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合作协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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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葛洲坝集团旗下设立有“上海葛洲坝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下称“葛洲坝旅游”），专事葛洲坝集团的旅游业务，系“葛洲坝主业之一”。湖北百事得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百事得”）与葛洲坝旅游“组成联合体，进入商业地产及旅游地产领域”。

对民间资本而言，积极探索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适当途径，尽快布局，占领先机，是其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中掘金的重要条件。民间资本如何参与国企改革，从中分得一杯羹？百事得资本与葛洲坝旅游的合作给出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样例。百事得资本董事长冯彦皓接受《融资中国》专访，谈民间资本与国企改革的对接。

《融资中国》：国企葛洲坝集团与民企百事得资本合作，契机何在？

冯彦皓：百事得与葛洲坝集团旗下葛洲坝旅游开展合作。在葛洲坝集团产业板块中，葛洲坝旅游的发展相对滞后，其希望有较大变化，这意味着需要加大投资力度，而葛洲坝旅游又不便于完全依托集团母体的投资流程或者渠道，于是选择与私募基金开展合作。

借助于葛洲坝集团内部产业调整，希望引入新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经改、股改窗口的契机，百事得资本于2013年成立；目的在于承接“葛洲坝宾馆用地改造”与“旅游+养老地产项目”。百事得作为葛洲坝集团的金融服务商，希望能够为葛洲坝集团提供投资、资本配套服务。

《融资中国》：百事得发起的基金架构是怎样的？募资情况如何？

冯彦皓：百事得资本拟组建上海微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微事得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北百事得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道，负责运营百事得旗下两只基金：百事得股权投资基金和微通国投基金。

百事得股权投资基金由湖北百事得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起人，主要投资商业地产；微通国投基金由上海微事得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主要投资旅游地产和养老地产；两只基金均由上海微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

在募资方面，两只基金的募集目标共5亿元人民币，其中百事得基金募资目标2亿，微通国投基金3亿。百事得在上海通过银行渠道，特别是私人银行渠道能够募到资金，目前有2亿多资金有投资意向，待在上海公司注册完毕，钱就到位。

《融资中国》：百事得的投资状况如何？

冯彦皓：在投资理念上，百事得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寻找合作对象。期待与合作伙伴一道，在未来若干年中转型提升，在市场中寻找到稳定且能够复制的商业模式。百事得投资时要求介入到被投者的运营中去。

在投资流程上，百事得的投资决策由投资委员会依流程做出，风控委员会负责风险控制。当客观的尽职调查意见反馈给投委会之后，由投委会进行投资决策。

在具体的投资项目上，百事得核心团队只做联系和风险控制工作，其他工作由第三方合作团队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完成。

《融资中国》：葛洲坝票务中心业务是百事得与葛洲坝旅游合作的首个项目，请您谈一谈具体运作情况。

冯彦皓：百事得旗下两只基金所募集到的资金都将投入到葛洲坝旅游的不同业务中去。在具体运作上，百事得与葛洲坝旅游签订了总体性的合作协议，确定了双方的义务和责任，根据这个协议，百事得选择葛洲坝旅游的部分单项业务进行投资，并约定占股比例。

2014年4月，首个单项合作协议已经正式签订：百事得将向葛洲坝票务中心投入千万级别的资金。

从字面上讲，“票务中心”业务板块相对较小，但百事得的投资主要针对包机业务，内容包括拟定新开航线的前期评估、测算、接地机场对接等。

百事得看好鄂西地区旅游资源的潜力，但由于当地基础设施配套薄弱，交通存在瓶颈，旅游资源无法形成联动。因此，百事得希望以位于宜昌的三峡机场为依托，在鄂西地区构建较为立体的旅游交通网络。

百事得能够协调旅游景点的落地资源，利用旅游公司强大的地面销售网络，将单项旅游产品包装后进行推广，吸引旅游客源――这是百事得重点关注的旅客来源。在执行方面，目前百事得已开始策划分析航线，与相关航空公司展开谈判，最迟2015年3月份航线将开通飞行。

《融资中国》：除票务中心外，百事得与葛洲坝旅游合作中，还有什么其他的投资机会？

冯彦皓：在与葛洲坝旅游合作的过程中，百事得能够参与葛洲坝集团的一些新项目，例如百事得预计将与葛洲坝旅游共同投资恩施大峡谷的旅游度假项目，这是与葛洲坝集团另一子公司：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公司（下称“五公司”）的合作。

五公司在建设恩施大峡谷水库时获得了附近土地的使用权，这些土地位于大峡谷入口，旅游度假项目来说非常适合，百事得准备投资并开展运营：修建商业街及从低端青年旅社到高端酒店的住宿设施。这一投资涉及到同一央企的两个下属子公司及第三方民间资本，操作上可能更加复杂。

宜昌政府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因此也会向百事得推介一些项目。

《融资中国》：您强调民间资本与国企的对接，请问百事得以何种模式参与国企改革？

冯彦皓：十后，国家政策对于民间资本的扶持力度很大，市场环境利好。

在与国企合作的过程中，百事得找到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投资时针对特定项目，确定投资金额，约定回报比例，双方共同运营这个“联营体”。

由于民间资本在股权投资出现纠纷时的追索手段比较单一，这样的构架商业风险较大，因此在选择合作方时需要很谨慎：双方要认同这种合作形式，也需要遵从确定的游戏规则。

百事得在衡量收益时，将收益确定在一个合理范畴内，一旦收益超过了合理投资回报，就很容易让国企方面的合作者承担过大的政治和商业风险。民企追求过高的回报会使得很多台面上的动作就变成了台下的动作，这往往会造成尖锐的矛盾。

《融资中国》：多家PE机构都有意愿参与国企改革，百事得与国企合作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冯彦皓：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进行对接时，在确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前提之下，需要尝试不同的商业模式。

百事得在与葛洲坝旅游合作的过程当中，以合理合法合规为前提，尝试新的合作模式：百事得的投资不强调股权占比，但投资后百事得的权利、义务及项目运作中的大致分工，都与合作方通过合同加以明确，并且在业务管理中拥有一票否决权，按约定比例获得收益。

百事得与央企合作，双方能够互补，一方面央企拥有他人不可逾越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也有有很多限制。百事得不仅可以为央企提供市场资源，包括市场观念、价值等，也能通过合同确立下的联营体模式，为央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民间资本与国企合作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双方能够合作的关键前提是有对方认可的商业模式，并且双方都能遵守法规。与国企合作我懂得放弃一部分，并不追求短平快。很多追求短平快的投资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压力相对集中，投资者没有办法在时间上去摊销风险。

《融资中国》：对于葛洲坝旅游的投资刚开始，百事得准备以何种模式退出？

冯彦皓：退出方面，百事得并不刻意强调退出，做股权投资，只要能把收益和成本控制好，长期持股为什么不可以？但毕竟长期持有的项目少，百事得投资商业地产和旅游地产时也会与合作方确定需要出售的地产，待售地产出售完毕百事得即获部分退出。

第2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安徽：构建“多元”的投融资体系

地处中部的安徽省是文化资源大省，近年来，通过引进社会资本、银企对接等多元投资渠道，文化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增加值年均增长30%以上。

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突破口。早在2006年5月，安徽省就组织文化企业赴香港举办招商引资活动，开国内文化产业赴港招商先河。此后，安徽省多次赴港台举办文化产业项目推介对接会，文化产业连续五年作为独立板块参加徽商大会并成为突出亮点。2011年第七届徽商大会共推出文化产业项目280个，总投资178亿美元，涵盖了动漫游戏、数字传输、文化创意、网络信息等新型业态。其中，成功签约项目57个，总投资529亿元，文化产业是徽商大会最具活力的招商板块。

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在全国首家以政府公告形式“社会资本和外资投资文化产业指导目录”，催生出一批实力较强的民营文化企业。如安徽儒林书业集团在图书馆配送领域居全国民营企业首位，经纶文化传媒集团整体实力居全国民营发行企业前列。全省民营演艺团体达1600余家，年演出40多万场次，总收入6亿多元。

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2007年，文化产业首次参加省政府主办的银企对接会，随后几年，安徽省多次组织文化产业银企对接活动，与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家级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获得授信540亿元。同时，在文化产业投融资方面敢为天下先，积极探索投融资的新渠道、新方式。在2008年的银企对接月活动中，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农行总行签署合作协议，获得其后五年200亿元的授信协议，是全国宣传系统第一次与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签署文化产业领域合作协议。2009年4月，安徽出版集团与交通银行安徽分行签订合作协议，首次发行5年期10亿元企业中期银行债券，是全国第一家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文化企业。此外，发行企业债券、参股商业银行、集团相互持股等新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目前也在积极探索之中。

山西：打造十大“龙头”文化企业

龙头企业是带动文化产业进入市场的重要载体，是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火车头。近年来山西省实施大集团战略，成功组建十大骨干文化集团，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内在活力，使原来勉强维持的文化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2006年底组建的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是集编辑、出版、发行、印刷、复制、供应、电子音像为一体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该集团实现销售收入92亿元，全年完成利润总额4亿元；销售收入较集团成立之初增长4倍，利润增长11.4倍；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国出版集团前列。集团网站山西出版传媒网自2007年8月上线以来成绩斐然，年访问量以200%的速度实现跨越式增长。据Alexa排名，2012年已居全国出版集团类网站前三甲的席位。

2011年4月山西省属五大文化企业集团也在太原隆重揭牌，业务涵盖网络、演艺、报业、影视等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多个领域。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对分散运营的100多张有线电视局域网进行整合，实现由“看”电视到“用”电视、单一视频业务变综合信息服务的转变；山西省演艺集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改革前明显提高，演出场次和演出收入分别从600多场和1800万元提升到改革后的1000多场和3600万元。作为新型文化市场主体，目前全省六大文化企业集团已成为实现山西五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目标的主力军。

去冬今春，山西省又筹组了省体育产业集团、省旅游产业集团、省文博产业集团和省工艺美术产业集团。

目前，上述这十大文化产业集团已成为山西文化产业的脊梁。

山西省文化体制改革起步虽晚，但势头猛、速度快、效果好。2011年山西省文化体制改革主要任务全面完成，走在全国前列。继2010年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增速十个百分点之后，文化产业驱动力指数跃居全国第二，文化产业已渐成山西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一极。2012年，山西省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420亿元，文化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5%。在全国2012年文化产业驱动力指数排序中，山西位届第六。这是继2011年之后，山西省文化产业驱动力指数再次稳居全国前列。

湖南：展现旅游与演艺“联姻”魅力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湖湘大地，凭借文化产业这个现代利器，释放出了更新更强的文化能量，“文化湘军”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中的一支劲旅。在广电、出版、动漫和广场文化等领域花开多面后，湖南力求展现旅游与演艺的联姻魅力，以张家界为代表的旅游演艺开始发力。

张家界市的旅游演艺是从2002年开始兴起的，相对于广西桂林、云南丽江、四川九寨沟来说，起步较迟，但发展很快。2002年4月，张家界市民族艺术团首次推出大型民族歌舞晚会“梅娘寨”，演艺开始作为新型创意产业融入旅游。发展至今，已成为全省文化产业的创新成果和张家界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张家界魅力湘西国际文化广场上演的湘西赶尸、土家哭嫁、鬼谷神功等一系列融民族音乐、舞蹈，集声、光、电于一体的湘西民俗文化和民间技艺震撼了中外游人。2011年底，张家界四家本土演艺企业联合组建张家界魅力神歌演艺集团，正式走上集团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之路，全力打造的民族歌舞《追爱》因成为“2012央视龙年春晚”唯一的民族歌舞节目而一炮走红。

张家界市的旅游演艺产业已形成较完备的产业体系。据统计，这个市现有11个演艺剧场、1.2万个座位和8台各类演艺节目。其中，《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和《张家界·魅力湘西》入选《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前者更是荣获该名录旅游演出类节目的唯一金奖。2011年，张家界旅游演艺业总产值突破4亿元，接待观众数超过200万人。据市旅游局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这200万人中，有30%是因慕戏而重游张家界的“回头客”。

张家界旅游演艺业作为新型创意文化产业融入旅游，丰富了广大游客的文化生活，延伸了旅游产业链条，调整了产业结构，助推了特色经济，成为张家界旅游的另一道“风景”。如今，在张家界，“白天看美景，晚上赏大戏”已经成为新的旅游文化体验消费方式。旅游演艺业强劲的发展势头，让这里的市委市政府顺势提出建设“中国演艺之都”的目标，并将其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浙江：落实文化产业“倍增”计划

2012年初，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浙江将深入实施文化建设“十大计划”，其中包括文化产业倍增计划。

在文化产业倍增计划的引领下，该省实施重点文化企业上市助推计划，积极指导帮助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文化企业上市，并成功推荐13家企业入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壮大了横店集团、宋城集团等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东阳横店影视城作为全球最大影视实景拍摄基地，闯出了一条“影视带动旅游”的成功之路。在把影视产业链做粗做长的同时，独特的体验式影视旅游每年也吸引了690多万人次的游客。2012年，横店的旅游总收入达到70亿元，接待游客1177.2万人次，影视企业营业收入78.1亿元。与此同时，加快文化产业平台建设，积极提升义乌文博会、杭州国际动漫节两大节会的规模与档次，使其发展成为辐射全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重要平台。积极搭建投融资服务平台，省文化厅分别与中行浙江省分行、建行浙江省分行签订《支持文化产业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金融机构与近40家文化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好声音》自开播以来，收视率居高不下，最高点时达到4.63，刷新了中国综艺首播收视纪录。2013年上半年，浙江影视动画增质提量，其中《乐比悠悠》等3部作品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优秀动画片向全国推荐播出，《少年师爷之侠义欢乐行》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

广东：施行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

广东省不仅是我同的经济大省，同时也是文化产业大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连续9年全国领先。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特定的跨国文化营销优势，广东省逐步推动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高投入和高科技含量方面发展，为相关产品出口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0年，广东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出台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文化传播能力，增强广东文化辐射能力”和“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等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2012年。广东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113.1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量的43.7%。目前，广东初步形成完备的文化出口体系，出口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形成了深圳华强、省出版集团等一批重点文化企业和文化出口品牌，现在，全省已有65家文化企业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

广东的对外文化贸易起步早、发展快，是我国文化产品制造和出口大省。首先，凭借珠三角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努力提高文化产品制造业的外向度。出口占文化产品制造业总产值的45%，其中照相机及器材生产制造业、玩具制造业、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业、其他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产值出口比例分别达80.1%、64.5%、91.8%和70.2%。近年随着动漫行业的崛起，出口比重逐年加大，今年上半年全省视听媒介产品的出口额达6.5亿美元，同比增长25.6%。

同时，加快对外传播体系建设，增强广东文化辐射力。成功开播了广东国际频道。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家以英文节目为主的省级电视国际频道。拓展《今日广东》海外专版专栏，目前，已在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多个频道播出，在海外特别是华人华侨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加强对重点英文网站的指导扶持，着力培育新兴外宣载体，提升网络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近来南方英文网每月点击量已超过一千万，其中近70%来自欧美和大洋洲的国家和地区，对外传播影响力明显提高。

再者，连续八届成功举办深圳文博会助推了广东省文化影响力提升。在2013年举办的第八届文博会上，累计成交额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家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执笔人：周忠丽 吴如忠）

相关链接：

当今世界，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堪称三甲：

——美国：作为文化产业头号强国，拥有1500多家日报、8000多家周报、1.22万种杂志、1965家电台和1440家电视台，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三大电视巨头以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其卡通产业年产值超过汽车产业。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近100家是文化企业。

第3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一、禄劝县投融资平台建设情况

自2006年以来，禄劝县先后成立了5家投融资公司，注册资本金合计10400万元。2012年完成融资15132万元。分项目情况：战备水库BOT项目融资1742万元、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融资730万元、滨水区市政工程BT项目融资12560万元。

截止2012年底，各投融资公司银行贷款余额6877万元。2012年累计偿还债务216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本金1630万元、利息536万元。至2013年6月30日，县城司债务余额6877万元。具体情况为：1、2009年9月向中信银行承贷的省级统借转贷市统还禄劝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贷款1807万元，贷款期限10年，宽限期5年，按季付息，从2015年起等额还本。已支付贷款利息54万元。2、2009年12月向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举借的旧铁厂水库新建项目贷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12年，建设期三年，从2012年起偿还本金，已偿还本息418万元。3、2009年12月向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举借的县城供水改扩建项目贷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12年，建设期两年，从2011年起偿还本金，已偿还本息680万元。

二、投融资举措

（一）以政府项目为主导，依托融资平台，积极引导信贷投向

县人民政府先后与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洽谈，推介融资项目，介绍项目具体运作及政府和企业的还贷准备情况，让金融机构了解和掌握项目前期进展和项目情景。建立新型银政合作机制，县人民政府分别与农行省分行营业部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近年来，融资平台公司采取贷款融资方式先后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国家开发银行和中信银行，为我县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县城供水改扩建、县城污水处理厂等6个政府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累计融资18807万元，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有效推动我县重点项目建设，解决资金缺口，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引进省内外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采取BT/BOT等融资模式进行合作开发

县人民政府先后引进丽江鼎业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浙江通球水处理有限公司等企业对县城掌鸠河滨水区综合开发，禄大公路县城段扩宽工程、县城污水处理厂建设等6个项目进行BT/BOT融资，合计融资4.2亿元。

（三）充分盘活存量国有资产，积极完善和充实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规模

县人民政府采取有偿或无偿等形式将经营性国有房产、国有商铺、国有土地、经营性市政配套设施等划拨给融资平台公司，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担保、BT/BOT回购和贷款抵押奠定了坚实基础。累计划拨房产15859平方米，商铺5103平方米，国有土地1345亩。

（四）积极与市级投融资平台公司合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县人民政府与昆明市产司签订了县城区土地开发合作协议，合资成立了注册资本金1个亿的昆明泛亚城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合资入股方式进行城乡土地一级开发，有效解决我县土地收储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该公司与农发行融资1亿元用于县城片区开发，进一步丰富我县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新模式，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扩大城镇规模，加快了全域城镇化建设步伐。

三、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通过对当前投融资情况的分析，结合当前经济金融形势，融资工作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

去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出台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物价、房价的增长、控制融资平台贷款规模，提高了融资成本，导致各级投融资平台银行贷款大规模的降低，对我县影响较明显，2010年至今我县的融资无银行贷款到位。

（二）投融资体制不够健全，偿债能力不足

随着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飞速发展，我县的投融资平台公司逐渐暴露出公司融资能力、配置资源与项目建设规模及资金需求不平衡；投融资平台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管理理念淡薄；急剧膨胀的负债规模难以通过自身的造血机制，实现良性循环等问题，归根结底是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政府融资模式缺乏有效约束，为了政绩盲目扩大融资规模，却没有充足的还款能力做基础，潜在信贷风险较高。平台公司运作不规范，通常由政府官员担任高管，且公司运行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公司经营性收入不足，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各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运营现状难以达到“借用还一体化”的目标。仅依赖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来源，财政压力较大，一旦财政收入减少，平台公司很可能发生偿债风险。

（三）投融资渠道及形式的制约，金融支持不足

我县辖区内仅有四家金融机构，获得本地金融支持的机会较少，我县大部分贷款基本依靠省级大型银行。由于我国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我县现有的融资模式仅限于银行贷款和BT＼BOT两种，融资渠道过于局限。

四、建议

（一）加大金融对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倾斜

针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向地方性政府融资平台出台相关专门的金融信贷政策。在不影响市场化进程的前提下，保证政府关乎民生，关乎百姓，关乎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工程能够及时得到金融支持，同时得到政策优惠。禄劝属于后发地区，资源匮乏，主要依靠金融机构支持。

（二）深入开展融资体制创新改革，健全与完善融资体系

在现有的平台公司运营模式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完善政府融资制度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融资平台信息披露制度。切实加强平台公司运行管理能力和债务风险管控能力，运作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平台公司自主经营能力，逐步改变政企不分的格局，消除政府对融资平台过多的干预，真正将融资平台打造为市场化的企业，弱化融资平台的政府信用，强化企业信用，金融机构对平台公司融资项目进行严格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

第4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关键词：公共体育设施；公私合作；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G81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2-0038-04

Abstract：It has reviewed the practice of the PPP pattern in the fields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Japan and Taiwa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ir practice with its design， management， operation has begun to take effect. It has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PPP， defined the concept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using the PPP pattern and introduced the foreign practices， which will make important inspirations and reference values for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to jointly suppl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Key words：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practice； implication

自2013年起，政部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被认为是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巨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创新公共基础设施融资与运营管理模式的新举措。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培育多元主体” “大力吸引社会投资”被写入主要任务和关键措施。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多部委《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目录包含了公共体育设施运营等10余项公共体育服务。迄今为止，已有若干省级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指导目录》。随着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的快速发展，公共体育设施采用PPP模式将是大势所趋，梳理该模式的概念以及国内外的相关实践非常必要。

1 PPP的内涵及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概念界定

1.1 合作伙伴关系

PPP，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简称），在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总体看来，PPP是指“公共部门（政府、国有企业）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民营企业、志愿机构等），就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1]。

1.2 政府主导（public）

因为国情、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职责也会存在差别，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前提，政府主导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角色始终不变，依据公众意志，指导、规范供给行为的职能责无旁贷。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部门决策、出资并负责有效治理。

1.3 民间部门/社会资本参与（private）

西方学者一般用民间部门指代“私人部门”，包括民营机构及非营利、志愿性组织等。如美国民营化大师萨瓦斯认为，公私合作形式可以用一个从完全公营到完全民营的连续体来显示，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民营部门、非营利、志愿性组织基于不同的民营化程度在这个连续体上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2]。马克・霍哲提出，政府改革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就是积极利用民间部门高效率、低成本的治理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因为我国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国内研究对private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研究以“PPP”为题名，检索中国知网2015年相关硕博士论文，按照随机排序对53篇论文进行编码。剔除无法查看全文以及非公私合作供给理论研究的文献，对其中的34篇有效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见表1）。分析发现，用社会资本指代private的频率最高，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应用中。

1.4 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概念界定

结合PPP的内涵以及在国内的研究应用，本研究认为：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公共体育设施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全部或者若干环节，向社会公众提供满足多元需要的公共体育服务。

2 PPP模式在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共体育设施领域的实践

2.1 清晰的制度框架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已专门就PPP立法。他们将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融资、建设、运营、收费、服务、管理以及监督的全过程纳入清晰的制度框架和标准中。

以英国为例，该国财政部负责PPP政策的制定，国家审计署和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对PPP政策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英国财政部下属伙伴关系公司Partner-ships UK为政府等所有公共部门提供PPP的专业管理，尤其是政府购买等方面的知识；财政部下属部门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mer通过制定工作指南，为地方政府提供项目支持并帮助地方政府制定标准化合同。基于以上的制度设计，“英国政府制定的PPP政策，如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间主动融资）模式，为本来应该由政府供给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体育建筑物），带来私人部门巨大的融资，管理技能和专业知识优势”[3]。

2.2 定量的评估工具

项目论证、项目确定以及项目采购三阶段的物有所值（VFM： Value for Money）评估方法，是英国对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采用的可行性评估方法。该评估方法指的是，一个项目采用PPP模式政府付出的代价总和，若小于采用传统模式政府付出的代价总和，则PPP模式从财务上判断可行。2007年，英国就颁布了《VFM定量分析电子表格》，通过定量的操作计算为PFI项目的选择提供可靠的依据[4]。虽然财务量化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会影响VFM评估方法的信度，但是作为一个定量的评估工具，VFM比定性陈述更利于工作的开展。

2.3 合同界定双方责权利

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精神，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契约精神，其主要特征除了表现为政府与社会资本选择合作对象与项目的自由，还隐含着双方地位的平等。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运营一般会有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合作，国外很重视对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合同范本的制定，在合作协议中详尽规定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风险应对、争议解决及违约处理事项等。

1999年、2002年、2004年和2007年，英国政府分别了《PFI合同规范》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PFI合同规范-第四版》对PFI项目合同持续时间、项目开始时间、意外事件防护、服务定价机制、服务标准、服务变更、服务监督、移交时的资产估价、争议解决的方式等均通过合同管理做出了详尽的规定[4]。2003年开始，日本在公共设施领域推行由政府监管、民间力量供给，公民享受的“指定管理者”模式运作公共体育设施，该模式将以往由地方政府掌握的设施使用许可权、收费设定权、活动企划权、设施命名权等管理权限下放给社会资本，同时，在管理制度和合作协议中详细规定社会资本的业务范围和工作基准，并以此为依据监管社会资本的行为[5]。

2.4 专业管理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经营绩效确实胜过公共部门；而民营化的模式可以增加公营事业的营运绩效”[6]。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早就引入R档奶逵场馆管理公司对当地的公共体育设施进行运营管理。自1961年以来，美国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中，私人投入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形成了场馆设施融资、建设的公私合作模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美国著名的四大职业联盟（NFL、MLB、NBA、NHL）俱乐部所拥有的体育场馆31%采用PPP模式运作。Kansas's State Expo Center委托给私营机构后，实现每年赢利超1亿美元的业绩。The West Palm Beach Auditorium原由美国公共部门管理，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委托给私营机构后，第一年财政赤字就减少了531 878美元[7]。迈阿密体育馆由专业管理公司运营，场馆多达16 900个座位，16个包厢，但其固定员工只有30人，活动期间通过雇佣临时工完成任务，节约了大量成本。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主体育场采用PPP模式建设以来，采用公私合作方式投资、建设运营体育施设施，也已成为澳大利亚体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从财政角度看，PPP吸引了社会资本投资，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但最终能否降低财政支出的负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还是取决于社会资本的专业运营能力。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山运动中心民营化6个月后，其服务收入将近2 000万，毛盈利近500万，比预计毛盈利高出300万左右。而另外一个同样以民营化方式运营的中正技击馆，虽同属体育设施，但二者之间的盈利情况却相差极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正技击馆内专业管理人员不足，以致经营理念无法有效提升，造成盈利状况不佳；而中山运动中心，则是委托由较具经验的救国团进驻管理，不仅增加盈利，馆内的经营品质也大幅提升[8]。

2.5 面向国际市场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体育设施管理公司，除了管理本国和本地区的体育设施，还以其强大的专业运营技能和管理水平为依托，面向国际市场布局全球化的扩张战略，在全球范围收购体育场馆的运营权。Ogden（奥格登）是澳大利亚一家专业从事体育设施运营管理的公司，该公司除了运营悉尼奥运会主体育场在内的澳洲12个大型场馆外，还为亚太地区大型体育场馆提供各种管理和咨询服务，中国国家游泳馆就是其中一例[9]。美国的SMG（策略管理集团）公司和Global-Spectrum（全球无线）公司是全球有名的场馆设施管理公司，为全球许多国家的大型体育设施提供建设与运营等工作。

2.6 关注民众多元需求

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伯指出：“民众对公共服务有不同偏好，政府公共服务追求普遍性，在供给中只倾向中间偏好，不能考虑民众因收入、教育等差异性产生的多元需求”[10]。当民众的多元需求无法通过政府的普遍供给得到满足时，就会寻求“付费消费”的方式，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满足。

体育设施能否吸引运动人口取决于它所能提供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设施所必需的物理与地理条件，包括场地、设备与器材。上文所列举的我国台湾中正技击馆和中山运动中心，除了经营者的管理技能差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中正技击馆以推广技击类运动为经营目标，馆内是纯属技击类的运动设施，已不符合现代民众多元化的需求潮流，反观中山运动中心，其功能区包含了游泳池、羽毛球场、儿童游戏室，设备更为多元化[8]（见表2）。

3 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经验和启示

PPP 作为近十几年来国外公共体育设施领域兴起的新模式，对于解决我国人均体育用地不足和体育设施重复建设、运营效率低下等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结合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的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3.1 加强政策引导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PPP概念的理解逐步深入、实际应用也逐渐增多。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促进PPP模式发展及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的政策法规，如国家《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以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等，能源局、教育部、住建部等部委相继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相关行业的实施意见。国家体育总局应结合我国国情，参考发达国家完善的政策体系，着手研究制定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的指导意见，明确投资领域、项目申报流程、融资模式、运营管理、风险分配、利益保障等，用清晰的制度框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公共体育设施的积极性，为社会资本提供完善的政策指导。

3.2 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

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政府投入资金与公共体育设施的巨大需求之间存在缺口，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面临较大挑战。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践充分说明，公共体育设施PPP模式，增强了社会资本运营的自和问责制，为公共体育设施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提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国在运用PPP模式发展公共体育设施的路径中，同样要坚持改革的理念，相信市场的力量。首先调整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方向，发起设立专项用于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运营的公共体育服务PPP投资引导基金。其次，按照“公建民营”的思路，将建成的公共体育设施，交由专业化程度更高，管理水平更优的体育场馆管理团队运营，发掘体育设施的无形资产，满足群众多元的体育需求。另外，为吸引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参与体育设施的投资，必须丰富盈利模式和盈利渠道。政府应通过财政支持、税费减免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将PPP模式延伸，打造城市体育娱乐综合体，推动社会资本参与体育与旅游、休闲以及商业等综合业态的开发与运营。

3.3 全过程监管

社会资本具有天然的资本逐利性，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要履行好监管职能，规范招投标程序、明确服务标准以及跟踪、监测、评价服务内容，营造公开、公平、透明、有序、竞争、规范的监管环境，避免出现因处理不当造成的财政风险和公众利益受损。

首先，在招投标环节，要建立专门针对公共体育设施的市场准入措施，选择具备融资能力，又兼具专业水平、运营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其次，在运营监管中，体育部门要引入权威、专业的第三方技术咨询机构，以项目运营绩效作为评价依据，通过合同组织、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实现动态、长期、持续的全过程监管。最后，项目绩效评价时，要综合考虑公众需求满足、风险分担、关键服务指标等综合要素。

3.4 统筹公益和商业

公共体育设施PPP项目，既要保证公共性，也要满足部分公众需求的超前性。但是，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运营方需承担高额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屋租赁税，以及花样繁多的土地使用税、门前三包费、绿化费等，经营负担颇重。政府应从国民体质、公众满意等维度出发，给予社会资本扶持和优待，既让公众获得良好的公共体育服务，又要保障资本获得合理、稳定的经济回报。当然，为了避免社会资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降低公共服务质量，可以在管理制度和合作协议中详细规定社会资本的业务范围和工作基准，并对社会力量的收费设定权进行限定，通过制度设计将获利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质量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参与公共体育设施运营的社会资本专注于提供优质服务。

4 结语

社会资本运用PPP模式投资建设运营公共体育设施，虽前景乐观，但目前来看，与水电能源、公共交通等其他行业的基础设施相比，所产生的利润可能更低，社会资本多持观望的态度。此外，采用PPP模式会导致体育部门控制力的流失，影响对公众的责任，或认为 PPP 模式就是公共体育设施私有化等误读都可能影响PPP模式在公共体育设施中的正确实施。因此，公共体育设施运用PPP模式还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1]ES Savas. Improving Public Se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Competition[J].Springer Netherlands， 1981（3）：151-162.

[2]E.S._瓦斯.民营化与PPP模式：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 Akintola Akintoye. 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of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rojects Engineering[J].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1998（5）：19-21.

[4]黄腾，柯永建，李湛湛，等.中外PPP模式的政府管理比较分析[J].项目管理技术，2009（1）：11-12.

[5]京都市政局政部U痈母镎n.京都市公の施Oの指定管理者制度\用基本指[Z].2014-02.

[6]施光训，林静雯，欧秋伶.公营事业民营化之绩效改革研究[J].全球管理与经济，2005（1）：23-39.

[7]陈元欣，张崇光，王健.大型体育赛事场馆设施的民营化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1）：25-30.

[8]黄彦钧，林秉毅，刘田修.公立体育场馆民营化之可行性评估：以中正技击馆为例[J].台湾体育学术专刊，1996：199-204.

第5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一、陕西省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一）陕西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 

从规模来看，由于民间借贷具有的隐蔽性，陕西目前也尚未成立民间借贷的相关监测部门，因此，较为精确的陕西民间借贷规模尚难测算。据人民银行榆林分行估计，2013年仅榆林一地的民间借贷规模就达到700-1000亿元，陕西民间借贷规模可见一斑。 

从利率来看，笔者通过对全省36家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其中关中15家，陕北15家，陕南6家）的抽样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价格并不统一，各子市场之间的利率价格差距很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利率接近20%，企业法人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约为15%-18%，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放贷利率为25%-30%左右。 

从分布特征上看，陕北与关中的民间借贷规模整体高于陕南。关中和陕北地区又以西安、榆林和咸阳的民间借贷活动最为活跃。榆林民间借贷活跃是由于当地油气资源的开采积累了大量闲置资金，西安和咸阳是陕西省中小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旺盛的资金需求使得大量民间资本聚集。 

（二）陕西民间借贷组织概况 

1.小额贷款公司 

陕西省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全国5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省份之一，于2005年5月开始试点工作。2009年陕西首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至今的5年间小贷公司呈现扩张式发展，目前已在全省10个地市陆续成立并开展业务。据统计，截至2014年9月末，全省经正式注册的小额贷款公司共计227家，较去年同期增加23家，是2011年的3倍；各项贷款余额195.75亿元，同比增长22.8%，是2011年的近5倍。从省内空间分布来看，陕西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集中在西安、榆林、汉中、渭南，约80%的小贷公司分布在这4个民间资本较为活跃的城市，这充分说明了小额贷款公司在民间借贷中的重要作用。 

2.典当行 

从企业数量看，截至2013年底，陕西典当法人企业数共计151家，典当总额183349.46万元，仅占全国典当累计发放金的0.78%，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23.2%的平均增速。从注册资金来看，大多数典当行的注册资金在200-600万元，总体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不强。从业务结构看，近年来动产质押、房地产抵押、财产权质押三项主营业务比重基本保持在1：2：1，总体结构较为稳定，这也说明了陕西典当行的业务创新能力不足，在调研中发现，陕西典当行业的业务模式仍为传统典当模式，“典团贷”、“股权典当”、“典贷通”等新型典当产品尚未在我省实践。 

3.准贷款互助组织 

带有互助色彩的新型民间借贷合作组织包括传统合会、商会、企业家俱乐部、各类企业协会等，以商会为例，陕西目前的商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同一地域的企业组成的商会。如陕西浙商商会、陕西户县商会等；另一类是同一行业的企业组成的商会。如陕西工商联房地产商会、陕西工商联出租汽车商会等。这些商会主要通过为会员企业搭建融资平台进行资金撮合，并充当一定的信用担保角色。在内部融资对接中，商会通过收集会员企业的资金信息，将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与有闲置资金的企业进行对接，类似于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在外部融资对接中，商会通过与银行合作对会员企业进行商会联保融资。如陕西浙江商会与中信银行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还有商会通过成立专业化的投融资平台，为会员企业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务。如陕西省江苏商会日前成立的投融资中心即为民间借贷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机构。 

4.民间借贷中介机构 

目前，陕西以投资或信息服务等名义存在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业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抵押借款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即做资金中介机构，既不吸储，也不放贷。其以信息资源的搜集、积累、利用与输出使借贷双方需求达成对接，并提供一定的抵押物。二是担保贷款模式。其通过在以往业务中积累的接待信息，突破单纯的担保业务，撮合借贷双方直接对接，并由其担保签署三方合作协议。三是“中介+担保”，即由中介公司与担保公司合作，由中介公司提供借贷信息，借款人向中介公司提供实物资产抵押，由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并将抵押物进行司法公证。从发展动向来看，第三种方式呈增长态势。 

5.P2P网络借贷平台 

陕西目前较为典型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是由陕西金融控股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于2012年共同发起设立的陕西金开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其为全国首个国有独资P2P借贷平台，已于2014年4月正式通过审批验收。该网络平台在试运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已有上千余名投资者在平台注册，完成了34笔总金额达11050万元的融资项目，这34笔融资全部为中小微企业经营性借款。金开贷的成功运行填补了陕西金融业的空白，为陕西P2P行业发展开拓了规范化发展路径 

二、陕西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自上而下的统一监督管理机制 

一直以来，陕西民间借贷的规模、利率、资金来源及走向等现实性问题存在“数量不明，界限不清”的情况。管理层及学者对于陕西民间借贷的规模大多以测算、估算等方式获得，这对于准确把握陕西民间借贷现状，出台针对性管理、扶持政策具有消极影响。此外，对除小贷公司、典当行等类金融机构以外的民间借贷组织缺乏明确的行为界限，许多民间融资活动游走于非法边界干扰我省的金融秩序。目前，陕西尚未成立对民间借贷的统一管理机构，民间借贷的监督管理基本在各级政府的的金融办公室，但金融办公室目前一般为各级政府办公厅（室）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非常少，专业能力也不够强，职权不够明晰，很难完成民间借贷的统计、监督及管理工作。

（二）民间借贷的金融基础设施缺失 

“从信息经济学上看，金融业本身是一个信息行业，贷款活动可以看作是收集信息、分析比较信息、处理信息、跟踪信息变化的一套处理信息的过程”。目前，陕西对民间借贷机构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较为薄弱。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类金融机构均未接入征信系统，更不用说融资性担保公司、投资公司以及各种无牌照民间借贷中介组织。二是目前陕西的民间借贷机构在通存通兑、支付结算等方面均与正规金融机构存在较大差距。此外，陕西的联网核查系统、反洗钱系统、信贷查新系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等辅金融基础设施也均未向民间借贷机构开通，信贷数据无法在线监测，难以满足监管部门的风险管控要求。 

（三）“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2012年以来，国家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间借贷阳光化发展的利好政策，但“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部分条件成熟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为村镇银行，但从实行该规定以来，陕西小贷公司目前尚没有一家改制为村镇银行；自“金融国十条”正式放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以来，陕西民资申办银行的热情高涨，但目前尚未有一家得到官方确实的反馈。 

三、陕省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积极审慎地探索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吸引各类投融资机构入驻，规范开展业务；发展针对民间金融的律师、会计、担保、资产评估等专业配套服务产业 

在各地探索金融改革的进程中，温州、广州、成都、长沙等地均通过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一途径规范民间借贷、促进民间借贷阳光化。陕西省可参照这一成功经验，依托即将建成的“西安民间金融街”成立陕西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一过程中应避免简单复制，要在充分掌握陕西民间借贷规模、特点、利率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借贷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业务范围及运营形式，并提早培育、引进会计、审计、法律、资产评估、资信评级等相关专业配套服务企业，为入驻中心做好准备。建议陕西省金融办一是要协调统计部门，对陕西目前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作详细调查与统计，摸清家底，准确决策；二是要搭建指数采集合作机制，与温州市政府签署“温州指数”协作采集合作备忘录，借助已有的指数平台反映我市民间融资市场运行状况。待借贷服务中心成立后，可转变协作检测机制为联合检测机制。 

（二）关注无牌照民间借贷机构，结合《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后称《条例》）中对民间金融组织及经营范围的界定，引导和扶持我市合规民间借贷机构正规化发展，使其和小贷公司、典当行等民间借贷“正规军”形成错位的市场定位，实现互补 

《条例》创新设立了三类民间融资专业服务机构，并对这些机构的组织形式、经营范围作出了清晰界线。这标志着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机构正式走上法制化道路。对此，建议陕西省各市区（县、开发区）依据《条例》对各自辖区内各类以投资或信息服务等名义存在的无牌照线下民间借贷中介进行摸查。对变相吸收存款的非法机构进行清理；对触碰监管底线的中介业务进行整顿；对已经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合规业务模式给予充分尊重，并结合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探索民间借贷的创新形式。并且，金融办可协调工商部门对经营规范、发展良好的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注册登记或特许经营备案，使其转变为合法的金融中介机构，为培育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融资信息服务公司等新型民间融资服务主体提供储备。 

（三）按照“非禁即入”原则，鼓励包括P2P网贷在内的民间金融有益创新，支持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发展新型的民间金融形态，推动互联网金融集聚创新发展 

P2P借贷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中的代表，其用户是普惠金融的重点关注对象——中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因此，陕西发展普惠金融、规范民间借贷不能绕开P2P网贷。目前P2P网贷行业尚无行业准入标准，建立平台成本相对较低。建议市金融部门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在新型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储备中，选取居间业务良好、有开展线上业务意愿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进行P2P业务试点，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线上线下资源优势在我市发起或参与设立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众筹融资等配套机构，抢占新一轮互联网金融发展先机。在对P2P网贷行业的管理方面，可通过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予以规范，以公司形式引导P2P平台入驻，将有关交易数据登记备案，对P2P业务进行监管。 

（四）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增强信用记录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为降低民间金融风险，降低监管成本提供良好的信用信息基础 

第6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一、发挥合力，服务民生，积极搭建促进就业平台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就业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市委统战部会同市人社局、市工商联开展了“促进就业工程”，通过十一项具体活动，吸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2009和2010年连续两年举办“民营企业招聘周”，根据就业群体特点和民营企业需求，采取综合招聘和专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分设不同板块开展招聘，参加招聘企业达到4814个，提供就业岗位10.4万个，4.31万人实现就业，较好地发挥了“为民营企业招聘员工搭桥，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铺路”的作用。为切实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分别在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举行“民营企业进高校专场招聘会”，433家企业提供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4800多个，来自10所高校的1.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招聘。为帮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拓展就业思路，组织成功自主创业的民营企业家深入到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高校举办“民营企业家创业论坛”，面对面地与大学生交流创业经验和体会，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今年，市委统战部会同市人社局、市工商联、市双拥办在驻青某部成功举办“民营企业进军营”招聘活动，共组织30家企业提供适合军嫂就业的岗位500多个，受到了部队的热烈欢迎。“促进就业工程”相关信息2次被中央统战部《统战工作》采用，4次被市委办公厅《青岛信息》采用，《人民政协报》、《青岛日报》等介绍了“促进就业工程”情况。“促进就业工程”被评为市级机关优秀工作成果二等奖，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

二、加强引导，精心组织，积极搭建服务新农村平台

按照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关于“民企帮村”的一系列部署，自2008以来，突出特色和重点，分别开展了“千企帮村工程”、“民企帮村创业工程”和“民企帮村富民工程”。在“千企帮村工程”中，开展了“百企帮百村结对帮扶”活动，选择103家实力较强、项目具体的企业与127个村庄签订协议书，协议金额2.6亿元；推动“民企助学”活动，组织民营企业投资2277.2万元参与改扩建小学60所，资助特困户2761户、特困学生7161名，捐赠额达到3590万元。在“民企帮村创业工程”中，引导民营企业把自身的资金、管理等优势与农村的资源、人力等优势相结合，依托农业、农村和农民建立农业科技园创业基地和农村旅游观光园基地，目前，全市民营企业已投入资金12.96亿元建立农业科技园创业基地和农村旅游观光园基地83个，使民营企业通过投资农业增加了新的增长点，使广大农民通过参与基地建设和管理增加了经常性收入。在“民企帮村富民工程”中，积极推动民营企业领办创办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和品牌农业，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增加农民经常性收入，目前，全市民营企业已领办创办农业专业合作社51家，合作社社员在100人以上的42家，使民营企业的加工、出口优势与合作社的产品、资源优势实现了有机结合。三年来，全市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民营企业达到4000多家，各项投入40多亿元。“民企帮村”系列活动连续三年被列入全市新农村建设重点要办好的实事，2008年和2009年分别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新农村建设亮点工程，并受到省委统战部、省农工委和省工商联的联合表彰。

三、强化职能，完善措施，积极搭建服务民企平台

始终把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作为工作重点，通过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增强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一是开展投资服务。先后选择130多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开展了“民营企业区市行”活动，组织他们与平度、莱西和胶州达成投资协议20个，投资额达到18.55亿元。“民营企业区市行”活动在扩大民间投资、激活民间资本等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新途径，既帮助民营企业拓宽了发展空间、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盈利能力，又促进了郊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二是开展科技服务。针对民营企业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发挥驻青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举办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成果对接会，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2009年在青岛科技大学举办了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成果对接会，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各类科研成果100多项，70多家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部门进行技术洽谈，有30多家企业找到了适合的项目，当场达成了合作协议38个。今年，在青岛农业大学举办了民营企业产学研对接会，30家企业与青岛农大签署科技成果转让、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合作协议47个。项目对接会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帮助民营企业调整结构、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和促进大学生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开展融资服务。加大与金融机构的联系协调，与光大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联合举办银企对接会6次。2010年，依托青岛市融投资担保商会，先后在市北区和城阳区开展了“青岛金融服务区市行系列活动”，组织民营企业与相关银行、融资担保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6项。截至目前，共帮助133家企业与银行建立信贷关系，发放贷款近23亿元。四是开展跟踪服务。建立了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制度，定期深入联系点了解情况、反映意见；对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组织召开了4次与政府部门的联席会议，并安排专人“一对一”做好帮扶协调，共为民营企业解决资金、项目、用地等方面的问题100多个。

四、汇聚民意，集中民智，积极搭建建言献策平台

围绕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是统一战线的优势所在。2009年，在全市统一战线开展了“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献一策”活动，组织统一战线各部门和广大统战成员重点围绕金融危机发展趋势、社会各界反应强烈的问题以及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等六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和建言献策，共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建议221条，通过《统战专报》和《诤言》呈报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领导的意见建议11条，整理上报中央统战部、省委统战部及市委办公厅的意见建议48条，其中一条建议得到张德江副总理的批示。2010年在全市统一战线开展了“我为‘转方式、调结构’献一策”活动。截至目前，共收到意见建议411条，其中，《关于建设数据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夏耕市长、王文华副书记和分管副市长的批示，《关于建立绿色能源产业基地和低碳节能环保城市的建议》得到夏耕市长和分管副市长的批示，有7条建议被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采纳。这些意见建议有情况、有问题、有对策、有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通过建言献策这一平台，全市统一战线形成了群策群力谋发展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合力。

第7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生产实力与潜力分析

众所周知，经过多年的对外招商引资，泛珠区域内的广东地区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块国际性生产基地，具备了在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汽车、造纸、制药等方面强大的生产能力与高新技术开发能力。区域内其他地方，也已经显现出在生产上快速非凡的发展势头和强大的发展潜力。我们用几个主要的经济发展指标来进行具体分析，详见表1所示。

从表1看出，广东、福建等地GDP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江西、四川等地GDP增长速度也势头迅猛，分别达到13%和11.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指标充分反映出泛珠区域强大的生产发展实力。

从下面的表2中，我们看到泛珠区域在人力资源要素方面的优势，进一步看出泛珠区域生产上的实力与巨大潜力，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今进行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首要条件，是我们构建区域“生产-贸易链”的前提条件。

贸易实力分析

我们主要从泛珠区域年商品进出口总额和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其贸易实力。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泛珠区域内早已经形成了以粤、港、澳地区为主的对内对外贸易方面的强大实力。香港是个效率高、资讯充足又自由的商业社会体系，迄今，进出口贸易已经成为维持香港经济发展的命脉，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转口贸易开始超过港产品出口为标志，最充分显现出了它转口港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在珠三角也已然形成了颇具实力的商品进出口能力，在广东和海南等地形成了货物吞吐量颇具实力的沿海港口。

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泛珠区域的粤、港、澳地区2003年商品进出口总额占全国40%强，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24%强，充分显示出这些地方的对外经济贸易能力。但现实情况是，香港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区域，自身的辐射能力有限，其20多年来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发展，大多局限在广东地区，香港以及广东的贸易货源仅主要来自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等小群的外向型工业生产基地，这造成粤、港、澳现有的经济腹地货源不足，没有更多的内地货源支持，使得其贸易能力和港口的吞吐能力迄今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极大地制约泛珠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紧解决这个问题。

构建一个制度性的、有约束力的、稳定的“生产-贸易链”

纵观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生产和贸易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是相互支撑的紧密关系。它们既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两个紧密联系的前后环节，又是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前后功能。生产创造价值，贸易实现价值，两者共同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现实的价值增值。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初期，这两个环节和两者功能都是由厂商一身二任独自完成的，只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两个环节和两者功能才被分开，分别由生产商和贸易商各自进行了。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生产商和贸易商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当今，贸易商必须依赖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才能有效地进行贸易，必须依赖高效的生产能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贸易能力，而生产商必须依赖高科技开发与创新能力才能生产出贸易所需要的产品，必须依赖高效的贸易能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生产能力，否则，它们双方的价值增值目标都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在本中前两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很清晰地看到，泛珠区域各地充分具备有效进行生产和贸易的这些优势。

粤、港、澳地区具有强大的贸易能力却因为缺乏生产能力而没能充分发挥和运用，而除粤、港、澳以外的其他地方，一方面表现出比较薄弱的贸易能力，另一方面却又都具有非常迅猛的现代生产发展能力和潜力，如果将它们都纳入粤、港、澳等地和沿海港口的外贸货源支持体系，建立起生产、贸易一体化紧密结合的生产贸易体系，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可行的。因此，必须让整个泛珠区域紧密链接上粤、港、澳，让粤、港、澳融入整个泛珠区域。近两年来，在“泛珠三角”的实质性操作过程中，泛珠区域各地积极采取了各种行动，包括：泛珠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泛珠区域的合作框架协议、劳务合作协议、交通合作协议、农业合作协议、知识产权合作协议、九省区食品药品监管合作框架协议等的签署及其实施，一系列经济贸易合作洽谈会等等。但这些都是松散型的联盟，而松散型联盟缺少问责制，不存在承诺与约束，不具备强制力，所以都不足以保障泛珠区域生产贸易之间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相互支撑状况，实现持久的结合与发展。

因此，只有构建出一个能将生产和贸易紧密相连的区域生产－贸易链，并对两者的紧密结合关系做出制度上和法律上的规定，使其具有约束性和稳定性，才能使整个链条上的生产贸易活动自然成链，浑然一体，由此形成区域内生产贸易互动、协调、健康发展的局面，同时可以更有利地培育区域内各地在生产和贸易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所以，我们创构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泛珠区域“生产－贸易链”，

该链条由区域支持、区域贸易活动和区域生产活动三者相互支撑，链接着一个价值增值雪球。链条清晰地表明贸易活动与生产活动共同达成了价值增值，价值增值雪球既是两者紧密结合的结果，也是两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整个过程中，两者既相对独立，又缺一不可；其次，链条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关系，即“区域支持”给贸易活动、生产活动和价值增值等三者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底座，由此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生产－贸易链”，亦可称之为价值增值链。而“区域支持” 之所以能够起到固定整个链条的作用，系其是指包含区域高层协调解决机构、区域产业协作管理组织、区域相互融通的多元一体化文化体系、促使区域贸易活动与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的法律法规条文、区域内的全面管理以及法律事务等一系列的内容和配套策略。

只有有了这样的一个底座，区域内生产活动和贸易活动才能真正成链并正常运行，两者之间才能真正达成具有制度性的、有约束力的、稳定的关系，从而不仅使得两者能够实现持久的结合与发展，更使两者具有了达到最好的相互支撑状况的保障条件。

有效运作区域生产-贸易链的配套策略

我们所设计的生产－贸易链要想存在并正常运行，链条的底座“区域支持”所涉及到的一系列内容和配套策略是不可或缺的。

区域高层协调解决机构，尤其重要。如前所述，几年来，泛珠区域的经济合作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达成了许多松散型的联盟。但松散型联盟缺少问责制，不存在承诺与约束，不具备强制力。因此，在我国现存行政区划还存在惯性作用的现实情况下，泛珠区域急迫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协调区域内矛盾和冲突的高层组织领导机构。这个机制在保障生产－贸易链正常运行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统筹规划，制定统一的区域政策，协调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为企业加强经济合作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投融资、产权交易、人才流动、地方税收等方面提供条件。

在市场经济下，区域内企业间合作最有效的自我协调管理主要依赖民间协调机构进行。因此，建立泛珠区域内跨省区的行业协会和商会这样具有产业协作管理性质的组织，也是一个紧迫任务。泛珠区域内的跨省区行业协会应该行使内外协调、信息沟通、参政议政、行内监督与管理多种功能和职能。要承担起在泛珠区域内各个生产、贸易企业间开展技术合作、制定行业标准、交流沟通信息、避免恶性竞争、仲裁商务纠纷等重要义务。

第8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宁波是典型的港口城市，开放型经济在本市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小微外贸企业众多、民营经济发达是本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特色。2014年1～11月宁波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871.3亿元，同比增长4.2%。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领跑全市外贸，外商投资企业有所下降。然而多数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轻资产和抵押品少，在融资方面难于其他企业。

二、导致宁波市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影响因素

1.中小微企业内在原因

（1）中小微企业管理不规范，持续经营能力弱。以民营经营为主的中小微企业缺乏管理经验，体制上虽是企业法人，但一般多为家庭或家族模式，在具体管理中的问题是财务管理不规范，表现在对现金的管理缺失、应收账款管理不合理、存货的控制薄弱以及管理人员素质较低。中小微企业由于自身缺陷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财务预测，缺乏战略眼光，不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极易造成企业关停或破产。

（2）部分中小微企业缺乏诚信经营意识，财务账表不能如实反映企业经营情况，虚假报表与中介机构评估真实性偏离度较大，严重影响金融机构为企业信用评级授信。一些小企业自身条件弱面对不了市场激烈竞争，但是为了获取难得的市场机会，签约了与未能履约的合同而获得更多的资金，必然出现违约现象，一些中小微企业便成为逃避金融债务的钉子户。

（3）中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抵押物，获得担保难。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缺乏有效的资产为贷款担保，导致贷款难。同时，宁波地区担保公司规模小，偿债能力有限，即使达成合作协议，企业还要支付20%的保证金以及2%～4%的担保费，大大提升了资金成本，令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

2.金融机构外在原因

行业政策和风险偏好影响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国有银行执行的是上级行的信贷政策，其总行从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方面考虑，对一些领域的信贷投放掌控较严或进行限制。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是在银行传统的信用评级方法和抵质押与担保标准下，大量中小微企业的财务状况、信用记录、担保、抵质押等很难达到银行的安全标准。中小微企业遇到了这些问题，它们自身信用评级无法支持信用贷款，抵押保证难以满足银行要求，第三方保证徒增融资成本，相互担保增大风险。如果国家政策与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做出硬性的小微信贷比例规定，商业银行为了完成任务被迫降低审批标准，又会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因此，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下，小企业融资难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宁波市很多中小微企业集中在外贸企业，如部分银行资金撤出这些行业，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3.政策性因素

（1）中小微企业融资缺乏有效的国家法律保护

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一旦出现信用危机，法律制度出现管理空白导致无法杜绝中小微企业逃避金融债务的现象，因此中小微企业再次在银行进行贷款遭遇歧视，门槛变高使得融资难问题突出。

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上国家和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办法，颁布了许多扶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而现实是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仍然流向大企业，未成形的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体系还是不足以解决融资难问题。

（2）针对中小微企业担保体系仍然不够完善

担保体系中有许多问题，而针对中小微企业来说这些问题是融资难的严重阻碍。担保机构自身内部有局限性，影响民间资本进入，制约资金扩充。由于担保公司实力有限，银行并不把高信贷风险寄托于承担较低风险责任的担保公司。中介机构服务过程中手续过于繁琐，收费繁重。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但是从担保功能实际情况出发，亦是重大问题。

三、解决宁波市港口城市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措施和建议

多年的宁波外贸企业融资帮扶工作实践证明，要解决量大面广的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笔者一方面从中小微企业自身情况出发，从信用建设、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改善企业财务情况等各方面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入手改善融资环境，完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改进各类经济政策税收机制，发展管理社会中介机构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等。

1.企业本身

（1）信用建设非常重要，以诚为本可以使企业赢得市场。中小微企业的信用危机是银行对此“惜贷”“拒贷”的重要性原因，由于众多浙江民营企业老板贷款跑路的事件层出不群，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贷款问题更是尤为严峻。中小微企业只有树立信用理念，加强诚信管理才能树立良好融资信誉，才能拓展融资渠道谋求长远发展。

（2）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对宁波市家族民营企业融资管理尤为重要，以民营经营为主的小微企业缺乏管理经验，家庭或家族模式的企业模式使得企业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很不规范，企业预计融资是资金筹集的一种方法，而多数中小微企业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融资计划及财务分析。首先必须强化资金管理这一认识，经营者需明确管理资金不只是财务的职责，在供应、生产、销售等经营环节各部门都参与了资金的循环运作，需层层落实。其次在资金周转过程中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需要适合的分配资金计划及合理的预测资金使用情况。最后管理者应加强对资产的控制，健全企业的内控制度，做到权责分离，在合规制度下对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定时监督管理，对存货和应收账款的重点管理，宁波很多外贸企业因为流动资金周转不开而陷入困境，故要压缩存货避免资金呆滞，并且完善收款制度定期核对应收账款，对赊销客户进行信用评定，对死账呆账在确认证据后及时做出会计处理。

（3）改善中小微企业财务状况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根本上关注中小微企业的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不断创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重视创建轻工、纺织行业等自主品牌。鼓励中小微企业与大型成熟企业进行合作经济，建立资金循环过程中的多方面协作，同时也鼓励中小微企业要善于利用专业服务等机构，在能源管理、节能设备等方面满足自身需求而降低成本，更是顺应循环经济这一大潮流。

2.外部环境

（1）政府方面

政府部门应该专门建立建设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机构，由于有充裕的民间资金未得到恰当的利用，而且民间借贷具有信息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信息不对称缺陷，政府要完善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明确民间借贷合法性，加强监管使风险降低。在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中信用危机需更多重视，我国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正在逐步发展，从体制上必须健全尽量满足供求平衡。

（2）金融机构方面

宁波市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出台了一些短频急的贷款产品，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如何通过金融创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在宁波调研了解到，“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这种由政府、银行、保险多方合作解决中小企业抵押担保不足的融资模式，已经成为当地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有效途径，各方面都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开展业务创新针对明白区域经济的特点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实际状况，在产品模式和管理机制上多维度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创新，发掘出适合中小微企业金融需求和风险特征的新道路。

第9篇：民间融资合作协议范文

【关键词】JOBS法案；众募；中国资本市场

一、JOBS法案中“众募”条款的分析

2012年4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初创企业推动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称JOBS法案。JOBS法案对美国现行《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对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公开发行及私募证券的各种限制进行“解绑”，旨在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现中小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该法案中最重要的，当属众募（Crowd Funding）的规定。众募，又称众筹，即融资者借助于互联网上的公众小额集资平台为自己的项目向广泛的投资者进行融资，每位投资者通过少量的投资金额从融资者那里获得实物（预计产出的产品）或股权回报。②相比于其他融资方式，众募的特点在于其灵活性、时效性、低成本。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方式，法律政策放松管制保证了融资的灵活性，网络平台信息的传播强化了融资的时效性，网络众募平台近乎免费的服务降低了融资的中介成本，因此JOBS法案一出台，美国的众募平台数量一下子飙升至450多个③。但由于JOBS关于众募的具体细则尚未完全出台，大多数众募仍没有从事股权等证券融资。FunderClub虽然作为股权融资众筹平台的例外，但一直在打政策球，由于没有去SEC注册，随时面临着被查处的危险。

众募模式的出现，不仅有利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而且还能通过网络平台汇集群智，让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更为贴近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JOBS法案出台之前，美国证券法对于擅自公开发行和销售证券是严令禁止的，但是JOBS法案的出台明确允许满足以下条件的公众小额集资可以采用股权融资方式，以此分拆主体角色，分散和控制风险：

1、发行人主要是需要在SEC备案，募资额度不超过100万美元，并履行披露信息的义务等。

2、中介机构需要在SEC登记，并在SRO登记注册，采取措施减少欺诈等。

3、个人投资者年收入或其净资产少于10万美元，则限额为2000美元或者年收入或净资产5%中孰高者；个人投资者年收入或其净资产某项达到或超过10万美元，则限额为该年收入或净资产的10%。④

因此，JOBS法案对众募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基于美国强大的征信系统和良好的证券监管机制，对市场参与主体进行权利义务的分配，以达到保护投资者和促进投融资两者的平衡。

二、“众募”模式⑤对中国民间资本市场的启示

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进行股权或债权模式的众募很容易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股票或债券，抑或是非法集资，分析如下：

1、定性为非法发行股票或债券

《刑法》第179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同时，《证券法》第10条和第188条分别就公开发行和擅自公开或变相发行证券的行为进行定性和规制。所以，在中国未经批准，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通过众募平台发行股票等证券。

2、定性为非法集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对于未经批准，公开向社会募集资金，并承诺以股权或货币方式作为回报的行为，应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也对企业借贷行为进行了限制，也就是说企业不能以借贷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资。因此，一般情况下企业也不能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来实现直接融资。

综上所述，结合吴英案，朱江淘宝公开兜售股份事件，以及神木非法集资案可得知，在现行国内法律规定和金融严格规制的大背景下，民间资本不可能效仿美国”众募“模式，扩展到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为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搭建平台，改善当前民间资本的“两多两难”问题。⑥因此，在中国法语境下，民间资本应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合法合规地有序流动，实现资本增值，而非从事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高风险投资。

三、“众募”模式对新三板的启示

虽然股权或债权众募在中国为法律所不容，但众募所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能为我国场外资本市场建设带来诸多启发，特别是对于全国性场外市场的新生儿——新三板市场：

1、明确新三板的定位和功能，提供优质的市场化专业服务

当前，众募平台的功能基本只停留在纯粹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即使JOBS法案细则要求众募平台要对项目进行审核，这也会弱化投资者保护，因为高昂的审核成本和专业的知识门槛是平台所难以承受的。因此，新三板作为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不仅要加强和完善市场交易功能，还应积极引入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参与主体并对其实施监管，保证企业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真实性。同时，应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对挂牌公司的准入审核以及退出机制实行监管，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2、加快标杆型企业的培育，打造品牌效应

Kickstarter作为美国的众募平台之所以能保持快速发展，就在于其13个品类中均有相当成功的创业项目，不仅能牢牢抓住投资者，而且更能吸引大量的优秀募资人进入平台，形成良性循环。例如Pebble E-Paper智能手表，融资目标仅为10万美元，最后实际融资金额高达1026万美元，而且最后创业公司还和百思买达成了合作协议。在游戏领域，著名设计师伊凡·贝海尔亲自设计开源安卓游戏手柄（OUYA）在平台上线，融资目标位95万美元，实际融资金额为860万美元，而且粉丝的热情反应也引来了大型销售机构的注意。因此，新三板应该加快分品类行业的优质企业培育，树立标杆，进而吸引投资者，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3、丰富证券品种，进一步提升市场活跃度

JOBS法案颁布之前，众募的本质只是团购式的购买行为，但法案的生效允许融资方以股权等证券作为回报，实际上丰富了众募平台的证券品种。对此，新三板也应循序渐进，逐步丰富市场的证券品种，稳固自己的市场地位，防止出现业务真空，被其他竞争对手趁虚而入。

4、建立和完善市场分层管理制度和征信系统，形成核心竞争力

当前众募平台上的审核往往过于松懈，只针对募资项目的品类进行区别，没有根据质地进行分层，中介机构也未能参与到市场中来，市场信息的不透明不利于投资者的甄别和决策。因此，新三板可以考虑对企业进行分层次管理，提升市场风险管理水平，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形成新三板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参考美国征信系统，并借鉴JOBS法案，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实施分层次适当性管理，这有利于在保护投资者的基础上增强市场流动性；

注释：

①此处的资本市场主要指民间资本市场以及全国性场外市场（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也称新三板）.

②See Ethan Mollick，2012，The Dynamics of Crowdfunding：Tanpping the Right Crowd. SSRN Electronic Journal，SSRN，doi：10.2139/ssrn.1699183

③肖本华.美国公众小额集资模式的发展及启示[J].证券市场导报，2013（05）.

④See JOBS 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