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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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1]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2000,(3).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第2篇：政策论文范文

作者：叶世隆 张根生 张伟 单位：云南中医学院

英•甘地(1966年—1984年)

1.绿色革命的实施1966年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上台执政，面对迅速增长的人口和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英•甘地调整了尼赫鲁的农业发展战略，开始逐步在全国采用以技术变革来带动农业生产增长的新战略即“绿色革命”。所谓“绿色革命”，就是在特别的地区，采取增加农业投资，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办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促进粮食生产。具体说，就是选择耕作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一定水利基础设施的地区，采用优良品种、化肥、农药和灌溉配套的现代农业技术，以及必要的农业机械，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自绿色革命实施以来，印度政府在高产品种的使用和推广、化肥的使用、农药的施用和农业机械化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在高产品种的使用和推广方面:1966—1967年度，印度使用高产品种的农田面积为189万公顷，1971—1972年度上升到1540万公顷，到1980—1981年度达到4310万公顷;在化肥使用方面:1960—1961年度，印度生产的全部化肥为15万吨，消费量为29.2万吨，进口量为41.9万吨，到1980—1981年度，相应的数据分别是300.5、551.6和275.9万吨;在农药的施用上:1960—1961年度农药的消费量是6000吨，到1980—1981年度为45000吨;在农业机械化方面:1961年，印度每10万公顷耕地的拖拉机可得量是20台，1970年上升为60台，1980年时为270台。同期，印度的电动水泵是131台、817台和2286台;每公顷耕地的用电量为5.5度、23度和71度。一个最显著的成果是到1978年，印度已经在低水平上解决了粮食自给。对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同时又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下层人民的收入水平。尽管绿色革命的成就斐然，但是也存在着局限和不足之处。绿色革命主要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几个地区取得成功，致使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作物产量增长的不均衡，小麦的单产和总产量有很大的提高，粗粮的产量和面积只有微不足道的增加，豆类生产几近停滞。由于只注重粮食作物的增长，经济作物中的油料作物因为技术落后、播种面积有限，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食用油;在绿色革命中受益最大的是大农，农村中的小农、边际农和无地的农业工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资现代农业，只分得了绿色革命的残羹冷炙，农村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大农在农村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由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农村政治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基层的政权组织为贫苦农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增施化肥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大量农药的施用，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也不同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的平衡。2.的继续进行英•甘地政府在农业发展上实施绿色革命的同时，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又作了一些新的努力。英•甘地在1967年的十点计划中提出迅速实行措施，重点放在实施土地最高限额上。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想获得剩余土地，让更多无地和少地的人得到土地。实行土地所有最高限额，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0—1972年为第一阶段，1972年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各个邦并没有按要求执行中央政府土地限额的原则。结果土地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把持着，土地占有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针对60年代前后制定的土地所有最高限额法收效不大的情况，印度政府要求各邦重新修正的最高限额法不迟于1971年1月24日生效。有17个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额法降低了土地限额标准(见表3)。1972年7月23日，国大党政府在德里召开各邦首席部长会议，制定了“国家指导路线”。根据“国家指导路线”，各邦大体上都对原有土地所有最高限额法进行了修改，从此进入了实行土地最高所有限额的第二阶段。随着土地限额法的实施，印度政府共获得剩余土地734.8万英亩，449.2万英亩分给了415.2万人。在分得土地者中，有203.3万人(占45%)是表列种姓。这次改革和60年代相比虽有一定的进展，但是进展仍是缓慢的，同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表略)。连印度计划委员会也不得不成认:“规定最高限额的计划在实施当中被冲淡了。法律本身存在各种缺陷，法令生效和实施的拖延、迟缓都造成了大规模的逃避。作为规定限额的主要目的———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分配土地———基本上是失败了。”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来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做法又一次未能实现，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部分得到解决。

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绿色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农业生产技术革命，提高了印度农业生产力，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实现印度粮食低水平的自给。但是，印度粮食总产量小，人均占有粮食低，生产率低且增长缓慢。据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业生产率明显低于世界许多国家。印度农业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中有:灌溉设施的缺乏、化肥使用的限制、高产品种推广的局限、植物病虫害防治、农业机械化程度低、水灾和土地侵蚀等。二是制度因素。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应用是以生产部门的现代制度为基础的，如果建立具有创新性的制度，它能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技术。制度因素主要有:的局限、农村债务、市场体系不健全等。这样，由于技术、制度以及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印度农业生产率低。

第3篇：政策论文范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第4篇：政策论文范文

以企业视角来看，首先，知识产权投入和其他投资的关键差别在于创新投入的产出是不确定的，往往没有明确的投入回报比，这也让知识产权投资成为高风险投资；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在产生后往往会被同行业其他企业简单模仿，创新成果在行业内外迅速蔓延，瞬间即丧失了技术研发优势；最后，知识产权投入可能会出现不平等的企业收益和社会收益，当企业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高新技术企业自然不会对自主创新活动产生足够的主动性。因此，通过税收政策给予企业更多的优惠和扶持将极大帮助高新技术企业解决上述难题。

2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欠缺

在我国，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且在不断的进步之中，但对知识产权发展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却尚不明显。

2.1税收政策法律位阶较低

目前，我国涉及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成文法很少，除《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外主要是行政制度、部门规章或地方性规章，如《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等均是以试行办法或者通知的形式下发的，其法律位阶较低，法律的刚性不足，税收政策的落实效果十分有限。

2.2税收政策的针对性不强

税收政策如果不能有的放矢，就会浮于形式，并产生政策漏洞，使优惠效果大打折扣，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在许多方面均存在“空白地带”。

2.2.1缺少科技研发中间环节优惠。通过税收政策来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活动，一般是在产出研发结果后才给予税收优惠，但在研发的过程中则较少支持。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企业必然会只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而对研究开发新产品和建立知识产权创新体系投入不足，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热衷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结果造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2.2.2缺少知识产权具体项目优惠。现行税收政策将企业本身作为受益人的做法，无法清晰地辨别在企业收入中有多少是知识产权相关收入，又有多少是其他收入，造成税收优惠政策被盲目执行却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政策的最大获益者往往是那些已经具备较强实力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处于孵化期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缺少扶持。

2.2.3缺少固定资产专项抵扣优惠。2009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改革，虽然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但企业购入无形资产（如专利、技术等）以及与知识产权产生密切相关的费用（如研究开发费、技术转让费等）均无法抵扣，2011年的“营改增”改革也未涉及到此方面的调整。这种政策导致高新技术企业的进项税额较少，税负相对较重，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研发技术专利的热情。

2.2.4缺少知识产权转让交易优惠。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不动产等取得的收入属于有形资产收入范畴，而转让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成果取得的收入属于无形资产收入范畴，现行税制将两者同样看待，按相同税率征收营业税，忽视了转让无形资产的风险远高于有形资产，极大打击了高新技术企业参与知识产权活动的积极性。

2.3税收政策的覆盖面较窄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税收优惠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但事实上大多数优惠很难全面覆盖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只是针对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同时，由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标准较严格且门槛过高，导致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很难达到标准，进而“没条件创造条件”地过度包装，以求可以“搭便车”获得优惠，却没有真正起到激励知识产权发展的作用。

2.4税收政策忽视科研人才

目前，我国免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省级以上政府机构授予的科教文卫事业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或是国外组织颁发并得到国际认可的各类奖励，对省级以下的同类型奖励，不论贡献大小均需征税，这种级别上的限制不利于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新精神，阻碍了知识产权的产生。此外，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所获得的股息、分红等收入没有税收优惠，对个人转让知识产权所得，不论是技术专利还是著作权或商标权，不论在税率上还是在纳税额扣除标准上，都与劳务、租赁所得一致，打击了科研人才的创新热情。

2.5税收政策存在盲区

随着全球化电子商务的兴起，诸如互联网域名、虚构角色名称等新型知识产权已悄然出现并逐渐成为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最具价值的财产之一。比如一个域名获得的市场认知度越高，其能带来的访问流量和广告投放越多，其对企业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又比如利用电影、电视剧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名称（如三毛、喜羊羊等）作为企业的宣传标语、产品商标等，可以通过网络传播获得巨大的市场关注度和商业利益。可见，随着信息时代到来，新型知识产权的价值毫无疑问会越来越大，但面对这些与传统知识产权完全不同的权利时，税收政策却鲜见踪影。

3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虽然政策内容、执行方式不尽相同，但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3.1税收政策的法律位阶高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早，知识产权税收政策较为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促进和规范均已形成有效的税收措施且大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税收体系较为完整，如美国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研究开发减税修正法案》等均是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对知识产权的税收优惠。

3.2税收政策的针对性较强

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重心随着知识产权产业的发展不断调整，对知识产权活动的优惠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在研发环节的优惠、对具体项目的优惠等方面针对性较强，有税收减免、研究开发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特定准备金制度等多种方式，将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开展前的资金扶持和开展后的风险分担有机结合，对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给予了双重保障。

3.3税收政策的覆盖面较广

在税收政策的覆盖面上，西方国家奉行全面、高效原则，在突破行业限制的基础上，保证所有高新技术企业都能享受到同等政策。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简化税收政策申请的审批手续，缩短了审批周期，使企业能及时享受税收优惠，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3.4税收政策惠及科研人员

西方国家从鼓励教育和保障利益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以税收政策鼓励教育，在美国，各州政府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性税收优惠来支持企业的人才培养工作，其中涵盖了教育支出的所得税税前列支，免征特别税以及在征税时按照一定的标准予以返还；另一方面则切实保障从事知识产权活动的个人权益，通过降低交易税率鼓励知识产权投资。

4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建议

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不足，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加以完善，是我国实现以税收优惠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产生、持有、转化、交易的必由之路。

4.1提高税收政策立法层级

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税收法定”思想相比，我国的税收立法理念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体系，保证税收政策的刚性落实和实施效率，就必须提高税收政策的立法层级，通过法律法规来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对知识产权发展的激励作用，并将支持自主创新的精神纳入税法，使之成为税收政策的关键性要素。

4.2加强税收政策的针对性

4.2.1加强研发阶段的针对性。由于知识产权活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重点应放在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风险方面。在知识产权研发期——成果转化期——初步产业化——规模市场化的纵向链条中，风险集中于链条前端，因此，税收政策的重心越是前移，其驱动效应就越明显；重心越是后移，就越可能忽视前期研发，导致核心技术“空心化”。

4.2.2加强具体项目的针对性。针对知识产权具体项目，建议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刺激知识产权产业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将税后利润再用于知识产权投资的给予退税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攻关项目，拟定相关的风险预估方案并予以税收补贴，引导社会以集聚资金的方式设立风投企业，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4.2.3加强转让交易的针对性。知识产权转让是提高其利用效率的关键，为提高税收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转让的力度，建议针对转让环节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上均实行较现行税制更为优惠的税率或税前抵扣政策。

4.2.4加强专项抵扣的针对性。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原则上不允许对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行扣除，这在现实操作中形成了对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双重征税，客观上限制了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扩大创新性投资的步伐，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作用。建议进一步推行增值税改革，优先将税费压力较大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试行“消费性”增值税的试点。

4.3扩大税收政策的覆盖面

扩大税收政策覆盖面主要应做到两点：一是知识产权税收政策适当弱化对重点扶持行业的税收优惠，建立具有普惠性的税收政策，以“普惠制”取代“特惠制”；二是在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方面，通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标准，简化审批程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高新技术企业了解税收优惠政策的申请流程，主动参与到税收政策的落实中来。

4.4提高科研人才的积极性

科研人才是知识产权产生和应用的主力军，其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决定着知识产权产生和应用。建议对高新技术企业里的科研人员允许按一定比例扣除再教育费用，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并积极应用的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对于知识产权交易而获得的投资收益，建议从“效率原则”出发给予税收优惠，在个人所得税中适当降低个人转让专利、技术所得的税率，对个人获得的知识产权提成收入以及进行知识产权研发的各类投资减征个税等。

4.5填补税收政策盲区

4.5.1填补新型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缺漏。利用税收手段激励新型知识产权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新型知识产权的定价机制，举例来说，与互联网关联度密切的新型知识产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是否有稳定的访问流量和广告投放，因此可以对其固定时段访问量和广告投放所带来的利润进行样本统计，然后剔除对样本客观性影响较大的特殊事件，取样本算数平均值计算此新型知识产权的单位收益，据此对新型知识产权进行估价并明确税基。同时，出于促进新型知识产权发展这一目的，建议规定针对新型知识产权交易的征税，按其估价和交易价二者中较低的价格进行征收。同时，新型知识产权领域的税收政策还应具备保护功能，当出现盗用、滥用新型知识产权等侵权行为时，如无法估计实际损失，高新技术企业以征税时的估价或交易价为凭据，亦可向侵权责任人进行追偿。

4.5.2设置新型知识产权税收兜底条款。由于新型知识产权同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在征税方面还存在不少未知因素，因此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固化税制。鉴于此，建议在税收政策中添加一项“兜底条款”：“无法穷尽的特殊情况下，如高新技术企业的新型知识产权征税出现不利于新型知识产权产生和交易之状况，不排除实时对征税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

第5篇：政策论文范文

（一）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不明显

近年来，国务院以改革试点的方式相继审批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示范区，各试点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海南作为经济特区，获得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待加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南海开发的特殊条件下，缺少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二是离岛免税政策实行3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免税额度，减少限制条件，扩大政策效果；三是尚未充分发挥海南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效用，仍然存在南海石油税收与南海脱离的局面。

（二）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形式较为单一

当前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较少，针对性不够强。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应纳税额扣除、适用优惠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直接减免。虽然直接的税收优惠对经营期限不长、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支持效果明显，但是对经营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支持助推作用就大为下降。因为直接的税收优惠重点在于企业经营后的事后优惠，而事先对企业的鼓励支持不明显。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一投产就盈利的企业能够立刻享受到所得税政策优惠，但是非盈利企业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发展海洋经济，港口建设、大型造船业、海洋油气业都是重大的设施项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特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难以发挥政策效果。相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稳定性。

（三）尚未构建出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服务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产业是指对海洋的一系列研究、开发、利用活动的总和，目前海南重点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是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但海南当前并未构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经济的税收优惠体系，企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税种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海南亟需进一步发展的海洋油气开发、跨海大桥修建、滨海港口扩围、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产业项目，需要一个全面、整体、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作支撑。（四）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较窄、税率不高海南省拥有广袤的蓝色国土，又具有低纬度的独特海域优势，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都很丰富，这些资源在我国未来的资源消费中将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资源税税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围较窄，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着以费代税的现象。这样一方面没有让海南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业对现有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五）税收政策难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后来居上，海南需要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税收政策上海南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一是没有针对海洋经济研究人员费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励海洋科技的创新、专利转让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务海洋经济，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优惠方面没有政策红利。

二、国外可供借鉴的海洋经济税收政策

美国、英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经济较为繁荣，他们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政策，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岛屿发展等方面有力支撑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中，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根据本国海洋经济的特点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场结构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政府对于发展本国的海洋经济采取侧重点不同的税收政策。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希望尽快占领海洋经济的科技制高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是海洋高新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业，如海洋生物制造业。韩国、日本等国的重点在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设和造船业这些方面。

（二）完善税收政策来助推国家的海洋战略

海洋方面的基础设施具有融资数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再加上港口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战略性，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从国外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府较少的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既避免引起纳税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培养出更强的企业。二是市场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较为灵敏。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市场主体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出台有很强的敏锐性，企业会依据税收政策的有利导向进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岛发展等行业，促进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税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协调发挥作用

为了充分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将税收政策与产业规划政策、土地规划使用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海洋保险政策相结合，共同推动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外的政策实践中，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国在港口建设中，发挥更大效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对相关海洋企业进行支持。（四）实行税收政策要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国外税收政策对于海洋经济的支持范围广泛，包括了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海洋国民经济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灵活，具体方式上既有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减免，也有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减免。稳定性强的税收政策能让投资者有更强的投资意愿。例如，北欧国家挪威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在2008年之前，其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差不多两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动，企业对未来的税收政策难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扶持海洋企业，一方面强调税收政策10年内将基本稳定，企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

三、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积极争取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税制综合改革试点

1.积极争取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形成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税收政策优惠大的企业所得税、海洋特产税、关税等领域，由中央出台统一的规定，各级政府按规定执行。在不违背中央统一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应该根据海南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针对琼海万宁等地的远洋捕捞业；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三亚发展的高端滨海旅游业，都需要适合海南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实行离岛免税政策以来，海南机场免税店的累计销售金额已达89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税购物已经和自然景观、气候环境成为了吸引岛外游客来国际旅游岛体验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应在海棠湾免税中心建设完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离岛免税业务流程，提升免税额度，增加免税中心内部的竞争，更好的发挥离岛免税政策的效应。

3.争取资源税改革的试点，扩大征收范围，改革税率。为了在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做到“绿色崛起”，应争取在海南试点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培育海洋资源的新税源，既增加税收收入，又强化海南省政府对海洋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使用数量转变为开采数量，避免企业对海洋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保南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将南海的油气资源转化为优质税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税务局后，要尽快开展好税收征管工作，特别是落实南海海域企业的税款属地征收。在资源税具体分配方面，可以参照新疆模式，将南海石油资源产生的资源税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进南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开采，一方面建立环保及突发事故处理基金，为处理可能发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资金保障。

（二）进一步完善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先产业目录，对优先产业给予税收支持。结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未来规划，对涉及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制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灾害防治、高端滨海旅游项目等列入优先产业项目，减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尽快出台涉及三沙市发展的海水淡化等战略性高新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在上述领域的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行海洋风险投资盈利后，将盈利用于海洋经济扩大再投资的，可退还其先前投资利润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降低海洋高新技术企业的宏观税负。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投入到海洋科技创新的经费比重提至海洋经济总产值的1.5%以上。将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以下作为税收政策的目标，允许海洋高新科技企业生产盈利的前三年，按规定提取的风险补偿金（按当年利润的3%至5%）能够进行税前扣除。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购置设备，应参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专业设备优惠政策，按照投资额度的10%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免，当年抵免不完的，允许企业将税款流转至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进行抵免。

3.对于海南水产品加工业实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结合的税收政策。建议对于以初级水产品为原材料，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实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来体现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对水产品的支持力度，初级加工、零售和批发环节免征增值税。4.争取更多海洋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将海南的海洋航运公司纳入台湾海峡两岸直航的免税范围。对大型邮轮等新兴旅游业取得的收入减征或免征营业税，鼓励发展滨海游乐园、产权式度假酒店，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进一步完善发展海洋经济要素保障的税收政策

1.用税收政策鼓励涉海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好海洋经济的基础。建议对跨海大桥、港口码头等基建项目和潮汐发电、海岛通讯、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经济的项目，自其投资运营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用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适当扩大海洋科技研发经费的列支范围，科研人员的日常费用可以统筹计入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针对海洋科研机构的专利租赁收入免征营业税，技术专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专利所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用税收政策积极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务体系。建议对有金融业务服务海南的港口航运的企业免征营业税。对于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海南符合上市条件的港航企业，要主动帮助做好相关的纳税服务工作，使企业早日上市做大做强。

4.用税收政策吸引海洋经济的高端人才。建议针对海洋科学技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可以将3500元的免征额度适当提高，对海洋方面的研发成果免征所得税。用专项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在海洋领域有杰出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应当鼓励个人提升自身素质的投资，对个人教育的费用准予抵扣。

四、在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政策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做好税收优惠政策产生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项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必然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尽量减少政策推广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避免各地区在税收优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滥用

各地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运用税收政策，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推出过度优惠的政策。如果滥用税收优惠政策会扰乱税收的秩序，长远来看对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推行税收优惠政策要注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第6篇：政策论文范文

（一）通过相关措施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农民的行政费用占据农民经济生活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要减轻农民的负担，首要前提是减少农民的行政费用支出。其次，民主选举也很重要，农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有一部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好的领导者，民主决策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政府应该在每个农村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推荐一个合适的领导者，为农民的经济问题出谋划策。另外，农村的税费征收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点，一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加上税费的征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生活的经济压力，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政府应该加强税费改革，实行减免征收税费，为农民减轻一点生活负担。

（二）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加强农业扶持的方法有很多，政府应该提倡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但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收入，还可以保护环境，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政府也可以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通过协调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培养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也很重要，国家欠缺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政府可以大力培养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让更多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参与到农业发展中来，从而促进农业的稳定增长。

（三）实施财政补贴政策

政府要加强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来巩固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政府必须建立粮食保护制度控制粮食的价格。也可以通过财政方面的补贴，稳定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日益发展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销售到市场，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实施合作医疗、社保等财政补贴政策，帮助农民尽快的脱离贫困生活。

二、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首先，促进了农业的增长。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农业发展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国家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使我国的农业领域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农田的灌溉面积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政府实施有效地财政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农业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经过财政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我国农业方面的很多问题。农业的发展，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农业的综合发展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耕地面积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于农业研究中，通过技术方面的培养和研发不断扩大的粮食的产值，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促进农业的综合发展。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新的农业发展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发展制度，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市场，优化了农业的产业结构，使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给农民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最后，实现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贫困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国家实行一系列的财政补贴制度，缩小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为了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还实行了退耕还林政策，通过收购农民的土地，给予农民以经济上的扶持，既保护了环境，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实施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不仅节省了很多的财力资源，也让更多的农民有了生活的希望，通过对农业不断地探索总结，实现了致富的梦想。

第7篇：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税收政策税收优惠技术创新

近几年来，国家为了鼓励技术创新、转化科研成果，在出资入股、个人奖励、税收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激励和优惠政策，其中税收政策涉及到技术创新工作的各个阶段，对技术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税收政策优惠并具有可操作性，极大地鼓舞了科研人员从事技术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一批批实用新颖、经济效益卓著的创新技术应运而生。由于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经历的几个阶段以及今后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可持续研究方面时刻与税务发生关系，因此税收上得到政策的支持更有利于保证技术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目前，技术创新的实际运作中在税收方面遇到一些问题，对技术创新有所影响。

一、影响

技术创新一般要经历开发（小试）、中试、产业化生产等几个阶段。在技术创新项目开发阶段，科研实力较强的企业自行组织科研、市场经营销售等方面的人员进行市场调研，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技术项目，企业给予相应的研究经费，在资金、人员、场地等方面的条件都有利于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高校作为技术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源头，由于学校自身的科研体系特征，在技术创新研究起步阶段，都是由高校教师根据自己对市场需求的调查、对国外信息资料的查阅来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然后筹措研究经费，学校不参与项目的调研和投资。目前教师科研经费来源主要靠：一是申请各类纵向科研基金，二是从企业方寻求研究资金并与企业共同享有科研成果。由于科研开发费的支出很大，研究开发失败的比例也很高，因此风险较大，企业对投资何种创新技术发展企业非常慎重，不轻易对研究项目进行投资。从目前技术创新投资风险大大高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来看，企业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倾向于投资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只要能获利），缺乏参与从当前看来还不能获得经济利益的技术创新工作的积极性，因此高校从企业获得研究资金投入较难。

在此阶段我国对投资技术创新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限制条件很多，如：纳税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的盈利企业，允许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且其50%的超额扣除部分不应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而当前我国一些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企业不多，优惠政策要求技术开发费必须增长10%以上，而对经济效益欠佳的企业来说能有5%的增长都不易。因此，这些企业无法享受技术创新在税收上的优惠，而恰恰是这些企业特别需要创新技术，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付给企业一定的造血功能，给企业输血，使它们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大多数企业由于技术力量的原因，进行技术创新有一定的困难，应当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利用高校的科研力量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发挥高校和企业双方各自的优势，为技术创新铺平道路，高校能获得研究经费的投入，企业通过投资于新技术和高校得到税收优惠。目前由于缺乏此方面的政策，企业只注重对成果的应用，而不愿意对科技开发的资金投入。虽然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签订技术协议，建立技术合作关系，每年能提供一定的经费用于技术创新工作，但从总体上来说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不大。

研究成果在实验室完成小试以后，对成果进行中试。中试是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或产品的桥梁，在此阶段的资金、设备、人力的投入都很大，并且实施技术成果使用的生产设备淘汰速度快，成本高，风险大。

目前我国传统的计提设备折旧费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新技术设备更新速度，创新技术投入的设备成本很难在实施阶段尽快全数收回，致使创新技术所涉及的设备折旧费偏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被降低，盈利虚增，上缴税金增多，不利于创新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高校缺少科研中试基地，需要依靠企业在人员、场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如果能在税收上给与企业在创新技术中试阶段的投资一定的税收优惠，企业会积极参与创新技术的中试：一方面企业能通过中试得到税收优惠，另一方面企业有可能通过参与项目中试获得一项新技术。

中试成功后创新技术就有产业化的可能。实施项目产业化的方式有多种，可以把创新技术成果转让给企业，由企业支付技术转让费。根据我国的财会制度，技术转让费可以按年度分摊入产品成本，但不能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对企业购买实施新技术缺少税收优惠；企业也可以利用创新成果新办企业，按照我国的税法规定：新办高新技术企业在投产年度开始两年内免征所得税，但新办企业采用创新技术的试运行阶段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资金等方面的投入也非常大，产生的经济效益非常有限。因此，新办企业在投产年度开始两年间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并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在创新技术成功产业化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之后，将面临进一步发展技术、提高技术水平的问题，拥有雄厚的研究资金作保障必不可少。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巨额利润，技术升级的资金来源主要靠项目所获得的收益加以解决，税收政策的优惠与否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是否愿意进一步投资创新技术的升级，科研人员是否有积极性继续对技术加以改进，使技术更上一层楼。目前缺乏此方面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创新技术的投资者和参与者，其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因为投资成功而获得巨额回报，也可能投资失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作为创新技术研究人员从事项目的开发需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若项目失败，研究人员将一无所获，一旦成功，个人能得到丰厚的回报，但在项目顺利实施转让之前，研究人员很难获得经济收益。对于技术投资者来说，投资成功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同时必须承担较多的税赋，但一旦失败造成较大亏损时，不会有任何经济补偿，只能自我消化；研究人员在获得收益后，由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制，因此需要支付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而实际上他的所得收益是几年劳动的成果，集中在较短时间内计算收益有所不妥，这样不利于调研人员和投资者进行创新投资的积极性。

二、对策

由于国家的税收政策对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税率等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税后利润产生变化，企业的收益发生波动，因此国家对投资技术创新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从政策上对技术创新起步阶段予以扶持，使企业通过投资技术创新获得实惠，减少企业的技术投资风险。

为鼓励技术创新，日本规定，企业技术开发基金比上年增加的部分，按增加额的70%减征所得税。在美国的“经济复兴税法”中规定：纳税人可以把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R＆D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扣，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1999年“R＆D减税修正法案”中鼓励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政府给予一定的免税。免税的额度取决于企业实际的R＆D支出，并允许企业以后一定时间逐步实现其过去未能使用和尚未用完的免税R＆D额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投资给予一定税收减免，使创新投资的成本减少，风险降低，提高企业对技术创新投资的兴趣，使企业乐于参与对创新技术的投入。借鉴国外在技术创新投资税收方面的经验，我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税务优惠政策，如：在开发阶段对于企业的研发投资，不区分企业的盈利或亏损，都给予一定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给予技术转让费等一些技术投资一定的抵扣比例；中试阶段允许加速设备的折旧，产业化阶段降低新技术、新产品的税率，帮助创新技术在中试和大规模生产的起步阶段得到扶持；对被认定为高新技术的产品或产业可以考虑在创新技术盈利的第一、二年能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吸引企业积极寻求有良好市场发展前景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投资，使科研工作能从企业方在经费上得到一定的资助，企业能通过赞助科研而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从投资技术创新得到先进的技术，促进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

在创新技术的投资获得高额回报后，可以考虑从技术创新所获得的收益中在税前提留一定比例的技术创新发展基金，明确规定企业可以利用这笔经费投入技术升级和技术创新，这样能扩大创新资金的经费和来源渠道，为以后的技术进步提供资金上的保证。另外由于技术创新工作的高风险性，创新的成功牵涉到很多环节，如技术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等，开发创新基金的提取也可以弥补由于技术投资失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还可以考虑投资再退税的方法，用项目的未分配利润再投资技术升级，可以按一定比例退税，使企业在资金的筹措上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

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者和参与者，在美国风险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和亏损都直接计入投资人个人名下，不征收公司税，适用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和投资收益方面对税收应加以改进，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者和研究者的收益采用较低的税率，以激励投资者和研究者投入技术创新工作。

从国家总体上看，在短时间内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上缴税金减少，国家可能会损失一部分税收；但从长远看，技术创新为税收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积累创新资金增加了用于技术创新的经费，为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资金上的扶持，国家整体的技术创新资金增长；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企业的技术或产品的附加值会提升，经济效益相应提高，获得的利润能呈现大幅度的上扬，上缴国家的税金必然上升，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大有益处。综上所述，切实从技术创新工作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在税收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税收优惠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以促进所有企业自愿进行技术创新，得以享受到税收优惠，使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能获得最佳的效果。以利于技术创新能持久发展，为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2002年注册会计师辅导材料。税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第8篇：政策论文范文

2007年3月16日，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该法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取代1991年4月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1993年12月13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新法在纳税人、税率、扣除和资产处理、应纳税所得额、税收优惠、纳税调整、纳税方式等方面与现行税法有较大变化。在新法出台的基础上，2007年又将稳步推进增值税转型、个人所得税制、资源税计税方法、土地使用税标准、税收优惠政策等多项税制改制。同时，国际反避税政策及《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资料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新的重大税制改革文件也即将出台。

本文拟就新会计准则及其与税法差异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关于新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体现在很多地方，细节问题比较多，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下面几个重要方面的阐述，使会计与税法之间的政策更加协调。

一、新会计准则、税法对会计实务的挑战

（一）在资产和交易的计量中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

新会计准则改革，使中国会计导向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导向是面向过去，即会计主要是记录过去，财务报表就是一个价值记录。未来会计彻底变成决策性会计，叫做“面向未来的会计”。

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但引入公允价值概念是有限制的，即在个别层面上引进，不是全部业务引进。如生物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商誉、企业年金、股份支付等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这些规定将使得以后的经济交易在计量上能够更为公允。

引入公允价值以后，一些业务的未来决策基础依赖于公允价值。从会计与税法差异的角度分析，公允价值将导致更多的会计与税法差异，因为税收是以资产和交易的计税基础为依据，不承认公允价值。

（二）新会计准则在会计核算时引入了货币时间价值

这一点变化体现在会计确认与计量的许多方面。

例如：

1.固定资产折旧的残值必须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即折现值。

2.收入准则第五条规定：凡是有融资性质的收入，按照公允价值来记录收入的金额，其间的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并在以后期间逐渐摊销。这对税收显然是有影响的，导致了税收收入确认时间的变动。

如果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去做，在税收上记录的价款是合同开票的金额，这样又出现一个矛盾，即开票的时间和金额问题，到底是按开票金额作收入，还是按会计公允价值确认的收入纳税。这会由于权责发生制的确认及货币时间价值因素导致差异。

（三）新会计准则对会计六大要素进行了修订

新会计准则对收入概念进行了修订，提出了让渡资产使用权和利得、损失的概念。税法对利得的税务处理规定不明确。

二、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形成的差异

（一）新会计准则丰富了会计理论和实务，但加深了与税法的差异

1.资产确认问题

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十二个月（不含十二个月）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

在新会计准则中，固定资产确认的条件是：

（1）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2）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在新会计准则中没有提到金额问题，也没有提及经营性及非经营性固定资产的问题。

无形资产的商誉金额的确定及资产减值金额的确定与税法上有差异。

2.特殊行业、特殊业务确认计量

（1）生物资产中关于天然起源生物资产的核算问题

如果企业拥有一些马，会拉车、拉磨，或者被宰杀后被食用。这时涉及到的马，如果拉车，则要归入生产性生物资产范畴；如果吃马肉，那就要归入消耗性生物资产范畴了。当然现在会计核算问题解决了，但税法如何处理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2）生物资产折旧问题

关于马的折旧问题，税法指的折旧都是对不动产、固定资产的折旧，关于生物资产的折旧没有涉及如何提取。

（3）生物资产的价值问题

如果母马生下一个小马驹，小马驹的价值应该如何计量？新会计准则谈到采用名义价格，如果名义价格不容易找到或没有办法获取，则采用一块钱计价模式。

如果这个小马驹一年以后长成一个成马，那么这个马是有价值的，也可能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收益，这个马本身实际上也应该按照生物资产准则要求进行核算。这个马在饲养过程中所花费的代价部分要全部计入当期费用。

如果马的账面价值一直维持在一块钱，马的增值部分一直要延续到这匹马最终转让时才能体现出来。那么马的前期代价什么时候能收回呢？一直要延续到马转让的时候才能收回。比如这匹马卖了1000元，而账面成本只有一元钱，这999元的增值是在马转让的时候才能得到，实际上也只有在实现转让时才对马的转让净收益征税，征收所得税是肯定的，但是否征收流转税，征收多少，税法没有明确规定。

（二）关于收入、资产减值等项目确认的差异

这个差异影响很大，不光对会计核算产生影响，而且对年终所得税纳税申报，包括56号文所规定的新的纳税申报表影响很大。

新的纳税申报表的附表1《销售（营业）收入及其他收入明细表》在对收入进行填列时，也体现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

在附表1中，首先填列会计确认的收入，即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然后填列视同销售业务收入，即会计不作为收入入账，但需要视同收入纳税的事项。

新的纳税申报表里面的附表4《纳税调整增加明细表》和附表5《纳税调整减少明细表》就是关于纳税调增和纳税调减的项目明细表。新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范围、资产减值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纳税申报时除坏账准备外其他减值一概不允许扣除，这体现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

（三）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差异

公允价值对整个会计和税收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运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改变了原有的会计处理结果。

1.会计业务中对于收入的计量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其原则为：“收入应以其已收或应收的对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收入的定义为：“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强调了：

（1）对收入的种类作了区分，主要分为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三类；

（2）强调了收入与利得的区别；

（3）强调了收入是使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部分；

（4）强调了收入一定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但国际会计准则对此并没有明确说明。

2.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

如果采用公允价值模式的话，每一期间的公允价值是变化的，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调整，价值变动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特殊会计业务中套期保值业务的概念

特殊会计业务中套期保值业务的概念为：“套期保值是指企业为规避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商品价格风险、股票价格风险、信用风险等，指定一项或一项以上套期工具，使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预期抵销被套期项目全部或部分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

国际会计准则则定义为“套期是指定一项或多项套期工具，以使其公允价值的变化，全部或部分抵销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化。”在此可以看出国际会计准则避开了套期与风险的关系。

这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到底确认不确认，税收上怎么理解？笔者认为不应该确认为收入。因为不影响企业的税金。

关于公允价值计量方面，对公允价值所涉及的税前扣除问题，也会出现许多迄今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新的纳税申报表采用的还是企业会计制度和原准则，2007年还面临着采用新会计准则的调整。区别在于“主表内容不变，每年修改附表，因为主表内容简化了，现在只有35行，但许多细致的问题都反映在附表中，国家每年要根据税收政策的变化修改附表内容，以后附表每个纳税年度都要调。

（四）关于损益计量方面的差异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会计制度与原准则、税法的差异继续存在，必然影响到税收；

2.会计制度与原准则、税法的差异不再存在，已经消失了。

例如：债务人的债务重组收益，原来要求计入“资本公积”，现在新准则规定要计入“营业外收入”，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例如，“存货”准则取消了存货发出方法中的后进先进法，这一类差异因为新准则的变化而消失了。

3.新会计准则新创造出来的差异

新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模式核算的一些项目以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生物资产等方面的核算产生的差异。

新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预计弃置费计入固定资产，并提取折旧。税法对预计负债要进行纳税调整的差异。

（五）关于土地使用权核算方面的差异

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建房时把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转入固定资产。

比如某企业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后，受让的土地使用年限可能是40年，但在房屋折旧时可能只按20年折旧，这个矛盾怎么办？在实务操作上一般来讲就是以不动产的折旧年限为准，土地使用权不再单独摊销。

但新会计准则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核算发生了变化，要求土地使用权单独核算，并且要按照受益的年限摊销，这些会对未来造成损益、折旧、摊销产生诸多影响。

三、对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的思考

笔者对新会计准则和税法的差异进行了思考，这里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新会计准则和税法之间的差异需要进一步协调

研究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就是为了实现会计与税法的协调。对那些影响不重大的差异尽量协调统一。税务机关应该研究当前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关键所在，通过税收立法把一些会计与税法的差异进行协调。

1.税法所称的固定资产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十二个月（不含十二个月）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它与新会计准则的定义一致。

2.税法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第一次提及，需与会计实务进行协调

1）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2）企业应当从生产性生物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应当从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

3）企业应当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净残值。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4）生产性生物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10年；畜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3年。

（二）新会计准则对税收的影响也需要研究

不仅研究会计与税法之间的差异，而且要研究会计对税收的影响。国税发[2003]45号文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是唯一一个税法向会计协调的文件。

举例：像预提费用中有预提的利息费用，能不能税前扣除呢？

新会计准则规定，凡是用于大型存货生产所占用的借款的利息费用必须予以资本化，计入存货成本。如果存货马上实现销售，但这时候利息费可能还没有付，那么预提的利息费用能否实现税前扣除呢？答案是肯定的，一定可以税前扣除，因为此时的利息费用计入了产品成本。

新会计准则对税收的影响，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领域值得研究：

1.会计政策选择的税收倾向

如果税法允许大家在很多政策中选择的话，这里有一个选择的倾向问题。如果企业从纳税的角度出发，选择有利于纳税的会计政策以及政策组合，笔者认为这是个方向。

2.计量属性影响税收倾向

新会计准则提出五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

考察计量属性对税收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1）计量属性直接影响流转税，因为公允价值影响流转税的计税基础；

（2）计量属性影响所得税，由于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需要做所得税纳税调整。

3.引入新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会计处理方法对税收乃至企业内部管理都有重大影响。从税法角度来讲，会计和税法是适当分离的，但从长远来讲，会计处理方法也将对税收产生一些影响。

4.新业务、新准则的税收影响。新业务的税收处理在发生变化，大家很容易忽略新业务带来的税收影响。从纳税角度来讲，新业务中是不是也存在着税收的技巧，即我们常讲的税收筹划的操作空间，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纳税筹划：推进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研究的终极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或其机构）在既定的税制框架内，合理规划纳税人的战略、经营、投资活动，巧妙安排相关理财涉税事项，以实现纳税人价值最大化的财税管理活动。

实际上，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这种反应和适应不仅仅是减轻税负，还有降低税收风险的要求。关于如何进行纳税筹划，笔者从会计与税法差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纳税筹划和纳税设计的三个思想：

1.流程思想

一个企业的业务及其流程实际上决定了税收，这个业务流程怎样去设计、如何去操作，其纳税会大相径庭。

2.契约思想

会计与税收业务中充满了各种契约关系。会计与税收操作可以从契约角度改变纳税和会计业务，契约能够解决一些深层的经济问题。

第9篇：政策论文范文

1、参与意识淡薄

“在我国，行政决策权利的运行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化，而忽视了公众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机制。”由于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统治者在决策权力的架构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公众则很难拥有决定权，甚至为了在政策执行中寻求利益保护而转向寻求“关系网”，对政府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无条件的服从。而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造成了决策没有做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府做出的决策不清楚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故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的这种行为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公众会认为制定政策仅仅是政府官员、上层领导者的事情，与自身无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下降，造成公众参与冷漠。

2、公众参与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如：《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十章规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众及社会团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造成参与途径的缺失，参与方式形式化，浮于表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公民参与的程序缺失、参与的法律保障不足，放大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使得公众参与的随意性很大，缺乏统一的标准。此外，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惩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公众的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具体的法律保障，即使公众的参与权受到侵犯，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济，无从追究。

3、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从2008年1月起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府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形成”。但是，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投入经费少，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导致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很大，且无效的垃圾信息多。对于公众要求公开的信息，有些机关竟以“国家秘密”的理由搪塞过去，致使政府信息公开被大打折扣。

4、公众参与渠道不健全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并且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在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参与渠道。为了公众可以更加直接方便的表达自身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并规定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多种渠道，如选举活动、上访途径、问卷调查、意见箱、听证会等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不足。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还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如，很多听证会只是走形式主义、走过场，人民代表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公众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不畅通、不透明。不能完全满足公众表达诉求的需要，阻碍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二、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1、转变公众及政府官员的观念我国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特权思想的影响，人们缺乏参与的自主意识。公众在观念上的滞后成为制约参与意识的主要瓶颈。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强化公众参与的意识，须加强宣传、引导、教育，使公众走出传统的官本位误区，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加强自身参与的主动性、自愿性，变消极被动的参与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委托——理论认为，在公共部门中，委托人是全体公民，人是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者只是受公众的委托，作为公众的人行使权利，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有权回收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部门应消除“官本位”的顽固思想，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要改善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为公众参与创造有利的条件，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2、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建设

我国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缺少针对性，且并没有规定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途径、步骤等，这就造成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要提高我国公众的参与权，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且需对有关公众参与的具体步骤、程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将公众参与的这一行为法律化，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权能得到实现和保障。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国务院关于公众参与的条例规定，并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地方公众参与办法，指导本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此外，还需加强宣传法律知识，使公众懂法、守法，做到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完善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参与渠道是公众参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没有完善畅通的参与渠道，公众会处于盲目状态，不知道如何参与，参与就会不切实际。为此，我们应该致力于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拓宽公众参与的新渠道，而且要做到对已有的渠道不断的提升和完善。进而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保障公众的有效参与。制度建设是公众参与的保障，健全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有利于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如：政府部门应公开听证会制度、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决策的反馈机制等以保障公众的参与。

4、大力推进电子化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