后保管模式”,其核心为:“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12]国内学者对后保管模式多从电子文件管理角度加以解读,认为其中包含着新来源观、宏观鉴定法和知识服务,但其意涵和范围不止于此。库克将后保管模式作为解决电子文件管理的思维变革,更将其作为构建新的全球信息秩序的指导思想,在报告结尾处,他说“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以记忆开篇,以记忆作结,库克在构思和谋划新世纪档案“记忆宫殿”建造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
3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
是中国成就了库克的“国际地位”,还是库克的档案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国际地位”?近年来,库克的档案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学术现象,还需要放到国际档案学的发展全局中去衡量和评价。但不管怎样,库克档案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讨论,一方面,说明我国档案学的开放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库克思想中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要旨。这种精神要旨笔者认为,就在于库克以后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观察我们的档案世界,将档案、档案工作放到整体社会环境中,思考并探讨社会变革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位档案学者的专业应对。他强烈呼吁“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13]
在库克的档案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变革及其专业影响的深刻认识。在提出后保管模式时,他指出:“在档案论述中出现的这种‘后保管’不仅反映了档案论述的自身发展,而且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文件形成和文件保管现实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国家概念的演变以及国家与其公民的相互作用的变化,公民对国家档案机构和全民集体记忆性质期望的变化,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和随之出现的‘后韦伯组织理论与实践’,现代文件的巨大数量和丰富载体,计算机和通讯新技术,政府和公民对信息的新利用以及在利用上的新限制,社会学理论和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广泛变化。因此,在档案思想中即将出现的‘后保管’模式,不仅仅是因为电子文件带来了困难。”[14]
正是由于在社会变革中思考和把握档案现象,所以库克的档案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实体走向建构,档案工作者的作用由中立走向中介。“库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15]库克由此也深刻体会到各种社会因素在档案学、档案记忆留存中产生的作用。“以前普遍被认为是客观、公正、无私的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主观成分”;“任何科学对于其内容、方法和人员的选择,所接受的标准,失败的原因无不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和利益,无不体现了更深层次社会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性别的、情感模式和权力的斗争”。[16]在论述档案记忆的构建时,库克特别谈到权力对档案记忆的影响。“嵌入在档案馆和档案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档案馆有权优化或是边缘化,它们既可以是特权的工具也可以是反抗的工具,它们既反映权力关系,又包含权力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有些人能够创建和保护档案,而另一些人则不能”,[17]如此等等。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对档案学、档案记忆的影响,不仅为档案学融入更多的学术元素,增强其时代生命力;也使我们对档案记忆的分析更好地与社会融合,在社会中把握档案记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库克的档案记忆观引入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增点。学者们围绕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档案与国家、民族认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国家记忆建构,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和研究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在CNKI数据库中,题目直接标明“档案记忆”的论文计29篇;在题目标明“社会记忆”的论文中,档案学成果约占30%。在国内学术交流、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档案记忆也备受瞩目。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上海大学图情档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等都曾举办过以档案记忆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学术讲座;至2014年,已有4项相关课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说1997年,库克引导中国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那么现在可以说档案记忆研究已“登堂入室”,在社会记忆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已成为档案学的一种新范式。
不仅如此,由我国档案部门发起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项目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2002年以来,在青岛市档案局馆的示范带动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一些大中城市档案部门相继规划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从自发走向自觉,已成为“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并正在向“国家记忆工程”、“城乡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数字记忆工程”拓展,为档案工作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探索方向,更为档案记忆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理论场域。或许如库克所言,“这些以‘记忆’概念为中心的档案关注点”,“反映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档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后现代革命对于档案行业的社会使命的意义”。[18]
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对档案记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在社会变革中思考档案学发展等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档案记忆思想还未能形成丰富的体系,留下一些遗憾,但或许正是这种缺憾,能留给后来者更大的创新空间。哲人其萎,我辈奋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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