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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论文摘要:全球环境总体日趋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环境社会学应运而生。本文试图对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对环境问题的论述和贡献进行梳理,希望运用环境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更好地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同时推进环境社会学的新发展。
1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在学术地平线上出现一个新的学科并非偶然,环境社会学便是社会改革和变化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政治上发酵的产物。“环境社会学”最早是克劳斯纳在他1971年出版的《论环境中的人》中使用的。随后,社会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卡森所著的一本关于农业杀虫剂的生态危害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便是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当时面临“生态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一度成为当代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社会学家卡顿深受其影响,开始理性思考人口过剩和化石燃料枯竭,他的研究汇集成了一本深具影响的书《过度成长—革命性社会变迁之生态基础》。[1]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分别建立了环境社会学。1992年,最早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之一饭岛申子协助成立了日本环境社会学学会(JAES)。到1999年,JAES有了自己的刊物《环境社会学期刊》。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有了环境社会学课程。2001年10月,在京都环境社会学研讨会上成立了一个研究网络—亚太环境连线,主旨在解决亚太地区的社会与环境问题。[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环境社会学开始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环境科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的产物。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人们开始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失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我国学者有意识引进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进入21世纪,社会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我国遇到的环境问题,推进了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环境社会学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政府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服务,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出谋划策,同时还将有效地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规划﹑实施和检验工作。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市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向人们提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指导方案,如环境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的实施﹑环境文化的构建等。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便由此应运而生。
2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2.1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环境问题频频出现的今天,中西学者开始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我国学者也开始发掘“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生态意蕴。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道德和伦理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
环境伦理的奠基者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他主张把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大地)之间的关系,把道德权利﹑良心﹑义务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3]
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个问题,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问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意蕴,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意义非常丰富,其最鲜明就是因任自然,它有助于我们确立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自然观,并在实践中采取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方法论,解决环境问题。[4]
2.2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1962年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醒了警钟。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80年代绿色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
建构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不同群体表达自身意见的一个共同符号,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理解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总是通过特定的﹑具体的社会过程,经由社会不同群体的认知与协商而形成的,解决特定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利用科学知识﹑大众传媒﹑组织工具以及公众行动成功地构建环境问题,并使之为其他人所接受,进入决策议程,最终转变为政策实践。[5]
2.3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非常强调共同价值观与信仰对于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它认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特别是工业社会,过度役使自然环境与资源,导致环境状况恶化。西方文化具有物质主义与贪婪的本质,过于强调物质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与环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社会系统是在对于环境的不断适应中进化的,但它忽略了社会系统内部强制与紧张的一面。此外,一些环境主义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乐观看法有可能模糊人们的环保意识。[6]
2.4 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论强调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掌握权力的精英影响着社会事件,环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制造环境威胁,全球环境为经济正是全球财富与权力分化的直接后果,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促进资源在全世界的公平分配。[7]
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综合效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关系,不能单独地考虑经济效益。
2.6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着眼于人类进步的负面性,尤其是工业和科技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危害。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现代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知识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污染大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
3 结语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样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也将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2]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效果针对性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4-0038-03
目前,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逐渐受到学生的重视。不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把社会调查方法课看成社会学专业的基本功,而且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同样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分专业培养计划中设置了社会调查方法课。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都把“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列为必修课;其次,大学生创新实验性计划的常规性申报凸显了社会调查方法的重要性,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2007年以来,教务处每年都会组织国家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申报、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申报成功的项目负责人、参与者在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评优等环节中占优势。所以,大学生们申报项目很积极。在所申请的项目中,社会调查类的项目占相当的比例。这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的训练。在2009年10月笔者作评委的某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答辩会现场,有一个新闻系2008级的学生答辩一结束就向笔者咨询关于她的立项设计方面的问题,以求改进;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践教学占相当的比例,促使老师和学生必须掌握社会调查方法的知识。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将社会实践环节计入总学时中,按照2学分计算。该课程一共是6学分(16学时1学分),其中,课内4学分,课外实践环节2学分。实践教学内容就是安排学生利用暑假作社会调查,撰写社会调查报告。2009年春季学期,社会学系的教师应邀给所有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一个年级的两千多名学生讲授过4学时的社会调查方法基本知识课。再如,重庆大学2008级学生 2009年的寒、暑假和2010年的寒假都安排了学生的社会调查。前者是假期的学生活动,后者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作业,计3学分。社会调查的过程使学生发现了自己相关知识的储备不足,从而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
但是,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并不等于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好。如何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效果是个难题。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接受了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训练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在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从2004级学生的毕业论文来看,虽然大家都按照要求作了社会调查。但根据调查结果所写的毕业论文却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在:对具体单个问题或层面的分析基本没有大的缺陷,但是从文章的整体布局来看却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体现在前后文的分析思路不连贯,存在较明显的前后逻辑漏洞,缺乏一条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另外,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相脱离,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中传社会学专业的论文非常强调实证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分析都要求基于调查所得的经验资料。但是很多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实证资料归实证资料,理论分析归理论分析,两者缺乏紧密联系和结合。这说明,学术科研精神与方法的培养、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2005级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上就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题目过大,如《关系:基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有的社会学理论色彩不浓,如《厦门市民商业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的研究》;有的存在逻辑性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在具体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也存在2004级学生出现过的调查结果和理论性的结论脱节的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这篇毕业论文,作者在内容提要中写道: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已经迎来了新媒体传播时代。大学生作为“网民化”程度最大的一个群体,其包括择偶观在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和冲击。本研究采用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随机抽样的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为例,从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有效影响开始,进一步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并着重从网络时代带来的西方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渗透,虚拟文化带来的冲击,公众人物对大学生的示范作用以及网络传播的消极信息产生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择偶观的直接影响。
这个内容提要概括了全文的轮廓,但致命的问题也在于此。因为,大学生择偶观决不是仅仅受新媒体所影响的,很多其他因素(如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家庭、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价值追求等)会比新媒体影响大得多。而且,枪弹论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被传播学界彻底抛弃了。如果还直接地把新媒体的影响和大学生择偶观联系起来,无疑会闹出简单化、幼稚的笑话。这说明,上社会调查方法课和实际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知识在某些学生那里是两张皮,是脱节的。这就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关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探讨。在这个探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考虑角度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
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等课程的教学经历和体会,并结合指导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实践、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调查的经验,探讨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问题。通过具体探究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和途径,本文试图推进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提高,并以此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现实意义略作建树。
一、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
加强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效果,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1.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非常必要的。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动力、导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对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兴趣。现在的学生崇尚效益思维,如果他们所学的对他们将来的就业、深造没有帮助,那么他们对这些学科是不感兴趣的。这也是基础类学科不受学生青睐的根本症结所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中,注意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讲授和引导,必然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是非常必要的。空洞地讲理论、技巧,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期待,这样的教学,其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3.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中,很多都设置了实践性教学环节(如社区概论)。实践教学计划的落实也是很多专业必须的条件。中传的实践教学计划总学分为30学分,除军训、毕业论文等必须完成的学分外,需要系里老师安排的学分还有近20学分。这就要求老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以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
4.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大学生必须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没有创新能力是不能实现的。而社会调查方法课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言是最基本的条件。以下是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某学生2009年12月31给我发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明了创新能力培养的必要。
冯老师:
您好!感谢老师一个学期以来给我们上“文化人类学”这门课!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交流,大家觉得这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感觉到自己相比以前有了很多收获。我想这其中跟老师您有很大的关系,这门课不仅仅是让我们学到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还引导了我们如何用严谨的态度去写论文,看问题,做研究……
黄 晶
5.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学生一般都很善谈,但他们的言谈往往基于自己的直观思考,缺乏严谨的逻辑性,更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调查方法课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能力有很大作用。
二、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途径
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针对学生在选题和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这两条途径对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是必须的。
1.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
老师了解学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或相关内容的讲授,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基本途径之一。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的李舒沁同学2009年12月31日曾给笔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咨询寒假社会调查选题的问题,笔者有针对性地作了答复。这样的互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必要的。以下是我们电子邮件交流的内容:
李舒沁:寒假里我想做一个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社会调查。我们市那儿有个南通市民族中学。那边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来在这个学校里上初中、高中,据说当地大学的学生常年去那儿爱心教学,藏中也会安排同学寄住在当地人家中。您上课讲过关于民族融合的问题,我就想做一个这个方面的社会调查。但是具体的切入点还是不太明白。老师您觉得这个选题可以吗?具体的切入点方面能给我出出主意吗?非常感谢老师。
笔者的回复:民族问题在当代中国很有研究价值。你说的调查,我想题目就定为《内地民族中学教育与藏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可以调查藏族学生怎样接受教育、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教育、效果如何。在作总体描述的基础上,从民族认同感是否弱化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民族融合范围太大了,先从这个角度做好,以后有机会再做其他的。
就社会学专业学生而言,从大一开始,老师就引导他们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主题进行研究,带着这个问题一以贯之地上社会调查方法类的课程,直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把对该主题的思考形成研究结论、见诸系统、科学、规范的科研成果,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社会调查方法课针对性的模式。中传2005级社会学专业学生罗文宏在一次征求专业建设意见时曾经说过:他们以前在上方法类的课程时,由于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学,以为能过关就行。但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当初没好好上课,现在就没有驾御论文调查阶段的能力了,悔之晚矣。
2.针对学生在选题和研究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
以下是学生在社会调查知识运用方面的常见问题分类:
(1)选题中的问题
选题不当是社会调查、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以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秋季学期的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请为例,有不少项目的选题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通过比较香港与北京电视台的饮食栏目研究两地的观念差异》(所用概念过宽、过大)、《影像调查当代中国中西部乡村教育现状――以山西省榆社县为例》(混淆个案研究和总体的关系)、《版权与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之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题目太烦琐,不精练、表达不准确)、《中国直销从业人员生存现状调查》(用词不当)、《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社会学研究――以中西四大快餐品牌为例》(题目过大)。
(2)研究设计中的问题
例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假设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学没有弄明白,以为所有的调查都应该追求假设和假设的验证。实际上,定性研究不应该以追求假设验证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全面地理解调查对象。“深度访谈的目的并不在于解疑释惑,也不在于验证假设,抑或是通常所说的‘评价’。深度访谈的核心是,了解其他人的‘鲜活’经历,理解他们对其经历生成的意义。”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的晏昭同学于2009年11月交的文化人类学课堂论文题目是《“在京新疆青年”文化融合过程调查与分析》,文章非常认真地呈现了她的深度访谈调查过程和结果分析。但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过分追求提出假设和假设的验证,这种研究设计使她的调查和调查的结论误入歧途,没有挖掘出定性研究的更深刻的意义。以下是晏昭同学这篇论文的摘要和提出的假设:
本文全程展示了一项针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文化融合过程的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研究视角来实施。研究发现,被调查者“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融入北京文化的过程中后,会自发寻求一个同是“在京新疆人”的群体,以群体为壁垒抵抗文化冲击。同时,调查结果表明,“在京新疆青年”这个群体(文化区),还因为民族的不同分为许多小群体(小文化区)。在这些小群体中,文化之间差异很大的群体更难实现文化融合和“同化”。另外,当时环境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情绪影响也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研究的假设
假设一:新疆青年来到北京会遭遇到文化震惊和文化冲击,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同化”现象出现。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不同程度的感到孤独和无助。
假设二:“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后,可能会主动寻求一个同样是“在京新疆青年”的群体,以群体作为壁垒抵抗所受的文化冲击,他们还从这个群体寻求情感和安慰。
假设三:最后,他们决定长期在北京生活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是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还是接受北京的文化改变自己。此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会对他们的选择造成怎样的影响?
晏昭同学作研究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她不清楚这个趋势:实际上,“定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的运用,被新一代的定性研究者所拒绝。”“定性研究者致力于一种主位的、具体的、基于个案的立场,这一立场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个案的特殊性上。”
(3)实施调查中的问题
在实施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过程中很好的针对性素材。例如,2009年4月底,笔者带学生到陇南调查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问题。有位同学非常“机灵”地在笔者和一位公交车乘客聊天的时候,跑到乘客后面,悄悄地拿起了录音笔录音。过后我对她说,如果要录音,应该征求被访谈者的同意。她说:“另一个老师说了,千万别告诉人家,如果告诉了人家,他就该拒绝接受访谈了。”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调查中体现的伦理原则问题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绝不强迫任何人参与研究,且不给参与者带来任何伤害”的基本伦理原则。知情同意应该是多数访谈调查的伦理要求。“研究者要让受试者了解他们将要去参与的是什么形式的活动,活动的性质是什么,研究的程序有哪些,研究的风险有多大,是否有什么收益或可能受到什么伤害等。”
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关于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针对性的探讨尚不多见。本文的探究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尚需要进一步的、持续的、长久的关注与探究,才能取得更深入、更上乘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2~13(第1卷)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392
参考文献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4 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专业2004级、2005级部分学生毕业论文
5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创意专业2007级部分学生文化人类学课社会调查报告
6 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性项目部分立项申请书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问题;原因;应对策略
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和撰写是高等教育中本科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是检验本科生四年大学系统学习效果的试金石。毕业论文顺利通过意味着大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反映了大学生初步掌握了科学研究和创新的知识,标志着大学生基本具备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也是衡量一所大学本科教学成败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研究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找出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题的分析,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1-2]。本文立足于笔者自身从事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实践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选题缺乏问题意识、论证缺乏逻辑性、整体缺乏学术规范性。
(一)选题缺乏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的缺乏会造成论文主题肤浅、没有深度和新意。所谓“问题意识是指学生在认知活动中意识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时产生的一种怀疑和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驱使学生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思维的一种问题性心理品质。”[3]很多学生就是因为缺乏这种问题意识,才导致论文主题陈旧,缺乏新意,或者选题空乏、抓不住核心。例如:有的学生讨论“大学生的消费现象”这个论题,仅仅停留在分析大学生学习上的花费、日用品上的消费、娱乐上的消费等方面,而不能结合现实社会中网络消费这一新现象进行探讨,缺乏反映社会现实的意识,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
(二)论证缺乏逻辑性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有些同学的论文缺乏对论证逻辑的仔细斟酌和全盘考虑。段和段之间缺乏过渡性,节和节之间缺乏连贯性,章和章之间缺乏系统性,以至于整篇文章结构错乱、逻辑混乱。有些论文材料不能说明主题,有些论文章节游离于核心观点,有些论文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叙事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论文写作不科学、缺乏逻辑性的表现。
(三)整体缺乏学术规范性
“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4]为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但在现实教学中,尤其是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科学意识,论文写作缺乏学术规范。如引文不注明出处,表格格式不对,图形不符合要求,参考文献不规范。字体大小、段落间距等格式不符合要求,整篇论文看上去不统一、不整洁、不规范等。
二、影响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因素
本科毕业论文作为检验学生大学四年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技巧的重要工具,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创新思维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科毕业论文的好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本科学历教育的成败。根据笔者工作实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这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内部原因主要是学生在理论学习、方法掌握、认知态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外部原因主要是环境和监管机制等方面存在纰漏。
(一)欠缺对基本理论的深入学习
只有对本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和领悟,才能培养一种学科的敏感性,才能充分运用本专业的范式去思考问题、阅读材料和提炼观点。因为缺少对基本理论的深入学习,很多学生面对浩若烟海的文献资料感到无从下手,不会运用已经学到的学科知识去分析、提炼文献、提出独到的观点。在很多学生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等材料中,经常出现对课题研究的现状不清,目的不明,对文献归纳不当,不能阐述文献的优劣,不能对研究内容进行详细阐述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学生对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没有吃透和理解。
(二)缺少对专业方法的熟练掌握
很多学生对专业方法不了解,更没有熟练掌握,造成所写论文的质量不高。首先表现为对毕业论文这种学术性的专业论文写作方法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论文的写作要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和比较固定的格式要求。如果没有掌握专业的论文写作方法,就会出现结构不完整、逻辑混乱、条理不清等问题,甚至会出现语句不通顺、错别字连天、行文口语化等现象。其次表现为对学科所要求的专业研究方法不熟悉,造成所收集的资料缺乏代表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或是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联系不紧密,如对于社会学本科生来说,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正确和恰当的调查方法对收集资料、提炼观点、论证主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事实上,有部分本科生没有掌握好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做访谈不深入,停留在表面,得不到有意义的材料;做问卷流于形式,胡乱得到一批数据或是任意编制一些数据。这种缺少对学科专业方法熟练掌握的现象造成所写的毕业论文站不住脚,或是没有什么现实性意义和学术意义。
关键词:社区,消解,存在,认同感
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优先地位。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社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之物,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社区在当今存在的意义,它究竟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还是如众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即将消解的存在?答案是无须质疑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社区是一种散发着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将从社区消失论和发现论两大理论谈起,分析社区在当今被“再发现”的契机。
一、社区概念的发展
“社区”一词,渊源久远。“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书。该书后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翻译成英文,书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体与社会》)。中文的“社区”一词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转译而来。滕尼斯在书中以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的德国为背景,论述了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构建了“社区”和“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在他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结合体组织。滕尼斯把社区看成是传统乡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会当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社区概念提出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一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化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疏远和淡漠,这时人们才开始关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区”概念。由此开始社区一词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其涵义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区突出的是一种共同体的特质,并不强调地域特征。之后社区概念在增加了区位含义之后成为专门的地域性社会研究工具。由于社区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加上不同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迄今尚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社区定义,有学者粗略统计对其定义就有140多种。美国学者桑德斯曾据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将对国外社区概念的理解分为四种类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居住地方。②人类生态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空间单位。③人类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生活方式。④社会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社会互动(桑德斯,1982年)[1]。简单而言,社区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无论其定义怎样变化,在现代社区的基本要素至少应包括地域、人群、社会关系、认同感。
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的缩影,因此社会整体背景的变迁必然会对社区及其运行产生各种影响。论文写作,认同感。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着重就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社区消失论和社区发现论。论文写作,认同感。
二、社区消失论[2][3]
这种社区消失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者对19世纪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相互熟识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促使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社会认同感将削弱,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那种较为密切的、充满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会关系是社区概念的核心。
可以说,从社会学开始关注现代城市社区起,贯穿其间的一个主调就是认为社区作为地域性人类生活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终结。许多社会学的城市社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这一点。如芝加哥学派(帕克)认为,除了某些种族聚居区,居民与地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松弛,他们虽住在同一地方,却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识。美国社会学家斯腾指出,随着一体化的大众社会的到来,作为地域性共同体的社区变得难以界定,不同区域居民的价值观、规范、行为的差异已减少到相当程度。而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更是指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确无误的重要意义。在全球时代,共同体是没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经和地点脱钩。人们不应该在增强已经丧失的社区感上做文章,因为,他们并不能阻止社区的丧失。
总之,在这些持相似观点的学者看来,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社区作为一个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时,维持社会团结和公共道德的传统机制也失去了社会的政治意义。
三、社区发现论[2][4]
60年代以来,对沃斯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已成为许多研究的共同倾向。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刘易斯、甘斯、费谢尔、斯塔塞等。如果说,认为社区必将走向衰败确实是自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城市社会生活以来的主调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这一主调一直都伴随着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的声音。论文写作,认同感。
刘易斯提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些圈子内人与人之间仍保留着亲密的关系;圈外的陌生人对他们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并没什么影响,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国学者霍加特通过对利兹市一个工人聚居区的实证调查研究,从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会同一性、社区居住的连续性三个方面论证说明了现代都市中类似于传统邻里社区的存在。
古斯菲尔德认为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地域性限制虽然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区这种地域姓的共同体依然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的共同体中的一个。甘斯等人也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更近的则如帕乔恩,他通过对英国格拉斯哥市760个被访对象的调查研究,断定了城市中有意义的、有相对明确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邻里社区的继续存在。
大量证据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导致城市社区的衰败或消失,它的现实存在是无须置疑的。“社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从“消解”到“再发现”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是从“社区”迈向“社会”即社区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话,那么21世纪的人类则是从“社会”回到“社区”即社会社区化发展的趋势。
四、社区在我国的发展机遇[3][5][6]
从这两大观点的争议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是一种夹缝中的存在。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社会一体化和生活个体化的双重趋势都在极大地挤压着它;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确到社区的现实存在是无需质疑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转轨带来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传统“单位体制”的解体使社区建设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单位办社会”模式渐渐被“社会办社会”模式所取代。我国城市社会的社会支撑体系的支撑点也由“单位”落实到“社区”。这些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逐渐上升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第二,随着土地使用权进入流通领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来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区的居民的“社会同一性”也将越来越高。当居民自己拥有住房以后,一般会与居住地保持较为长久、稳定的联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拥有者要比租房者对所在的社区有更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论文写作,认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区人们也必然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这种利害一致性将导致他们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感、凝聚力,这种共同的社区意识,才能逐步地发展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涌入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改造、新区建设等导致了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社区作为城市“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论文写作,认同感。无论对本地人还是对外来打工者,社区都是人们较为稳定的生活、栖居的地方,成为人们联系最多的场所,社区在客观上就具备了作为城市管理主体的条件。这样,城市管理客观上要求“权利下沉”,而社区又可以作为“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
第四,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经济使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多样化了,满足文化需求成为都市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就要求社区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繁荣社区文化,让社区文化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来影响人们,填补他们在转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镇小康型生活方式的来临,使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社会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人们的社会需求从单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闲、娱乐、康复等综合需求发展,从低层次向低、中、高多层次发展,社会服务的对象则由特殊群体向全体居民发展。这些都为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建设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论文写作,认同感。
综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了:社区在当今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适应时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区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概念,所以伴随而来的将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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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
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民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因此各种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行业在最近几十年来发展越来越迅速。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Impact Assessment),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并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公众参与(publicparticipation),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指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权利或义务范围内从事的有目的的社会行为。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就是指规划单位、建设项目单位、环境保护部门及其它相关的机关、团体、地方政府、专家学者、当地居民等,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讨论、听证会)参与到规划、建设项目及政府决策和立法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提高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附加手段,也是避免决策失误的有效工具。我国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公众参与一直在进行研究,并不断实践着。论文参考。从1979年我国引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来,直到1989年12月《环境保护法》的颁发后,公众参与才被列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内容。论文参考。论文参考。2003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境影响评价法》)使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有了法律依据[1-4]。
1.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存在问题的原因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绝大数公民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问题更多地是一种忧患意识,只有当自己周围环境出现严重问题到难以忍受时才想到去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对国家的决策和规划较少关心;虽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设专章来分析公众参与的意见,但大部分时候公众都只能表示被动、无奈地接受,缺乏公众自发组织的环保社团,使公众参与的意见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并且目前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仅有以下几种形式: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走访、开听证会等,并以发放调查表为主,形式较为单一,作用有限。因此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能体现,其主要原因如下:
1.1 客观原因
虽然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对公众参与专项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作了明确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太过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中国的公众参与制度基本上还停留在“纸面上”,如对“公众”缺乏明确的界定,对参与方式与阶段规定也不尽全面合理,对公众参与权的侵害没有提供司法救济渠道。不仅如此,《环境影响评价法》对公众所应有的对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的知情权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从而使得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在根基上存在重大缺陷。
1.2 主观原因
虽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对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性,以及环境与人类其他财产价值的密切关联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意义,但是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则不尽然,特别在发
放调查表和进行走访调查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个人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作用太微弱,觉得没有参与的必要。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公众也主要是针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特别是当这些行为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向有关部门讨个说法,在事前参与,特别是环境影响评价中参与不够[5-6]。
2. 如何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提高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附加手段,也是避免决策失误的有效工具。将公众参与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可使环境影响评价制定的环保措施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公众参与过程也体现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和有关部门对公众利益和权利的尊重,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因此,如何有效实施公众参与,即提高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措施如下:
2.1 明确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的界定
公众参与(publicparticipation),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指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权利或义务范围内从事的有目的的社会行为。
世界银行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中的公众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
(l)直接受影响的人群:预期要获得收益的人、承担风险的团体、利益相关团体,他们大多位于项目范围或项目的影响范围内。
(2)受影响团体的公共代表:国家和省政府的代表、地方官员、传统的当局人员、地方机构、私有行业代表。
(3)其他感兴趣的团体:环评中公众参与包括听取项目所在地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群众团体、学术团体或居委会代表的建议和意见,征询受影响地区公众的意见。
2.2 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制度
从环境影响评价的角度看,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能够得以进行的前提,没有相应的环境信息,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就无法进行,公众即使参与也是盲目的参与,甚至仅仅是一些情绪的发泄。这就决定了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公众必须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而一切担负环境保护责任以及其行为对公众环境利益发生实际影响的主体,都有义务和责任公开相关环境信息。其中,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的问题上负主要责任,而企业自觉地把环境信息向公众公开,又是环境影响评价得到有效实施的先导。由于环境信息公开对于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至关重要,因此认为我国现有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需要加入信息公开的条款,只有在这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真正把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落到实处。
在我国,由于没有情报公开法,因而如何公开信息没有法律依据。但我们在实践中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和世界银行的方法,可以通过公告、利用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见报或信息、利用信息会散发工程相关内容的书面材料。公开的环境信息应该全面、清楚(规定保密的资料除外)。内容包括工程(规划)建设内容,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预防措施、环境影响报告书(包括大纲)。在环境影响具不确定性和比较抽象时,应把公开的相关内容描述成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语言。
2.3 明确公众参与的介入时间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虽然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公众参与不仅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公众的过激行为,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有时还会降低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等。这正是政府决策者和管理者所不愿面对的,致使公众参与发展缓慢。因此选择恰当的、有效的实践介入时非常重要的。公众参与的合理时间应按照尽早介入的原则,在政府对某项决策或规划决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和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前介入。
2.4 建立和发展更多的非政府环保社团
我国目前非政府环保社团还比较薄弱,但在全国各地,有相当多热心于环境资源保护的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和已退休的环境保护干部、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成立非政府环境保护社会团体的要求或计划。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同时,也与政府保持联系和沟通。
2.5 实行环境教育改革
我国环境教育基本上已通过各种形式在各层面上全面展开,并在积极地探索适于我国国情的各种环境教育方式,让所有公众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但由于经济和某些条件所限,许多学校的环境教育,还以应试教育为主,不太注重实践教育,不太注重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故对我国中小学生来说,不仅要从小养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还应多参与和实践,这是环境教育的重中之重;对于大中专学生来说,在增强环境知识的同时,还应加强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党政和企业领导干部的环境教育,则以国内外的环境形势、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为重点,增强他们的环境意识,提高对环境问题的综合决策能力[7-9]。
3. 结语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没有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就不能称其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发展,鼓励了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热情,保护了处于劣势地位公众的权益,公众参与成为开发方规避风险的一种有益的方式[10],增强了相关部门间的沟通和环评的透明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公众参与起步稍晚,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种种问题,影响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发挥。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先进的经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使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能切实发挥其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荣伟伟,赵泽,蒋慕贤. 浅述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及其应用[J]. 气象教育与科技,2006,29(4):38-44
[2] 桑燕鸿,吴仁海,陈国权.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分析[J]. 陕西环境, 2001,8(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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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样分析等方法,时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时策。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陆地区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除台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外,最早是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写的《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在小范围内向国内体育理论界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框架。1983年,由厉鼎禹先生组织江苏省省内的体育工作者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研究会;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同年,《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这也是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纳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理论学会中随之设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组。然而,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人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2.2.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2.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城趋于逐步拓宽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 ,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2.2.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与体育管理学、体育哲学、体育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频繁,尤其与体育经济学相结合来讨论中国体育社会现象更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来从事其它领域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体育社会学,还常常带有原来学科的痕迹,跨学科研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2.2.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中国学者吕树庭等人的《体育社会测量方法》出版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定量化研究的开端。随后出现了较多有关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方面的调研,社会体育人群健身的定量化研究论文。随着20世纪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2.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竞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i)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3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对策
3.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近年来灾害人类学发展的新动态,反思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探讨灾害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防灾减灾中人类学关怀,为灾害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做出贡献。会议的主题为“灾害人类学与防灾减灾的理论与实践”。
一、大会主旨发言
六位国内外著名人类学家作了主旨发言。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集约化脆弱性与灾难”的发言,郝瑞教授通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灾害实例,阐述了
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生活稳定,人类从自然中提取物质与能源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过程往往导致生产或产能的集约化、缓冲的消除、恢复能力的损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发言中强调:尽管人们的环境意识在增强,但要减少灾害发生的频率仍然十分困难。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安东尼・奥尼尔-史密斯教授作了题为“21世纪的风险、脆弱性与灾难:人类学的视角”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脆弱性和风险挑战我们去处理那些可识别的社会功能,导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损害和死亡,但它也让我们遭遇到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经济体系是最为突出的方面。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题为“关于灾害的比较社会学”的发言,他从灾害与社会科学、灾害与社会变动、社会的网络关系与重建、对社会认识的差异、与自然的共生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为例论述了震后避难趋向及社会认识。
美国原加州大学教授,现为独立研究者苏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题为“人类学视野下的灾难与核心文化概念”的发言,赫夫曼教授认为:尽管人民经历了灾难的发生甚至结束,但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长期积累,环境每况愈下,灾难就在眼前。她坚信:一旦人类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运用,减灾和恢复重建的能力将会加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灾难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员作了题为“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发言,他从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叙事和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个方面论述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作了题为“巨灾风险分担路径探讨――以‘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为例’”的发言,他强调:“5・12”重灾区在较短时间内不仅能够恢复重建,而且获得显著的跨越式发展,完全得益于“对口援建”的灾害风险和灾害损失的跨区域分担机制效率的发挥。因此,检视和探讨“对口援建”模式,对创新灾害风险管理意义重大。
二、专题研讨交流
大会主旨发言后,与会代表分八个场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专题学术研讨。八个专题分别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国外灾害人类学研究”、“少数民族观念与防灾减灾”、“防灾减灾与灾害应对机制研究”、“气候变化与灾害应对”、“灾害风险与政治经济”、“灾后重建与宗教观念”、“灾害史研究”。议题广泛、讨论积极,体现了人类学在灾害问题研究中的现实性和应用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灾害问题研究上的整体水平。
论文摘要:本文从法社会学视角对中国东南沿海一个经济组织的日报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该文在描述制度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对制度无法得到100%执行的原因进行了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探究,指出其根本原因是人的理性有限和公司决策者在发展与稳定间首选发展,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论文关键词 法社会学 组织制度 执行情况
关于怎样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才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讨论。其中,笔者比较赞成邢鸿飞及许根宏 的观点: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在法律层面往往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运行问题,那么法律制度运行的实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抑或影响我国法律实现的社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从而通过客观准确的分析来指导我国法律的设计和运行。本文通过以案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某个具体制度在组织中的执行情况,以期回答这个问题。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笔者为深入了解某个组织内的制度执行情况,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将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文献梳理以及重点访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E公司系东南沿海城市一家专门为政企单位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发展迅速,仅两年时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出四家子公司/关联公司,注册资本也从100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笔者挑选E公司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是因为该制度系员工每日都要实际操作的规则,且由笔者亲自参与制定、监督执行,对相关信息掌握清楚、详实,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二、E公司日报制度执行情况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从制度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制度的理想执行情况应该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实现,每个条款都被100%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打折。但日报制度即便简单,却依然在执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达不到100%执行的状态,这让笔者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关于发送形式的理想与现实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
E公司日报制度规定统一使用内部软件发送日报,目的之一是统一日报发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阅读。但由于部门主管需发送部门工作,而软件是按时间、任务、完成情况的固定格式设计,无法另行编辑,不利于部门之内还有各类不同性质分组的主管总结发送本部门工作日报。因此,多个部门的主管改变了发送形式。在笔者看来日报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对其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在监督执行过程中,默认了各部门主管的上述日报发送形式,而没有要求其进行更改,总经理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但其实该类变通,已经与正式颁发的书面制度内容产生差异,该项制度执行情况未达到100%。但若强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统一的形式,对一些内部还有分组或者直接兼管几个部门的主管而言的确不太方便,日报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工作反而对其造成负担。二者之间的冲突正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之争,在E公司因为过程环节少,过程执行对结果的影响也小 ,程序正义的牺牲可以达到实现实体正义的目的。但就大型组织而言,牺牲程序正义最终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就有待商榷。
(二)关于发送人员与时间的理想与现实监督执行人员面对特殊情况时的两难
日报制度是针对公司所有成员制定的,因此原本应该是所有在职人员都要每天按时发送两次日报。但因为E公司处在高速发展期,人员变动较快,时有试用期人员离职现象。另外,有些刚报到的主管级别成员,甫进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项需要交接、学习,因此对这些新进人员,其上级主管都没有即时安排其执行日报制度。笔者作为制度监督执行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尊重各部门主管的安排,但该类情况,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体现。因此,笔者在接纳此部分人员的执行情况时,严格来说,其实也是对制度的一种违背。
(三)关于罚则的理想与现实违背制度后果的衰减效应
E公司日报制度明文规定:工作日内无故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累计两次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罚值日一次,另扣当月绩效2分/次。根据E公司的组织结构,从检查执行情况到落实全部处罚措施,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总经理助理负责检查每日日报发送情况,未发送的,总经理助理将即时通知运营部人员予以记录并通报批评,当月超过两次运营部人员将在扣绩效之外通知行政部人员罚值日。经过这几个环节,衰减效应产生了:
首先是检查执行情况阶段的衰减。笔者对一贯遵守得很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人员,有时他们直接口头说发了笔者就会略过邮件记录直接记为已发送。另外,笔者的检查方式未形成书面制度,抽查的频率等也未有强制约定,笔者自己决定每周抽查一次,但当事情一多人一忙,有时会一整周都忘记抽查,而变为两周一次。
其次是处罚落实阶段的衰减。运营部每个月记录清单里都有要被批评、被罚值日以及被扣绩效分的人。但是,制度执行几个月之后,笔者未见一次通报批评或罚值日名单。笔者为此访问过运营部人员,他说扣绩效分落实到位了,而其他没有,因为:我是不想罚别人而已。
就这样,三项罚则中有两项形同虚设,日报制度的执行情况若要进行打分则还需再降一些。
三、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对策与建议
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超越。理论对实践的超越,更在于它能够把握到实践的规律。因此,对于E公司日报这种简单的制度,依然不能被100%贯彻落实的原因,除了上面笔者据实记载的各类实际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理论高度予以找寻、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以利于更好的解决问题。
(一)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
1.人的理性有限
人的心理设施对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 ,由人集合而成的组织就更因为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及信息等因素仅具有限理性。虽然E公司总经理本人极重视公司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但他在公司中除了担任制度总设计者、日常经营管理者外,还是软件产品总策划者,存在严重的时间与注意力分配困难,这导致他最多只能对制度提出主旨并审查大纲,无法顾及每一个细节的策划与落实。制度的具体制定人,也因为有限理性,无法预计制度将来执行情况的每一个细节并设计出相应对策。制度的监督执行人则是因此无法完美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使其满足制度规定。
2.E公司决策者在发展与稳定间,首选发展
公司处在快速发展期,变化很多,制度的本质却是寻求秩序与稳定,希望以根据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得的制度来应对将来产生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发展与稳定,经济目标(提高效率创造利润)与制度目标(100%落实),为实现各自目的对组织资源进行抢夺。公司决策者很重视制度的落实,但更重视公司的生存发展。
罗家德教授对系统崩解现象的研究对笔者的启发很大,将其套用到本文中,大概可以描述为:发展与稳定各自利用一部分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理想状态当然是双方各自依设计利用自己轨道上的资源实现目标。但实际情况不断变化,总有一个轨道上急需更多资源而另一个轨道上的资源相对空闲的时候,于是急用资源的就抢占了另外一个目标的轨道,这时若不影响另一个目标的发展,则总体而言就不是在浪费系统资源 。但是如果抢占者没有及时返回自己轨道或给被占轨道的真正目标实现造成影响,则会造成系统集体效率下降甚至系统崩解。因此,系统使用者若要以最佳方式行动,就必须在有效率及无效率两种模式间动态地变换。如何在不抑制整体效能的状况下变换模式,正是这些系统显得难以管制的原因。
(二)日报制度100%执行的对策与建议
1.将制度内容限制在必然范围内
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提到,道格拉斯认为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还举了学校选定八点钟上课这个例子来说明制度一开始产生的偶然性。笔者却以为偶然之中有着必然,也就是说学校选定八点这个时间点虽然偶然,但它是根据地球自转规律、人们的日常作息决定的。
人类理性有限,无法找出完美的临界点,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刚刚好,即便能找到某个时刻的临界点却也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因此,笔者的建议是找出合理的必然范围然后在其中选择一个可被接受的偶然点。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
人类通过有限理性制定出来的制度,在遇到各类特殊情况时常常不得不做出变通,尤其当他身处一个本身就充满变通文化的大环境中时。若此时强制进行100%执行,则会造成组织内各类资源损耗,包括组织信任、内部社会网络、员工士气等等,但若不进行100%执行,则制度本身的地位将变得很低,最终可能导致制度形同虚设甚至系统崩解。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先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清楚规定这段时间内按制度执行但允许有特殊情况,并在遇到时记录在案,试行期满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样既不会降低制度的权威,也不会造成确有特殊情况者的抵触心理,还可更好的完善制度。定期整理、修订制度
组织及其所处的大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制度在某段时限也许合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因为各类新情况的出现而显得不够合理。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正视,则过往制度僵化死板不符合实际;如果随时予以关注修改,其实是制度目标对经济目标轨道的侵占,是对组织资源的浪费,最终反而伤及制度目标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制度进行整理、修订。具体的期限可以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要根据组织具体情况而言。相关人员包含制度拟订者、监督执行情况者、惩罚措施落实者等,必要时包含所有被制度规范的对象。设立制度相关的常见问题库
笔者发现,尽管很多事情制度上都已有明文规定,大部分员工,只要与自己关系不大,都不会去在意。而当遇到想要了解某一制度细节的情况时,很多员工又懒得去翻看近百页的《员工手册》,都是直接询问身边同事或者制度监督执行者。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常见问题库进行解决。建立此类问题库,不仅利于员工更好的了解并遵守制度,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定期整理、修订提供最好的素材,使笔者的第3点建议得到最好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