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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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中日两国都是父系家长制，但在家长权力上有所不同。中国的家长权力为终身制，只要家庭当中的父亲活着，那么他就一直具有家长的权力和权威；而日本的家长权力为阶段制，父亲在年纪大了或生病不能继续料理家业的时候，就要把家长的权力交给继承人。一旦交出了家长的权力，就要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服从新家长的领导。

2继承人的选择

中日两国在继承人的选择方法和制度上有很大差异。

2.1养子条件在中国，夫妻在没有亲生子女或者没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会考虑收养他人的儿子做养子。收养对象通常为父系亲属的儿子，称之为“过继”；而日本的夫妻在亲生儿子以及入赘的女婿不够优秀的情况下，会考虑收养他人的儿子做养子。收养对象可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选择范围比较广。

2.2赘婿要求在中国，夫妻在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会考虑招婿入赘。入赘的女婿一般不改姓、不能入族谱、不具有继承权，而且生下的子女随其母亲姓；日本的夫妻在儿子不够优秀时，会考虑招婿入赘。入赘的女婿要改姓，成为婿养子，而且有家产继承权。

3家族观念

中国的家族主要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集团。这个家族集团不但包括直系亲属，还包括旁系亲属。中国人对家族的延续非常注重血统的纯正，在以“孝”为家族伦理核心的中国家族中，传宗接代被看做是最大的孝顺。俗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日本的家族是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地缘集团。比起血统的延续，日本人更注重家业的传承，从而保证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的长期兴盛。日本人的亲属范围比中国窄，一般仅限于直系亲属。家族成员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仆、佃户、雇员等。日本的家族伦理以“忠”为核心，只要对家族忠贞不贰，非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也可以参与祭祀活动，死后也可以葬入家族墓地。

4家业管理及财产继承

在中国的家庭中，家业由父亲管理。除非父亲过世，否则就一直拥有家业的管理权。在财产继承方面，中国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即将家产平均分给所有儿子（有时也包括女儿），长子一般在分配中不具有特殊权利。在日本的家庭中，家业由父亲和继承人共同管理。在父亲有能力管理的情况下，家业由父亲管理。当父亲年纪大了或因病没有能力管理家业时，家业就交给继承人管理，并且继承人可以是入赘的女婿或者养子。日本的家庭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分给其他子女。而且长子虽然在家庭中拥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但当长子的能力不足或身体上有缺陷而无法管理家业时，日本的家庭就会剥夺其长子地位而改立其他儿子为长子，或者另立有能力的养子、婿养子为家中的长子来继承家产。

5结论

第2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西洋绘画又可以分为：油画、水粉、水彩、素描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画种，但是他们对绘画技巧的要求之多、内容之丰富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要求有光影、明暗、冷暖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又要有度，不能盲目的乱变化。西洋画最早进入中国是在传教士来华传教时开始的，当国人看到西洋绘画的时候很是惊讶，众说纷纭。18世纪的官员、批评家、画家邹一桂就很好的概括了西洋绘画的特征，他说：“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於阴阳远近，不差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宽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这很有力的说明了西洋绘画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对形体的塑造、光影、明暗、冷暖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正是有了这些要求才有了姜绍书的评价“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跃跃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后，大量的西洋绘画开始流传到中国，在我们大力发展国粹的同时又得以见识到了更多的画种，也让我们了解和认识了西洋绘画。西洋绘画和中国绘画相比较，不仅仅是思想的不同，在题材和技法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二、绘画题材和技法的差异

（一）中国绘画起初的中国画在人物画方面是以记录为主，主要是记录王公贵族的生平事迹，还有大的事件和活动。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就是记录唐太宗接见禄东赞时情景的一幅绘画。在山水画方面主要是以名山大川为主，或是林间小屋，但都是要有诗情画意的，让人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画面有那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如五代时期荆浩的《匡庐图》，画中既有崇山峻岭、又有林中幽径，所表现的主要是一种意境感觉。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了傅抱石对绘画的评价，他说：“西洋画是科学的，中国画是哲学的、文学的，所以中国画是抽象的和象征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说明，正是因为是哲学的才会是那样的耐人寻味，正是因为是文学的所以才会是那么起伏跌宕，然而又不失精彩。在技法上，中国绘画有勾、皴、点、染。强调笔法和用墨，设色方面主要是要求随类赋彩。他们的每一种表现都是不一样的，而表现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譬如中国绘画技法中的用墨，它又分为泼墨、破墨、积墨等，他们在绘画当中的每一种用法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一种用法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而有时候又要几种混搭才能使画面出效果。这就是中国绘画变幻莫测的地方。

（二）西洋绘画西洋绘画最初的题材都是来自于圣经，多数是关于上帝或天主，因为西洋画家多数信教，大多数是教徒。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爱情的，那是他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西洋绘画也很讲究技法，绘画时追求构图的完整、比例、还有透视。绘画的过程中，讲究光影、冷暖。西洋画家们运用写实的手法来表现西洋绘画的视觉真实效果，使画面有栩栩如生的感觉。正像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条理中这样评论了一幅西洋绘画：“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登，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登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出西洋绘画和中国绘画的差异。然而在中西绘画的差异里不仅仅是题材和技法的差异，也还有材料等方面的差异。

三、绘画材料的差异

第3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一）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人们所处地域不同，文化也会有差异，每个人都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多方面的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使得翻译过程中对某些词汇的理解大相径庭。中西方对“狗”（dog）这一词语的理解则最为突出。西方把狗看做是最忠诚的朋友、最忠实的伴侣，有关狗的习语也大都是褒义的。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得意时。）而在汉语中，狗是一种相对来说较为低级的动物。“狗”这一词条往往作为贬义词来用，那些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大多表达了贬义。如：“狐朋狗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走狗”、狼心狗肺、鸡飞狗跳等。另外，中西方在生活习惯方面也大不相同。就餐点而言，西方人喜欢面包加牛奶，而东方人喜欢米饭。在翻译成汉语时，带有“bread”的词组完全失去了“面包”之意。例如：“breadandwater”译为“粗茶淡饭”。再如：“Onecannotmakeanomeletwithoutbreakingeggs”意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在日常翻译工作中，译者要尤为注意此类风俗习惯的差异，否则会产生很多翻译曲解，甚至是错误的译文。

（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思维方式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也会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实际上就是内在的文化差异。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比较抽象是因为西方的思维方式重视抽象思维。而汉语则比较具体，这是因为中国人在语言上重意合。例如，在Thereisawhitebirdbetweenthegreenoftheforest中，“green”是典型的抽象词，它是用抽象的表示颜色词语来形容具体的森林的植被样态。所以译为“翠绿的森林中”比较合适。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研究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然后用符合各自思维方式的语言将原文作者的意思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

（三）生存环境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息息相关。航海业在英国十分发达，一度领先于世界。他们通过航海认识了世界，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生活中有许多习语源自航海业。如allatsea（不知所措），drunkasasailor（烂醉如泥）。汉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亚欧大陆，人们的生活和土地密切相关。用“挥金如土”来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则是“spendmoneylikewater”。可见,英汉两个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他们观察事物,反映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并不一致。所以翻译切忌照词典上的词义逐词逐句对译,不合习惯的词使会使信息出差错或觉得美中不足。（四）宗教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也都有不同的，翻译时把宗教差异因素考虑进去是很有必要的。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者居多，因而有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的说法。在中国，人们多信仰佛教，这使得在汉语中涉及到宗教的词汇多与佛教有关。比如借花献佛、菩萨、佛祖、玉帝等。所以在翻译含有宗教的句段时就要特别注意，以免引发错译、漏译，而使翻译失去了其文化交流的作用。

二、中西译论的相异性

中国强调人对事物的往往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而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应当、同时也能够作出理性的认识，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释。

三、中英句法的差异

英语句子常常由好几个从句和复句构成，将不同的主体粘连到一个长句中，即化零为整。但是汉语句子通常不长，邻近的句子之间通过不同的主体分开，也就是化整为零。例如：“Thehuntforthepumabeganinasmallvillagewhereawomanpickingblackberriessaw“alargecat”onlyfiveyardsawayfromher.”（L.G.Alexander，1997）在这句话中有好几个主体，第一层面：“huntforthepuma”beganina“village”，“awoman”saw“alargecat”第二层面：The“woman”livesinthe“village”.通过“where”引导的定语从句，两个层面的句子连在了一起，第二个层面成为修饰语。如果不调整结构直接按照这个复杂结构翻译的话，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对美洲狮的搜寻在一个某采摘黑莓的妇女看见离她五码远的地方有一只‘大猫’的小乡村开始。”不用说，这个版本对中文读者来说很费解，他们更希望看到化整为零的句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目标语言对源语言句子的结构进行解构，更合适的译文应该是：“对美洲狮的搜寻从一个小村庄开始。那里的一位妇女在采摘黑莓时看见离她五码远的地方有一只‘大猫’。”

四、人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差异

第4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数学教育文化差异

一、中国人看美国式教育：对253名幼儿园教师的调查

美国幼教专家凯米依在其《怎样教幼儿学数》一书中曾引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母亲要她5岁的孩子每天吃饭时给每人的盘子里放一条餐巾。家里经常是4个人吃饭，这个儿童平时能数到30甚至更多，但他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还是先到碗橱里拿来第一条餐巾，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再回到碗橱拿来第二条餐巾，放在第二个盘子里……拿4条餐巾就来回走了4次。当他5岁3个月16天时，才第一次想到要数盘子和从碗橱里拿来的餐巾，数好后才把餐巾分到每个盘子里，他这样做共持续了6天。到了第七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比平时多了一个盘子。他仍像往常一样拿来4条餐巾，但是当他看到有一个盘子空着时，没有再去拿一条来，而是把已经放在盘子里的4条餐巾收起来，放回碗橱里，然后又一次次地去拿，走了5次才完成任务。第二天，没有客人了，他仍旧走了4次，这样做了5、6天，他才发现要数盘子和餐巾。十天后的一天，妈妈告诉他来了一个客人，他仍像往常一样分发4条餐巾，但是当他看见有一个空盘子时，只是再去拿了一条餐巾。第二天，没有客人了，他先数了一下盘子的数量，然后再去拿来相同数量的餐巾。此后，家中再有客人来，他也能应付自如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式”的教育案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生动的发展过程，而他的母亲一直隐藏在后台。当我看到这个案例时，心中不由生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教师和家长会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中国版”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为此，我以安徽省合肥市的各级各类幼儿园教师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共收回253份有效问卷。安徽省地处中国东部内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在国内居于中等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介于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之间，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样本。

调查采用开放式问卷进行，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

A.您如何看待这位妈妈的做法？

B.如果您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您会怎样做？能不能说说您的理由？

前一个问题，可以反映出调查对象对美国式教育的看法；后一个问题，则可反映出中国式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为避免对调查对象产生暗示效应，问卷中没有明确说明此案例来自美国文化背景。研究者将教师们对案例中教育方法的评判进行分类编码：肯定（A1）、否定（含部分否定，A2）、未明确表态（A3）。同样地，也将教师自己愿意采用的教育方法进行编码：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B1）、不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B2）、未明确表态（B3）。调查结果以双向表的形式呈现如下。

结果显示：有143人对案例中的教育方法表示肯定，占57%。然而愿意实践这种教育方法的教师总共才有48人，占19%。有107人明确表示不会采纳这样的教育方法，占42%。在这107人中，有71人明确表示赞同这样的教育方法但自己不会去实践它。

二、不同教育观的文化差异分析

人的教育行为都是受其观念影响的，而教育观念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中关于教育的看法和做法，也会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从上面所述的案例以及众多中国教师对该案例的评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幼儿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1.案例中折射出的美国式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

仅根据一个案例就断言美国教育如何、如何，未免失之偏颇。我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是因为它的确具有典型性。下面我们就对这个案例作一个深入的剖析。

这位美国妈妈的教育方法可以概括为：为儿童提供问题解决的情境，让儿童在自己的水平上、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让儿童在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中获得自然的发展。成人往往隐退在后台，并没有干预儿童的发展过程，更不急于将高级的或正确的方法直接教给儿童。

这种教育方法隐含了以下教育观念：

儿童天生具有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动机，具有主动发展的潜能。教育应该创设环境，让儿童的这种潜能得以发挥。

儿童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学习。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刺激，儿童就能自己获得发展。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更倾向于关注儿童的学，而不是成人的教。这种信念，在皮亚杰的一句名言中得以充分体现：“你教给儿童的越多，儿童自己发现的就越少。”

2.调查结果显示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

根据调查的结果，仅有19%的中国教师会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而42%的教师作出了“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将这些回答选取一部分呈现如下：

如果我是孩子妈妈，我会在旁边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孩子还是太小了，作一下引导是应该的。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会一开始就告诉孩子家里有客人来，让孩子在发餐具时多发一份。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首先让他数盘子，再让他取相同数量的毛巾一一对应进行配对。先给他正确的示范，巩固数字和数量的对应，当家里来了客人时，让他操作，自己发现问题。

如果我是这位母亲我会及时纠正孩子，教育孩子（将）数和事实相联。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会先给予幼儿引导，让幼儿认识自己做法的错误，幼儿是没有太多思想的，所以需要父母和教师的引导。

我会给他提示，教他、启发他。理由是因为孩子年龄太小，可以在他动脑动手之前启发他。

我不会让他这么傻干，我会教他怎么去做，也许不会太直接，间接地去教他。

我会直接告诉他这个规律，因为这样更节约时间，不一定非要等他自己去发现。

以上回答虽然五花八门，但我们从中可以大致看到中国式教育方法的特点：成人为儿童设定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设定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当孩子不能正确解决问题时，或孩子的答案不符合成人预设的正确答案时，成人就会给予帮助。帮助的形式从直接告诉答案、指出并纠正错误、示范到启发、暗示或提醒，不一而足。

这样的教育方法所隐含的教育观念是：

成人比儿童拥有更为高级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因而往往掌握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有责任对儿童的学习给予帮助。

儿童具有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在学习情境中成人更强调儿童的“接受能力”即记忆和理

解，并将其看成是迁移和运用知识的前提。

儿童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学习，但更需要在成人的帮助下学习。后者因为可以缩短学习所需的过程，少走弯路，更快地达到正确的结果，而被看成是更有效的途径。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更倾向于关注成人的教，而不是儿童的学。认为教给儿童的越多，儿童的潜能就越大。

3.中美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差异的文化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将这种差异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家长拥有更先进的教育理念，或是西方家长的素质较高等等，而要从中美文化背景的差异去分析，方能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们以为，中美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上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慈幼之心，古今中外并无二致。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其具体表现却有不同。

美国家长并不比中国家长更有耐心，也不是不如中国家长负责任。他们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儿童观：儿童有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成人要接受、理解并尊重它们，这是教育的前提。这种对儿童世界的发现和对儿童人格的尊重，实质上根植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即尊重个人、尊重他人（包括儿童）。即使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平等关系重于权威关系。

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权威”恰恰是一个核心概念。大到社会政治体制、小到家长结构中，等级和权威概念无所不在。在教育中，这种权威概念表现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控制，包括知识的控制和行为的控制。如成人将自己的知识强加给儿童、而不考虑儿童的理解，要求儿童按照成人的方法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等等。“儿童是需要教的”，这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对于儿童的基本观念。而在中国文化中，教的意义又常常等同于“告诉”、“教导”、“指示”。中国家长一方面忽视对儿童的接受和理解，另一方面又把“教”孩子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正是中美教育观念的一个巨大差异。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只有60人（占总数的24%）对案例中的教育方法提出批评，但这些意见大多集中于一点，即美国妈妈的指导不力：

这位孩子似乎太累了，来回跑了那么多次，而家长为什么没有予以适当的引导，而任由孩子自由发现，发现时间似乎太长了。我比较赞同这位家长的做法，但我觉得家长还应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提示。

我认为这位妈妈没有及时对孩子的做法给予指导，而促使孩子很长时间做出笨拙的事情。在发现孩子错过几次以后，要向孩子提出问题，使孩子对自己的做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至于走弯路。对孩子最后的（正确）做法应给予肯定。

佩服她的忍耐，我是急性子！虽然我知道让孩子去探索、总结自己去寻找答案，可是如果我给孩子上一堂关于节省体力的课，通过试验、举例，让他尽快找到做事的思维方法是否更好？

孩子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对所作的事进行总结的能力，发现事物的规律，成人即家长也没有及时地给予规范引导，以至幼儿在完成任务时走了很多弯路。

我认为这位妈妈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方法不对。

这位妈妈给了孩子做事的机会，却没有给他做事的方法。

上面引述的这些评论，或许可以映证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三、反思中国幼儿数学教育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应该如何对待文化间的差异？立场问题是首要问题。我们明确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那种“言必称希腊”、认为西方教育理论就代表着中国教育的进步方向的观点，实际上是无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存在。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生长的土壤，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世界丰富多彩。只有在追求文化多样、承认文化差异、保证文化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文化间的对话。也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才可能促成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动机所在。

在对中美教育观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回过来反思中国的幼儿数学教育。当前，很多人对幼儿园的数学教育提出了批评，但是中国的幼儿园数学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数学教育的改革又应向何处去？也许文化差异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1.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幼儿数学教育？美国式教育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如前面的分析所言，在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中，确实有很多做法是值得批评的，集中表现为儿童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数学教育而言，我们还常常看到，幼儿园的教学方法仍是教师示范、讲解，幼儿记忆、练习。在教学过程中，幼儿缺少操作和体验的机会。而这正是美国式教育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的确，我们的教师应该更多地关注儿童的发展过程，应该给儿童更多的机会去体验，特别是引导儿童自己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但是，有人把传统幼儿数学教育的问题归结为教得太多，甚至提出幼儿园无需数学教学，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早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学生数学能力明显优于美国学生，这和早期数学教育实践中手段和方法的不同大有关系（林嘉绥等，1999）。国外也有类似研究表明，数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和方法等因素是儿童数学能力发展文化差异的成因之一（周欣，2004）。而更多来自教育实践的经验均告诉我们，幼儿数学教育对于儿童数概念的发展以及数学思维的发展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学科取向的课程设计、集体形式的教学组织、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数学教育领域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对待中国传统的幼儿数学教育，我们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而在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潮流中，我们更应警惕“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出去”的做法。超级秘书网

2.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可能改变吗？应如何改变？

应该看到，我们的幼儿数学教育实践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可以说这也是文化对话的结果，或者说是西方教育观念影响的结果。从调查中就能看出，超过一半的教师对美国式教育持肯定态度，其分析也深得其精髓：

这位妈妈是个聪明的好妈妈，表面看上去她没有做什么事，但就是通过这段过程，锻炼了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孩子能有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

同意这位妈妈的做法，这样孩子对这种体验记忆更深。

孩子在给盘子分毛巾的过程中确实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在一次次的分配操作中，孩子终于一层层发现，一步步地靠近捷近方法，虽然母亲没有过多的引导，但在整个过程中孩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晰可见，或许母亲的引导可以更便捷地帮助孩子找到方法，但却束缚了孩子动手动脑，以及尝试探索的权利。

给孩子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空间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孩子去亲身体验、亲身经历事情后，才能真正理解事物变化的原因。

我要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会让他自己去做，发现问题，如果只是家长一味地去告诉他，他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所以只有让他自己去犯错误，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数字：有71人明确表示赞同这样的教育方法但自己不会去实践它。她们的

理由也比较相似：

她很了不起，很有耐心等待，她看重的是过程，让孩子自由探究。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没有这个耐心，可能会给他一些提示，或者让他想一想，怎样才能每人一条毛巾。

看到这个故事，我很有启发，知道这种做法的好处，但有可能懒于实践。

虽然这位母亲让孩子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困难再让他自己慢慢走出误区，但孩子走了很多不必走的冤枉路，如果在教育研究中，这是一个好办法，但这是在日常生活中，绕路太多。

也许不会像上面那个母亲一样，还是给孩子灌输，告诉他该怎么做。觉得有点太浪费时间。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在这里引述这些教师的语言，是想说明这样的观点：西方教育理念已经并正在影响中国教师的观念，然而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其中，既受制于教师对教育理论的理解程度，更受制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力量。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不管这些教师心中是否存在明确的文化意识，变化仍在她们的身上缓慢地发生着。这正是文化对话的结果，也是文化对话的追求。我们希望“西学东渐”的结果不是改变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而是丰富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

参考文献

[美]康斯坦斯·凯米依著.方观容等译.怎样教幼儿学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瑞士]皮亚杰.皮亚杰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第5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礼貌原则，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会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说话方式会有很大差别, 其中人文历史论文，语用方面的差别就很大。语用差别的制约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经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约有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 文化的差异, 可以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礼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准绳, “是对交际行为的规范,是一种为进行得体交际的策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礼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礼貌准则也不一样。从语用角度讲，礼貌现象是语言运用的普遍现象, 礼貌研究是语用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这里主要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中英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 是由讲中英两种语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常常会造成误解或冲突, 主要原因是交际双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缺少一个共有的语用前提。例如, 我们汉语中的谦词, 是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当发言结束时,人们常说：“不妥之处, 请大家指正 ”,“欢迎在座诸位批评指正 ”,“抛砖引玉 ”等等。而讲英语的本族人在同样的场合不说这样的话, 也许他们会说一声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结束语还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历史论文，在英国文化中, 男性在公众面前赞誉女性的美貌和服饰被认为是一种礼貌, 被恭维者会欣然接受，但在中国这种恭维被认为是轻佻无理。类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异会给讲中英不同语言的人传达错误的信息人文历史论文，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际双方的正确、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英礼貌原则对比

Leech根据英语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列举了六条礼貌原则:

1. 策略准则, 又称得体准则 (Tact 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 慷慨准则, 又称宽宏准则 (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 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

3. 赞扬准则 (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 尽量增强对他人的赞扬。”

4. 谦虚准则 (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 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 赞同准则, 又称一致准则 (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与他人的不同意见, 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 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 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总结了汉语言文化有关的礼貌准则, 于1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

1. 贬己尊人准则: 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 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2. 称呼准则: 指人们出自礼貌, 在互相称呼时仍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称呼语的改变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改变; 而出自礼貌, 人们不同的语言行为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又会影响称呼语的改变。

3. 文雅准则: 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人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 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先用雅语、禁用秽语; 多用委婉语, 少用直言”。

4. 求同准则: 这与“脸”、“面子”有关, 所谓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 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

5. 德、言、行准则: 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 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 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四、礼貌原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1. 称呼语之不同

受社会结构、传统伦理及血缘、宗教社会因素的影响, 汉语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得多。在中国,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名字, 学生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下属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中国人不仅喜欢用表示血缘关系的名字去称呼家人和亲属, 还喜欢用这种称谓来称呼非家人和亲属朋友。比如, 称与自己祖辈年龄相仿的男性为爷爷、女性为奶奶; 称与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男性为叔叔或伯伯、女性为阿姨。这在英语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人的称呼语体现出尊老的传统习惯。人们一般称呼年老的人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称周树人为周老先生等。这里的 “老”, 没有丝毫贬义,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将此称呼用在英语国家则极不得体,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来, 汉语称呼语可以用 “上下长幼尊卑”来概括。在英语国家, 由于其社会格局、文化取向、人际关系与中国截然不同, 所以对称呼语的使用和对其意义的解释也相差甚远, 具体表现在称呼时到底是直呼其名还是使用“头衔 + 姓”的方式。一般来说, 英国人同自己的上司说话也许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称呼, 不论对方年龄多大, 地位多高, 人们更愿意直呼其名, 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贬己尊人与平等交往

“贬己尊人”是顾曰国效法Leech所提出的汉语言文化的一条礼貌准则。中国人喜欢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份。这从表面看和Leech的赞誉准则相似, 但在中国文化中, 这条准则对人们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别人的夸奖, 我们中国人总会谦虚的说“哪里, 哪里, 您过奖了”。精心为别人挑选好了礼品, 在赠送时还不忘说“没来得急挑选,随便买了一份。”而在西方国家, 人们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将自己的情感、优点外露, 而不喜欢过分的谦虚, 对别人的夸奖也欣然接受, 并视这种赞誉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式的自谦将被认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此我们进行涉外交往时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礼貌用语的差异，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们的赞赏, 善于充分的表现自己, 并学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优秀的一面, 而不要随意的贬低自己和过分自谦。

3. 热情关心与个人隐私

汉英民族对隐私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中国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维护自己的隐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中国文化中, 关心他人, 对别人热情一直被视为是对对方重视和显示诚心的一种表现。例如, 我们在宴请客人时, 要不断给客人加菜以显示热情;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会热情询问对方年龄、收入、婚姻状况; 朋友见了面更是问长问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询问、关心一遍; 在西方, 人们的隐私意识较强。英语民族对 privacy 这个词的含义理解较广, 诸如家庭、财产、婚姻、朋友、经历、收入、年龄、住址、身体状况、独处或单独生活等等。当在英语民族面前谈到有关隐私问题时, 会被人认为你让他人丢面子, 你不懂礼貌。

总之, 礼貌原则是每个群体或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须承认, 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若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很容易因此而产生误会。总之, 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礼貌原则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异, 才能尽量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语用失误, 以达到更自然和谐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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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永丽.中英礼貌用语之比较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 2006, 5.

第6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一、中西文化差异与中国音乐的民族特质分析

在时展及变革的背景下，音乐归分为两类：其一为上流社会的音乐，比如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等。其二为劳苦大众音乐，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小提琴民间音乐。小提琴音乐步入发展阶段，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及习惯紧密相关。通过音乐，可以辨识出民众中的真实生活以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本质。对于小提琴音乐，主要反映的是民间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度表明：人、天地及自然均是由“气”构成的，世间万物与人类社会各安其所。由此一来，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便存在明显的差异，一个坚持中立，一个具备竞争意识。对于中国音乐，一直追求的是共性与和谐，通常不存在对立面及矛盾冲突。在对自然进行描绘中，均是多段线结构基于速度、色彩及力度等方面的变化进而传达出渐变与圆滑的过程。从中传达了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和谐安定。中国文化注重意境，同时中国在审美方面对音乐文化的意境也极为注重。例如：在对事物进行描绘过程中，中国侧重于神似，所讲究的是美的内涵。中国多数山水画均使用虚实结合法及空白法等描绘手段将作品完成。对于中国音乐是追求的是气韵生动、虚实相生[2]。基于音乐作品完成过程中，西方文化及音乐均重视结构的严谨性及创作的原则性。以音乐旋律、和声及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推进音乐的发展运行。基于音乐创作及演奏过程中，西方人均对效率十分注重，常常直接奔入主题，最为突出的是乐思通常处于音乐伊始，这一特质与中国音乐风格存在极大的反差，这是由于中国音乐的重要部分往往处于音乐作品的末尾。这便是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之处，也体现出了中国音乐创作自由的特点。在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均讲求一个“情”字，对感性思维尤为重视，主要表现了一种横向的思维模式。而西方人在音乐的思维创作及表达中，则侧重于个性，重视科学及理性的探索，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竖向的思维模式。中国音乐更加重视旋律，轻和声，与西方音乐的旋律形成了极大的差异。

二、基于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分析

中国小提琴音乐演奏过程中传达出一种爱国主义情怀。具有代表性的如：小提琴独奏曲《新路难》。此首小提琴独奏曲以不同的演奏特质流露对人们对社会荣辱等多方面的描述，传达出对当时人们真实生活的具体描述。基于中国小提琴音乐传承当中，许多均传达出了对国家及社会的热爱，进一步表现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及积极向上的追求。基于表面，中国小提琴音乐像是浅显无异，实质则保留了中国最美的音乐及爱国主义情怀等。同时，也表明中国人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及追求，流露出中国人民一颗美好且善良的心灵。中国小提琴音乐演奏中所传达出来最为突出的音乐美便是“天人合一”[3]。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便是“伯牙子期遇知音”的故事。天人合一的境界，有时便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音乐中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美丽动人的自然画卷，时而像无边无际的大海，时而像策马奔腾的草原，时而像清澈见底的溪流，时而像银装素裹的大雪冬天……这些画面均能够通过音乐传达。在中国小提琴音乐演奏中，往往能够表现出这样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感。对于小提琴音乐作品在演奏过程中，最为常见的技术：一方面是指法。在指法便是手指摆列方式与手指间相互交替、变更的重要标准，好的指法能够起到控制小提琴音准的重要作用。西方是七声音阶，中国是五声音阶，中国比西方音乐少的两个音阶其一是F，其二是B。另一方面是滑音。利用滑音进行演奏，进而形成一定的音腔音势，这样便能够使小提琴演奏的表达效果得到有效强化。另外，还包括装饰音。指的是基于表达中，作曲家所传达出来的一种即兴的表现，通过装饰音的表达使整个乐曲更富有生命力，例如《梁祝》与《夏夜》等乐曲，装饰音基于不同的位置及速度，所传达出来的韵味便有所不同。

三、结语

第7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贫易文化差异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于人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约，人们总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标准和风俗来审视和评价外来文化，在国际贸易这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中，任何细节都无时不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适应特定文化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在现代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反映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东方文化注重“和为贵”，以“和”体现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义上没有东方人的背负，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奋斗;为利益而争斗;为欲望而决斗。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二、东西文化反映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一般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胜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东方人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西方人则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三、东西文化反映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第8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心理和价值观。而翻译作为语际交流，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移植过程。因此，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除了通晓两种语言文字外，还必须了解两种文化，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一、观察与思维上的差异与翻译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民族，他们的思维活动以及与思维活动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文字，无疑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表现出人类的共性。但是，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英两个民族也不例外，两者在观察与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往往因思维概念不同，便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比如对颜色的观察和使用，两个民族就有不同的概念:如汉语的“红糖”，英语为"brown sugar";汉语的“红茶”，英语为“black tea";英语的“black coffee"，汉语译为“浓咖啡”;汉语的“黑眼睛”，英语译为“darkeyes";英语的“b lack eyes"，汉语译为“挨打后出现的黑眼圈”;汉语的“黄”，英语译为“blue film"。此外，英汉两个民族在逻辑思维上也存在着差异。例如英语句子″Nobody could betoo foo lish th is day1″若直译为:“今天谁也不会太愚蠢，”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从句法上看，它是一个双重否定句，而从思维方式上看，它是一种逆向思维。其正确译文是:“今天，无论你出洋相到什么程度，都不算过分。”而英文句子"Doyou see any g reen in m y eye?"的正确译文应是“你以为我是好欺骗的吗?”因为英语中，green(绿色)除了表示“妒忌、眼红”(g reen-eyed)，还有“没有经验、知识浅薄、容易欺负”的意思。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英语句子"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1"的正确译法应为:“不过，我们说到故事后头去了。”因为在“前”与“后”分别指过去与未来时，中国人与西方人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中国人仿佛是面对着过去看问题，因而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及“前所未有”、“后继有人”之说;而英语民族的人却正好相反。再如英语的"the la test new s"，译成中文就不能译为“最后消息”，而只宜译为“最新消息”。由于思维上的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倍数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英文句子"Thep la st ic con ta iner is five t im es ligh ter than tha tg la ss one1"应译为“这个塑料容器比那个玻璃容器轻五分之四。”英语习惯上可以说“减少多少倍”，这在汉语是说不通的。英语说减少两倍，即是汉语说的减少一半;英语说减少三倍，即是汉语说的减少三分之二。因此，译者应对英汉民族在观察和思维上的差异作深入的了解;否则，翻译时望文生义，可能会使人读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令人费解，甚至会闹出笑话来。二、历史典故与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与翻译历史典故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产物。英汉两种语言都有大量口头流传和文字记载下来的典故，反映了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民都各自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些典故往往不易理解，也就难于欣赏。例如“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是当然的智慧的象征。但英美读者未必知道他是何人，与“臭皮匠”有何联系，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很难传递句子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因此，只有采用直译和增译相结合的方法，才能使原语言的文化信息得以充分再现。故该句可译为:"T h ree cobb lers w ith their w it s com b inedequa l Chukeh L iang the m a ster m ind1"中国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许多英语典故来自英国文学宝库，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例如美国《时代》周刊曾刊登这样一句话:"M any took to gam b ling and go t in over2their head s，bo rrow ing from Shy lock to p aytheir deb t s"在这里，作者援引了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贷者Shylock(夏洛克)作为典故，来喻指赌徒们借高利贷还债。在这句话中，Shylock不再是《威尼斯商人》剧中那个具体的人，而是泛指那些斤斤计较的高利贷者。本句可译为:“许多人嗜赌成性，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借高利贷还债。”此外，像"paint the lily"(画蛇添足;多此一举)"m eet one′1sW a terloo"(败走麦城;惨遭失败)，"cu t theGo rd ian kno t"(斩断死节;快刀斩乱麻)等等，都是西方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其中也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要译好这些历史典故，必须注意中西两种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中，我们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有神话中“龙王”，还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而这些文化在欧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欧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对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翻译时应予注意。比如三个和尚的典故留下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要把这个谚语神形并茂地译成英语并不是那么容易。主要问题在于信仰基督教的英语国家对“和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这个典故更是鲜为人知。因此，译成英语时形意很难兼顾。如果只重传意，可采用套译法，即套用英语中现成的成语:"One boy is aboy;tw o boy s a re ha lf a boy;th ree boy s a reno boy1"或者"Too m any cook s spo il theb ro th1"如果重形式，则可直译加解释:"O nem onk，tw o bucket s;tw o m onk s，one bucket;th ree m onk s，no bucket，no w a ter-m o rehand s，less w o rk1(邓炎昌，1989)"套译、直译，各有千秋，译者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再看英语句子"He can be relied on1 He eats no fish1"英语短语"to eat no fish"出自一个宗教典故，指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的忠诚，拒绝遵守反政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因此，"to eatno fish"(不吃鱼)是表示“忠诚”的意思。故本句可译为:“他非常忠诚，值得信赖。”由于宗教文化的差异，有些词汇在汉语和英语都有对应的词汇，但它们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信息却大相径庭。比如，英语中"dragon"(龙)是邪恶的象征，西方人认为龙是凶残肆虐的怪物，应予消灭。英国历史上有一首著名的叙事诗Beowulf，诗中的主人公贝奥武甫与恶龙搏斗，两者同归于尽。而汉语中的“龙”字则恰恰相反，它是传说中“上天”的神物，所以中国的皇帝都自喻为“龙”。在一定意义上，“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的象征。因此，中国人常常把自己比喻为“龙的传人”。但由于汉语的“龙”和英语中的"dragon"存在着文化信息上的差异，有些有“龙”字的汉语不能直译为"dragon"，如“望子成龙”就不能直译成"to hope that one′s son w illbecom e a d ragon"，英译为"to hop e tha t one’sson w ill becom e som ebody"。而“亚洲四小龙”译成英文时最好转换喻体，译为"four A siant igers"。因此，对于涉及历史典故和宗教文化的词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多加注意。三、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　上的差异与翻译语言常常与人们的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汉语中的“趁热打铁”与英语中的"trike the ironw h ile it is ho t1"最初无疑都出自铁匠之口。而英语中的"to 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 as aho rse"，中国人则说“像老黄牛一样勤劳;力大如牛”。汉语中的“牛饮;大喝”，英国人则称"tod rink like a ho rse"或“to d rink like a fish"。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国人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地，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英语成语"d rink like a fish"也充分体现了英国的地理特征。其实，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比喻，因为鱼在水里张口呼吸并非喝水，显然是他们的祖先对周围事物一种直观的误会。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因而与海洋有关的成语和谚语也就特别多，例如，汉语的"守口如瓶”译为英语的"as close as aoyster(牡蛎)";“抓到篮子里便是菜”为"A 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one′snet";“进退维谷”为"betw een the devil and thedeep sea";“芝麻酱煮饺子;拥挤不堪”译为"Itis p acked like sa rd ines(沙丁鱼)"。最后这一说法有些中国人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能欣赏其妙处，因为见过打开的沙丁鱼罐头的人很少，看到过一个又小又扁的罐头盒里，紧紧塞满整整齐齐的几排手指头长的沙丁鱼的人更不多。地理环境影响气候，而气候也影响着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内涵意义。比如中国的“东风”和英语中的"east w ind"，虽然汉英两种文化中都有对应词语，但内涵意义却截然不同。中国西部高山，东临大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而英国的“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象征“寒冷”、“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因为“西风”从大西洋吹来，恰似中国的“东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Ode to the W est W ind《(西风颂》)。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O，w ind，ifW in ter com es，can Sp ring be fa r beh 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翻译此诗时应对这一地域文化差异作一注释(此处的“西风”相当于中国的“东风”)，否则会给缺乏英国地域文化知识的一些汉语读者造成困惑或误解。再如，汉语中的“狗”和英语中的"dog"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在欧美国家中，狗被看成人类最好的朋友(man′s bestfriend)。因此，狗常常用来比人:"Every dogha s h is day1"(凡人皆有得意日)、"a luckydog"(幸运儿)、"a top dog"(最重要的人物)等。在中国，虽然狗有时也被认为忠实、可靠，但用狗的形象喻人时，却全是坏的意思:“走狗”(ob2sequ iou s p erson)、“狼心狗肺”(b ru ta l and co ld-b looded)、“狗急跳墙”(aco rnered bea st w illdo som eth ing desp era te)等等。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像这样所指相同或类似，而表达的概念却不同的词语还不少。在形似而不能传意的情况下，译者尽可大胆地舍去源语词语中的形，用译语中的习惯表达取而代之。四、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上的差异与翻译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约和习俗。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用的几句套话是“你到哪儿去?”、“你在干什么?"或“你吃过了吗?”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多深的含意，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几句话却很敏感和认真。“你到哪儿去?”、“你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纯属私事，别人不能随便打听，除非对方是亲密的朋友。而“你吃过了吗?”则会使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会以为你想请他(她)吃饭。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应视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为英语惯用语，如"Hello!"、"Good m o rn ing!"或"How a re you?"又如打电话用语“你贵姓?”、“我是某某”若直译为"W hoa re you?"、"I am So-and-so 1"，这会使西方人莫名其妙，因为这违背了英语文化里约定俗成的电话习惯用语，因此应译为"W ho is thatsp eak ing?"、"T h is is So-and so 1"再如，得到别人的恭维时，西方人会说"Thank you"、"Youa re fla t tering m e1"、"I am flattered1"以示接受对方真诚的恭维。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谦虚、不客气，也显得没有教养，没有礼貌。遇到这种情况，中国人总会谦虚一阵，客气一番，这又会使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如堕五里雾中。就称谓而言，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所指和使用范围也不尽相同。汉语里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分得很清楚，而英语里则不问姊妹、不问兄弟一视同仁，分别为sister和brother。汉语里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也是泾渭分明，堂兄和堂弟，堂姐和堂妹，表兄和表弟，表姐和表妹，既要分出大小，又要说出性别，而英语里却模糊、笼统，一律称为cousin;同样英文里的uncle和aunt，father-in-law和mother-in-law，b ro ther-in-law和sister-in-law等，在汉语中也没有内涵和外延完全对等的词语。再如有人打了喷嚏，旁边的人有时会说点什么。中国人可能会说:“有人想你了”、“有人说你呢”或开玩笑地说;“谁在骂你”;而英国人或美国人则说:"God bless you1"或"Bless you"(上帝保佑你)。这些词语或说法看似简单，但译者却不能掉以轻心，应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做出合乎读者或听者文化习惯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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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语言、教学

引言

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在各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差异对其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文化差异的界定与分类

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或行为观，时刻在控制、指导人们的行为，无论是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伴随语言行为（paralinguistic behavior）或是非语言行为（nonverbal behavior）。所以在进行英汉翻译的时候，翻译者需要经历从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成熟，最终到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成熟这一必经的过程，缺一不可。文化与语言是相辅相成的。语言文化的特性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它涉及一种语言所代表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和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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