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调研汇报材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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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大调研汇报材料范文
____市行政调解工作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各项工作全面扎实开展，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意见，市人民政府将行政调解作为依法行政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了绩效考核内容，成立了行政调解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制定了行政调解工作部门联席会议等制度，建立了全市行政调解网络，协调指导小组日常联络工作由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各成员单位设立了专（兼）职行政调解员，建立行政调解中心或行政调解室，承担本单位及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和信息上报工作，有效提升了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调解处置能力。同时，积极发挥行政调解职能，强化尽职尽责和服务意识，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开展调解和疏导，力求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解决行政争议和相关矛盾纠纷。
近年来，市人民政府坚持三大调解既相对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衔接、整体联动的原则，畅通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流程。针对与民生工作相关的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以预防化解作为工作重点，找准争议纠纷的焦点和各方利益的连接点，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专业优势，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疏导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制作调解书；对不愿进行行政调解或未达成协议的行政调解，积极引导当事人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方式依法解决；调解不成功或对行政复议和裁决结果不服的，主动告知并保障当事人的法定救济权利和渠道，有效防止了非正常上访、重复上访、集体上访，以及的发生。自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行政机关共调解各类案件1625件，其中，成功调解1592件。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机制，已成为有效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矛盾纠纷的法定机制，为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市政府法制办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切入点，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作用，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对符合调解条件的，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以行政调解为首选。两年来，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2件，其中，通过运用行政调解新机制先后使3件行政争议实现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为合理运用行政复议调解机制解决行政争议积累了实践经验。
一是以综合中心为平台的纠纷化解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调解四种职能，构建各负其责、相互衔接、相互协作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机制，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关口作用。行政调解机关与社区居委会及人民调解组织，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调解工作。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权的征用、征收土地房屋的安置补偿争议等方面，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共同参与，较好的发挥了联动调解作用。三是在执法培训中邀请法官、律师讲解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并接受行政机关个案咨询；同时参加法院旁听案件，了解和学习掌握庭审式调解程序和调解技巧。对群体性案件或重大复杂案件，视情况邀请法官、律师在解释法律的同时，开展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共同组成的联合调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1.有些应由
行政管理部门解决的矛盾纠纷，相关部门对调解缺乏主动性，调解力度和工作细致程度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历史遗留的涉及行政管理政策的矛盾，不愿多做深入了解和分析，总认为与自己无关而回避矛盾，往往以“走法律渠道”、“依法解决”为由，把矛盾推向社会，推向法院，而当事人又以打官司“成本大、耗时长”为由不愿接受，从而造成不断。2.个别部门调解人员依法调解水平不高、技巧性不强，掌握法律、政策不娴熟等原因，造成一些行政调解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3.一些部门在行政调解中缺少必要的调解材料，调解程序尚不规范，认为只要是双方自愿调解，调解成功便是目的。
4.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方面，还缺乏密切的配合和联动机制。
党的十报告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对____市做好今后行政调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现结合调研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继续完善行政调解工作各项配套制度。在做好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行政调解工作在依法行政目标责任书中的考核分值，不断增强各相关责任单位对行政调解工作重视程度。
第2篇：人大调研汇报材料范文
根据镇人大关于对*国土所工作进行评议的要求和部署，我所积极、认真地做了各项评议准备工作，今天镇人大对我所工作进行评议，这是镇人大对我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对我所工作的进一步促进。借此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按照评议要求，将我所20*年以来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汇报如下，敬请各位领导、各位代表予以评议。
20*年以来，我所各项工作在县局、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以全面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强化国土资源监察，规范基础业务和内部管理为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县国土局和镇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保护与利用、服务与管理并举，狠抓机关效能建设，深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扎实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各项工作，较好的完成县局和乡镇党委、政府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20*年*国土所被评为全县国土系统先进单位，一名同志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一、抓学习强素质、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近年来，我所不断完善学习制度，年初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认真组织开展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在学习方式上坚持采取集中学习和自我学习相结合的方式，一是狠抓了政治理论和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知识学习，开展了以《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测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国土资源业务知识为内容的学习，通过加强学习。提高了依法行政能力，强化了工作作风、纪律作风的转变，增强了责任心、事业感，提高了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断增强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通过学习教育，增强了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增强了责任心、事业感，提高了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二是认真扎实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按照县局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积极参加了县局举办的专题辅导讲座、通过学习交流、专题讨论进一步增强了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理解、认识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主动性。认真落实各阶段的学教任务，认真查找自身在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纪律作风、履行岗位职责、依法行政等方面存在的各种不足和差距，制定了整改措施。采取了“三查、三强化”措施来提升和树立国土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一查服务态度，强化群众服务理念。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二查工作态度，强化责任意识。端正工作态度，树立高度责任感，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每项工作。三查执法水平，强化依法行政能力。把法律、法规学习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不断深化，切实做到学用结合，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质量。三是把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国土所作为国土部门最基层的服务窗口、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土部门的形象。我们要把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把为民、利民、便民作为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做到热情服务，要求全所人员必须端正服务态度，讲文明礼貌，对来所办事人员要做到接待热情，耐心告知办事程序，主动提供有关政策法规依据，同时告知能否办理及原因，真正做到礼貌接待，办事认真，服务周到。
二、夯实基础、完善制度、狠抓国土资源所规范化建设。
近两年来根据国土资源所规范化建设要求，我所坚持以队伍建设、软硬件建设为抓手，以精细化、规范化建设为主要目标，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提高人员素质、增强工作能力、提升服务水平、树立国土资源新形象”为宗旨，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提高服务能力，以人民满意国土资源所创建活动为契机，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努力做好各项服务、全力打造“人民满意国土资源所”，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为确保国土所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我所先后建立、健全了《国土资源所工作职责》、《财务管理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勤政廉政制度》、《接待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并将国土资源所职责、所长职责、工作人员职责以及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承诺等上墙公示，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同时，我们还建立了接待、土地巡查、勤政廉政、档案管理等制度，并定期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形成了以制度建所，用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用制度规范日常行为，注重预防与教育并重，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重点从三个方面规范国土所各项管理工作：一是规范了所里的地籍档案管理。建立了各项设施较为齐全的档案室，做到地籍资料和其它材料及时整理归档，妥善保管。二是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法规政策学习，增强依法行政观念和能力。在执行公务时严格执行国土部门“五条禁令”，严禁、吃拿卡要。三是规范了用地审核报批程序。对各类用地，坚持做到一到现场，二把关，三跟踪。将违法违规用地遏制在萌芽状态。
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抓各项基础业务工作、一是认真做好各项建设用地的报批工作,严格按照土地管理的法规制度和程序、严格审核把关，经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各类建设用地户按程序上报县局审批。两年来国土所共为全镇审核上报事业单位、乡村二三产业、农民宅基地、农业设施等各类建设用地178宗、面积59422.6平方米。二是认真做好建设用地地籍调查工作，对依法审批的各类建设用地逐户进行了丈量核实，完成了土地登记的表、卡、册、图的填写绘制工作。两年来国土所共为全镇各类建设用地户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67本、集体土地使用证89本。三是全面开展第二次土地大调查工作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根据县局的要求从20*年11月开始，我镇的土地大调查工作全面展开，在镇、村、组干部的大力协调配合下，（1）从20*年12月17日开始利用42天时间，对全镇辖区内的八个村、八个个体小农场村与村、村与个体小农场之间的土地权属界线实地逐村逐组进行了调查。（2）从今年3月9日至5月25日开始对全镇八个村、八个小农场、六十二个村民小组的所有耕地按照土地大调查的技术规程，逐村逐组逐地块、在卫片影像图上标注了种植户户主的姓名、全镇共调查耕地面积8.6万亩、耕地地块29752块、为今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3）开展了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按照技术规程，对镇区规划、各村、组居民点、新农村建设、公益建设、二、三产业建设用地情况经过调研实地查看测算，为今后各项建设用地预留了较为宽松的空间。
四、强化监管、加大国土执法监察力度。两年来我所结合本镇实际、建立“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查处相结合”的全程跟踪管理机制，完善了动态巡查制度，一是全面实行土地执法监察动态巡查责任制和执法责任制，将所辖区域分片、明确巡查责任人，切实加强监察力度规范新增建设用地行为。二是健全镇、村、组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信息网络建设，加大土地执法检查和动态巡查力度，着力加强日常监管，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制止，严肃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两年来、全镇共开展执法监察39次。根据县局安排部署，依法对各类建设用地情况进行了检查，结合乡镇实际，对每年新建、扩建、改建的集体、个人156宗、建设用地情况逐村、逐组、逐户认真细致地进行了巡查，查处个人建房的违法违规案件7起，均按法定程序进行了处理，有效地遏制了违法用地可能漫延的苗头，规范了用地行为；对全镇乱开荒地的违法行为不定期的开展次巡查，依法查处随意扩地、乱开荒地违法行为11起，全部及时制止处理；建立健全了基本农田保护各项制度，按照县局要求，每年对基本农田变化，各类表、卡、册及台帐重新进行了调查核实，及时掌握全乡耕地保护动态情况。在此基础上，全面落实责任制，按照保护基本农田“五个不准”，非农业建设用地“六个不批”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及时制止土地违法行为。截止目前，未发生毁坏和占用耕地的违法行为，基本农田保护率保持在92%以上。
五、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增强国土资源法制意识。我所近两年来紧紧围绕每年各个活动日主题，充分利用“12.4”法制宣传日、“4.22”地球日、“6.25”土地日、“8.29”测绘日期间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充分采取多种形式，结合辖区工作实际，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原则，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和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在集镇设立了“土地法律法规知识咨询台，现场答复群众提出关于土地承包、宅基地、土地征用，等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国土资源管理的提问121个，二是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宣传措施，采取张贴标语刷新永久性宣传标语，挂横幅、散发宣传资料等宣传渠道和宣传方式开展宣教活动，在近两年的宣传活动期间、共挂横幅5条，张贴标语137条，板报7块，举办咨询活动11次，散发宣传手册和宣传资料1600多份，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使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教育和土地市场法制教育。增强了守法观念，“依法合理用地，促进科学发展”，这一观念，部群众普遍接受，依法有偿使用国土资源的意识也部群众理解和支持，为依法管好用好土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三是结合基层实际、充分利用村组会议见缝插针的对干部群众进行土地管理法规、农民宅基地、各类建设用地审批、基本农田、保护禁止无序开荒和无序采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7场次，受教育干部群众达到2300多人次、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遵守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四是以每年6.25”土地日活动为契机，强化土地执法巡查、对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时进行制止，配合乡镇党委、政府开展的新农村建设、环境卫生整治，依法拆除个别村组农户临时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在此基础上采取查处与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对我辖区内依法查处的，受到处罚的农户，做为典型违法案件，在不同的乡村组会议上进行宣讲，达到查处一人教育一片的目地。及时制止、为依法规范土地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依法行政、依法征用土地，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牢固确立，各类违法用地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六、落实责任制、狠抓土地纠纷调处工作。两年来、我所根据县局关于进一步土地纠纷的安排，认真推行首问负责制、完善了接待制度、限时办结制等，做到来访有记录，来信有答复，处理有反馈。积极做好上访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稳定来访人的思想情绪，从源头上防止群访、越级访、重复访的事件发生。两年来、针对群众反映的有关土地问题，国土所积极与镇司法所、村、组等协调配合，加大了对土地纠纷的查处调解力度，两年来共受理各类土地纠纷49起，调处结案49起，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371人次、做到了小事不出组、一般纠纷不出村、较大纠纷不出镇，从源头上制止了群访、重复上访事件的发生，有力的维护了辖区内社会的稳定秩序。
七、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两年来，我所尽管在做好本职工作中，做了大量艰辛的努力，但与镇党委、政府和县局的工作要求及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和不足。一是对自身业务知识和理论水平的学习抓的不紧还不够深，对农村村民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还不够。二是行政执法措施手段不够强硬，对各类违法用地的查处力度还不够。三是在解决处理一些群众案件上不能够及时到位。四是国土所管辖两个乡镇，只有2名工作人员，由于管理区域大、人员少、交通工具落后，按照县局要求、每周一、二、三日在*镇上班，周四、周五在瓜州乡上班，致使管理和服务工作不能及时到位。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切实提高思想素质与业务水平，以业务精湛、工作勤奋、廉洁自律为目标，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努力提高依法行政与执法水平，进一步完善本所的各项管理机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我所辖区内国土资源工作做好。
第3篇：人大调研汇报材料范文
秋雨淅沥，刚满40岁的重庆市原渝北区人和镇农民杨亚山坐在家门口，神情茫然。
她的家是座两层的小楼，坐落在人和镇政府对面的山岭高处，二层住人，一层开了个乡村茶楼。时近正午，茶楼里除了一张张布满灰尘的桌椅，空空荡荡。
一年前，政府要在此地建植物园，她所在的人和镇大坡村六组的土地被政府全部征用，她一家与乡亲们同时转为城镇户口。杨家共有三口人，丈夫早已农转非，她和未成年的孩子获得征地补偿近10万元。
对于将来的生活，杨亚山很迷茫。她本来希望能参加“重庆市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每月领210元生活费，但因征地时她年龄差五个月不足40周岁，未能实现。
根据重庆市的规定，凡征地农转非人员，在征地时男性超过50周岁、女性超过40周岁的，可从征地补偿费中取出2.35万元交给当地人寿保险公司，然后每个月按照210元的标准领取生活费，直至终老。这个保险计划就是“重庆市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
对杨亚山来说，每月210元不算多，“每天才有7元钱，现在粮食、猪肉涨价，连一天的生活费都不够”；但是较之把2.35万元存入银行，“还是划算”。因为目前银行五年期定期存款的利息不过5.49%，而上述保险计划每年可以保证10%的收益，利差由政府来补贴――所谓每月210元的“生活费”，其实就是这些本金10%的年利息。
据重庆保监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处长刘咏介绍，重庆市自1992年实行“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至今已有14.3万“失地农民”参加了该项计划。参与该保险计划的保险公司有四家，分别是中国人寿、新华人寿、泰康人寿等重庆分公司和中新大东方人寿。截至2007年6月底，该业务覆盖了重庆市18个区县，累计承包本金 27亿元。
作为农民，杨亚山对自己未能挤入这个“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略有遗憾。但她不知道，由于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多次出台政策，重庆市政府正在研究建立失地农民整体性养老保障政策。上述曾被誉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重庆模式”也面临重大调整，甚至牵动了农民、政府、保险公司甚至保监会各方的神经。
社保部门质疑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失去土地的农民与日俱增。据劳动保障部门统计，目前中国有失地农民4000多万，每年还以300多万的速度递增。重庆市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也不例外。
1998年至2004年，重庆市仅农转非的失地农民就有43.78万，1982年后所有失地农民总量可能超过100万人。这些人大多缺乏生存能力，征地后“就业无岗、生活无着、社保无份”，成为社会稳定的威胁。
为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重庆市早在1992年就出台文件，要求区县政府作为投保人，把“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男50岁以上、女40岁以上）的安置补助费作为保险费，向当时的中国人保公司投保；或者交由民政部门、建设银行、镇政府等机构进行养老安置，执行个人养老保险条款，预定利率为8.8%。这是重庆“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之始。
该做法后来屡经调整，从前期的强制参加变为自愿参加，逐渐形成了目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重庆模式”：征地农转非者，只要征地时男超过50周岁、女超过40周岁，都可自愿选择参保；由农民与当地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五年期参保协议，国土部门把农民所获征地补偿安置款中的2.35万元一次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投保本金每年10%的利率每月给农民支付保险费。
按照现行政策，上述10%的利息中，商业保险公司只承担同期五年期银行存本取息利率，不足部分的利差由当地政府补贴；如果农民生活困难、患重病、遭受重大灾害或死亡，经批准可以取回本金。
由于该模式限定了参保人员的年龄，而在征地后陆续达到该年龄条件的，并不能参加，据重庆市社保部门统计，该模式目前只覆盖了全市现有征地农转非人口的21%。
2004年以来，失地农民保障日益受到决策者重视。200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凡是在城市规划区内的，要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规划区外的，可参加社会保障部门主办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见《财经》2006年第9期“4000万失地农民社保悬念”）。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必须由社保部门负责。重庆“商业保险参与农民养老保险”做法受到挑战。
2007年1月底，新华社内参正面报道了重庆的做法。此后，有关重庆模式的争议浮出水面。
劳动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对《财经》记者表示：“重庆的做法并没有覆盖全体失地农民，既非真正的保险产品，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不过是政府贴息、保险公司经办而已。”
在赵殿国看来，重庆各保险公司参与失地农民保险的做法，并未经过严格的市场招标程序。农民交付本金后，商业保险公司可用于投资；政府不但要补贴利差，还要一次性向保险公司支付5%的管理费。“重庆各级政府为此支付巨额财政成本，商业保险公司获利甚多；政企合作还容易滋生腐败”。
重庆市劳动保障局农保处处长向东则认为，农民所得甚少。他对《财经》记者说：“目前重庆市参加上述商业养老保险的有14万多，由于参保时间不同，每月只能领取数10元到210元不等的生活费，即使按照最高标准，也仅仅与城镇低保持平。”
向东认为，被征地农民享有社会保障，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重庆历史上保险公司参与农民的养老保险项目，只是在中央政策不明确的前提下，对部分失地农民所进行的一种试验。目前，应该按照中央的政策，重新设计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保监会“力挺”
面对社会保障部门的质疑，保险业监管部门显然并不认同。保监会认为，“重庆模式”是一种制度创新，是保险业参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成功尝试，可以借保险公司的管理、精算、网点优势，节省政府的行政成本，开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新模式。
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副局长秦士由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征地农转非人口养老保险，不仅可以减轻政府新设经办机构和人员的压力，节省财政成本，而且由于保险公司独立于政府，可以有效抵御外部干扰，降低社保资金挪用、挤占等风险。”
在秦士由看来，“重庆模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管理后，政府社保部门可实现“管办分开”，从此“集中精力于筹集社保资金、政策调研和业务监控，把自己从事务性工作中脱身出来，实现从‘办农保’到‘管农保’的职能转变。”
重庆保监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处长刘咏告诉《财经》记者，重庆市政府当初之所以选择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就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且政府财力有限，不可能一次性把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解决到位，因而通过商业保险的运作，以利息补贴的办法，分步到位，确保参保农民的基本生活。
“当时政府搞建设要征地，但一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政府既然不能依靠社会保险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只好先借助商业保险的力量，给那些年龄偏大、就业困难的农民办理养老保险，保障其基本生活。这是基于现实可能的选择。”刘咏认为。
按照目前重庆的做法，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本金，一般由负责征地的国土资源部门从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直接提取，然后交由商业保险公司。同时，区县政府按照参保本金给予保险公司一次性5%的管理费。每季度区县财政按照当时的银行利息与10%的利息之间的差额，给保险公司补贴相应的利息。
重庆相关区县政府每年要承担多少的利息补贴？据重庆市农办等部门2005年3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当时重庆“全市有15个区县开展了储蓄式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319人，占被征地人数的14.7%，投保总金额达到11.21亿元，财政月贴息金额791万元”。
也就是说，2005年初，财政每月的贴息接近800万元，一年的利息补贴则接近1亿元。如果按5%的管理费计算，对于这11.21亿元的本金，政府还要一次性支付给商业保险公司共计5605万元的管理费。
经办的保险公司是赔还是赚？重庆保监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处长刘咏认为，保险公司最多也是微利经营，不可能赚很多。在刘咏看来，保险公司只不过是提供一种社会服务，而服务是要成本的，政府提供的管理费补贴可以视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
她同时认为，“这比政府重新‘建庙召和尚’要省钱”。 据刘咏介绍，随着四家保险公司参与竞争，一些区县保险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已降至1%-2%。
不过，据一些保险业业内人士估计，保险公司把这笔巨额资金存入银行，自然不可能赚很多钱；但如果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尤其在最近一年市场如火如荼时，收益就相当可观。
又据记者了解，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这十多亿元的保险本金，可能已由中国人寿总部掌握。
针对社保部门关于保险经办机构没有招投标的意见，重庆保监局官员回应说，过去长期是中国人寿独家代办，确实是个问题；但2002年7月后，重庆市政府已同意新华人寿参与该业务。2005年后，重庆市政府已发文明确，对经办机构可实行招投标。
记者了解到，中国保监会领导层对重庆模式相当推崇，并曾组织力量做过多次调研。2006年初，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把重庆的做法视为保险业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成功模式，向国务院主要领导作过专题汇报。
保监会的调研报告认为，重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本质上是商业保险公司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障服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让商业保险抢了社会保险的饭碗，不应成为一个发展方向，因而不值得提倡。事实上并非如此。”
保监会认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均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应该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并非相互排斥。尤其是在当前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不足一半的情势下，商业保险参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可弥补现行社保制度的缺失，节省财政成本。
“重庆模式”何去何从
在当前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体制下，社会保障部门与保险业监管部门的争论，显然具有部门利益的色彩。
但是如果超越部门利益的表象，“重庆模式”争议问题恰恰在于：在政府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应如何选择？
按照“重庆模式”，农民其实只能保障基本生存。记者在渝北区人和镇采访时，48岁的参保农民邢庭芳认为，每月210元生活费前两年甚至比城镇低保还低。而据重庆市保监局官方材料，由于参保时间的不同，农民交纳的保费差别很大，当然每月能够领取的生活费也相差很大。
具体而言，自1992年到1994年参保的农民，由于本金只有数千元，每月只能领30多元；1994年到1999年参保的农民，交纳本金约为1.2万元到1.5万元，每月可领取100多元；1999年至2005年，农民所交本金为2.2万元，每月可领取175元左右；2005年至今本金调整为2.35万元，目前标准是每月210元。
另外，迄今为止，该制度也只是覆盖了重庆市征地农转非的五分之一左右。应该说，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更为广泛。据记者了解，自去年至今，重庆市政府多次召集财政、国土、社会保障等部门，研究如何调整“重庆模式”，建立更全面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据知情者透露，劳动保障部和保监会都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采访中，大多数人认为，目前停止“重庆模式”并不现实；而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承担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失地农民基本生活。
记者采访的一位公共政策专家认为，从历史看，重庆模式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比如，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是失去土地的财产性补偿，农民自身应该具有自由支配的权力，并可拥有投资收益的权利。但是重庆模式1999年前却是强制失地农民参保的。虽然政府给予利差补贴，其实是农民丧失了资金使用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农民交付本金后，这些本金的实际价值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同步调整。而1997年的1万元与2007年的1万元差别悬殊。如果参保农民自1997年参保，30年后终止，农民拿到的本金其实已经大大缩水。
再者，目前各保险公司对参保农民本金的运用缺乏监管，是否投资、投资的收益如何分配，都缺乏监督，也不在农民的参保协议上明示。这也是致命的制度缺陷。
第4篇：人大调研汇报材料范文
拥有76年历史的三星，经历过朝鲜战争、多次国内、1997年全球经济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亦赶上过制糖、电子、IT、数字技术的转型浪潮。
三星有过成长之痛，但在历次挑战面前，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愈益强壮，它踩着日本企业的肩膀不断做大，直至摸到成长的天花板。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经济中心，中国市场亦是全球企业必争之地。三星不断加重在中国的存在感，同时又遭遇中国竞争者的多重挑战。曾经的舒适水域正在变成红海，找到创新产品，创造新的蓝海，成为三星必须面对的挑战。
从全球来看，由美国企业发动的互联网革命，正影响并颠覆很多产业。这是由新生产力发起的对旧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如何适应乃至引领这场革命，而不是变成被革命的对象，亦是三星及同行的共同挑战。
今年春夏，《财经》记者深入韩国首尔三星集团总部采访，对话三星电子CEO权五铉、三星电子CFO李相勋等多位高管，深入梳理这家顶着多个“全球第一”头衔企业的成长基因。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这家让韩国人引以为傲的跨国企业，站在时代变迁的拐点上，其成功基因能否引领它继续向前？
消费电子产业已进入智能硬件时代，互联网思维正对传统硬件思维产生颠覆式影响；在传统硬件领域，后进者加速追赶三星。前后夹击之下，三星如能超越自我，将成为全球硬件企业的样板。 ――编者
在美国硅谷门罗帕克市的沙山路上，汇集着数百家风险投资公司，被称为“西海岸华尔街”。2012年底，三星电子在此开设“三星战略与创新中心”（Samsung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Center），跻身其中。该中心由三星零部件部门领导，投入11亿美元下设基金。
在距离沙山路不到10分钟车程的帕罗奥图，三星电子设立了一家新的创业加速器机构，隶属于三星开放创新中心（Open Innovation Center），其目的亦是在硅谷寻找新的投资项目。这里曾诞生过Facebook、惠普等世界级公司，斯坦福大学毗邻左右。
顺着加州湾南下30分钟车程至圣何塞，那里有三星集团1999年便已建立的三星风险投资公司（Samsung Venture Investment），三星电子是该公司股东之一。
在硅谷，三星电子还以LP（有限合伙人）身份参投了大量的VC公司。三星战略与创新中心更是请来美国上市公司Inphi的CEO担任其首席战略官（CSO）。
三星电子正积极谋求外部力量和公司自身的融合。三星方面称，过去的三星电子更注重自身的研发，现在则是花更多的功夫致力于构筑公司所处的技术和产业环境。硅谷则将三星形容为一掷千金、敢于叫板苹果的猛将。
2013年三星电子实现销售额228.69万亿韩元（约合2167亿美元），同比增14%；营业利润为36.79万亿韩元（约合349亿美元），同比增27%。
三星电视已连续33个季度为全球市场冠军，三星手机自2012年超过诺基亚成为全球第一之后便未动摇过，三星存储器的市场份额多年来一直高于第二名近一倍。
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三星电子屡创新高的漂亮业绩开始出现裂缝。该季度三星电子营业利润为8.3万亿韩元（约合79亿美元），同比下降6%。
今年第一季度，占三星电子利润收入70%的三星手机销量下降了4%，三星电子整体营业利润亦出现3.3%的同比下滑，为8.5万亿韩元（约合82亿美元）。
2014年7月31日，三星电子正式了今年二季度财报，销售额为52.35万亿韩元（约合510.5亿美元），同比降低8.9%；净利润为6.25万亿韩元（约合60.95亿美元），同比下滑19.6%。消费电子、IT和移动通信、设备解决方案三大部门的收入均出现明显下滑，其中IT和移动通信部门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0%。
外界开始担忧三星的增长是否正在出现拐点，三星内部亦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谋求变化。
2013年底，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提出中长期增长战略――“马赫经营”，其主旨是三星不能安逸于既有的商业模式、战略、业务流程和文化，要果断放弃过去的东西。
三星内部人士解释说，正如喷气式飞机要想突破音速（声音的传播速度为1马赫，即每秒340米），就不仅要改变设计图，还要更换发动机、原材料、零配件等所有一切。
2014年4月23日下午，三星电子副会长、CEO权五铉向《财经》记者直言：“竞争越来越激烈，开拓新的市场，创造新的技术，实现行业革新，是三星电子当前最重要的课题。”
三星电子CFO李相勋随后也告诉《财经》记者：“今年，（在投资并购方面）没有计划，买过来的越多越好。” 同时他又强调说，“我们并购的侧重点，不是单纯为了扩张规模的一般性质的并购，而是为了发现和吸取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内容等优秀基因。”
三星电子的高层十分清楚，新时代已经来临，今日霸主稍有闪失，就可能变成一介平民。 时代变了，玩法变了
2014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全球企业品牌价值报告书，Google位居第一，苹果公司第二，腾讯位居第14位，Facebook排名21位，三星电子排第29位，虽然其销售额遥遥领先于以上公司。看起来，当下的业绩与未来的潜力显然不完全等同。
去年11月，三星电子罕见地在首尔邀请全世界主要投资机构的400余名人士汇聚一堂，召开了一次“Analyst Day”活动，提出到2020年要力争成为全球前五名品牌，并会围绕“设施、研发、专利、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并购”等六大核心进行投资。
三星称，公司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开拓新市场、培养新业务，而不是守住现有的市场占有率。投资者最关注的是，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三星电子，是否已经为这个多变的时代做好了准备。
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的报告显示，2014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环比上季度下滑5%，为近三年来首次下滑。当季三星手机全球市场份额同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为31%。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市场对硬件的刚需正在减弱，软件和内容反而成为人们购买手机的重要理由，企业完全有可能根据消费者的内容需求定制出不同的产品。
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均以软件和内容为起点，现在它们都在做形态多样的硬件，如眼镜、平板电脑、手机和头戴式显示器甚至室内恒温器等。
从技术和应用上看，硬件的世界逐渐演变为人与设备连接的结点。如何理解人类并实现其体验，成为设备制造的核心，而不是硬件制造的垂直产业链资源。这对以往单纯做硬件制造的企业来说，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面对如此繁多的用户体验需求，究竟该重点制造哪类硬件产品？遭受硬件瓶颈和互联网冲击的不只是三星一家。
6月3日，苹果召开开发者大会，却没有硬件新产品的。其实自2010年开始，苹果就没有推出任何有创新意义的硬件产品。面对下一代产品的抉择时，苹果的狐疑远超三星，这事实上是行业性的困惑与犹豫。
业界的评价认为，苹果优于三星的地方在于，强大统一的iOS系统可以将所有苹果用户集合起来。在6月3日的大会上，苹果了HealthKit（健康）、HomeKit（智能家居）、CloudKit（云）三大平台，预示着苹果或将重心转移至软件和内容的服务上。
资本市场的选择，是投资者用钱投票。在韩国首尔上市的三星电子股票市盈率为7.14倍，在美国上市的苹果公司股价市盈率达15.31倍，谷歌公司的股票市盈率达29.33倍（8月4日数据）。从投资者的常态逻辑看，同行中市盈率越高的公司越拥有未来，不过韩国和美国资本市场之间亦存在市盈率差别，因此对于上述公司的市盈率反差，业界亦有不同看法。
没有互联网内容的优势，大多数硬件企业活得并不如意。比如，受互联网电视的冲击，中国彩电行业利润率已从2.2%下降到目前的1.9%。而以经营用户为核心的中国小米公司估值已达300亿美元，虽然其2013年的手机销售额仅为50亿美元。
预计2014年小米手机销量将达到4000万台，是2013年销量的2倍。在中国，小米已经成为三星在中低端智能手机领域最大的对手。
据市场调研机构Kantar给出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小米在中国销量第二次超过三星。除了智能手机，小米还相继推出电视机、机顶盒、路由器等硬件产品，其成长势头已经成为业界无法忽略的一个亮点。
小米公司的模式就是：从用户体验出发制造并销售多种硬件，以硬件为入口，通过提供软件和内容获得收益（用户ARPU值），同时也达到经营用户、获得用户数据的目的，分析用户数据、挖掘用户需求之后又可以推出新的硬件产品，如此循环便可获得硬件规模化的生态平台。
传统硬件时代已经过去，用户时代来临。传统硬件厂家在选择进入一个新产品时，往往首先思考的是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产业链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再决定是否进入。
而具备互联网思维的硬件创业者首先萌生出一个改善用户体验的idea，再借助硬件和软件产品实现该体验，他们以创造体验为核心，以打中用户痛点为起点。
在同行们看来，互联网对传统硬件思维的颠覆式影响，是三星面临的重大挑战。此外，在传统硬件领域，后进者向前奔跑的速度，亦令三星等业界巨头们的地位相对下滑。
今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排名前十中，已有六家中国企业。三星电子CFO李相勋曾表示，中国国内有八家左右的竞争对手，今后它们的发展，对应的战略是三星重点研究的课题，“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
近日，IDC公布的2014年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相关报告显示，三星二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从一年前的32.3%降至25.2%。而华为、联想的市场份额则分别从去年的4.3%、4.7%提升至6.9%、5.4%，列第三、四位。
相对于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巨大的苹果，近在眼前的三星，过去曾屡屡成为中国企业界学习并试图赶超的对象。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说：“苹果我们学不会，但三星电子可以作为我们的标杆。”如今TCL建立的包含高世代面板生产线的液晶垂直产业链，正带领着自己和中国显示产业向三星发起冲击。
三星电子表示，三星今年一季度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LCD面板和OLED面板的利润比去年减少了1万亿韩元左右。李相勋称，电视需求下降，对LCD面板需求也是下降，而且在面板供给上，中国企业保持充裕的状态，导致三星利润下降。
巨头们的挑战时刻，似乎就是赶超者的机会。从复制模仿产品，到复制整条垂直产业链，中国企业试图成为“超越三星的三星”。
前有苹果、谷歌互联网企业，后有新兴的中国企业，夹击之下，三星无法忽略时代之变。 三星应对之策
在韩国首尔瑞草总部，三星电子CEO权五铉向《财经》记者坦承，三星已观察到软件内容影响硬件的变化，以及硬件企业经营用户的必要性。三星方面进一步的解释是，他们对软件和硬件的协同实际上有明确的规划，但其重点在于让用户得到更多服务，而不是必须从中获取利润。
权五铉介绍，三星电子七八年前就已建立了负责开发软件内容的MSC部门，开始在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强化其内容服务，最近又新成立了软件中心。权在2012年就职CEO时，亦是特别强调了要加强三星电子的产品体验和软件竞争力。
过去三年，三星电子完成的14笔收购中，有三四家是与软件内容有关的企业。三星电子也以更大的热情培养软件专业人才，到去年末，已经拥有约4万名软件人才，占三星电子28.6万员工总数的14%。
但到目前为止，三星的软件布局还没有收获明显的成果。
2014年5月，三星电子关闭了Samsung Hub内容商店中的音乐和电子书服务，只剩下教育、视频和游戏三大内容。
2012年，三星曾收购网络音乐服务mSpot，并开发了自己的Music Hub服务。2013年3月，将其整合为Samsung Hub内容商店，面向用户推广。这款应用曾被作为拉动手机销量的一项举措，预装到Galaxy S4中。但在Galaxy S5中又没有预装该应用。
三星电子解释说，今后，相较于过去的打包提供内容服务，三星将会以交替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内容服务。这类新型服务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今年初在美国的Milk Music流媒体广播应用。
在OS（操作系统）领域，三星亦面临类似不确定性。三星之前称，在数码相机和智能手表上采用三星自主开发的Tizen操作系统，并将于2015年推出同样采用该系统的电视机，开发者则从今年7月开始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但是，原计划在俄罗斯首发的Tizen操作系统智能手机，突然被宣布延期上市。
三星的最初规划是美好的：采用自己的操作系统，便可摆脱谷歌Android的限制，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软件平台，而那些售出的三星硬件产品即可被随时激活，所谓用户、所谓ARPU值都将一一实现。
在不改变组织结构和自身基因的前提下，三星建立系统和平台是否能达到目的？
在自建系统方面，三星曾有过失误。2005年三星最先发现Android团队，却错失良机，将收购它的机会留给了谷歌；后来三星与英特尔联手Tizen系统，但又碍于Android系统的规模优势，不敢在Tizen领域更有作为。
三星操作系统的开发与取舍历程，显现了硬件厂家特有的谨慎作风，在速度决定一切的软件创新领域，这种作风的延续很可能是一再错失良机。
三星一直在探索自己与软件内容相融合的边界，但这个边界很难找。正如谷歌亦无法找到互联网与传统硬件产品的融合边界一样，如谷歌平板电脑失败了。基因决定生命的呈现。类似的情况在微软开发Surface时也曾发生。
多位互联网人士认为，硬件时代形成的严密科层制及垂直的产业链优势，令三星很难学会用横向的平台思维去作出决策。
三星经济研究院金财专务向《财经》记者坦承：“从垂直产业链上来说，我们有竞争优势，但是相对谷歌这种平台型公司，我们从弹性和柔软性上会有竞争劣势。”但他又强调，三星具备小规模整合的能力，比如说，两个设备，加起来会创造三个产品的价值，“如果我的产品很多，那么我们的组合非常丰富，我们在这方面会有竞争优势”。
今年以来，三星电子开始在平台方面持续发力。
2014年5月28日，三星在旧金山推出了一个开放型健康信息云平台，用于建立数码健康研究者的资料库。这是健康产业、移动设备、物联网、云计算结合的产物。
三星还特意展示了一款手环式装置“Simband”，配置了尖端的生物感应器，可用来收集心跳与血压等健康指标。这些指标信息通过一个叫“SAMI”的软件平台进行分析，并由使用者个人直接管理。三星电子表示，将拨款5000万美元，资助第三方在这项装置上的研发。
最近三星和英特尔等公司组成OIC（Open Innovation Consortium），提出即使在运行系统和供应商不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共享各终端信息的愿景。
在智能时代的初期，三星虽然在OS方面未能占据主动，但是在即将到来的物联网时代，三星期望局面会有所改变。
但对一个硬件公司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能否在下一代硬件研发领域率先突破并取得优势。
在三星水原DMC大楼内，三星电子DMC研究所专务张宰秀向《财经》记者展示了可以根据光线强弱自动调节屏幕亮度的三星手机，在其旁边还摆放着一台没有此项功能的手机以做对比。
随后，三星电子高管向《财经》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手机监测心跳，并表示在下一代产品中可用汗来测血糖。
在固有产品上的诸多微创新，并未阻止其他坏消息的到来。
三星Display今年表示，在还没有确保大尺寸OLED面板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之前，会把力量集中在研发上。业界则理解为，三星停止对大尺寸OLED面板生产线的投入。OLED为有机显示技术，显示色彩鲜艳、饱和度高，可做成如纸般厚薄的屏，可折叠、可弯曲，一度被认为是LCD的替代者。
国美电器CEO王俊洲告诉《财经》记者，OLED电视薄、酷、炫，摆在卖场里总有人围观驻足，但购买者不多，价格偏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若OLED电视的价格更合理，市场需求会很大，三星停止投入应该是因为成本难以控制。
在中国从事小尺寸OLED面板生产的维信诺副总裁吴延德支持这一猜测。他说，LG从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OLED一定会运用到大屏电视上，所以LG采用了白光+彩色滤光膜技术。
三星采用的是RGB+LTPS背光的技术路线，这种技术在小尺寸面板上的良品率很高，但到了大尺寸面板上，良品率就大幅下降，导致生产成本极高。
三星方面就此向《财经》记者回应称，目前的电视机市场趋势是，无论是三星还是许多日本企业，都在主推UHD（超高清）电视机。所以三星认为停止对OLED的生产投入是基于市场分析的战略保留。
在2013年下半年，三星方面注意到Display Search的一份研究报告：2014年全球电视机需求量为2.26亿台，其中OLED电视仅为10万台，占比不过0.044%，在未来五年里，OLED电视的全球需求占比亦不会超过2%。
三星因此计划在OLED市场正式成熟时再适时开展量产，但有关OLED的研发将持续进行。
但业界对三星的期待，已不止于现有产品的市场份额，而是要拥有未来。当其真正地站到第一的位置上时，三星需要承担起寻找下一代产品的重任，这也是三星可以继续拥有未来的关键所在。 回顾昨天，曾经的业界第一也曾遭遇挫折甚至失败，微软和英特尔曾最有机会做移动系统、移动芯片，但机会让最不起眼的Android、ARM抢了去；诺基亚是最有机会做大智能手机的企业，但它选择了错误的Symbian系统和微软Windows Phone系统，最终倒在了竞争的路上。
在做下一代产品选择时，这些业界巨头都有过失误。三星是会重蹈这些企业的覆辙， 还是会超越历史，成为其他硬件企业的榜样？ 垂直产业链优劣
理论上讲，三星完整的垂直产业链资源优势，决定着它更有机会引领下一代产品。
1987年李健熙接替其父李秉成为会长之后，打破了低成本复制、以规模取胜的跟随模式，使技术研发成为三星的核心优势，并因此建立了完整的垂直电子产业链，这是三星在后来不断超越日本和欧美对手的底气所在。
2014年4月23日，在三星韩国华城半导体工厂的16号生产线，《财经》记者看到，几百个长得像方盒子一样的机器人（“天车”）在房顶架设的轨道上以1分钟200米的速度跑动，时而停顿、加速、拐弯、切换轨道。一个天车完成一个存储卡的制作，需要跑动42公里，进站操作300次-500次。
与富士康等代工企业不同，支撑三星垂直产业链的，并不是其高效生产体系，而是与此紧密相关的技术与产品研发体系。
在研发领域，三星一向不吝投资。2013年三星电子的研发总投入为136亿美元，占整个销售收入的6.3%。三星研发投入在全球大公司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大众。苹果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是50亿美元，谷歌是40亿美元。
除了资金，还有人力。三星电子全球员工达28.6万名，其中研发人员达6.9万名，这意味着每4名员工中就有1名是研发人员。目前三星电子在全球有34家研发机构，仅在美国硅谷就有4000名研发人员。这样的研发投入，在美国以外的企业是罕见的。
1989年的《哈佛商业评论》曾这样描述三星电子的微波炉产业：他们可以在完全没有见过微波炉的情况下，买来一个样品，对其进行拆解再研究制作出另一个样品，运行成功后便上马生产线，他们的技术简陋，但他们可以舍弃周末进行工作。
三星电子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制造企业有许多相似处，但又有明显不同：与多数中国企业忽视研发不一样，三星更愿意在研发上冒风险，尤其是对上游核心零部件的专注投入，这在初期看起来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假以时日便大见成效。
继半导体之后，1995年三星开始量产液晶显示屏，1998年便成为全球LCD市场第一名；2002年建立AMOLED生产线，2005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如今三星在全尺寸OLED市场拥有超过90%的占有率，苹果等移动产品制造商均受其钳制。
得益于研发的高投入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决断力，三星快速地适应数字产品的转型，全面超越日本企业。2012年三星手机超越诺基亚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某手机制造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垂直产业链给三星带来了额外的竞争优势。
据华为相关人士透露，2012年，华为计划P1和P1S，但由于手机屏幕的供应环节不受自己控制，这款手机的上市最终流产。联想“乐PHONE”的时候也遇到类似问题。华为后来模仿苹果，包下了另一个屏幕厂商的整条生产线。
在中低端市场，三星手机亦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上述中国手机厂家相关人士称，渠道卖一台普通手机只能挣100块钱，但是卖一台三星手机能挣200元-300元。因此，渠道对销售三星手机的积极性更高。
三星电子CEO权五铉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三星的整机部门和零部件部门完全独立运营，即使是竞争公司，只要条件合理公正，都会为其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同时三星通过掌握的核心部件可以无障碍地进入对方企业。目前，苹果已把大部分显示屏订单交给LG，但CPU和闪存仍较为依赖三星。
惠普中国前高管向《财经》记者表示，三星电子垂直产业链的布局，有助于其快速地在市场中做出反应，而不用等着英特尔的芯片、夏普的屏幕。他认为，在工业时代讲究产业链分工从而成就了惠普，但信息技术时代要求产品快速迭代，所以三星冒了出来。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三星高管认为，三星的垂直产业链优势，并不是外界通常所想的“低成本”和“快捷的材料供给”，而是掌握着可以随时跟进市场变化组合出新的产品的技术能力。权五铉强调，这是其他企业望尘莫及的优势。
但一直以来，出自于三星的革新性产品并不多。最近三星虽然首先推出了智能手表，苹果等其他公司也在陆续推出类似产品，但市场未被引爆，未来走向有待观察。
广东捷通达电讯采购经理徐洁向《财经》记者表示，三星在渠道中的产品拉力开始显现不足。三星手机销量的下滑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拥有如此研发优势和垂直产业链，三星完全有可能比竞争者更迅速推出革命性产品。之所以未能如愿，与其独特的研发体系有关。
三星电子在集团层面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综合技术院”，关联公司的各事业部层面设有主要从事产品开发的“产品开发中心”，在技术院和开发中心之间，设有统合各事业部研发内容、确保技术领先的“研究所”。
三星综合技术院专门研究基础科学、人类发展技术趋势等未来5年-10年的发展性问题和前沿科学。部分项目进入轨道后，转移至各事业部，进一步研究商用化方案。
在韩国水原三星综合技术院内，《财经》记者看到了石墨烯合成实验室。实验室在地下一层，并不起眼。该项技术已超前欧美国家2年-3年，是已知的最薄材料，同时具有极好的导电性和传热性，令可折叠、可弯曲设备大规模的应用成为可能。好的设想是，未来的电脑可放进口袋，在需要的时候展开来随时使用。
三星方面称，对于这样的尖端技术研究，如果放在需要短期内实现业绩的事业部门层面的研发中心，是无法完成的。
三星将其研发体系形容为“各个研究阶段像传送带一样运转良好”。但这些创新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有行业人士指出，三星环环衔接的研发体系，虽然保证了研发的延续性，但其产品事业部的短期需求与基础研究院的长期规划有时并不合拍，在快速更迭的用户时代，如何更好地从用户需求出发，有效匹配研发资源和方向，对三星的研发体系是较大挑战。
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使后来者获得反超的机会。比如中国LCD垂直产业链已经建设完整，在OLED研发领域，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逐年加大研发力度。而美国领先的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正在与中国制造产业链形成合力。三星独有的垂直产业链，会逐渐丧失领先优势。
研发体系的结构恰是三星整体管理体制的体现，后者曾是三星实现超强目标战略管理能力的重要基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基因是否还有效？ 三星式管理
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与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朴载淳，在三星内部的职级分别为“社长”和“副社长”。
但张元基与朴载淳并无汇报关系，张属战略条线，汇报对象为韩国三星集团总部下设的未来战略室；朴属业务条线，汇报对象是三星电子CEO权五铉。朴在经营业务时，无需征得张的同意，但是需让张知悉，如出现与战略不符的行为，集团公司会及时干涉。
张所在的集团公司，主要职责是做一些战略设计以及子公司单兵作战无法发挥效率的事情，如法务、宣传、财务等，如果在中国发生专利纠纷，那么就由张出面协调。
三星对外均以一般人所熟知的职级名称示人，而内部有另一套职级体系，按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是：社员、、课长、次长、部长、常务、专务、社长，这一排序在三星内部会得到更多的认可。
就三星广为人知的三角管理架构，三星电子CEO权五铉解释说，会长作为家族经营者，提出5年-10年市场发展战略，定了具体的方向之后，由专门的经营者负责制定具体的目标和执行方式；另外，三星还设有未来战略室，这个机构的作用是确保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间的“制衡”（Check & Balance），提高集团协同效应，并提供相应的保障和服务，这就形成了由公司所有者、职业经理人、未来战略室构成的三角经营架构。
在李秉时期，未来战略室被称为秘书室，李健熙接任后将其改为结构调整部，后又改为战略企划室，2008年又因为该部门被指责接受子公司的不当支援而被废除，2010年才正式重组为未来战略室。
在几经波折之后，三星还是坚持选择了这样的三角经营体系。在三星各子公司中也存在类三角架构。
三星电子在中国有一个总部和5大支社（即一般意义上的分公司），支社下设有家电、彩电、手机、IT、数码、渠道等产品部门，称之为业务条线。支社的业务条线可以直接向总部对应的产品部门汇报，仅需知悉支社长。支社长协调资源，并监督、管理业务战略的执行与运营不会产生偏差。
为保证目标战略的管理，如此层层把关、处处设防的结构，看似极无效率，但三星却又以效率著称。
这个三角经营体系的核心，是在日趋复杂的环境下，通过有体系的培养经营者、基于实力和业绩的选拔制度，来实践责任经营。兼任经营层的公司所有者的角色是支持这一体系在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李健熙会长住院时，纽约时报等海外媒体曾经这样评价：三星旗下关联公司都有具备相当实力的经营者，所以不会出现经营空白的情况。
一位已离职的三星电子中国总部员工反问《财经》记者：“有哪一家公司可以做到当晚形成的决策，当晚就可以在全国乃至全球不走样地执行下去？”
三星认为，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即是在全球各地、各部门培养人才，并给予这些人适当的权限和责任。执行战略方向的各个组织负责到底，这样一来，可以同时追求效率和规模。
但亦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种家长制管理方式，这样的制度对人才的要求极为严苛。
三星有严密的人才培育体系。1953年，三星开始进行人才培训，1982年成立了三星综合研修院（即“龙仁研修院”或称三星人力开发院），1990年实施颇有特色的地域专家制，以响应全球扩张带来的人才诉求。地域专家通常被派遣到全球各地，利用一年的时间学习当地文化和语言，结交社会关系（人脉），提高全球人才所需的素养。结束地域专家课程回国后，这些人会被分配到与派遣地区相关的业务部门，帮助公司提高全球化水平。
三星人力开发院负责人介绍称，现在三星在任的很多CEO都是25年前派往世界各地的地域专家。他自己便是24年前派往美国的地域专家。
三星内部将核心人员分为S级、H级、A级进行分类管理。S级为最高级。这种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令三星集团不会紧缺人才。更关键的是，确保企业文化在各层级的连续性。
上述惠普中国前高管称，从实际效果看，三星的全球化之所以比索尼高明，是因为三星在各国的掌权者都是韩国人，这样容易快速地形成决策、协调资源，而索尼过于强调本土化，使用当地职业经理人，最终导致各国条块分割，势力难以统一。
从2012年开始，三星电子为了加强中国本土化管理，各产品部门的负责人大多启用了中国人，比如白电事业部的谢晖（常务）、黑电事业部的欧文生（常务），同时有一个韩国人作为其副手。
三星员工评价称，干活的是中国人，韩国人主要负责和总部的沟通和协调，因此有些产品部门的中国部门长职级已达常务级别，而作为副手的韩国人甚至还有次长级别的，相差达两个级别。
像三星这样上下级明晰、纵横交错、严丝合缝的管理体系，与多数互联网企业的管理架构很不一样。互联网企业的管理者认为，这三星架构会消灭员工的创新意识。
比如苹果公司，虽然也有很多内部职级分层和分类，但在实际运行中，除了CEO高高在上，其他人的工作关系更加平等，内部层级并不被严格奉行。苹果只有行政部门和产品部门的明显区别，产品部门又分市场、设计、技术等不同类别，并不设独立的产品事业部，因此即使iPhone再强大，也无法形成一股独大的事业部，也不会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
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如Facebook、谷歌，都是更具弹性的平台型组织架构，传统企业复杂而严密的层级制事实上已经被抛弃。这就是为什么三星经济研究院金财专务认为，三星组织架构在弹性和柔软性上存在竞争劣势。
三星为组织架构引入活力的办法是，从李秉时期就已强调的鲶鱼文化，即外界理解的PK文化。
三星在美国硅谷设有SSIC、OIC等多个组织，一是为了挖掘最好的人才，二是进行有效PK。不仅在内部，三星也在外部积极开展多种开放性的创新项目。
《三星的逻辑：只有第一才能生存》一书中讲到，三星文化就是竞争文化，对内各产品部门之间竞争，对外采用灵活的市场决策机制。三星有一个“亲敌理论”，先去和技术领先企业搞合作，合作的同时学习对方技术，学成之后便果断自立门户。
现在的挑战是，三星在传统硬件领域已然是老大，它再去学谁？苹果都已陷入下一代产品的徘徊中。如果去互联网企业学习，那么学习的将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一个体系、一个思维。
三星稳定的三角管理架构也面临挑战。三个节点中的任何一个节点发生变化，都要求其他两个节点也要随之变化，否则三角形将变形、拆离，导致不确定后果。
变化的时代推动着三星改革。 再造三星
2014年1月，李健熙在新年献词中强调，“三星必须摆脱五年、十年前的商业模式和战略，以及以硬件为主的模式。”这是三星核心经营层的判断，他们试图从基因上改变三星，以适应未来的竞争。
三星内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2013年底，李健熙曾通过三星内部网向其员工传达了“马赫经营”的中长期增长战略，意欲改变现有的经营体系和管理架构。
如果说1993年李健熙会长提出的“新经营”意在完成三星从量到质的增长模式转换，“马赫经营”的主旨则是要重新建立三星的框架。
三星电子在2010年“愿景2020”，未来十年将在太阳能电池、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用充电电池、LED技术、生物制药和医疗设备五大领域投资220亿美元，预期到2020年上述领域能创造40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
三星电子CFO李相勋称，上述计划都在正常推进当中，不仅在新的业务领域，在已有的产品中也在不断摸索新的机会。比如，在无线产品领域将进一步提高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量，并且扩大B2B及可穿戴设备等业务。就平板电脑来说，2014年目标销量是从4000万台翻倍至8000万台，摘得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第一的桂冠。
今年一季度，三星与苹果平板电脑的市场份额差距，已从去年一季度的21.4个百分点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6.3个百分点。三星电子在硬件领域确实有争夺第一的基因和方法论，比如机海战术、渠道政策。
但不好的消息是，Gartner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出现了环比30%的下滑，行业整体趋弱。
今年5月份，市场传出三星被迫调低了平板电脑销售目标。但李相勋依然表现出乐观和坚定的姿态，认为完成目标没有问题。
在移动产品领域，三星开拓的另一新产品是智能手表，此前三星仅将其作为提高手机销量的增值产品，短期内不寄望于大规模收入，但最近表现出越来越猛的势头。今年三星一口气推出了Galaxy Gear2、Gear Neo和Gear Fit等多款智能手表产品。
美国市场调查机构Strategy Analytics的一份调查显示，三星电子2014年一季度在全球共销售了50多万只智能手表，全球市场占有率从去年的52.4%（共100万只）暴增至71.4%。
三星经济研究院金财专务向《财经》记者表示，未来产品发展的趋势是离使用者越来越近，过去是电脑，现在是手机，接下来是可穿戴设备，未来可能是可植入人体的产品。
三星综合技术院副社长吉英俊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三星已研制出可以贴到皮肤上的材料。他表示三星在这一领域拥有差别化的竞争优势。
在对公业务领域，企业和机关对移动设备的安保需求日趋强烈。三星电子正在通过自己公司开发的KNOX系统寻求这方面的业务机会。在一些地方政府成功完成了KNOX的测试。
李相勋告诉《财经》记者，三星电子还将在已经成熟的打印机等办公设备以及白色家电产品上获得新的收益，并取得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
李认为，“打印机市场是红海”的论调是日本企业放出来的烟雾弹，其实大有可为；白色家电产品在物联网时代借助IT技术，便可打破其固有的区域特点，形成全球规模。
据李介绍，1997年经济危机时，三星曾想过放弃白色家电产品，又因内部意见不一，还是坚持了下来，到了2011年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指出白色家电也要力争全球第一，尤显其重视的举措是：将当时已经取得电视销量全球第一的尹富根调往白色家电担任总裁一职。
短期之内三星凭借其特有的基因优势或可迅速达成规模。但正如李健熙所担心的那样：5年-10年后三星现有的产品可能都将消失。手机、平板电脑的全球销量增长乏力，已在逐渐印证李健熙的观点。
选择下一代产品成为三星最重要的抉择。根据既有的产品技术能力和产业链的资源优势来决定下一代产品，这个逻辑是否正确？互联网企业做硬件的方式，似乎恰恰与此方向相反，他们先弄清用户的需求，再决定如何整合资源来推出对路的产品。
究竟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三星？
2014年5月12日，李健熙病重入院的消息传开后，三星电子股价却创下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8.5%的纪录，或是因为市场期待看到变化的可能。
显然，新的任务不会由李健熙来完成，他的儿子李在从历史舞台的一角走向中央。
李在是李健熙的独子，生于1968年，首尔大学东亚历史系毕业，在日本庆应大学攻读MBA，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加盟三星电子。2001年，任三星电子常务助理，后任经营企划组常务，2009年12月任三星电子副社长，2010年11月升任社长，2012年12月出任三星电子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