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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1979年,魏书生老师开始引导学生画语文知识结构图,经过讨论,他们选择了树式结构,并通读了初中的六册语文教材,画出了“语文知识树”。虽然在画的过程中意见众多,但最终从大的方面基本确定为4部分22项131个知识点:4部分依次为“文言文知识”、“基础知识”、“阅读与写作”和“文学常识”。“文言文知识”具体包括“实词”、“虚词”、“字”和“句式”4项;“基础知识”包括“文字”、“句子”、“修辞”、“标点”、“语音”、“词汇”、“语法”和“逻辑”8项;“阅读与写作”包括“中心”、“结构”、“语言”、“材料”、“表达”和“体裁”6项;“文学常识”包括“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4项。每一项下面又包括众多知识点共131个。
魏书生老师常把“语文知识树”比作地图,有了地图就能明确目标,选择最佳路线,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在教学中运用也有较大的可行性。在教学中,师生可以按“知识树”的体系去安排进度。每讲一点知识,让学生懂得每次学到的知识处于整体的什么位置,与邻近的知识点有何区别和联系。此外,在魏书生老师的六步课堂教学法的“自结”阶段,他总是引导学生明确本节课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并把所学知识纳入到“语文知识树”中去。再有,在“学法指导”中,他非常重视复习、检测的过程,他强调复习一定要联系自己的实际,不会什么复习什么,全班同学一般不集体复习什么知识,而是每个同学根据“语文知识树”的内容自行安排。如果有的同学复习后还有弄不懂的知识,就去请教承包这一知识的同学。[3]这种做法和布鲁姆提倡的“掌握学习”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
“语文知识树”自其产生以来的十多年中,在我国的语文教育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6年来一些报刊杂志先后印了60多万份”。[4]直到近些年,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借助网络技术,我们可以查到,自1994年以来的各种教育杂志发表的论文中涉及“语文知识树”的起码也有上百篇。综观各种评论,认为画知识树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体现语文教学的整体性。“语文知识树”是魏书生老师和他的学生在综观初中六册教材的基础上画出来的。他首先让学生从总体上了解了初中语文教学的知识结构,体现了魏书生老师从整体着眼的教育教学思想。“学生可以根据这张图,一个层次,一个类别地实现语文学习的目标,避免学习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这种从总体上了解知识结构,而后分部分学习,最后在认识部分的基础上再把握整体的学习方法,即整体——部分——整体的学习方法,就是整体性原理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5]
2.寻求语文教学的序列性。魏书生老师试图建立语文学科的知识体系。有人认为“魏书生正确处理了知识规律、学的规律、教的规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于知识规律,以‘语文知识树’为主要内容,建立知识体系,使语文教学从无序到有序。他摈弃传统的就文教文,就语文知识讲语文知识的陈规,努力寻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按照知识规律,他打破常规,有时‘跳讲’,有时一课讲几篇课文,有时跨越文体,不拘一格引导学生掌握知识规律”。[6]虽然语文教学到底有没有序列,需不需要序列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魏书生老师却以他独创的方式把它付诸了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认知结构是认知心理学派所强调的。他们认为要把知识的结构教给学生,而“魏书生的‘语文知识树’的设计和传授,是符合这一原理的”。[7]因为“语文知识树”着眼于知识点的梳理,“它一改语文知识的庞杂繁芜,有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8]
4.教学目标的科学定向。教学目标过于笼统是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不少语文教师教学目标的确立,往往是凭经验或照抄参考书,“所定目标不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就是或高或低,胸中无数。因此,像魏书生老师那样,在语文知识的体系中确立目标,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学生是有差异性的。[9]在魏书生老师的六步课堂教学法的“定向”阶段,魏书生老师也引导从“语文知识树”的角度来看,使他们“理清本学期所要学习的语文知识结构,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进而也有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当然,也有人对“语文知识树”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观点。比如关于知识体系,就有人认为,“语文知识树”虽然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但魏书生先生的这项工作有一种先天的不足,因其是根据先行教材的‘知识点’来加以梳理的,而我们很难肯定先行教材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构想是完全合理的。应该是先有体系批评,然后才形成体系”。[10]还有人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认为“魏书生的‘语文知识树’,就没有文章学的合理位置”。[11]
应该说,在当时,“语文知识树”确实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举,为语文教育改革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是,时至今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种知识急剧膨胀。就教育而言,这是一种机遇,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我们以前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对于语文知识的教学而言,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习什么知识,怎样去学习知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一下“语文知识树”。
一、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现代信息加工心理学把广义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knowledge),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狭义的知识,它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语文知识树”中的“文学常识”、“文言文知识”多为这类知识;一类为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knowledge),也即我们常说的能力,它用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12]在“语文知识树”中的“基础知识”和“阅读与写作”部分,有的包含了很多程序性的知识,比如在学生了解了“比喻是什么”的基础上,还应该指导怎样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
如果从广义的知识含义来观照“语文知识树”,我们就会发现其仅列出一个个知识点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魏书生老师常把“语文知识树”比作地图,有了这样的地图,“学生自学时,就可以驾驶着思维的汽车,在知识的原野上奔驰,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类别一个类别地征服语文知识目标”。[13]但是,怎样才能算是征服呢?如对于“比喻”这样一个知识点,学生仅仅了解了“比喻”甚至“明喻、暗喻”是不够的,因为学生掌握的只是陈述性知识,还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这就涉及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问题,而学生在自学时,往往是很难把握这种度的。这或许也是有些老师说“语文知识树”不管用的一个原因。
当然,正如魏书生老师指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只是他和他的学生们为了方便教与学画的知识结构图,在使用时,还需要教师的引导。而且,我们也不能奢求语文教育目标的过于笼统这一长期困扰语文教育的问题,在“语文知识树”中得到解决。但是,不能否认,从“语文知识树”呈现的知识来看,它更多关注的是陈述性知识,而对程序性知识的关注却很不够,这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当前素质教育提倡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二、外在的知识结构和内在的认知结构
诚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就其呈现方式来说,是有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的。认知结构是认知心理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奥苏伯尔认为,所谓认知结构,就是学生头脑里的知识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学生内在的知识结构,它是由外在的知识结构转化而来的,所以怎样组织知识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奥苏伯尔还认为,“不断分化”和“综合贯通”是人的认知组织的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同样也适合知识的组织与呈现。[14]“语文知识树”的4部分22项131个知识点的呈现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即那些最具包容性的概念处于知识树结构的顶点(如“文言文知识”、“基础知识”、“阅读与写作”和“文学常识”),它下面是包含范围较小的和越来越分化的概念与具体的知识(如其中的22小项和131个知识点);同时,“语文知识树”还加强了知识点的横向联系和融会贯通。可见,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语文知识树”对学生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光有形式上的序列是否就一定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呢?事实并非如此。认知心理学还认为在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成绩与自身因素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学习成绩=F(动机,IQ,原有认知结构)。[15]由此可见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在其以后学习中的重要性。正如有的老师指出的那样,“语文知识树”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就是根据先行教材的‘知识点’来加以梳理的,而我们很难肯定先行教材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构想是完全合理的。应该是先有体系批评,然后才形成体系。就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而言,它可能是适合的,但也有可能是不适合的。或者它适合的可能只是部分学生的发展。
更重要的,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的形成,有一个应该让学生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种知识不断膨胀的年代,从知识的内容上讲,学生需要掌握的是那些具有较高概括性、包容性和强有力的解释效应的知识。如果我们以此来观照“语文知识树”,我们发现,它虽然对知识作了梳理,并简化了一部分内容,但不可否认,它包含的还是一个个比较繁琐的知识点。因此,从内容上看,“语文知识树”在怎样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这一点上还是不够完善的。
进一步而言,基础教育是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打基础的,学生在这一阶段形成认知结构对其以后的学习来说,便成了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更应学习的是那些包容性强的知识。当然,具体的知识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太繁琐。因为知识实在太多,而且有些知识除了应付当前的考试之外,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论从画“语文知识树”的出发点还是从其使用来看,它都有一定的应试之嫌,虽然在学生必须要应试的情况下,这也不失为一种减轻学生负担的有效途径,但是随着考试制度的改革和以后升学压力的逐渐减轻,教学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或许,我们这样去要求“语文知识树”是不切实的。其实透过“语文知识树”,我们看到的是语文教材的某种程度的缺陷。这种缺陷也不是靠一个人或一项改革就能改变的。从大处看,它还反映了我们课程内容选择上的一种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三、“语文知识树”反映的是“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课程内容价值取向
我国学科教育的重点一向是放在向学生传递知识这一基点上的。既然是传递知识,那么学科专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最清楚教师应该教什么,学生应该学什么的人。由此,我们的教材也是按学科知识掌握的需要来编排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是学科知识。而“语文知识树”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反映。
魏书生老师试图建立语文教学的科学序列,便引导学生按照教材所包含的知识点画出了“语文知识树”,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教材的知识作了简化。这样做的好处如前所述有利于考虑到语文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使教师与学生明确学与教的内容,从而使语文教学工作有据可依。但是,这种“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其最大的不足是忽视学生。它既不可能适应全体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又忽视学生的兴趣。正如杜威所指出的,即使是用最合逻辑的形式整理好的最科学的教材,如果以外加的和现成的形式提供出来,在它呈现到学生面前时,也失去了这种优点。对学生来说,学习内容是由外部力量规定他们必须接受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由于教材并不引起兴趣,也不能引起兴趣,于是教师就想方设法采用各种机巧的教学方法引起兴趣,使教材有兴趣,用糖衣把材料裹起来,让学生“在他高高兴兴地尝着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吞下或消化一口不可口的食物”。[16]事实上,许多学生也不把教材看作自己生活的必需,而是对教师和家长或者考试的一种应付。“读完——考完——忘完”往往是一些学生所经历的过程。[17]“语文知识树”就其产生原因而言,主要还是出于应试的需要,而且事实证明其在应试方面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学生在应付完考试之后,到底还剩下多少知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认“语文知识树”或“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其实,自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以来,对课程内容的解释大多是围绕三种不同的取向而展开的。除了“课程内容即学科知识”外,还有“课程内容即当代社会生活经验”、“课程内容即学习者的经验”等价值取向。[18]在课程理论发展史上,不论主张哪种观点的学者都很少完全否定其他观点。就语文知识的教学而言,或许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关注学生,让它成为学生主动选择的结果,并使其转化为学生人格发展的需求。由此观之,现在应该是需要改变类似于“语文知识树”这样的教学方法的时候了。
注释:
[1][2][4][13]魏书生、张彬福、张鹏举《魏书生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实践研究》第24、25、27、2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3]蔡政权《“学法指导”之我见》,《辽宁教育》1997年第1期
[5]戴永寿《魏书生语文教育思想及其改革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6]李荣海《我“读”魏书生(二)》,《内蒙古教育》1994年第3期
[7]盛斌、季银泉《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改实验(四)》,《教学与管理》1998年第6期
[8][10]沈韬《语文教学呼唤科学批评》,《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8期
[9]顾中观《谈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科学定向》,《语文教学通讯》1998年第3期
[11]章幼学《确立文章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一)语文教学目标的虚化
现象:有些版本的新课标实验教材按照主题组织单元,凸显人文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开掘文本的人文价值,难免将体悟和感受课文中的“人文性”当作重要的教学目标,让学生把目光聚焦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上,导致知识型目标和能力训练型目标的弱化,使得教学目标变得空洞无法测量。
问题:这是教师不能正确理解三维目标如何统一所致,在关注了教学目标情感态度价值维度的同时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摒弃不理,从单维度的知识和技能目标转变为单维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反思:如何将三维目标统一起来呢?首先需要正确理解三维目标,对其理解可以准确表述为“在过程中掌握方法,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只有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融合于识字写字、阅读、写作、练习等语文实践活动,语文教学目标才能在清晰可见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只有将知识和能力、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渗透在过程中,语文实践活动才不至于只剩下“呐喊”几句“轰轰烈烈”的口号。
(二)语文教学内容的泛化
现象:有些教师上的语文课怎么看也不像语文课,既不让学生品味语言、也不让学生朗读课文,而是抓住课文中的一点,不及其余。譬如学习《小壁虎借尾巴》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再生现象;学习《竹影》,要让学生了解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区别、画竹与画马的区别;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要看大量的《山海经》图片。语文课变成了生物课、绘画课,甚至历史课、地理课,独独不是语文课。
问题:面对一节具体的语文课,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判断教师对语文教材使用的角度是否恰当,不过,如果一位教师一学期的课都是如此下来,语文失去了精髓,将不能称其为语文,导致学生语文学习成绩的下滑。
反思:那么,哪些是语文问题,哪些不是语文问题呢?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来解决的问题,就是语文问题,反之则不是。
比如说,在学习《陈太丘与友期》时,对“期日中是否科学”的讨论即不能称之为语文问题,因为学生讨论“期日中是否科学”无非是想借以判断“友人”是否迟到了,而对于友人“是否迟到”,文中有言答得很清楚:“过中不至。”即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友人还没有到来,显然是友人没有如约而至,迟到了。根本不需要借助于外在文本内容的资料来回答的问题,应该紧扣文本,通过认真阅读,仔细分析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语文教学内容的无意识泛化,使学生阅读文本的能力得到提高。
(三)语文教学过程的表演化
现象:一位教师在教学《陌上桑》时,让学生表演“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学生分别扮演行者、耕者、犁者,做含情脉脉痴呆状看着“罗敷”。这时老师提问了一个问题:“这么多人见到罗敷以后,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去‘观罗敷’,这说明了什么呢?”一个学生回答道:“好色!”问题:新课标实施后,许多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采用貌似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教学过程“表演化”的现象十分突出。让学生扮演课文中的角色,再现课文中所描绘的情境,以体验人物的情感本没有错。但是,并不是任何情节都适合表演。这段描写最终的指向是讲述罗敷的美丽,而表演展示的却是观者的垂涎欲滴。所以学生不但没有体会到罗敷的美丽,没有发现间接描写的作用,而是将种种“好色”的丑相记在了心中。显然,在这里表演起到了反作用。
反思:表演只是学习过程中的一种方法,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积极方面,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不应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某种教学方法。否则,就会过分强调和夸大运用某种方法,而方法的不恰当运用只能将学习领入误区,其结果势必是教学方法的积极方面难以发挥作用,而消极方面造成的不足则逐渐扩大,对教学产生不良影响。方法只有运用得当,才能够发挥其特有的价值。
(四)语文教学手段的形式化
现象:一位教师上《再别康桥》,展示了几幅粗糙的当年的真实的康桥黑白画面,让同学们体会“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体验“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学生看着这些模糊不清的图片一脸茫然。
问题:用影视替代学生的文本的阅读,用图片代替学生的想像,显然是与语文教学的初衷背道而驰的。粗制滥造的多媒体课件无法再现康桥的美丽,精工细作的影视资料不能取代文字的魅力。
反思:多媒体只是手段,决不能起到取代文本的作用。语文教学的中心应该是学生与语文的接触,恰当运用帮助学生学习的教学手段理应受到欢迎,但偏离了教学指向、违背了教学初衷的教学手段应该遭到摒弃。
教学手段的本质是为了激发、维持、促进学生的学习。只有从这个角度加以判定,才能够真正理解教学手段的价值,并在适合的时间恰当地应用。
(五)语文教学评价的肤浅化
现象:在教学中,有的老师对学生的回答、讨论,不做任何分析,不管对错,只是频频用“你真棒!”“你的感受真特别!”“真聪明!”来应对。
问题:新课程标准实施以后,许多教师认为,批评学生可能会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于是,面对学生的回答,教师或者用一味的肯定表扬学生,不管学生怎么说,都加以肯定;或者是用模棱两可的含糊语言来应对,即不加以肯定,也不加以否定,让学生不知可否。
反思:在教学过程中,究竟如何评价学生的回答呢?显然,简单的肯定表扬与简单的否定批评都是错误的,都是只关注到结果的正误,而判断学生答案的正确与否,必须关注到学生的思维过程。
论文摘要:语言文字除了需要规范、标准之外,还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没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规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滞的条条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无法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服务,因此,任何规范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文字语言就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对规范标准应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这就是文字规范、丰富和发展的记辩证关系:规范是发展的基础,丰富是发展的渠道,发展是规范的前进,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2.2制定对内汉语汉字考试等级制度
“引导——发现”语文教学模式,大胆破除了“呈现——接受”的教学程式,追求运用主体的、和谐的、民主的课堂教学方法,促进学生认知、情感、技能的全面发展。
根据这种内在机理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引导——发现”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各种认知、非认知因素全面投入,各方面素质和谐发展,具有传统的“呈现——接受”教学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一切教学都是教育”的时代价值。
1.在“引导——发现”教学模式中,学生始终处于积极热情参与、动脑动手动口、相互交流协作状态,他们在语言表达、思维推理、自学实践、群体合作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动精神。
2.由于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突出教师“主导”作用,界定“导”的功能,正确地处理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且,“引导——发现”的过程包含了认知结构在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更新完善,因而学生通过“引导——发现”教学所学到的各种知识和技能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必然会构成有着个体特点的统一完整的体系,其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掘。
3.“引导——发现”教学模式适应学生的心理特点,有效地促使他们各种非认知因素投入认知过程中,他们的情感、意志、态度等势必形成良好的学习心向,并得到和谐发展,诸如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创造性和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精神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等,得到整体的培养和发展。
一、理论意义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结构特点和学生认知水平,在纵向上将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同步划分为相对独立而又前后联系的几个阶段;在横向上,又综合构成课堂教学诸因素,使教学媒体、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系统功能得到最佳发挥,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索中获得发现,实现整体素质的发展。
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引导——发现”的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与“发现”是以教师的“引导”为手段的,以学生的“发现”为目的。
所谓“发现”,在这里不是布鲁纳“发现法”的简单移植,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来亲自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它具有三方面的要义,即:“发现”必须“发挥主动精神”;“发现”重视“发掘学生的个体潜能”;“发现”还要求“发展学生的整体素质”。
“引导——发现”的“发挥”、“发掘”和“发展”,正是为了最佳实现“主体的发展”。
(二)当代教学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教学”乃师生双边活动,教师起主导作用,强调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获得整体发展、全面发展的意义。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应当表现在“引导”上。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在强调“主体”“发现”的同时,也辩证地规定了“引导”的重要作用,突出了教师“引导”的要义在于目标诱导、过程疏导和评价指导,即突出它对“发现”的目标导向、层次编排、途径选择和价值评判等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控制与调节。
“引导——发现”辩证地深层次地体现了教与学的关系。
(三)跨世纪教育的首选目标无疑是努力提高新世纪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特别强调的是对现代人的素质的要求。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不仅仅是为了有效地掌握语言文字这一思想交际的工具,并且包含着深刻的内容,诸如学生情感意志的发展,精神世界的开拓,民族文化的承传,心理素质的提高,健全人格的铸造,乃至行为习惯的养成。
“引导——发现”的过程更在于强调学生自主探索精神的培养,着重于发展他们的自主意识、进取精神、创新观念和耐挫能力等现代品质。这对于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优化,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操作方式
(一)操作原则
模式操作的基本原则,是“引导——发现”教学模式思想及其本质意义的体现,是组织和实施“引导——发现”教学活动的准则,是制定教学计划的依据,它从客观上反映了“引导——发现”教学的基本规律,对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引导——发现”语文教学模式操作应遵循以下四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
课堂教学要根据教材要求与学生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的终端目标,可以划分为互相联系、前者向后者迁移的阶段目标。教学达标的过程,不仅是认知深化的过程,也是学生在情感、能力、智力等方面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2.自主性原则
学生按照一定的目标,调动内驱力来展开“发现”活动,有很强的自主性,能使其个性不断表现,才能逐步增强。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发现”的过程,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互讨论追求学习成果的过程,教师大可不必“越俎代疱”,要对学生有足够的学习信任度,要给予他们思辨的充分空间。
3.激励性原则
教师在目标诱导、过程疏导、评价指导中,要不断激励学生的“发现”、“再发现”,催化学习情绪,对萌发的“发现”幼芽,更要小心呵护,大加赞赏。要着力造成“发现”的心理期待,激发“发现”的学习欲望。
4.有效性原则
强调有效性原则,主要是教师应引导学生明确“发现”价值,培养学生的“发现”能力,从目标假设、策略选择、探究深入及价值评判等活动过程中,充分利用教学时间,提高课堂效率。进行有效的调控、反馈、矫正,不断实现学习目标并向新的目标推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一般结构
教学模式具有简约性的特点。它必须极精要地反映由各要素组合形成的基本结构,并以简约的形式为载体。任何一个成功的模式,只有确定了最简约的形式,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被迁移应用到各具个性特色的具体的教学中去。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强调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经历学习过程,即在创设的问题情境中,学生经过假设、归类,确认定向目标,进行深入的发现活动;然后在交流发现材料时,作出演绎或归纳的思想加工;最后以目标为准则,对发现的结果作出评判。
教师“引导”作用与学生“发现”行为,在教学结构上呈现出互动,并推动教学过程的不断深入。这样,便构成了“引导——发现”教学的一般结构:
1.启动发现欲望,形成问题情境;
2.展开发现活动,建立问题假设;
3.深入阅读实践,收集发现材料;
4.交流发现结果,综合比较筛选;
5.取得发现认同,继续深层探究。
它在课堂时序上纵向排列,既相对独立,各有层次;在课堂教学的多种因素上横向组合,又互为联系,相互组合,使教学过程构成正态发展的价值取向。
(三)教学程序
与结构相对应,形成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教学程序,即:
读中探究探后议论议中点拨交流评判归纳总结
教学程序的运用,可以是针对一堂课的整体设计,也可以是某一教学环节的局部设计。
1.读中探究: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感知,教师帮助学生初步提出学习目标、需要解决的问题;
2.探后议论:在诱发性的问题情境中,组织学生进行深入阅读,学生经过分析,综合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假设;
3.议中点拨:讨论中,教师引导学生将原有的各种片段知识从不同角度加以改组,或者提供具体材料,要求学生从中发现必然联系,逐步形成比较确切的认识上的结论;
4.交流评判:联系具体的语言文字,广泛交流表达发现结果,并作师与生、生与生、生与师之间的多向反应,进行比较选择,评定有意义、有价值的“发现”;
5.归纳总结:引导学生自己分析学习内容、梳理思维过程、概括学习方法、提出新的学习目标。
三、课型变式
教学模式具有操作性特点。这就必须加强对模式的灵活应用性研究。“模式”一旦陷入“模式化”的泥潭,便会造成操作的失落,导致模式的僵化。
根据模式研究中的变换、孕育、包容三大原理,由于各个具体教学活动方式在教学目的、教材特点和学生学习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变量,在实际教学的应用操作中,“引导——发现”的教学必须产生多种课型变式。
这多种课型变式的衍生,同时也使教师的教学个性、风格得以张扬。
1.探究型变式
这类课型强调以学生自行探究为主,教师从旁点拨,起到引路的作用。它在课堂中造成问题态势,但不是让学生围着教师的提问转,而是教师努力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具有渐进探索的特点。
变式结构为:
初探发现问题探究占有材料印证发现结果
这类课型变式,宜用于重点明确、难点集中、文理清晰的课文教学,或在学生已初步具有教师引导下自我进行发现的能力的情况下,也可选用。
2.研读型变式
这是引导学生以读促思、以思促读为主要手段而达到发现目的一种课型。它重在“读”字上下功夫,不但要求能读得有情有味,而且更强调在“读”的过程中形成发现课文佳处妙境的能力。
变式结构为:
初读感知细读深究精读顿悟熟读涵泳
它多应用在宜于朗读的课文教学中,学生的发现越深刻,感受越纤微,朗读的质量就相应地提高;而高质量的朗读,对学生发现和加深领悟课文内容,发展语言能力,特别是培养语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3.情景型变式
它借助于各种教学媒体,把学生带入一个特定的氛围之中,尤其注重引导学生在氛围发现情景外难以领略的东西。
变式结构为:
再现情景设定目标自行发现解决疑难
这种变式多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用于设计具有典型情景的课文教学。
4.体验型变式
它不仅要求教师使用具有浓重情感的教学语言,包括导语、过渡语、小结语来催化学生的情绪,而且突出表现为由诱因到移情到转化的“情感历程”,去发现课文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感情,增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受力。
变式结构为:
创设诱因移情体验反刍转化深入感受这种以强调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情感体验为目的的课型变式,宜选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课文进行设计。
5.比较型变式
这种课型的变式特点,在于教师有目的、有意识地精心设计几组可供比较的材料,可以是句段或篇章,也可以是课文中不同特质的物与物或人与物,使学生从比较中获得质的发现。
变式结构为:
胡萝卜本可以直接送进嘴里当食物,但在厨师的手中却先变成美妙的图案供你观赏。在饱观了胡萝卜花的美观后,你才或者带着依恋地把它送进肚里,或者因不忍心破坏它的美丽而拒绝食之。当胡萝卜变成胡萝卜花之后,中间增加了什么?不是胡萝卜的营养值或数量,而不过是它的对生理满足来说是多余的视觉外观。正像在中餐文化中食品的视觉外观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一样,如今的汉语文学正在让能指扮演愈来愈重要的独立角色。
谈论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先看看这种语言所置身其中的当下文化语境状况,因为语言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的。按索绪尔的分析,语言作为符号(sign)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学文本正是由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等组成的完整的符号表意系统。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角度去考察当前文学语言状况,不难发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当前文化消费热潮中,那在我们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如今正发生一种严重的剥离或分裂:能指远远溢出所指之外,膨胀得愈来愈大,而所指则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说的文化消费热潮,其主要的表现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胀或狂欢,这典范地表现在当今对公众颇具影响力的通俗文学语言、广告语言和手机短信语言中。
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目前的21世纪初,已经显示出语言上的某种成熟,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语言流畅度愈来愈高,宛如流水化语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那些筚路蓝缕的作品来,经过百年的磨砺,现在的语言确实变得空前流畅了。善于打造都市阅读新时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这种流水化语言的行家。小说《看麦娘》(2001)最后说:〖HT5”F〗“……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顺畅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势可纵横中外、穿透他人与自我,但它传达的所指其实很有限、也很单纯——不就是想说安心过平凡日子就好吗?这段铺张扬厉的能指喷涌过后,剩下的却是单纯而简约的所指,这就出现能指的过量剩余局面。显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随处可见一则则广告语言。作为其能指的字面语言与作为其推销的产品的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能指的扩张或过量剩余状况。且不说“男人,你的车该修了”(壮阳药品广告)、“我喜欢更有劲儿一点的”(床垫广告)、“你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以及“妹力无穷”、“钱途无量”等低俗广告语,就是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广告语,也呈现出肆无忌惮的能指扩张态势。某香皂广告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许诺说它可使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某某电信,“让您想说就说,‘聊无禁忌’”,这是对习惯语“百无禁忌”的仿造,夸大了电话费用的低廉;“乐在‘骑’中”(某自行车广告)直接以成语“乐在其中”为本体作广告;富于诗意的句子“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牵引出的却是某种牛奶品牌。两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装企业在地铁做内衣广告“玩美女人”,因为一个母亲的投诉而被工商部门查禁罚款,引起一场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一个则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玩美女人”的含义而展开激烈论辩。厂家称当前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必然地出现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则提出反驳:面向社会的广告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见《新民晚报》2001年11月29日)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则广告正是试图利用语言能指上的铺张而造成所指的歧义,以便达到以新颖的语言方式吸引顾客注意、推销女性内衣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元旦节,许多人被一连串手机短信语言所吸引。“我问过烦恼了,它根本不爱你,还说永远不理你,让我转告你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健康让我带封情书给你:它暗恋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变!新年快乐!”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实话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虚辞。同样,只是要表达“爱心不变”的意思,却要铺张出这么多废话来:“爱你一万年,夸张!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接连爱你70年,就是我的强项!!”而“祝你新年快乐”这一简单所指,却被挖空心思地拉长为如下繁复的能指链:“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一封封如此批量生产、快速传递的短信语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弹震荡着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和他们的亲属。
如此,我们无法不面对着能指的极度扩张或过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们无法不感叹置身在汉语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说能指被无节制地扩张到以它本身为目的而与明确所指相脱离、并使说话人与听话人都产生超常的的程度。显然,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文化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确实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扩张历程。不妨简要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学语言竭力张扬文人化的精英独白,它以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姿态去消解“”式的过度政治化套语的后果。进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胧诗”、“新写实”、“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则以多元化的奇语喧哗去取代精英独白,以便顺应当时新的多元化文化认同语境。在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华、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与所指相脱离的独立表现力。进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大潮的来到,文学文本的能指扩张、剩余或狂欢场面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它们以一片片脱离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态,在文坛上下翻飞、四处飘浮。
导致这种汉语的能指盛宴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几种语言资源,它们正在普遍的能指扩张行动中被变形。第一,从中外语言汇通看,有先锋文学所创造的间离语言(如莫言、苏童、余华等)。这种语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其典范形态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来的间接引语等组成强大的能指链条,但所指却无限期推迟出场,或者呈现难以穷尽的歧义。这种语言资源如今已经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学写作中。第二,从雅俗关系看,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口语。诸如“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以俗戏雅的语言方式,携带着都市民间话语的通俗与直白力量,狂放地冲击严肃文学的过度雅化的精英独白。但这种市民口语已经变异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学、影视剧剧本、网络文学、隐私文学中,成为剥掉了任何虚饰的裸的宣言。不妨问问:在王朔以后的汉语文学中,还有不敢用的语句吗?第三,从古今语言关系看,以汪曾祺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白描式语言。这种借自汉语的古典传统的今见古式汉语,时下正被广告业无所顾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语、成语等的方略。这些语言资源虽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审美价值,但在文化消费年代不得不以变异或移位的方式呈现,成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饪术。
在这样一个能指盛宴的年代,汉语文学何为?我这里特别所指的是,汉语严肃文学(或称高雅文学、精英文学)何为?上述所谓外部与内部的作用力,其实就发生在文学的语言组织本身中。文学的语言总是从现实的社会语言中吸取养分的,正像巴赫金所说,它来自对社会语言的“再现”。因此,文学语言没有真正的“外部”。所有内外因素实际上都交织在文学文本的语言组织中,演变为具体的语言形象或汉语形象。汉语文学面对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是,当广告、流行歌曲、电视小品等大众文化语言经常、及时地把严肃文学所创造并钟爱的精妙语句仿拟过后,严肃文学何为?“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本来应是严肃文学钟爱的诗意语言,但如今被用作某某牛奶的广告语,张贴在公众每天司空见惯的公共汽车车厢上。这样的语言已经变得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自动化”了,丧失了新鲜感和对于庸常现实的穿透力,而如果严肃文学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势必落入大众文化语言构筑的能指陷阱中,无法实现自身的原创意图。由此而从更宽泛的视野看,当前严肃文学面临着一些相互联系着的语言症候:第一,汉语语句越来越流畅、,但往往充满浮夸的能指,而所指却空洞无物,或者无限期推迟出场,从而形成流水化语言与空洞所指之间的矛盾;第二,进一步看,能指的狂欢难掩价值的匮乏或困窘;第三,语言实验诚然具有其合理性,但语言实验常常漠视社会关怀,只留心空洞的能指狂欢;第四,不断标新立异的时新语汇的采用或滥用,只能导致汉语传统的脱链(如前举“妹力无穷”、“钱途无量”之类对习惯语的任意篡改)。总起来说,这是一种能指独舞而所指匮乏的汉语状况。
关键词:中学语文德育教育以道育人
顺德区选用的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就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德育内容,选文不仅体现语文工具性,更凝结着古今中外熠熠生辉的思想精华,比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崇高情感,勤劳朴实、诚实可信等传统美德,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等优良品质,教师要善于因文释道,使学生能从这些作品中接受熏陶,提高修养。
一、情感教育
1.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管子·牧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②就提出了这个观点。语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同于政治课的说教和概念化,它以典型的人物形象、感人肺腑的事迹和优美动人的语言来感染学生。教师只要因势利导,自然能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提高民族自尊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激情。诸如《展示华夏文化魅力》以祖国深厚的文化感染学生,三首歌词《我的中国心》、《在希望的田野上》、《黄河颂》等从不同角度歌颂祖国,激发学生爱国之情。而《鼎湖山听泉》、《飞红滴翠记黄山》、《画山绣水》《岳阳楼记》用优美的语言介绍了鼎湖山、黄山、桂林、岳阳楼等绮丽的风光。祖国壮丽的山河,欣欣向荣的面貌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2.培养爱亲人、重友谊的情感
语文教材中不少篇章洋溢着浓郁的亲情氛围,语文不应当成为干瘪的说教,只有利用课文,结合学生自身实际,动之以情,才能晓之以理。《背影》让学生感受到骨肉亲情感人的力量,《散步》写了一家四口一起散步互敬互让的浓浓亲情,学生学了不仅感动,而且羡慕,更有一些学生带回家和家人欣赏,说自己的家人更加和睦了。而《伟人细胞》可以让学生学会友爱,重友谊。《故乡》里“我”和闰土厚重的隔膜造成的悲哀和《我的叔叔于勒》以金钱为标准衡量兄弟关系的炎凉世态从反面告诉学生友情和亲情的可贵,失去这两样感情是多么的可悲。学生联系实际进行分析和交流,感受自己所享受的亲情和友情,回忆曾经错失的或者是忽略的亲情和友情,自然变得格外珍惜和重视神圣的感情。
3.培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
经济的发展让学生的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尤其是像顺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学生大多居住在环境幽雅的小区或者别墅,条件是好,但无形中限制了学生的生活空间,容易形成孤僻、压抑的心理。语文教材到处渗透着开导的良药。《紫藤萝瀑布》就是一首生命的赞歌,“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引导学生乐观面对挫折。《错过》告诉学生生活有得有失,错过不要紧,关键是要积极,热爱生活,要把握机会。
二、美德教育
1.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许多人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已逐渐淡忘。对于今天的独生子女来说如何养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作风显得尤为重要。不懂得节约、不懂得奋斗的人,将是一个平平庸庸、胸无大志的人。语文教材中,表现这方面美德的内容是很多的。如《多收三五斗》、《柳叶儿》让学生了解生活的艰难,现在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批判了贪图安逸的人生态度,倡导忧患意识;《俭以养德》明白节俭的重要性,认识“要富日子穷过”的原则。
2.助人为乐和严已宽人的教育
关心他人、助人为乐,历来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培养青少年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的思想,也是语文教学中德育教育的一个方面。如课文《窗》,讲述了病房里靠窗的濒危病人为另一位病人讲述捏造的“窗外景色”,只是希望在生命最后阶段为他人送去一些快乐。这是很感人的事例,很有教育意义的,学生在读懂小说的同时自然受到感染和熏陶。《多一些宽容》告诉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如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要互谅、互敬、互让、互爱。在日常教学中要求学生联系自己,学习这些优秀品格。
3.道德情操和人生修养的教育
人的行为是社会行为,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行为结果对社会大多数人有利有益,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人的心灵美实质上就是道德美。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就明确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道德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但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作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级的精神产品,并不全盘否定历史上所有的道德传统。事实上,历史上的道德伦理对学生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的形成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语文教材的传统名篇中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对中学生道德品质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培养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更要发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先烈、前辈和英雄人物的革命传统和崇高品质,《——你在哪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巍巍中山陵》就是很好的文本。除了中国传统革命英雄人物的影响,外国文学的选文中也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师要充分运用教材中英雄人物的思想言行,对学生施以良好的影响。如《纪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诺曼底”号遇难记》中的船长等都具有高尚的情操,舍己为人的无私品质。教学时紧扣作品中的文字,剖析他们的崇高思想和英雄业绩,就能使学生的心中树立爱的丰碑,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
三、人生观教育
德育中要重视学生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由于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的形成中,各种语文信息中的美与丑、善与恶、健康与腐朽经常错综交织,对学生的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教师应帮助学生分清良莠,辨别精华与糟粕,在“分析”上多下功夫,并对学生在语文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及时加以诊治,促其转化。这就要求,中学语文德育中必须注意学生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这种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目标,应该包括诸如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具有强烈事业心,富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集体荣誉感、民族自豪感等品质在内的情感目标构建;包括积极进取,勇于探索,自尊自强,谦虚谨慎等品质在内的性格发展目标构建;包括吃苦耐劳,顽强勇敢,知难而进等品质在内的意志目标构建。
教材中不少体现积极的人生观的内容。《十三岁的际遇》讲述了中学生田晓菲十三岁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北大,启发学生早立大志,为理想而奋斗。《贝多芬传》通过贝多芬在逆境中仍然执着的讴歌欢乐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教育学生面对挫折和困难如何坚定自己的意志,树立正确的积极的人生观。《敬业和乐业》则告诉学生如何对待生活,才能实现理想。总之,教材中到处渗透着优秀品德的光芒,只要利用好,学生自然在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提高人生修养。
德育是中学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德育在教材中的体现也很多,只要恰当利用和引导,会使语文教学事半功倍,培养的学生不仅有更高的文化素养,也有更高的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关键词:习语;英汉文化;异同
习语又称熟语,从广义上说,它包括成语、俗语、谚语等,是一种在意义上和结构上都比较稳定的语言结构。英汉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它们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汉语习语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汉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述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同样,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历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组合结构和修辞方法与英美文化密切相关。习语之所以最能鲜明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是和这种历史文化的沉积分不开的。习语堪称语言之精华,在体现语言的文化特征方面,比之其他语言成分更具典型性。因此,考察习语可以看到英汉文化的特定社会背景及发展的文化轨迹。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英汉语言中文化同异现象,以求在外语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英汉习语中文化的相似与差异比较
人类共有一个客观的大自然,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有语言的“共性”特征。一个民族的习语往往又都能在其它民族的习语中找到它们的影子,例如,英汉语言中都用羊比喻温顺,用钢铁比喻坚硬,用象比喻高大,用狐狸比喻狡猾等。若把英汉习语的喻体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形象相同、意义相似的习语俯拾即是。例如:
①Nomancanservetwomasters一仆不能侍二主。
②Bitterpillsmayhaveblessedeffects良药苦口利于病。
但是,可以看到有些习语尽管意义相似,它们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却有微妙甚至是明显的差异。例:
①Thefoxpreysfartherfromhome兔子不吃窝边草。
②Heliveswithcrippleslearnstolimp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些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中表达上的区别突出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之中。正是这种在、思维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才使各个民族的习语各具风采。从习语中可以观察到各个民族相似的或特有的习俗,甚至识见和情感。由此可见,习语是反映民族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的一个窗口,对习语翻译而言,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不仅使它成为可能,也为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便可找到对等的习语“Manproposes,Goddisposes”而“当着矮人,别说矮话”,甚至可以找到三条相近的英习语:
①Hethathathoneofhisfamilyhanged,maynotsaytohisneighbor,hangupthisfish
②NamenotaropeInthehouseofamanthathangedhimself,
③Don’ttalkofahalterincompanyofhimwhosefatherwashanged
但是,也可以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异给习语翻译带来了困难甚至障碍。以“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为例,“三更”“五更”尚可在英语中找到基本对等的词“watch”,“阎王”在英语中便找不到对等概念了。尽管英语中有“devil”、“satan”、“Princeofdarkness”等丰富的词汇,但所指的都是邪恶的神、魔鬼,这与中国神话中的“阎王”相距甚远。在中国传说中,“阎王”作为阴间之神,不仅掌握着尘世百姓的生死,令人生畏,同时他也给鬼魂生前的行为做出判决,是赏罚分明的一个神话人物。这与英语中的“devil”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而,习语中涉及到某一文化有的事物或概念,往往不容易做到理想的传译。笔者试将习语中所涉及的概念和形象归于日常生活现象及动植物,并作一分析比较:
1日常生活现象
(1)饮食
习语中最能体现中西文化差异的要数有关食物和餐具的习语了。观察一下这则习语:“生米做成熟饭”,米,尽管是亚洲人的主食,在西方由于东方式餐饮业的发展,接受米饭的人越来越多了,因而对这一概念来说多数西方人并不陌生。但是该习语中一个微妙的问题是字面意义与内涵意义之间的差距。在汉语中“生米做成熟饭”同“木已成舟”或“覆水难收”意义基本相同,都用以表示一件原非所希望的事情既已发生,只好接受这一现实,因而是用于表达无可奈何情绪的一句常用的习语。由于使用的是比喻,其喻意比较隐含。如果仅仅译成“thericeisalreadycooked”来对应“生米做成熟饭”,则译文完全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有不到位之处,容易产生歧义,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
(2)数字
英汉习语中由数词构成的习语比比皆是,如“一举两得”“千方百计”“万水千山”“手无寸铁”“五光十色”等,英语中相似的例子也不胜枚举:Acathasninelives(猫有九命)。Oneenemyistoomany,andahundredfriendstoofew(敌人一个嫌多,朋友百个嫌少)。Oneeyewitnessisbetterthantenhearsays(百闻不如一见)。
汉语常用“万”或“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表虚指数字。例如:“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而英语中相对应的数字却不具有虚指功能,这同计数单位有一定关系,例如“万”是汉语中一个计数单位,在英语中是“tenthousand”,使用的计数单位却是“thousand”。这对习语翻译也有一定影响。英语中也有一系列虚指数字。
①Don’tworry,wehaveathousandandonewaytodoit.(不必发愁,我们有许多方法可以做的)。英语习语athousandandoneway其字面含义是“一千零一个办法”,但这里并非实指,而是虚指“许许多多”。②Thechildrenwasintheseventhheavenwiththeirnewtoys(孩子们有了新玩具,高兴极了)。习语theseventhheaven意为inastateofgreathappinessandcontentment。在犹太文化中,第七重天为最高,也是上帝的住处,喻指在天堂里,自然是高兴万分了。
(3)颜色
在中国,红色是吉祥喜庆的颜色。逢年过节,处处便有这种颜色衬托喜庆节日的气氛:挂起的大红灯笼、门框上的红纸对联、小辈们收到的用红纸包的押岁钱,不一而足。而在婚礼中红色更是无处不在:新娘着红妆,新郎戴红花,窗户上贴有红纸剪成的“喜”字,洞房内红烛高照。红色在中国是一种深受喜爱的颜色,与其有关的习惯用法更是不胜枚举:红双喜、大红榜、开门红……而英语国家中正好相反,红色代表的是危险和警告,它往往出现在交通标志上,有时也表示负债,一个习语“beinthered”即是债台高筑的意思。
此外,像黑、白、黄、蓝等颜色在汉语和英语中的意义多有出入。如黑色,汉语中多表示人心阴暗险恶,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中,黑色便用以指无处不在的官僚腐败等阴暗面。而英语中黑色却是庄重肃穆之色,男宾在婚礼或是葬礼等正式场合,着装都是黑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葬礼上用白色,但西方人白色用于婚礼(尤其新娘)。这反映了东西方人对白色的不同认识。在东方人眼里白色透露的是苍凉和哀伤,在西方人眼里白色却常常意味着纯洁。相反,表示悲伤的颜色在英语中是“blue”,不论“Loveisblue”还是音乐中的“blues”,“blue”都与忧伤有关,这同汉语中的用法是大相径庭的。
2动植物
在各个文化中,带有感彩最浓的莫过于动植物了,人类的灵性、勤勉甚至好恶、丑恶往往不同程度地被赋予动植物身上,折射出该民族的爱憎。但是,同一种动物或植物在不同文化中往往带有不同的感彩,这在习语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1)动物
英汉语言中动物的内涵意义截然不同的例子更为突出。英语国家把狗视为“man’sbestfriend”(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不少习语都反映了使用英语的民族对狗的喜爱,如asfaithfulasadog(像狗一样忠诚);It’sdoggedthatdoesit(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汉民族则把以狗指人视为骂人,汉语习语中狗的形象多数是贬义的,如“狗腿子”“狗东西”“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都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蝙蝠(bat)在汉语中因“蝠”与“福”同音,便成了吉祥。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bat的形象却是一种瞎眼、丑陋、凶恶的动物。许多人迷信bat与巫婆有关,人们相信bat闯入私宅是死亡的凶兆。如asblindasabat(眼力不行),havebatsinthebelfry(思想古怪),bebats(发疯)等。
喜鹊(magpie)在汉语中是一种吉祥之鸟,传说每年7月7日,牛郎织女银河相会,喜鹊群集搭桥。民间认为喜鹊报喜,成语“喜鹊登枝”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英语中magpie的形象却是一种叫声股噪,爱往巢里叼乱七八糟东西的鸟,常用来指饶舌或喜欢收藏破烂、什么都舍不得扔的人。实际喻义是“唠叨、饶舌、叽叽喳喳、嘴巴不闲的人”。
海燕(petrel)在汉语里是一种不畏艰难险阻,迎着暴风雨奋勇拼搏的海鸟,它是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象征,这可能与在中国流传很广的高尔基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海燕之歌》有关。可是在英语里“astormypetrel”是指一个“到处惹麻烦的人”。可见英汉文化中动物的喻义不仅仅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有些甚至是冲突的。
(2)植物
在对植物名称的翻译中也有许多现象值得比较研究,例如牡丹对中国人而言,还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由于其盛开时的绚丽模样,牡丹备受世人的推崇。中国历代诗人词人都有作品诵咏牡丹,把它当作富贵的象征。若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文人多有寄情山水花草,他们的作品中出现的植物许多都有象征意义,如梅花之不畏苦寒、松竹之高洁。之朴素等等都代表着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古人托物言志的习俗更加赋予各种植物多种多样的情感。由此可见,简单的一两株植物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其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极为丰富,往往无法在翻译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并且反映民族的风情习俗。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是因为不论人们种族、肤色、国籍、民族如何,一般地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拥有同一个世界和宇宙。他们的生理结构、思维活动、感情标准(喜、怒、哀、乐)、道德标准(是、非、善、恶)大致相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追求和爱好也往往不相上下。他们对客观世界的体会和看法在总体上接近。这种文化的普遍性产生了汉英习语的相似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文化主体和创造者的人都属于一定的民族,无不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生活和创造文化。各民族在地域、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文学、历史、宗教、发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种独特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导致不同语言各自独特的习语,即承载了大量“民族文化积淀”的习语。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研究习语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因而,在外语教学中应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之正确领会语义,学会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
参考文献:
[1]毕研韬,李闻海语言与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王德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一、行为习惯上的障碍
能否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仅影响到学习的效果,甚至也会影响到一生的事业与成就。语文学习的长期性、潜移默化性,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小就养成的良好的听说读写和广泛涉猎的习惯。这些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主要依靠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培养。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的某些欠缺,使得大多数学生都有未能在学习的行为习惯上养成良好的品格,这在语文学习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不良的习惯品格严重滞碍着语文学习的质量,其主要表征是:
(一)轻视咬文嚼字。对似懂非懂的字词轻易放过是比较普遍的坏习惯。学习外语尚且知道记单词是关键,一旦到母语语文课上就把这个道理抛到九霄去了。其实,字词的功底不扎实已经成了语文学习尤其是阅读理解中的最主要障碍。阅读水平低下与不能真正品味出阅读材料中的关键字句有很大关系。例如,学生常把“月光朦胧”写成“月光méng@①lóng@②”;对“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与“后墙紧贴着峥嵘的山石”两句中“峥嵘”的含义分辨不清;把“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中的“淋漓”与“酣畅淋漓”中的“淋漓”混为一谈。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一个字一般就是一个形音义的统一体,注意对一个字进行触类旁通式的辨认,往往能带起一大串。可惜这个道理没有引起多数学生的重视。他们平时很少有意识地去积累字词,对平常遇到的一些似懂非懂的字词不去及时查阅工具书,认真深究,求得细致了解,久而久之在字词这一环节上拉下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障碍。
(二)片面追求所谓理解,忽视朗读、涵泳、背诵和记忆。语文学习的材料多为一些文质兼美的名篇佳作,其中不乏优美的辞章,警策的名句,生动、隽永,充满无限的审美情趣,常令人陶醉不已。古往今来大凡造诣深厚的文人名士无不饱读诗书,博闻强志,有的甚至能背诵成篇的名著,至于辞采优美的诗词就更是能出口成诵了。事实上,语文学习单纯靠理解、思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是需要涵泳、体悟、熟读、背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讲的是读与背可以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读书切戒不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讲的是读与背是理解的基础和途径。可见,读与背同语文学习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对死记硬背之风,把语文学习中的上些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一扫殆尽,贻害极大。语文课上朗读背诵的机会少了,详尽细致的讲解分析多了;学生朗读背书的兴致淡了,琅琅读书的声音消失了。早读课上学生一心想着读外语,甚至读政治、历史,至于背书那就更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理解固然重要,但理解若不以扎实的记忆为基础,很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况且“理解并非是一次完成的。语言这东西,在不十分理解的情况下先吞进去,以后随着语言吸收和积累的增多,随着生活体验的丰富,随着知识面的扩大,通过不断反刍,可以不断加深理解。只有吞进去了,才可能化为自己的营养;一味地分析、研究而不吞进去,则永远不能化为自己的营养。”不养成多读多背的习惯,而能把语文学好的例子是不多见的。
(三)不作笔记,不勤写作。读与写的关系极为密切,是语文学习的两个支点。韩愈在谈到怎样做学问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口不绝吟”“手不停披”就是多读多写。大学问家们无不爱写爱记。许多名著佳篇都诚是一张张卡片,一本本札记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学语文不光要写作文,还要养成勤于写笔记、札记、日记的习惯。阅读时也要动笔圈点、批注。前人有不动笔则不读书的好习惯,今天的许多学生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动笔写的重要性,更没有养成爱记爱写的好习惯,能够坚持写日记,写读书札记,作读书卡片的学生寥寥无几。有些人甚至连两周一次的作文也当成了负担。他们总是乐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所谓理解、分析,搞题海战术训练,这样的学法岂能真正地提高语文水平?
(四)不爱课外阅读。语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课本的容量有限,仅靠课堂、课本显然是不够的,但这一点从家长到学生似乎都认识不足。家长一味地反对孩子看“杂书”,动辄没收处罚,从而遏制了阅读的视野。由于急功近利,学生也不认为花时间精力去阅读那些看起来与提高应试成绩关联不大的“杂书”有什么价值。有些人虽看些课外书籍,但品味太低,至于报纸、新闻则更是无人问津了。实际上,这些课外因素对语文学习恰好能构成内外互补,它可以开阔视野,增加阅历,不仅不会影响语文学习,反而会活跃思维,增加相关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与效果。
二、学习过程中的障碍
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语文学习的过程是漫长的,进步与提高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积累是最重要的,战国时期的荀子就曾论及积累的重要意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量的积累终能导致质的飞跃,但积累的过程毕竟是长期的、艰辛的,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恒心,这就要“虚一而静”力戒浮躁。在语文学习上追求短平快是绝对行不通的。许多同学不懂得这一道理,往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之后,就干脆弃之不顾,转而去抓那些能够立竿见影的科目去了。
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另一种障碍是缺少学习的主体意识。当代的学生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下,过分依赖学校和老师,而学校和老师也急功近利,一味地搞所谓强化训练,几乎完全剥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空间。其实,古代一直沿用下来的传统中许多经验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反思的,如《论语·侍坐》里孔子成功的教学范例、宋代以后的书院式教学模式就给我们许多启迪。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学习的自主性。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向老师质疑问难,老师则重视让学生躬行实践,注重个别启发指导,甚至令弟子次相传授。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推广这种学习方法是不是比填鸭式更好些呢?
三、学习心理上的障碍
所谓心理上的障碍是指对学习语文认识上存在着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滋生轻慢之心。在母语环境里学习母语语文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因为已经会认字会说母语了,便对学语文失去了新鲜感,错误地以为自己才不过粗通文字的语文功夫就已经是语文的全部了,于是语文在他们眼里便魅力尽失,黯然无光。二是认为语文成绩很难提高,即使花大力气去学也未必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相反,以全力去对付那些短平快的科目收效会更大些,于是也对语文漠然视之。
(二)科学代替审美。应该说语文是最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和审美性的,可是,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日益泛滥的今天,人们很难得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语文,总是以科学的视野来对待语文,以理性的原则来对待语文学习,对语言文字之外的旨趣、情韵麻木迟钝。汉语言的丰富性和审美的模糊性正是语文的魅力所在,如果单纯用科学思维来对待语文学习,自会觉得乏味。审美与理性往往是相悖的,不能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语文,对待语文学习。
论文摘要:高中语文新课改对每位一线教师都是一次机遇与挑战,如何解读新课改新教材,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一节《奇妙的对联》课的三个环节的设计践行了新课改的理念给了我一些启示与感悟,即设计课堂问题一定要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课堂的主体是学生,要切实把课堂还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与能力。
高中新课程培训进行了20天。可当手中拿着高一新课程教材,脑中装着新课程的观点和理念,真正面对高一新生的时候,却又不知道这新课改的课堂该怎么组织,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怎么完成。在跌跌撞撞、似是而非的状态中,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困惑挣扎了这一段时间后,没想到《奇妙的对联》这一节课却给了我一些启示,让我看到了新课改的曙光和影子。
《奇妙的对联》主要是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形式的了解,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与能力。对联对学生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如楹联、春联、贺联、挽联等。但是真正让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对对子,好像又没那么容易。以前课堂教师只是一味的理论讲解,学生似懂非懂,动手能力很差。那么新课改如何组织课堂,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动手是备课必定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枯燥的理论讲解不可能使学生有什么收获。于是,整节课我设计了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学生分析理论知识。走上讲台,我问了一个问题: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有这样一道试题,上联:孙行者;下联:——。有以下几个答案:之,韩退之,祖冲之,王引之等。阅卷的老师认为非常好,为什么?同学们看到是清华入学考试的题目,来了兴趣,又看到如此简单的上联,更有兴趣,看到只是评价答案而不需要对,更是兴趣大增,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言开了。一些同学回答“者(zhě)”是仄音,“之(zhī)”是平音,平仄相对。我说好。什么是平仄教材的知识短文中有讲解,能回答上来,说明这些同学自己看并理解了,一些同学回答上联中间字是“行”,下联中间字是“适、退、冲、引”,都与行动有关,相对仗,我说好,这就是对偶。接着,我就又问,谁能从内容上评价一下?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终有一个学生小声地说了一句“之是一个首倡白话文的作家”……我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便要他再重复一遍。同学们愣了一下,突然都鼓起掌来。我想有戏,我问为什么鼓掌,不知哪位同学说了一句:“那还用说,都是敢做第一的。”然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孙悟空斗天斗地,敢于反抗;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祖冲之的圆周率……一个小问题引发了学生各方面的思考。看来,设计问题要巧妙,有趣味。
理论知识解决了,第二个环节就需要考查一下学生的文学修养。我把几副与一些名人有关的句子写在黑板上:
一代文章推——,毕生心血似——。(茅盾的两部作品,查资料填写)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涉及到哪几个作家)
同学们在一番紧张的翻阅资料、讨论之后,答案准确地写了出来。我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提问:《子夜》、《春蚕》写了什么内容?你还了解作者哪些作品?唐宋家是哪几个人物?他们的代表作是什么?连续的问题,不但没有让学生感到厌倦,相反,他们的兴趣却越来越高。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调动了学生的文学储备,真令人惊喜、欣慰。
整堂课的还在第三个环节上,学生当堂对对联。开始我只要求每组写两句上联,相邻组对下联。一会儿,情况就失控了,上联一出,学生就争着抢着对下联,一个上联甚至有好几个下联,学生也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座位,围着讲台,思考着,评论着,争抢着,没有了回答问题的羞涩,没有了课堂上的挺身端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展现自我的身影。看到好的下联,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便骤然响起。黑板的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学生稚嫩的对联,如
中国字四四方方,方方正正;西洋文弯弯曲曲,曲曲折折。
平顶山顶平;青草地草青。
东升旭日山河秀;西落残阳星空奇。
高一十班小组擂台热火朝天;鹰城二高运动盛会硝烟四起。……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不愿离开,还围着讲台讨论着……
课下交流,业务校长说,这节课,上得很好,如果买来红纸与毛笔,当时让学生来写对联,岂不是锦上添花?一语道破天机,新课改的课堂教学怎么完成?怎样在课堂上落实素质教育……回忆一下参观所见,资料所看,我恍然大悟。新课改的课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使他们动脑、动手、动口,做学习的主人。
反思这一节课,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设计课堂问题一定要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而不是传统的分层、背景、写作意图与思想,让学生局限在这样的框框中而厌倦。形形的资料给了学生偷懒的机会,人云亦云的表述扼杀了学生的思维。备课切记远离现成的教案,给自己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更是给学生一个创新思维的机会,也就是说,备课一定要把“备学生”放在首位。
二、切实把课堂还给学生,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课堂的主体是学生,就让他们担当当家作主的责任行使权利。“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每一个个体的才能是不可小视的,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就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给他们展现自我的权利,智慧的火花就会开遍课堂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