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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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由于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学生的交际水平，因此，教师在法语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向学生介绍法语的文化背景，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法语文化，熟悉中法的文化差异，如果教师只关注单词和语法结构，会极大地挫伤大家的积极性，定期组织学生表达自身的法语思想学会在适当的场合运用适当的法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指出学生的问题，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适当罗列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让学生了解法国人说法语的习惯，这样能够更形象生动的展现出中法文化差异，学生能够准确恰当地说出法语，避免只讲述法语语音和词汇的情况。此外，教师应该多比较中法文化，增强学生对法语文化的敏感性。
2.教师应持续进行法语教学学习
教师应该不断为自己充电，进行法语学习，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变化，日常积累时不能只上升法语基础方面，应该重视法语文化方面，多阅读这方面的小说、多看这方面的电源、多听这方面的音乐、多关注这方面的网站等等，总之，让自己爱上法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法国文化，在课堂上能够更好地向学生展示，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3.法语课堂上多进行法语语境训练
为了锻炼学生的能力，可以以课堂讨论的方式，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法国文化方面，这些也是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刺激他们多说，还可以模拟法国的日常生活场景，用法语展现出日常生活，通过学生的广泛参与，既掌握了法语，也熟悉了法国文化，此外，还能够发现学生身上的文化问题，及时纠正，效果显著。
4.要求学生课后多了解法国文化
课上，教师可以播发一些积极向上的法国电影和音乐，提高他们的法语文化素养，教会学生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掌握法语学习方法，这些是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学生慢慢领悟，但是由于课堂上的时间有限，只靠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此外，由于课后的时间比较多，教师多鼓励学生阅读法国书籍，书籍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特点等等，还要多看法国电影、多听法语音乐、多浏览法语网站等等，此外，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课下以组的形式查找资料，并进行整理，上课时按组进行汇报，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法国文化的了解，并且还提升了表达能力，总之，通过这种多途径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感受法国文化，深层次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进而提高自身的法语能力，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语法上比较中法文化
由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导致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句子结构不同，汉语中很多句子没有主语和谓语,但是法语句子中必须有主语，这充分显示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尤其法语重形式的特点反映了法国民族文化，因此，教学中比较法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
6.结束语
第2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从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就调查学生现状来看，我们的教学已经出离的太远了：唯“考”是举，唯“分”是能，唯“科（本科）”是高，抓住应试教育的“鸡肋”不放，津津有味、全力以赴，唯恐学生学有遗力心有旁骛。甚至不惜给每一位学生洗脑：洗清能够提升人文素养与标新立异的每一杂念，把精力、注意力、智力都集中到应试能力的打磨上———把应付考试当成压倒一切的人生要事来对待———直至把学生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点可怜的人文性东西挤占殆尽为止，语文学习的那点本真东西被远远抛到了一边。读了几年书，却成了一个被蓄意抽空了内涵的枯黄干瘪无血无肉的木头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打着“师爱”的旗号下进行的———学生们牺牲太大了，这也太得不偿失了。
2.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是否
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从调查现状来看，目前因应试教育而被迫异化掉了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失去了其培养学生人格品行的功能。它只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与应试能力的培养训练，而完全不在意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更不在意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行的培养塑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精神残次品，是不能站立起来的人。语文教育缺失、语文教学形式化一直是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评价体制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但缺乏对语文学习特殊性的了解，缺乏教学改革的精神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3.什么是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语文学习机理是指抓住语文水平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通过对系统内部原因（机理）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让预期结果能与实际更加接近，从而找出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语文教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的策略研究是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共有一种植根于语言人文精神的人伦情怀、人生体验、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来凝固化的语言，充分施展个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种痴迷如醉、回肠荡气的人文情境，让教师通过顺应学生的天性，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从游戏尝创到习得生成；积极引导学生去大量接触语言文字材料，不断去积累语言经验，在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诱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习模块，并让它不断增生扩大，达到一定规模，让学生在性灵体悟中移情养性、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引领教师更深入地研究语文学习的机理，提高一线教师语文教学的水平和阅读教学的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4.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教学内容生活化，让语文课真正“活”起来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即生活。语文课堂教学应立足于学生生活实践。只有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收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效，扎下语文学习的深根，让语文课堂在坚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成活起来。教学语言幽默化，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语文教学中教师语言的幽默生动非常重要。它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对话显得亲切随和，温馨快乐融洽，使师生之间拉近了距离，贴近了心灵，也使教学成为一件轻松愉快、趣味横生、令人着迷的赏心悦事，更使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默契、合作参与、心心相印的氛围，从而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教学方法艺术化，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上课也应力避平淡死板。如果能把一节课上出点新花样来，让学生觉得有吸引力，有一点趣味而又不花里胡哨，因而对语文从内心深处“好”起来，那就是很大的成功。除了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还应常用点小技巧才好，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比如在教学《爱如茉莉》一课时，我结合课文内容让学生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当时我布置一项游戏：和自己的父母来“猜猜我有多爱你”，孩子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我班的很多家长都说：真是太感谢这本书了，让他们从孩子的口中感受到了那久违的浓浓的爱意。另外，让孩子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绘本变成情景剧也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方法，能让孩子充分的感受作品，沉进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之美。
5.语文教学空间扩大化，让语文课的营养丰富起来
第3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我国的小学英语长期受到传统教学模式以及升学压力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偏重于语言能力的培养，忽视和淡化了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导致学生学的都是“死知识”，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有时甚至由于自身对英语文化背景缺乏了解，从而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造成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厌恶，使学生成绩一落千丈。因此，教师在进行基础英语知识教授的同时，应把语言知识的传授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在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要想使我国的经济走向世界，就需要更多的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文化教学尤其要从刚刚接触英语的小学生抓起，这样更有利于他们牢固地掌握文化知识，在将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文化教学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以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主
目前，我国小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仍然以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主，教师的讲解占用了课堂大部分时间，学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灌输式教学方法严重脱离了素质教育的宗旨，抹杀了小学生的想象力、创新意识、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偏离了现实社会生活，不能与实际接轨。
(二)文化教学在小学英语教材中难以体现
目前小学英语教材或是不注重文化的重要性，缺少相应的关注度;或是文化内容单一，缺乏趣味性。与此同时，部分教师注意到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但是教学的重点却有一定的偏差，缺乏一定的操作技巧。因此，在新课标的背景下，更应注重文化教学在小学英语教材中所占的比重，将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的传授齐头并进，使二者协调发展。
(三)小学英语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难以满足文化教学的要求
目前，我国小学英语教师的文化素养还比较低，这将难以满足当前文化教学对英语教师的要求。一些小学教师在看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不够客观，在接纳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上有一定的偏颇。小学生很容易受到教师的影响，造成不良后果。
(四)小学生缺乏良好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
语言环境对语言学习者的学习起到关键的作用。只有营造适当的环境，小学生才会有真情实感，才能更好地学习英语。但是，由于英语的语言特点及语法结构与汉语有很大差异，小学生在学习时缺乏良好的语言环境。这就要求小学英语教师在教授英语的同时，应尽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让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处处蕴藏着英语的气息。
三、小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相关对策
(一)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在常规的课程中进行文化教学可以使英语课堂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于无形之中将英语文化渗透给小学生，这样更有利于加强他们的记忆。例如，教师在每节课上课之前，可以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让一个学生把课下搜集的有关西方节日的习俗、英语中的成语、格言、谚语、神话故事等，向全班同学做口头汇报。每节课前都由一个人来做这样的汇报，如此，该同学在准备的过程中便把相关的英语文化牢牢掌握了，全班同学同样有所收获。
(二)有效组织英语文化活动
学校可以定期组织一些英语情景剧、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故事会、英语文化日等相关活动。在活动中尽量多设置一些角色扮演，让教师和学生通过融入角色去体会英语文化的妙趣横生，使学生真正成为英语文化学习过程中的参与者和小主人。通过自身的参演，获得了锻炼的机会，同时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浓郁特色，增强对英语文化的感悟与理解，增进自身对英语文化的热爱。
(三)不断强化教师自身的文化意识
英语文化教学要求小学英语教师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把握时代的脉搏，努力使自己成为学生学习道路上的指路人。作为教师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学习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以适应英语文化教学对教师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四)充分利用外籍教师的优势
学习一门外语，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接触是非常关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接触甚至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取代的。由外籍英语教师直接授课，小学生便可以直接地进行模仿性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中国教师授课的某些不足之处，在英语文化的思想传播、英语语言氛围的营造以及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对小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校园英语学习环境
首先，校园广播是深受广大小学生喜爱的，为此，教师可以组织相关人员每天做一个有关中外文化方面的报道，内容由学生自行搜集整理，这样，学生走在校园里便能听到英语，学到英语，时时刻刻沉浸在英语学习的氛围中。其次，由于小学生很喜欢阅读宣传栏，教师可以在教室的一面墙壁上开辟出一个专门的文化栏，让学生自己动手搜集整理一些有英语国家特色的图片或文字，做成手抄报、剪纸等作品，贴在文化栏上。通过这一搜集和制作过程，不仅可以增进小学生对英语文化的了解，同时也会激发他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增进他们对英语国家的了解以及对不同文化的热爱之情，为他们以后的英语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六)鼓励学生多渠道获得学习资源
第4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1.1目前考核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从考核目的上看，很多医学院校仅仅把考试成绩作为考核医学生能否评优获奖、顺利毕业并获取学位的一个依据；很多任课教师只是把考试作为该课程学习完毕的一种应有形式，对其他方面并不关心。对于学生来说，虽然知道医师资格证考试涉及医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但很多人缺乏长远考虑，仅仅关心目前的学习状态。从考核内容上看，大多数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程的考核内容局限于教材，和医学专业课程一样，进行期末统一考试。考试题目由主客观两部分组成，答案基本上是唯一的，忽视对学生实际能力、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考查，没有体现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特点。从考核方式上看，长期以来，《医学伦理学》课程多采用笔试，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难以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价值观等进行衡量。《医学伦理学》课程意在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因此，必须与时俱进，适应人文素质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改革《医学伦理学》课程的考评模式，才能彰显课程本身的价值和作用。
1.2多元化评价方式的优势所在
考试对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也是评价和改进教学，使之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引导学生主动、创造性地学习的重要手段；是检测和提高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由于传统考试方式的不合理，使得部分大学生即使掌握知识不充分，但通过临阵磨枪，仍能拿高分，这样培养的学生并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单一的书面测验和考试等考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发展要求，运用多种方法对不同内容进行“多元化考评”势在必行。国外教育界经过多年教学研究，发现“多元化考评”相比于传统考核方式，更具有突出的优势。“多元化考评”强调评价方式、评价主体和评价内容的多元化，其目的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教学改进的信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多元化考评”首先是一个以“教育多元化与考生能力多样化”为导向的多元化，具有在纵向和横向上“多层性”的属性。多元化的教育，有利于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协调性发展，并能促进教学改革。
2高校医学伦理学课程多元化考评体系的建立
2.1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是一次总结性的测验，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和运用能力的检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最大，但不能像以往那样占据绝大多数。笔者认为所占比值30%即可，在医学伦理学课程期末应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题型，而且编写题目应结合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让学生在学完这门课就知道重难点所在，同时为以后职业资格考试做准备。
2.2课堂表现
通过学生的课堂表现，能够判断出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态度，主要通过出勤率、课堂回答问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上课的认真程度来衡量。上课表现，往往能够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学习习惯，上课表现的比重20%较为适宜。笔者认为教师每节课应在花名册上标注学生上课的情况，对上课表现好的学生进行加分，对旷课、睡觉、聊天、玩耍的同学进行扣分，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学生上课的一些不良习惯，使学生能很好的进行自我约束，同时也是对表现好的学生的肯定，也是教育公正的一个体现，更是反映这门课宗旨的一项较好措施。
2.3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是一种过程性的评价，其所占比重建议在20%。众所周知，高校教师承担课程多，人数较大，平时给学生留作业比较少，所以平时成绩首先包括作业。医学伦理学课程每学期应该至少给学生留一次作业，给学生一些话题，让他们写小论文，这样可以锻炼他们思考和写作的能力，并督促他们了解医学伦理的前沿成果。此外在平时的课堂中，还可以让学生们参与到教学当中，分角色表演或者组织辩论等，这个分数也是平时成绩的一种。还可以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放一些视频或呈现一些案例，让他们参与讨论，给他们的表现打分，调动他们学习思考的兴趣。
2.4实践成绩
为了提高医学伦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把所学更好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实践成绩要占到学生最终成绩的20%，根据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和实践报告的情况来确定。实践教学的实施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让学生走向社会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医学热点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进行成果展示。鼓励学生走到社会上，对自己感兴趣的社会问题进行调研可以更好地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问题意识，并且也发挥了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师要把实践教学制度化，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提高学生的伦理道德水平。
2.5职业道德测评
医学伦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它是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的一门学问。其目的是培养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激励他们在学校刻苦学习，以后为病人全心全意的服务。因此，该课程的考核中应该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测评，测评比重10%比较合适。其主要做法是，教师编写职业道德测评问卷，发放到每个学生手中，根据学生答题情况进行评分。同时选取典型案例或社会热点医疗事件，由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班级各小组间互相评分，最后教师结合两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3对保证多元化考评体系取得实效的思考
3.1更新理念，确立多元化评价的考核模式
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生的发展，传统的教学理念限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唯分数论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为培养出高素质的医学生，学校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首先，学校领导要重视医学人文课程，积极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放手让教师不断的探索更适应医学生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其次，高校教师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教学研究的探索，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支撑教学，多了解国外的和国内其他学校的教学信息，对一些好方法要借鉴，要敢于打破常规，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了。最后，医学生在重视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重视医学人文知识，真正做一个高素质的人才。
3.2完善教学内容，进行专题化教学
所谓专题式教学法，是指由任课教师在遵守课程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把整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成若干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专题来备课和授课的教学方法。对于专题的取舍，既要立足于教材，服务于教学计划，又要立足于学科要点，并适度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和时事热点；任何一个专题，都将讲述一个或者几个学科重点问题，其自成体系、独立成篇。专题化教学在很多学校都在开展，但方式也有差异，其效果比传统的教学方式要好。不同学校选用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有差异，但整体来看内容差别不大。现在很多教师的教学内容依然是课本理论知识，难免枯燥单调。教师应多了解一些医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和社会热点问题及现实案例，通过整合，开展专题化教学。同时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即相关内容看看国外的做法，丰富教学内容，也使得理论知识不会那么枯燥，深入思考后对学生的作用也会更大。
3.3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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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中国的绘画艺术有着长远而具丰富意蕴的发展体系，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传统的中国画在造型艺术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期以来，中国画家乐于在画内题写诗文并加盖印章，使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珠联璧合。历来国画大师几乎同时是书法家和诗文家。中国画家素来将画视同诗文。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既说明了诗与画的不同特质，同时又阐释出诗画的同一性。近代齐白石说中国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似与不似之间与文学艺术家的主观感情、审美趣味、思想倾向上关系极大。从艺术形式上看主要表现为：诗书画印在一幅画上的完美结合，在创作思想上明确蔑视对自然的模仿和表面的形式，在审美观方面吸收了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中的丰富营养。历代中国画家都著作了极丰富的画论，在世界美学、艺术学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绘画史上有“深山藏古寺”“野渡无人舟自横”“十里蛙声出山泉”之类的故事，中国画极具平面性，无法创造再现物象物质性的立体效果。它靠文学性的支持，传达物象在作者心目中的形象——心象。在诸多大家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应推王维，如他的《山居秋暝》诗，不仅点明时间是秋天傍晚，交代地点是空寂的山林，还描绘了明月朗照，清泉漫流，使人仿佛看到弯月透过松枝洒向大地的清光，仿佛听到泉水在石上流过的潺潺声，俨然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中国绘画在其形成、继承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始终紧紧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加上中国画所用材料的特有功效，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格。中国绘画的造型往往通过改变客观事物原有的艺术变形方式，即意象造型，在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表现艺术家感受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步提高学生的修养和内涵。
二、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
作为民族艺术的中国画，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意象”思维正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思考与实践所创建的一种了解世界、创造文明的认识观与方法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大观。写意画以“意象”构成的方式来表现客观事物，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对自然物象的超越而达到一种主体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漠视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它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表现形式，是传统绘画中的精华，它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艺术精神。以“意象”构成的方式来表现客观事物，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对自然物象的超越而达到一种主体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漠视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它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表现形式，是传统绘画中的精华，它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艺术精神。可以说，写意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具体体现。以“写意”为宗旨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它不注重物象的明暗体积；不追寻物象的写实关系，而是确立了“墨线”——这一古老又纯朴的“意象”符号，并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情感内涵，形成中国画与西洋画从形式到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体现了不同的思维观念。中国画受特定思维影响所造就的“写意”式造型表现，正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愿望以及“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写意画在长期发展中，造成了主客观结合的独特方式，在再现客观世界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结合中，主观世界的表现成了主导方面，画家是用“写意”主导“传神”的所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型观，要点是不走极端，既抽象又具象，“似”是像对象，是重客观，“不似”是像主观感受，也更重视主观，既不与照相机争功，又不是绝对不似，总之是重在主观表现。石涛说过“画者从于心者也”。画家虽然要以客观世界为依据，但不是被动地模拟对象，画中的客观对象已经经过了画家心灵的陶融，注入了自己的感受，而且不同的人感受也有所不同。
三、培养学生的“写意”造型观
中国画表现物象、反映生活，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方法。中国画家对生活中的实体形象在提炼、概括当中，运用的不是写实手法，它追求的不是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而是形象的概括性和类型性；通过形象的“意似”和神韵，揭示其本质特征。在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时，注重含蓄，强调的是寄寓性、曲折性和抒情性。那么，中国绘画艺术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特征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写意”。以“写意”为宗旨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可以说，写意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具体体现，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体现了不同的思维观念。在中国画笔墨练习教学中，墨色的交融，干、湿、浓、淡、清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笔墨的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既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也是一种国画技法训练。中国画教学以引导学生的“意象”思维及“写意”造型为主，并不是不学技法、脱离技法，而是依此指导技法的正确运用。因此，在中国画这一特定性的教学活动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让学生掌握“写意”的造型观，并依此去指导技法，驾驭技法，才能使中国画教学的目的得以正确贯彻。
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方法是成功完成国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画教学不仅局限于课堂内，也可以课内课外相结合，如定期举办学生的美术作品展览和开展美术第二课堂活动。中国画博大精深，是我们美术教学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怎样更进一步地搞好中国画教学，使我们的民族艺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还有待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研究，并为之不懈地努力。
内容摘要：中国画在美术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绘画在其形成、继承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始终紧紧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加上中国画所用材料的特有功效，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美术艺苑中独树一帜。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内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和骄傲，也是中国画教学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画意象教学
中国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经历了自身发展的辉煌岁月，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各族人民所珍爱，同时也对世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漫长的发展中经过对自身表现形式的反复锤炼、升华而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华新.高师美术教育的反思与策略.美术.2005.7
[2]尹沧海.再提中国画的写意性.国画家.2005.2
第7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塑造文学作品的躯体，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离开彼此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的基础工具就是英语，其可以极具象征性及表达性地传达文学创造者的思维活动。通过文学创作者对英语进行提炼与加工之后，就能够表现出简洁、高雅、通俗、华丽等文体风格。由此可见，英语是一种极富独特性以及表现力的语言，能够在文学创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其独特的思想内涵表现出来。但是，英语会因为地域环境、历史发展以及等因素，存在一些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原因。二者在很多方面都表现除了一定的差异，例如在特有的俗语、谚语、典故等方面。
而这些不同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是除了母语国家之外所不能贯彻理解和掌握的。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所以英式英语往往会因为文化传承以及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而表现出一定的“正宗”优势，但是这也同时会导致文学评论家们在使用英式英语的时候不能够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当然，这种在文化传承下形成的限制也是一种对传统尊敬，将英式英语久经历史沉淀的庄严与稳重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虽然美式英语一定程度的将英式英语的大体继承了下来，但是也会因为地域、文化、制度等的影响造成美式英语变得更加具有革新性和叛逆性。还可能是因为美式英语的历史背景比较单薄，没有那么多思想上的限制，而且美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又表现的异常极端创新，尤其是在1930年之后，涌现出了各个流派的作家，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奖，使得美国文学体呈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影响了文学评论者们在英语应用时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正因为如此，美国文学评论相较于英国文学评论来说显得更加自由、创新。除此之外，美国文学评论极易激发文学创作者们的创作激情，使文学思潮得到进一步的开化，这就是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坛上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与美国文学评论不同的是，英国文学评论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挣脱之间挣扎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的创作手法从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转变到具有荒诞的特征，这都充分说明了在这个时期英国文学评论都是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打破间纠结与抗争的。但是，自20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思考与审视，这就造成了英国文学评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界除了伊格尔顿TerryEagleto之外，再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文学论家。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文学理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文学思想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趋势是向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方向进行的。并且英国文学评论与英国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和变化是与英国时代的变迁分不开的。
正因为有了文学的产生，才有了文学评论，所以说美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是与美国文学研究分不开的。并且美国文学受到其他文学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殖民地国家。而其中对美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尽管美国文学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也具有其独特的个性。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在美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且最终结出了新的果实，不可避免的是其有着部分的“遗传基因”，但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极具特色的个体。当然，美国文学评论也和美国文学具有同样的特征，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到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的影响，但是美国文学评论也在其中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总结
第8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第9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一、然而这种跟风式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我认为主要问题出在企业文化课程基本建设上，现就目前企业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提出几点不足之处：
1.企业文化授课内容空泛，学生理解有限在目前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很难有机会与企业零距离接触，因此，课堂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可供高校采用的企业文化课本有限，授课内容基本上是对企业文化表象的解读，没有紧贴企业及学生实际进行因材施教，实际应用的内容较少，且教材内容缺乏时代感。其目标仅仅是告诉学生什么叫企业文化，而没有教学生企业文化对企业、对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及影响，更没有告诉学生怎样才能适应企业文化谋求个人的社会生存及发展职业生涯，这就导致了学生对企业文化存在片面理解，缺乏理论联系实践，无法做到融会贯通。
2.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严重脱节毕业生要走进企业，开始工作，首先面对的就是“校园文化”向“企业文化”的转变。然而学生长期受校园文化的熏陶，企业文化只是作为一种书本文化，学生不能通过校园文化感受到企业文化，使其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变成全新的概念，形同虚设。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认识上的强烈反差自然会对高校毕业生和企业带来许多难以调节的矛盾。现实表明，这种“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严重脱节，制约着企业和人才的发展。
3.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不完善校企合作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但目前校企合作仍处于以学校为主的合作模式阶段，运行机制还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学计划严谨与企业的市场动态性，使企业需求与高校教学安排不同步，高校不能及时服务于企业；校企合作受益最大的是高校，学生技能与经验不足促使企业受益周期过长，而使校企双方的资源付出不对等；政府指导力度不够没有给予合作企业政策优惠或经济补贴；国家没有建立权威、完整的校企合作准则和法律法规用于监督、考核和推行，即校企合作没有法制保障，这几个方面致使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合作层次浅且难以持久。
4.课堂内容枯燥，单项式教学当前课堂教学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培养学生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企业文化作为实践性和社会性极强的学科，对师资队伍建设也有一定的要求，教师丰富的实践知识是不可或缺的，但大部分高校的老师，都没有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平时可利用的企业资源也很少，只能实现从书本到书本的往复，理论与实践脱节。致使目前学生在学习企业文化课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理论概念抽象、理论与实践割裂、学习内容枯燥难以激起学生兴趣的问题。究其原因，教学方法还是采用传统单项式灌输教学，教学改革力度不够，学生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其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较差。
5.案例库不够，内容不够深刻案例教学法对于企业文化课程而言是行之有效的，感受鲜活且精彩的企业文化案例，更增加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健全，一些优秀企业的企业文化发展也同样不够成熟，今天还是企业明星，明天可能就陨落昙花一现，这给企业文化教学经常带来尴尬和无奈，因此现阶段可供教学选择的国内外优秀的企业文化案例较少。
二、案例库不够多，授课内容也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不够深刻，教学质量不高，教学效果缺乏有效性。针对以上几点不足之处，我认为企业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以下的创新：
1.进行教学大纲调整，强化实践教学内容高校要想有效地实施企业文化教育，就要从企业文化课程开始着手。时刻关注企业文化领域的实践和动态，校企共同制订课程的教学计划、实训标准，让课本内容紧跟时展步伐。根据各高校自身特点予以借鉴其企业文化课程教学经验，结合企业需求对企业文化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与梳理，制定各知识点与能力要求的定位分析，进行基础知识模块、学习能力培养模块、创新能力培养模块、专业技能培养模块和实战模拟模块的系统划分，使内容变得更加紧凑。再根据学生各专业特点制定不同学科职业素养训练，这样即能加强和提高学生的基础知识又培养了专业素质能力。通过学习让学生清楚意识到企业文化对择业起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只有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地将个人发展融入企业的发展之中。
2.构建企业化的特色校园文化一直以来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让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然而，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有成效的文化对接并不那么容易。我认为，高校应注重宣传和吸纳优秀企业的企业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在校园里营造企业文化氛围，努力构建企业化的特色校园文化，为实现毕业时“零距离”适应企业、适应社会奠定基础。如在开设企业文化课的基础上，在校园树立相关职业的名言展板和著名企业家的经典言论；邀请杰出的企业领导者或企业精英来校举办讲座；校企双方共建实验室、培训基地、组织实训实习；开展策划具有职业文化特点的校园文化活动；学习并吸纳企业的管理方式，如在学习或生活纪律方面严格管理培养学生守时、守纪的习惯等几种方式来传播和实践企业文化，这些都是树立大学生企业文化观的重要途径。
3.协调完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目前，校企合作仍处于教育部门倡导，高校自发的状态，政府对高校合作企业没有给予政策优惠，企业主管部门也尚未形成成熟的合作意识，对校企合作持有消极观望的态度。种种不利因素都需要高校自己消化，这就需要高校协调企业完善合作运行机制。首先高校需从市场角度出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帮助学生完成校园文化到企业文化的过渡；其次有目标有定向的选择合作企业，从而保证合作质量；再次校企双方成立相应的校企合作小组用于开展合作项目的实施、管理、协调和监督；最后努力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如减免税收用于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并完善相关立法工作让校企合作有法可依，从而开拓校企合作的新局面。当然校企合作的成功更需要双方的交流与互信，这样才可以使校企合作长远发展下去，实现双赢的目的。
4.改进教学方法，灵活教学企业文化课是一门全新的，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根据企业文化的特点，在教师自身能力素质得到提高的基础上，可以运用以下五种教学方法：第一，创设企业环境，开展模拟实践。利用现有案例，老师与学生或学生与学生互动，模拟创建企业环境，并自行提炼企业文化，不断总结，让学生在理解中记忆和运用；第二，学生还可以模拟授课、课堂讨论、辩论等，老师再对学生的所谈所讲进行分析总结，这种探究式学习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并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第三，请进优秀企管人员，宣讲企业文化。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让学生感受企业家的成功之道和精神魅力，并认识企业文化对自身发展的影响；第四，开展策划有针对性的企业文化相关活动，如：展览企业文化展板、企业宣讲、企业名人访谈、参加校园招聘会、优秀毕业生经验交流会等，以此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人才市场需求状况及优秀企业的文化；第五，通过短期见习、工学交替、顶岗实习及参观等方式将学生送进企业让其零距离的直观感受企业文化氛围。
5.开拓创新企业文化案例利用案例库，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企业文化现象与实践的认识。虽然现阶段各高校已经形成自己的案例库，但不得不承认企业文化案例少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在我们多角度利用现有国内外教学案例的同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学平台的优势，播放一些描写优秀企业发展史的影片，能充分体现企业文化的影视剧或不错的求职节目，借此加深学生对企业文化的理解；提倡教师极力推荐一些关于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方面的杂志或书籍供学生阅读；学生还可以利用现有案例，搜集处理资料，发散思维创造新的案例，这样既丰富更新了案例库，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