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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1世纪是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为农业、渔业、林业以及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近几年来,转基因植物推出的品种之多、推广面积之大、发展速度之快,远超出人们的预测。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
植物转基因技术将为农业生产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它将为农作物的持续增产和解决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粮食危机做出巨大贡献。但也有人对这一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人类还不能对它的潜在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大规模应用前有必要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植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意义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或组织,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使植物获得新的性状。这一技术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从细菌、病毒、动物、人类、远缘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转基因作物可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量,并节省大量劳动力,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年度报告,200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转基因植物产生至今仅20年时间,但其研究和应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2对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都是通过优良基因重组获得新品种的,但常规育种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规育种是模拟自然现象进行的,基因重组和交流的范围很有限,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并且,在长期的育种实践中并未发现什么灾难性的结果。而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入植物。因为这种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人们无法预测将基因转入一个新的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故而对其后果存在着疑虑。而消除这一疑虑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也就是说要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和严密科学的试验程序,积累足够的数据。人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转基因植物的田间释放或大规模商品化生产是否安全。对试验证明安全的转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农业生产,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类生存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巨大应用潜力。
3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须进行了严格审查,证明它们对人类健康无副作用。检验不仅在生产国进行,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管。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安全性,另一个是食品安全性。
3.1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
环境安全性评价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田间去是否会将基因转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
⑴对野生生物的影响:转基因植物种植推广后,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种抗性,将会迅速成为新的优势种群,从而影响生态平衡。虽然利用"终止因子技术",以及"化学催化"技术可以限制转基因植物的扩散,但因此项技术对农业的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影响而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⑵对自然生物类群的影响:出现高抗药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组"或"异源包装"是否会产生新的农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着植物病毒的重组现象,包括DNA病毒和RNA病毒。转外壳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当有其它病毒侵染时,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转基因植物表达的外壳蛋白质包装,从而改变病毒的寄主范围,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难。担心作物中转入抗虫或抗病基因后,会加大对某一种害虫或病原体的选择压,使害虫或病原体加速突变产生抗性,给防治增加麻烦。
3.2转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若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不存在实质等同性,则应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在进行实质等同性评价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质:必须确保转入外源基因或基因产物对人畜无毒。如转Bt杀虫基因玉米除含有Bt杀虫蛋白外,与传统玉米在营养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要评价它作为饲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则应集中研究Bt蛋白对人畜的安全性。
⑵过敏源: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过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源形成的基因转入新的植物中,则会对过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转入过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准商品化。另外还要考虑营养物质和抗营养因子的含量等。
4总结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可通过转基因能源植物为缓解世界能源危机作出巨大贡献,尽管与之相伴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问题与公众态度、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及伦理、宗教等复杂因素交织为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但转基因植物辉煌的发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检测体系,确保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的安全性,让植物转基因生物技术成为21世纪解决健康、环境、资源等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陈君石主译,转基因食品:基础知认及安全性,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
[2]闫新甫,转基因植物(生命科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6.3
[3]吴爱忠,基因转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9
论文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 国际贸易 法律管制 风险防范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贸易的全球化带来食品的供应链从一国国内扩展至全球,风险问题随之增加。随着民众科学知识的增加及营养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也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安全。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以及其国际贸易的蓬勃开展,其又与人权、环境等问题相挂钩,各国政府对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贸易政策,使得转基因食品贸易在国际层面上展开了新一轮的探讨。
一、关于转基因食品
通过导入外源基因对生物体的某一或某些性状进行改良的技术被称为基因修饰技术,使用该技术获得的含外源基因的生物体被称为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GMO),包括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微生物。通常将来源于上述的转基因生物及其衍生产品的食品称为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modifiedfoods,GMF)。目前转基因食品有90%以上为转基因植物及其衍生产品,主要包括: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马铃薯等。
(二)美国
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环保局(EPA)负责检测、评价和监督转基因食品。作为GMF生产大国和出口贸易利益国,其要求严格以科学为基础制定规则并对消费者提供信息,反对以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对转基因食品贸易施加不合理的限制。只要GMF通过新成分、过敏原、营养成分和毒性等常规检验,证明其与传统食品在化学成分上并无实质差异,即符合“实质等同原则”,可准予上市销售。采取自愿标识原则,由美国的生产商自愿决定是否进行转基因标识,不限制使用转基因标识或者非转基因标识,但使用非转基因标识就要保证这种标识的正确性,不能误导消费者。另外,FDA在《来源于新的植物不同性的食品的政策声明》中同时规定,在转基因技术对食品产生实质改变时,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这也表明美国对转基因食品中已经明确的健康风险的充分关注。
目前美国的立法也体现出自由贸易与严格管制的折中趋向:加利福尼亚州首先提出了要求转基因食品得到标识的“37号加州立法提案”,然而受到转基因利益派的强烈抵制于2012年11月被驳回。但此后,2013年5月至6月间,美国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缅因州相继通过了转基因标识法案。虽然只是小范围内的地区性立法,但不乏进一步影响美联邦立法的可能性。
(三)中国
我国虽然作为产粮大国,但是国内有很大一部分粮食的生产供不应求,只能在国际市场上寻求资源配置以填补国内缺口。以大豆一项为例,国内的产能仅为1300~1400万吨,而每年需求量超过7000万吨,严重依赖进口,而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向我国出口的大豆60%以上为转基因大豆。我国的转基因技术起步较晚、对于风险的管理和应变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国内近发的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保障面临严峻的形势。因此对GMF持谨慎态度,目前施行的主要规则有:
200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主要规定防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植物以及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潜在风险。2002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将农业转基因生物依风险程度的不同划分四个等级进行管理。2004年《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新修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并在《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规定强制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2007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签的标识》、在《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中要求属于GMF或者含有法定转基因原料的,应当在食品标识中注明。在《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将转基因食品列入新资源食品中一并加以规定,放宽了强制标识的要求,但仍未规定标识的最低限值。2009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适用于GMF,并专章规定风险监测和评估,且以此作为采取管理措施的前提。
四、因不同贸易政策导致的国际贸易争端
对转基因食品贸易采取不同措施,折射出相关国家的立法政策的不同价值考量:以美、加为代表的贸易利益国,即迈阿密集团,鼓励转基因食品贸易自由化,反对对转基因食品贸易施加限制或禁止的措施。然而,欧盟集团却以保护环境及人类健康利益为目的,加之转基因技术实力相对落后,为防范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的不利后果,对GMF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措施,即便是已经在欧盟境内获得销售许可的转基因产品,也允许欧盟成员国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临时限制或者禁止其在境内销售的措施。
这一举措导致了美等国出口利益的受挫,美、加、阿三国认为欧盟的行为严重违反了WTO自由贸易的原则,双方磋商未果的情况下,2003年将该争议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这被称为关于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第一案。对三个案子合并审理后,2006年11月,专家小组做出了最终报告,裁定欧盟对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对其出口的转基因农产品所采取的限制或禁止销售措施违反了SPS协定项下其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损害了方的利益,要求其予以纠正。最终,2008年1月14,欧盟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于2009年7月15日和2010年3月19日分别与加拿大、阿根廷达成争端解决方案,并同意在双方间就相关问题进行双边对话。
纵观此案,无论双方是对于适用SPS协定或者是多边环境条约《卡特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争议,还是欧盟的相关措施是否违反SPS协定项下义务的争议,其实暗含着对风险防范原则适用的分歧,即其适用于规制转基因食品贸易的适当性问题。风险防范原则指如果一项活动可能会对环境或人类健康造成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威胁时,一国可以对其采取预防性措施,即便此项活动的风险缺乏科学确定性。自其70年代从德国国内法提出以来,对国际环境法甚至对其他国家国内环境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我们无意讨论风险防范原则是否已经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但不能忽视其给我们在考虑或处理贸易与环境、公共健康之间关系时所提供的路径意义。
正是由于风险防范原则允许在没有确定科学证据的前提下对贸易采取禁止或限制措施,所以其存在被滥用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如何规范其适用的条件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2000年2月的《关于风险防范原则的公报》的四个目的之一便是避免无保障的求助于风险防范原则,将其当作变相的保护主义形式。在尽可能充分的科学评估基础上,当符合以下几点要求时,可以援引风险防范原则进行风险管理:要求相称和审查行动或不行动的收益和代价,即要求考虑风险对环境、人类或动植物健康的影响与选择的保护水平是否相称,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可能带来的收益和代价之间应达致平衡;其次要求非歧视和一致,即除非客观情况要求这样,否则不能对类似情况不同处理,对不同情况相同方式处理,避免其可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冲突;最后要求考察科学发展。?日前,欧盟委员会就其在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领域适用风险防范原则的一系列问题与美国代表团进行沟通以其达成国际共识亦体现了上述的精神。
五、结语
关键词 转基因作物;作物多样性;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育种
中图分类号 Q34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2-0015-04
Abstrac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ransgenic crops on biodiversity has been a topic of interes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dvances of the researches that based on the impact of transgenic crops on crop biodiversity and agro-biodiversity. The agro-biodiversity included following aspects:the major influence on soil communities of micro- and other organisms from transgenic crops;the effect of herbicide-resistant transgenic crops on the composition of weed communities;the effect of insect-resistant transgenic crops on target pest and non-target organisms;and the herbicides and pesticides application effect on transgenic crops. Based on the review,the conclusion may be drown that transgenic crops could continue to decrease the pressure on biodiversity. The negative factors should be reduced to the lowest level of the new variety breeding of transgenic plants.
Key words transgenic crop;crop biodiversity;agro-biodiversity;breeding
生物多样性的物质实体就是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基本的食物和各种工业原料源自生物多样性,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育种性状(如抗病抗虫性状、优质性状和高产性状)的基因也来自生物多样性[1]。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的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作物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转基因作物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3]。转基因作物到底该不该种植这一话题也一直是媒体和群众的热议话题之一,转基因作物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包括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转Bt抗虫作物的种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转基因作物的杂草和害虫的田间管理两部分内容。该文综述了转基因作物对作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多样性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旨在为转基因作物育种的发展提供参考。
1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对作物多样性的影响
作物多样性大致有2层含义,第一是指栽培作物种类的多样性;第二是指同一作物种类品种和生态类型的多样性。合理安排作物布局,保持农田作物种类的多样性,对增加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转基因作物也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在农业生产上得到较多的应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也在影响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已经是一个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的背景下,这一话题更受到关注。在最近的综述文章中,著名生态学家Carpenter[4]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了大量文献中报道的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范围涉及到具体作物、农场范围及更大的区域规模。目前在转基因经济作物种植地区,通过增加保护性耕种措施、减少杀虫剂使用和使用更加环保的除草剂等方法降低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耕地上进行的农业生产效率越高,产量越高,可持续性则越强,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危害则越小。转基因作物产量的增加也缓解了将更多土地转换为农业用地的压力,间接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农业对生物多样性最直接的消极影响是造成自然栖息地的大量丧失,这是由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必须的土地过多地转化为农业用地所造成的。Carpenter[4]发现大量且不断增长的论文显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已经提高了产量,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一份由Carpenter对全球农民所做的调查发现[5],发展中国家作物平均产量的增加率:抗虫玉米为16%,抗虫棉为30%,而在一份对抗除草剂玉米的单独研究中,产量增加率是85%。发达国家农民的产量报告显示,抗除草剂棉花没有变化,抗除草剂大豆增加了7%。Brookes等[6]估计,产量提高带来的好处是减少了土地转化为农业用地。他们还估计,如果不使用生物技术,可能会有264万hm2土地被用于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生产。
保护作物的多样性是被广泛认可的,更多的品种和物种多样性能够让农业系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保持生产力的平衡。随着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对作物基因多样性减少的担心随之增加,因为育种项目将目光投向很少一部分有价值的品种。3项研究(美国关于棉花和大豆的研究、印度关于棉花的研究)已经分析了转基因作物的引入对作物基因多样性的影响。在美国对棉花和大豆基因多样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小,几乎为零。相反,印度Bt抗虫棉,因为刚开始只在少数品种中利用转基因技术导致了农场品种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抗虫棉品种得以使用,这种现象得到缓解[5]。Carpenter[4]认为,长远看来,转基因作物通过增加未充分利用的替代作物的数量使他们更适于大范围的驯养种植,从而增加了作物生物多样性。
2 转基因作物种植对农业生态系统部分物种的影响
农业生态系统是人们利用农业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种群之间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并按人类社会需求进行物质生产的有机整体。农业生态系统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获取高产、优质产品,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其生物多样性的组分和功能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所不同。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可分为生产性生物种(productivity biota),如农作物、林木、饲养动物等,其多样性对系统的生产力、稳定性起重要作用;资源性生物种(resource biota),如传粉昆虫、害虫天敌、微生物等,其多样性对系统内的传粉作用、害虫生物控制、资源分解、促进养分循环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生产力;破坏性生物种(destructive biota),如杂草、害虫等,这些影响系统生产力的生物种是被控制的对象。
2.1 转基因作物对微生物和土壤生物群落的影响
农业生物多样性对微生物和土壤生物群体有主要作用,同时这些微生物和生物群体对土壤系统的功能有根本影响,如氮循环、废物的分解、营养的调动。许多研究对转Bt作物对土壤生物群落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Icoz and Stotzky[7]基于70篇科学论文对Bt作物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发现转Bt植物对土壤中微生物组群的影响程度大小表现为从无影响到轻微影响再到显著影响,他们是不同地理环境、温度、植物品种和土壤类型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土壤类型的作用是暂时的,与Cry蛋白的存在无关。总体来说,Cry蛋白很少或者没有对潮虫、跳虫、螨虫、蚯蚓、线虫、原生动物有毒性作用,关 潇等[8]利用普通水稻和转基因水稻作为材料,研究对土壤生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非转基因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转基因组也具有类似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组相比,土壤微生物生物总量差异不显著,转Bt基因水稻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真菌、放线菌随季节变化趋势明显,转基因组与非转基因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影响较小。
在美国东北部进行的一项研究中,Hoheisel和Fleischer[9]调查了瓢虫和它的食物(蚜虫和花粉)的季节动态,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蔬菜农场系统,包括Bt甜玉米、Bt马铃薯和转基因抗虫南瓜。结果表明:转基因蔬菜作物对瓢虫提供了保护,减少了25%的农药使用。在一份包含同样作物的相似研究中,Leslie等[10]比较了在种植转基因作物及近等基因系的环境中鞘翅目和蚁科在土表的聚居状态,并未发现物种丰富度和物种组成有什么不同,但发现转基因蔬菜需要的杀虫剂更少。结果表明:遗传修饰技术育种可以被应用于蔬菜病虫害的综合管理系统中,为转基因蔬菜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方法来控制害虫和病原菌的传播[11-12]。
2.2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对杂草群落的影响
转基因植物田间释放带来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抗性基因通过基因流转移到野生植株,从而给农田生态环境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在释放前对其潜在的基因漂移做出确切的评估是很必要的。转基因作物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在于转基因性状向杂草的任意传播。已经有一些转基因逃离和杂草获得抗除草剂选择优势的证据[13-14]。抗除草剂基因从转基因作物品种向近亲杂草的转移的风险已经在大田作物如芥菜/油菜、甜菜中得到证实[15-16]。Rose等[17]证实,“转基因缓和策略”可能会对野生芥菜和油菜之间的杂交产生不良的遗传负担。转基因缓和措施是一种对作物有利的矮化基因,但对杂草防控来说是有害的(杂草由于基因组成变化比同类的非转基因杂草长得更快)。这一发现提出一个观点,即转基因植物总是赋予野生亲缘植物所谓的健壮基因,使其更加强壮,具有转变成超越同类的潜力并成为超级杂草,此外,Palaudelmàs等[18]发现,部分转基因玉米活力低,很少结实和形成花粉,造成异花授粉率低。这样,对转基因植物的种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生态和经济问题,让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去考虑转基因的限制问题。
作物生产实践对杂草群落的组成有着显著的影响。当地主要杂草种类的变化现象称为杂草演变。在耐除草剂作物系统中,这样的转变和杂草管理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的耕作方式和除草剂的使用对杂草群落的演变有显著影响。有文献报道,在抗草甘膦作物中,有40种杂草(密切相关的物种的不同组群)的丰富度增加[4]。同一时间,在对美国6个州玉米、大豆和棉花的调查中,36%~70%的种植者反映:种植抗草甘膦作物,再实行轮作之后,杂草压力已经降低。化学除草剂的使用也导致耐农药杂草种群的发展,从而使杂草群落发生变化。在全球的15个国家中已经发现21种抗草甘膦杂草[4]。抗草甘膦杂草的出现需要调整杂草控制项目内容,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控制抗性种群。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引进已经和更多的保护性耕种措施联系在一起,这些措施包括减少径流、增加水分下渗和减少侵蚀等。在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较大的种植国――美国和阿根廷,保护性耕作的应用趋势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并开展了相关研究。然而,在这2个国家引进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之前,保护性耕种早已被一些种植者采用。一些研究已经显示,保护性耕种与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之间有着积极的双向因果关系。
2.3 转基因Bt抗虫作物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转基因抗虫作物自1996年被批准商业化种植以来,它的抗虫性和经济效益已得到了普遍肯定。Storer等[19]指出,预计种植转Bt作物对农业生产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些作物成为防治目标害虫的理想物种,通常情况下,害虫以这些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并且能够在较大范围内移动。种植转Bt作物可自然形成较大范围的区域害虫的抑制,不仅减少了技术开发者的损失,还通过减少粮食损失或者减少使用害虫控制措施(例如农药)使非技术开发者和其他作物种植者获益[4]。
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转基因抗虫作物的长期种植以后,次要害虫是否上升为主要害虫,是否会影响有益昆虫,包括重要经济昆虫、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以及重要蝶类的种类及种群数量等,构成转基因抗虫作物生态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有研究调查了转Bt玉米和棉花的引进对害虫种群区域性暴发的影响,美国多地种植Bt玉米和棉花的地方以及中国种植Bt棉花地方的区域性害虫抑制的效果[4]。转基因作物对陆地上非靶标无脊椎动物的影响已经是大量室内试验和区域研究的课题。截至2008年底,已经有超过360篇关于Bt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的原创论文被发表[20]。Naranjo对9种来自17个国家的转Bt作物的135项基于实验室的研究及来自13个国家的5种Bt作物的63项基于实验田的研究,并采用meta分析技术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实验室研究比实验田研究有更多重大发现的机会,这至少在生物研究的差异中得到解释,同时实验室研究相比实验田研究有更多的蛋白质暴露机会。实验田研究表现出更少的对非靶标生物的有害影响,同时杀虫剂对非靶标生物影响比Bt作物大得多[20-21]。最近越来越多的关于Bt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的研究与Naranjo的结论一致[4]。杨 艳等[22]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蝶类和蚕类昆虫的潜在影响,指出虽然蚕类和蝶类昆虫对Cry1或Cry2类杀虫蛋白敏感,但在自然条件下,这类非靶标昆虫暴露于Cry杀虫蛋白的水平很低,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对田间蝶类昆虫的种群密度影响不显著,不会给我国的蚕丝产业带来负面影响。李丽莉等[23]认为转基因抗虫作物的花粉或花蜜是一些重要经济昆虫,如蜜蜂、熊蜂和一些寄生蜂,甚至捕食性天敌的食物来源,另外,花粉飘落到一些鳞翅目昆虫如家蚕或重要蝶类昆虫的寄主植物上,直接或间接对这些昆虫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大多数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昆虫,特别是对有益昆虫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
3 除草剂和杀虫剂在转基因作物上的应用
转基因作物的害虫和杂草的田间管理已经导致了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如果种植遗传修饰抗虫作物的农民减少了针对主要害虫的广谱杀虫剂的使用,那么植物保护部门自然会抑制次要害虫的种群,以便保护鸟类、啮齿类动物和两栖动物捕食的多样性和丰富度。除了研究转基因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及与传统做法相比较外,一些研究还确定了自遗传修饰作物引进后农药的变化量。与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传统作物相比,农药总活性物成分减少14%~75%[4]。Brookes和Barfoot[24]指出,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可以减少喷洒9.1%的农药,通常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量的17.9%就可以达到防治效果,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强调,转基因作物明显降低了作物种植区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当于2010年大街上860万辆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另外,很少研究得到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对除草剂使用量变化的数据,或许是因为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用药情况影响不同种类、数量除草剂的使用,因此,除草剂使用量的变化并不能作为环境影响的一个指标。一些研究已经采用环境指标来观察杀虫剂使用的变化,包括耐除草剂和耐杀虫剂作物,在转基因作物上的农药使用情况与常规作物相比都表现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4]。
Bennet等[25]对生物周期调查表明,耐除草剂的转基因甜菜比传统甜菜对环境有更小的损害。因为转基因甜菜减少了除草剂制造、运输和田地使用过程中的用量。美国科学院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的一些效益预计会下降,随着该技术被运用到更多的作物上,潜在的效益和风险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大[26]。例如,自从1991年,Bt棉花植株在中国棉花生产中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的危害,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增加了中国农民的收入。然而,2004年得到的数据显示:这些效益正在被用量剧增的其他农药削弱,这些农药被用于控制次要害虫[27]。这种现象已经被Wang等[27]证实,他曾经发现由于种植Bt棉花,防控次要害虫的问题和杀虫剂用量减少相比并没那么重要。在美国,据环保局报道,另一种大田害虫(根虫)已经演变成对Bt毒素具有抵抗力[28]。
4 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和转基因植物新品种选育
转基因作物在过去15年间已经被商业化种植,从中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对生态平衡有积极影响。通过增加产量、减少杀虫剂使用、使用更多更环保的除草剂和采取保护性耕种措施,转基因作物已经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许多研究认为,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几乎为零[4,20]。最近,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作出了一份对转基因作物种植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一般来说,相比较于传统种植的非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对环境有较小的负面影响[26]。因此,随着全球农业系统的扩展,现代农业育种技术可以在现有农业用地的基础上提高产量,在未来30~40年农业可预计养活继续增加的世界人口,转基因作物能够继续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育种人员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29]。
自然界中基因的横向转移现象广泛存在,转基因技术即是模仿自然界中的基因横向转移。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以来,已累计推广15亿hm2,2013年种植面积达到1.752亿hm2,是1996年的100倍以上。目前,全世界27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19个发展中国家种植面积占54%,巴西达4 030万hm2;美国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7 010万hm2),种植面积约90%为转基因品种[30]。2008年我国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重点支持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猪、牛、羊生物的转基因技术研发。万建民[31]基于系统比较分析,建议我国进一步加强转基因植物研发能力建设,夯实转基因育种研究基础,突破转基因核心技术,培育转基因植物新品种,加强产、学、研紧密结合,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同时加强科普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进我国生物型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5 展望
从目前看来,转基因抗除草剂和害虫作物的种植,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轻微。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可以通过增加产量、减少杀虫剂的应用、使用更环保的除草剂及采用保护性耕作措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从农业生物多样性视角表明我国应发展转基因植物育种。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加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时间相对传统作物较短,应该把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以便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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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农业将经历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毫无疑问,生物技术作为科学和技术在这场变革中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原则上讲,生物技术本身有能力帮助人们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保护环境,但在实践中,生物技术作为环境保护的人其作用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人们对它在环境保护以及促进人类进步中的作用仍将拭目以待。
一、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机遇
广义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有机体、死细胞、活细胞以及细胞内含物,采用特殊的过程生产出特殊的产品应作到农业、医药以及环境修复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它能改变、取代物种的基因。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最初通过遗传工程获得而进入市场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们经转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剂和棉铃虫的能力。这种玉米、大豆和棉花从Bt细菌获得基因,经遗传改良后具有防虫害的能力。利用Bt细菌获得经遗传改良的作物的潜力是相当大的。例如:美国有200万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亚有40万hm2,两者各相当于2.5亿美元价值。如果将Bt玉米引种在美国1000万hm2的土地上,只要增产5%,就意味着能增加3.5亿美元收入。这项技术进一步促进了Bt制剂控制虫害在商业上的应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转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能同时抗除草剂和一些虫害。
生物技术在畜牧业上应用所获得的益处与在农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灭竞争者。促进畜禽生长的物质有生长激素以及促进其生长的调节剂,这些物质可由基因工程而获得。如利用鼠类基因(该基因能促进角蛋白的形成)能获得了经遗传改良的绵羊,这种绵羊比普通棉羊产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控制饲料作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利用基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内一些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减少饲料作物中难消化的木质素含量等。达比等人已生产出一种转基因三叶草,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绵羊牧场。该基因来自向日葵,经转基因的三叶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质,该蛋白质经食物链进入绵羊体内,进而能提高产毛量。
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也包括在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1995年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转基因马铃薯,这种马铃薯能产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对科伦那多马铃薯甲虫有毒害作用。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杀虫剂及其残留物对食物链、水体造成污染,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术的利用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潜在的、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温莱指出: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
二、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应注意克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这种情奖品可能会随着需要特定处理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而产生,特别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生物技术也可能引发环境问题。人们利用生物技术生产出抗旱、耐盐、抗病虫害作物同时,也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甚至导致一些物种灭绝。这一结果是由于生物技术促进农作物向它原本不适应的地域扩张而造成的。生物技术同样加速土壤侵蚀和沙漠化。农业,尤其是耕作农业的扩张会增加除草剂、杀虫剂、人造肥料的使用,农业中不断投入的能源促进全球变暖。与此同时,氮素生物化学循环的改变也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直接影响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摘要:简述了国内外转基因食品作物的研究和发展现状,并分析了转基因食品作物存在的优点和劣势,使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有初步的了解。由于转基因技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文章指出不仅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分子水平和蛋白质水平的检测,而且要依据“实质等同”等原则,从营养学、毒理学和过敏性等方面对其进行严格的食用安全性评价,由此才能给消费者带来合格放心的转基因食品。同时严格的评估和监控也能促进中国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 :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检测方法;安全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TS201.6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570
作者简介:孟书燕,女,1986 年出生,河南人,助教,硕士,从事食品微生物学研究。通信地址:467000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中段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科研楼,Tel:0375-3397027,E-mail:symeng2010@126.com。
收稿日期:2014-06-09,修回日期:2014-09-28。
Research Statu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d Its Safety Assessment
Meng Shuyan(Henan Quality Polytechnic, Pingdingshan 467000, Henan, China)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genic technology, there had been a growing number of geneticallymodified (GM) crops and foods. This review had summarized the pres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and also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GM crops, so thatpeople would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 GM crops. However, transgenic technology had certainrisks, and therefor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GM foods to be detected on molecular and protein levels. Based on“substantial equivalence”principles, the GM food safety assess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from nutrition,toxicology, allergy aspects and so on, which would bring qualified and assured GM foods to the consumer.Furthermore, the rigorous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could also promote our transgenic technology and GMfoods to develop more rapidly and healthily.
Key words: Transgenic Technology;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Detection; Safety Assessment
0 引言
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是生命科学、农业科学和医学等领域共同发展的结果。通过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从而改造现有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朝向人们所需要的方向而转变,这种技术就是转基因技术。而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就是在转基因技术的基础上以转基因生物原材料加工制成的[1]。依据原材料的不同,转基因食品可划分为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3 类。但由于技术所限,目前转基因植物食品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2 类食品。自从世界上第1 例转基因植物在美国成功培育后,越来越多的转基因作物种类被用于科学研究和生产中,但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以及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何种影响却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争论。为此笔者将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历史以及检测方法和安全性评价等方面进行论述。
1 转基因食品作物的研究现状
1.1 国际转基因食品作物的研究现状
转基因作物的研究起始于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1983 年,全球首例转基因烟草在美国诞生;1986 年,世界上首批转基因棉花进入田间试验;1994年,美国Calgene 公司研发的可延缓成熟的转基因番茄首次被批准进入商品化生产[2]。之后许多国家都开始对转基因作物展开研究,近年来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研究已经有了迅猛发展。
从1994年至今,全世界共计36 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转基因作物用于食物、饲料、环境释放或种植,涉及到的转基因作物有27 种,主要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木瓜、马铃薯、南瓜及西红柿等。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也由1996 年的0.017 亿hm2 增长到2013 年的1.752 亿hm2,15 年间增长约103 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也从6 个增加到27 个,其中19 个为发展中国家、8 个为发达国家[3]。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居于世界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转基因作物种类根据种植面积多少排序为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和马铃薯[4]。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十几年间,其种植面积扩大了约百倍,使转基因作物成为现代农业史上采用最为迅速的生物技术,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2 国内转基因食品作物的研究现状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进行转基因作物研究。经过20 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新成果,开发出包括具有抗虫、抗病、抗逆、抗除草剂、耐旱、氮磷肥高效利用、产量提高、品质改良等性状的多种转基因作物。中国也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2 个自主研发出抗虫棉的国家[5]。至今,中国已育成多种农作物的重要转基因品种,获得多种新品系、新品种,这为加快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截至2013 年,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排在世界第6 位。正在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转基因作物约有47种,通过相关部门批准,进行大田试验的达13 种,包括棉花、水稻、玉米、大豆、小麦、烟草、马铃薯、番茄、甜椒、番木瓜等[6]。其中,转基因棉花和番木瓜已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生产;转植酸酶基因玉米,以转基因水稻恢复系‘华恢1 号’为代表的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及其衍生材料[7],耐贮藏番茄、抗病辣椒和改变花色矮牵牛,都已完成安全性评价的各阶段,也已经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随着转基因农业技术的发展,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转基因作物被批准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
2 转基因食品作物的优缺点
2.1 转基因食品作物的优点
①转基因作物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这种特性可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粮食产量。由于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单纯利用传统农业已不能充分满足世界市场对食品的需求,而转基因技术可保障并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效解决世界温饱问题的途径之一。②转基因作物的生产成本低。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使传统农作物具有抗旱、抗涝、抗虫、抗除草剂等特性,使其可在多种气候条件下生长,并能减少化学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从而降低种植成本,提高食品质量[8]。③转基因作物的营养成分更高,口感更好。转基因作物与传统的农作物相比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对人类的健康有利,同时还有助于抵抗疾病[9]。利用转基因技术,根据人类的需求培养农作物,使其生长更有针对性,能更好地满足人类需要。
2.2 转基因食品作物的缺点
①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和转基因食品相联系的健康风险主要有毒素、过敏原和遗传风险。转入基因的表达和其表达的新蛋白可能会被整合从而产生不可预料的过敏反应。例如经过基因修饰增加了半胱氨酸和蛋氨酸含量的大豆作物之所以被取消,就是因为发现其表达的转基因蛋白具有高度致敏性[10]。②转基因作物会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转基因作物为了满足人类需求,插入外源基因到植物基因组中,外源基因随机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后,可能会引起基因缺失、错码等突变,从而使其表达的蛋白质产物的性状、数量及部位与期望值不符,因此会对食物营养成分有所破坏,降低转基因食品的积极效果[11]。③转基因作物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转基因作物在自然界大量种植,其具有的抗虫和抗除草剂特性可通过基因漂移进入野生植物品种,创造出难以根除的“超级种子”,这会造成基因污染,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12]。这种污染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难以消除。
3 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方法
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方法目前主要有对外源基因的检测和对外源蛋白质的检测2 类。
3.1 对外源基因的检测方法
主要有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法和基因芯片法。这2 种检测方法都以转基因产品所导入的外源基因的通用调控元件或基因作为扩增的靶序列,通过对这些通用元件和基因的鉴定完成转基因作物的筛查。常用的调控元件有CaMV35s 启动子/终止子,T-nos 终止子,常见的通用基因包括bla、hpt、npt II 等标记基因和报告基因。
基于PCR 的检测技术分为定性PCR 和定量PCR检测技术。普通PCR 技术通过设计针对不同目标DNA的特异性引物,经过PCR扩增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目标DNA,能实现对不同转基因DNA成分的初步鉴定。巢式和半巢式PCR技术对同一模板使用2 对引物,经过2 次扩增,提高鉴定的特异性和灵敏性,在转基因食品检测中也广泛应用[13]。
而实时定量PCR技术(real-time PCR)是目前定量PCR技术中最为常用的一种,该反应体系除特异性引物外,还含有靶序列特异性荧光探针。利用该技术可将转基因成分的检测限值提高到20~30个拷贝[14]。基因芯片技术能同时对成千上万的靶模板进行分析,具有高通量、高灵敏性和集成化的优点,已被应用到转基因产品的检测中。Zhou 等[15]报道利用芯片技术,成功检测了大豆、玉米、油菜籽和水稻的目标序列,其中转基因大豆的最低检出限为0.5%。
3.2 对外源蛋白质的检测方法
主要有ELISA 和Western 印迹法(Western Blot)。ELISA 分析法特异性高,获得结果快,仪器操作简单,能使测定达到很高的灵敏性和稳定性。美国FDA已用双夹心ELISA 法检测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玉米成分。Western Blot 和ELISA法原理相同[16],但操作繁琐、成本高。此外,还发展出试纸条法,以试纸条来代替ELISA 检测方法中的酶标板后出现了试纸条检测技术。该方法操作简单、迅速、成本低廉,适用于转基因样本的早期筛选[17]。
4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既与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加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和基础就是安全性评价。
4.1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原则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原则是以科学为基础,个案分析,实质等同性和逐步完善相结合。遵循科学基础的食品安全性评价会对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进步和整个行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科学理论及技术已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由于转基因食品研发时所采用的技术路线、供体、受体以及目的基因都各不相同,因此要对每一个个案制定有针对性的验证方案,进行综合考察以得出正确的评价结果。而个案分析原则就可在食品安全性评价时最大限度的发现安全隐患,进而保证食品安全[18]。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兴的技术,对转基因食品采用传统毒理学的食品安全评价方法已无法对其进行正确的安全评价。1993 年,欧洲经合组织(OECO)首次提出“实质等同原则”(substantial equivalence)作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原则,即对转基因食品各种主要营养成分、营养拮抗物质、毒性物质及过敏性成分等物质的种类和含量进行分析测定,若与相应的传统食品无差异,则认为两者具有实质等同性,不存在安全性问题;若无实质等同性,需逐条进行安全性评价[19]。根据“实质等同性”原则,对转基因作物的表型和农艺学性状、成分、全面安全性、营养和饲料性等方面的等同性进行综合评价,证明其与传统作物是否等同,是评价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的一个有效途径。
逐步原则指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评价应当分阶段分层次进行,首先要分阶段对转基因食品管理进行审批,其次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要分步骤进行,逐步而深入地开展审批和评价工作。逐步原则提高了工作效率,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潜在的风险[20]。
4.2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程序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程序主要包括5 个方面:(1)插入基因安全性和其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分子特性的研究[21];(2)分析亲本(宿主)作物各种营养物质和已知毒素含量的变化;(3)潜在致敏性的研究;(4)转基因食品与人类或动物肠道中的微生物菌群发生基因转移的可能性及其影响;(5)转基因食品危害性的评估数据,包括活体和离体的毒理和营养评价[22]。对这5 个方面的检测主要是通过营养评价、毒理性分析、过敏性分析和抗生素标记基因的研究和分析进行的。能否通过安全性评估是转基因食品能否被批准商业化和进入市场的前提,也是政府对转基因产品进行管理的依据。
4.2.1 转基因食品营养评价和毒理性分析转基因食品的营养评价主要针对蛋白质、淀粉、纤维素、脂肪、氨基酸等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物质,与传统食品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与传统食品是否相同或相似。毒理性分析包括对转基因食品中新表达物质的分析和全食品分析。欧洲新食品领导小组建议转基因毒理性分析评价项目包括毒物动力学和代谢试验、遗传毒性、增殖性、致病性、啮齿类动物90 天亚慢性喂养试验及其他毒性试验。
4.2.2 转基因食品的过敏性分析食品过敏是人类食物史上历史悠久的问题,过敏性分析可预防转基因食品中引入新的过敏原,从而保护敏感人群。2001 年举行的FAO/WHO会议上提出了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转基因食品过敏性评价策略[23]。该评价主要分为2 种情况:(1)转基因食物中含有的外源基因来自于已知含有过敏原的生物,如果该序列与已知过敏原序列具有同源性,则表明食物是过敏原;否则还需要对过敏病人进行血清学试验。(2)转基因食物中的外源基因来自未知含有过敏原的生物,则应考虑对过敏患者的血清做交叉反应,进行胃肠道模拟消化试验以及动物模型试验[24]。Zhou 等[25]研究发现BN大鼠会对重组后的人乳铁蛋白产生较弱的过敏反应。
4.2.3 转基因食品的抗生素标记基因研究抗生素标记基因是目前转基因作物常用的选择标记基因,常见的抗性基因有抗卡那霉素、抗潮霉素、抗新霉素等基因。由于抗生素对人类的疾病治疗具有关键的作用,因此对转基因食品抗生素标记基因的安全性评价意义重大。2004 年进行的一项人类志愿者服用转基因大豆的试验结果表明,目的基因和抗生素标记基因并未从食物转移到人类肠道微生物菌群和胃肠道消化系统中[26]。这说明转基因发生水平转移的概率很小,但在评估潜在的健康风险时,还需考虑抗生素在人体和动物中的使用情况以及胃肠道微生物对抗生素的抗性。
5 展望和总结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人口膨胀、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3 个难题,而发展转基因食品有助于缓解这3 个问题。转基因作物通过改良自身的遗传性状,可以带来巨大的潜在经济和社会效益。虽然转基因作物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如转基因作物的政策制定和调控,以及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等[27],但是转基因技术作为未来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项技术具有广阔的前景和价值。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大国,开展转基因食品作物的研究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将来转基因食品的应用会有很多方面,包括药用食品、能合成乙肝疫苗的香蕉[28]、成熟周期更短的基因工程鱼[29]以及结果更早的果树[30]等。虽然以上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价值还有待检验,但科学家们已经预测转基因食品在未来几十年间将会以指数形式增长。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作为一项新兴的科学技术成果,其发展历程只有30 多年,因此它们对于人类健康影响风险的数据还不充分,大部分转基因食品和亲本作物之间仍被认为达不到实质等同性的标准[31]。但科学研究总是在探索中前行,正因为社会大众对转基因食品争议不断,因此既需要建立严格健全的转基因食品审查制度,也需要更加科学严谨的方法和标准来研究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在结构学、营养学、毒物学和代谢上的差别,探索遗传技术用于转基因作物上的安全性,从而打消公众认知和情感上的疑虑,进而促进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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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科研事业 天道自然酬勤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速度随之剧增,为了解决环境生态问题以及能源危机,寻找发展新型的资源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生物工程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它必将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生活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世界面临的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美好的前景。生物工程包括四大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其中基因工程(也就是克隆技术)在人类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新世纪的尖端科学,克隆技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吸引了众多世人的目光,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一直在致力于前沿科学的研究。吉林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克隆专家李子义,就一直致力于克隆技术的研究,并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硕果累累。李子义自1983年留原兽医大学(现吉林大学农学部畜牧兽医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及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机理和动物胚胎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承担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生物技术、兽医公共卫生检验等专业本科生理论课与实验课的教学工作,以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发育生物学、动物学进展、英语科技论文写作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1999年3月,李子义远离妻子和孩子只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路途。初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解剖学与细胞生物学系John Engelhard教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日子里,他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一切又都很陌生。尽管Engelhard实验室从事分子生物学实验的条件和仪器非常先进,但Engelhard教授交给他的工作却是组建转基因克隆雪貂课题组,尽快建立雪貂体细胞克隆的操作程序,而他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要购买用于胚胎显微操作所需的仪器设备。
三个月后,当看到所购买的仪器设备陆续到达并调试安装后,李子义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近8年的时间,他对国外高校在管理、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有了全面的了解,并深深地认识到了国内的差距。他深深知道,一个科学工作者要想出成果,要想达到很高的学术造诣,必须要勤奋,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必然规律。李子义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科学研究上,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他从不休息,“工作”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另外,李子义具有很强烈的创新精神,他善于发现问题,然后就是努力地去解决问题,并且,李子义并不仅仅从一条思路研究,他总是试图从各个角度去探索、完善并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2006 年李子义承担的美国 NIH 研究课题——应用胚胎克隆技术生产具有肺纤维化囊肿的雪貂动物模型,获得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两只应用成年雪貂体细胞为细胞核供体的克隆雪貂,使他从事的雪貂体细胞克隆技术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利用雪貂这一动物建立人类肺纤维化囊肿(CF)疾病的动物模型,他查阅了有关雪貂生殖生理方面当时仅有的少的可怜的报道,着手系统地研究了雪貂体细胞克隆的各项技术指标,即从雪貂的超数排卵、胚胎体外培养和胚胎移植,到雪貂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和活化,从供核体细胞的细胞系的建立以及周期的确定,到克隆胚胎构建方法的研究,直到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两只体细胞克隆雪貂和转CF基因克隆雪貂,创立了雪貂体细胞克隆的操作程序,为应用克隆技术生产转基因雪貂用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文已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育生物学》。
立足自主创新 实现强国之梦
李子义在读博士后期间,由于成绩斐然,研究成果丰硕,于2002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任助理研究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授予绿卡,获得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但是李子义心里挂念的是自己的祖国。2006年9月李子义婉言谢绝了爱荷华大学John Engelhard教授的诚恳挽留,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携家人回到了中国。李子义依照吉林大学学术带头人人才引进计划,在吉林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基础兽医学科学术带头人等工作。
回国后,李子义在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和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下,通过他不懈的努力获得丰硕的收获。李子义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获得研究经费1500万元。同时,组建了一个优秀的“基因修饰克隆动物”创新团队,并申报吉林大学创新团队获得批准。该创新团队已获得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猪、羊抗病育种,猪、牛品质改善等课题1100万的研究经费。
李子义带领团队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经过两年时间的协作攻关,将牛奶蛋白中编码赖氨酸基因片段转入“雌性黑白花奶牛”胎儿成纤维细胞内,以雌体细胞为细胞核供体,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制备克隆胚胎,再将克隆胚胎移植到西门塔尔杂交母牛(黄白花)代孕母牛体内。受体牛怀孕276天后,于2011年8月6日在吉林大学奶牛繁育基地顺利产下一头雌性转基因克隆牛犊(黑白花),由于这头牛是阴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情人节这一天出生的,故起名叫“织女”,出生时体重为31.5公斤,健康活泼;经初步检测,体内携带所转入赖氨酸基因。
这是世界上首次利用转基因技术和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的赖氨酸转基因克隆牛,这也标志着我国转基因技术与克隆技术完美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李子义介绍说,牛奶蛋白是牛奶中本来就存在的物质,将牛奶蛋白中的赖氨酸基因转入,不但赖氨酸含量高而且是水溶性蛋白,利于人体吸收。谷物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主食,但是谷物的赖氨酸含量普遍较低,所以饮食中缺乏赖氨酸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牛奶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钙、铁以及维生素等含量高,但是赖氨酸含量比较低,而这项成果可使牛奶中的赖氨酸含量大幅提高,预计赖氨酸水平要比一般牛奶高30%,使牛奶的成分更加完美。
李子义表示,高赖氨酸牛奶要投入市场,估计还需10年左右的时间。这10年时间要完成两项工作,一是生物安全评价工作,二是高赖氨酸奶牛的扩繁工作,培育出雄性转基因公牛,转基因的公牛和母牛得到更多的高赖氨酸转基因奶牛,获得转基因奶牛种群,从更大规模上去检测牛奶的安全性。对于高赖氨酸牛奶成本和市场前景,李子义说:“转基因奶牛的饲养成本与普通奶牛一样,先期的研发成本伴随着转基因克隆牛群体的扩大会逐渐摊薄,通过与牛奶生产企业合作,高赖氨酸牛奶是非常具有市场前景的。”
【摘要】我国大豆油市场中近九成的原料都是转基因大豆,但国内对转基因食品管理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的购买意愿以及对其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利用CVM 调查法,进一步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行为和支付意愿。同时,根据调研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转基因大豆油;支付意愿;CVM调查
【作者简介】张迪,江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食品贸易;章家清,江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食品贸易研究。
一、导言
转基因大豆是我国进口最多的农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营养和健康,对是否转基因食品的区分意识也不断提高,也影响着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消费者的态度决定着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市场,也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是历史上最早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的国家,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随着我国饲料行业、压榨行业、畜牧行业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大豆的种植面积满足不了我国对大豆的需求,1996年开始我国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初期主要进口非转基因大豆。1997 年,我国批准进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的进口比重逐年递增,2013年共进口大豆6900万吨(FAO数据库、中国统计局网站),占据全球第一位。由于国内对转基因大豆油管理的研究还非常缺乏,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行为受到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科学知识掌握的多少和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通过大力宣传,还是加大研究力度来降低转基因大豆油对人体的伤害,都需要通过实践调研统计才能了解和熟知。
二、调研分析
本文采用目前调查分析实验中较为常用的意愿评估法展开研究。意愿评估法(Contigent Valu?ation Method,CVM) 也称条件价值法,属于陈述性偏好价值评估技术。CVM基本思想的提出是在哈佛大学Ciriacy-Wantrup (1947) 的博士论文中, 后来又由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K.Davis(1963) 首次应用到狩猎娱乐价值的评估实践当中。CVM 评估中所用到的数据都来自假设的市场,所以该方法应用的关键在于怎样有效地模拟真实交易市场,如何选择适当的引导技术获取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总体看来,CVM的基本步骤可以归纳为:问卷设计、实施调查、数据处理。
(一) 问卷设计
从内容上分,CVM 评估问卷一般包含三部分:获得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对问题的描述,确保调查对象清楚了解有关问题;引导调查对象评估环境物品。通过研究成果可以知道,性别和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对大豆油的需求,同样对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影响也较大,因此将这两个变量加入问卷当中。另外,除了一些问卷必备信息(性别、年龄、职业) 之外,本文认为个人收入的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等因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的支付意愿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将其引入问卷以便于分析研究。为了数据统计分析的方便,对每个特征变量进行了赋值,具体如表1所示。
CVM引导技术中,支付卡方式要求调查对象从一系列给定的价值区间中选择其最大的支付意愿值,该方法降低了估价的难度,所以应用范围较为广泛,本次调查方式也采用的是支付卡法。首先,为了调查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的了解程度,设置了前两个问题。然后,对于消费者对其了解程度也做了相关调研。第五个问题的目的是探寻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涨价的态度,这里的涨价是指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价格上涨。而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了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品质提高而带来的价格上升的支付意愿,通过试调之后,将涨幅定为表2的范围。
(二) 实施调查
标准的CVM调查技术有信函调查、电话调查和现场面访调查三种。综合考虑各种方式的优劣性,最终采取现场面访和信函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展开调研。为了方便研究,调研地区选择的是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和苏州市中心的家乐福、乐购和欧尚3家大型超市,选择超市的各类消费者作为调查对象。并于2013年9~11月进行现场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 份,回收411 份,其中无效问卷39份,有效问卷411份,问卷有效率为91.4%。
(三) 数据的处理
1.数据初步统计分析。调研结果的均值与标准差如表1、表2 所示。在所有调查对象中,男性对象占62.9%,基于我国人口结构原因,男性的比率明显高于女性,所以该样本比例可认为是合理的。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生比例最高,占67.14%,其次是高中和大专生。调查结果显示, 对于转基因大豆油, 消费者不是很了解。77.14%的消费者仅仅听说过,但不了解;对转基因大豆的种类、特征和标签三个方面所了解的消费者分别占调查总数的2.86%、8.57%和11.43%。因此,从总体上看,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安全性的认识不清晰。
2.二元Logit 回归分析。基于CVM 调查结果,应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由于品质提高而引起的价格上涨的支付意愿。这里需要把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的选择分为三组,分别赋值并进行讨论。
第一组:不愿意支付任何额外费用,0=0%;因色泽度不变,减少转基因原料含量而多支付费用,1=1%~5%。
第二组:因色泽度不变,减少转基因原料含量而多支付费用,0=1%~5%;因既增加色泽度又减少转基因原料含量而多支付费用,1=6%~10%。
第三组:因既增加色泽度又减少转基因原料含量而多支付费用,0=6%~10%;因既保证色泽度又尽可能减少可控制的危害,1=11%~20%。
模型中的自变量设置如同表1所示,相对应的二元Logit模型表达式为:
式(1) 中, P 为因变量为1的概率, B0 为常数项, Bi 为回归系数, xi 为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εi 为随机误差且服从正态分布。
表3 给出了二元Logit 模型的三组回归结果,通过模型的分析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各个自变量的影响。第一组实验主要反映影响消费者是否愿意支付费用的因素。实验结果显示,消费者收入、职业和偏好的价格区间变量的作用不显著,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与支付意愿值均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不了解的缘故,使得具有这些特征的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的选择不敏感。第二组实验主要反映的是消费者在希望降低转基因原料含量的同时对转基因大豆油色泽度的追求程度。这里只有性别和价格变量的作用是显著的,且呈现出正相关性。第三组实验主要反映的是消费者对于更高层次转基因大豆油的需求程度。在本实验中,价格变量与支付意愿值都为负相关,年龄与教育程度变量与其正相关。
(四) 研究结论
本次调研从多个角度了解了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态度,通过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从转基因大豆油的知识普及程度上来看,虽然对它的宣传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消费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完全了解的并不是很多,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了解的途径主要是大型超市的导购和新闻媒体。我国目前批准大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还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进行商业化种植,对于是否能真正达到完全安全,很多消费者表示信心不足,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转基因技术推广的难度性。政府应利用媒体公布更多信息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通过各种途径使普通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从而能区分并自由选择传统大豆油或者转基因大豆油。
2.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涨价的意见较大,如果其价格上涨,会尽量减少购买量。通过调查发现,无论是因为政策原因还是由于品质改善而引起的价格提高,消费者都比较敏感。
3.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品质提高而引起的价格上升易于被消费者所接受。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与支付意愿值均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另外,现有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年轻,反而越趋向不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一般情况下,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注重大豆油中转基因大豆的含量,选择范围也比较广泛。
三、政策建议
针对所做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转基因技术不论在资源、环境还是农业方面等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当下虽然转基因大豆油已经进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消费者由于缺乏对转基因大豆油的基本知识和科学客观的评价而不愿购买。根据调查结论,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 加大宣传的力度
政府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宣传的力度,普及转基因大豆油的基本知识,进一步深入强化消费者对此的认识。同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加强对转基因技术的宣传,增加消费者的参与度。通过定期举办公众讲座、发放宣传资料,让消费者真正理解政府决策,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二) 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
要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标准。一方面,严格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试验、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实施监督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转基因技术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评价体系,尽快出台统一安全评价的标准。
(三) 完善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制度
逐渐完善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制度,适当控制价格。通过披露更多信息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使普通消费者能够区分并自由选择传统大豆油或者转基因大豆油。消费者对于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变化较为敏感,政府如果对其进行调整,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定大豆油市场,把价格的波动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样消费者才比较容易接受。
(四) 适当控制进口
在宣传转基因大豆的同时也要适当控制进口。积极发挥我国非转基因大豆的优势,进一步强化对大豆主产区的扶植力度,增强非转基因大豆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保障农民的生活和收入。要积极打造我国非转基因大豆的品牌,不断优化非转基因技术,进而保障我国本土大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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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明芳)
更正
关键词:生物安全;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100-03
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农林业生产、对外贸易及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外来入侵生物潜在的危险严重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2]另外,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也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3]因此,根据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才市场的需求,生物安全专业人才的培养十分迫切。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福建农林大学于2004年申报了生物安全专业,并获得教育部的批准,率先在全国设立生物安全本科专业。从2005年开始,植物保护学院设立生物安全系加强生物安全新专业建设,2005年9月招收第一届4年制生物安全专业本科生,2009年6月,首届毕业生已顺利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自生物安全系成立以来,按照人才分类培养目标制定相应的实践教学目标,根据不同培养阶段安排相应的实践教学内容,依托国家重点学科(植物病理学)和福建省重点学科(昆虫学),以“农业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应用生态研究所”和“益虫研究所”为依托平台,以专业实验室和校外实验基地建设为重点,进行了生物安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现将生物安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情况总结如下:
一、实践教学目标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生物安全专业办学的实际,结合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科优势和福建省闽台地域优势,生物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既要独具特色又要符合教育规律[4]。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和探索,确定生物安全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具备高尚的健全人格、宽厚的业务基础、扎实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敏捷的创新思维、厚重的社会责任、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潜在的领导能力,毕业后能在学术上继续深造或进入社会并开展终身学习的复合型人才。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重素质”的人才培养目要求,结合“研究型”学院建设的实际,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生物安全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实行分流培养,并根据培养类型制定相应的实践教学目标:“研究型”人才培养:强化专业基础培训和科研素质培养,通过提供良好科研平台,争取使这部分学生能够推免考试直接攻读硕士研究生,为生物安全科研方面的塑造后续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尤其是在生物安全检测技能、外来入侵生物的检疫处理技能、生物安全的评估等方面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长,争取获得国家或行业相关技能认证,为今后从事生物安全专业工作打好基础。“复合型”人才培养: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经验和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和优势,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条件,在人文素质、学科文化和综合素养方面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色,调研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完成毕业论文,为今后从事生物安全相关领域工作打好基础。
二、实践教学体系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通过整合和优化专业课程实验和加大实验教学的学分比例,设立创新性、综合性和探究性实验,建立了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依据培养阶段和实验性质的不同培养锻炼相应的实践技能。
1.基础培养阶段的基本实践技能培训。该部分实践主要在大一至大二上学期进行,主要是进行基本实验技能训练。基础培养阶段,以通识教育为重点学习基础知识和技能,结合开设网络教学、自学课程、讨论课程、培养和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增设《学科文化》课程,组织师生交流、读书报告(人文底蕴和表达能力的培养),学术沙龙(学生定期参与校、院的各类学术报告活动),通过总结、提炼、挖掘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深厚的学科文化引导学生巩固专业思想。这部分实践教学多为专业必修基础课的实验教学内容,包括《大学信息技术基础》上机实习(24学时)、《文献检索》上机实习(14学时)、《大学物理III》实验(15学时)、《植物学》实验(15学时)、《动物学》(12学时)、《微生物学》实验(30学时)、《学科文化》讨论教学(15学时)等。
2.专业培养阶段的专业实践技能培训。该部分实践主要在大二下学期至大三下学期进行,主要主要是进行专业实践技能培训。将专业基础课提前到二年级进行,将专业课的实验课独立开课,并提前到二年级下学期和三年级上学期执行,在三年级下学期即开展综合性、创新性和探究性实验,通过系统化培训全面掌握专业实践技能。这部分实践教学内容主要为综合性、创新性和探究性实验教学内容。综合性实验课程主要包括《基础化学实验》(80学时)、《生化实验》(45学时)、《分子生物学实验》(15学时)、《农业昆虫学实验》(36学时)、《普通植物病理学实验》(36学时)、《植物检疫学实验》(45学时)、《生物安全检测技术》(45学时)等。同时,为开展科研素质和科研文化的培养,学校、学院设立科技创新项目,鼓励学生申报国家、省、校级各类创新项目,学生双向选择导师,自主选择申报创新性实验项目开展创新性实验,要求学生在实验设计、研讨的基础上,撰写创新性实验项目结题报告。由指导老师组成的评估专家进行评分,合格者计入学分。
3.综合培养阶段的综合实践技能培训。该部分实践主要在大三下学期至大四下学期进行,主要是进行综合实践技能培训,重点是培养效果的提升及定位,强化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工作。在大三下至大四上(3月15日~10月15日),开展形式多样的综合毕业实习。在大四开设《科研实践》(3周2学时)、《综合实践》(3周2学时)、《工作实习》(4周3学时)等综合性实践教学。本阶段强化实践教学,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对于“研究型”,进入导师实验室,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持各类创新项目,开展研究性工作。在完成创新项目的基础上,提前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学术论文、参加相关学术活动,提前做好保研和考研准备。对于“应用型”,进入校实验中心、动检局、检测中心和相关企业,主要涉及入侵生物诊断和鉴定、生物安全检测,服务社会,鼓励取得相关技能认证证书,开展专业技能综合训练并完成毕业论文,提前做好报考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招聘准备;对于“复合型”,通过科研院所、企业、基层单位联系,指导学生开展野外科学考察、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工作,调研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鼓励将实际问题带回学校进一步探讨,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完成毕业论文。
综合以上安排,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生物安全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进度安排(表1)。
三、保障措施
1.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经过几年的新专业建设,生物安全专业已建成“生物安全专业综合实验中心”,先后投资150多万元,对4间实验室进行改造,建成符合现代教学的多媒体实验室,添置了一批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诸如人工气候箱、超低温冰箱、基因扩增仪、酶标仪、电泳图象分析系统等高精教学设备。依托农业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应用生态研究所,益虫引进与利用研究所等,为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教学平台。目前已在校内建成了生物安全综合性实践基地并且安排专职指导教师负责指导,主要包括农产品安全(残留)检测、转基因生物检测、病原微生物检测、检疫性有物预防与控制研究基地等(表2)。
2.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过几年的新专业建设,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生物安全专业与省内外生物安全专业相关单位联合建设了一批校外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表3)。在省内的实践基地主要包括指导教师科研基地,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福建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和全省各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等。在省外的实践基地主要与从事生物安全研究的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植物保护研究所、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建立了联合培养实践教学基地。
表3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生物安全专业校外实践基地
3.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①采取多样化的实验教学考核方法。生物安全专业实验教学考核采取多样化考核方法,分别按照实验报告、考察报告、专业论文、毕业论文等的质量和水平,参考实验过程中的表现来分三类综合评定:对于研究性实验与论文(报告),主要以揭示生物安全相关规律、机理,具体技术的应用效果和技术集成等为主,重点评价其研究内容和实验方法的创新水平;对于应用性实验与论文(报告),主要以生物安全相关的检测、检疫等为主应用性研究,重点评价其以其设备使用和实验技能水平。对于实践性实验与论文(报告),主要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调查报告、考察报告为主,重点评价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水平。②采取双导师制的实践教学管理方法。在生物安全专业的实践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合作单位开展合作研究,采用双导师制,促使学生的毕业实习与岗位工作相结合,顶岗实习,学生的实习、论文工作与岗位衔接,在场地与时间上实行弹性处理;强化学生的实践和岗位适应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经过四年来的实践,生物安全专业实验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学生专业思想稳定,学习积极性高,自觉学习文化知识,主动锻炼实践能力,积极塑造高尚品质,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等已在学生中蔚然成风,综合素质培养效果明显,毕业论文质量提高显著[4]。在后续的培养中,生物安全专业实验教学继续按照人才分流培养目标要求,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支撑体系,加强实践技能培训。对于“研究型”培养对象,创造条件让学生主持或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实验计划项目,鼓励同学在毕业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或考取国内外硕士研究生;对于“应用型”培养对象,指导学生获得相关技能认证(检疫员、检验员等),在技能方面有生物安全专业特长,让毕业生能比较顺利地获得能够发挥其技能优势和专业特长的工作岗位;对于“复合型”培养对象,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和优势,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条件,在人文素质、学科文化和综合素养方面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色,使毕业生具有继续发展的潜能和优势,为今后从事生物安全相关领域工作打好基础。今后,我们根据社会经济与生物安全科技发展的需要,结合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科优势和福建省闽台地域优势,进一步加强对外联系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与考核,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使其在生物安全专业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万方浩,郭建英,张峰.中国入侵生物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24.
[2]宋宗水.外来物种进入与生态环境变化[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4,25(1):11-14.
[3]陆群峰,肖显静.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2):68-78.
[4]侯有明,艾洪木,杨广,黄居昌,等.生物安全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增刊):15-19.
新世纪开局的五年,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工作实现突破、团队建设取得进展、科研能力明显增强,科技创新工作成果丰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做好新世纪学校科技创新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重点突破 成果卓著
现为农业部养禽与禽病防治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的辛朝安教授,曾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2项,取得科技进步奖5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50多篇。“十五”期间,在他重点研究的家禽新病和烈性传染病的诊断与防治,以及家禽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由辛教授主持完成的“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与推广”成果成功分离到H5、H9、H7等多种亚型的禽流感病毒;研制出了安全性好、实验室试验免疫保护率达100%、免疫保护期达6个月的禽流感H5N1、H9N2单价疫苗及H5N1+H9N2二联疫苗(H9亚型疫苗是国内最早获得国家二类新兽药证书的禽流感疫苗);制定了禽流感灭活疫苗的质量标准、生产与使用规程。仅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全国禽流感疫情爆发期间,共推广灭活疫苗9亿羽份,至少减少经济损失3.6亿元, 该成果200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维信教授是华南农业大学果树学博士点首席专家,近年来主持果蔬保鲜领域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多项。其中,陈教授主持完成的“果菜采后处理及贮运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利用”成果,将果菜采前的无公害栽培技术与采后处理技术有机结合,形成了有南方特色的果菜处理保鲜配套技术。该成果申请发明专利6项,40多篇,在项目实施的3年间,新增利润6564多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毕英佐教授现是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的首席专家,亦是动物营养与免疫技术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预防兽医学、营养与免疫学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过国家“九五”攻关课题“持续高效农业研究与示范-新兴县示范区”、“八五”攻关课题“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子课题、国家攀登计划“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毒抗原漂移及基因分型的研究”子课题,以及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传染性法氏囊病毒诱导细胞凋亡的研究”、“用转基因植物生产传染性囊病毒疫苗”、广东省重点攻关项目“干扰素治疗禽病毒病技术研究”、“禽流感疫苗的研究”等。毕英佐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优质肉鸡产业化研究”成果培育了3个农业龙头企业,育成了15个优质肉鸡新品种(其中4个通过国家审定),社会经济效益超过30亿元,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华南农业大学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定位和粳型亲籼系的选育”和“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与推广”成果分别荣获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一等奖。“荔枝贮运保鲜配套技术推广”成果荣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航天育种优质新品种‘华航一号’推广应用”等荣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
搭建平台 提升能力
“十五”期间,华南农业大学在原有的“农业部养禽与禽病防治重点实验室”和“农业部昆虫学重点开放实验室”的基础上,新增了“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教育部农业与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广州市果蔬保鲜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植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兽药研制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广东高校植物功能基因组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等6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新建了“国家农业转基因作物检测与监测中心(南方)”、“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广州)分中心”等国家级检测中心;新增了“国家优质稻新品种原原种扩繁基地”、“广东高校规模化养殖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广东高校蔬菜安全生产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等基地;新建了“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等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形成了重点实验室、检测中心、产学研基地、文科基地等多层次多学科的科技平台。
作为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团队在“水稻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基础上,团队主持承担了“973”、“863”、“国家转基因研究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和美国麦克耐特基金会国际合作作物研究基金项目,在植物功能基因组、水稻重要育性基因的克隆与多基因克隆载体构建、植物营养遗传学和根系生物学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近五年来在Plant Physiology、Plant and Soil、Crop Science 、《科学通报》等国内外专业核心刊物上100多篇,其中SCI等收录论文50多篇,发明专利4项。由刘耀光研究员和严小龙教授等主持的“水稻功能基因组与分子育种研究”团队入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发挥优势 转化成果
“十五”期间,在植物性农药的研究方面,学校成为全国研究中心,特别是在印楝素农药开发方面,申请50多项发明专利,占同期全国印楝素农药发明专利的77%。荣获广东省发明专利金奖和广州市优秀发明专利项目,研究成果已在四川、海南、广东实现产业化。发明人徐汉虹教授荣获全国发明创业者奖、中国石油和化工协会科技进步奖、广东省十大发明人和广州市十大发明人等荣誉称号,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钅容 基同志的亲切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