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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术本质;形而上学; 实践论
中图分类号: G 852文章编号:1009-783X(2013)02-0125-04文献标志码: A
近年来,在武术本质的论争过程中发现无论把武术的本质界定为任何东西,都难以避免陷入如何把武术与其他存在物相区别的逻辑循环怪圈。因为总有某种存在物的某种属性与被界定为武术本质特征相同,此为论争症结之一;往往把“武术是什么”当作“武术本质”来研究,此为论争症结之二;采取反文化的思维模式把武术僵尸化,或者泛中国文化化,此为论争症结之三。本文旨在通过剖析这几大核心问题,理清研究思路,提出消解论争的方法论,用实践本体论的理论范式对武术本质进行另一种角度的阐述。
1当今武术本质研究的主要问题
1.1“本质”的误读
武术本质研究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在于“本质”一词本身在不同语言、不同语境、不同哲学范式下含义是不同的,极易发生误读。有学者通过查阅《辞海》《词源》等工具书后认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和本源方面的问题[1]。如果从词源学上探究,essence(本质)的词根ess,源自拉丁语系动词es,在英语中相当于系动词be,其基本含义为“存在”(存有,existence),希腊语的对应词—to ti en enai更是包含存在的过去式、不定式和将来式,即过去与将来的存在,即本质是作为存在论的一部分而呈现的,换而言之,在存在论的范畴下,本质与本体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合的。虽然本体本身并不能指明质的规定性,但却作为认识论下本质规定性的合法性根据而呈现。元哲学时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并未分离,因而亚里士多德用十范畴表来规定万事万物,把存在物归结为实体,而实体是这样一种概念:它既在数目上保持同一,而且通过自身变化而具有相反的性质,但是不会在同时具有相反的性质,即非此即彼;因而,在辩证逻辑诞生后,此种非此即彼的本质推理方法受到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及后来哲学家们的强烈批判,马克思更是将其作为旧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予以扬弃。
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武术下定义,再从中提取武术本质,事实上就是在研究武术是什么;但必须注意一点,某物是什么(What is this?)并不等于某物存在的根据,由于is/ist具有存在(being/sein)和系词的双层内涵,因而“What is Wushu/Was ist Wushu”这一句型中is/ist作为系动词的凸显,使得该句型掩盖了is/ist含义中它作为存在的内含。换言之,由于该句型对is\ist一词本体涵义的遮蔽,导致研究者对一切存在着的事物的研究都当作“什么”来理解[2]。同样,汉语言所采用的偏正句式也使得“武术是什么”的研究重点落脚在了“什么”上,同时汉语的动词“是”还无法表达存在的内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学者们呕心沥血研究的武术存在本身异化成了作为存在者的武术,武之真武被彻底地遗忘了。
1.2本质主义的逻辑循环
形式逻辑本身并无谬误之说,在现代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仍是最重要的方法论;但就像经典力学不适用于量子阶段研究一样,作为存在本身的本质是不可归结为实体的,也即形式逻辑在此范式下并不适用。按照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事物的诸多属性中即有特殊属性,也有普遍属性,而特殊属性就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根本规定性,即本质属性。本质又是由本质属性来显现,所以界定出武术的特殊属性就意味着可以推理出武术的本质。
如果照此方法,从武术的诸多属性出发,在众多普遍性中析出武术的特殊属性,就意味着找到了武术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于是,有学者[3]认为武术时时刻刻、招招式式都离不开其技击的特性,便把技击作为武术最具特殊性的属性,将本质规定性定义为技击,那么技击是武术区别于其他人体运动的本质特征;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武术怎么与自由搏击、巴西柔术、泰拳、空手道等同样具备技击特征的人体运动相区分呢?于是说:其背景文化不同。依此推理,武术区别于其他技击术的特征便成了文化特征,文化特征是其区分的本质规定性,文化即成为武术的本质。再进一步想,如果独特的文化是武术的本质规定性,如何区分与之在同一文化特质下的其他运动呢?于是又说:是技击。这便陷入了形而上学本质悖论的怪圈。当我们试图找出武术的某个根本的特征时,往往发现不管用什么特征来规定武术,总有其他事物与此规定性相同,该现象被维特根斯坦称为“家族相似性”[4],即无论是不属于一个家族的事物,还是同属于一个家族的事物,都有相似性和相异性。武术是中华民族长期的实践性创造,起于易,又成于医,是极复杂的文化事物;因此,要想在逻辑上得出武术唯一的、根本的“本质”是不可能的。
1.3泛文化主义和反文化主义
武术本身的错综复杂性源自其自身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很多学者便把武术的本质引向文化学角度,得出类似“历史文化性特征”“民族文化性特征”[5]等具有模糊性的本质特征。毫无疑问,武术本身确实是一种文化,但它的本质却不是文化,如果说武术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就类似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物质一样。人虽然是物质的,但是除了人,世间万物都是物质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脱离了人的独特存在。也就是说,抛弃武术的独特存在而泛谈其文化、历史特征是泛文化的,究竟这些文化特征是什么,很难给出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解答。
鉴于在文化层面上研究的高度复杂性,站在文化视域之外似乎就能避免陷入错综的迷雾中,并一劳永逸,于是有学者提出:“……只有‘技击’才是武术‘本来’就‘固有的’,‘本体性’的‘根本属性’,其他文化特色都是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并非武术本来固有的、本体性的根本属性。”[6]这位学者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承认武术的文化特征在其产生时就是武术的一部分;然而否认了武术的文化性,就间接否定了武术的“人”性,只承认他的非“人”属性。这显然仍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好处是思维的“经济性”;但是事物本身存在的逻辑异质的属性是难以穷尽的[7],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赋予的。可见,反文化主义思维实质上是本质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追求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以唯一的、固有的、静止的特征去遮蔽其他的属性,以达到内在的统一。
2消解武术本质论争的钥匙
武术本质的论争实质上并非完全是逻辑上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论争是与习武者对武术的特有感情所致。当我们发现武术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时,却找不到一个救治良方,任其在“瓶颈”中异化[8]异常焦虑,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找到武术最核心的、最本性、最深刻的质,就能掌握开启武术繁荣复兴之路的金钥匙,论争便由此开始。
实际上,武术本质研究的探索与争鸣对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武术、了解武术具有深刻的内涵;但是在论争过程中,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却使得武术理论研究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法的道路,滑向形而上学的绝对论。正因如此,扬弃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是消解论争的法门。
2.1拒斥形而上学的武术本质论
本质主义哲学范式源自古希腊,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之一,它把世界万物看作“现象和本质”二分的存在,力求透过“现象”来认识“本质”,以掌握一切事物普遍规律的源代码,其实质是形而上学。武术本质的研究是具有深刻意义,但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却丝毫无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它只会不断在自身逻辑的悖论中“兜圈子”和做“语言规定性”的游戏。正如马克思在其《神圣家族》一文中说的那样:“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了。”[9]要消解武术本质研究论争,首当其冲的就是拒斥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论范式,也就是说,武术本质研究必须扬弃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对本质的固有性、稳定性、贯有性和唯一性探究。
本质主义最大的害处就是把极具丰富属性的武术变成一种片面的、干瘪的、木乃伊式的武术。当今武术学界的不少学者实际都在试图跳出这种片面式的本质探析,把更多的属性注入武术的“质”。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起洪浩的研究,他的多本质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单一本质的无限逻辑循环。洪皓认为:武术的一般本质是其健身本质和民族文化本质;特殊本质是技击,是武术区别于其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规定性[10]。但是这样的结论却似乎是为了“区别”而“区别”,既然本质是分层的,那么各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层本质是依照什么样的原理进行划分的,为什么把技击作为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来界定。这个设置实际上是站在一个预设的角度上进行的,这个预设就是技击属性,是位于核心的,站在这个角度向其他属性观望,其他本质就具有了一般性;那么如果把所谓的一般本质放在核心位置是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武术的特殊本质是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性,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搏击项目的规定性,一般本质是其技击性和健身性(也可以加上医疗性)——仍然是悖论的怪圈。由此可见,无论把其本质分为几层,只要坚持形而上学的本质思维模式,都仍旧是一个怪圈;因此,拒斥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是消解武术本质论争的第1步。
2.2武术本质层次性——抽丝剥茧的本质
洪浩的武术层次思维模式很可能来自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胡塞尔看来,人们给予事物的一切质的规定性都是类本质的,是现象(经验事实)的也是本质的,只有“悬置”(epoché)所有现成存在的规定性,才能在直接性的领会中通达对象,或者 让“现象”自己呈现,这样才能达到“现象”与“本质”的融通[11]。在通达本质的过程中,把意向性活动视域(horizon)的一般类本质到内周的特殊类本质层层悬置,直至“直观本质”的显现。这种本质还原法类似于中国古代道家“悟道”和佛家“顿悟”的过程,古人对武术的认识也是遵循了这一过程,由最初的招式层面、到后来的劲法层面,再到气血层面,终达至神明层面,此时实在的“招式”“劲法”“血肉”都已经被“悬置”,达到了“无招胜有招”的神明。而所谓的“顿悟”与胡塞尔的“直观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切合点的,也就是佛家所指的用“心眼”去认识世界。从本质层级理论上讲,所有的本质都是现象,所有的现象也都是类本质的,各个层面的认识互为现象、互为本质,像剥洋葱一样,每一层都是上一层的现象和下一层的本质。
通过不断感悟逐渐接近事物的本质、穷尽事物之理,这一点在东西方哲学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但是当我们逐渐深入武术的深层本质时发现:一旦试图“还原”武术之本真,一切与武术相关的词汇都已经不能真正地完全表达武术,对于武术本身来说,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只有像“绝对精神”“直观的本质”“道”“空”这样的终极体悟,而这些终极体悟,只对体悟者本人有意义,对他人来说是毫无实际作用的。正如二程和朱熹对佛学的批判那样,只关注“上达”,而没有“下学”,终至徒守“空寂”,是有体而无用的哲学。学者们不懈努力,求索事物终极道理,不应仅是自我的顿悟,更应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理解事物,进而促进事物本身的持续性发展。
武术终究还应是现实的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从形而上的角度对武术进行终极探索,这样就等于抛开了武术的具体实践而一味的追寻武术本身,而须把形而上的武术“本质”置于实际的人类历史与社会之中,即“道”之实践,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个本质是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一个“域”。老子在《道德经·德篇》中言道:“道生之,德蓄之。”也就是说“德”是“道”的实践,是在具体人身上的体现。韩非子也说:“德者,道之功。”他认为德是道的具体功用。宋代张载也提出:“德其体,道其用。”(《正蒙·神化》)以“儒、道、释”3家为理论核心的武术,把“德”放置在“武”的灵魂地位,一切武的行为都受到“德”的具体指导,是“德”的实践性存在。“德”既非是永恒不变的、静止的、固定的存在,也非形而下的某个实际个体的存在[12],这也是为什么“德”能够处在武术高级本质层级的原因。
综上,消解武术本质论争的第2把钥匙就是在本质高级层级上的实践性存在,这个存在不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实体,也不是玄之又玄的道或空,而是“以身证道”的实践。
2.3历史唯物主义的武术本质论——历史的本质
在自然科学领域,本质主义具有很大的市场;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求精准,要求具有普遍规律性,即“没有任何东西是不确定的”“世界上最大的物体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都可根据一个公式而得到说明”[13]。换而言之,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内,本质是处在最核心位置的,就如同DNA之于分子生物学、原子核和电子之于高能物理、光的波粒二性之于光电学。即便如此,科学哲学也会遇到相当多的麻烦,譬如爱因斯坦终其生命也没有完成他的“统一场论”1);因为宇宙也有太多的偶然,量子是测不准的。
与科学事物相比,文化事物更具测不准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而导致在文化事物研究过程中本质主义的必然失败。武术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产物,除了复杂的技击表象运动和文化内涵以外,还有指向本体灵魂的体悟过程,通过体悟和内化,最终把肉体本体和精神本体、自身本体和宇宙本体融合为一的精神运动过程。往往“体悟”的过程是根本“测不准”的,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正是由于这个过程交织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想寻找一种能够充分揭示武术存在的惟一的和固定的“语言性DNA”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研究武术本质时要采取“反本质主义”的范式,因为反本质主义范式在否定事物唯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的同时,也否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可能性。虽然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赫拉克利特语),但却可以一次踏入同一条河。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没有永存的东西,所有的观念和范畴连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仅仅是历史的暂时物。”[14]因此,要消解武术本质的不确定性,就必须把武术放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形态下进行综合考察,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时期,武术的规定性必然有所差异。
如果以武术的本源作为研究起点的话,那么在其源头上,武术就是人们为了捕食和保护自身安全而进行的一种带有攻防含义的活动,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是极端低下的,还不存在技击的技术,所以其特性是人类具有攻防性的实践活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大飞跃期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使得武术的技术体系和精神内核得以诞生,此时武术的特性就成了技击之术和为君子者的理想;到了明朝,随着中国儒、道、释三大哲学思想的合流,封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繁荣,武术迅速进入成熟期,成为一个集套路、实战、导引吐纳、禅修等诸多特质的综合文化体,已然完成了由“技击之术”向“技击之道”的转型,并延伸出了以技、身、性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15]。由此继续顺延下去,直至武术不存在为止。其中,社会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类似“质的规定”的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式。依据该考察范式,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中对武术进行动态的诠释,才能够在“测不准的武术”中挖掘到本质的东西,这是消解论争的第3把钥匙。正如希腊语To ti en einai一词包含的意蕴一样,武术的本质就是武术曾经、现在和将来的存在。
3武术本质实践性存在的解读
马克思在对人本质进行论述时用了3个命题,分别从人的实践性(劳动本质)、社会性(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人本性(人的需要3个层次实施了科学的界定。我们不妨借鉴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界定思路,从历史的、实践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多维角度对武术的本质进行综合思考。
1)以人的需要为存在的存在。一切“属人”的事物,根本上都是来自人的需要,武术根源于人的需要,同样发展和成熟于人的需要,也必因人的需要而运动下去。“需要”是历史的动态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需要不同,武术的形态也不尽相同,在原始社会,原始武的形成是由于人类保护自身生命安全、获取食物的本能需要。在其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习武除了保护自身安全和生存的需要以外,还有获得社会地位的需要,当时许多武士都充当王公贵族和富贾的门客,以获得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此外,处在动乱年代的武士们还心怀保卫国家、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理想,侠客们精习武术更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事实上,孔子也是由武士蜕变成文人的。到了明清,武术已彻底成熟,人们的需要更加多元,除了以上需要以外,有了类似审美的需要、修身悟道的需要、医疗健身的需要等。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人习练武术有不同层次的需要,在具体不同的人身上,练武也有各自不同层次的需要;因此,武术的存在就是以人的需要为存在的存在。
2)中国传统道德的实践性存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同时也是战火绵延、豪侠并起的时代,“侠义”精神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下成为了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成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把当时的游侠精神概括为4点:信义精神;舍生取义、为人志成的精神;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轻财好施的精神。这些精神是墨子强调的“志、信、道、本、义”,孔孟崇尚的“仁、义、礼、智、信”在当时社会的真实实践。中国的历代武术家的思想集中受到儒道释崇“德”的深刻影响,在不同的时代身体力行的实践着传统的“武德”思想。明代大儒,同时也是军事家的王守仁在继承了朱熹的经学和佛道的理论后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影响了明代包括唐顺之、戚继光、俞大猷等一大批武术家,这些武术家在保家卫国、荡平倭寇的过程中以知行合一为指导“以身证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因此,武术的存在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武”的外在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既有“武德润身”“尚武崇德”“习武先习德”的准则,又有“五不传”律令,这是因为武的实践必须依赖“德”而存在。
3)塑造“人”和“自我超越”的存在。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习武人不断通过自己对武术坚持不懈的追求、孜孜不倦的求索,实践着关于武术的不同理想,或是为了侠义精神、或是为了保家卫国、或是为了修身悟道、或是为了强身健体、也或是为了延年益寿,总之,武术之博大,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塑造人、教化人,是育德、育智、育体、育美,是内外兼修的过程,是塑造一个具有健康体魄、完整人格、崇高道德的人的存在。正如学者王岗所言:“武术是身教言传与练悟的结合,是一门实践性的教化之学,一种近乎终身的习染过程。”[16]武术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一个融会了中华文化精髓的“文本”,它的存在是通过不断的“塑造人”到“人的自我塑造”,再到“自我超越”的存在过程。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武术本质的长期论争,首先,是因为“本质”一词被长期误读,不少学者没有认识到“本质论”研究实质上是“存在论”而不是“本根论”;其次,是因为在形式逻辑范式下旧形而上学的本质研究方法严重困扰着武术本质研究,使得本质论争演变成了一场把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作特征区别的“语言游戏”和“逻辑循环”;再次,是因为泛文化和反文化的倾向,使得本质研究陷入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或脱离了武术的具体存在环境:因此,要消解论争,就必须拒斥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坚持实践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探究范式,并认为武术的本质是以人的需要为存在的存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实践存在,以及塑造“人”和“自我超越”的存在。这3个命题并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是实践与逻辑统一的;因此,可以这样表达:只有以人的需要为存在的存在为先决存在,武术才可以以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存在为存在,只有武术以实践的存在而存在,才可以以塑造人和自我超越的存在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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