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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以农村文化为主要构成的乡土文化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农村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介绍了目前农村资源的概况,系统地分析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便为提高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 :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政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97-02
我国各地区在不断的开发和利用农村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农村文化资源的消失问题就很突出。在我国正面临着文化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双重时期,必须不断加大对我国农村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的投入,以保证农村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现状为案例,详细分析了其在利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便为提高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利用提供一些借鉴。
一、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调查
河南修武县隶属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南麓。东邻新乡市获嘉县、辉县市,南接焦作市武陟县,西连焦作市区,北靠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市和陵川县。修武县南北长40公里,东西宽36公里,是海河的源头之一,气候主要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修武县总面积676.4平方千米,在2013年末总人口达到了28.0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3个,占人口比例不足1%,下辖城关镇、七贤镇、郇封镇和周庄镇等8个乡镇以及一个小营工贸区,223个行政村,当地的方言主要是怀川话。①2012年,修武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98.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2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562元。2013年,修武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9.96亿元,同比增长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66元,同比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10868元,同比增长13.7%。在各个产业中,工业和旅游业发展较快,2011年,修武县接待旅游者480万人次,门票收入3.7亿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亿元。2012年,接待游客558.2万人次,增长16.3%;实现门票收入4.5亿元,增长21.6%;旅游综合收入23亿元,增长27.8%。②
河南修武县的农村文化资源丰富,种类齐全,主要是以民俗文化资源为主要构成,以舞蹈、杂技、音乐和戏曲为主要形式,极具地方特色。其中极具娱乐性的花船艺术形式、极具观赏性的舞狮子和舞老虎活动、传统杂技类的踩高跷以及别有风趣的张公背张婆和骑毛驴是修武县农村文化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红色资源的特质的腰鼓和秧歌活动,群体性的推花车和霸王鞭等民俗。戏曲则主要包括怀梆、上党梆子、豫剧、二夹弦和京剧等。
二、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修武县的农村文化资源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目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的不断加快,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的保护与开发也面临一些问题。
(一)推动农村文化发展的人才极度匮乏
修武县的农村文化发展所需人才极度匮乏:首先,河南修武县的农村经济发展较慢,人均生活水平较低,不足当地城镇人口人均收入的一半。在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导致大量的修武县农村劳动力人口外迁,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不断外溢,使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中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大量流失。这就使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出现问题,导致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萎缩,进而加大了农村文化资源利用和保护的难度系数。其次,随着我国的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文化科学科技得到了快速发展,修武县农村地区早已实现了电视、电话和网络的全面覆盖,这就是使得农村文化遭到了排挤、同化。最后,修武县农村人口的流失使得具有农村文化某些特长的人才出现了短缺,导致修武县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外,修武县镇村级的文化队伍的年龄结构偏老、专业素养偏低,影响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后劲,待遇偏低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这些都会农村文化传承与保护不利。
(二)政府对农村文化重视程度不够
修武县地区政府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地区经济,对农村现阶段的投入主要是为了完善基础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如新农村建设、农村公路的建设、医疗机构、水利设施和农机机械化等,基本上都集中在物质层面,而对农村的文化建设以及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投资较少。对修武县农村文化建设以及保护认识的不足,导致修武县农村原有文化基础设施老化,而新建的寥寥无几,使得农村文化资源的硬件设施不足以支撑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发展。修武县政府在政策上未向文化倾向,使得农村文化产业在规模、融资渠道、文化含量以及销售渠道未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影响了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由于对其农村文化资源投入的不足,规划不合理,削弱了农村文化发展后劲。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主体是农民,而当前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相关的专业素养都很低,这是需要一定的投入才能改变的。
(三)商业化开发过重,农村文化发展方向存在误区
修武县在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上还存在商业化开发过过度问题,这对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修武县为了快速的发展当地的农村文化产业,采取了设立当地的农村文化艺术节等形式,大力推销,使得农村文化过于舞台化和商品化,这就导致了农村文化脱离原有本色,对旅客来说也未必产生吸引力,同时还打乱了农村文化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商业化过重还导致修武县农村文化的发展脱离了当地农村文化的实际,这同样不利于修武县农村文化的发展。要知道,失去了根基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
(一)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原则
农村文化资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武县的农村文化资源对修武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未来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新时期,在发展修武县农村经济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农村文化的保护,必须协调好农村经济建设、农村政治建设、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村社会建设四者的关系,确保修武县农村实现全面的发展。在对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时,首先要把握好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要明白,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是为了推动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其次,要制定合理的文化资源发展战略,严防因偏重经济利益而损害农村文化的倾向。第三,遵守农村文化资源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农村文化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工作。
(二)开发利用河南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措施
1.政府应该提高对文化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修武县的文化资源的主体是农民,而仅凭农村难以对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深层的开发和利用。修武县地区政府必须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加大对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力度。首先,地区政府应该认识到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重要性,农村文化资源不但是凝聚当地人民的重要因素,也是修武县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以农村文化资源为主的旅游资源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其次,修武县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现阶段修武县农村地区的文化活动规模较小,文化氛围也较为薄弱。为此,政府应该增加农村文化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提供物质保障,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
2.做好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规划。在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地区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协调好农村文化资源的主体、文化产业投资商和旅游顾客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政府要从政策以及财政等扶持的方式对农村文化相关的主体进行扶持,通过构建相关的信息交流平台和,加强农民、文化企业和旅游市场三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合理的开发农村文化资源。在初期,对文化企业的扶持尤为关键,现阶段修武县的农村文化企业尚未形成规模,其市场的竞争能力较弱,政府必须在资金、政策和相关技术上予以扶持,促使其快速走向成熟。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应该制定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措施,对在文化、历史和审美价值上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资源予以保护,特别是具有建筑学和历史人文价值的古村落。鉴于修武县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需对其按照曲艺、戏剧、舞蹈和民间杂技等分类标准分类,并从专业的角度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3.建立专业性的文化人才队伍。修武县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关键在高素质的农村文化人才。文化人才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本地区的培育;另一种从其他地区的引进。修武县文化民俗等专业性的表演人才,应该主要来自本地区的培养,而引进的人才则应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主要是文化资源的营销、规划方面的专业人才。为此,政府应该积极构建文化资源人才交流平台和文化人才的培养机制,打造一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文化人才队伍。
4.提高农民文化保护意识。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离不开该地区农民的参与,农民是该地区文化资源的传承主体,加强农民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意识是修武县地区文化资源得以继承和发展的根本保障。为此,地区政府应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培训、实践教育等方式,提高修武县农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农民对农村文化的认识水平,进而提高其保护农村文化资源的积极、主动性。
注 释:
①②百度百科.修武县.baike.baidu.com/subview/141151/11245840.htm.
参考文献:
〔1〕熊官进,李玉琼.浅谈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23(8):36-38.
〔2〕宋宇成.浅谈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成就、问题和建议[J].北方经贸,2012,(8):50-52.
〔3〕王义杰.农村民间组织参与河北省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探讨[J].群文天地,2012,(8):116-118.
〔4〕袁婷.浅谈当前农家书屋建设中的问题与措施[J].卷宗,2012,(6):62-63.
凤庆各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饮用茶方式,彝族的“油盐茶”“、罐罐茶”“、敬客茶”“、隔年陈茶”,拉祜族的“烧茶”“、烤茶”“、糖茶”,傈僳族的“油盐茶”,傣族的“竹筒茶”,布朗族、苗族的“竹筒茶”,汉族的“百抖茶”“、二道茶”(一道为苦茶,二道为甜茶,取义先苦后甜)。千百年来,凤庆各民族把茶作婚丧嫁娶、喜庆节日、敬客迎宾、访亲探友、祭神送鬼的贵重礼物。在长期利用茶叶的过程中,凤庆各族人民以茶治病者颇多。如红茶止痢,盐茶消炎,糖茶和胃,浓茶醒洒,茶渣消炎,茶鲜叶止血,茶树根降压,姜茶发汗,茶除口臭,热茶化腻,酒茶舒筋,蜜茶润肺,柿茶化痰等。这些都说明了凤庆茶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丰富多彩。凤庆的茶道、茶艺更是丰富多彩,凤庆四季茶茶道陶醉了不少名人行家:春茶清明春尖,外刚内柔,喝来如春暖花开;夏茶云雾玉露,苦口婆心;秋茶,金秋谷花,好比走进王谢堂内;冬茶,银霜太华,像圣驾到,五脏六腑统统下跪,醺醺然,如入仙境,绝非子虚乌有。
凤庆的茶歌唱了千百年,茶园内采茶妇女常与挑茶男子对歌,就像电影《刘三姐》中的对歌一样。如男的唱“:芭蕉树上小绿雀,爱是爱来捉不着。”女的对“:小白衣裳漂茵茵,人倒好看没良心。”一九五八年,一个凤庆回族唱茶歌的老大伯,曾到北京表演过凤庆茶歌。凤庆的茶舞也丰富多彩,有大直歌、小半翻、三翻三转“、毛朝里”“、毛朝外”“、鹌鸡摆尾”“、老母猪吃食”等。凤庆的茶文化源远流长,独树一帜。凤庆的茶文化是无形的财富,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及弘扬。凤庆是中国茶文化中一颗璀灿的明珠。
二、如何开发利用凤庆茶文化
凤庆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比较丰富,不论是服饰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还是社会文化都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征,应该发挥地方优势,合理开发利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建设,培育文化产业和投资者,繁荣市场文化”。凤庆茶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产业,其开发利用具有经济属性,也具有经营文化产业的属性。必须通过市场经营运作来实现经济价值。
在市场经济中开发利用茶文化是凤庆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一种资源。如果文化产业不运用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和手段,文化本身就因为缺乏物质基础和动力也就很难发展起来。所以,必须要通过开发来利用,也通过利用来开发。
三、凤庆茶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当前民族文化开发中要重视的。以县城区域为中心,以服饰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社会文化和节庆活动为一体,展示民族风情、民族风味,把茶道、茶歌、茶舞等茶文化展示给游人,打造特色的凤庆文化之乡,促进招商引资及旅游业的发展。极大的提高凤庆的知名度,从根本上增强凤庆旅游兴县的声誉,它将会迎来凤庆经济发展的机遇,对凤庆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只要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凤庆茶文化将会是凤庆经济发展的一棵摇钱树。凤庆茶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优越的气候条件、绚丽的自然风光,三个世界之最:世界上最早的栽培型茶祖、世界上最高的水电站拱坝(小湾水电站拱坝)、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平湖(漫湾至小湾的澜沧江八百里平湖)丰富的民族文化、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为背景,运用青山绿水和民族文化资源民间习俗来吸引海内外旅客。同时,民族文化中的许多产品(如:民族服饰、传统工艺品、土特产品等)依靠旅游业的发展,使之变成游客青睐的纪念品。
关键词:民俗;民居;古镇;可持续发展;原真性
1前言
目前, 我国已有 31 项文化与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各级政府对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意识正在增强。但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过度的商业化开发, 也使得一些文化和自然遗产遭受了很大程度的破坏。目前, 部分世界遗产地出现盲目的商业化开发, 给世界遗产地的生态环境和历史风貌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破坏。此外,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致使我国一些遗产资源面临着真实性和完整性消失的危险。本文从动态发展的视角, 以一些旅游地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立足于民族旅游原真性保护,在城市化过程中应保护和延续其社会聚落特征,强化其时空异化过程。探讨如何营造和谐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体验,再现诗意生活场景,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开发
平遥古城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除了有利的自然条件因素以外,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由于当地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得木结构的古建筑物得以保存,同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工业主要以煤炭业和轻工业为主,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改造公共古建筑物,居民也缺乏经济能力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使得古城 4000 多所古民居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古城的保护同时也得益于当地民间、平遥县、山西省以及国家的重视。在当地县政府和省政府的努力下,一系列规章和条例得以制定,对古城的保护力度得到加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后,对平遥古城的保护工作纳入到了国际组织的监督和保护体系内。平遥古城保护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省县政府以及民间。据记载,仅从 1979 年至 2000 年底,对古城保护的资金已就达到了2500 余万元。在对古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总体上说来是值得肯定的。目前,平遥古城开发的景点已经有 30 多个,古城内的民俗客栈已达到 40 余家。而利用当地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所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旅游者。
古城的保护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作为保障,还涉及到怎样处理好遗产保护和发展当地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关系.为了发展旅游,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以改善古城的环境,修建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除此以外,古城居民的搬迁、新城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根据平遥旅游局的统计,仅居民搬迁和新城建设就需要资金近 20 亿。虽然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投入,但古城需要的保护资金仍然不足。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兴起,古城风貌、街道铺面以及典型民宅等,还面临着另一种性质的破坏、建设性的破坏。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部分古城居民开始追求现代化的居住条件。在改造和装修自家店铺和四合院时,使用了一些非传统建筑材料,如混凝土、瓷砖、水刷石等,外观造型亦追求现代风格。这种做法对平遥古城的整体风貌造成了严重的视觉破坏,影响了古城整体环境的真实性[1]。
3江南水乡古镇的可持续发展
1. 保护并延续古镇农业社会聚落的质朴性特征,强化古镇时空异化过程。
江南水乡古镇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聚落特征。在保护利用中,可利用当地木结构建筑的艺术性、古镇完整性和水乡文化的丰富性,挖掘其中蕴涵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历史背景与古镇发展紧密连接,将历史时期古镇景观的原貌保护并延续下来,使之成为特殊形式的历史博物馆,张扬古镇农业社会聚落的质朴性,保护质朴传统的景观特征。其次,古镇是农业社会聚落发展的产物,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时尚化的社会发展相背离,时空异化是彰显古镇遗产价值的核心,因此应强化古镇的原真性和时空异化过程。
2. 规划景观遗产隔离廊道,保护江南水乡区域景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城市化和现代化对古镇的侵扰不可避免,但又是必须加以控制的,是保护古镇原貌的关键。古镇生活、市场功能的延续必然并可能牺牲现代人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将现代生活与古镇完全协调融合无法办到。可以林地、农田为景观要素建设古镇遗产隔离廊道,将传统古镇与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景观相对隔离;并通过遗产廊道将分割的古镇连接,在区域上形成连接网络,保持区域连续性和完整性,避免孤岛化现象的产生。
3. 保护古镇水乡文化的原真性,营造和谐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体验。
古镇整体人文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社区教育,建立多种社区参与及相应保护和利益机制,提高居民对古镇本身遗产价值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其保护原真性的积极性,调动参与古镇旅游的积极性,避免古镇空心化发展。同时,营造古镇整体人文生态系统完整的体验。从现有的游客偏好调查来看,高达49 %的旅游者喜爱小桥流水人家的自然风貌,48 %的游客对古镇独特的人文风情感兴趣,而36%的旅游者认为古镇现有的产品缺乏亮点和特色,13 %认为与古镇本身的特点相差甚远。由此可见,古镇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原真性是人文生态旅游体验的核心。
4. 合理调控环境容量,降低聚集密度和强度,控制服务设施和规模,再现诗意生活场景[2]。
容量、人口密度和流动强度、服务设施与发展规模是衡定古镇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倾向的重要指标,也是传统文化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本质的区别之一。为了再现江南水乡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的安详静谧的社区生活场景,可以严格控制现代工业,拆除和整治保护区和传统民居风格不协调的建筑,保护传统空间格局;恢复古镇传统手工制造工艺,严格限制人口的大规模集聚和商业的大规模发展。
4结论
江南水乡古镇虽然已经有了配套成熟的保护制度和执行机制,然而城市化、现代化和旅游业对古镇的冲击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古镇的自然和人工景观体系,还是居民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等,都在逐渐向着时尚、现代以及后人工化的方向发展,城市化成为江南水乡区域景观整体性保护的严峻威胁。江南水乡古镇景观的原真性存在以下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1. 古镇物质景观的原真性与生活场景的现代化过程; 2. 古镇保护追求人文生态的原真性是传统的真实,还是现代的真实? 3. 与周围空间的连续性决定了古镇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扩张提供了客观环境; 4.高密度旅游活动为古镇现代化、时尚化、艺术化和商业化提供了必然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吕伟男,黄玉理. 世界遗产地--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利用 [J]. 成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9, 27(3):259-26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个体理性;激励兼容;机制设计
【作 者】墨绍山,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141 - 006
一、研究背景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要求,以此从国家治理大转型的层面对当前不断向前迈进的现代化大潮给予了最为关键和及时的回应。文化作为现代化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正如先生所言,其转型成为当代人类的共同问题。 [1 ]少数民族文化因其传承范围的有限性和边缘性而其紧迫性尤为凸显,如何以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时地解放其文化生产力,推进其传承发展的当代转型,成为当前相关政府部门亟须重点考虑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学界也一直对此极为关注。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化,相关主题更是触及到了民族文化发展转型的一些根基性的核心领域。如徐万邦和祁庆富 [2 ] 407-415、石奕龙 [3 ]、吴仕民 [4 ]等人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次生态或原生态等文化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本质形态问题的探讨;杨福泉、方清云和郭山等人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活态保护” [5 ]、“本真性”保护 [6 ]、“主位”发展 [7 ]等文化转型升级核心准则问题的讨论;陈学迅、关凯和罗连祥等人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语言载体 [8 ]、现代化转型与文化转型 [9 ]以及文化主题 [10 ]等因素的影响和效应问题的研究,等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11 ],如晓荣认为要解决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从次一级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少数民族生产文化、生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制度文化等“微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内生文化长效发展动力发掘生成其文化整体的可持续传承保护路径;[12 ] 再如梁结玲和丁赛的相关研究,前者强调落实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及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和人才的发掘培养 [13 ],后者主张从基础设施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开发生态保护规划以及文化生态宣传教育等层面,来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4 ]。但是,正如托马斯・谢林所言,个体基于内心判断形成的动机和意向(或倾向,intention)采取的微观战略选择行动是影响宏观世界运行的微观个体基础。[15 ]3虽然上述成果大大深化了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研究及对策研究,但是多数主题恰恰忽视了民族文化持续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微观个体因素,缺少基于制度客体(或称政策客体)个体行为选择的制度分析视角。
而就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制度实践而言,相关规则(机制)设计则体现出碎片化及缺少针对性的特征。具体而言,其政策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分散于各类公共文化政策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策等,是最具公平性和普适性效力的部分,但是它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缺少专门的针对性,并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其次则是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部分,这一部分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但是,后者除了对自治地方政府发展民族文化的权限和义务作出规定外,却又缺少普遍约束力的政策设置,不利于非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治理。而最具效度的政策实践部分――以民族划分(区分)基础上基于少数民族身份给予诸如生育、升学和就业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部分,却又因其以民族身份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安排在定位上偏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客观上缺少效度且在一定程度上诱致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边缘化,引发了许多问题。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和当前的制度实践,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设计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笔者拟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微观个体基础入手,重新考量少数民族成员个体因素对其制度运行有效性的影响,并基于此做出较具实践价值的制度(机制)设计路径的分析和探索。其视角及理论框架基于以下被多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者忽略的学理认识和问题判断:从制度分析和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少数民族群体的个体理性及由其导致的集体无理性,以及相关协同、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的缺失,正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化难以发展的问题所在,应由此入手设计其治理机制,方能使相关制度安排发挥实质性的效用。本文具体从内部的个体行为选择机制和外部制度安排的激励兼容性两大方面来对制度的有效性及其设计问题进行分析。前者的分析维度主要来自Ostrom E.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分析中的个体选择模型(The internal world of individal choice),着重分析个体内部标准折现率、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三个维度的均衡判断及其战略选择,[16 ]37从个体行为选择结果对制度效用的影响来分析个体理性对制度设计的约束,个体战略选择产生的现实结果(与制度目标设定一致与否)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后者的核心为制度的激励兼容性分析,笔者引入了赫维兹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兼容模型来探讨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制度为何难以产生现实观照力,激励兼容即制度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兼容。制度想要保障其目标的实现,首先其机制设定的博弈必须非零和博弈,其次其设定规则必须能够诱致参与者个体的优势战略与公共治理目标的走向一致,也即才能激励兼容。因此,激励兼容是制度安排中的最大约束因素,也是制度分析中最为核心的测评维度。
二、个体理性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制度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个体理性是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17 ]1它对个体的行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制度对个体理性的“兼容”程度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可实现程度。而另一方面,个体理性往往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且通常具有偏好(preference)限制,通常它集中体现为对目标达成的可能性和成本收益比率判断。因此,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公共目标的实现机制,必须能够统筹制度目标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体偏好等个体理性因素,才能实现制度的激励兼容,也才能最终实现制度目标。其互动关系如下图所示,制度目标及其设置受制于外部宏观环境,它自身又形成个体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制约个体内部世界对自身理的判断和选择,进而决定了个体的行动战略选择,个体的行动战略实施后产生一个客观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制度目标的实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宏观外部环境由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制度和个体都要受其限制。制度环境由各类规则体系构成,对个体具有特定的约束力。个体内部世界为个体进行行动战略选择的内部机制环境,由宏观和微观上的个体目标与制度目标的兼容性评价及判断体系构成,其中微观层面的评判体系主要从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两方面进行判断。
首先,从现有的个体目标与制度目标实现路径设置看,现有制度不能很好实现二者的包容发展,无法激励少数民族采取传承其传统文化的行动战略。现实案例如在笔者调研地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部分与外界联系相对紧密的彝族聚居区①,由于家长希望子女更好地接受现代教育,在子女的幼年成长阶段有意识地规避彝语母语的使用和传授,以回避母语的影响,导致现在村中的青少年和中年人大多已完全失去母语能力,甚至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现有的文化传承人制度只关注了少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英,又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逐渐地走向了少数人化,对它们在普通少数民族中的传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其次,从收益分配规则安排看,虽然理论上少数民族作为其传统文化的创造者,理应有权以其群体的名义对其文化成果享有文化产权,[18 ]但是现有制度并不保证它们的排他性收益权,而是使之成为一种人人皆可使用的公共资源,使少数民族能够预期的收益的不确定性过大,难以激励他们采取从事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行动战略。目前的制度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道纳入到了社会公共资源当中,并隐含性地规定国家代表全民享有产权,所以少数民族群体的民事产权地位和民事法律权利被埋没和忽视。[19 ]1特别是在博弈中,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行为在客观上通常有更为详尽、系统的正式制度安排,其行为往往能够找到法律条款支撑,本身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通常可以在博弈行动中获得优势主导地位,且二者之间具有较为一致的经济利益考量,易于成为联合的强势主体,使少数民族在其文化开发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被虚置而名不符实 [19 ]1,其利益往往失去保护 [20 ]5,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体可以预期的正当利益,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主体的挤出效应,破坏了少数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原生土壤 [21 ]2。
再次,作为收益分配机制安排的政治权益分配规则部分,现有制度并未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在政治活动中的使用方式进行规范,致使各类政治展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被滥用――由于聚集特定少数民族的成本过大,且会对活动的开展造成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各类组织机构都乐于就近获取便于控制的学生、演艺人员等资源代替少数民族代表出席相关活动,影响了少数民族对政治利益预期收益的期望值及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动力,使当前制度在政治利益层面同样也不具有激励他们采取与制度目标一致的行动战略的可能性。
最后,在成本分担机制设定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就看得见的成本而言,文化活动场所、文化活动用品(如乐器、祭器、体育用具和舞具等)都需要投入一定量的人财物和时间成本,而个体从事文化传承和发展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更是因主体发展机会的差异性而往往庞大得难以计量。但是现有制度并未对此做出针对性的设计,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公共服务依然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地方政府普遍不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特殊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一方面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活动趋于一般化和主流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形成直接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缺少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使旧有的民族传统公共文化设施老化、损毁现象严重,却又缺乏有序的建设和保护,进而使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项目不得不面临消失的危险。个例如巍山彝族m撒支系的“给贝老爹”庙、男女青年聚会的公房、祭祀不同神明用的公山等建筑设施和场所,多数村寨已经出现明显的缺失。再比如由于没有法定的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如彝族十月年、傣族傣历新年、彝族火把节、二月八密枝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对其民族的重要性其实和春节类似)休假制度,使各少数民族要进行民族文化节庆活动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如请事假、扣薪等,大大降低了他们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行为动力。
现有制度设计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缺失,造成了少数民族个体和群体在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行为选择之间的异向殊途,形塑了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难以持续的群体行为基础。
三、个体理性及激励兼容约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机制设计
那么,如何完善机制设计,使相关制度发挥实效?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现有制度对个体内部世界的负面影响:消除个体目标和制度目标在实现路径上的矛盾,减少少数民族在文化利益上的不确定性,降低他们进行少数民族文化活动的成本,并通过个体-制度目标实现路径和预期收益-预期成本的协同机制,在民族文化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间建立双方目标兼容的博弈均衡点,来克服上述制度缺失,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建立个体发展与民族文化发展协同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文化转型制度,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转型、发展与开发,加强其文化传统与经济社会生产的关联性,消解个体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矛盾。正如先生在讨论人与文化的关系时所言,文化转型是其少数民族文化的生路所在。 [1 ]少数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转型建立与当代少数民族群体生产生活的密切相关性,才能使之继续得到活态传承和发展。所以,从促进文化多元均衡的公共治理角度出发,政府必须搭建平台让他们可以“发挥原有的文化特长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1 ],创造条件使其成员可以通过民族语言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和进行民族经济、娱乐活动,营造少数民族为主体地区的民族经济贸易和生活圈等,全面增强个体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一致性。
其次,建立民族文化经济收益增值机制,以文化自在利益的增强强化文化自觉意识。具体措施则可以通过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权制度,在一定范围内保障其民族文化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排他性,来协同其民族文化开发利用和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二者间的矛盾,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增长中具备更强大的辐射张力和推动能力,促进二者间形成正向关联、相互推动的积极互动关系。
再次,健全少数民族文化政治利益保障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文化的政治权利保护制度,通过其民族文化政治权威的强化塑造其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而推动其民族文化中心意识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治权利集中表现为在各类政治活动中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是少数民族在其文化方面体现我国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治文明的具体象征。只有完善相关政治权利保障制度,才能给予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稳定的收益预期,增加他们从事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活动的内在动力。
最后,建立民族文化活动成本分担和消减机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分担机制,健全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建设制度,在民族聚居地方进行乡镇、村社建设时,有意识地保护、修缮和完善其民族传统活动场所和空间,甚至在民族聚居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中,加入当地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场所和设施项目内容等;其二是建立针对少数民族的普遍性的民族重大节日法定休假制度,分担和降低少数民族在其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成本。
通过上述的兼容性机制设置,强化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对他们“实在”利益的影响,以此促进高强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提升他们对于维护、发展和开发民族文化的动力,从而诱使个体内部产生一个以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为优势策略的行为战略倾向,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持续发展。
四、结 语
正如公共选择之父布坎南所言,个体在一些非直接相关的公共利益的判断上往往较为冷漠和短视。[22 ]92因此,在存在个体理性偏好的情境下,在当代经济社会全球化、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文化难以提供改善生存状态的发展路径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主动与其文化传统割裂进行现代化转型,使其文化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能力就会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因此,从动态的发展观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当代的式微有其符合历史规律的层面。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对保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丰富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重大作用已经日益凸显。所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还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政治价值的重要表征,是国家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由制度分析研究其持续发展机制具有特定的价值。
当然,本文只是基于制度分析视角提出了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改进策略,而具体治理实践需要考虑的问题实际上要更多,所以其设计框架必然不完善。但是,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框架结构,它依然可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治理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制度设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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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TO THE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CULTUR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Mo Shaoshan
[关键词]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客体属性;权利范围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世代生活在三江平原,那里独特的地理、气候等因素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体质,创造出了特色鲜明的渔猎文化、萨满文化、说唱艺术等珍贵的文化形态,其中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又是较为有特色的一种。但是,在现今发达的科技、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衰落、灭失的危险,给予其充分的法律保护已十分迫切,而权利范围的明确又是进行法律保护时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就此问题的解决进行一次新的尝试。
一、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位
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赫哲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适应生产生活及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独具地域特征和渔猎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其中较为有民族特色的有:培养青少年叉鱼捕兽技能的“叉草球”活动、集跑跳摔为一体的“杜烈奇”运动、训练追踪能力的“追鹿”运动、赛桦皮船、莫日根赛等。[1]这些传统体育文化大多源自于对赫哲族生产活动、生活习俗的模仿,是赫哲族人向后代传授生产、生活技能,训练其生存能力,增强其体质的另一种教育方式,同时也是承载和传承赫哲族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的另一种形式,是赫哲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身具有特殊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并不表现出具体的物质化形式,虽然在有些活动中需要一些道具,比如,叉子、草球、桦皮船等,但这些仅仅起辅助作用,再加之,该文化本身所蕴含的赫哲族民族精神以及其表现出来的民族毅力、民族智慧等,都显示出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是非物质性的。同时,2011年6月1日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显然该法已将传统体育文化定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二、法律保护的权利范围的明确
对任何对象给予法律保护时,最重要的举措便是赋予权利(或职权),只有这样才会使权利人和义务人趋于明朗化。权利人积极行动捍卫权利,义务人积极履行义务保障权利,才会使该对象得到有效保护,否则,即使权利人有强烈的被保护意愿,但没有合法的依据,恐怕也是“有心无力”。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属性的不同是权利范围确定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正是依据其所保护客体的不同属性,来确定不同的法律理念给予保护,进而影响、决定了相关权利的架构。即“客体属性是传统文化相关权利得以建构的基础。”[2]因此,在解决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法律保护的问题时,也应先明确其法律保护的客体的属性。
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公共属性。这一属性更多的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上。文化的主要功能在于精神享受,不会因为其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而使原主体受到损害,正因如此,文化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分享性,一般不会被某单个主体排他性的占有。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赫哲族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自身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反映着本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这些传统体育文化是由赫哲族人集体共享的,而且已经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在向外族传播,影响着凡接触到的人。另外,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又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
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私人利益属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利用的过程中,一般会被发掘出巨大的财产性利益,确定这些利益的归属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必然的要求,无论这些利益归属于集体或归属于个人,都体现着对私人利益保护的要求。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更多的表现出公共性,这不同于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族歌曲有巨大的传播利益、传统技艺可能存在直接的传承人的诸多利益需要保护。然而,传统体育文化同样也存在私人利益保护的问题。具体到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则存在赫哲族群体对其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商业开发所带来的利益,对该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系统整理、改造创新的整理者、创新者应获得的利益。这些主体的利益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需要进行承认和保护的。
鉴于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所具有的公、私双重属性,在其权利保护的架构上应充分反映这两重属性的要求。即公共属性更多的要求对公共利益予以保护,私人利益属性更多的要求对私人利益予以重视。故在确定权利范围时,一方面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的进步,权利的设定应尽可能的保证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应用;另一方面为了调动人们进行保护、传承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创造性的开发利用,赋予直接权利人以充分的权利保障又是必不可少的,力求使这两方面到达动态的利益平衡。[3]也就是说,保护公共利益的权利不能太强,保护私人利益的权利范围也不能太广,这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权利限制的要求。
三、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法律保护的权利范围初探
从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公共属性的角度出发,由于公共属性更多体现在文化性上,在对其给予法律保护时,首先注重保护的应是文化权。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已将文化权视为人权的一部分,归入人权研究的范畴。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其将文化权利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少数民族对其文化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该权利的主体是少数民族群体,是一项集体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是自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4]
文化权是对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法律保护的基础性权利,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权利是由《宪法》所规定的,同时也是由其所涉及内容的基础性和范围的广泛性决定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平等的要求。各类文化、各民族间文化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劣、等级之分。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同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都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都平等地受法律保护。第二,文化权包含着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享有的使用、传播的要求。这是一项当然的权利要求,任何人得自由行使,不被非法限制、剥夺。赫哲族人对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当然的享有使用、传播的权利。第三,文化权还包含着文化自决的要求,即一个民族群体有权自主决定本民族文化的创制、使用、传播、发展等问题,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文化自决保障了民族依据自己意志去发展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使用、发展同样需要赫哲族人自主决定。第四,对文化享有表明来源的权利要求,这相当于著作权法中署名权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使用、传播的过程中,应当注明其来源的群体或主体身份。这既是对其来源群体、主体的尊重,也是对公众的真实情况知悉权的保护。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是赫哲族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对其使用、传播时,标明来源于赫哲族,这是对赫哲族文化的肯定和认可,更是赫哲族人不可抛弃、不可转让的权利。第五,文化权还包含对文化保持同一性的要求,这类似于著作权法中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受歪曲、篡改,保持其真实面目。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都蕴含着该民族的精神与品质,对其非物质文化的歪曲、诋毁,也就是对其民族精神的亵渎,这将会严重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完整性同样不容侵犯。
从更多体现经济内容的私人利益角度来看,对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法律保护的权利设定,也就是对这些财产利益予以保障,这些权利的主体可以是民族集体也可以是个人,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商业使用的利益获取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性开发,则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有权获得该商业利益。在这里应当区分商业使用的主体,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自己进行商业利用,则所获收益自然归其所有;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以外的人进行商业利用,则权利人有权从其所获收益中获得一部分利益。比如,将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发为旅游项目,则赫哲族人有权获得其所产生的全部或部分收益。
其次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创新后所获收益的利益分享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整理者、创新者的收集加工之后,使其财产性价值可能会从无到有或从低到高,对于由此而获得的收益,应当由整理者或创新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进行分享。这是由于整理者、创新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劳动,使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里,整理者、创新者由于有劳动的付出有权获取其收益,而作为此项经济利益产生的根本来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权利人亦有权从中获取利益,因为离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这些经济利益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便无从产生。在现今,为了更好保护和传承赫哲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必要的创新,在此过程中保障各方利益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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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文化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潮汕善堂堪称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典范。潮菜享誉全国,是国内最贵的一个菜系之一;潮剧是中国十大地方剧种。粗犷豪迈的英歌舞是南方艺林一朵奇葩;“潮州厝,皇宫起”,独具特色的潮汕民居更别有一番古典雅致。潮汕文化流播的地方很广,影响力巨大,合理开发潮汕文化旅游产业,将使整个潮汕地区大放光彩。
一、历史人文资源丰富的古榕城,是一座独具潮汕特色的岭南水城,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多彩
世界各地,几乎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聚居,而有潮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潮汕文化的流播。潮汕文化是潮人最重要的根,把世界各地潮人的情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几千年的发展与传承,赋予揭阳地方文化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作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古榕城积淀着丰富而特有的文化底蕴:古榕城好比潮汕文化的大展厅,极具特色的潮汕文化精髓都在这里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就象潮汕的古典美人――丽质天成、古色古香、恬静大气。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养在深闺人不识”,却能平心静气的待字闺中,用她特有的涵养彰显她的绝色美貌。这个“雅姿娘”(美少女)在水城的滋养下,如“出水芙蓉”般清丽脱俗。
(一)具有独特的水文风貌
景因水而生,榕江南北河,由西向东经榕城的南北两面挟城而过,成为榕城的天然护城河。城中的水系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有“五门三二十四巷(水巷)”之称,形成天然水网,桥梁90座卧波横架,独具地方特色的水乡风貌保存至今基本完整。“城中竹树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系船”是古时榕城水乡的真实写照。素有“水上莲花”、“江南小苏州”、“东方桥都”和“东方威尼斯”等雅称,自古至今广为海内外乡亲所称颂。附丽于此的潮汕独特人文景观――具有873年传统的元宵民俗活动“行彩桥”,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近代榕城水系示意图》 黄楚辉 制
(二)有潮汕商业文化风情的古城街巷
榕城的骑楼建筑可与开平雕楼相媲美,又有比其更独特的地方,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和建筑瑰宝。中山路骑楼式建筑与打铜街、西马路的骑楼建筑连成一线,总长约2000米,范围集中,规模壮观。虽然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却是榕城近展史上商贸繁华的一个重要写照,它们既留住榕城的古韵,又体现了榕城的多元文化,同时也彰显着揭阳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建筑才华。打铜街是榕城最古老的商业街之一,以经营生产铜器皿而得名,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便已有打铜街之称。打铜街上的建筑挡雨遮阳,骑楼的外表下蕴藏着百年商埠的文化内涵。“打铜街” 既是是我国五金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揭阳成为“中国五金基地市”的历史凭证。
(三)具有独特潮汕文化意蕴的揭阳古建筑
古城里名胜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宋、元、明、清文物较多,且规模宏大。有宋建古庙、元时墙、明时城门、清代房:揭阳学宫,规模为岭南地区同类古建之最大;揭阳城隍庙,规模为岭南地区同类古建之最大;揭阳关帝庙,规模为岭南地区同类古建之最大;揭阳禁城,为广东唯一的元代石城;揭阳进贤门,为全国唯一的门、楼、亭合一的单体建筑;丁氏光禄公祠,为海内外唯一以「字布局的近代民居组群。此外还有数字可观的古代官厅府第建筑群;有光绪时期全国“四大藏书阁”之一的“百兰山馆”……行走在古榕城的街道巷陌,看尽古城的宫观寺庙、先贤府第和名人故居,仿佛穿越八百余年人文时空,尽览海滨邹鲁、文物之邦的流韵风采。
(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潮汕民俗人文文化
潮汕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山川秀美,田野肥沃,物产丰富,人文鼎盛,有自己的语言、音乐、戏曲、工艺、菜系、茶艺,形成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潮汕民俗人文文化。
揭阳菜属广东菜三大菜系中的潮州流派,极具岭南文化特色。民间点心小食品种类繁多,用料讲究,制作精细。民间艺术多姿多彩,琳琅满目,拥有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以玉雕、木雕、嵌瓷、潮剧、木偶戏、英歌舞、龙舞(烟花火龙)和青狮舞等最为著名。这里的人民热情善良,民风淳朴,至今还完整的保留着包括潮汕年节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诸神崇拜习俗、礼仪习俗、食七样羹、出花园、行彩桥、“营老爷”等潮汕文化民俗。
(五)古城人杰地灵,名人辈出
揭阳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历史人文底蕴深厚。揭阳地灵人杰,历代贤达志士辈出。宋代有“潮州前八贤”之一的名士吴复古; 明崇祯元年(1628年),郭之奇与黄奇遇、辜朝荐、梁应龙等揭籍名士同登戊辰科进士,史称揭阳“戊辰四俊”。顺德冯奉初赞曰:“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康熙六十年(1721)榕城林德镛喜中武状元,为潮汕历史上第一位武状元。清代爱国政治家丁日昌、直隶总督郑大进、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咸丰皇帝诰封的“振威将军”林保等均系揭阳籍名臣重将,文功武绩,均为一时人杰,并被世人称颂。1992年 ,水乡的孩子,榕城人孙淑伟在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上夺得跳台金牌,创中国在奥运跳水史上男子第一枚金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位在世界大赛上获“三连冠”的男子跳台跳水选手……
榕城水乡是大自然和揭阳的祖祖辈辈为我们留下的一笔不可复得的天然资源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它载动的是沉甸甸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潮汕文化精髓,也是古榕城可以“风物胜概 媲美苏杭”的魅力来源。
二、当前古榕城历史文化资源在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的榕城,现阶段正面临“扩容提质”与“三旧改造”的局面。“扩容提质”与“三旧改造”,这对榕城来说,既是一大机遇与契机,又是一大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城市执政者与经营者如何正确判断这个历史文化名城里面的“古”与“旧”的东西,正确的衡量出“古”与“旧”的不同价值,才能科学正确地建设好古榕城,展现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光辉形象。
当前在保护和开发利用古榕城历史文化资源中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一是未启动古榕城历史文化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评估和认定工作。尚没有成立相应的古城研究团体或组织;对古榕城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文化价值的宣传力度不到位,造成民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不高。
二是一些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部分古民宅、古建筑遭到拆除和不合理修复;许多有价值的石刻碑碣露天堆放遭受风雨漫漶;一些文物被盗卖;部分有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危险。
三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随意性和非专业性。急于求成,粗制滥造,导致未能深入挖掘古城的内涵和价值。
四是缺乏具有现代管理经验的和旅游营销策划的优秀人才,导致古城的旅游形象模糊,知名度低。
三、科学开发利用古城文化资源,打造岭南特色文化旅游胜地,提升揭阳的城市竞争力
(一)科学开发利用古城文化资源
城市文化主要是以有形物质文化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这两种方式完成传承工作的,这些有形和无形的传统文化精粹为文化旅游提供了丰富资源。文化传承的动力一方面有其文明延续传递的固有自发动机;另一方面人类文化保护意识的普遍增强促使人们珍惜先辈们创造的灿烂文化,而文化旅游活动正是促使人们保护意识提高的最直接途径之一。
1、寻找文化与旅游的最佳结合点,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依托市区具有浓郁潮汕文化特色的揭阳学宫及其周围的释、儒、道景点和岭南特色水城,打造“榕城历史文化旅游聚集区”;把老榕城片区开发成为文化旅游景点和步行街,打造出一个慢生活、旅游、购物、精神减压、休闲的最佳场所。
2、把民生需求放在开发利用规划之首。老榕城片区也是群众高度集中的片区,从规划项目的设计、审批到实施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要充分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广纳民智,体现群众意愿。
3、增强开发利用规划的权威性和阳光度。建议推行“阳光规划”, 采取全面开放规划设计市场、建立规划公示和公开听证制度、开辟报纸规划专栏、开办规划局网站、建设规划展览馆、召开建设单位和各界群众座谈会等多种举措,扩大决策民主范围,体现规划公开透明。
(二)以古榕城文化资源为载体打造岭南特色文化旅游胜地,提升揭阳的城市竞争力
文化是一种可以进行资本转化的公共财产,因而对于城市文化旅游建设而言,既可以将文化开发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旅游产品,又可以将其培育成具有吸引力的城市氛围,从而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吸引客流以及招商引资打下坚实的环境基础。
文化旅游同城市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城市的文化资源为文化旅游的展开提供凭借物和吸引物;另一方面文化旅游活动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保护、活跃以及创新提供有效的外部刺激。 所以要在保护古榕城的基础上对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利用的有效途径就是把古榕城文化资源变成揭阳新的经济发展点,把古榕城打造成为岭南特色文化旅游的休闲胜地,提升揭阳的城市竞争力。
1、交通优势条件为古榕城成为岭南特色文化旅游的休闲胜地提供地利之便
让古榕城成为岭南特色文化旅游的休闲胜地,揭阳必须有交通优势条件。而揭阳目前各方面交通条件较好,交通枢纽地位已经凸显。处于大粤东(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梅州)1小时经济圈内,处于广州市、深圳市4小时经济圈内,厦深铁路建成后,将缩短为2小时经济圈。揭阳潮汕机场的通航更使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快速走进揭阳。优越的交通枢纽地位和条件使揭阳路通人流通的局面形成,这是发展揭阳古榕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可行条件之一。
2、揭阳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市旅游产业带来巨大的供应需求
中委合资广东石化炼油项目于2012年4月开工建设。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不仅为我市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也同时带旺了众多产业的发展,而作为揭阳海港经济区发展四大板块之一的旅游业,更是迎来高速发展的时机。大项目为我市带来巨大的物流、人流及信息流,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到来,必将成为古榕城旅游休闲胜地的高端消费人群。
3、历史人文底蕴深厚,良好的生态环境、政务环境和社会环境必将助推揭阳成功把古榕城打造成“岭南特色文化旅游的休闲胜地”
揭阳人文环境优良,民风淳朴,热情好客……作为后发展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得较好,一直以来少自然灾害。目前仍然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为打造古榕城旅游休闲胜地提供较好地理环境。
近年来揭阳的政务环境和社会环境越来越好,政通人和。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在市委书记陈绿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求真务实,紧紧围绕“打造粤东发展极,建设幸福新揭阳”的核心任务,大力实施“创新驱动、项目带动、文化推动、高端拉动、生态联动”发展战略。这个正确的战略,突出“以水为源”和“以绿为美”的主题,让“水”和“绿”成为城市的特色。市委、市政府的这项决策部署,对当前的榕城来说,也是助其能重焕水城风姿、顺利向“岭南特色文化旅游的休闲胜地”晋级的重要纲领。
关键词:江南古镇;旅游开发;资源保护
ProbeintotourismdevelopmentandpreservationinancienttownssouthofYangtseriver
Abstract:Asakindofspecialtourismresource,theoldtownsinChinahavealreadyabsorbedmoreandmoretoursSince80''''sin20centuries,suchasWuzhengTowninZhejiangprovinceandZhouzhuangTowninJiangsuprovince.Now,totouroldtownhasalreadybeenapopulartourismproductanywhere,whichroseanimportantfunctioninpromotingtheoldtown''''sdevelopmentofeconomic,prosperingtheoldtown''''scommunity,developingtheoldtown''''sculture.However,alotofproblemswerecameoutintheprocesstoproductthetourismresources.
Keywords:ancienttowns;tourismdevelopment;resourcespreserv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云南丽江、江苏周庄等旅游古镇的崛起,中国的历史城镇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发展到现在,古镇旅游已经成为各地炙手可热的旅游产品,在促进旅游古镇的经济发展、社区繁荣和文化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据网上不完全统计,全国正在开发旅游的古镇近60座,其中又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最为突出,以其悠久的历史、古朴的居民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水乡风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成为华东地区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然而,在江南古镇旅游给当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诸多问题也在古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暴露出来。各种矛盾冲突束缚了江南古镇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妨碍了文化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江南古镇社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方法。基于此,本论文展开了对江南古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理论的初步研究。
一、江南古镇与江南古镇旅游
(一)江南古镇的概念
江南古镇,是个集合概念,在地理学上,泛指“长江以南的古镇”,尤其以江南水乡古镇为典型。江南,原意江之南。“江”,汉语特指大江、长江。故,江南古镇,一般与水相关,“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是典型画卷。“水”文化和“古”文化的交点,是江南古镇的魂。余丹(2005)认为,江南古镇,是一种文化遗产群,主要包括古镇古建筑群、古镇老街区、古镇民俗等。
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湖北以南的湖南,江西一带。而进入近代后,江南的范围转移到苏南和浙北一带,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江苏的丹阳以南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
同时在诗文中广泛出现的江南古镇,指的是被文人所美化了的地区。主要是以苏,杭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的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的古镇。同时出现的还有“文化江南古镇”这一概念,指以苏锡常的太湖文化为中心的包括扬州文化,徽州文化,金陵文化在内的一种水乡文化古镇。
本文所讨论的江南古镇,以“苏锡常,杭嘉湖”(苏州,常州,湖州,杭州,淞江,嘉兴)地区的古镇为重点。代表性的有:江苏的周庄、甪直、同里,浙江的西塘、乌镇、南浔。
(二)江南古镇所蕴涵的旅游价值
随唐宋元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到明清时期,江南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脏,江南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如今,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江南古镇有着独特的自然观赏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悠久,民居建筑古朴
之所以称之为江南古镇,因为这些小镇都具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苏州昆山的周庄,建镇于北宋元年,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苏州吴江的同里,建镇于宋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这些小镇的建筑在历经百年沧桑后,依然保存完好,布局随意精练,造型轻巧简介,色彩淡雅宜人,轮廓柔和优美,体现出江南水乡民居古朴自然的建筑特色。
2.水网密布,水乡风貌独特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因此古镇以水为依托,依水成镇,在江南古镇旅游资源的开发中,以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容入古镇文化,古镇生活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的江南水乡风貌让中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3.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
江南水乡古镇从古至今都体现着一种好学善思、开放进取的文化心态。[2]江南民间素有“耕读传家”的风气,这种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风气,更因“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以及宋代以来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江南古镇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名人学士荟萃,清淡素雅的水乡风貌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江南古镇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江南古镇旅游就是指,以江南古镇为目的地所展开的旅游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旅游的内容从以自然风光旅游为主发展到与风俗风情旅游并重,“走进生活”、“回归自然”成为近年世界旅游的热点。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这种独特的风情以及从中透出的浓浓的文化底蕴和温情的人性关怀,深深吸引了国内外大批游客。江南的古镇旅游也由此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1984年,陈逸飞先生一幅《故乡的回忆》使得苏州周庄享誉海内外,不仅成功开创了江南水乡古镇的品牌,更使周庄成为中国古镇旅游发展的开拓者。继周庄之后,苏州同里古镇于1986年开展旅游事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周庄的示范效应下,江浙一带的古镇相继走上“旅游兴镇”之路。浙江乌镇于1999年开始旅游的开发工作,由于在开展旅游的同时又较好地保护了历史,故被喻为“最具文化气息的水乡古镇”。阮仪三(1996)指出,正是植根于“水”环境中的江南水乡城镇所具有的独特自然景观和生活特征吸引了一大批中内外游客,使江南古镇旅游迅速升温。
二、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
江南古镇有着安静而优美的环境、古朴的人家、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历史文化,人类经历的见证中最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那些历经沧桑的老城,老镇,对现代人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于江南古镇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外来冲击,对当地文化,氛围和社会关系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因此,研究现有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的模式,分析其利弊,是为了寻找一种最可行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可以协调处理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将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带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及其途径构成了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中的两大要素。它们共同作用在江南古镇这一客体上,使之的自然观赏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展现在游客眼前。
(一)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
1.政府主导开发与保护
政府作为当地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古镇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开发资金的投入主要依赖地方财政,但是对公共设施的投入引入相关的市场机制,对游客收取费用(古城保护费),对具体的旅游开发项目不作具体干预,主要通过城市规划和行政审批来调控。
2.以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为主体
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或者以资产作价形式出资,资产所有者拥有项目公司相应的股权),项目公司以政府组织注入的资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获得的资金用于古镇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开发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如此滚动开发古镇旅游。
3.政府将经营权出让,旅游开发商成为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
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资源性资产)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开发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由投资商根据自身优势,结合市场需要对外融资,继续古镇旅游开发进程,政府只在行业宏观层面上对开发商(投资商)进行管理。
(二)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的途径
在现有的经过旅游开发洗礼的江南古镇中,笔者将它们开发与保护的途径归纳为两大类别:“空心化”的旅游开发,“非空心化”的资源利用。
保继刚(2004)指出,所谓“空心化”就是把原先生活在古镇的居民迁出,再对古镇、古宅、古街进行修缮,派出管理人员、讲解人员进驻。
与此相对,“非空心化”则是尽最大能力保留古镇现有的当地环境,不仅不把当地居民迁出,而且利用这一部分居民,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生活环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对所居住古镇的开发利用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两种途径在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都得到了深刻的实践。如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一直坚持着“非空心化”的资源利用途径,当地居民没有被强行迁徙,依然保留着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游客游览的过程中,随处课见当地居民的生活风貌,低矮的建筑,杂货店,当地的电影院,都在旅游区内,甚至连景区的大门也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而浙江桐乡的乌镇则是“空心化”开发的先行者。
(三)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的典型
江南水乡古镇的开发与保护模式是上述开发主体与开发途径的不同组合的结果。通过查阅资料,相互对比,笔者认为其组合结果中有以下三种模式较为典型。
1.周庄模式-政府主导,进行非空心化开发
周庄的旅游开发依赖于当地政府。1986年,周庄镇政府就开始在专家的指导下对旅游发展进行规划,政府作为主要力量参与开发。周庄以非空心化的旅游开发途径为基础,在空间结构形态上采取了“古镇区+古镇新区+新镇区”[11]的模式。对传统古镇与现代新镇进行了过度,既不大量的迁徙当地居民,维护了一部分古民风的生存,又解决了现代化建筑,现代居民生活对古镇区原有风貌的侵蚀。
2.乌镇模式-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为主体,进行空心化开发
如果说周庄采取了边开发边保护的方式,那么乌镇便是先规划后发展的典型。乌镇模式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为主体的江南古镇旅游开发的典型模式。乌镇亦采取“保护与开发并举、以开发促进保护”的道路。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乌镇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其开发亦开始就采取了“为保护古镇整体风貌,禁止居民经商”的措施。并以“起步最晚,规划最齐,管理最规范”[13]的姿态跻身江南六大古镇之列。
乌镇开发与保护的途径是典型的空心化开发,原先居住在古镇保护区内的居民全部迁往他处,也不允许居民在沿街的房屋进行商业活动。
3.南浔模式-旅游开发商为主体,进行非空心化开发
南浔政府将经营权出让给旅游开发商,作为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旅游开发商通过自身优势,利用大量资金,对南浔精心整改,投入市场。浙江烟草集团所属上海博大投资有限公司从最初的项目规划至今,滚动投入的资金已近5亿元。整个项目规模为23亿元。
由上海博大投资有限公司接管的南浔旅游开发,虽然在最初强制拆迁居民498户,建筑面积达45837.19M,但是整体上依然遵循着非空心化的开发途径。整个景区建设起规范的商业活动,同时进驻了专业的导游讲解体系,但是参与这些活动的都是南浔当地的古镇居民。虽然从建筑分布上看,南浔古镇区的现代居住建筑被迁徙了一部分,但南浔整体的人文环境没有受到影响。
三、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典型模式利弊分析
这三种典型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在三个不同的江南古镇运作着,其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借鉴。同时,在这三种模式各自实施的过程中,它们也都暴露出不同的问题。
(一)周庄模式
1.政府调节旅游活动,用旅游保护古镇
周庄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一直有着较好的口碑,保持着中国第一水乡的美誉,冠居江南六大水乡。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主导力量,长时间对周庄进行在旅游开发,旅游活动,资源利用方面的调节活动,使周庄成为江南水乡古镇中旅游发展最早也是最快的古镇。周庄模式的核心,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古镇,用旅游来保护古镇,“古镇区+古镇新区+新镇区”的模式,对古镇和新镇寓于不同的旅游项目。这样既保护了古镇,也解决了城镇发展的问题。
2.政府调节漏洞,旅游容量饱和
从现今关于周庄旅游宣传的各项媒体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周庄用于宣传自身的一大标准便是接待游客数量的不断增长。从李丽雅(2004)在接待游客数量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周庄的具体数据,“到目前为止,周庄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每天平均接待游客3000-4000人,周末平均每天7000-8000人。现在每年的观光游客数已经超过了1996年的3倍。2000年的游客总数约150万,其中外国游客22.5万。在国庆期间,每天的游客数量达到了三万人次。”[12]
正因为政府直接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开展,对于市场宣传的灵敏度不够,一味的标榜自身接待游客数量的增加,却没有看到周庄由于旅游区域狭小,要保证游客的旅游质量并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必须限制旅游数量,原本应该发挥其调节作用的政府没有看到这一弊病,更别谈对周庄接待游客的数量进行调节控制了。
(二)乌镇模式
1.先规划后开发,结合资源特色与市场需求
乌镇在空心化的开发基础上实施了精品战略,主要包括:精心设计景区,旅游路线精品化,完善旅游解说系统。充分迎合市场需求所重建的乌镇,在保护基础上融入了最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化。无论是成功设计的景区布置,还是柳暗花明的旅游线路,都完全贴合游客的游览需要,呈现出一种游客想看到,愿意看到的水乡风貌,使乌镇成为立体的展现在现实中的历史遗产群。
2.空心化导致过度商业化
乌镇的空心化开发将原先的老百姓迁出,进驻规范的旅游商业体系,从表面上看是对古镇资源的一种有利利用。然而随着当地居民的迁徙,他们为古镇营造的那份传统意蕴也随之流失。乌镇失去了居民的生活依据,空城的古镇再加上商业活动的进驻,市场法则的盲目性必然会引起地方文化资源被当作是商品进行生产和消费,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渐渐无法控制,从而陷入多数学者所言的“过度商业化”[15]的局面。
这种旅游商业化的极端表现,是乌镇地方传统文化逐渐被异类文化,特别是现代商业文化侵蚀;古镇原有淡雅的生活气息逐渐消失;旅游商品同质性显现严重,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能成批生产的退化而简单的工艺品所取代。
(三)南浔模式
1.旅游经营良性循环,非空心化打造“宜人居住”的水乡环境
南浔古镇的旅游开发脚步远在周庄,乌镇之后,因此上海博大公司在对南浔的开发过程中,吸取了前辈开发与保护模式所引起的弊端的各种教训,借鉴了其他江南水乡古镇开发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无论是旅游容量的控制,还是商业活动的安排,都恰到好处的体现在这个精致优雅的小镇上。
南浔区与企业的合作方法是采用项目整体开发运作,企业出资进行古镇修复整治和旅游配套,政府用土地进行补偿,实现项目前期投入产出的基本平衡,使旅游经营轻装上阵,如此实现良性循环。
同时,整个景区建设起规范的商业活动,进驻了专业的导游讲解体系,但是与乌镇模式不同的是,参与这些活动的都是南浔当地的古镇居民。虽然从建筑分布上看,南浔古镇区的现代居住建筑被迁徙,但是古老淳朴的人文环境仍然保持着,无论是摇船的少女,亲和的讲解员,还是临水而建的店铺,都是南浔数百年流传至今的原汁原味的民风。随处可见当地的居民在河边洗菜,嬉戏,年迈的老人靠着同样年迈的栅栏休憩,仿佛从异乡远到而来的游客只是眼前转瞬即逝的风景,丝毫不会侵饶到他们传承至今的宁静生活。
正是非空心化所带来的这种“宜人居住”的谐和环境,使南浔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水乡古镇,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亲切的邻里关系,体现出一种江南水乡特有的文明、富足、诗意、和谐的理想境界。
2.旅游主体重复,产品单一
然而,也正是这种保守的模式,使南浔在江南六府古镇中,成为毫不起眼的一个。多数游览过的客人表示,南浔只是与周庄,同里,乌镇一样,旅游主题重度,旅游产品单一的又一个江南古镇。只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貌在另一个地理位置的体现。这便是南浔旅游开发所存在的主要弊端,经营差异化不明显。
优雅、闲适、恬淡的水乡生活为大多数人所向往。但南浔古镇旅游缺乏“亮点和特色”,也就是缺乏自身的核心吸引物。与其他的江南水乡古镇相比,在景观上存在较强的替代性,而且旅游项目大多雷同。小桥流水的生活环境,泛舟水上的江南小船,普通游客不会从深层次上细究水乡的差别,很多都是只停留一天甚至半天时间观光,很难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古镇独一无二的特色,旅游开发的层次也仅仅停留在观光和门票收入上。
四、为江南古镇旅游建立可行的开发与保护模式
在上述三种典型的开发与保护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庄模式由于旅游开发通过政府指导,失去了对市场的灵敏度,而乌镇模式的空心化开发又造成了过度商业化现象的泛滥。笔者认为,由旅游开发商为开发主体,走非空心化的开发道路的南浔模式,在众多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中最为可行。
(一)南浔模式的可行性
1.旅游开发商作为旅游开发主体,敏感应对市场
周庄模式之所以完全由政府主导,是因为周庄古镇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发现,是江南水乡古镇中开发最早的一个,当时的旅游开发商远没有成熟起来,政府便直接接管了古镇的资源利用开发与保护。到20世纪初,乌镇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作为开发主体,虽然成立了乌镇旅游开发公司,但镇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银行借贷来开发古镇旅游项目,在资金条件上远不及旅游开发商雄厚。
随着旅游经济的飞速发展,旅游开发商已经渐渐成熟起来。旅游开发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商业活动,要使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投入市场并得到回报,仅仅依赖政府的调节力量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宏观条件下,旅游资源之间也在相互竞争,江南古镇近几年的发展势头日益高涨,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展现自己的魅力,必须要依靠旅游投资商的企业头脑,将古镇旅游作为“产品”营销,打造古镇旅游地独特的“企业品牌”,突出战略管理,贯彻营销观念。
那么,以旅游开发商作为开发主体,会不会出现开发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对古镇旅游资源造成侵蚀破坏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本身就建立在旅游资源身的旅游价值上。一旦旅游资源遭到破坏,不再具有旅游价值,那么它带来的旅游活动就会渐渐衰退,更别说创造经济效益了。这就决定了为了考虑长远利益,明智的旅游开发商必定会在利用旅游资源的同时着手保护资源本身。
2.非空心化的良性循环,开发与保护并行
乌镇一直遵循的空心化的开发途径使当地的旅游活动暴露出市场法则的盲目性,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变的难以控制,这时候经济的发展便以文化的流失为代价,长此以往,“旅游开发便会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单向的转换过程。”[6]
因此,只有走非空心化开发的道路才可以避免这种过度商业化的滋生。在这方面,周庄模式体现出来的非空心化同样是可取的,但周庄模式对古镇区,新镇区做了明确划分。生活在古镇区的人过着自己惬意的室外桃源生活,而新镇区的老百姓则开起了饭店,旅店,为周庄镇的旅游活动提供设施条件。这样明显的分界在南浔你看不到,你可以不出古镇区,就居住在当地老百姓用自己古老的祖屋经营的客栈,因为南浔古镇区的居民积极参与到了旅游开发的过程当中,为远到而来的游客创造了更好的旅游体验。
南浔模式在开发水乡古镇的同时,不影响古镇原有居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在原有水乡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与改造,且通过居民参与旅游经营,使居民认识到文物古迹及传统民俗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而自觉保护水乡古镇的资源和风貌。因而,这种非空心化,以保护为前提的旅游利用有助于维护江南水乡古镇建筑及环境的真实性。
(二)对南浔模式的完善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南浔模式从重多模式中脱颖而出,恰当处理了江南水乡古镇保护于开发的协调问题,那么是不是南浔模式就是江南水乡古镇开发的理想模式呢,从前文我们对它所体现的弊端的分析上看,答案是否定的。要寻找到江南水乡古镇开发的理想模式,就必定要对南浔模式进行各方面的完善。
1.挖掘民俗风情,提高古镇文化品位
要完善南浔模式,首先要着手的就是解决旅游主题重复,产品单一这个问题。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江南水乡古镇资源正在被进一步开发,利用。如果在开发过程中,走前辈走过的老路,树一样的旅游产品,建一样的旅游风景,宣传一样的旅游口号,那么江南水乡古镇将会滥而不精,渐渐失去其自身特有的旅游吸引力,只是多一个南浔,或者周庄而已。
因此,要保证江南水乡历史文化名镇的旅游生命周期的延续,就必须要努力使其进入复苏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江南水乡古镇增添新的内容。这些新的旅游吸引物可以是对江南水乡古镇的文化的深度开发,也可以是对其进行全新的包装和宣传。
就南浔而言,笔者通过资料采集,发现南浔除了具有江南水乡特有的人文风貌以外,还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集团—浔商的发源地,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汇处,中国名人集居地。这使南浔作为江南水乡古镇,不仅具有其他水乡普遍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自然观赏价值,还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这种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的厚重的文化因子,使作为水乡古镇的南浔在广度与深度上具有其他古镇所较少拥有的发展潜能。
如果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主体及时认识到这一潜能并且加以宣传利用,那么南浔必定会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散发出自身特有的魅力,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到来。
2.政企结合,发挥政府调节作用
虽然旅游开发的经营权转让给了旅游开发商,政府的调节作用还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一方面要给旅游开发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对旅游开发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必须保证旅游开发商的开发活动是在经济盈利和资源保护双赢的基础上开展的。
同时,江南古镇资源的保护除了靠旅游开发商以外,政府也应当协调各方面事务,全方位保护江南古镇。如制定江南古镇保护条例,整顿市场,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塑造江南古镇旅游的良好形象。
因此,南浔模式除了坚持旅游开发商为主体以外,也不能忽略政府的力量,必须得到政府在各方面的辅助,才能有序的进行旅游开发,全面的保护江南古镇旅游资源。
3.打造区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
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由于古镇间激烈竞争而引发整体吸引力的弱化。过去,江南古镇在开发旅游上一直是“各自为政”,由于资源相近,为抢占有限的市场份额,甚至出现过恶性竞争。以至于陷入了“不到水乡是遗憾,游了水乡更遗憾”的境地。
再可行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如果只一味的关起门来自己开发,势必会造成江南水乡古镇之间的孤立化。只有各个江南古镇转变观念,树立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观念,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形成江南古镇大旅游圈,才能共同打响“中国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品牌。如成立古镇旅游区联盟,对几个古镇的旅游线路、交通和旅游产品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方便游客在古镇之间的选择游览和游线组织,使得游客分流。
南浔模式的成功之处值得其他江南水乡古镇借鉴,其需要完善之处我们也要不断发现不断改过。江南水乡古镇的文化旅游正在日益迅速发展,在着手开发前要选择怎样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在开发过程种要如何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这关系着古镇旅游资源的生存,古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各地游客的旅游感受,整个古村古镇的长久发展。也需要更多专家的关注于研究,来更好的发现江南古镇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更好的解决他们,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开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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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乐业母里;亚母系;氏族文化;保护
一、母里文化现象
母里屯是广西乐业县一个自然屯。现有15户人家,常驻人口73人,全是“高山汉”①。长期以来,这里保留着奇特的民俗:世代沿袭女人当家。家里家外大小事情,女人说了算:犁田耙地,赶马驮货,由女人承担;收钱记账,理财持家,由女人负责;男人将自己所有收入悉数交由女人保管,不留分毫。接待来客,宴请宾友,由女人出面;要是谁家来了客人,女人们闻风而动,相约上门去捧场,陪客人聊天、吃饭、喝酒、抽烟、唱山歌。邻里因小事发生摩擦,闹纠纷,也是女人出面评判对错。据当地文化干部介绍,母里屯女主人对自己的女孩从小就有意识地教持家理财本领。婚姻方面,这里不同于台湾阿美族的“男不娶女不嫁”,也不同于云南摩梭人走婚制,而是男娶女嫁,不排斥男子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这就是独特的母里亚母系文化。学界把这一现象称为亚母系氏族文化(以下简称母里文化)。这一独特文化引起社会关注。2003年,先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学者进入考察,证实在中国汉族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科考和旅游开发价值。中央、广西、港澳台等多家电视台进行了采访和播出。
二、遇到的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母里文化面临着濒危、变异等诸多问题:一是母里文化生长土壤越来越贫瘠。许多母里青年外出打工谋生,离开了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环境。大部分青年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年轻一代对传统民族歌舞、乐器、服饰的兴趣愈来愈淡漠。二是特色民居古建筑逐渐消失。新农村建设在加速推进。母里屯个别群众为节约成本,照搬外地民居建筑模式,导致特色没了,传统丢了,传统竹木结构干栏式吊脚楼建筑濒临绝迹。三是政府保护工作滞后。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经费未能列入财政预算。民委系统虽有“三项经费”(民族工作经费、发展资金、教育补助资金),但没有单列的民俗文化经费。
三、母里文化保护的思考
母里文化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一旦遭受破坏、毁灭,其价值无法估量。笔者认为,必须树立与时间赛跑的意识,加快这一“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1.建立母里文化档案
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指导下,我国各地“非遗”建档工作取得了一定经验。这些有效方法给母里文化建立档案提供给了借鉴。母里文化已被乐业列为县级“非遗”保护名录。要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建档主体、流程和技术手段,参照《DA/T13-1994档号编制规则》《DA/T18-1999档案著录规则》《DA/T19-1999档案主题标引规则》《DA/T22-2000归档文件整理规则》等档案标准开展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和利用工作。在非遗建档过程中较多运用了数字化技术和录音录像技术,形成了大量的电子档案和视音频文件,要按照《GB/T18894-2002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20530-2006文献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导则》《DA/T47-2009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等标准,对非遗电子档案进行妥善管理。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保护与管理主体作出如下界定:以文化主管部门为主,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在内的多元化主体。[1]结合乐业县实际,乐业县文体局是建档的实施主体。考虑到档案部门人员技术优势,应将档案部门纳入,形成文化主管部门主导,档案部门参与模式,保证建档规范。
2.母里文化保护与当地发展相结合
孤立地对母里文化建档保护,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运用统筹思维,创新保护模式,坚持保护工作与母里文化产业开发有机结合,实现和谐发展。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已把乐业大石围天坑群作为继桂林山水、北海银滩之后的广西旅游业发展新一极来规划和开发。[2]结合乐业国家4A级景区———大石围天坑的开发,将母里氏族文化作为配套景点进行精心打造,合理、适度、有序开发利用母里文化资源,实现发展旅游产业与挖掘母里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丰富乐业县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形成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的良性效应。一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加大对母里文化传承人(女主人)的帮扶力度,激励传承人自觉传承传统文化。二是建立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大保护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开发生态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增加收入,夯实传承保护的物质基础。三是整合母里服饰、乐器、高山汉山歌、传统习俗等富有特色的文化资源,打造母里文化品牌。四是加大母里传统民风民俗的宣传和保护,营造宜居宜游浓厚的氛围。五是努力打造文化旅游利用平台,如举办山歌对抗赛、民俗文化表演、民俗摄影比赛等文化活动,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六是整理出版一批介绍母里文化的图书,合作拍摄宣传片,向国内外读者介绍和宣传母里民俗风情。七是加大与重点媒体、旅游联盟、旅行社、网站论坛、节会推介等宣传营销合作力度,尤其要加强与海外有影响力的媒体和网站合作,进一步提升母里文化的知名度。
3.母里文化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母里虽然距乐业县城只有35公里,但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群众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如2011、2013、2014年全县人均收入分别为3750元、4220元、4875元,而母里屯为2950元、3194元、4122元。[3]贫困容易导致大家庭解体,破坏母里文化结构。改变这一现状,最主要还是靠加大扶贫工作。时下,国家对百色老区的发展给予更多关注。2015年两会期间,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对百色老区扶贫工作做出重要指示,[4]这将成为百色人加速扶贫攻坚的强大动力。2月,国务院批复《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预示着百色将获得更多国家层面的支持。乐业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在新一轮精准扶贫攻坚中将获得更多项目资金和优惠政策,这给母里文化保护带来重要契机。笔者以为,文化主管部门须顺势而为,努力争取到更多项目资金和优惠政策落到母里屯。一是通过项目资金和技术支持,引导群众发展适合当地的猕猴桃、核桃等主导产业,加快当地群众脱贫致富。二是组织母里妇女技术培训、参加社区管理,不断提高她们生产能力、理财持家能力和社会地位。三是结合农村危房改造,修缮破旧干栏式吊脚楼,引导群众建设传统民居。四是以创建“美丽乐业•生态乡村”为切入点,把母里屯列入“清洁乡村”示范村屯建设。五是借力母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实现村屯绿化、饮水净化、道路硬化、路灯亮化、环境美化。六是加大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社会救助,使男女老少普遍享受到改革发展红利。通过综合措施,使当地群众获得更多尊严,增强生活信心,自觉维护大家庭团结和夫妻和谐。使年轻人重拾对民风民俗的信心,增强年轻人对母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总之,把母里文化保护与旅游文化产业、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使保护工作有了源头活水,促进了母里文化可持续发展。
作者:梁维学 单位:百色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
[2]广西旅游发展委员会.广西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Z].2011-03-02
关键词:网络文化;藏医药文化;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对策
互联时代,网络文化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说:“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藏医药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面对网络文化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如何使之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能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文化对藏医药文化的积极作用
2012年12月7日,在参观考察腾讯公司时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2]
1.网络文化改变了藏医药文化的保护方式
藏医药文化传统的传承方式是以纸质文化典籍为载体、通过教育进行传承的,其缺点是纸质文化典籍容易损坏,保护较困难。不管师徒传承,还是学校教育,都容易出现信息丢失、技术失传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将各种文化典籍和藏医药大师的教育实践进行保存,改变了传统的传承方式,有利于藏医药文化的保护。比如,藏医学院整理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及其光盘,奠定了打造藏医药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的基础,并有效保护和积极促进了藏医药文化发展。
2.网络文化丰富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播渠道
网络文化以信息海量、内容丰富、检索便捷、传播超时空等优点成为人们了解和学习知识的重要选择;它共建共享的优势既赋予了人们参与其中的乐趣,增添了学习积极性,现代远程教育更是为人们学习藏医药文化提供了机会。藏医药文化发展绝对不能远离网络文化的快捷传播渠道,要积极搭上这条信息高速公路,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才有可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否则,故步自封只能导致日渐萎缩,直至湮灭。比如,各种藏药通过网络营销正日益被人们所了解、认识和接受。
3.网络文化拓展了藏医药文化的发展视野
藏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宝库的珍宝,是人类极其珍贵的伟大医学遗产,是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藏医药文化未来发展要面向青藏高原,更要着眼中国,放眼世界。网络文化的高度开放性既有利于打破藏医药文化发展的地域局限,又润物无声地打开了藏医药文化自我封闭的发展观念,不断地拓展了藏医药文化发展的宽广视野。
4.网络文化整合了藏医药文化的宝贵资源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山高水深,交通非常不便,各种资源稀缺且极为分散,不利于藏医药文化发展。相对封闭的地理自然环境,导致对先进的异质医学文化不能迅速吸收和借鉴。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为藏医药分散的宝贵资源的整合提供了可能,也为学国优秀医学文化创造了条件。例如,远程医疗系统实现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医疗会诊、医学教育和医疗保健咨询。
5.网络文化搭建了藏医药文化交流平台
开放与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文化都因开放与交流缤纷多彩,因自封与闭塞日渐枯萎。网络文化为藏医药文化开放交流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相互交流平台。网络为藏医药文化思想观念的变革、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异质文化的碰撞,搭建了得天独厚的桥梁。
二、网络文化对藏医药文化的消极影响
1.信息数字化的准确性降低
任何信息只有通过数字化才能在网络上传播。藏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大部分物质性内容是能数字化处理的,但精神性内容却很难数字化。比如,藏医药典籍可进行数字化处理,而疾病诊断则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细心体悟,无法数字化处理。另外,藏医药文化数字化转化过程中有些信息会失真或丢失,就像翻译外文一样,很难做到完全与原文一样。
2.技术落后,跟不上发展需求
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化发展迅猛,但在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地域和城乡差异十分明显。通过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网络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但仍有较大差距;藏文软件的开发为藏医药文化网络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在利用现有网络技术传播藏医药文化过程中,还缺乏更适合藏医药文化自身发展的创新技术。信息技术的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藏医药文化发展的突出瓶颈。
3.垃圾信息消解人们的正确认识
网络文化共建共享,使任何人可以自由、自主地获取或信息,但容易使信息丧失权威性,为不确切或错误的信息传播提供可乘之机。认识的偏差或恶意的传播,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以讹传讹,使人们认识混乱、陷入困惑,不断消解着的正确认知。
4.人才资源匮乏,优势发挥受限
当前的藏医药高等教育过于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育显得不足。不仅缺乏掌握网络信息技术的高端人才,也缺乏具备高素质的藏医药文化人才,更缺乏两者有机结合的人才。不懂网络信息技术无法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引领技术;没有对藏医药文化的深刻把握,很难探索出适合藏医药文化发展的网络平台。在没有既懂藏医药文化又懂网络信息技术的双重人才条件下,还缺少促使这两类人才有效合作的制度、机制和途径。
5.受强势医学文化的冲击更大
网络使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便利、交融更频繁、交锋更激烈。当今世界医学文化领域中,西医西药是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对藏医药文化有着强烈的冲击。比如,藏医药文化的核心在于藏医思维的养成,即用藏医理论诊断病症和治疗疾病的意识。但现实生活中,一些藏医医生用西医观点认识疾病,更多人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西医的观念。这里不是说接受西医观念不对,而是说养成藏医思维任重道远,应深入思考作为弱势的藏医药文化面对强势的医学文化,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性。
6.网络安全受到了挑战
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比喻为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在藏医药文化发展过程中,加强相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处理好网络的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三、利用网络文化大力发展藏医药文化的基本对策
面对网络文化惊涛骇浪般的强烈冲击,藏医药文化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千载难逢的时机。任何文化只有顺应时展的要求,并能保持自身的特色,才有坚强的生命力和内在活力。故步自封、拒之门外就意味着倒退和自取灭亡,盲目自大、随波逐流则昭示着被同化和淘汰。因此,大力弘扬藏医药文化就要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积极作用,主动避免其消极影响,才能使之传承下去、永放光芒。
1.充分认识藏医药文化时代价值,掌握和尊重网络文化发展规律
藏医药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理论精微、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传统医学文化,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强劲的生命力,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我们对藏医药文化要有这种自觉和自信,才能全面整理、深入挖掘、积极发现她的时代价值。同时,不能无视或忽视网络文化颠覆性的发展,而要认真研究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并尊重这一规律,创造条件利用这一规律,从而积极弘扬藏医药文化的时代价值,最大限度地为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另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科学地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医学精华,特别是西医的主要发展成就,为藏医药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大力培养具有现代知识的藏医药人才,全面拓展网络空间
人才是第一资源。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1]藏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首先要积极培养一支能把握藏医药文化的精髓,科学认识和对待藏医药文化的人才队伍;还要培养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精通网络信息技术知识的人才;让这些人才共同工作,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团队。在“内容为王”的网络时代,没有优秀的作品难以吸引人的眼球,不能引起相当的关注有可能被边缘化。因此,藏医药文化要全面拓展网络空间,不能没有优秀的内容和鲜活的形式,这一切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
3.鼓励相关网络信息技术开发,开拓创新藏医药文化发展模式
网络信息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着藏医药文化的发展,制定有关政策鼓励新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开发,弥补技术落后的局限,开创藏医药文化发展的新局面已势在必行。比如,传统的藏医天文历算依赖人工推算不但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失误;而现在开发出的相关软件只要输入有关数据就能快速精确地算出结果。尽管这种技术目前只能算是初级的运用,但也能从中看到网络信息技术的伟大力量。如果能积极开发出更多更新与藏医药文化发展的相关技术,必将改变藏医药文化的发展模式,使藏医药文化更能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要求。
4.努力打造藏医药文化的数字化基地,建设数字图书馆
积极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扭转网上藏医药文化信息匮乏的局面。对藏医药文化的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和有价值的知识信息,要通过网络信息化技术,有选择地进行挖掘、整理、加工,使之成为数字化信息资源库,努力打造藏医药文化的数字化基地,为开发利用藏医药文化的信息资源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利用藏医药文化的独特优势,抓住信息数字化的有利时机,建立藏医药文化的世界研究中心,占领藏医药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5.全力抓住政府政策支持的机遇,促进藏医药文化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藏医药文化的发展需要政府有关政策的全力支持。国家对及周边藏区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将藏药产业作为高原特色产业给予支持和鼓励;作为面向南亚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阵地,还有国家推进的“互联网+”政策,都与藏医药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更多的藏医药文化的优秀资源放在网上、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藏医药文化,扩大藏医药文化的影响,促进世界医学文化的多元交流,将使藏医药焕发出新的更大光彩。
作者:李启凤 单位:藏医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