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研讨会总结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我说三段话:
一是感谢。感谢教育局的专家组一行,不畏山高路远,亲临高山学校进行现场进行指导;感谢广大教师认真准备,精心备课、积极参与和精彩的讲课;感谢为本次活动开展的领导小组、中心学校和中小学的精心组织,为青年教师搭建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二是感想。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听到年轻教师们的精彩讲课,我看到椿木营教育的未来。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将对椿木营乡的教育将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椿木营的教育教学在软硬环境无比艰苦的条件下,学校领导开动脑筋,克服困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盘活一切教育资源,使椿木营的教育在艰苦曲折中前进,让椿木营的教育逐步走出低谷,渐渐迈向复苏,即将步入新一轮的高峰。我们欣喜的看到,椿木营的教育在本届学校班子的领导之下,正在崛起,即将迈向椿木营教育新的春天。椿木营教育的冬天已经过去,我相信,春天一定不会再遥远了。
三是希望。一个地方的发展在人才,人才的培养在教育,教育又在学校,学校又靠教师。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人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教育中,九年义务教育是基础,相当重要,我们在座的广大教师,就是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椿木营未来的发展就是靠的你们了。美国登月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面向地球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老师们!我想,这句话用在你们对学生的身上也恰当。或许,你们的一节课,你们的一丁点付出,你们对学生一个极小的关怀,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决定他们一生的命运。因此你们一定要倾情付出,站在对学生、对社会、对良心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而工作。老师们!你们的头上没有金灿灿的光环,没有无限崇高的荣誉,可你们的肩上却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无限期望的未来,因此我希望大家,不但要爱岗敬业,更要用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自己的工作,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每一个学生,要象恩施高中XX界阳光班班主任吴建平老师说的那样:“教师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争取社会的尊重和家长的爱戴,释诠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谛,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倾情教育、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勤劳动来铸就自己的崇高形象!”
谢谢大家!
前几天的班主任工作研讨会开的很精彩,尽管已经接近晚饭时间,还是即兴做了一个总结发言,也算我的学习心得了。暂且记录备忘。
各位,一般而言我认为开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总是听着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心里想着还没有干完的工作,但是今天下午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议我却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我相信大家和我是一样的,几位优秀班主任的发言精彩纷呈,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都非常高,我又忍不住要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
我的第一个感慨是做班主任就是做人,你的品格决定了你做班主任的品味,我一直认为班主任不仅需要责任感更需要使命感,不是什么职业都配得上使命感这个词的。
我的第二个感慨是班主任一定要有个性,人格需要人格来培养,个性需要个性来导引,我不希望班主任工作都是千人一面,比如叶老师是一个“妈妈型”的班主任,可你一个大老爷们无论如何做不成妈妈,那么刘老师的“野蛮型”班主任也是一种选择,我这里的“野蛮"一点都没有贬义,前面大家提到“温柔是一种力量”,“关爱是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情景下,野蛮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呢,班主任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不要将自己的个藏起来,就算是缺点也没关系,我希望的德育是一种真实的德育,而不是那种功利的,虚假的,充满了泛政治化的德育。
我的第三个感慨是要注重班级文化的建设,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当学生毕业十年后,二十年后他们聚在一起还会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学生时代班级里的一些事,这就是班级文化,而不是毕业证书一拿就此散伙,什么都没有留下。各位老师我们想一想,如果几十年以后,我们老的已经走不动,学生们都已经两鬓斑白,他们开同学会的时候还想到你这位老班主任,搀扶着你进入会场,这就是你当班主任的成功,把每一个班级都当成你的事业来经营吧。感慨很多,时间关系就此打住。
2013年12月7日,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2013昕年会、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南京理工大学国际经贸问题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承办。会议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形势与江苏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海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理事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远鹏研究员当选为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会长。
在年会开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张为付教授分析了东亚一体化的纠结,即政治对抗与经济合作并存,他认为中美合作将决定东亚合作的进程。江南大学商学院武戈教授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将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碳排放分为直接效应、自溢效应、自给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认为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直接碳排放量,从而提出对长三角服务业低碳转型的政策建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睿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在不同的关税减让情景下中国加入TPP后的关税减让对中国宏观经济及产业部门的影响,他认为关税减让虽然降低了政府收入,冲击了农业部门,但对整个经济增长而言是有帮助的。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繁华教授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问题、碳关税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问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冰分析了我国FTA建设现状,并与TPP进行了比较,指出我国FTA存在着开放度不够、谈判议题不够全面和深入、能力建设欠缺等需要进一步努力和完善的地方。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崔鹏歌通过对江苏省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业FDI依存度、服务业整体开放度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分析,提出对江苏省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林乐芬教授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制约和促进因素,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动。她认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不仅扩展了两国自身利益,也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模式。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庆萍从政治、经济、法律、劳动力市场、农业与环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环境,认为这一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投资吸引力,中国应该加强与这三个国家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合作。
一、关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法律制度
(一)与物价失控相关立法的基本内容
日本应对物价失控的主要立法有《物价控制令》、《稳定国民生活的紧急措施法》、《石油供需公平合理化法》和《关于针对囤积与惜售关系国计民生物资行为的紧急措施法》。
《物价控制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制定的,规定主管大臣有权设定某些物资的价格上限。一旦设定了价格上限,相关物资就不能超过价格上限进行交易。
《稳定国民生活的紧急措施法》(简称《国民生活法》)是在石油危机时作为紧急立法制定的。该法规定,主管大臣有权依据该法认定某种物资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并设定标准价格。
与《国民生活法》同时出台的还有《石油供需公平合理化法》(简称《石油法》)。根据《石油法》的规定,政府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发出要求出售原油及石油制品的指令。
制定《关于针对囤积与惜售关系国计民生物资行为的紧急措施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关系国计民生物资的囤积与惜售行为。
为了应对物价暴涨,除了紧急立法外,政府机关还开展了一系列的行政指导,如通商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主管机关,根据法律授权,针对所管理的物资实施了涨价备案、设定物资最高限价,通过行政指导控制物价上涨。但与法律调控措施不同的是,这些行政指导措施的实施需要取得业界的合作。
(二)相关立法的实施情况
日本学者认为,抑制物价暴涨的有效政策在于扩大物资的生产和供给,但前提是物价有一个与该物资实际需求相适应的上涨,只有这样才能刺激生产者进行增产。通过紧急立法限制价格,可能导致生产停滞、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其效果适得其反。二战结束后《物价管制令》的实施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国家进行价格控制,许多物资被藏匿起来,在黑市上进行交易。与依法强行调控物价相比,注重争取业界合作的行政指导反而在控制物价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应对石油危机的立法汲取了《物价控制令》直接干预的教训,而代之以设定标准价格的方法,将行政指导法制化。
当前,日本经济调控的基调是放宽限制和定价自由。除了农产品价格外,基本上不再存在价格方面的限制。为了防止农业领域价格的大起大落,政府规定了一系列的农产品价格稳定制度,主要有最低价格保证制度、稳定价格区间制度、补助金支付制度、供需及价格稳定制度和稳定基金制度。
二、关于公共采购法律制度
(一)日本公共采购法律制度及执行情况
1.日本公共采购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一是公开招标;二是指名竞争;三是任意合同。这三种采购方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预定价格。
美国公共采购的基本原则就是完全公开的竞争。主要有三种采购方式:一是完全公开的竞争;二是受限制的完全公开竞争;三是非完全公开的竞争。与日本不同的是,在选择中标人方面,除了价格因素外,还考虑其它因素,且允许谈判,但没有预定价格。
欧盟公共采购有三种采购方式:一是公开方式;二是限制性方式;三是谈判的方式。以前两种方式为主,但二者之间没有主次之分。在选择中标人方面,要同时考虑价格和价格以外的因素,但不允许谈判,且没有预定价格。
2.日本公共采购法律制度的执行情况。日本公共采购法律制度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串标行为非常普遍。
一是预算体制方面的原因。日本财政实行年度预算。为了在下一年度以及以后的年度里继续获得所需要的预算,必须将本年度的预算全部执行完毕。因此,只要在预定价格范围内,就不会有很大的积极性设法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采购以减少支出,竞争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二是合同变更方面的原因。在合同签订之后,当事人可以变更合同的内容,通过任意合同追加工程,导致了最初签订合同内容的不确定性,为串标行为提供了机会。
三是预定价格方面的原因。预定价格的确定非常复杂,通常需要投标人的合作,容易导致将合同授予给在确定预定价格中贡献最大的企业,从而使招标采购方式实际变为任意合同的方式。
四是联合体投标的原因。在工程规模大、技术要求高的招标项目中,联合体投标容易引发串标行为。
五是地方和行业保护方面的原因。在公共采购过程中,采购人有时希望通过公共采购活动保护和扶植中小企业,或者希望通过公共采购振兴地方经济。这也导致了结构性的“政府撮合串标行为”。
(二)日本执行WTO《政府采购协定》的情况
1.《政府采购协定》的政策取向。推进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以扩大出口为目的,努力使外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环境得到改善,以本国市场最小程度的开放换取他国市场最大程度的开放。根据这一观点,《政府采购协定》被看作是市场准入交换的相互约束。另一种是以本国政府采购的合理化、效率化为目的,促使政府采购行为更为高效。根据这一观点,《政府采购协定》被看作是为建立旨在实现政府采购领域全球化、效率化的国际协定。
2.日本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时开放的内容。在《政府采购协定》框架下,各缔约国之间的承诺情况趋于相同。有关中央政府机关采购限额基本相似,货物和工程建设以外的服务均为13万SDR(特别提款权)。与其他缔约国相比,日本地方政府以及政府相关机构在工程建设服务和设计咨询服务方面的限额明显偏高,其他缔约国几乎都是500万SDR,而日本是1500万SDR。在政府相关机构货物和工程建设以外的服务方面,大多数缔约国的采购限额为40万SDR,而日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一样,其采购限额为13万SDR。
3.日本加入《政府采购协定》承诺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首先,日本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尽管规定了以公开招标为基本原则,但也规定了很多例外,广泛承认对投标人进行限制的指名招标以及任意合同。这些例外规定明显违反了《政府采购协定》要求。其次,实行民营化、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机构,其采购活动是否仍然受《政府采购协定》约束。根据《政府采购协定》的规定,某个采购主体的采购活动是否应当遵守《协定》,应当根据“政府监督或政府的影响力是否的确已被消除”这一标准进行判断。由于这一标准过于模糊,像 NTT、JR等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公司,尽管政府已经不再拥有股份,但仍然没有及时将其从《政府采购协定》调整对象中排除。这就意味着强制已经实行民营化和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机构进行不必要的公开招标投标,反而不利于提高效率。第三,在政府与民间关系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公开招标是否仍然是最佳的采购手段。目前,在公共事业领域,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例如,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通过私人融资动议(PFI)引进私营企业的资金和经验。在PFI模式中,政府部门并不负责设计并确定工程规格,而是采用公开收集私营业者的提案,对提案进行分析对比和综合评判后决定中标人。由于政府并不是在确定公共事业内容后进行招标,而是在确定公共事业内容时便开始与民间投资者合作,决定所需货物和服务的规格。因此,可以考虑放弃招标程序,通过提高采购决策程序的透明度,达到消除采购中的歧视性做法。
三、日本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立法的启示
首先,要正确认识法律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的作用。日本的实践证明,一方面,法律对于紧急状态和经济危机有很好的心理防范作用。法律可以对危机的根源进行有效调控,通过保护竞争,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律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立法不能过于理想化,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立法从根本上解决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经济稳定增长立法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经济稳定增长立法不能规定得过于具体,要留有足够空间。
其次,法律要遵循经济规律。日本的经验是,对物价的调控既要使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更要使用经济手段。我国《价格法》关于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在市场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时,国务院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在宏观调控中注重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并用。
第三,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立法方面,要注意法律的功能与定位。法律应当抓大放小,从长计议,抓住根本,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建立长效机制,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法律在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二)公共采购法律制度的启示
2014年3月17―18日,“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更安全世界”组织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事务委员会、非洲联盟委员会,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肯尼亚非洲和平论坛、第三世界网络非洲分部、南非冲突转型行动支持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纽约大学,“更安全世界”组织、“拯救儿童”组织等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公民社会代表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中非对2015年后议程的政策立场、中非如何在2015年后议程上建构共识及如何将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与2015年后议程相结合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中非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政策立场
非洲代表指出,非洲现在不是缺乏发展计划,而是发展计划过多;因此非洲需要在2015年后议程框架下,制订非洲自身的综合性目标,即2014年1月非盟首脑会议通过、2月乍得《恩贾梅纳宣言》正式公布的“非洲共同立场”。非洲代表认为,这既非“千年发展目标”(MDGs),也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而是“非洲发展目标”。联合国非经委非洲经济发展与规划所所长阿德巴约・奥陆柯希(Adebayo Olukoshi)教授指出,非洲必须实现范式转变,超越MDGs,确保政策一致性和长期性,动员非洲自身的发展资金,充分利用南南合作提供的机会,追求非洲自身的发展议程。非盟经济事务委员会官员多希那・约(Dossina Yeo)详细介绍了非洲发展目标6大支柱的内涵。这6大支柱分别为:结构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长;科技与创新;以人为本的发展;环境可持续性、自然资源管理及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平与安全;融资和伙伴关系。他特别指出,为解决非洲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缺乏问题,除传统的南北合作渠道和新兴的南南合作外,非洲应着重动员自身资源,一是非洲各国国内资源,二是与侨汇密切相关的公私伙伴关系(PPP)。
厦门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黄梅波教授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教授分别对中国的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立场及其展望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第一,中国立场与联合国基本一致,其核心内容是减贫,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是前提,各国应根据自身实力切实履行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第二,中国的指导原则主要是尊重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MDGs为基础、避免发展目标过于繁杂;第三,中国依然将减贫视为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这能确保与MDGs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中,应该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中国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过程中应该秉持全球性视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副主任萨文(Steven Sabey)介绍了2015年后议程的主要进展。他指出,MDGs的实现前景并不乐观,诸多目标在2015年底到期时将无法实现。2015年后议程尝试结合MDGs和“里约+20”峰会上提出的SDGs,联合国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性对话,其典型便是“百万人心声”(A Million Voices)的全球对话,包括88场国别咨询、11场专题咨询以及150万人参与的“我的世界”(MY World)网上民意调查。上述全球性对话显示,MDGs仍相当关键,需要进一步强化;未来的全球发展议程应更具野心,应是转型性和普遍性的,并需要问责革命;等等。
二、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领域性问题
2015年后议程包括了诸多领域,与会代表围绕消除贫困与不平等、环境与社会包容性发展、和平与安全等角度进行了深入交流。
消除贫困与不平等应是2015年后议程的核心议题。联合国非经委宏观经济部官员巴托罗缪・阿玛(Bartholomew Armah)指出,消除贫困要求追求可持续发展,突尼斯、埃及等近年来的政治动荡说明,减贫指标的完成情况并不能说明问题。现有的国际贫困线并不符合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更多关注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升级。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这一消极目标得到确保的同时,应当为2015年后议程增加可持续发展这一积极目标,平衡消除贫困与积极增长的相互关系。中非关系是一对互利共赢的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大援助者,中国的发展和对外援助正在为非洲国家提供重要的机遇。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副总干事、北京大学何昌垂教授就指出:非洲的农业和粮食体系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和积极的变化,非洲不仅能实现自身的粮食供给,而且具有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的潜力。在他看来,非洲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中之重应是建立可持续的农业发展和粮食体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官员阿佳尼(Adegboyega Ajani)认为非洲所设定的新发展目标可从以下方面来缩小不平等:财富再分配;壮大中产阶级并提升其购买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有非洲代表指出,非洲目前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政治意愿。非洲应重视基于自身发展关切的战略建构,包括创造就业、有效利用资源等的可持续发展远比单纯的大量资金投入重要得多。
环境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涉及整个社会、环境、国家等发展的弹性和韧性。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何瑞龙(Harrie Esterhuyse)认为,可持续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支撑,而现代化或标准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往往又会导致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中国和非洲国家都在经历这样的发展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或方向至关重要。传统能源和新清洁能源这两种模式的选择对于非洲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在这方面中国与非洲已经开展合作,且大量合作潜力尚未得到释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教授与叶玉博士指出,从全球、地区和多领域的角度看,资源、环境保护与能源实质上构成了互相密切联系的复合性问题。同为发展中国家,中非面临总体相似的发展挑战,需要加强合作,如量化并公开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和能源等关系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贡献;规避将发展与环境保护隔离的风险;及时总结中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案例并对外推介;等等。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肯尼斯・金(Kenneth King)教授指出,中非合作论坛更重视高等教育,而2015年后发展议程重视基础教育;中非合作论坛具有区域性,而2015年后发展议程具有全球整体性。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而导致的“学习危机”。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有必要就此提出强化措施。“拯救儿童”上海项目总经理贾影博士认为,MDGs没有充分关注到极端贫困和边缘人群,尤其儿童又是最为脆弱和最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
和平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非洲和平论坛执行主席阿达拉(Ochieng Adala)大使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中正发挥越来越大和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南苏丹、安哥拉等国的冲突后重建中。但中国不可能单独解决非洲的问题,非洲国家应该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鼓励中国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参与非洲问题的解决。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何银副教授和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王学军博士对中国所倡导的“发展型维和”展开了讨论,认为这有助于丰富国际安全合作规范和范式。“更安全世界”的惠勒(Thomas Wheeler)认为,2015年后议程应当有单独的和平与安全目标,如减少暴力死亡率、确保社会性安全、提升社会凝聚力等,同时在其他目标中也应充分考虑和平与安全要素。当然,2015年后议程中的和平与安全应坚持: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不取代联合国安理会,不涉及“保护的责任”,不干涉内政。在讨论中,有与会非洲代表指出,对非洲而言,和平与发展必须成为2015年后议程的支柱之一。非洲和平与安全框架的构建必须以非洲国家为中心,其核心机制包括非洲和平与安全委员会、非洲大陆早期预警机制、非洲名人小组、非洲常备军建设、次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等。但由于资源严重不足,非洲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非洲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动员与国际社会支持良性互动的体系。
三、对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展望
2015年既是MDGs到期和2015年后议程设定的最后期限,同时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也将在南非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如何结合2015年后议程与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商务部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毛小菁副研究员指出,新全球伙伴关系的实质是要实现共同、平等和均衡的发展,全球化要求各国必须相互协作和承担责任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南非行动支持中心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认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发展范式的革命性变化,即从由慈善驱动、施舍型向着更加平等互利和各方认可的发展合作关系转变。还有与会代表指出,非政府组织可推动全球发展进程更具有公正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监督非法资金流动、提供发展机会、强化问责机制等方面。
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内森・巴萨拉蒂(Neissan Besharati)认为,非洲国家必须设定自己的议程、努力规划自身的优先发展项目、着力解决腐败等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援助大国,有能力和责任在全球发展问题上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在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发展合作关系上,非洲国家应要求中国遵守以下原则:政策透明化;中国对非的投入资金应公开,使援助、贸易和投资真正推动非洲的就业和产业发展;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中,非洲国家需要中国更大的参与,同时恰当处理与东西方的关系,从而能够推动非洲更好的发展。
此次研讨会探讨的主要内容有:
一、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感恩节
张岂之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今年黄帝陵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确立为“清明・民族感恩”,是与目前的现实相关联的,认为“只有从民族的先辈们和民族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对先辈们抱着感恩的情怀,且使之转化成对历史和文明进步的礼赞,才能够实现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以民为镜”到“以人为本”》)。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认为,“就清明节而言,感念先祖之恩应当是它要突出的主题,清明节文化的精义在于感恩”。同时又说:“人们举行祭祀时,求福的想法多于感恩的意愿,只想着从神那里得到护佑和帮助。这无可厚非,但不够理想。我们应当将其颠倒过来,把感恩放在第一位,这样会提升祭祀的层次。”(《感恩――清明节的主题》)其他一些学者在讨论中也多次指出,今年会议的主题确立为“清明・民族感恩”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明节是一个追思和感恩的节日,清明节就是中华民族的感恩节。把清明节看成是中国民族的感恩节,这是对中国传统节日认识上的一个创新。
二、对清明节生命理念的礼赞
把清明节看成是中国的感恩节,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清明节蕴含了对生命的重视;这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物质性的“生命”,同时还体现为抽象的、精神性的“生命”。把清明节看成是感恩节,就在于对传承生命的祖先表达感恩的情怀。
对于清明节所体现的生命理念,学者多有阐发。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清明节的节俗内容繁多,而贯通于其中的核心价值意蕴乃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怀”,“清明节是礼赞生命的节日”,这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的生命感通意识”、“寒食禁火的生命关怀意识”、“扫墓祭祖的生命承传意识”、“踏青春游的生命欢乐意识”和“插柳植树的生命培育意识”(《生命的礼赞――清明文化的价值意蕴》)。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则指出,清明节习俗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就是它特有的扫墓、踏青以及多种体育娱乐等节俗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清明节民俗文化的生命意识指“生命整体意识与和谐生存意识”、“生命可贵意识与生命担当意识”、“追求生命价值永恒的意识”(《清明节民俗的生命意识》)。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则认为,“清明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鬼神巫术逐渐人文化的过程。从整个历史来看,清明节表现出了对民族生命三维――过去、现在、未来――的深重礼敬,显示了中国文化中蓬勃的生命活力。”(《生命的三维:清明的文化意义》)西北大学李浩教授则把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归结为“悲欢交融”,指出清明节有悲伤与欢乐两条情调相反的线索,“祭祖扫墓之‘悲’是节日的主题,踏青游春之‘欢’则是节日的重要特质,二者看似矛盾地统一在了清明节当中”(《三元归一,悲欢交融――唐诗所见清明节俗的文化意涵》)。对清明节生命理念的讨论,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三、清明节的精神价值
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的感恩节,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这表现在诸多方面。众多学者都从清明祭祖可以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激励后人人手论证。香港浸会大学吴清辉教授认为,“了解清明祭祖习俗中感恩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可以把一个中华文化传统的意义提升到维系社会以致团结民族的层面上去”(《感恩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则通过对云南腾冲县寸氏家族祭祀活动的考察,指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之清明祭祖活动中,始终贯串着既重感恩先辈,更重激励后人的文脉。其作用,不仅在奉先思孝,更在于促使子孙后世能光前裕后,既为家族添光彩,也为民族作贡献”(《清明祭祖:既重感恩先辈,更重激励后人》)。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总编则把清明民族感恩与文化遗产传承联系起来,认为感恩文化是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也是文化遗产传承的前提、保障(《清明民族感恩与文化遗产传承》)。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则从清明节的“清明”二字人手,认为其为“清洁明净”之意,从而追求学问、政治上的“清明”,具体从“‘科学’之要义在达清明之理”、“‘民主’之要义在臻清明之治”、“清明之道赖教育”三方面进行探讨(《达清明之理臻清明之治》)。可见,清明节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无处不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
四、清明感恩文化的内涵、来源、特点
感恩文化是人们在对家族祖先、民族共同祖先的祭祀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先祖的丰功伟绩的追忆,人们缅怀他们,就是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对本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人们之所以对祖先感恩,这与敬畏有关。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的几种表现,认为“敬畏”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报恩情怀,敬畏就是感恩的核心价值观(《敬畏与感恩》)。
感恩文化有众多的表现,清明感恩文化,即清明祭祖是感恩文化的核心,清明祭祖是从民族感恩上说的。对清明感恩文化起源的考察,首先就要考察感恩文化的起源,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认为感恩文化的起源与祭祀文化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祭祀文化起源于原始宗教,形成于三皇时期,在五帝时期则有较大发展,感恩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祭祀文化是同步的(《隆重祭祀祖先,振奋民族精神――论祭祀文化形成与清明祭祖的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则指出清明感恩文化是伴随清明节的形成而出现的,清明节伴随“后世祭祀活动的介入,使之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文因素”,而且“随着唐宋明清时期对清明节祭祀的高度重视,其感恩的文化精神也被做了进一步深度地开显。民国以来持续进行的清明节公祭黄帝活动,使这种感恩活动具有了明显的民族感恩的意义”(《“清明”的嬗变与感恩文化的意义开显――兼谈黄帝祭祀的“民族感恩”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 授还就清明节庆活动所蕴含的原理进行了分析,认为清明节是一个“送春迎夏”的节日(《浅谈清明节庆活动的原理》)。对于把清明祭祀黄帝看成是民族感恩,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认为这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在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都能起到号召作用;的兴起与之就有密切关系(《黄帝与》)。
对于中华感恩文化的特点,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认为有理性与人文性两方面,它与西方的感恩观比较起来,“表现在感恩对象是神还是‘有功德于民’的人或物、感恩是信仰还是理性、感恩是进天堂还是现实地成就理想人格及建设美好社会这样三个方面”(《中国古代感恩观的特色》)。
五、感恩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
家族感恩,即儒家孝道也是中华感恩文化的表现,感恩是儒家“孝”道内蕴的一种文化精神。对儒家孝道的内涵,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指出:“孝,超越了个体家庭,通过‘慎终’来达到‘追远’,这种追远,不仅是对祖先的追思,也涵有对生命根源的追溯与崇敬的意味”(《慎终追远在儒家思想中的意义――对古代儒家价值体系的一个个案考察》)。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则分析了孝的二重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认为“子葬亲是出于内心的恻隐之心和亲子之情。孔孟所说,是孝的普遍性的基础”,而把孝同宗法制度联系起来,直接为宗法制度服务则是孝的特殊性,而且“孝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个方面,也反映在孝的内容要求上”(《孝的二重性》)。徐州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则探讨了孝的境界,认为“中国古代孝的观念,在爱亲的基础上,推而爱家、爱国、爱天下,有着深厚的形而上的终极根基和内在的、非功利的超越意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至善之境”(《中国古代“孝”的至善之境》)。
学者们还对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孝道进行了分析。广州大学档案馆吴小强副教授就研究了《论语》和《孟子》的孝道思想,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建构和倡导的‘仁’的思想体系,其核心价值观是‘孝’的观念和行为,‘孝’的实质就是感恩”(《中国文化名著中的感恩思想――以(论语)(孟子)为例》)。此外,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指出,道教中也有丰富的感恩思想因素,老子“善”的思想就有感恩的意味(《论老子“善”的思想》)。
六、感恩文化的建设
对感恩文化的建设,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必须“要加大对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超越的力度”、“要加强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借鉴”、“要重视感恩文化的制度环境设计与建设”、“重视整合中西文化中感恩文化资源”,从而提高文化软实力(《感恩文化建设从何人手》)。青岛大学徐宏力教授等则通过对具体企业感恩文化的考察,认为感恩文化必须同现实联系起来、必须付诸于实践(《蓝海酒店集团“感恩文化”建设调研报告》)。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则具体讨论了清明感恩文化的建设问题,认为应从完善清明祭祖的礼仪制度和更新祭祀方式等方面人手(《清明祭祀文化散论》)。此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认为黄帝不仅是汉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祖先,我们应该建立新的黄帝观和清明祭祀观(《感恩与少数民族》)。
为组织、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总结提炼具有时代特征、渝北特点、并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认同的渝北人文精神,8月23日,我区分别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人文精神专题研讨会。区委书记刘光全主持研讨会并强调指出,人文精神的研讨过程就是大家受教育,提升精神境界的过程,这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区委副书记刘忠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郑和平参加了研讨会。
会上,与会代表同志和专家学者分别结合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踊跃发言,指出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丰富内涵和具体特征,以及渝北应该怎样树立、树立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并且阐释了自己认为的渝北人文精神。社会各界代表表示,要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带动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的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把总结提炼的过程变为干部群众学习教育的过程,使大家更加清楚单位实际,更加明白工作责任,促进事业发展,推动工作进步。
刘光全指出,市委二届九次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主要是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和精神状态问题。在此之前,我区自己总结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思想观念的“满”、“短”、“小”,思想不解放、观念陈旧仍然是目前特别是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两大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想借全市的大气候很好推一下。推动渝北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精神状态有一个大的好转。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渝北人文精神的探讨、研究,使大家都参与进来,受到教育,使已有的精神得到发扬,使干部群众的思想、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在思想上打下烙印。如果大家都提高了,都有了一种状态,对工作的推动就容易些,社会就发展了。人文精神应该有“三性”,一是历史性,它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反映;二是时代性,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发展方向;三是传承性,对今后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能够传承。没有这三性,人文精神肯定有问题,或者没有特点。总结提炼人文精神,就是一个让广大干部群众受教育、强素质、增动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比人文精神到底是哪几个字更重要。至于最后是哪几个字,哪几句话,最后肯定要出现,但不是主要的。如果认为请几个专家来论证,弄几句话出来,渝北的广大干部群众就有了这种精神,这是不可能的。就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不能体现在单位开了多少次研讨会,发了多少期简报,写了多少篇文章。检验的成果只能是工作究竟得到多大改进,渝北的发展是不是进一步加快了,广大干部群众是不是得到了实惠。
本刊讯 记者刘启华2009年4月29日,在顺德容桂举行“中国盆景名镇”揭牌仪式暨盆景、古盆、几架展览之际,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花卉盆景赏石分会主办的“中国松树盆景研讨会”也如期在顺德大良举办。
岭南盆景历来以杂木盆景见长,其针对杂木盆景的“蓄枝截干”技法也逐步成为全国盆景界对杂木盆景的通用技法。但近些年来,岭南盆景界在发展杂木盆景的同时,以郑永泰、韩学年、彭盛材等人为代表,大力探索山松盆景的制作技艺,已经培育出一大批精品山松盆景。得到全国盆景界同仁的关注,不仅丰富了岭南盆景的树种资源,也让山松这一遍布全国各地的盆景资源逐步得到盆景界的认可与重新定位。如今,山松在众多省份已经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山松盆景走上各类盆景展台,成为松树盆景中重要的一类。此次中国松树盆景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花卉盆景赏石分会副理事长胡运骅、韦金笙、赵庆泉及中国盆景艺术大师胡乐国等人的倡导下召开的。
此次研讨会在岭南山松盆景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学年的盆景园――品松丘举办。与会人员仔细观摩了韩学年倾多年心血、始有所成的百余株各具个性、千奇百怪的山松盆景。韩学年收集山松素材不为世俗选材眼光与经济利益所累,坚持个性,别具一格,十年磨一剑,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韩学年坚持个性、不拘一格的选材要求,作品飘逸、清高的气势无不让与会者叹服。赵庆泉主持研讨会,胡乐国、梁玉庆、陆明珍、甘伟林、曾安昌、韩学年、郑永泰、彭盛材、王恒亮、陆志伟、黄就伟等人先后发言,或回顾岭南松树盆景的发展历程,或点评松树盆景独特的艺术魅力,或交流松树盆景的制作技艺,或探讨松树盆景深厚的文化内涵,或仔细剖析岭南山松盆景代表人物郑永泰、韩学年、彭盛材等人创作山松盆景的不同风格。胡运骅最后作了《关于松树盆景创新与发展的几点想法》的发言,总结了松树盆景的发展历程,回顾取得的成绩,更为发展松树盆景提出了有益的想法。
此次松树盆景研讨会时间虽然短暂,但准确地总结了松树盆景特别是岭南山松盆景的发展历程,展望了松树盆景发展的方向,相信定会为中国松树盆景的发展起到有益的引导。
关键词:初中语文 讨论式教学 优化策略
讨论式教学是小组合作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小组讨论变成了小组合作学习的一种点缀。合作学习课堂失去了重要的特征,课堂变得嘈杂无序,讨论过程教师无法对每个小组的讨论情况进行监管。因此,必须采取优化策略,使讨论式教学高效化、有序化。
一、优化讨论环节
合作学习小组由前后左右同学为单位组成,每组一般按优生、中等生、后进生比例配编。小组编排可按两种方式进行:教师分配式――教师把具有不同观点和不同经历的学生分在同一小组,既可以把不同性别和层次的学生分在同一小组,也可以让每小组中有不同风格的学生”。自由选择式――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平时能相处融洽的伙伴。因为他们互相了解,彼此信任,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所以合作研讨会模式在小组内进行,能使学生间交流更顺畅。合作研讨会和传统小组合作讨论的区别在于,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位发言人发言,学习小组中的优秀生不再成为主角,它让中等或以下的学生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1、合作研讨会的角色安排、流程和主要规则:
小组角色分为发言人、主持人和记录人。发言人,除组长外的其他小组成员,轮流发言;主持人,由组长或副组长担任,职责是主持和最后进行组内补充和总结;记录人,由组长或副组长担任,职责是记录和向全班展示研讨成果,回答其他小组的质疑。
讨论流程:发言人主动发言――小组成员点评――主持人邀请发言或点评――主持人总结补充――记录入向全班展示。
研讨会主要规则:可以自主发言或由主持人邀请发言;发言人发言时需站立(站着说),发言要简明扼要;记录人记录,其他同学聆听发言(坐着听);有支持、反对或补充意见,等轮到发言时提出;主持人和记录人海课轮流担任。
2、合作研讨会的主要优势
其一:有序。传统小组合作讨论一般是整个小组对某个讨论主题进行同时互动交流。用“七嘴八舌”夹形容较为恰当,发言带有随机性。整个过程较为松散,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下,但合作研讨会有基本的研讨流程,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位学生发言交流,
“站着说、坐着听”让整个过程有序进行,同时这样的有序还体现在思维上,从中等生、学困生开始的研讨,最后由优秀生补充总结,使问题得到逐步深入探讨,由浅人深的剖析问题,直至问题的最终解决。这符合我们语文思维的一般规律。
其二:高效。表面上看,传统的“七嘴八舌”式讨论在单位时间内,交流的内容较多,但实际上存在着简单重复、空话连篇的问题。合作研讨会发言内容被记录在案,避免不加思考胡乱发言的情况。另外,发言人在发言时不会被人插嘴打断,保持了思维的完整性,这样也使单位时间内的研究效率大大提高。
其三:均衡。传统的小组合作讨论中,往往是优秀生“独霸一方”,中下等生“坐享其成”。久而久之,中等或以下的学生思维得不到训练,但思维的惰性和对优秀生的依赖性却与日俱增,这违背了“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这一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合作研讨会研讨起点是从中、下等学生开始,最后由优秀生总结补充,从而避免了这一问题,也使得小组成员在思维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提高,小组内部的发展更加均衡。
二、优化讨论内容,提高合作意义
语文课选择什么内容进行小组合作讨论,这是一个关系到合作是否有价值的重要问题。因此,教师要课前选准合作讨论的内容。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重点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掌握知识,它往往值得学生讨论,通过讨论,能加深学生对重点的印象。难点是因理论性较强,或因距离学生认知水平较远,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对此可以发挥学生的集体智慧进行讨论、各抒已见,然后教师加以点拨,加深理解、化难为易。其实讨论内容的选择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语文三维目标中的知识与技能中的客观的知识应该排除在外,讨论的内容应该是带有主观性的、争鸣性的以及能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问题。
三、优化合作氛围
教师适当调控,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就是要让学生在合作中体验获得一种尊重与快乐的感受,在自主思考、互动交流的基础上充分享受合作成果。通过组与组之间的学习竞争来培养小组成员的合作意识,使学生在合作、互动中自觉、高效地参与学习活动。增强学生责任感,是小组合作讨论的关键。因此在小组活动之前,我们要学生具备以下理念:每个学生都是小组的一员、都很重要、都能为小组出力、都有责任保障其他组员完成学习任务,只有所有成员完成学习任务小组才算完成任务,激励小组成员的集体参与意识。
在教学中,教师应将评价的重心放在激励小组集体上,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让更多的小组展示其集体的观点和集体的成果,及时用激励性的语言评价小组成果,使每个小组学生都能感受到教师的尊重和认可,体会合作的快乐,提高合作学习的积极性。在合作学习中,教师不是更清闲了,而是担负起了更大的管理和调控职责。在开展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随时都会有意外问题发生,如果得不到教师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阻碍合作学习的顺利开展。
教师必须对小组的合作学习进行仔细的观察和介入,给学生解疑释惑,及时给于他们有效的点拨和引导。对一些不愿意参加小组活动,缺席小组讨论的同学,应该有耐心和爱心,使他们充分体会到合作学习的乐趣、被人尊重的滋味,然后慢慢引导他们融入小组学习。对一些浑水摸鱼,爱开小差的同学,应及时纠正并耐心教育,以保证讨论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