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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伍爱莲(1945-),女,湖南湘潭人,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丽(1980-),女,安徽太湖人,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信息工程学院教师,硕士。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电学是物理学的重要分支,物理学是自然知识的重要分支,它不仅对物质文明的进步,及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人类的思维发展也产生了不可缺少的影响。在物理学知识的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哲学的规律。本文以电学知识为例,分析其中出现的哲学规律,这些哲学规律的自然应用不仅对我们电学科研选题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而且也会开阔我们在其它领域中的思维视野。
关键词:辩证思维;对立性;统一性;对称性
对每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是否有一番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质量和数量上。要,首先,要进行选题,选题就是选择研究方向。在科学研究中,选题的提出和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一个好的选题的确定,等于你成功了一半。所选之题,有时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这是幸运的。然而,有时会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例如:选题太难,也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知识还不足以使此问题得以解决,或者是本人的知识水平还不能与所选问题相匹配,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一事无成,徒劳一空,且冤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选题太容易,也就是说,选择人人都会解决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学术上的创新,也就没有学术成果。因此,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一般来说,选题难度最好适中,也就是说,最好选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新课题,而且还应是你在学术上能胜任的课题。那么,如何发现自己能胜任且别人都还没有涉足的新课题?如何预测新课题能否走得通?这就需要哲学,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能给人辩证思维的能力,辩证思维就是科学的方法,是对探索未知、获取知识的途径和程序的哲学思考,它能从现实中去审视和预测未来。另外,切身亲自从实践中去感知领悟,也是解决上述两个如何的方法之一。
记得钱学森先生在《科学家论方法》的序言中,说了大意如下的话:学习科学研究方法的途径,一是有成本成章的能够讲清楚的书,但问题在于你会不会将书本上的知识,变成活生生的方法和工具;二是从实践中逐渐领悟,如何抓问题的关键,如何认识死胡同,如何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迅速走上大道,如何锐敏地发现有希望的苗头等等。另外,弄清这几个“如何”不容易,因为这方面的学问还没有形成一门科学,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由此可见,指导我们进行科学选题的二个主要依据是哲学和实践,并且两种方法的运用都不是容易的。下面主要以电学内容为例,谈谈在论文选题中哲学的应用。
一、事物对立性理论的应用
事物对立性的理论,是指在某一体系中,若存在一个正向事物,就必有与之对应的反向事物存在,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实现转化的条件可以不同。二者彼此对立且可相互转化的,共存一体构成某一事物,使该事物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例如:《电路》理论,有一种让高频信号通过,低频信号截止的电路,称高通滤波器;还有一种让低频信号通过,高频信号截止的电路,称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是互为对立面,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对同一RC电路,当输出信号取自电容,成为低通滤波器;当输出信号取自电阻,成为高通滤波器,因此,二者并存于一个整体中,该整体称为滤波器。也就是说,从功能上讲,滤波器是由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三者构成。又如:《信号与系统》理论,主要内容由两大对立部份构成,一类是连续时间系统的分析,研究对象是连续信号;另一类是离散时间系统的分析,研究对象是离散信号。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是互为对立面,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两大对立部份构成了一个整体,即信号与系统理论。这里,离散信号由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组成,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互为对立面,且它们也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数字信号分析和模拟信号分析构成了《电子学》的主要内容。又如:《电磁学》理论,它是关于电场和磁场的科学,电场用电力线表示,电力线是发散的;磁场用磁力线表示,磁力线是闭合的,电场与磁场是互为对立面,由于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磁场变化时会产生电场,电场变化时会产生磁场,使电磁学从原来互相独立的两门科学――电学、磁学――发展成为物理学中一个完整的分支学科、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即电磁学。又如:物理学中的光电效应与电光效应。又如:在哲学中,辩证思维方法是由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等对立统一部分所构成。因此,据此规律,在选题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某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还要了解与其对立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否另有他人正在研究,如果没有,那么,你就此对立面作为研究对象,再根据对立面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及对立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的性质,深入研究下去,一定是能走得通的一条路。然而,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事物统一性理论的应用
事物统一性理论,是指某个小理论是某个大理论的特例。事物统一性理论不可怀疑地存在着。例如,《电磁场》理论的发展就体现了事物统一性理论。电磁场理论是从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特殊性)发展到时变电磁场的规律(一般性)。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是时变电磁场的规律的特例,时变电磁场的规律是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的概括。静电场的规律是高斯定律,静磁场的规律是安培环路定律。后来,法拉第实验发现变化的磁场能产生电场,这一现象称电磁感应现象,其规律称电磁感应定律,这样电场和磁场联系起来了。但是,如何将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用总的规律统一起来呢?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解释时变电流能够通过电介质的原因,麦克斯韦根据事物对称性将安培环路定律(方程)修改后,他又将另外的3个方程――高斯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磁通连续性原理――与此方程放在一起,构成了电磁学上著名的伟大的方程组――麦克斯韦方程组。由此方程组,导出了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这两种宏观和显微镜均看不见但通过线圈可测量出的物质――是以波动的形式向前传播的结论。这一结论多年后被德国科学家赫兹通过实验证实;还导出了电磁波与光有同样的反射、透射等性质,从而,为今天无线通信技术、光通信技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更重要的是,反映时变电磁场的规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将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时变电磁场的规律包括了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是时变电磁场的规律的特例。因此,从电磁场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知道,在选题时,若发现有两个对立的事物还没有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找它们之间在什么条件或方法下能实现彼此的转化,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条件或方法,而且这个条件或方法可以不同,如果对立面的转化已经有人完成,我们可以尝试着另外一种转化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找一个将两个对立面各自的规律全部包括起来的总规律,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构成学科的一个分支,这是一条走得通的路。统一理论不可怀疑地存在着,尽管它的建立是艰难的,特别是高层统一理论的建立更是不容易。爱因斯坦在晚年时,一直从事建立一个物理的统一性理论,可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层次,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成功。可见,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所以,对一般的科研工作者,在选题时,只能着手于被分得较细的具体学科中,去运用事物的统一性理论。
三、事物对称性理论的应用
从自然界中看,几乎所有的自然物体都存在着对称或接近对称。雪花不仅外观美丽,而且结构也绝对的对称。在显微镜照片中,美丽的雪花呈六角形对称,每一个角又分出另外两个对称的图案。原子的电子图也惊人美丽地对称。人体结构本身也是对称的。我们感叹大自然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几乎让所有的事物都洋溢着对称美。从哲学看,物理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导致生产技术的飞跃已经是历史事实。反过来,发展技术和生产力的要求,也有力地推动物理学研究。从自然科学看,电磁场理论中伟大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也是惊人美丽的对称。麦克斯韦在前辈科学家得出的众多电磁场方程中想到,既然变化的磁场能产生电场,那么,变化的电场应当也能产生磁场,这不就是事物对称性的体现吗?因为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互相对称。他利用这一对称性原理将安培环路定律(方程)修改后,再从众多的电磁场方程中取出3个方程,和此方程放在一起,构成了电磁学上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从这4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中,我们可以发现这4个方程惊人地对称,正是这4个对称的方程导出了电磁场能传播的理论,光是电磁波的理论,为今天的无线通讯、光通信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如:《电路原理》理论中的节点法,是根据电路图列一组方程,方程组的待求量是节点电压。那么,根据事物的对称性,一定存在着与节点法相对称的另一种方法,即回路法,它也是列一组方程,但方程组的待求量是回路电流。节点电压法和回路电流法构成了电路分析的主要方法。在电路理论中,称节点―回路互为对偶,电压―电流互为对偶,由此还导出了对偶原理。因此,我们在进行选题或科学研究时,面对你正思考着的事物,要联想到它很可能存在着与它对称的另外一半,并且,它们两个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另外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查阅大量资料后,如果发现某人研究出某一种方法,根据事物的对称性,我们应考虑是否存在着与之对偶的另一种方法。并试着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这条路是可能走得通的。
四、事物存在有条件理论的应用
所有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当外在条件改变时,事物会发生变化。例如:牛顿力学定律存在的条件是常规物体和宏观宇宙。在微观宇宙,牛顿力学定律就不正确。那么,在微观宇宙,遵循什么定律呢?量子力学定律。另外,牛顿力学定律是量子力学定律的特例。也就是说,量子力学定律包括了牛顿力学定律,这实际上又是事物统一性理论的体现。又如:电学中的电动系功率表是对正弦信号设计的。当电路中有大量的整流元件出现时,电网中的正弦信号发生畸变。那么,电动系功率表在这新的条件下,会如何变化呢?为此,有人推导了畸变的非正弦周期信号条件下,电动系功率表的读数。巧合地得出:无论是在正弦电路中,还是在非正弦电路中,电动系功率表准确反映负载有功功率的条件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在选题时,要注意别人的研究内容是在什么条件下建立的,如果你将此条件改变,也就是多考虑或少考虑几个因素,看看又会有什么结果出现,如果结果具有简单、巧合、对称的美,那么,一般来说,你就是正确的。九大行星与太阳的距离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r=0.4+0.3×2n,r为行星到太阳的距离,当n按自然序数0、1、2、3、4、5、6、7顺序取值时,算出的r正好对应的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小行星、木星、天王星、冥王星的距离。这么精密的一种过程是一个待解的谜,科学家已察觉到这个宇宙似乎被极端精确地支配着。
综上所述,在科研选题中,我们要带着哲学的观点,去查阅资料,确定选题。在这一过程中,要会发现别人研究内容的对立面,并了解是否有人在研究。如果没有人在研究,正好是我们的选题;如果有,我们再查阅是否有人在研究这两个对立面是怎样实现向彼此的转化?如果没有,正好是我们的课题;如果有,我们再查阅是否有人将这两个对立面各自的规律用一个总的规律概括起来了。以上是对电学专业论文选题的一些哲学思考。当然,还有许多的哲学规律同样出现在本门学科中,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感知领悟,并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M 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科学出版社,1982.
[2]黄麟雏.高科技时代与思维方式[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英文名称: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恩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941X
国内刊号:42-1328/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2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1.SSCI
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期刊为1300多种。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SSCI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地区研究、商业与金融、传播学、犯罪与监狱、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类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接待、休闲、运动与旅游、卫生政策、护理、老年医学、健康与康复、药物滥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劳资与劳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法律、法医学、语言学、管理科学、运筹学、计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城市研究、运输、女性研究等。
2.SCI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以布拉德福(S.C.Bradford)文献离散律理论、以加菲尔德(E.Garfield)引文分析理论为主要基础,通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等的统计,对学术期刊和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从而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一所高等学校、一本期刊,乃至一个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SCI收录的论文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SCI指标主要适用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而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所以,如何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也就常常简化为如何评价论文所承载的内容对科学知识进展的影响。因此,SCI是目前国际上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SCI所收录期刊的内容主要涉及数、理、化、农、林、医、生物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选用刊物来源于40多个国家,50多种文字,其中主要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收录部分中国(包括港澳台)刊物。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 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 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 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 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 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马尔凯(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图尔(Bruno. I,atour )、谢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一、应时性
当前,随着音乐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新制定的《音乐课程标准》和《艺术课程标准》非常强调音乐课的创新性、人文精神,关注音乐与相关文化的联系,同时在评价标准、教材编写方面变革了传统的教与学的关系,鼓励学生互动式、交流式、探究式学习。这些都对音乐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需要复合型、研究型的一线音乐教师。研究型教师需要能够掌握严格的哲学思辨、严密的逻辑推演、规范的学术语言、严谨的研究方法、善于按照自己选择构筑的问题域和确定的研究目的解决本学科当中的学术问题。然而,传统的音乐院校师生中普遍存在“重技轻艺”,即只强调技能技巧的学习而轻视人文素养和研究能力培养的问题。正如金铁霖老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音乐院校的学生(除音乐学或有关理论专业外)向来有注重演唱演奏技能、技巧训练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由于他们的人文学科理论根基还不够深厚和坚实,再加上缺乏自觉的文字功力的训练,使其在论文写作上常常难以驾驭,尤其是对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我认为,这是我们音乐院校学生中的一个弱点,它限制了我们在音乐研究与论文写作中前进的步伐,使我们难以超越自己而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学术境界。音乐不是技术而是一种文化,音乐院校的学生不应将技术与理论对立,要使理论与技术之间统一起来。”
所以,在这样的音乐教育学科发展的背景潮流下,各个音乐院校的领导师生对培养科研创新能力这一问题日益重视。学校层面加强了对师生科研创新成果的认定评价与激励,如采取科研成果与教师晋升、学生保研毕业等直接挂钩的方法等。师生们普遍认识到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与论文写作水平对于个人实现与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此时,他们迫切需要音乐论文写作方面的全面指导。傅利民老师的《音乐论文写作基础》恰在此时及时出版推出,迎合了时代与社会的强烈需求。
二、全面系统性
诚然,近年来音乐学界的与学位论文所暴露出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撰文指出,这些论文散见于国内的一些音乐理论期刊。如:武汉音乐学院的蔡际洲从音乐编辑学的角度发表系列论文指出近年来在编辑审稿过程中发现投稿论文所存在的选题、重复研究、材料运用、学术规范等方面的问题。《音乐中国》学社的周勤如也以多年编辑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为例,以音乐学术通信的形式发表系列论文与国内音乐专业研究生探讨。这些论文都从某一角度提出了关于论文写作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参考与建议。而傅利民老师所著《音乐论文写作基础》是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思考的一部全面系统、具有教材性质的编著。正如作者傅利民在本书后记中所说:“自2001年至今,我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音乐论文写作课已三届了,在长期的音乐教学与科研中使我清楚地认识到音乐论文写作课程在音乐院校学生中开设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关于音乐论文写作的教材还很少。为此,我在教学中一边教学,一边撰写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以便于学生的学习。从而,我拟定了该书写作的基本框架。”
从《音乐论文写作基础》的章节设计,我们可以看出本书是目前一部比较完整的研究与探讨音乐学术论文写作的论著。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音乐论文的概念、类别及格式,作者分三节对之进行详细论述。其中第二节音乐论文的类别,作者依据不同学科、选题和研究目的,将音乐论文进行分类。“按学科分类,音乐论文可分为音乐学论文和音乐表演研究论文。按写作方法和文体属性分类,音乐论文可分为科学论文、评论性论文、论述性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教研论文、学位论文等基本类型。按科学研究的两个组成部分分类,音乐论文可分为创造性研究论文和整理性研究论文两大类。”每一种类别作者均给予清晰详尽的说明,并列出范文与点评。论文分类这一节,笔者认为是本书论述较为精彩的一个部分,它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体现了作者对于当前音乐论文写作现状的分析与思考;适应不同音乐专业方向的师生进行选择阅读。第二章音乐论文的必备条件,作者分三节详述了论文写作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创新性。第三章选题,作者分三节论述了选题的意义与原则、选题的途径与方法、课题申请书与开题报告的填写。第四章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作者分三节向读者介绍了搜集资料的意义;搜集资料的方法与资料的梳理、筛选和使用等。第五章撰写提纲,作者分两节论述了撰写提纲的意义;提纲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第六章论点和论据,作者向读者详述了论点确立的过程及思维方法;中心论点和分论点;论点的表达方式;论点句的推敲;确立论点常见的问题。论据部分作者则论述了论据的类型与要求等。第七章论证,作者向读者介绍了五种常用的论证方法:道理论证,举例论证,归纳论证,比较论证,分析论证。第八章论文答辩及评分标准,作者分两节阐述了答辩的意义;答辩的程序与评分标准等。
通过作者的章节安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书详尽论述了论文写作从选题、资料搜集与梳理、提纲的建构、论点与论据、论证到答辩的全过程,并涉及到科研申报书填写及开题报告的写作等,足见作者这部教材性质的论文写作指导论著的全面系统性。
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正如作者傅利民老师在本书后记中所说:“在写作中,我力避空泛的理论漫谈和枯燥性,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笔者看来,作者在本书中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个理念即以解决读者实际需求为写作出发点,所以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了本书另一个突出特点和优点。
首先,在本书中作者将平时科研工作学习的经验体会转化为实用指导性的论述表达,力求使读者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少走弯路歧路。如在选题的原则一节中,作者告诉读者:“选题时要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选择自己专业范围的、难易适中、大小适宜的课题。选题时,只有考虑好主客观条件,才能避己之短,用己所长,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比如,欲想对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如果你从事过民族器乐的演奏,就可以从民族器乐理论的角度去研究定题;如果你演唱过民歌,就可以从民间歌曲的角度去研究,去定题;如果你曾经学过说唱音乐,就可从说唱音乐的角度去研究,去定题。只有扬长避短才能写出称心如意的音乐论文来。”而对于选题难易程度的把握问题,傅老师用篮球框的高度来进行类比。他说:“如果篮球框的高度设计太低,人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投中,这就失去了篮球运动的意义;但如果把篮球框的高度设计过高,无论怎样的高手,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投中,这样也不行。论题的难易适中程度,正如目前篮球框设定的高度,让一般人不易个个投中,又让人经过努力训练,有可能成功。这个比喻贴切地论证了选题应难易适中的道理。”又例如在答辩技巧的运用一节,傅老师将答辩技巧总结为四点:1.简洁回答;2.领会主旨;3.平静谦恭;4.巧妙应对,提醒答辩同学注意。在领会主旨这一问题上,傅老师说:“面对主辩教师的提问,答辩人首先要全神贯注,并且要边听边记,防止遗漏,同时要沉着冷静地思考,仔细推敲专家提出问题的要害,了解所提问题的实质,分析质疑的指向,看是针对论点的,还是针对论据的;是针对论证过程的,或还是针对结论的,等等,千万不可弄错题意,否则将出现答非所问的尴尬场面。只有专注地听取主辩教师所提的问题,弄清问题的主旨,才能针对问题进行有效地回答。”书中这样的实用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论述还有很多,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老师在身边谆谆教诲,令学生受益。
第二,本书的可操作性还体现在傅老师精心选择的论文范例与切中肯綮的点评上,这些内容使书中大量晦涩难懂的学术创作理论变得易于理解。例如在音乐论文的分类一节中,作者将音乐实验报告定义为围绕某一音乐事项进行实验方法的介绍,讨论各种条件对实验的影响,描述、记录实验过程和结果的一种文体。实验报告通常由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及分析构成。为了让读者更加直观清晰地了解这一文体的写作方法,作者全文引述了一个音乐实验报告实例:《一种符合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实际的视唱教学法“四同步视唱教学法”的实验报告》。文后作者附上点评:“本报告以实验为依托,具体报告了用手风琴左手伴奏、右手指点板书、指挥、范唱的四同步视唱教学法的实施方法与过程。文中提供了相应的数据与典型事例,并以简明的图表显示。尤其报告中运用相关理论分析,把实验结果与同类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出优劣与得失,用实验结果回答了实验目的。材料客观,分析科学。”此范例与点评使读者对于音乐实验报告的写作不再陌生,音乐实验报告离基层教师的教学生活也并不遥远,只要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勤于思考、探索,视唱教学的改革也可以写出优秀的音乐实验报告。又如在论点句的推敲一节,作者提出分论点句应放在文章显眼的地方,语言清晰,句式明了。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作者把张学昕的论文《当代小说创作的寓言诗性特征》作为范例。该文的几个分论点是:一、解构时间:实现主体对现实的超越。二、象征营构:民间叙述与审美寓意化。三、戏访问本:寓言走向新的叙事空间。傅利民老师认为:“该文作者不仅追求行文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也全面地照顾了论文的形式美。该文的三个分论点,采用了相似的句式表达,字数相同,从视觉和听觉上首先给人以均衡对称的美,且表意准确,体现了学术论文的本质要求。”从这一范例不难看出,傅老师对音乐学术论文写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论文不但应有创新的学术价值,也应具备行文的形式美,所以,作为一名音乐学术论文的创作者应不断提升写作能力给读者提供完美的学术成果。
四、鲜明的个性
傅老师作为音乐学界一位成果颇丰的学者,在本书的论述中也常常渗透着作者鲜明的个性,很多章节中的内容即是作者科研学习经历的直接体现。
在本书第三章中课题申请书与开题报告的填写一节,作者为了举出实例便于读者理解,更是无私地将自己2003年获得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立项的《课题申请书》全表与《斋醮科仪 天师神韵――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的开题报告全文引出,供读者学习参考。近年来,申报社科基金项目日益受到各音乐院校的重视,但如何申报,怎样才能填好课题申请书,并没有相关指导教材推出,而且出于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学界知识分子一般都不会向同行展示自己的课题申报书。当笔者看到傅老师全文出版的课题申报书的时候,由衷地感受到了一个学者的无私与豁达。而本书所附开题报告《斋醮科仪 天师神韵――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更是作者用实例手把手地教授读者如何写作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课题主要思想、观点与内容,重点与难点分析;课题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及写作进行计划;本人准备情况及前期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及有关资料等开题义项。
纵观全书,这是一部通俗易懂的科研工作实用指南。在当前的音乐教育背景下,它所拥有的优点与特点,使之成为一部能够给读者实实在在帮助的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如果本书有机会修订再版,笔者认为本版《音乐论文写作基础》由于篇幅所限,有些论述之后没有例证,读者的理解常会受到影响,所以,再版此书时,笔者希望书中例证能够更为丰富典型,理论论述之后均能有恰切的例证与点评。另外,如能再版此书,笔者希望在音乐表演类论文的写作指导方面能够增加篇幅,毕竟在各个音乐专业方向中,他们的理论水平较为薄弱,是真正需要帮助而又渴望帮助的一个专业方向。
参考文献
1科学知识教育:走向学生个性化的动态生成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近代哲学家与教育学者们争论不休.逻辑实证主义试图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实现科学的统一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眼中,科学知识应当是独立统一的,一切经验科学都可以被证实和检验,即科学知识应当是永恒不变的.科学哲学企图摆脱历史主义而用逻辑分析方法达到像我们今天的科学结果那样精确、完备、可靠的结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基础教育只重视知识教育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历程,并且有悖于经验科学的发现规律.
相较于逻辑实证主义孤立、静态的科学发展思想,波普尔以动态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更为世人所接受的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都是一种对自然界的普遍性的猜测,而猜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所以他明确指出,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并且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一种科学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每当理论陷入了这些困难或矛盾之中便又产生了问题.正是由于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从他的整个思想来看,波普尔所强调的是,要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不应当抱着对绝对真理的占有态度来看待科学,不要为我们的知识而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而应当永远保持着对真理的渴求和探索.
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个体知识和缄默知识等概念,他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它强调的是主体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积极的、主动的、内在的、个性的因素.与波普尔一样,波兰尼认为科学活动的起点是问题,只有当一个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时,科学研究才能取得成功.笔者认为科学知识教育应当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人们在不断地探索中完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过程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的那样是静止的,而应当是波普尔和波兰尼倡导的那样,科学知识永远是前进的,我们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在发展的视域中我们才能够看到科学知识的未来.
2科学方法教育:超越逻辑方法的多维方法体验
一般来说逻辑思维包括,比较、分类,归纳、演绎以及分析与综合等.在基础教育科学教学中,较之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强调得最多,因为学生的科学概念源自教师和编者,他们是按照逻辑上的安排,而很少是根据实际获得知识的方式来阐述的.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们很容易忽视却非常严重的问题:逻辑推理不能导致新发现.因为逻辑推理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不是做出事实性或者理论性的发现,而是证实、解释并发展它们,并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体系.如此学生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就成了纸上谈兵.
培根曾说人类主要凭借机遇或其它,而不是逻辑,创造了艺术和科,现存的逻辑方法仅有助于证实并确立那些建立在庸俗观念基础上的谬误,而于探求真理无补,因而弊多利少.现代哲学家席勒对于逻辑在科学中的运用有过精辟的论述,对科学行动步骤进行逻辑分析,实在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逻辑分析没有去描述科学实际发展所凭借的方法,并且没有得出可用以调整科学发展的规则,而是任意按照自己的偏见,重新安排了实际的行动步骤,用求证的过程代替发现的过程.科学论文的写作以及教科书的编排所普遍采用的方法,助长了人们对逻辑学家观点的信赖.通常采用的那种逻辑上必然的提出结果的方法,既不是按照时间先后,又不是详尽地说明实际进行研究的经过.
笔者首先强调逻辑思维的弊端并不是表明逻辑不重要,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对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掌握来说,意义确实非同寻常的.这里我们是希冀教师们要知道对于科学发现、学生的创造性来说,仅仅只有逻辑思维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达尔文曾说他的经验告诉他:在科学研究中只是演绎推理是不能信赖的.我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我总怀疑原理中有谬误.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逻辑思考之外,有很多非逻辑的因素在科学理论创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好奇心,好奇心不过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求,因此应该给予鼓励.给予鼓励,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良好的现象,而且因为它是自然赋予他们的一种绝好的工具,可以祛除他们生来的无知.然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往往被教育得销声匿迹了.其次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反映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形式,钱学森就曾建议把形象思维研究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再次是基于逻辑和形象的创造性思维,如赖尔地质学理论及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为进化论的创造提供了灵感.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显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局限性.认为任何单一的方法论规则都是约束科学家创造性的紧箍咒和抑制科学发展的桎梏。科学的发展不是依靠某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教学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是教育应有之义.如果教师采用多元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周边事物进行观察,大胆作出假设,并充分进行联想与分析,那么学生获得的才会是生动的,可以在生活中运用自如的知识
3科学思想、文化教育:由隐性走向显性
科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生成科学的思想和正确的观念,知识教育如果想上升到思想的高度,那么中间就不得不经历文化教育的过程.强调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要排斥知识教育,相反在文化教育中知识依然是重点.只不过这里所说的知识教育己经不再是那种切断其文化命脉的机械、教条、刻板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极富文化内涵、充满文化精神而生气勃勃的知识教育.
自然科学的进步就是人们不断地探秘世界的历程,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它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思维范式等.以化学为例,化学是创造的科学,更是和谐的科学.化学的旨向不应只是创造人们需要的新物质,而更应该是为人类生命质量的提升做出贡献.相应地,化学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己有的知识,而应致力于让学生受到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全面熏陶,从而不仅成为旧知识的占有者,更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学科文化的传播者.正如怀特海指出,我们需要造就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一。
4科学教育的未来走向:生态化的教育教学观
科学知识是不断发展、完善、变化的,它随人们认识自然界的深入程度而不断完善,永无止境.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所拥有的知识,并不一定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作为教师应当持有开放的知识观,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所能理解的只不过是有限科学知识的一小部分.对待学生的态度应虔敬真诚,能包容学生的不足,能将学生的错误转化为珍贵的教学资源.同时要理解真理的相对性和时代局限,诸如亚里士多德的部分错误理论统治了欧洲近千年,而哥白尼日心说的尼桑,经历了生命和鲜血的洗礼.
关键词:著述;署名;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F5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167-03
一、问题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发表著述或各种文字作品必须有署名,无论出现在文头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对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的确定,以及要背负起因文字内容传播而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从文献发展历史来看,署名的出现稍后于书籍、文献的产生,它受到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和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文化权利越来越表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频频出现的剽窃事件已经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文责自负之余,署名权和署名利应该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署名牵涉到责、权、利和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署名发展史略述
汉代以前的书籍都没有署名。春秋战国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文献只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学在官府”、“王命作册”“官守其书”是文献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翻勿庸讳言,书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众是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到官书的便利,修《春秋》、定《礼》《乐》、删诗书、序易传,将知识和思想向下传播。虽然孔子自认为“述而不作”,《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他的所作所为所述,被其弟子理顺出一套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为后人作述和统治阶级束民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虽然没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学思想精髓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记。
“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争鸣为文化特色的“士”阶层知识分子“将学问视为天下公理,而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样自然也没有在作品上标明作者姓名的诉求。”“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领域内各思想流派的代表。虽然各门派都有自己鲜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隧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之学。”《老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没有署名。徐嘉锡先生认为:“自《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乃题姓氏于传之上以为识别。其后一传之中,又多别自名家,各为章句故训,于是复题其姓氏。盖其初由后人追题者,久而变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称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虽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对于古书不具署名还有一种看法,“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于诗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辙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陈氏的话虽然是就《诗经》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书。大概最初作家进行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署名与否,无关紧要;人们传诵它,采风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内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这是古书不题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书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不题撰著人。”此观点认为,先秦诸子书,撰非一人,成非一时,实际是各个学派的集体创作。
对于汉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观点认为“作为书籍领域后起之秀的经籍与子书,无法摆脱官书及其悠久传统的制约,只能继承官书传统在此基础上逐步加以变革。因此,官书之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不仅是官书的基本特征,也是汉以前经籍与子书的基本特征。”因此,多重原因造成了汉以前书籍虽以著作为主,却没有署名。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同时,还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从汉朝到隋朝的几百年间,编著以传注、义疏、史书为主要出版书籍,不仅著述出现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书籍可以从书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参看《汉志·诸子略》中的很多文献名可见一斑。署名的出现不是出于偶然,“晋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渐规范,说明著作署名权问题已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作品与作者的归属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了强化。”唐代雕版印刷术以后,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书籍文献传播的范围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带的信息更加详细。“汉以后,文献多署作者名姓,但标法不一。有的先标籍贯(郡望)再写姓名或字号,有些署名将时代、籍贯、官职、封号、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几项连写,宋及明清著作书名多采用这种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还署“主修”、“协理”、“鉴定”、“校阅”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实姓名,而属字号。古人名号情况复杂,加上职官就更难以理解。因此,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职官制度及名号知识。”很显然,署名现象已经受权利、名利所累,通过明确的分工细做,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符号。
总之,古代图书作者署名从无到有,署名前的修饰附加成分由简到繁,不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视通过著书立说来阐述个人立场、主张、思想,标记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响,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著述立说只围绕经典,论经明道,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署名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试想,如果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专制思想的制约,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的局面会大大改变。比如西方具有较早文明史的古希腊就是如此。“古希腊时期宗教的势力尚未强大,这就为历史、哲学、医学、诗歌和戏剧等非宗教类著作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学术和文艺创作比较自由公开,不少文人和学者纷纷通过自己的著作署名来扩大影响或创立学派。这就导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其哲学著作奠定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基础。”因此,著书立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行为,它受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影响。著述作者阐述观点时,必须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为阶级阶层服务。
古人能够著书立说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仅包括他必须有较广博的学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通常是史官、诸侯、博学之士或藏书家。从文献发展历史脉络来看,他们中间最早能够触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这些人能够接触到王室或皇亲国戚家的藏书,后来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够得到赏赐书籍的王爷和官员,以及在皇家整理书籍中形成的书院或由于宗教发展而形成的寺观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带有时代、官职、爵位、封号,采用何种体裁等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近代,人们明显地认识到署名已经牵涉到了个人利益、权利和名誉。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风雅”的贵官,如毕沅、阮元……,幕中罗致了不少学人名士,由他们帮助编书刻书,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钱而好名的出版家为人刻书,自己也挤进去挂个“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资刻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的考证,大多出自阮元的学生朱为弼之手。在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和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的双胞案的大辩论中,明确地反应了学术界对著作权的重视与对不道德的剽窃行为的深恶痛绝。”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官方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署名的尊严、权利和义务,以及受到国家机器保护的不可侵犯性。
(二)现代社会署名多样化现状分析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阶段,署名无论从形式、内涵和权力都发生了变化。拿纸本书为例:一本书的问世,不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还有出版单位署名,策划编辑署名、责任编辑署名,封面设计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现的是分工责任的明确和市场化反作用于著述而体现出的利益均分。同样,如果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不好的结局或反响,不仅作者有责任,连带著作上相应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反响等等方面。
随着各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体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现代署名方式与古代大有不同。“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古代中国,做学问其实都是围绕经、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经是一切学问的本源,正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指天下学问源于经,尊于经,不可背道而驰。古人历来有鄙视“小说家”的风气,认为小说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不能与正统学术思想相提并论。也就是因此,文学创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为文献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认为,“文学署名之所以落后于历史、哲学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应有文学意识不强、文学没有独立性的原因,当然也还有文学不及历史、哲学那么受重视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学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体现出来。
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旦成为著作出版,俨然带有科学研究的品性。“科研著作的署名即标注出该著作的作者姓名。作者应为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和全体参加人员。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著作若为一人独立完成,则在题目下直接单独署名;若为几人合作完成,则为几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应按贡献大小依次排列,不应‘论资排辈’;若作者较多,则可在题目下写出若干个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记中逐一列出。”“在论著上署名,一方面是表明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已说明其对论著应负有的责任。”科技著述相对于文学作品更加具有严谨性和严肃性,署名的顺序表明个人在某项研究中的贡献大小。
随着网络普及化发展,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网名。网名更与真实姓名相去甚远。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们以网络为媒介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观点的一种写作方式。用真实姓名作为网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实姓名较多,他们的言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网络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微博或博客,作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稳定性不高,但它们涉及的范围、内容较广,可以作为信息检索的线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图书馆出现之前,利用名人导读书目获取图书信息。比如,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名人撰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择名师名人之撰著,是研读古籍之捷径。
对于现代人来讲,图书馆和网络是获取知识和信息主要途径。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图书馆使用过很多种文献目录,其中有一种责任者目录就与署名有关。“它是按照文献责任者(包括个人、机关团体或会议等)的名称字顺组织而成的目录。其主要作用有:1、以责任者名称提供文献检索途径。2、揭示图书馆入藏某一责任者的全部著作。责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编者、辑者、校订者、注释者、绘图者等。对于某些知名责任者的笔名及其他别名,必须采用参照法引导读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献;对于刊载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关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给予适当反映。”嗍
当机读目录成为图书馆查阅书籍的主要手段时,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检索条件。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更成为许多高校和公共图书馆信息存储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开任何电子资源数据库,利用作者署名检索相较于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经过审核的优秀论文可以作为经典论文进入数据库,以供作者写作时进行阅读、吸收、参考:其参考文献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引用认同文献与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认同的是高质量论著与杰出作者,说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点上进行的;如果引用认同的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劣质论著,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狭窄,成果质量也不会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论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在某种程度上,署名成为衡量文献质量的标准。
通过网络博文获取信息也成为当代读者在除图书和数据库之外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界领军人物。他们通过博客这种便捷的方式。从各自的学术研究角度,对社会热点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比如邹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举例了北大名师如张颐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从北大学者博客的内容看,这些博文相当于书写时代的日记、札记、随笔等,这些资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史和传记的重要资料,也是北大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博客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参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随意的特点,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学者的真性情,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论文中难得一见的,因此更显珍贵。”
相反,署名问题也会给资料搜集工作带来困扰。我们在搜集网络信息时,不能判断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缘于署名问题。网络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门,网络作者根据自己的爱好、习惯、引人关注程度等起网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网名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一定价值的信息搜集起来很麻烦。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线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头进行判断。比如,我们在做民俗图片搜集时,经常会遇到没有时间、地点和详细描述,又有资料价值的图片或视频,必须咨询学者专家的意见,对资料做简单的描述,以便录入数据库。还有一些网友会将自己家乡发生的民俗活动视频或图片发到网上,只有网名和上传时间,其它我们想知道的内容一概没有,但是这种记录民俗的资料很稀有,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著录并保留下来,遗留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署名还有另外一种功能。“考察教职人员流动的一种方法是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章和著作署名中发现高级职称人员的流动轨迹。”阎根据署名的检索,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可以了解作者工作单位变化,著述研究方向的改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才流动、区域性科研水平以及其最近的学科研究动向。这对于图书馆工作人员跟进学科前沿信息、跟踪学术信息流向大有裨益。
对逻辑学研究对象的争论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相应地逻辑学教学改革的争论也在持续。当我国开始重视逻辑学教学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大学课堂已经普及数理逻辑;当我国传统逻辑(普通逻辑)教学走入困境,国内学者开始寻求把传统逻辑现代化作为逻辑学教学改革之路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批判性思维运动,随之而来的是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传统”与“现代”之争还在继续,但或许此时我们该重新审视此争论并提出新的改革方案。
一、逻辑学教学改革现状
“19世纪中期以来逻辑学经历了四次重要转向,即数学转向、语言转向、认知转向和本文所要讨论的非形式转向。”[1]相应地逻辑学教学改革也在进行。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高校逻辑学教学以传统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由于传统形式逻辑以自然语言为主、形式符号为辅的表述形式,使得学生较易接受,无论是普通高校、自考、函授各类高等教育的多数专业都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形式逻辑课程,因而形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国范围的逻辑学普及浪潮。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形式逻辑现代化的提出,出现了“取代论”和“吸收论”两种不同意见。“取代论者”主张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吸收论者”主张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的一些内容。[2]这两种意见的共同之处是体现了逻辑的数学转向思想,在逻辑学教学中增加了大量的形式化内容,这些内容对普通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讲难度大大增加,离日常思维却越来越远,导致教学效果不好。很多高校将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压缩课时,甚至将其从教学计划中取消。如果说90年代逻辑学教学改革的主流还是“吸收论”,那么进入21世纪,“取代论”则很快发展起来,许多高校将文科非哲学专业的逻辑学开设为现代逻辑,课程内容以数理逻辑为主,附带少量形式逻辑内容。自1978年提出逻辑学教学改革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尝试,逻辑学教学改革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了,正如武宏志教授所言:“有一个现象令人深思与忧虑:西方大学逻辑学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运动’和‘批判性思维运动’之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我们的逻辑教学经过改革的第一浪潮之后,却渐渐出现了衰落的迹象”[3]。
多年以来,逻辑学教学改革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纠缠不清,这首先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传统逻辑是人们日常思维领域中的常用工具,包含了从概念、判断到推理的一整套思维方法,但它是运用自然语言论述的,不可能完全割断与思维内容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进行纯思维形式的研究。现代逻辑用人工语言代替自然语言,构成了符号化的形式系统,这样就完全摆脱了思维内容的羁绊,使之成为纯思维形式的研究。它把演绎推理必然性的研究推进到很高的程度,从而对许多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伴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它愈来愈脱离人们论辩的思维实际。可见现代逻辑是在传统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传统形式逻辑的现代形式。但适合作为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逻辑学就只有这两种形态吗?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推动了非形式逻辑的产生,它的出现基本弥补了现代逻辑在日常思维与形式研究方式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以自然语言和日常思维的论证为研究对象和中心内容的非形式逻辑由于能够融入现实生活,培养并提高人们的实际论证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70年代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焦点,80年代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国内,伴随着GRE、GMAT等综合能力测试的传入,从80年代末开始,已有学者关注批判性思维,并出现了专门介绍该方法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等介绍批判性思维的书籍。在此基础上许多高校开始尝试开设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其中许多高校是把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开设的。如2000年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始把对普通逻辑的课程改革向批判性思维过渡,并于2003年秋与北京大学同步开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程。可见,目前国内逻辑学教学改革已经开始关注批判性思维,即在改革中将传统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相结合。
二、逻辑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都熟知的方法,将这一方法论运用于逻辑学教学改革中,就是要针对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本文所探讨的是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改革,对于这部分学生的逻辑学教学内容选择,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从教学目标来看。为了保证改革的效果,首先要明确在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开设逻辑学的目的。一般而言除哲学专业外,高校开设逻辑学并不是为了培养逻辑学专业的专门人才,而是要使大学生掌握必要的推理工具,为将来学习其他学科知识、为日常思维提供必要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使逻辑贴近现实,注重逻辑知识的应用,而不能把逻辑学高度抽象远离现实。实际上在日常思维中现代逻辑的高度形式化、精确性、严密性等优势都是无法体现的,相反传统形式逻辑运用自然语言符合人的思维,贴近现实,便于应用等优势是明显的。当然传统逻辑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如形式逻辑在被用于论证时暴露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要处理的信息范围越来越广,作为日常推理的形式逻辑在帮助人们具体的论证时力不从心,因为“无论是在科学论文还是在日常论证中,往往并不是纯粹的单一的某种形式推理,这样形式推理所传授的运用演绎有效性的概念分析法就难以运用到论证分析上”[4]。而研究论证的非形式逻辑恰能满足这样的需求,非形式逻辑又是以传统形式为基础的,因而要达到教学目标就应将两者结合。
2.从学生需求来看。目前,随着高校扩招,就业难问题凸显,随之而来的是各类社会考试热。公务员考试、GRE、GCT等都是大学毕业生非常热衷的考试,这些考试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逻辑的考察。而这里的逻辑更多的是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论证能力,它与数理逻辑无关,与传统逻辑关联不大。而目前高校逻辑学课程内容无论是以现代逻辑为主还是以传统逻辑为主都不能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因此需要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引入批判性思维。应付各种社会考试仅仅是学生需求的直接表现。文科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学习逻辑学的目的是使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推理、论证等问题。但与学科性相关的高度抽象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大材小用”了。与日常语言相关的形式逻辑对于处理其中推理的部分是有帮助的,但处理日常思维中的论证问题更有力的工具是批判性思维即非形式逻辑。可见,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对于满足学生需求都是必不可少的。#p#分页标题#e#
3.从学生可接受程度来看。我们说数理逻辑不适合作为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方面是由于其形式化程度太高,不能在日常思维中直接运用,另一方面过于抽象的表述方式是文科学生难以接受的。实际上,许多文科学生是学不懂或惧怕高度抽象的数学等学科才选择文科的,在教学实践中有许多学生在拿到逻辑学教材时就开始发愁,正是这种心理使得许多学生一开始就对逻辑推理怀有排斥的情绪,也更增加了逻辑学的学习难度。为了达到提高学生推理、论证能力的目的,我们需要给学生提供的是更接近于日常语言的,通俗的、应用性强的,关键还是学生易于接受的逻辑学知识,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逻辑学知识就是传统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
三、逻辑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目前逻辑学在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从教学目标、学生需求、学生可接受程度来看,逻辑学教学应将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结合,具体而言,应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几方面努力,增加逻辑学课程的吸引力,使学生喜欢并主动地学习逻辑学。
1.课程设置。在课程的设置方面,逻辑学作为一门培养大学生日常逻辑思维能力的学科应是一门必修课,从课时来看教学计划中一般为54学时,而有些高校近年来将它压缩到36学时,逻辑学课程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培养能力,练习是必不可少的,这样36学时明显不足。但对实践的强调、公共课的增加、大量的专业课,都使得增加逻辑学的课时困难重重,也就是说我们想把传统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作为两门不同课程来设置,现实是不允许的,这就需要我们把两者都放在逻辑学这一门课程中利用54课时把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和必要的训练完成,因而要慎重选择课程内容。
2.教学内容的选择。如前所述,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逻辑学课程应将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结合起来。目前的教学实践中有三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将形式逻辑融入批判性思维之内,从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相关性入手,将两者融合,这样可以节约课时,使学生较好地将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学习,但却模糊了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界限。另一种是以批判性思维为主,在必要的地方选择性地介绍形式逻辑知识,这种方式详细地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的知识并辅以必要的练习,使学生在学习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同时,培养了批判性思维的气质,但它更适合于已有一定形式逻辑基础的学生。第三种是将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知识融于社会考试各种题型中,这种方式更倾向于是为了应对社会考试而开设的辅导课程,不适合作为逻辑学课程开设。笔者认为可以在《逻辑学》的课程名称下,前后相继地介绍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毫无疑问,两者都属于逻辑学,只是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先讲授形式逻辑当中与日常思维密切相关的知识,如概念(重点是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直言命题及其对当关系(重点是矛盾关系)、复合命题及其推理(重点是假言命题、负命题的推理)、基本模态命题及其对当关系、逻辑基本规律(含充足理由律)、类比、归纳、论证、谬误(与日常思维相关部分)。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了解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关系,再进一步讲授批判性思维特别是非形式论证理论、谬误理论、语境问题等知识,这样安排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同属逻辑学只是研究重点不同,又可以使学生在掌握形式逻辑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更好地学习批判性思维的相关知识。另外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维气质两部分,因而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关注学生批判性思维气质的培养。
3.教学方法的运用。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注重加强案例教学。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非形式逻辑其教学目的都不仅仅是理论的掌握,而是在掌握理论基础上运用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种单纯的讲授,既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也难达到提高能力的目的,因而要注重加强案例教学。非形式逻辑或批判性思维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和一切学科领域,在基础理论的讲授中学生容易感觉枯燥、抽象,这就要求教师注意联系大学生关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生活实例、社会考试题目等,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逻辑基础理论。与此同时,安排学生独立完成一些难度适中的练习题,并讨论完成一些典型案例分析。这样就可以在完成批判性思维技能学习的同时,达到批判性思维气质培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