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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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1．1森林覆盖率增加，森林资源数量减少

大兴安岭经过50年的开发建设，森林的覆被率由开发初期的75．7％，增加到81．37％，但是森林资源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大兴安岭林区现有的天然林资源情况与开发初期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林区活立木总蓄积下降，已由开发初期的7．2亿m3减少到5．5亿m3，减少了23．6％。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1．3％，疏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7．5％，而近成熟林的面积比重由解放初期的65．7％，下降到现在的12．1％，蓄积比重由79．4％下降到现在的15％。

1．2森林质量下降，生态系统趋向脆弱化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50年，长期超负荷利用森林资源，加上过量采伐致使林相破损、火灾频发，天然林逐步减少，林缘回缩，逆向演替加剧。一是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处于低水平，全区商品林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为77．26m3；二是林分低龄化，中幼龄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83．1％；三是树种单一化，针叶树比重下降，阔叶树比重增加，优势树种兴安落叶松与白桦蓄积比值发生了重大变化，由7∶1变为1．29∶1；四是一些地方林地流失严重，形成越来越多的低质低产林，大兴安岭林区特有的生态功能弱化，已经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

2森林经营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2．1掌握实据，科学规划是森林经营首要安排和解决的问题

摸清底数，科学经营。目前我们的森林资源数据，是在每十年一次对林业局的资源二类清查基础上调查累计的结果，同时也因资源管理和木材生产中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况，使统计数据与现实森林资源状况存在差距，有些还有较大出入，所以当务之急，应对大兴安岭整个森林资源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真正地摸清家底。家底清了，才能做到措施得当，实现“永续利用”；才能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目前的森林资源科学安排、规划各项森林经营（如天然幼中龄林抚育、造林、人促、低质林改造、母树林经营）目标和措施。原则是要彻底改变目前各项木材生产计划安排体制，不以产量为依据，给森林“松绑”，一切按照森林资源现实状况进行规划与生产，即要经营好、培育好、利用好，又要切实保护好森林，走在保护中经营，在经营中利用，在利用中发展之路，让森林自身不受“过劳”之害，从而才能真正使林区经济和森林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2．2明确培育方向，实施分类经营，保证森林经营目标和效果

因地制宜、因林规划、分区施策。一是对生态脆弱、森林植被稀少、恢复难度大的生态公益林，实行严格保护、合理补偿，科学经营，对宜林地和林中空地，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复森林植被，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促进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二是对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地，要进行合理补植和封育，改善林分结构，逐步增强森林生态功能。三是对一般生态公益林要按照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和“近自然林”的经营模式，实行可许经营管理，严格执行森林经营管理的规程、规范，加强对现有林的抚育和残次林的改造，合理调整树种、林龄结构。四是对立地条件好的商品林区域，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珍贵树种、大径级用材林的培育。五是对可采资源濒临枯竭、森林质量急剧下降、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区域，全面停止木材采伐。

2．3推进林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全面综合经营转变，保障森林健康发展

森林经营要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经营、全面综合经营过渡。全面综合经营核心就是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模拟森林的原有生态系统，恢复森林的顶极群落。因此，在森林经营的全过程中，我们必须拼弃原有的经营模式，在森林资源恢复上从单纯营造纯林向针、阔、草相结合方向转变，宜阔则阔、宜针则针、宜草则草，使广袤的林地得以充分利用；在调查规划中从单纯看现状转向看现状和历史相结合，要认真研究原有森林的生境，了解原有森林群落的特点、立地条件、树种组成及与周围环境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恢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模拟原有森林群落，以其达到恢复原有生态位的目的。在营造林上从单纯重视造林质量（成活率、保存率）向重视营造林的全过程上转变，首先要从种子抓起，在育苗方面必须加大力度。其次，要注重林地质量，在今后营造上在贯彻适地适树原则基础上，更要注重后期林地的经营，促进林地增温、培育林地肥力、调节林地旱涝等。

2．4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统筹兼顾的开展森林经营工作

推广和使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及生产技术，是提高林分综合质量的关键，在衡量营造林质量上不能只靠成活率、保存率等数量指标，而必须考虑该林地的整体功能，对现有森林经营规程及技术规范要做到及时修改和完善，保证其时效性。对森林经营的技术人员定期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及时更新知识，要加强森林资源的动态信息管理，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共享信息网络体系。

2．5探索多种森林经营模式是脆弱生态系统恢复的有效途径

探索适合林区特点的森林经营模式，其一，划小经营单位，以家庭或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家庭成为森林经营的最小主体；其二，划小经营单元，根据森林资源分布特点，按林班、沟系区划经营单元，在一个经营单元内，采取立体经营、综合经营等具体措施；其三，在荒山荒地造林上，则可鼓励个人投资或引资造林，在保证国有林地不流失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中长期造林合同，成林后，国家按其林分质量进行回收；其四，在森林抚育上，在严格核定原有林分立木蓄积和质量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15～30年的长期经营合同，经营期满，国家按其经营成果，按立木蓄积进行回收。

2．6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是林业发展重要举措

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直接影响着林业生产力发展，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是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创新是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改革试点，实现森林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责权利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办事高效、运转协调、执法严明、监管有力的森林资源管理新体制；进一步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的完善，逐步建立“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落实、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到位”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

3结论

第2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商务生态系统 电子商务 发展对策

商务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James F.Moore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概念，随后在1996年《竞争的衰亡》一书中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商业生态系统概念产生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商业生态系统模拟了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物种相互依存，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共同进化。商务生态系统是指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包括客户、供应商、主要的生产厂家、中间商、资金供应者、行业协会、政府及其他关联组织或群体，如图1所示。

按照商务生态系统理论，各企业应当适应环境的变化，确定共同的愿景，依照各企业个体的不同贡献，组成商务生态系统，并追求共同品牌。各企业个体相互依存并共同进化，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共同抵御来自系统外部的竞争，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Sanjiv Gossain et al.，1998）。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理论

（一）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

所谓核心型企业，是指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中枢位置，为系统其它成员提供共享资产，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与系统其它成员分享价值的企业。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管理者关注的中心问题转移到整个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及企业在系统中的地位。基于商务生态系统视角，电商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企业所属的商务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在其所属的商务生态系统内的领导地位的争夺（徐博艺等，2002）。对于核心型企业来说，其企业战略制定主要应当聚焦于新商务生态系统的建立，重点问题包括基于本商务生态系统的技术标准、商务模式、知识共享模式等的建立。另外核心型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在商务生态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根据阶段特征以及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来培养企业自身核心能力。未来的竞争是商业生态系统和商业系统之间的竞争，更加强大的商业生态系统能够使对方的生态系统萎缩和瓦解从而使对手企业失去价值。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网商”群体

“网商”指运用电子商务工具，在互联网上进行商业活动的个人，包括企业家、商人和个人店主。其来源之一是网民，随着对网络价值的深入认识，他们开始利用互联网资源来创造财富；另一个来源就是传统商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意识到电子商务可能带来的机会，大批传统商人也迅速成为“网商”。

初期的“网商”之间是孤立的，面对日渐恶化的竞争环境，“网商”逐渐自发结成较为紧密联盟，一般包括供应商、客户、投资商、渠道商。联盟内部的“网商”之间是共生的关系：有共同的远景、相互信任、遵守规则、密切沟通协作、分享利益、共担风险。联盟的形成增强了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创新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联盟中的“网商”自然要比孤立的“网商”更有竞争能力。在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大量有效的信息、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结成企业联盟而抗御竞争的机会，吸引了大批“网商”，依附于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的“网商”联盟成为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叶秀敏、陈禹，2005）。

（三）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随着消费者要求的提高，依靠单一企业的力量已经无法更好满足，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此时显示了其卓越性：一方面，系统内部成员整合力量，能够更加快速灵活的组合资源，通过系统成员高度相关整合形成的系统价值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系统将消费者也融合进来形成一个共同进化的体系。成为系统成员的消费者在为系统创造价值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自身需要的动态变化发展的价值。

（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政府部门和其它准政府组织

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规范电子商务交易，创造公平的竞争秩序和商业环境；颁布行政政策引导微观主体的投资导向或规避市场风险。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收期长，单纯依靠厂商的力量无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电子商务的用户群体基础急速扩大，网络购物市场的增长呈现积极态势。

但同时，我国电子商务在各用户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表现出较不均衡的状态。电子商务的主力为大学生和办公室职员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大于其他群体。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则明显偏低。一方面，通过这种不平衡可以看出我国的电子商务整体发展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才会出现主要用户仍集中于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另一方面，也可以预知，未来几年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会逐步从城市群体向城市郊区及农村群体扩散。

从技术角度观察，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活动模式，是以信息的互联网络为载体的。因此，其发展首先受制于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水平，但我国的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水平地区间差距仍较大。同时，我国对应于网络经济的社会法律、诚信环境状况不甚完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更直接、深层的因素。

（一）缺乏明确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及相应支撑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已提出了多项发展电子商务的专项规划，但从整体上来说显得过于散乱，并没有从全局的角度明确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并加以有效部署。在电子商务相关法规方面，多年前即已开始起草框架，至今仍未能完善并在全国范围推广，现在仅有的行政法规也没能得到及时修订，其适用性值得商榷。同时，国家和各级政府缺乏针对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明确和有力的配套政策。

（二）企业信息化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我国多数企业计算机和网络基础建设初具规模，但从整体上讲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还处于落后状态。集中表现在我国的人多数企业只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了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企业的管理尚未真正实现信息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所有者或高层管理人员的意识不足，有关专业人才缺乏，导致企业在导入电子商务系统的过程中忽略了对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及应用建设。

（三）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性问题

各类调查显示，对于电子商务安全的担忧是影响网络交易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交易双方关心的问题包括：如何保证网络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证参与交易各方身份的真实性，以及在网络交易中传递信息的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从技术角度来看，关于安全的标准、协议和算法已经较为成熟，不存在技术上的瓶颈。我国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更多的是管理和观念上的，例如建立、规范统一的信息安全标准、密码算法并加以应用推广，对各层主管部门和企业管理者、消费者的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培训等。

（四）多层次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问题

电子商务所需的人才并不仅仅只限于技术服务人才，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活动模式，电子商务将逐步融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电子商务的持续发展会受到原有各层次人才知识水平和意识的制约。为保证我国电子商务的持续高速发展，对各层主管部门、企业一般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乃至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教育均不容忽视。

基于系统论的电子商务组成结构及应用模式

（一）电子商务的组成结构

系统是指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集合性、目的性、整体性、环境适应性等特点。作为一个系统，电子商务内部各要素的协调问题是产生整体绩效的首要问题。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支付、认证、安全等系统，对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在于他们之间的集成优化程度。其次就是环境问题，一方面，环境为系统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资源、支撑等条件；另一方面，环境对系统的发展具有约束和扰动影响。一般来说，电子商务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前者为电子商务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包括网络技术、安全技术、标准化技术等，后者包括法律、信用体系、社会信息化程度等。环境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二）我国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模式

第一，大型企业的电子商务。国内大型企业的传统线下销售渠道一般都很成熟，电子商务应用主要是作为一种辅的手段出现。国内大型企业通常建立有自己的网站，通过这一平台企业和产品的相关信息，主要目的是为了企业品牌形象考虑，部分承担与外界交流的功能。第二，中介服务类。一些公司，如淘宝等，通过建立中介网站，在网络上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交流的平台，和提供商品、信用等信息，甚至参与其资金的流通，促成交易。一般这类中介平台还通过广告获取一定利润。第三，网上服务类。与传统的实物交易提供者不同，这类电子商务企业大多提供数字产品交易或者通过一个平台提供一些虚拟服务，比如网络游戏、付费电影等，属于电子商务新兴产业。第四，特色网站类。特色网站也属于电子商务新兴产业，依托电子手段，提供特殊服务来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特别需求。从实质上看，这种电子商务应用模式同网上服务类企业一样，也是通过提供一种服务来获利。

基于商务生态系统视角的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第一，重视核心企业的重要作用。核心型企业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厚的资金建设和运维的公共平台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成员们必不可少的依附主体。另外，核心型企业积极倡导和规范网上信用体系等环境建设，在吸引用户、防范交易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整体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二，发挥网商群体的内省力量。“网商”的形成完全是网民和传统商人的自发行为，核心的驱动力就是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自身价值的实现，“网商”群体的内省力量会主动推进生存环境改善，进而推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第三，重视消费者的力量。共同进化强调的不单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结果的高度整合，还包括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和相互作用结果的高度整合。随着电子商务生态化的形态由“网商”联盟到网络社区、虚拟社会等的演变，消费者的力量将会日益突出。

第四，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仍有许多规律尚待探索。应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和其它准政府组织行为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否会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存在反作用？如果是，又有可能存在哪些反作用？政府和其它准政府组织应该如何规避？

参考文献：

1.James F. Moore.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J]. Fortune， April 1996，4

2.Sanjiv Gossain， Gajen Kandiah. Reinventing Value：The New Business Ecosystem [J].Strategy & Leadership，（Nov/Dec） ，1998

3.徐博艺，杨冬梅，姜丽红.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商务生态系统研究[J].决策借鉴，2002（4）

第3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儿童发展 家庭 生态系统理论

近日在一些期刊和网络上，人们在关注一个有关孩子教育的有趣争论，这一论争的主题是――在孩子的发展与教育中，是“穷孩子”有利于孩子的发展还是“富孩子”有利于孩子的发展？争论者认为，所谓“穷孩子”就是家境较困难的儿童，“富孩子”就是家境较富足的儿童。对此，双方都提出了相应的现象和理解。

一、关于儿童教育中的“穷”与“富”的争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城镇居民也大多走上了富裕之路，富裕之后如何教育孩子，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而教育中“穷”与“富”的争论就由此而生。

（一）“富孩子有利观”的论点

1.富了当然要富孩子，富孩子天经地义，符合中国国情。“再富不能富孩子”的论点有违中国人“为子孙造福”的传统幸福观，不合历史常理；有违所有中国父母都认可并坚持的“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观点，不合人之常情；有违富起来的家庭让孩子好好生活的现实，不合生活常态；“富了当然富孩子”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2.“富孩子”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其需要得到了必要的满足，有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接受更好更多的教育，受到更多更好的帮助，有利于智力的充分发展。因此，发展前景必然会更好。

3.“富孩子”的父母接触到更多的成功人士，在潜移默化中模仿成功人士的成功人格、为人处世做事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等，更利于其成长。

4.所谓“富孩子的问题”其实更多是一种偏见，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相对来说“穷孩子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很多人关注贫困生问题就是例证。

（二）“穷孩子有利观”的论点

1.“富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衣食无忧，不知生活的艰辛，狂妄而不知谦虚，自私而不知感恩。

2.“富孩子”有需要很少得不到满足，很少经历挫折，容易产生“骄娇”二气，很难正确对待挫折，意志薄弱，心浮气躁，遇事半途而废。

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孩子”更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处事更成熟，意志坚强，吃苦耐劳。

4.“穷孩子”由于家庭经济支持更少，往往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性更强，有利于学业成就的取得。

5.有人提出，所谓“穷”与“富”是相对的，存在“穷家富孩子”和“富家穷孩子”。“穷孩子”是指学习生活条件较为俭朴，只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其中包括“穷家”孩子与家庭经济状况一致的物质条件和“富家”孩子避免生活上的奢侈与教育上的过度投资。“富孩子”是指学习生活条件极为优越，包括“穷家”孩子追求生活上的奢侈与教育上的过度投资和“富家”孩子不加限制的物质满足。

应该说，儿童的发展，是家长们和教育家们关注的永恒话题，但是，以这种方式关注和争论，却能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众多家庭教育的现状――一切以孩子为中心，折射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子孙造福”的幸福观。家长们“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爱子之心和社会人士的“再富不能富孩子”的忧虑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心理学上看，两者都承认客观条件对儿童发展和社会化的影响，也都看到儿童是处在相应的环境中的。但是，两者都没有看到儿童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包含家庭教育环境的大生态系统，其发展固然受家庭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儿童教育大系统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家庭环境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没有看到环境与儿童个体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没有看到儿童具有主动性，他们能自觉地建构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正是生态系统学理论告诉我们的。

二、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

（一）生态系统学理论强调儿童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任何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孤立地探讨儿童的发展问题都是缺乏科学性的。对此，生态心理学家克力克认为，环境对孩子行为的影响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①生活的空间及空间的事物对儿童的影响要远超成人。作为儿童生活经验中最为基本的部分，生活空间和空间的事物对儿童动作和感知觉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②物质环境是儿童获得知识的重要一环，通过主动对物质环境中各事物的作用，儿童获得其他领域中的知识。③游戏环境对儿童发展起特殊的作用，在诱导和鼓励孩子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方面，良好的游戏环境不可或缺。④游戏活动是幼儿的最基本的学习形式，物质环境会影响到儿童游戏活动的种类。儿童认识外部世界，主要通过动手操作，在与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具体的物质对儿童发展和成长是不言而喻的，其重要性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相对减少。因而，不管是“穷”家还是“富”家的孩子，都是家庭的重要成员，都是受家庭保护的未成熟个体，从一出生就处在家庭生态环境的影响之下。家庭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当然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生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组成个体发展的行为系统，这些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系统构成了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层级结构，从里至外依次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前者逐个被后者包含，与个体的活动频率和密切程度依次降低。

1.微系统(microsystem)。位于环境层次的最里层，是儿童活动、交往及体育的直接环境。微系统是儿童从事活动、承担角色、发展人际关系，并亲身获得真切的感受和经历的环境系统。家庭、学校、同伴关系等都是儿童的微系统环境。“穷”与“富”最终必须直接通过微系统的物质、互动、关系等形成影响。如儿童之间的对“穷（富）孩子”的排斥；成人对“穷（富）孩子”的区别对待。

2.中间系统(mesosystem)。位于微系统外层，是指微系统环境之间的彼此联系与相互作用，是由微系统环境间关系所组成的系统。如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学校和社区的关系、家庭和同伴的关系等，都会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儿童的心理发展。“穷”与“富”在此时表现为受其影响之下的各种关系。如学校对“穷（富）家孩子”的不同待遇。再如，“富”孩子在家受溺爱，在外却不一定享受这种待遇，从而带来不平衡，进而影响到与同伴的关系。

3.外系统(exosystem)。位于中间系统外层，是个体并未直接参与其中，却影响儿童成长的环境及其作用与联系。发生在外系统环境中的事件会影响个体所生活的环境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间接而必然地影响到个体的发展。如父母的工作环境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性质、要求、条件等因素，导致在家庭中的行为方式和态度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对子女的养育质量，因此，儿童虽未参与其中，却仍间接地受到父母工作环境的影响。如外出农民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4.宏系统(macrosystem)。位于生态系统的最外层，是指个体所处的文化、亚文化或整个社会环境的背景（蓝图）。微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都涵盖在宏系统中，并受到影响和作用。“穷”与“富”亦表现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如一定时期人们的嫌贫爱富。

5.历时系统(chronosystem)。在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中，时间的变化是贯穿所有系统的长线，历时系统是指在儿童成长环境中产生影响儿童发展的新情况的时间变化。如多年以前留守儿童可能觉得受到歧视，而现在留守儿童可能受到关注。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不能静止而孤立地考察单一的环境或即时的环境，而要放眼于各类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进一步了解这些情景根植的更大环境，在多个层次关系尤其是大系统的关系层次上解析儿童的发展尤为必要。

简而言之，家庭的“穷”与“富”必然影响了儿童，但如何影响，应该考虑到“穷”或“富”通过各大系统具体对儿童施加的影响。如，有些家庭或许“穷”，买不起玩具，却可以自制丰富多彩、非常别致的玩具，既满足了儿童的智力与技能发展的需要，又满足了儿童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父母对儿童的关心比单纯的物质给予更能让儿童体验到积极情感。

（三）儿童对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儿童的发展固然受到环境的影响，儿童的主体因素会融入到儿童发展的环境中，会对环境发生相应的作用。儿童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变更。改变某种活动的性质和内容，是儿童影响环境最常见的方式。譬如，“富”家为孩子学习买来了一台电脑并接通网络，孩子却沉迷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习。

2.建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智力发展的核心是儿童通过自己的动作作用于物体，并将经验组织到自身的认知系统中，这是一个对外部适应的动态建构过程，环境也会受到知识建构过程的影响。儿童的建构活动改变和创造了新的活动情境，如以水代替墨水在纸上写字，进而可以重复练习。

3.非参与性。精心设计的教学环境或活动环境，儿童的参与是其发挥教育功能的前提。因此，兴趣是环境设置必须考虑的因素，否则，儿童会以不参与表达自己的要求，这是对已经设置的环境最有力的影响方式。儿童对活动（学习）的非参与性，意味着改变环境设置的必要性。

因此，可以认为，作为生态环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儿童不是仅受环境影响的发展主体，而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儿童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相互交织，关系复杂，不是简单而机械地谁决定谁的联系；对儿童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环境与发展主体――儿童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单独的环境或发展的主体因素。比如，有的“穷”孩子生活节俭，学习勤奋，赢得教师和同学的尊重，充满自信，更加严于律己；有的“穷”孩子生活奢侈，无心学习，让老师和同学费解，极不自信，放纵自我；有的“富”孩子谦虚勤奋，大方友善，充分利用家庭的有利条件，获得了应有的发展；有的“富”孩子恃宠而骄，娇气蛮横，以自我为中心，和同学和伙伴很难相处，自然不利于发展。

参考文献：

［1］邓赐平，刘金花.系统发展观：儿童社会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倾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1）.

［2］席居哲，桑标，邓赐平.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家庭生态系统特点研究［J］.心理科学，2004，27，（1）.

［3］朱z.近50年来发展心理学生态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心理科学，2005，28，（4）.

第4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空巢家庭 养老问题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政策建议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1.78亿，占13.26%，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家庭数量急剧增加，并呈现年轻化、长期化的趋势。2010年11月7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城乡老人家庭中，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70%。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构建社会化的空巢家庭支持政策，使得老年人在经济上得到支持、生活上得到照护、精神上得到慰藉，以实现安享晚年，老有所养的目标。

空巢家庭的界定及成因分析

关于空巢家庭，多位学者曾进行过研究，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空巢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住。笔者认为，空巢家庭界定关键是看老人与子女居住的距离，不在同一居住地，客观上子女不能够经常与父母相聚，不能履行日常照护责任。

空巢家庭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由于经济生活条件及住房条件的改善；二是观念变化，人们接受与老人分开住，为减少矛盾，互相提供自由生活空间；三是城镇化及就业观念的变化，离开父母地工作居住成为常态，家庭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在空巢家庭养老问题上的应用价值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用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该理论把人类成长生存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把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进行微观-中观-宏观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查尔斯・扎斯特罗在《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首先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层次性。他认为，人是在环境中与各种生态系统持续互动的主体。人在生存环境中，既受到各种不同社会系统的影响，也持续和具有活力地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查尔斯・扎斯特罗把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他指出，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人。个人既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系统类型，更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社会系统类型；中观系统是指小规模的群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则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社区、机构和组织。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现状

经济保障城乡差距大。经济保障城乡差距大，成为影响空巢老人的首要因素。在城市，空巢家庭老人大多靠退休金生活，①经济上相对独立也是城市老人与子女分居的原因之一，但城市中也存在一部分收入低或因为疾病等原因无收入的空巢家庭老人或孤寡老人，他们得到政府有限的低保救助。农村空巢家庭经济支持主要靠自我劳作或子女支持，老人在自身无能力参与农活的时候，经济就会陷入困境，子女的经济支持是有限的。②

空巢老人家庭服务需求难以满足。何斯等人组织的调研结果显示，城市空巢家庭老人日常起居基本没有困难，但就医和采购生活用品需要别人帮助。③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基本缺位，邻居和亲属给予不确定的精神性照顾，无钱看病和病后无人照顾成为农村空巢老人最困难的事情。④

空巢家庭老人精神慰藉欠缺。学者黄润龙、何斯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呈下降趋势，或多或少存在精神孤独感和怀旧感，尤其是空巢家庭中单身或丧偶老人。研究空巢老人的精神状况，一般从空巢老人与子女的联系方式及频率、老人参与社会活动情况、老人自我孤独感三方面。此方面城乡空巢家庭老人存在差别。城市空巢老人由于通信、网络、交通便利，与子女联络方式多样化、频率较高，一般会参加社区老年活动，自我精神调节能力较强。农村空巢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较单一，大多数老人聚集一起聊天、拉家常，孤寡老人的孤独感更加强烈。

构建空巢家庭养老社会支持网络系统

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空巢家庭养老问题是集空巢老年人、空巢家庭、社区、社会团体、政府或社会于一体，一个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网络系统，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需要整合系统中所有资源，形成整体功能。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宏观系统：正式政策支持。第一，政府是空巢家庭老人基本生存保障权益维护的主导责任承担者。国发[2011]2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通知，提出老龄事业发展目标是“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政府需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实现全民覆盖，形成制度化的城乡困难老人的资金补贴制度，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和特困空巢家庭资金扶持尽快制度化、预算化并进行物价联动调整机制；加快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将空巢家庭纳入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框架之内。

第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公司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NGO组织参与包括空巢家庭老年服务事业，鼓励社会化养老服务公司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或以税收优惠予以政策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和资金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养老服务公司作为新兴市场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为本社区的空巢家庭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家政服务、常规健康检查（如测量血压等）、缓解心理压力以及解决老年人特殊的服务需求；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老人日托餐饮服务、老年文化娱乐活动、文化讲座、老年特长培训、老年表演社团等，让空巢家庭老人居住在家里，又可以方便老人参与社区活动；养老服务公司可以建立社区养老机构，政府以补贴床位或补贴居住老人等政策扶持，让空巢家庭老人中需要失能照顾者接受专业化的护理，由于机构设立在老人熟悉的环境中，可以随时回家或接受邻里亲属的照看，比较符合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较理想的解决空巢家庭失能老人和较高经济条件老人满足服务需求的方式。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中观系统：非正式政策支持。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的中观系统包括家庭、亲属及邻里、社区医院、志愿者等。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空巢家庭老人养老的主要支持力量，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家庭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生活起居照料、精神慰藉，对空巢家庭来说，配偶是提供养老照顾的主要依靠，有“少年夫妻老来伴”的俗语，配偶之间的精神支持对空巢老人身心健康尤其重要。徐亦文对西安市东关南街102位老人进行问卷调查，在老人生病时，由配偶提供照顾的占比达到46%；⑤子女对空巢老人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徐亦文的调查结果还显示，91.5%的空巢老人表示自己在生病和需要帮助时主要依靠子女。空巢老人的邻居在农村显得更加重要，但邻居和近亲属提供的主要是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

微观系统：空巢老人的自我支持。空巢老人自我照料是发挥老年人主观能动性，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活动，提升老年人自身价值和生活幸福感。第一，老年人要树立正确的养老观。老年人要理解出现空巢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理解子女的艰辛，积极面对因为与子女分住产生的精神孤寂及情感危机。第二，空巢老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空巢老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要培养兴趣爱好，广交社会朋友，让自己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参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继续发挥专业领域的余热，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实现自身价值。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赵芳，许芸：“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状况和社会支持体系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黄润龙：“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状态”，《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

③何斯，王德文：“空巢老年人健康状况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福州市社区空巢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南方人口》，2006年第4期。

④熊汉富：“空巢家庭―一个应当关注的老年群体.北京大学身边无子女家庭探析”，《人口研究》，1998年第3期，第51～53页。

第5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战略网络作为适应网络竞争的新战略思想，战略管理的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本文在总结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战略网络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主要方向。

关键词：网络战略管理战略网络

一、导言

随着Internet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已步入网络时代，它将彻底改变企业传统的经营方式和战略行为。网络时代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合作网络之间的竞争，这是一种新的竞争形态——网络竞争。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基于“公司是独立、自治实体”的假设和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研究企业战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必须从嵌入于企业的关系网络视角来研究企业战略。战略网络(StrategicNetworks)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新战略思想。

所谓战略网络，是指由社会的不同组织或个人为了共同的远景，通过一定的协议或契约联结在一起，以彼此间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为基础而构成具有战略意义的、不断进化和优化的动态合作网络。战略网络及其管理“必然将成为新的管理范式与新的竞争游戏规则”，“战略网络管理是当今企业成功的关键”。因此，战略网络研究既是一个急需研究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正如《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在2000年3月出版“战略网络专集”时，编辑所评论的那样：“我们觉得认真地强调战略网络是如何影响公司的利润率问题——战略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的时机已成熟”。战略网络作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但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现有的战略网络研究系统性不够，缺乏定量和动态分析及其支撑技术。为此，本文在评价现有战略网络研究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将是系统化、动态化和定量化，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可操作的战略网络理论与技术方法，使得战略网络理论能真正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践之中。

二、战略网络研究沿革

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环境相对稳定、资源稀缺，而且企业网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价格控制和市场的份额上，网络参与者将网络视为一种投机选择，协调成本高和机会主义多，因而网络被许多学者认为有负面影响和缺乏效率，长期以来其优势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实业界的认真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组织网络化日益凸现，而且网络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日本的企业之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国际化经营效果显著，就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并非以单个原子状态来活动，而是以一群合作企业或组织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知识共享、共同发展，形成了世界级的核心能力。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企业网络及其关系管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相继出现了组织生态系统(OrganizationEcosystem)、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alNetworking)、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组织域(OrganizationField)、企业集群(EnterpriseCluster)、伙伴关系(Partnering)、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拓展企业(ExpandedEnterprise)、合作竞争(Co—petition)、组织间竞争优势(Inter—organizationalCompetitiveAdvantage)、关系能力(RelationalCapability)、关系资源(RelationResource)、网络资源(NetworkResource)、联盟网络(AllianceNetworks)、战略网络(StrategicNetworks)、战略区域(StrategicBlocks)、公司间信任(Inter—firmTrust)、供应商网络(SuppliersNetwork)等新概念，有学者和先行的厂商已认识到企业隐含的、不可模仿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成功的合作伙伴——供应商、顾客、互补者和联盟伙伴，是“创新关键来源”、“组织学习的关键来源”、“学习和能力的关键来源”。R·Gualti等人将这些具有持久性的、对进入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组织之间的节点构成的网络统称为战略网络，这些节点包括了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等。于是，战略网络研究就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新热点。

就战略管理学者对战略网络研究历程看，首先提出战略网络概念的是J．C·Jarillo。他于1988年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题为“战略网络”的论文，可谓是战略网络理论的经典之作。该文从战略的高度阐述了战略网络的内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关系网络，获取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而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使之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网络组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战略管理研究者开始对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1992年N．Nohria等编写出版的论文集《网络与组织：结构、形式和行为》，汇集了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战略理论、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战略网络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战略网络研究的奠基者J．C．Jarillo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证考察，于1993年出版其专著《战略网络》，标志着战略网络理论基本形成。1999年F．J．Richter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促进战略网络理论走向实践。2000年《战略管理杂志》出版“战略网络’论文专集，介绍了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理论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这一理论要整合和系统化，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效地指导企业在网络竞争环境下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这标志着战略网络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研究阶段。

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学派

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目前战略管理的学者们都只能以不同的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战略网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战略网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作者综合有关文献，将现有战略网络研究主要分为五大学派。

1．以R．Gulati为代表的结合新经济社会学来研究企业战略网络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派。R．Gulati的主要代表作有《战略网络》、《联盟与网络》、《网络位置与学习：网络资源和公司能力对联盟形成的影响》。

他的主要观点是：(1)规范了战略网络的定义，界定了战略网络的研究范围，明确将对企业有战略意义的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和一群相似的节点都归集为战略网络，强调它是嵌入于企业之中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2)用社会网络理论的“嵌人性”和“结构洞”原理，证明了战略网络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说明战略网络及其管理能力是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是战略网络参与者在参与网络后所获得的独特资源，具有独特性，难以模仿性，是一种核心能力。(3)强调战略网络是一个公司接近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关键渠道，能够取得学习、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战略网络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竞争优势。(4)嵌入于战略网络之中的网络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既有机会又有约束的资源。因为“网络也意味企业被锁定在非生产关系里或排除了与其他可行的组织结成伙伴的机会”。(5)提出要整合战略网络于企业战略研究之中，并提出可从产业结构、产业内分析、企业能力、交易成本和转换成本、网络进化和企业收益来与现有的战略研究相结合。

该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如何整合战略网络于战略研究中，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框架，缺乏技术方法研究，难于对企业的实践有实际指导作用。

2．以J．C．Jarillo为代表的用组织理论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组织学派。其主要代表作为《战略网络》、《战略网络——创造无边界的组织》(专著)。

他的主要观点有：(1)最早捉出战略网络的概念，认为战略网络是一种长期的、有目的的组织安排，其目的在于通过战略网络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2)提出了用商业系统思想来研究企业经营活动。他认为，实现产品／服务有效地传送到顾客手中，整个过程的所有活动要合作，如何选择组织合作方式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保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3)提出了组织商业系统活动方式的评价标准，是最大化组织效率与灵活性，并通过比较层级制、市场和战略网络三种组织方式，说明战略网络是网络经济时代最佳组织模式。(4)初步形成了战略网络的基本理论，有利于指导企业进行战略网络管理，包括网络选择的时机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何时建立网络为好，利用博弈理论提出了加强组织间信任的机制。

其主要不足是：没有考虑网络关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网络及其效率的影响，没有分析战略网络的成因、特征等基本问题，没有对战略网络中组织间学习过程和网络进化过程展开研究。

3．以P．J．Richter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他根据自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担任国际跨国公司代表、与这些国家的企业有长期交往的经历，发表了多篇有关东亚企业成长的论文，并于2000年出版了其专著《战略网络——日本企业间合作的艺术》。该书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和促进战略网络在实践中的应用。

Richter的主要观点有：(1)日本经济及其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其企业的战略网络管理水平高，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组织不同，它注重知识、能力资源的共享。(2)突出文化在战略网络形成和进化中的作用。强调由于日本企业受传统文化影响，容易形成战略网络的网络文化，包括高度忠诚、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统一价值观等。(3)运用企业系统理论、成长理论和博弈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的动因，为战略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重点分析了战略网络企业间的网络学习过程，说明战略网络在知识管理和能力培养中的特殊意义。(5)论述了企业后勤合作、技术合作和全球化合作中的战略网络管理问题，为战略网络走向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6)强调了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在战略网络中的重要性。

由于Richter仅从文化视角研究战略网络，没有将战略网络管理整合于战略研究之中，由于文化研究难于定量化，造成缺乏对战略网络进行定量研究，也缺乏对战略网络管理对策研究。

4．以波特(Porter)为代表的用企业集群理论来研究区域合作网络。由于企业集群理论起源于区域经济研究，故我们将此学派称为区域经济学派。企业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区域内的一群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各种组织(包括学校、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客户等)，为了获取新的和互补的技术、从联盟中获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担风险而结成的网络。因此，我们认为，企业集群是战略网络的一种，集群研究也属于战略网络研究范畴。波特有关集群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国家竞争》、《亚当·斯密：区位、集群和竞争的“新”竞争微观经济学》、《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和《产业集群与竞争：企业、政府和机构新议题》，其集群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国典型区域的企业集群(如硅谷和波士顿的高新产业区、意大利的皮革制造企业集群等)的实务观察和研究所得，他认为“所有进步的经济体中，都可明显存在着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形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波特的主要观点包括：(1)集群是位于某个地方、在特定领域内获得异质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集合，地理位置是一个竞争优势。(2)企业集群是一个开放体系，具有外部效应，同一地区内的公司或机构之间相互联系、共享知识，企业集群是一种“新竞争”和“新经济”。(3)企业集群是由地理位置所处的社会、文化、政策等条件形成的，具有历史依赖性。(4)集群是空间布局上的新组织形式，“代表一种合作与竞争的组合”，是一种合作竞争思想，是一种群体思维的战略思想(突破单个实体的狭隘思想)。(5)分析了企业集群的成因、特征和网络关系，揭示了企业集群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丰富了战略网络研究的内容。

其主要缺点：过分强调地理位置在企业集群形成中的重要性，认为在网络经济时代“地点仍是竞争的根本”，产业选择首要问题是区位：过分强调政府产业政策对集群管理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在关系网络管理中的能动作用，利用集群理论侧重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而非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战略研究之中。

5．以J．M．Moor为代表的从生态观的视角来研究战略网络，我们称之为商业生态学派。Moor提出的企业商业系统包括了供应商、主要生产者、竞争对手、顾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政管理部门、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认为，各个成员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依赖、共同进化所形成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战略网络，有关商业生态系统研究也应属于战略网络研究领域。Moor的代表作，是其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和战略》。他认为，网络经济世界的运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像生态系统那样，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在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彼此间应该合作，努力营造与维护一个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因此，他强调必须有“新的语言、新的战略逻辑和新的实施方法”，用全新的理论——商业生态学来全面阐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战略。

Moor的主要观点包括：(1)用生态系统的观念来透视整个商业经营活动和研究战略，拓宽了战略网络研究的视野。他认为，企业是其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这个系统决定了企业的战略行为和战略价值，这个系统绩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绩效。(2)按照自相似、自组织、自学习与动态进化的原则来设计网状结构组织和商业生态系统(即战略网络)，通过共创愿景、系统思考、网络学习、共享知识、协同作用，使企业在创造未来中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立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学习、共同进化的企业生态系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其在这个系统中的合作效率和网络关系管理能力的水平。(4)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间相互合作演化过程，包括了开拓、发展、权威、重振或死亡，企业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不断进化、异化和蜕变。(5)强调了企业与环境的相互渗透，企业的边界模糊。企业的战略行为受其所在的系统制约，企业的战略制定、实施和评价都依赖于整个系统。

其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系统选择企业的作用，忽略了企业本身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企业核心能力对其战略行为的决定作用和对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仅强调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各成员的合作，忽视了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博弈过程，有合作也有竞争，并认为合作有周期性，无法持久。

综观战略网络研究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当前有关战略网络研究有以下的特点：(1)应用一种理论从某个侧面研究的多，而综合各种理论从系统观角度研究的少。(2)偏重于战略网络形成和企业战略网络案例分析的多，而对嵌入于战略网络的关系分析与战略网络结构分析的少。(3)侧重于战略网络的静态研究多，企业战略网络管理的动态研究少，更缺乏对深层次的网络管理问题和网络进化问题的研究。(4)在技术方法研究上，以定性为主，缺乏定量的具有动态性的技术方法，更缺乏有关动态战略分析方法、网络信息管理支撑技术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正因如此，战略网络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对企业战略管理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基本战略理论及其技术与方法，使之未能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之中。

四、战略网络研究趋势和主要方向

从上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是：(1)战略网络研究系统化。由于战略网络及其嵌入其中的动态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既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的内容，又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未来的研究必须整合多个学科的理论来系统研究战略网络，才能对战略网络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2)战略网络研究动态化。战略网络的基本特征就是动态变化和不断进化，只有引入社会网络技术、系统动力学、进化博弈、离散仿真的技术等分析方法来分析战略网络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才能真正揭示战略网络的演化规律。(3)战略网络研究定量化。由于战略网络涉及的组织多、相互的关系复杂，未来的研究必须采用社会调查统计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利用现代数学统计方法分析网络和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才有保证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结合战略网络研究发展趋势分析，我们认为，今后战略网络研究的主要方向：

1．用系统观进行战略网络理论框架研究。综合应用现代企业战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协同商务理论、企业能力理论、系统理论和博弈论等，从系统观的角度，构建战略网络理论框架。它包括战略网络的结构、功能和特征，战略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动态关系网络分析，战略网络的目标与选择，战略网络的动态管理，战略网络绩效评价与网络进化。

2．战略网络中的组织间动态关系分析与技术方法研究。要运用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技术方法和离散系统仿真技术，进行组织间动态关系网络分析与仿真模型优化，明确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提升和发挥不同作用网络节点之间的动态关系，保证战略网络的优化。

3．战略网络动态管理过程研究，要促进战略网络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和可操作性，这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它包括：(1)利用组织学习理论和企业网络理论，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学习机制：运用博弈理论分析网络学习中的博弈均衡问题，制定出企业在网络学习中的最优策略。(2)运用委托—理论，建立长期网络信任机制，保证网络知识有效转换、整合与创新。(3)运用协同商务的原理和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等，开发和实现基于协同商务观的企业战略网络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网络内部信息、知识的快速交流、处理和共享。

4．战略网络进化研究，体现动态性和共生性的特点。要以进化博弈理论为基础，结合进化理论和遗传基因理论，揭示战略网络进化规律，针对有限理者所组成的大群体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进化力量，建立战略网络动态进化模型来描述其进化过程，研究网络行为的稳定性问题。

第6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态园林；绿地系统；研究

随着城市景观规划生态意识的觉醒，城市园林绿地系统也被赋予了应有的生态内涵，即“生态园林绿地系统”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园林中的精髓，吸收了世界其它城市园林绿化有益的经验，遵循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植物群落，修复生态系统，使其良性循环，保护生物多样性，谋求持续发展，以体现出功能、环境的文化性，结构和布局、形式和内容的科学性。

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宜居环境的基础。只有完善发达的城市绿地系统才有可能营造出宜居的城市环境。人们在欣赏、享受美的城市绿化景观的同时，能够更加自然、亲近地融入到城市绿地环境中。

本文通过对生态园林绿地系统研究进行系统的归纳，旨在分析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以及在不同区域实践的好坏，以提出今后绿地系统规划的具体方向。

1 国内生态园林绿地系统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学作为设计理论引入绿地规划，城市绿地开始了以改善城市环境及满足景观要求的生态园林绿地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绿地进入了生态园林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阶段，出现了“世界花园城市”和“世界最适宜人居城市”。此时，老一代园林工作者系统地总结建国30多年来城市园林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主张用生态理论作指导，建设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园林绿地系统[1]。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已融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国内的城市绿地建设就此达到了新的[2]。1986年，中国林学会在温洲召开的“园林绿地系统规划、植物造景与园林生态”研讨会上，周义录、展瑰琦、余森文等人首次提出了“生态园林”新概念。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建设“森林城市”的观点，强调绿色生态环境对建设人类生存空间的调节作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来进行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充分发挥绿色植物的功能。由植物构建的城市景观，在功能效果上与植物群落结构设计有密切关系。21世纪初，城市绿地进入区域生态绿地及城市大园林绿地阶段。生态园林观点成为制订城市绿化的方针和政策，也是进行城市园林绿地规划的重要依据 [3]。

国内众多大城市如北京，南京、深圳、太原、哈尔滨等纷纷进行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对策研究和绿地系统规划实践工作[4]。

1.1 人工植物群落的研究

人工自然植物群落是城市绿地景观丰富的前提，也代表了城市的绿化发展水平，更是绿地系统生态功能的基础。科学、合理的植物群落结构是绿地生态系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王晓俊（2000）认为“自然式种植注重植物本身的特性和特点，植物间或植物与环境间生态和视觉上关系的和谐，体现了生态设计的基本思想。生态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更自然的景观，提倡利用种群多样、结构复杂和竞争自由的植被类型[5]。”聂磊（2002）提出城市生态绿化概念，并从创建生态城市的一体化格局，提升城市生态设计水平，构建合理复合人工植物群落，提高植物配置水平等方面探讨了城市生态绿化的思路和措施[6]。严玲璋（2003）曾提出“城市绿地以有生命的植物为主，构成的植物群落以 10~20 年后再现自然界的顶级群落为模式建成的生态绿地”[7]。宋兴琴、邹寿青（2003）提出在生态绿地建设中，创造多样的生境，构建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工植物群落，吸引益鸟、虫等有益动物回到城市中，不仅能形成病虫害的生态调控机制，还能大大丰富城市景观，为市民创造一个鸟语花香的环境，让人们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8]。李妮等（2006）通过分析研究成都市园林绿化的现状与不足，归纳现有的植物群落特征，提出“近自然人工植物群落”的营建理念，即遵循植物配置方法，营建不同类型的人工植物群落，应用于城市绿化建设[9]。郭丽（2009）提出应用人工顶级群落和动态平衡演替理论，形成具备多个优势物种的不同类型群落交错分布、稳定而优美的城市绿化景观[10]。李燕等（2010）提出了生态园林的主题是自然植物群落或模拟自然植物群落。要使园林绿要使园林绿地景观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实行园林绿地类型的多样化和园林景观的生物多样性[11]。

1.2 绿化不能背离生态规律

目前我国在绿地建设中有不少违背城市生态规律的现象，如：“广场热”、“草坪热”、“景观大道热”等，为绿化而绿化，造成自然地貌植被被破坏。鉴于这种现象，不少学者提出了绿化一定要与生态相结合，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必须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绿化建设离不开生态学理论的支撑。马少妆（2010）提出了：无论从维护城市生态平衡，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或是城市现代化水平，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来看，都要求城市绿化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同时发挥美化景观、发展经济等多种效益[12]。杨培峰 (2007) 以攀枝花市攀密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为例，指出绿地系统是城市内最重要保障安全的功能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绿地系统功能的优劣，对城市这一人工生态系统的是否健康稳定显得尤为重要[13]。韩忻德 (2002)指出：建设生态城市，要在积极搞好城市绿化的同时，在郊区建设大规模的环城林带，抓好道路、河流绿化及近郊绿化，增加森林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绿色生态圈，形成良好的大环境,使我们的城市成为“森林城”、“园林城”、“生态城”[14]。胡建军（2007）在对无锡市生态城市建设中提出了“绿线”规划的具体措施，把无锡市中心城区的绿地系统规划结构定为“环、楔、廊、园”的结构模式，可见生态城市建设中绿化是重要的一部分[15]。蒙光远 (2005) 分析了目前城市环境绿化建设中潜在的隐患，指出人类对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建设、协调与恢复主要是通过城市绿化来实现的[16]。黄雪萍（2009）阐述了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生态建构的途径，主要观点有：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系统内执行自然的“纳污吐新”的子系统，传统的绿地建设，重在挖掘单体的景观功能。生态观念引入城市建设，为认识和解决日益尖锐化的复杂城市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7]。忻一平 (2009)指出城市需要绿地，城市更需要景观生态绿地。所谓生态绿地就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建植的绿地系统[18]。李昌浩(2007)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生态设计理论被引入绿地系统规划，城市绿地开始了以满足城市景观环境的生态绿地阶段[19]。李兴平（2004）指出城市绿化的本质就是生态建设。其次，加强城市绿化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城市绿化在保护和净化环境的生态效果是显著的，城市绿化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生态平衡的调控者[20]。王海 (2009)提出了生态园林城市的内涵：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即利用环境生态学原理, 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进一步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等因素，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高效利用，有效防治和处理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和各种废弃物，实施清洁生产、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实现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和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21]。

1.3 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内容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空间范围有3个界限：一是市域；二是市区；三是城市建成区及分区。张菲莉 (2005)的《昆山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研究》，在全面调查分析昆山市生态绿地系统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昆山市生态绿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布局与原则[22]。赵艳华（2008）的《三河市城市生态建设和绿地系统规划研究》，通过科学合理的系统布局，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稳定的绿地系统结构，建立具有三河市特色的城市绿地系统，形成特殊的城市景观体系[23]。董慧玲（2007）通过分析城市生态绿地系统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如何建立具有自然生态效应的城市绿地系统[24]。陈粉丽（2009）通过探讨兰州市绿地具体建设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对绿化植物的选择和优化配置提出了建议[25]。陈竟（2008）探讨了在生态园林城市定位下的新疆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决策方法，在各类绿地规划和绿地综合效益两个方面，运用生态学原理，比较分析法，多目标决策，AHP 法等多种方法进行合理的规划决策[26]。胡英（2008）对包头市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做了详细的研究，进行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绿地建设规划、树种规划、古树名木保护规划等[27]。

1.4 新技术的应用

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也需要较强的技术支撑，无论是绿地现状的调查分析，还是各类绿地的定位、定量以及功能的确立等，均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完成。随着计算机学科的不断发展，不少新技术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得到运用，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应用广泛，它有助于更合理地规划绿地系统，同时也更容易协调城市绿地与城市其他用地之间的关系。目前，GIS技术与景观生态学相结合的原理现运用如下:

辛江等（2005）对应用遥感和GIS技术对乌鲁木齐市的生态绿地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试用TM多波段组合对乌鲁木齐市绿地所进行的解译，较好地提取了城市生态绿地的信息，对乌鲁木齐市绿地分布格局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乌鲁木齐市生态绿地建设今后应施行的策略与措施[28]。胡勇和赵媛（2004）采用卫星遥感数据，选取景观生态学指标对南京市主城区范围内的城市绿地进行景观格局分析[29]。肖荣波等（2004）介绍了城市绿地生态研究中的遥感特点，并论述了3S技术在城市绿地覆盖清查、绿地三维量估测、适宜度评价、绿地景观格局及其动态分析、绿地生态质量监测和城市绿地景观生态规划上的应用现状，提出了现存的问题，并对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了展望[30]。

1.5 小结

国内在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方面的研究很多，涵盖了很多方面，有比较多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借鉴。但从整体而言，我国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更注重人均绿地指标，因而我们要加大对绿地结构和空间配置的生态学研究力度，城市生态园林绿地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还需进一步加强。

2 结语

生态园林绿地系统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对于绿地系统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今后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我国生态园林绿地系统的研究理论比较详细，但城市园林绿化的总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国内生态园林绿地系统理论在实际规划设计时，还需要加大对绿地结构和空间配置的生态学研究力度。因此，我们要做好绿地系统的生态学宣传，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并把生态园林理念加入绿地系统的研究，使城市绿化能够展示出顺应自然的崭新面貌，这将对城市生态环境改善起到极大的作用。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发展城市园林绿化事业，是城市建设的必然需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和必由之路。（收稿：20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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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忻一平，范向阳. 让城市重返绿林――城市化进程中的景观生态绿地建设探讨[J]. 国土绿化，2009(1)：10-12.

[19] 李昌浩,朱晓东,潘涛. 面向生态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07，14(2)：39-43.

[20] 李兴平. 浅谈城市绿化与城市生态建设[J]. 北京林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49-51.

[21] 王海. 浅谈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途径――以包头市为例[J]. 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09,32(6):64-66.

[22] 张菲莉. 昆山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研究[D]. 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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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董慧玲. 浅议济宁市城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J]. 山东林业科技，2007(2)：105-106.

[25] 陈粉丽，张松林，白芳铭. 兰州市城市生态绿地建设浅议[J]. 湖北农业科学，2009，48(1):250-253.

[26] 陈竟. 新疆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决策方法研究[D]. 新疆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8.

[27] 胡英. 包头市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8.

[28] 辛江,马勇刚,张健峰. 乌鲁木齐市生态绿地格局遥感研究[J]. 西部林业科学，2005,34(2):53-57.

[29] 胡勇,赵媛. 南京城市绿地景观格局之初步分析[J]. 中国园林，2004(11)：34-36.

第7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育人功能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大学是通过文化培养人才的，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在具有自身特殊性质的同时又具备文化生态的一般功能，是大学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就文化本身来说，实质上是一种“有而无在”，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实实在在地引导和制约意识和行为。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和表现形式，文化这种“有而无在”在大学中主要体现为显性的或隐性的知识，因而唯有将大学这一文化生态系统作为载体，使文化这种“有而无在”通过知识传递发挥效力，从而实现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换言之，文化育人作为素质教育观指导下的教育模式，其实质是在知识教育中，通过文化价值等各种非智力因素的介入，发挥促进人才发展的良好内在驱动作用，并与培养对象共同形成一种互生互补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从而达到“文而化之”的目的。[1]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育人的载体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大学文化育人的载体―“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目前，我国关于文化生态方面的权威论著不多，各领域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角度和出发点也不相同。但基本可以形成的共识是：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就某一区域范围中，受特定的情况和传统所规定，一系列的文化特质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一个文化要素系统。该有机系统的诸要素之间通过相互关联和作用呈现出动态性、过程性和导向性，同时，还伴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和价值观念。

在这一共识的影响下，教育学界也开始关注校园文化生态，特别是大学文化生态问题。王树国（2009）探讨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对于高校在竞争优势、精神坚守以及科学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创造良好的大学生态有利于发挥大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进而促进大学可持续的、内涵式的发展。何频（2010）分别就大学文化生态建设的方略、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对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此外，谢凌凌（2011）就大学生态的本原状态：生态理念的遗传与变异、生态管理的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的生态和谐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并提出了大学生态系统的基本架构。张庆辉（2012）则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中生态位、生态网、生态流的观点分别探讨了大学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实施的管理策略。上述研究在充分运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和观点以阐释大学生态系统特点的基础上，明确了大学文化生态对于大学发展和管理的重要意义，为本文研究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关于文化生态系统构成的研究方面，余清臣，沈芸（2005）首先提出应将学校视作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文中以学校的不同文化场所为依托，将学校文化生态划分为五种生态圈。以场所作为划分文化生态结构的出发点，虽然借鉴了生物学中生态圈的概念，但似乎并不能突出几种生态圈之间的有机联系，就更无法探讨各个生态圈之间的互动，以及每个生态圈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作用。潘静等（2013）则从大学文化的结构入手，将大学文化这个生态系统分为主体系统、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三个子系统，但对各要素系统如何在整体文化生态中进行能量传递和物质循环，即对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方面着墨不多。

总结已有研究，不难看出大学内部不仅具备多种文化类型和文化因素，这些多样性的因素之间又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被联系到一起，加之高校本身更是一个既存在开放性又有其封闭性的知识系统，因而属于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戴联荣教授（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界定了大学生态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大学生态与学生“文化人格”之间的关系。其将文化人格理解为是“人适应社会文化环境过程中，稳定、持续追求生命潜能发挥的过程，保持个人内在心灵与外在文化生态平衡的个人化道德力量”[2]。至此，大学文化生态与大学文化育人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关系：学生 “文化人格”的养成是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学生充满个体情感和体验的自我成长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以活化而又直观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学文化的感悟和领会，他们事实上也参与着一所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运转。特别是由于大学生态系统传统的禀赋与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旧“活”着，并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其对学生的影响意义十分深远。因此，我们讨论与解读的是一个互动和传递的关系，学生个人与大学自身的文化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最终实现整个大学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和谐关系。此种文化互动和传递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而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正是其实现育人功能的载体。

大学文化生态构成与功能―育人的路径

欲提高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内部调节能力，从而加强其外部适应能力，关键要促进大学生态系统的本体功能―育人功能的发挥。文化作为一种“有而无在”须依托有形载体来发挥效用，大学文化也须通过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作用于学生，实现“育人”功能，因此大学文化生态的构成维度与大学文化育人的路径具有一致性。依据大学文化“以人文为特质，着眼于精神建设，侧重环境熏陶，直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本文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学科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场域文化生态和行为文化生态几个子系统，分别通过学科精神建设实现教书育人，通过环境熏陶和影响实现环境育人，通过人性化的制度管理实现管理育人以及通过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实现服务育人。

1.大学学科文化与教书育人

学科是大学最基本的单元，学科文化就成为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也最外显的组成部分，无疑起到的也是大学育人过程中最直接的作用，即教书育人的作用。

潘云鹤（2002）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提出了“学科生态管理”的概念，揭示了学科“交叉、生长、造峰、整体繁荣”的发展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激励学生主动学习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由此可见，学科文化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成才密不可分，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更从长远角度影响着学生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此外，杨连生教授和肖楠博士（2010，2011，2012）就大学学科育人的本质、机理、方式及功能进行了大量详实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体系（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论的总和）是学科文化的基础要素，通过对大学生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价值取向乃至生活方式方面的引导，实现育人的目的；而学科主体（教师、学者和其他学生）则通过成员间的现实交往，影响大学生的学术人格和学科思维；同样，学科专业领域的价值体系（已形成的学科发展范式、学科功能与价值定位等）则通过学科传统影响感召学生的学术信仰，体现了文化濡化育人的效应[3-4]。欲使大学学科文化生态发挥更好的育人作用，唯有对学科文化采取“生态管理”变革，合理配置学科文化知识的结构，明晰学科文化知识体系的脉络，创新教学模式和学习方法，关注学生学习效果，增强学科传统的感染号召力，才能真正实现学科文化“教书育人”的目的。

大学学科文化生态作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单元，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意义和作用也是基础性的，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专业的学科知识，通过外显的方式影响学生，即实现教书育人的过程。

2.大学制度文化与管理育人

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直接手段。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本身的运行也需要相应的组织制度予以约束和规范，因而同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相类似，制度文化也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文化育人的载体中扮演管理育人的角色。在学科文化利用理论教化人，环境与服务通过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以“情”育人的同时，制度文化以规则育人的效果不可忽视。

“制度文化育人”在教育学界尚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话题，陈琦（2003）首先提出应给予制度育人以足够的关注；郑天竹（2010）、肖福S（2011）分别就制度文化育人的功能和作用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已有成果对于制度文化的特征总结为规范性、约束性、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而对于制度文化功能的认知，仅宽泛总结为认识导向、情感陶冶和行为规范。

制度文化同学科文化一样，在整个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处于较为靠前的显性位置，其主要通过看得见的规程、条例、准则等，保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传递过程顺畅有序，因此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规范作用。首先，制度化管理的直接结果是形成秩序，这种秩序的直接体现即为各类章程，而无论教学的秩序、学习的秩序，还是管理的秩序、都是保证高校每天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制度实现育人的途径。其次，制度中的各种规则规定着责任和义务，任何行为自由都基于一定的责任基础之上，学术自由也同样如此，文化主体在行使教学、学习、科研等学术权力的同时，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最后，制度本身还应包括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两种机制也是制度育人的效应从外向内转化的重要途径。制度文化正是以一种显性的、刚性的形态，保障着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是维持其他几个子系统发挥效力的必要条件，也同时是学生人格塑造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3.大学场域文化与环境育人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由大学中的人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等产生的一种文化，即大学场域文化。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大学的仪式文化中，更透过大学的每个细节表现出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在学生中的传播，固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说理甚至灌输，但更离不开学生长期生活的环境对其产生可知可感、具体生动的影响作用，场域文化正是通过环境作为载体实现育人的目的。此处我们所关注的环境，不单单指学校所在的场所这一静态概念，更是基于对“环境与人的浑然天成的统一”的思考。

认为，环境决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环境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文化资源和心理条件，人在认识与改造环境过程中发展。具体到大学场域文化育人中来，高校的物质条件包括教学设施、生活设施，体现着一所学校自身的风格，形成独特的仪式文化，借助于形象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观念；同时，大学又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各类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在服务日常教学及生活时发挥资源效力，实现育人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环境的变化影响到人们思想的变化，大学环境借助场域文化来改变学生的心理条件，最终还会促使学生行为的改变。

与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相对具有外显性不同，场域文化大部分时候是通过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并改变着学生的思维甚至行为，而这种隐性文化的育人效力往往更深刻、更持久。

4.大学行为文化与服务育人

大学是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因此学科文化、制度文化和校园文化最终都将融入到大学的教学服务、行政服务和生活服务中，体现为整所大学的行为文化，此种行为文化又在时时刻刻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育人的功能。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服务育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勤机构（宿舍、食堂）、图书馆、校园网络服务中心的服务对于学生的影响，体现了学术界对大学生活服务中的行为文化已经形成一定认识（田晓明，2010；张丹平，2011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也是接受教育的过程，因此教学本身也是一种服务。尽管去行政化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中国高校，但不可否认大学成员的学术活动离不开行政服务的支持。由此可见，教学服务、行政服务和生活服务是大学发挥服务育人的三种基本途径，学科文化透过教学服务展示出来，制度文化很多时候则通过行政服务展示出来，而校园文化也往往通过生活服务展示出来。

诸多文化通过大学服务展示出来，并通过与学生进行行为交流和互动，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又逐渐内化为一种行为文化。大学行为文化通常是成员间不言自明的共识，因此也是一种隐性文化，这种隐性文化得到成员的普遍认同后又将指导行为。可见服务通过行为文化育人的过程，是一种从实践中总结出认识，认识再指导于实践的过程。

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服务

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康斯坦扎（Costanza）认为生态系统的服务过程，即是人类从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中获得收益的过程，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 17 种类型。文化系统功能在其研究中作为其中一个功能模块，被定义成传播审美、艺术、教育等精神科学价值的生态系统[5]。大学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依据其本身属性亦可以被视作一个典型的文化生态系统，因而大学文化育人的过程，也相应可以视作为：大学借助文化生态系统向学生提供服务，学生获得教育收益的过程。根据文化生态学观点，大学文化生态育人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系统内要素间所处的状态、运行规律的问题，即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如何有机运转的问题。

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显性的学科文化与制度文化两个子系统，以及隐性的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子系统。显性文化系统育人的过程，是育人主体（大学文化）直接通过系统作为载体，作用于育人客体（学生）的观念和行为的过程；而隐性文化系统则首先需要透过育人载体（文化生态），把文化这种“有而无在”体现和展示出来，再影响育人客体（学生），这是一个间接的过程。但隐性文化系统育人的效果，往往更具互动性和持久性，这是由于育人客体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隐性文化熏陶。与显性文化育人相对具有强制性不同，隐性文化通常是育人客体去主动接受和习得，又能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育人客体的潜意识中，并再次指导育人客体的后续行为和观念。当然，无论是显性文化抑或隐性文化，都离不开大学文化生态这个载体的有机地动态的运转，其各组成系统及系统内的要素间所处的状态及其运行规律（如图1所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主要由学科文化、制度文化、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子系统构成，学科文化和制度文化通过外显的知识传递功能和规范保障功能，直接地、一定程度上是强制地实现教书育人和管理育人的目的；校园文化和行为文化以隐性的展示功能和内化功能，潜移默化地间接实现环境育人和服务育人的目的。

图1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育人模式

文化育人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有而无在”和生动又复杂的人，探循这一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是一项及其困难的工作。而把大学文化视作一个动态开放的生态系统， 并把大学文化的各类载体看作是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生态因子，是希望借助大学文化生态这一系统作为载体，讨论系统组成要素间的各种关系和作用，以期在各生态因子竞争与共生的状态中探究大学文化传递与嬗变规律[6]，最终将“育人”这一抽象过程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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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楠. 大学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2.

第8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1］，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生态经济协调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且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始终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上，并与生态系统构成了耦合关系复杂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在该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资源环境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环境供给的局限性构成了连续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矛盾，该论断同样适用于海洋生态经济这一特殊复合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开始了以捕鱼、海运、盐业等为重点的初级海洋产业发展时代，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结构、功能、生物生产力、食物链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海洋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萌芽。20世纪90年代，海水养殖的普及、海洋油气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及海洋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促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时代。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的规模化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却愈加恶劣，人为因素引起的海洋灾害不断增多，海洋资源枯竭、水域污染与生境破坏日益严重，海洋自然净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断衰退。鉴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保护矛盾的日趋尖锐，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内外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断增多。

纵观已有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对象涉及到沿海国家、沿海城市、海岸带、海岛、滨海、近海、海洋、渔场等众多地理空间区域，研究视角大多从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带、海岛等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基于海洋经济需求与海洋生态供给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种海洋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在海洋生态经济综合协调管理措施上不断创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实际开发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总结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研究逻辑思路为:以海洋的生态经济价值贡献为起点，剖析当前海洋生态经济矛盾和危机，评估海洋生态安全及产生问题根源，构建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进行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态经济问题协调、治理或综合管理的办法与措施。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系统分析方法、生态经济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处于交叉进行阶段，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按现有研究逻辑和内容划分，本文将该领域的国内外论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个方面综述。

1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

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与贡献研究是海洋生态学、海洋经济学以及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乃至人类开发海洋的基础，国外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的研究已积淀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构建海洋生态经济价值类别体系的基础上，详细剖析并评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为461220亿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区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提出应推进继续海洋生态经济评估工作，以确保沿海实现最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Beau-mont等［4-5］识别并定义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所能提供的物质与服务，提出该物质和服务的有效利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运转能够起到基础性作用;Kildow等［6］探讨了衡量海洋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国相关定义和方法的差异，以现有资料测量、比较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为困难。

在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最初主要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近几年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并将生态经济学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方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诸多定量实证性结论，尤其是随着2005年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的实施，国内学者相继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界定、经济属性概括、服务类别划分及经济价值实际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张朝晖等［7］从海洋生态系统的组分、生态过程及生物多样性等3个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态系统能够产生和支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归纳为15种类型;高晓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空间价值差异，并对海岸带产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天津海岸带工业开发通常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而渔业开发则能带来正面综合效益;石洪华等［9］以桑沟湾为例对养殖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2004年桑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0．51×108元;卢霞等［10］根据TM遥感影像及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结果，采用国外学者Cost-anza分类系统和服务单位价值，估算出连云港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为22．55亿美元/a;王丽等［11］应用条件价值法对罗源湾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对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生态价值评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海洋自然科学研究推进，人类对各类海洋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新兴海洋产业陆续崛起，然而，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枯竭、水域生境持续破坏的现实状况，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海洋生态稳定运行与人口急剧上升、消费超常增长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调和的程度，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改变海洋经济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以扭转当前全球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危机。

Costanza［12-13］认为人类活动已开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续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时提出沿海灾害对生态、经济和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类经济利益盲目驱动的经济体系可能正在破坏人类的可持续福祉;Clausen等［14］从跨国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人口、经济和生态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也导致了全球渔业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Kildow等［6］认为当前海洋生态与各产业正面临诸多困难与麻烦，亟需对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区采取经济、生态恢复措施。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的研究主要应用归纳演绎方法，从现有海洋经济效益和生态问题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我国海洋经济需求无限与生态供给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锐，局部沿海区域和海域生态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如杨金森［15］从海洋荒漠化危险、海洋产业衰退、沿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的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等多个方面系统剖析了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当前正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楼东等［16］在分析我国海洋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应用灰色系统法对海洋产业进行了关联分析和预测，认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技贡献率低、海洋灾害影响大，是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吴次方等［17］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危机在不断加重，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严重、固体废弃物堆积、热岛效应、地面沉降、湿地消失、水资源污染与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频发、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p#分页标题#e#

3海洋生态安全评估及机理研究

为深入研究海洋生态恶化的程度与产生的根源，国外学者在主张推进海洋资源环境普及调查的同时，也将海洋生态安全评价与机理作为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呈现出细致、深入的特点。如Garry等［18］计算并分析了新西兰地区历年的生态足迹;Bolam等［19］全面评估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海岸线周围疏浚物处理的海洋生态环境后果;Vassallo等［20］应用微观泥沙和底栖生物群落评价了亚得里亚海南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性;Borja等［21］综合回顾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态完整性评价的工具与方法;Day等［22］应用GIS系统和空间分析法，对澳大利亚海域斯潘塞湾的生态分级进行了空间分布研究，为澳大利亚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辅助支撑。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衰退，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安全评估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现有研究大多借鉴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区或海域生态安全的现状评价，缺乏细节性、跟踪性、系统性的研究结论。如杨建强等［23］应用结构功能指标法对莱州湾西部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达较差状态;吴次方等［17］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评价了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认识论、科学技术发展、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刘伟玲等［24］利用生态足迹法计算出辽宁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态足迹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且生态赤字有逐年增加趋势;王晓红等［25］应用EwE5．1软件对南海北部大陆架海洋生态系统演变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近20a的过度捕捞已导致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逐渐退化;陈斌林等［26］在对连云港近岸海域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运用因果链分析法，阐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机理;吝涛等［27］通过探讨响应力与生态安全问题因素的作用机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带生态安全响应力反馈效果、反馈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评估体系，并以厦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厦门整体生态安全响应力尚处在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与可持续研究

近几年，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应用数学模型模拟并分析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评价各类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规律性总结及共识，为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如Grasso［28］分别运用动态优化模型与模拟模型建立了海岸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森林和渔业生产的生态经济模型，研究了两种模型方法在解决红树林资源使用问题时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过合并生态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发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带生态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Verdesca等［30］从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能量交流的视角出发，应用有效能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描述生态系统状态和其经济附加值之间关系的指标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带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可持续性评价;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护区的生物经济模型，但认为当前学者对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经济关系分析结果较为悲观;Finnoff等［32］构建了连接生态与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濒危斯特勒海狮的替代品及配额制定，提出应改变所有人口和经济变量以恢复海洋生态系统;Ho-agland等［33］对全球64个大海洋生态系的社会经济、海洋产业活动、渔业和水产养殖、造船和石油开采、海洋旅游业五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个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曲线，并对64个大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产业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分类;Ian等［34］认为海洋生物物理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一个研究海洋系统的生态经济方法和模型。

随着海洋生态危机与海洋经济增长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将海洋生态与经济视为统一整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据海洋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不断延伸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内涵，并引入多种计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态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评价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断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陈东景等［35］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并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显示1991年到2003年我国的渔业资源开发以粗放投入为特征，对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苏伟［36］通过对1996～2005年北部湾广西沿海区域经济系统和水环境系统13个指标的计算，得出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环境与经济发展属于协调类型;李怀宇［37］运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法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运用DEA法对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得出无机氮类污染物对天津地区影响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尚有潜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带生态经济耦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了海岸带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探讨了海岸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演变;狄乾斌等［39］运用复合生态系统场力分析框架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演进特征及其系统耦合模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由于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加强，1997～2005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

5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综合管理研究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更加关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并逐步将海洋生态经济的综合管理纳入国家日常工作范畴，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该领域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讨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态、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续管理的核心准则;Bene等［41］关注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在危险状态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关海洋可更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管理的动态模型;Cicin-Sain［42］从海洋保护区的角度回顾了沿海和海洋综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有效实施意义重大;而Lloret等［43］通过对近50a来影响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区域各种生态要素的人类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地建立海洋保护区并不足以保证海洋资源和物种的可持续性，应将其与综合海岸带管理规划相结合;Chang等［44］将海岸带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在对各子系统内部要素进行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其对垦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认为传统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决海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冲突问题，提出应将不同专业知识和价值观进行整合，应用社会多准则评价方法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决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不确定性。#p#分页标题#e#

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创新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尤其是许多国内学者将管理信息系统理念与技术引入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和综合管理研究中，对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华［46］介绍了基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岸带管理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渤海湾天津海岸带管理中;叶属峰等［47］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其对海洋生态的依赖性进行深刻剖析，阐述了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李纯厚等［48］在系统分析我国海水养殖环境质量的基础上，总结了已有的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具体包括物理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郭嘉良等［49］为实现对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相关因素监测值系统化管理，尝试性地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管理信息系统;陈豫等［50］在分析了数学模型的输入、输出和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利用ASP．NET技术和SQLServer设计开发了一个基于数据库的海洋生态模型管理系统;阳立军等［51］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海洋开发过程中需维持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应当实施海洋开发的集成战略;倪一卓等［52］以东海海岸带综合管理为例，基于C#语言和ADO．NET技术等构建了东海海岸带管理协议支持工具。

此外，为解决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还从海洋资源产权管理(如贺义雄［53］等)、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如韩秋影［54］，张继伟［55］等)以及海洋产业升级优化(如Smith［56］，朱坚真［57］等)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生态经济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纵观国内外对海洋生态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海洋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协调发展，深刻认识到现有问题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阻碍，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领域研究分析了生态、资源、经济在海洋系统中发展的若干重大课题，并采用各类技术支持手段、多种定量模型、各类评价指标体系等辅助工具使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不断更新与完善，研究领域不断延展，但总体而言，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理论体系尚不健全。理论研究成果是客观实践的主观反映，由于现代海洋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现有海洋经济与生态数据统计体系尚不健全，尽管已有海洋地质学、物理海洋学、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海洋环境科学、海洋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理论支撑，但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资源消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沿海人口激增与生态容量有限等诸多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间的矛盾还未在整体上充分展开，海洋生态与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本质规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该研究领域的诸多基本问题不能达成统一共识，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体系。

第9篇：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论文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是供应链战略协同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是具有智慧的商业生命体，供应链是由企业构成的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复杂系统。生物界的形成与演化是有一定的科学规律可循的，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组织、协同基因、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为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供应链的战略协同中，协同内在机制是供应链协同研究领域中一个最为重要问题。它是战略协同中决定供应链上的各企业能否达成协议，进而进行协同的首要问题。其中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又是一个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企业是具有智慧的商业生命体，供应链是由企业构成的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复杂系统。所谓供应链协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某种战略目的，通过公司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而结成的一种网络式联合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生态系统解决复杂性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值得好好学习，生态学理论可以为人类解决经济管理系统的问题提供一个方向。其一，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复杂系统。其二，生态学研究的系统往往是非线性系统。其三，生态学研究的系统规律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生态学理论对供应链协同的研究具有适用性，所以本文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适应、协同基因、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为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1、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的研究现状

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是供应链战略协同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此的研究只局限在经济管理领域。目前在理论界和企业界针对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问题普遍认可的观点有：谋求中间组织效应，追求价值链优势，构造竞争优势群。

1.1　谋求中间组织效应

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不是单纯的组织外关系，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内关系，它实际上是一种中间组织关系。因为它们的关系在形式上保留着许多市场交易关系即组织外关系的特征，又融入了一些企业之间关系已带有固定性即组织内部关系的特征。中间组织既具有内部一体化组织的一些控制和协同优势，又保持了市场的灵活性。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协同，动因之一正是为了谋求“中间组织效应”，是为了稳固、强化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发挥协同效应，避免企业组织规模扩大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

1.2　追求价值链优势

供应链系统上的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价值链，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细化，技术创新及其推广速度的加快，市场范围的日益全球化，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变得越来越多，结构也更加复杂。价值链分解使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事所有的价值链活动。企业保存有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把没有竞争优势的环节分离或外包出去，在市场上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组成协同关系，共同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全过程。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都是企业生产与组织的创新，用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供应链协同的一个动因。

1.3　构造竞争优势群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消费者需求日益的多元化，单个企业已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企业与企业之间结成一组具有动态适应和调整能力的竞争优势群已变得越发的紧迫和必须。供应链协同是一种较为便利和便宜的方式，可以使成员企业优势互补，形成共赢局面。

2、生态学理论的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分析

在上一节中，简单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的研究现状做了一个概述，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和经济领域。供应链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非线性和不确定，这些特征与生态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征是相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一些观点和视角去审视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以系统自组织、协同基因、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动力为研究切入点。

1　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系统的一种自组织

生态学理论针对复杂系统的形成强调系统元素的自组织性。生物进化的本质是生物为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生存状态进行的自调节：调节过程包括生物与外界进行的质量、能量及信息的交换；进化的结果是生物本身结构复杂性的提高。生物进化总是导致新物种的出现和结构的复杂化，即有序性的增加。有学者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满足一定条件时生物可以自发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以适应周围环境。这种适应既包括暂时性的适应性反应，如条件反射，也包括永久性适应，即产生遗传性变异。把这个生物进化自发性条件称为自适应函数。生物界的生物自适应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目前供应链已从分散式管理转变到协同式管理，所以本文研究的是由自组织程度低到自组织程度高的演化过程。供应链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是一个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供应链系统从外界环境中吸取的任何东西，都可能产生序参量，都会引起涨落。由于系统的开放性，系统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环境发生着能量的交换，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行为都会导致序参量的产生，同样，外界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序参量和序参量系统的产生。因而新的有序只是在一个瞬间，系统始终处于非平衡的相变中，“涨落”现象总是发生。正是由于有不断的序参量产生，有不断的“涨落”出现，供应链系统才得以不断创新。可见供应链系统具有把物质、能量、信息转化为维持自身存在，谋求自我发展的“自组织”的能力。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供应链系统内部序参量的不断产生，比如物流瓶颈、信息共享的需求、供应商忠诚关系等，有不断的“涨落”出现，使供应链系统向协同自组织，以求共赢的系统平衡。但供应链系统不完全与自然生态系统一致，它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供应链自组织具有对环境的“适应”和“选择”的能动性；同时它还存在着“自组织悖论”，所谓自组织悖论指的是系统的演化与发展、组织化、进化既是自组织的又是非自组织即他组织的。供应链系统是经济系统，它的运行环境离不开人为的干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的组织策略。总之。供应链系统的自组织属社会系统范围内自发的一种组织现象，它反映了人类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自我选择、协同、改变和适应环境，从而达到新的有序状态的社会行为。

2.2　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供应链协同

生物学中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定义为生物体繁殖引起了资源的稀缺，从而形成了消灭不够适应变种的压力，这种过程就叫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本质上就是“有益的变异被保存而又有害的变异被拒绝”。进化论学家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的动力与机理，首先来自于生物具有一种不断地增加结构复杂性和完美性的天生趋势，其次是生物具有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器官用进废退的观点；一个是获得性状的遗传的观点，也就是生物体在环境的长时间作用下而获得或失去的任何性状都可以遗传给后代。自然选择对变异和遗传发生作用，导 致新物种的形成或旧物种的灭绝。自然选择学说认为适者生存是进化的机制，它认为每一物种在发展中越来越适应环境。物种每个个体的基本特征由后代所继承，但后代又会产生一些异于父代的新变化。在环境变化时。只有那些能适应环境的个体特征方能保留下来。

把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建立在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是适应机制，强调经济体能否适应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论文《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求助于“自然选择”论证了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都基本上做到了使其利润最大化。

在现代市场选择压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只有最有效的策略才能生存。器官用进废退的观点对企业的启示是企业在进行自我的审视之后，把自己的现有价值链分解，充分发挥自己的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把不具有优势的价值链部分分离或外包出去，这就产生了需求合作伙伴的欲望，这是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力。

供应链系统的生存与此非常相似，面对有限的资源，现代的竞争形式已转变成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同一行业里的各条供应链在接受着经济自然选择。如果供应链仍按传统的分散式管理，已不能适应竞争环境。那些能够很好地整合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实现无缝协同的供应链往往经受了自然的选择，得到了快速发展，不断成长壮大。所以供应链协同是环境赋予的供应链企业迫切需要的适应模式。

3　生物进化动力——协同基因

自然界从诞生到现在，无论是在物种数量或者是质量上无疑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认识自然界进化的动力机制对我们研究社会系统的形成进化机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量生物实验和研究表明，生物进化的基本动力有竞争和合作。竞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在有限的生态位内，竞争是生存的必须。竞争主导的生物进化是存在的，在一定范围和水平上竞争的结果有利于植物形态、生理适应特征及生活适应策略的进化。

但对我们更有意义的是生物界存在着广泛的合作机制——互惠共生机制。所谓互惠共生是指物种之间相互有利的共居关系，彼此之间有直接的营养物质的交流，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双方获利。尤其是在自然界生物集群中，分工与合作的意识更强烈和明显，特别是在较稳定的生物集群中，个体之间具有相互吸引力，彼此互相需要，分工协作，共同维持这一群体组织，从而使集群能够长期存在。并且这种性状会随着物种的进化逐渐的保留下来。我们知道，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在此我们把控制物种分工与合作的性状的基因为协同基因。协同进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共栖、共生等现象都是生物通过协同进化而达到的互相适应。协同进化强调通过不同种群问的相互协作来提高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彼此间的生存能力。协同有利于加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能力，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有序性和多样性。因此，协同作用的结果应该是更有利于生物进化，而且比竞争更普遍、更有意义。

网络组织内部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企业之间若为上下游关系或相关产业，则其收益相关性一般比较大。供应链系统是典型的网络组织。供应链中除了核心企业外，其他节点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为了保存竞争优势必须对自身的资源及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进行调整，逐步形成各自不同的经营目标、资源和技能组合、竞争战略及企业文化。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历程中充满了竞争，资源规模有限，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其实协同合作是他们的需求和内在愿望即他们携带有协同基因。正因为如此，供应链理论一经实施。便取得了很好的响应。所以供应链系统也采用了协同进化的方式来建立相互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以提高对外部市场的适应性。

3、结束语

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一直是企业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对它的研究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很多新的理论被引进来。在此大背景下，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对供应链协同进行分析。首先简述了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的研究现状，被普遍认可的观点有：谋求中间组织效应，追求价值链优势，构造竞争优势群。在此基础上，又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适应、自然选择、协同基因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得出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系统的一种自组织，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供应链协同，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具有协同基因等论点，为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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