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级语文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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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二年级语文论文范文

2012年11月28日上午，由《中国摄影家》杂志和包商银行联合主办的《文明与遗产—第二届“包商银行杯”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世界遗产摄影论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功举办。

论坛上，“我们的家园·世界遗产”图片社总监杰夫·史蒂文先生发表了题为“如何通过摄影完整呈现世界遗产”的演讲，通过介绍他在埃及金字塔、古巴特立尼达山谷、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碑、伊朗伊思法汗王侯广场、韩国历史村落和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等世界遗产地的拍摄经历，阐述真实记录世界遗产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的家园·世界遗产”团队是如何拍摄并完整呈现世界遗产的。

论坛由《中国摄影家》杂志执行副主编张惠宾主持，与会嘉宾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阐述如何完整记录世界遗产，创作出真实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摄影作品，并就中外在拍摄世界遗产时存在的摄影观念，摄影视角的差异进行讨论，探索今后世界遗产摄影的发展方向。以下为论坛讲话摘录。

张惠宾：欢迎来到今天的论坛。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嘉宾和朋友：第一届、第二届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策展人黛安娜·金斯博瑞，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李树峰，《中国摄影家》杂志社副社长刘伟，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史民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唐东平教授和郑涛老师，《文艺研究》造型艺术编辑室主任金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主任丁岩，摄影师李少白、谭明、李建惠、杨树田，以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的同学们，欢迎大家！

下面由来自新西兰的艺术家杰夫·史蒂文作题为《如何通过摄影完整地呈现世界遗产》的演讲。史蒂文先生是新西兰知名摄影师、电影导演和电影制片人，他的摄影作品曾在澳大利亚、亚洲、欧洲和美国展出，并举办摄影作品展。同时，史蒂文先生还是“我们的家园·世界遗产”图片社的总监，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拍摄，在理念和拍摄技术上他都有着自己的体会，他也非常愿意和大家进行交流。

史蒂文：感谢大家，感谢有这么多对摄影有兴趣的朋友来这里听我谈谈世界遗产的拍摄。

我先概括地讲一下今天我想要演讲的这个主题。世界遗产是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些遗址，同时它也是全球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地方。全世界已经有190多个国家签署了保护世界遗址名录，中国当然也是其中之一。目前，世界上有962处文化遗址列入了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我们的家园·世界遗产”图片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合作关系，帮助他们对这些遗址进行拍摄，作为记录和教学使用。目前，我们已经准备了300多幅照片，涉及90多个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之所以选取“我们的家园”这样一个主题作为公司的名称，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用“我们”二字表达了一种责任感，既然这些遗产是我们的，那我们有责任去善待它、保护它；第二部分—“家园”。“家园”是非常熟悉亲切的，我们对它会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我们的家园”就是暗含了这样一种意思：它是我们的财产，我们有责任去爱护它、保护它，这也是我们人类一种共同的心声。

为什么要摄影世界遗产？摄影是容易被大家理解的一种传播方式，它是无国界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通过图片来认识和了解摄影人想表达的内容。摄影所具备的这种才能，决定了可以通过摄影这种超越国界的、超越文化的形式，将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世界遗产展示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对摄影师而言，他们的挑战不仅是在某处遗产拍出一幅好的作品，而是去拍摄不同的世界文化遗产，完成100多幅能全面展示遗产的照片，他们身上担负着很重大的责任。

在这里，我展示的作品，它们或许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图片，也不是带有艺术性的艺术摄影，但是它们很真实的记录了世界文化遗产原貌。我也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些照片后，能开启你们自己的一段想象力之旅。

现场听众：您好！我想提一个问题，我是很喜欢拍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摄影师，我想问您，您在拍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在表现这些画面的时候，您认为艺术性更重要呢，还是介绍性重要？或者说您在什么时候更能够表现它的艺术性，在什么时候能够更显示它的介绍的作用？

史蒂文：我觉得在拍摄世界遗产的时候，艺术性是要兼顾的，但是不能让它超越了介绍这处遗产本身的这种功能。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拍摄世界遗产的摄影师团队，不希望过于表现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而是摄影师能以一种统一的，真实而理性的态度去拍摄，而不是在拍摄过程中非常彰显个人风格。另外，我们不建议通过Photoshop这种现代修片的手来处理世界遗产的图片，还是要注重图片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杨树田：我拍了很多年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在刚才展示的一些作品里，我感觉，拍摄世界遗产还是应该充分利用摄影语言，尤其是摄影的一些表现手法。比如那张罗马斗兽场的照片，我感觉，在视觉表现和拍摄手法上，还不是非常到位。换作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拍。另外，在拍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重视作品的介绍性，我觉得也应该要有艺术性。毕竟遗产摄影也是视觉艺术，在表现它的同时，要把它的独特性，通过表现手法突出出来。

史蒂文：罗马斗兽场，只是罗马众多的世界遗产建筑之一。我觉得不是每一处都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去表现，可能通过这种非常简单的、直接的这种记录的功能去表现它会更好，而有的照片可能需要艺术性更多一点的技巧。另外，对于摄影家来说，可能是每一处遗产都拍了一个系列，但从中挑出最好的一张，最有代表性的一张是有难度的。

杨树田：是这样的。但是在介绍遗产的同时，还是应该突出遗产摄影视觉表现的艺术性，不能就是单一的纯的记录。

史蒂文：作为一名好的摄影师，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评判什么是一幅好的作品。摄影师应该是在记录它的同时，让它的美自然地呈现出来，而不是凭借自己主观的去想把它拍得美。因为有一些本身就是非常美的风景，拍摄它，不管怎么样拍，它都很美，它客观上就是一件很美的事物，所以不用刻意的去营造。我们摄影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信使，是要传达客观的真实，传达某种信息。我认为这些自然的遗址或者自然风景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杨树田：中国摄影家在表现世界遗产的作品中，也很少用Photoshop进行后期处理，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呈现。

唐东平：刚才史蒂文先生预示了一个观点：拍摄遗产的作品尽可能不要以追求美为主，而这引发了一些争论。那么我们特别想知道，拍摄此类作品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成型的行规。摄影要规避主观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个人是这样理解史蒂文先生的讲话：史蒂文先生好像也不反对美，不反对把遗产拍得更美。不要刻意去求美，但如果是你“意外”获得的美还是值得肯定的，只要后期不做任何的修改就好。这就又与他前面提到的“对美要有控制的，要有节制的，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美”这样一个标准有些混乱。

因此，我特别想知道，作为国际上的遗产拍摄的一些操作规程。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创作与国际上是不一样的，有差异，我们想向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创作理念学习。想请史蒂文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用概括的话给我们描绘一下他们的理念或者说是一些标准体系。

史蒂文：作为摄影师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怎么去平衡我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标准。我和我团队目前的原则是，可以有创造性的去拍摄这些场景，发挥他们的自己创造性，但是要为这些遗产服务。他们的标准角度就是通过摄影师的眼睛，让大家能感觉到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选取这样一处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有的摄影师，去罗马可能会拍一些非常漂亮的艺术照，或者为这些景观拍摄广告，这样出发的角度是不同的。而对于他们这样的摄影师来说，就是拍摄世界遗产，他们是持一种中立的态度。而且有某种协议的约定，让他们很真实的去记录，当然这也不乏其中个人的一些创作性的因素，可以发挥很多自己的创造性，自己的见解，但不能太突出自己的风格，还要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

孙志远：大家好！我叫孙志远，是一个视障人，目前我正在致力于视障人摄影，就是利用视觉以外，比如说听觉、嗅觉，还有其他感官参与创作拍摄的探索、推广和培训。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关于它的创作当中，如何运用动与静的这个关系。世界遗产本身是一个静态的东西，但是我看到他的作品当运用了很多动的元素，比如光、水、人等。那么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怎么将这些动与静的元素进行结合，怎么取舍，怎么判断？

史蒂文：我觉得作为摄影师，到了世界遗产的所在地，要集中自己的情感，调动视觉、听觉、感知各方面的能力，将各种体验、体会于一身，把要拍摄的文化精髓要抓住。有时候，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一张照片就能够反映出整个遗产的全貌。但在通常情况下，到了某一处地方，我们都会充满各种各样感情，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一张照片就呈现出所有想表现的东西。

史蒂文：摄影师还有一个职责，有时候为了追求美的视觉呈现，可能要规避一些影响构图的事物。发现一处非常完美的地方非常难，美到没有任何瑕疵，这是不可能的。我会调用现场条件，去遮盖或者规避不必要的元素，这样可以更好的呈现后面这处遗产景观。当然，如果用Photoshop的话会很容易去掉这些不必要的元素，但是用Photoshop的话就缺少了它的真实性、客观性。我们不太愿意用这个方法，而是选择通过角度去遮盖。

在伊斯坦布尔拍摄时，那里有非常多的鸟，有时候这些鸟会影响拍摄，但我们可不可以将鸟作为拍摄的元素之一呢？

李树峰：首先，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次“世界遗产摄影论坛”。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与《中国摄影家》杂志，一直致力于摄影学术的研究，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正是我们的一个常规项目。

去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以“百姓·百年”为主题，把全世界各地的，关于中国160年来的老照片都征集、汇总了一下。展览汇集关于中国人百年社会生活的视觉记忆，在摄影和人类生活记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而今年的双年展则是以“文明与遗产”为主题。我们想通过这个展览和今天的论坛，在中国摄影业界进一步强化“遗产摄影”这个概念，把“遗产摄影”从风光摄影、广告摄影、旅行摄影里边给它强化、提炼出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什么是遗产摄影，遗产摄影跟其他摄影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本届双年展展出了380幅照片，在展览现场，你可以更加强烈的感觉到遗产摄影与其他摄影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中国所拥有的世界遗产相当多，拍摄世界遗产的人也很多。我们在座的摄影家，比如谭明老师、李少白老师、杨树田老师以及李建惠老师、唐东平老师，都涉及到世界遗产的拍摄。遗产拍摄到底有哪些要求？遗产摄影与旅行摄影、风光摄影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我们希望在座的同学们，有志于遗产摄影研究的同学，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在“遗产摄影”中，刚才大家都提到一个在真和美之间，在说明性和诗性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摄影的说明性，就是刚才李建惠老师用到的“介绍性”。在“遗产摄影”这个概念的框架下，摄影人在具体拍摄的时候，如何去把握、运用摄影方法与技巧，既突出遗产本身的特点，又发挥摄影的艺术性，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这个需要好好动一番脑筋。

我相信，咱们中国的遗产摄影，会走向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我特别渴望中国的遗产摄影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摄影家的阵容，同时也希望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专业标准和专业水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的系统的遗产图片库。这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文化遗产宣传是一个很好的推进。

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其实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复合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都有很强的联系，有一些共同点。我们现在要着力研究这些遗产的共同点，遗产为什么重要？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给它下不同的定义，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意识我们需要明确：遗产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图谱。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留下来的遗产，我们能够发现和寻找到一条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路线图。遗产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的伟大光辉之点也在这个地方。正如黛安娜在策展前言里边说到的，我们不看过去的这个地图，文明的地图，就不知道我们今后往哪里走。

其实在刚才大家的对话过程中已经提到了很多核心问题，希望能把这些核心问题展开，也可以针对具体作品，探讨在真与美之间、说明性和诗性之间，如何去把握和控制，进一步把“遗产摄影”的框架建立起来。

史蒂文：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供的这些图片，具有很多方面的功能，一些是为了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特别去拍摄的，另一些是基于它的教学、教育功能，另外还有是为建筑师、建筑提供一些思路，或是推广促进这种文化的。

现场听众：刚才展示的这些照片里边，很多是展现那种透视感或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艺术，而这种视觉艺术在我们中国是，我觉得不是很能表现出来，想问一下，史蒂文先生是怎么培养这种视觉艺术风格的？

史蒂文：我去到每一处景观拍摄的时候，我总是想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拍摄它。还有就是拍摄前要为它做研究。

黛安娜：史蒂文就是强调要先研究，要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准备，然后去拍它。

现场听众：您好！我想问一下，遗产应该是一个有时间沉淀，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而拍摄世界遗产的时间都比较短，那怎么用短时间的拍摄来体现一个长时间的有价值的遗产？

史蒂文：您的提问非常好，这也是我们一直要去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摄影师，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表现这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场景和某种文化的代表，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现在没有答案，没有结论，一切都在不断地尝试和努力中。

现场听众：想请史蒂文先生介绍一下他们团队的工作经验。

史蒂文：去一个地方拍摄，摄影师在那里通常只会停留三天，加上一些地理原因，天气、环境条件等影响，时间非常有限，有的时候摄影师必须作出一种妥协。

黛安娜：世界遗产有文化遗产，还有自然遗产。拍摄自然遗产，三天时间是不够的，因此，在自然遗产所在地，史蒂文他们有时候就培训当地人，让他们去拍照。被培训的人里面既有摄影师，也有当地的遗产保护工作人员。

史蒂文：大家也知道，目前有960多处世界文化遗产，涉及到100多个国家，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拍得快一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现场听众：您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我觉得每组作品都会有很多的主观情绪，甚至是一些个人想法在里边。我想问，做展览的时候，你们这个团队会依据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选取这些照片？是选择最纪实的方法拍摄的照片，还是选择更具有表现性的作品？

史蒂文：其实每一张照片严格来说都是主观性的。因为对于艺术来说，只要你看到的都是具有主观性的，没有客观性的存在，因为是你看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但是你要去控制自己的这个主观情绪，因为你要清楚，你是为谁服务的，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虽然他都是有主观性的，但是你不能让自己的主观性超越了你本身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比如说摄影师是为谁服务的，他的客户是谁，这个要很清楚。所以这也是一项平衡的艺术。我们选照片也就是要这样平衡后的结果。

现场听众：您在拍摄这么多文化遗产的时候，包括你们的团队，是不是需要大量地了解这个文化遗产的背景资料？

史蒂文：是的，在去每一处遗产拍摄之前，一定要做很多的研究，一定要了解当地人或者联合国为什么认为它是重要的。摄影师研究的时候，包括要考察那个地方的建筑、人文、动物、景观、风景一系列所有相关的内容，因为它代表了全球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考察范围非常广，要进行全面的考察。

李少白：刚才欣赏了史蒂文先生关于世界遗产的作品以及听了他的讲解，我对这个世界遗产的拍摄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想法和经验。

我个人认为，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拍摄有各种不同方式。有进行研究式的拍摄，这就要求尽可能地利用摄影的复制功能，越准确越好，越全面越好，越细致越好；有是为宣传用的拍摄，比如旅游画册等等，那么就是要拍它最典型的、最具标志性的，最好看的；还有着重于艺术性的拍摄，刚才李树峰所长也谈到了，作为这种摄影，实际上是一个视觉记忆。

我觉得，摄影面对世界遗产，不仅是强调视觉的记忆，而且也可以说是视觉的幻梦。因为有些人拍这个世界遗产，包括我在内，并不进行过多的研究，就跟我拍太阳、拍月亮一样，我并不进行对太阳、对月亮的科学研究，我只是利用这个载体来释放它所蕴含的或者隐藏的美或者诗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拍世界遗产感兴趣，首先要弄清楚世界遗产是怎么吸引你的，你想通过拍世界遗产做什么。就是刚才史蒂文先生讲了一个拍摄的原因，我觉得很有道理。客户要求是什么，你就要按他那个拍。同时，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主观看法，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你就需要考虑到客户的要求。

刚才大家问到，拍摄这么多照片，如果要办展览怎么挑选照片。我想他刚才也回答了，就是说要平衡：一个要显示他们的这个摄影团队的水平，另一个也不能脱离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表现。

史蒂文：有的时候对于摄影家的一种挑战是，像路灯、天线、卫星，可能会影响到他想拍摄的主题，但是在作品中可以专门运用路灯、天线，或者是人物来呈现这一地域特点。所以对于一名优秀的摄影家来说，有的时候是需要作出一种妥协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把一些不利的因素变为有利的因素。

杨树田：在我看来，在拍摄世界遗产专题的时候，首先你得先了解它，然后再去对它拍摄。比如李少白老师拍故宫，他不是一次去拍摄，是多次去拍摄，在拍摄的过程中，认识都在逐渐的提高，进一步挖掘故宫的精髓部分。这是我多年来拍摄世界遗产的一个经验。

他们拍摄的主题是“我们的家园”，紧扣这个主题，拍摄的世界遗产内容中都有很多人物的参与。这个与我们中国摄影人平常拍摄有一些不同。史蒂文先生拍的韩国建筑，就是拍它的图案。我们的拍摄呢，首先要大景观，介绍这个景物是怎么回事，它们的建筑结构是什么样，结构里面的这些精华是什么。比如拍这个山西的镇国寺，镇国寺的建筑结构它有什么特点，你得展现出来；它内部的唐代雕像需要展现出来；然后再发现它什么呢？你得逐渐的发现，去了解，镇国寺的每一次翻修都在梁上留下记录，是什么时代修的，每一个捐助翻修的老百姓名字也都写在了上面。那么，我们在拍摄它的时候要掌握的是什么？首先是它的外在结构，另外还要体现它内部的沉淀历史，必须把它展现出来。虽然这个可能存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我看来，在对于世界遗产这个主题的拍摄上，初衷应该是一致的，表现手法应该是一致的。

再有，史蒂文先生拍的伦敦大本钟，它采用慢门，将汽车通过时划过的光影保留了下来。若换作我们，肯定是规规矩矩的拍摄，将后面的大本钟清晰地记录下来。我们必须要真真切切的把遗产再现出来，然后再表现光影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突出它的主题，你得让人看清楚这个遗产是什么，不能完全都是光影，局部结构是需要的，但也不能完全都是它的局部结构，比如展览，我需要故宫的图片，应该是最经典、最能体现故宫的作品，不管是全貌也好，是具体局部也好，都应该拿出故宫最精华的部分来。

史民峰：刚才李树峰老师也谈到“遗产摄影”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大家一直都在讨论一个东西，就是摄影立场，我觉得，刚才从史蒂文先生最后的这种讲解，包括大家不同的回答，可能都有一个解读。

我个人觉得，“遗产摄影”既然是拍文化遗产，它有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化。史蒂文先生对于文化有他的理解，我们真正去拍文化遗产，可能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种文化精髓或者它背后的这种精神的解读。目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纪实性和艺术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么，当在理解了其背后精神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在手法上进行突破？如果在形式上或者艺术上进行突破之后，它还是不是“遗产摄影”？希望大家能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

唐东平：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整体的那个拍摄的原则，就是跟其他的风景摄影、普通的艺术摄影的区别点，它的大的框架结构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听下来以后，我们大体也知道了一些轮廓。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做更细致的研究。刚才谭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国内的很多摄影师非常优秀，李少白老师拍了有20多年文化遗产，李建惠老师拍颐和园也拍了10多年了。我们是慢慢的渐入佳境，是有一个积淀和发现，再发现，最后达到日臻完善的一个过程。如果三天之内我们就搞定的话，我们中国摄影家可能就是对这个还持不认可的态度。但作为一个团队操作，作为一个公司行为、企业行为这么去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它必须得讲究效率，必须根据它的经费和人员情况去实施。这与自由摄影师，用一辈子时间去拍故宫，用一辈子时间去拍长城，用一辈子时间去拍颐和园不一样。由此，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把这些长期从事拍摄遗产的摄影家进行统计，把他们拍的东西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整理和编撰，这样的话，对人类文明能够起到一个真正的推动作用。

另外，我们需要有精品意识。如今，大家的眼光都已经全球化，见到了很多很多精细的、非常优秀的作品，所以对于那些粗糙的，不太注重细节，或者很随意的照片已经不认可了。史蒂文先生刚刚展示的一些作品理念很好，但欣赏之后总有美中不足的感觉，但这情有可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史蒂文先生一直在强调有时候不得不妥协，我也很欣赏他的这种“妥协”的精神。同时，对于那些不妥协的人，那些追求完美，讲究完美主义的人，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空间。

金宁：听一上午受了很多启发。“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且很庞杂。在我看起来，不同的人看遗产会有不同的感受。事实上，我们在遗产前有时候会冠以“文明”或者“文化”这种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从情感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遗产从历史的存留，从它当时的出发点来说，可能恰恰是反文明和反文化的。遗产真的很复杂。何为世界遗产？我想大概国际上有一个标准，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但是“遗产”在其所在地的人们心中的位置和情感究竟如何，我想只有此时此地的本土摄影家才有这种感触。就是说，评定一个遗产的标准，它是否符合人类共同的遗产标准，得有一个相关的机构去制定它，但是它在人们心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们如何去体验它，去感受它，它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是处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个真的是只有我们本乡本土的人才有这种更深切的体会。我很怀疑我们做遗产拍摄是保持一种所谓中立的态度，我觉得无论是价值中立，还是情感中立，这几乎是做不到的。可能我更愿意去想，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应该是作为遗产的这种拍摄，它和遗产本身共同呈现一种见证的作用的话，我倒是很愿意更多的去看本乡本土的摄影家的这种拍摄。这种再现所蕴含的影像呈现本身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包含了我们和它共处在同一个空间下，我们的切身感受和对文化的体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主观的，同时所有的选择也都连带着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一种记忆在里面，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