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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志书;人才匮乏;科学技术志
地方志人才队伍对完成志书,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政和育人功能起到关键作用。从80年代开始,首轮《贵州省志・科学技术志》编修工作启动,上溯至事物发端,下限1987年,历时5年左右完成,全书共120万字左右,主体共设10篇(68章),在科技行业组织了上百人的编纂人员队伍,涉及范围广、科学性和专业性强,集思想性、系统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是贵州省行业志中一部重要方志。随着二轮志书工作启动,专业分工更细,学科又有交叉,二轮志书在继承和发扬一轮志书的基础上,对编纂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地方志工作规律及特点,重视和尊重修志人才,创新地方志工作体制、方式,发挥修志工作生机和活力。从首轮修志工作来看,要建立一支优势互补、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的史志队伍,是完成志书编纂任务和不断提高志书质量的关键。全国修志人才队伍正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短缺,留不住人。因每两届修志之间一般要相隔20年之久,首轮修志工作者因年龄老化而自然淘汰,使专业人才方面出现断层现象。70年代的业务人员由于缺少锻炼机会和人数偏少,导致缺少业务尖子和管理人才;60年代的业务人员少,年龄高度集中的50年代的业务骨干陆续退休或退居二线。因此,贵州开展第二轮《科学技术志》编纂工作中人才问题亟待迫切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营造一个尊重爱护人才的环境,满足人才需要的政策,不能够全身心地发挥才能,投入到工作中去,使他们愿意为修志工作效力。二是首轮贵州科技志工作机制老化,缺乏科学的人员考核机制,激励体系、晋升制度和竞争机会。在修志工作中难以避免产生“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尴尬问题,懂行的、能干的、专业的修志人才的流失和短缺非常严重。三是没有切实引进和发挥专家的能力和作用,同时也没有重视发挥地方志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的作用,更未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不少人才纷纷退出。
一、重视修志工作,积极支持、锻炼和培养修志人员
高度重视修志工作,要充分第二轮志书中《科学技术志》工作任务量估计,要把志书编纂当成政治任务来抓,纳入工作日程,同时对开展修志工作布置组织实施,组织落实得力。对内配备相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经费和人员估算,正确对待修志工作人员的智力劳动付出;对外要组织和协调,部门修志任务责任落实明晰,激励机制修志人员,充分调动和发挥修志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避免修志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修志工作存在既要投入人力、耗费资金,又花精力,又得不到经济利益的偏差,对志书编纂工作以会议形式代替编纂工作,只求交差了事,会前发发通知,会后不督促,不过问,也不解决编纂人员的编纂难处,对修志人才只使用、不锻炼,只工作、不培养,只追求为我所用,甚至想编辑人员最好连天带夜,短时间内就把科技志修好。
二、科技史志、年鉴类地情书的编纂,保证志鉴工作延续性和稳定性
首轮贵州科技志编纂工作于1992年完成,直至2012年才启动第二轮贵州科技志编纂,期间间隔了整整20年,机构撤销,人员解散,工作戛然而止。这种临时性的部门编纂工作与机构,在人、财、物方面也没有长期性的保障,导致对修志工作的部署随意性大,机构、人员没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旦修志工作基本完成,临时搭建的部门及人员会一下子陷入无事可做和不知做什么、如何做的茫然和无措中。临时性组建又撤销的情况甚至严重到关乎基层地方志工作部门的存亡,后因启动了年鉴工作等相关地情书的编纂,才使得地方志工作部门逃离了临时性机构的厄运,成为政府的一个常设机构。第二轮志书中《科学技术志》编纂工作是一项阶段性工作任务,科技史志、科技年鉴的日常科技资料的整理、编辑、出书等横向工作,在老中青的队伍中梯度培养编纂人员,为跨度20~30年配备专职人员续修《科学技术志》纵向工作奠定了基础,保证志鉴工作延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保障修志工作开展。
三、第二轮贵州《科学技术志》续修难度大,对编纂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二轮志书工作启动,专业分工更细,学科又有交叉,二轮志书在继承和发扬首轮志书的基础上,续修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难度加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跨度长达33年,包罗万象,既要追溯贵州科技事业从1978年到2010年的历史,又要最大限度地包容科技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历史跨度之大,范围涉及之广,当属首次。不少资料或损毁或遗失造成历史资料的断档和空白,给收集工作增加了难度。资料收集渠道狭窄,资料的完整性、针对性、可用性、存史性不强,一些纸质资料散失、错漏、断档、缺项严重。同时需要跨部门、跨单位搜集资料,资料收集难度很大。二是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编纂不同于首轮贵州科技志,在组织形式、编修理论、志书体例、涵盖内容上都比首轮科技志有很大突破,而科技行业专家和其他行业专家及编修人员的协同一致,达到对志书的共识,双方要有磨合、协调的过程。三是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编辑人员大多是单位的新兵外行,都是从其他岗位临时调整组成的,业务素质不高,工作情况不熟悉,欠缺修志专业知识,难以准确把握志书体例。一部分从原来的工作岗位突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因为工作性质问题难以进入。返聘的老同志也是凭经验行事,又不懂计算机操作,难以适应修志新形势。四是贵州省科技厅历经几次机构改革和调整,丢失、损坏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修志工作的难度,对编纂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
四、人才匮乏严重影响二轮贵州《科学技术志》编纂质量
回顾首轮贵州《科学技术志》编纂工作,修志人员的素质对整个修志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搞好续志人才培养工作至关重要。以贵州首轮科技志修志为例,当时成立编纂委员会挑选了许多精兵强将,聚集了一大批有着丰富阅历和能力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由副省长徐采栋担任主任委员,省科委顾问达昭任总顾问,设副主任委员3名,委员27名,主编1名,副主编3名,分篇主编18名,撰稿150人,办公室成员5人。参评专家达491人次,篇审专家130人次,总审6人次。为了编纂高质量、高水准的上乘佳作,老一辈科技修志者既工作,又当学问研究,有28人次参加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科技志学术研讨会,在本省和全国性科技史志刊物上、评述40余篇。1987年至1989年,科技志正、副主编及编委办公室成员在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中国方志学专业攻读并完成全部学业,接受了方志理论学习的训练,很好地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正是通过这种自身的理论学习、同行之间交流和参加编纂实践,对完成志书的编纂任务起了决定性作用。
志书是“独特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有特殊体例的著述”的特殊史书,它对编修者在学识水平、专业知识、著述能力上都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懂业务也要懂方志,需要有一支政治上、业务上都过得硬的修志队伍。由于贵州科技志兼有广泛性和专业性特点,涉及面非常广,既需要各个行业、学科的人员参与志书编纂,又要多部门的管理人员参与工作协调,站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角度上,实现众手成志。但是贵州方志学理论比较滞后,方志专家少之又少,而具体到科技行业,满足修志要求的复合型专家学者,更是像大海捞针一样难寻。
五、思考及建议
笔者认为:修志工作是个千秋大事业,离不开专业人员的参与。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零打碎敲的培训形式、边干边学的应试手段已远远适应不了时代要求,满足不了修志事业的发展需要。首先,修志人员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修志工作在职称评定方面没有明确的方向,导致修志人员动力不足,不思进取。很多行业部门根本就没有完整的长远规划,更没有做到根据工作实际和形势的需要及时营造留住人才的环境。这些导致了在工作中激励不足、竞争不足,人才的工作热情不高,其才干和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也就达不到当初引进人才的初衷。人才难得更难留。其次,缺乏对编修人员的有计划,有规范的培训,再有对修志新人的培养工作提不上议事日程,造成修志人才断档。目前二轮科技志工作,自身的人才在流失,招聘的人才也在流失。需要认真地总结原因并及时调整策略,尤其是把行业专家发动起来,组织他们参与二轮贵州科技志续修工作,专家修志,众手成志,二轮科技志还是可以留住大有作为的人才。三是修志工作数字化、网络化及信息资源的开发、管理、服务等方向的技术培训缺乏,跟不上时代要求。二轮科技志人力资源的开发建设,事关修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要针对存在问题,通过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育人机制和创新机制等,加快修志工作队伍的建设,努力培养出一支学习型、复合型的人才队伍,而这项工作需要方志专家对科技志的总体把握,宏观指导和具体培训,科技行业专家在对方志理论学习掌握的基础上,对科技志的具体指挥和操作,修志人员在了解方志的前提下,具体实施,使之不断适应贵州第二轮《科学技术志》修志工作的需要,开创我省修志事业的新局面。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厅资助项目“贵州省第二轮科技志编纂理论和方法研究”,项目编号:黔科合R字[2014]17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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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生工作个人总结1
本人xxxx,xxx年7月毕业于xx医学专科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于20xx年1月至今在朱阳镇医院内儿科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在院领导、科主任、多位上级医师的指导下,我努力工作、学习,将书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努力钻研内儿科专业知识体系,在实践过程中我逐渐熟悉到临床工作的复杂性、多样性,了解到了一些内儿科疾病的诊疗过程。现将本人近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学习情况总结如下:
一、端正工作态度,热情为患者服务。
在实习过程中,本人严格遵守医院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实习医生职责,严格要求自己,尊敬师长,关心病人,不迟到,不早退,踏实工作,努力做到工作规范化,技能服务优质化,基础灵活化,爱心活动经常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做到理论学习有计划,有重点,工作有措施,有记录,实习期间,始终以爱心,细心,耐心为基本,努力做到眼勤,手勤,脚勤,嘴勤,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树立了良好的医德医风。
二、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做好个人工作计划,进步专业技术水平。
参加工作后我仍然坚持天天学习,天天把握一种疾病;同时不忘学习本专业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汲取新的营养,锻炼科研思维;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原则,工作过程中严格按照事故及差错的发生;在工作中不断丰富自己的临床经验,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碰到不懂的题目勇于向上级医师请教,努力进步自己综合分析题目和解决题目能力;严密观察病情,及时正确记录病情,对患者的处理得当;在内儿科的实习工作中,本人严格遵守科室制度,按时参加查房,熟悉病人病情,能正确回答带教老师提问,规范熟练进行各项基础操纵,能规范书写各类文书,并能做好内儿科常见病的诊疗。在工作中,发现题目能认真分析,及时解决,同时,本人积极参加各类专业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业务知识,通过学习,对整体技术与病房治理知识有了更全面的熟悉和了解。
三、严格要求自己。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积极为科室的发展出谋划策,希看明年的工作量能够再上新高。在医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项工作完成地较为圆满,但是我不能有丝毫的松懈,由于以后的工作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同时与其它先进同事相比还有差距,在今后工作中,我要继续努力,克服不足,创造更加优异的工作成绩。
以上是我的工作总结,在过往的近一年里,要再次感谢院领导、护士长。带教老师周医生的教育、指导、批评和帮助,感谢同事们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过往的一年,是不断学习、不断充实的一年,是积极探索、逐步成长的一年。我也深知,在业务知识上,与自己本职工作要求还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自己要更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加强业务知识方面的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不足,在各级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通过不懈地努力,加强我的自身能力。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儿科医生工作个人总结2
20xx年恰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130年周年,麻醉科乘着院庆的春风,秉承一贯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态度,严谨认真积极进取的作风,在这一年里继续大力发展,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常业务麻醉工作稳步增长,新技术开展、科研立项、论文成果及继续教育方面更上了一个台阶。
一、规模与人员
麻醉科规模扩大,新增美容科手术间1间,现拥有各类手术间共28间。除手术室、疼痛诊疗中心、内镜中心、麻醉后恢复室外,手术室新增了麻醉准备间,内镜中心新增了麻醉后恢复间,大大缩短了手术接台时间,加快手术流转,提高手术室使用率。新购置麻醉机4台;监护仪6台;用于深静脉穿刺和神经阻滞的B超1台;用于困难气管插管的可视喉镜1台。这些仪器的购入使麻醉科日常麻醉工作更安全、更便利、效率更高。
经过多年的努力,麻醉科初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技术团队,结构日趋完善。20xx年新增硕士毕业麻醉医师和本科毕业麻醉护士各一名,内镜护士2人,手术室护士1人。现有麻醉医师44名,麻醉护士xx名,内镜护士12名,手术室护士79人,技师1人,共计技术人员xx1人。现我科获医学博士学位3人,在读博士4人,医学硕士12人,医学学士23人。取得正高职称6人、副高职称人员7人,占29.5%;中级职称人员14人,占31.8%;初级职称人员xx人,占38.6%。与20xx年对比,中级职称医生数量和比例有所上升。护理队伍中,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为xx3人,占97.2%,与20xx年对比,高学历人员数量有较大提升。取得护理高级职称人员5人,占5%;中级职称人员26人,占25.2%;初级职称人员75人,占70.8%,与20xx年的比例基本持平。
二、业务开展
从20xx年12月到20xx年xx月xx个月里,麻醉科共完成手术32360例,比20xx年同期增加xx67例,增长5%;手术室外各种舒适医疗麻醉28876例,达20xx年全年12个月麻醉量的98.5%;疼痛治疗xx408例,疼痛会诊146例,均比20xx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手术量突破6万大关,无一例麻醉相关死亡或并发症发生。
麻醉科出色的工作使我科在继获得“佛山市医学重点专科”、“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点专科”、“中华医学会静脉靶控输注培训中心”、“中华医学会术后镇痛培训中心”, “佛山市青年文明号”等称号后,20xx年又获得了“广东省青年文明号”的光荣称号。
三、科研、立项、论文及成果
我科在高质量完成临床麻醉工作同时,重视并积极开展科研、教学工作,努力推进科室人才阶梯队伍的建设,加快促进了科室临床、科研、教学整体水平的稳步提高。20xx年全科科研立项7项,包括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1项、佛山市科技局医学类科技攻关项目4项、佛山市卫生局科研立项2项;20xx年46篇,包括“中华”期刊论文8篇;核心期刊论文26篇。出版专著2本,分别为杨承祥为副主编的《麻醉护理学》及杨承祥为主编的《麻醉与舒适医疗》。
四、人材培养与继续教育
麻醉科一向重视科室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年轻医生的训练培养。20xx年我科再有两位医生顺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闫哲医生9月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院进修一年学成归来,xx月王汉兵博士赴美国进修半年。
接收培养实习医生28人,其中广东医学院14人,泰山医学院6人,徐州医学院4人,包头医学院4人;接收培养徐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4人;接收培养进修医生4人。与20xx年相比基本持平。
除了积极培养人材外,麻醉科也很重视与学界同行的相互学习交流。20xx年主办了围术期液体治疗新进展学习班、门诊诊疗麻醉新进展学习班及佛山市医学会疼痛学分会20xx年学术年会,协办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第九次年会。得到同行的广泛参与和一致好评。
在20xx年的基础上,麻醉科不断完善、发展,在各个方面超越20xx年的工作成绩。麻醉科在正要来临的'20xx年将会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目标,切实执行20xx年年度计划,继续努力前进,争取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取得更大的成绩,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儿科医生工作个人总结3
内儿科是一支充满活力、爱心、刻苦钻研的年轻队伍,随着新院搬迁我们兢兢业业地走过了半年。全科始终不忘“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宗旨,用自己的爱心、诚心满足每一位住院病人的需求,把“救死扶伤”的工作作风贯穿于护理工作的全过程。在医院和护理部的领导下,根据半年前制定的工作目标,全科护理人员认真实施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大部分住院病人的满意。
一、科室基本情况
1、全科护理人员共9人,其中聘用护士5人,主管护师1人,护师4人,护士4人,大专2人,在读本科2人,中专5人。共有40张床位,全年收住院病人1313人,上半年总数489人,下半年总数824人,下半年比上半年病人总数增加了25.5%,下半年抢救危重病人126人,死亡9人,抢救成功率92.9%。静脉采血468人,其中颈静脉12人,股静脉2人,皮试472人,肌注148人,输血人,导尿126人,洗胃抢救18人,死亡3人,洗胃抢救成功率83%。气管插管3人,成功插管2人并使用呼吸机正压呼吸。严格护理操作常规,严格消毒、灭菌、隔离措施的落实,对于内、儿传染综合科室无院内交叉感染,无差错事故发生。
二、科室设备、物资运行及相关制度情况
1、科室拥有抢救设备:洗胃机2台,婴儿温箱1台,除颤仪1台,成人吸痰器1台,幼儿吸痰器1台,运行正常并随时处于备用状态。所有抢救设备由责任班xxx专人管理,每周定期检查运行情况、保养、作记录;抢救柜、药柜由责任班xxx专人管理,定期检查,如出现缺药、漏药现象,予即时补上备用并记录;各种消毒液及用物每周定时更换,专人治疗班负责,主班每天检查1次,出现问题应立即报告并即时解决。
2、科室执行严格的查时制度,班班查每周五大查,环环相扣。半年来堵科室药品漏洞10次,查出漏处理医嘱5例,已及时填补,未造成不良后果,各班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协调合作,未出现明显拖班造成人员的过度疲劳现象。
三、科室护理工作完成情况
半年来我科护理工作完成情况:基础护理平均93分,危重一级护理95分,护理表格书写94分,急救物品平均89分,病区消毒合格率95分,满意度调查87,5分科室管理86分。严格了一次性医疗用品(一次性无菌注射器、输血器、输液器等)得管理,用后全部做到分装、消毒、毁形、焚烧并记录。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注射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带,无一例输液、输血反应。
四、科室业务学习及引进新技术开展情况
1、在x院长、xx主任的指导下,经过多次学习,我们科每位医生都能使用心电图机,每位护士都能看懂临床常见异常的心电图。科室对每例死亡病例、疑难病例都进行讨论,从中总结不足,制定出完整的治疗方案并上墙,备工作参考。现已上墙的治疗方案有:脑出血血压调控方案,上消化道出血抢救流程图,小儿呼衰、心衰急救流程图,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治疗方案及快速性心律失常抢救治疗方案(有一位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的病人在我科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并治愈出院)。大部分脑出血的病人在我科得到了全面、科学的治疗与护理,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留住了很多病人。今年还在我科开展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例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呼吸的先例,在病人身上进行了眼部、口腔、气管、导尿、褥疮、生活、心理等一系列护理,并整理装订成册。护理人员还学习了从省医引进的新技术:留置针的运用与护理,硫酸镁湿敷运用,褥疮患者使用氧疗,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现已在我科运用。同时我们还学习了各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护理,能够即时、准确的为医生提供诊疗依据。
五、内部管理
一年来,科室每月定期召开二次会议,将这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及患者、患者家属提出的意见、建议在会上相互沟通,进行疏理,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1)、向患者家属发满意度调查问卷,收集意见、建议,使我们及时掌握和了解部分病人对我们医生、护士、病房管理的满意程度。
2)为了提高医护人员尊重和维护患者权益意识,通过学习,大家基本了解和掌握了与病人沟通的技巧,促进了医患、医护之间的关系xxx,增进了感情,让病人相信我们,愿意留在我们科。
3)为了给病人一个温馨的就医环境,我们围绕了“树行业新风,创一流服务”的活动主题,从细小环节入手,要求医护人员做到“四轻”、“七声”服务,对一些无法解决最基本的生活及住院费的患者,我们全科人员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切实让病人感受到温馨、耐心、细心爱心的四心服务,感受到家的温暖。
4)经过今年“医疗质量管理”大检查后,使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管理不够完善,主要问题出现在对医疗安全入手不足:病历书写不及时、不规范,对各种疾病的治疗疗原则不规范,滥用抗生素,收费不透明,对各种记录不完整。
5)、为了实现人性化的管理,科室学习了护理部制定的“护理人员量化考核评分制度”,但是为了让值班人员心理轻松、不带情绪上班,我们科并没完全按照制度扣分罚款,而是要求大家相互帮助,各班相互检查,出现问题立即纠正帮助填补、循环进行,未得到即时纠正的,上下两班共同受罚,半年来只是在环境卫生、上岗形象及协调问题上个别被罚。
而今,钱素云面对的不仅是病房里的患儿,还有更多地方儿童医院PICU的小患者们。自2013年5月31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立后,北京儿童医院联手河南、安徽、河北等外省(市)儿童医院,一方面为急、危、重未成年患者搭建了更为便捷的生命抢救“绿色通道”,使各地有条件更迅速地将患儿送至北京;另一方面,钱素云等医护人员比原来更多地到地方儿童医院进行会诊教学及网上远程会诊,将PICU的宝贵经验分享给各地的同行们,也让各地患儿尽可能不颠簸、不折腾,在家乡医院就能得到最优配置的医疗资源。
当然,一切都还在路上,从首都到地方、从北京儿童医院PICU的患儿到地方儿童医院危重病房里的小患者们,钱素云对孩子们的牵挂和爱与日俱增。
2014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钱素云在办公室里接受记者的采访。低调谦和、如沐春风,她与儿科医生结缘的段段往事,在PICU工作的种种经历,作为集团专家对儿科医学发展的关切展望,无不折射出她对专业的热爱、探寻、思索和希冀。
不能说“不”
与北京儿童医院PICU病房一道电子门之隔的,是一方狭小的楼梯间,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是PICU病房医护人员向患儿家长讲述病情的时间,因此,每到此时这里便挤满了家长。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彻夜在这里守候,一块海绵垫、一方小板凳,就是栖身之地,焦虑与希望交织,清晰地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有的低头沉默不语,有的相互低声询问,也有的彼此安慰鼓励,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这让每个初来乍到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压力,而这是钱素云看惯的场面。20年了,她太理解患儿家长内心的焦虑,渴望孩子康复的急迫,她把这种感觉视为一种责任,对生命守护的职责。钱素云亲和地微笑着,平静地谈道:“在PICU工作,我们不能说‘不’。”
不能说“不”,这是一句郑重承诺,对于钱素云和医护人员而言,则意味着重担在肩。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PICU)成立于1983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PICU之一,主要收治出生30天至18岁之间的小患者。经多年发展,今天的北京儿童医院PICU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急救医疗体系,综合医疗、科研、教学水平在国内一直居领先地位,有些项目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这里担负着抢救最危重患儿的任务,生命线上最后一丝曙光,往往在此升起。
在救治的患儿中,有一名女孩儿令钱素云印象深刻。那是几年前,一名12岁的唐山女孩儿被救护车紧急送进北京儿童医院PICU病房,几种病菌同时感染,让这个原本就有肺结核病的孩子生命垂危,其他医院都拒绝再诊治,认为已经没有希望,北京儿童医院PICU是最后一根“稻草”。钱素云将女孩儿收入病房,从肺部严重感染到并发急性胃扩张、胃出血,再到突发肝衰竭,钱素云和医护人员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终于在经历98天不间断的抢救之后,成功挽回了女孩儿的生命。
几年时间过去了,女孩儿上了初中,当了班长,健康聪慧、可爱懂事。2014年春节前夕,女孩儿妈妈专程来到北京,找到钱素云,感恩不尽,女孩儿还让妈妈带来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作品送给钱素云。这件小巧的布艺饰品,被钱素云珍藏在办公室的书柜里,采访时谈到这里,她欣慰地拿出来展示。
多年来,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然而,成功的背后,则是PICU病房医护人员鲜为人知的辛苦。钱素云还记得自己从做主治医生主管病房开始,夜间经常被病房打来的电话叫醒,这一定是科里又接到特殊危重患者或遇到难处理的情况,她总是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抓起白大褂冲进病房,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在PICU工作,第一要有好身体,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如果遇到一宿夜班接两三个病人,还要处理病房里病情不平稳的危重病人,那么一夜下来比上白班要累得多,根本不敢合眼;第二要求既能合作又要独当一面;第三则要能吃苦,因为实在太累了。”按照国际上对PICU病床与护士比为1:2.5-3,现在,北京儿童医院PICU实在难以达到,因此每位医护人员都是超负荷运转,不敢停歇。
这里集中了全国PICU最好的医疗资源,也承受了更大的救治压力。对于自己的团队,钱素云既骄傲又心疼,“重症监护室对护士业务能力要求特别高,每隔一个小时,护士就要记录每个患儿的血压、心率、尿量、肌张力、皮肤情况等30几项指标。一个小小的变化都要及时观察到,马上反馈给医生。但大家都很能吃苦。”
因为纯粹,所以选择
钱素云的办公室并不大,不过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书桌、一架书柜、一组双人沙发再加一个小茶几,便占据了几乎所有空间,但在钱素云的精心布置下,却格外温馨,办公桌上摆着京剧脸谱小相框、牧童骑牛的雕塑,茶几上一捧红玫瑰盎然盛开,香气扑鼻。的确,钱素云是一个热爱生活、喜欢孩子的人,正是这样的性格,让她在入行之初就主动选择了儿科医学。
1979年,钱素云考入泰山医学院医疗系。当一名医生,似乎是她无需考虑的抉择。“我母亲是护士长,我从小在医院大院里长大,好像天然地就应该当一名医生。”作为家里的独生女,钱素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菏泽,被分配到地区医院,出人意料地,她主动要求进入儿科。在钱素云看来,孩子天真的笑脸、内心的纯净是那么让人喜爱,“当一名儿科医生,又有什么不好呢?”
1993年,钱素云考入首都医科大学,师从著名儿科专家、曾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樊寻梅教授,继续深造。导师的不倦教诲、医德师风,让钱素云铭记在心。2010年樊寻梅教授去世,至今忆起恩师,钱素云仍旧止不住悲伤怀念的泪水。正是樊寻梅教授,引导钱素云开始进行危重患儿经颅多普勒超声(TCD)脑血流监测的研究,并在专业领域开启一片新天地。
回想20年前选择这一课题的动因,钱素云由衷讲道:“首先,TCD是当时惟一可无创动态监测脑血流速度的方法,在国内外已广泛用于成人脑血管病的诊断。但由于小儿有许多不同于成人的解剖和生理特点,国内TCD在小儿危重病监测中的应用几乎空白;其次,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但供体严重不足是阻碍这项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许多患者因此丧失了生存机会。”
在做硕士研究生课题时,钱素云选择的是住进北京儿童医院PICU 所有深度昏迷的病人,在每天观察记录患儿临床生命体征变化的同时,进行一到两次TCD 动态监测,对有脑死亡征象的患儿每2至4小时监测一次。为此,钱素云的作息时间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安排,她夜里常住在病房,甚至整夜守候在病床前,观察脑血流和脑电图变化,以了解不同预后的昏迷患儿脑血流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不仅如此,为获得患者完整的早期资料,她还要求同事们夜间无论多晚,只要新收入相关病人,都要马上通知她来病房。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课题组完成了100多例昏迷患儿脑血流变化的系统动态监测。在国内首次使用TCD 对较大数量深度昏迷患儿脑血流变化进行动态观察,重点分析了舒张期反流和周期血流频谱在预后判断中的作用,证实TCD监测有助于正确估计昏迷患儿预后、指导治疗。首次提出了适用于我国儿童的小儿脑死亡TCD诊断标准,特别是将血流方向指数纳入诊断标准后,提高了诊断准确性,并发现TCD 诊断小儿脑死亡的敏感性稍高于脑电图。
目前,TCD已经成为北京儿童医院PICU昏迷患者的常规检查和诊断脑死亡的主要依据之一,同时在全国学习班推广,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该课题曾获北京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一等奖。言谈间,钱素云从书柜中抽出自己的硕士、博士论文,时间流逝,20年光阴将纸页浸黄变脆,小心翼翼地翻开“前言”,清晰地写着当时采集的病例数据和具体信息,这些看似简单的数据,却将中国儿童脑血流变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新渠道,大使命
2013年5月31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立。作为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儿科学组组长、中华儿科学会急救学组组长、北京急诊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危重病学会和北京肠内外营养学会常委、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和危重病医学系委员,钱素云入选第一批集团专家。一年来,她多次到集团各医院进行会诊、授课,将自己的宝贵经验无私分享给各地的同行们。
“因为年龄原因,儿童患者病情变化快,要求医生综合素质更高,对病情发展的预判更为准确。现在,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立,使得各医院之间沟通更顺畅,可以远程和电话会诊,各医院PICU之间也建立起绿色通道,让患儿转院救治更及时。”对于点滴变化,钱素云都了然于心、喜于言表,因为每一处微小的改善都可能关系到抢救成功率的提升,也能让PICU的医护人员体会到更强的职业成就感和心灵归属感。
目前,每年我国儿科医生的庞大缺口,在PICU体现得更为明显,不但本科室的医护人员超强度工作,还时常要去支援其他科室急救工作,还有对口支援任务,并经常参与国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和会诊工作。面对这样的情形,钱素云颇为无奈,也有所理解,“因工作强度和风险大,年轻的医护人员有时坚持不住,就调转科室或者辞职去私立医院了。我只能多鼓励他们,多对他们进行培训,努力让他们在职业上找到更多的成就感。”
[关键词]临床药师;药品不良反应;临床药学;医院药学
[中图分类号]R9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4(b)―123―02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从1997年开始成立院领导挂帅的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监测小组,全面进行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由于ADR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2002年荆门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在我院挂牌成立。这更加促进了我院ADR监测工作的发展。
同时,为适应新时期医院药学工作的发展需要,我院从2001年开始临床药师查房工作。先后有多名青年药学骨干前往南京总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等多家国家临床药学基地进修学习。2006年我院已经在神经、呼吸、消化、内分泌、心血管、儿科等多个科室开展了临床药师查房工作,提高了各科室I临床合理用药水平。临床药师查房工作的开展。也同时促进了ADR监测工作在各科室的开展。在此。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与同遭共飨。
1 临床药学工作的全面开展,使临床用药更趋合理
1.1 使临床抗感染药使用更趋合理
以前,临床医生在使用抗感染药的问题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更愿意凭经验来使用。结果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病情的延误、耐药菌的产生,甚至患者的死亡。
临床药师在查房过程中,对于抗感染药的使用进行关注,并根据药敏试验和其他实验室检查结果,依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并结合患者身体的实际情况与医生共同研究给药方案。一位患者,男,38岁,因肺部感染在基层卫生院反复应用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来我院就诊。住院前3 d,医生经验用头孢吡肟治疗,体温未见降低。第4天根据药敏试验发现其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阿米卡星敏感,同时患者曾有癫痫病史,血清肌酐值为240 μmol/L,蛋白尿(++),临床药师与医生研究后确定出治疗方案:①首先用阿米卡星治疗,若无效或加重肾损害,再改用左氧氟沙星治疗(应权衡利弊);②阿米卡星用法用量:0.2g/次,每日1次,静脉滴注;③同时,每日监控肝肾功能、听力,及时调整用药剂量。经上述方案治疗2 d后体温逐渐下降,至用药第4日体温正常,治疗期间肾功能正常,听力正常。
再如,根据多数β-内酰胺类抗生素是时间依赖型药物,临床药师在查房过程中对医生进行合理用药的宣教,使医生改掉了对这类药每日用药1次的习惯,改为每日2次,有时根据患者的病情甚至可以用到每日3~4次。
1.2 使临床其他药品使用更趋合理
不仅仅在抗感染药的使用上,在其他药物的合理使用上,临床药师也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一位患者,女,36岁,因喘息型支气管炎入院治疗。在应用激素、β-受体激动剂等控制并稳定了急性发作症状后,逐渐改为口服茶碱缓释片治疗,每日2次,每次2片。但是,白天病情稳定,晚上至凌晨病情易反复。医生准备加用特布他林气雾剂,经临床药师建议,采用晚上睡前加服1片(即白天服2片,晚上睡前服3片茶碱缓释片,若仍无缓解,可再加上特布他林气雾剂),患者病情控制良好。
在儿科查房过程中,临床药师发现儿科医生处方退烧药时,有时候将小儿氨咖黄那敏颗粒(小儿感冒冲剂)、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栓(小儿退热栓)、双酚伪麻糖浆(小白)等混淆开具。这些药中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同时处方会造成重复用药,可能引起用药过量。经临床药师查房时对儿科医生的说明后,现在已经纠正了以前的不合理用法。
1.3 使临床医生积极参与到ADR监测工作中来
临床药师查房,可以直接参与到医生为患者诊治的全过程,同时也直接面对临床出现的ADR。如曾经一段时间,有科室出现使用氟罗沙星注射液时出现全身瘙痒、注射部位红肿等ADR。临床药师到发生ADR科室了解后,判断为其光敏反应所致。建议:①使用氟罗沙星输液时。输液瓶用黑色厚纸包裹;②患者皮肤用药后12 h内不能直射阳光。此后,该药的ADR在全院很少发生。
临床药师在与医生的合作中,也同时把ADR监测工作带到了临床一线。医生也比较容易接受这种“面对面”的工作方法。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对可能或已经出现的ADR,及时与临床药师沟通,以期达到最好的疗效。如临床医生在工作中发现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inhibitors,PPIs,如奥美拉唑、泮托拉唑、雷贝拉唑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便秘。医生在与临床药师共同研究后,对如何预防,形成这样的共识:①尽量减少PPIs的使用频率;②预先环形按揉(顺时针)腹部;③预先饮食预防,多饮水,多食用蔬菜、流质食物;④发生便秘后,可以口服麻仁丸,或者酚酞片,必要时清洁灌肠。
2 临床药学工作的全面开展,使临床护理工作更趋合理
2.1 使护理工作更趋合理
护理工作是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临床药师下临床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护理方案,为患者直接提供药学监护。如有的护理人员对“每日2次”的医嘱执行为9:00一次,16:00一次。这对于许多患者来说,从下午16:00到第2天9:00,共计17个小时患者没有用药。如使用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则可能导致高血糖。经过『临床药师的通过办“小讲堂”、黑板报、发资料等多种形式的宣教,现在护理人员已经能自觉严格按医嘱用药,保证患者血液中药物浓度的稳定。
临床药师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有的护理人员在对有些注射剂配用时,不用原包装中的稀释液,而直接加入准备的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注射液中,或直接吸取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注射液来稀释。这样有时候会改变药物的性质,致使出现溶液变色、浑浊,甚至出现变质。经过临床药师的解释说明,现在护理人员已经养成了在配药时候首先用原包装中的稀释液稀释的习惯。同时就某些药物间的配伍问题。不时地反馈给临床药师,或与临床药师进行讨论、咨询。
2.2 使护理人员积极参与到ADR监测工作中来
在用药过程中,护理人员常常是最终的执行者。护理人员对医嘱的正确执行、对药品的合理配伍、对药物的合理使用等等都决定了治疗的最终结果,同时他们也最直接接触到ADR的所有表现。如用药后出现的皮疹、瘙痒反应,医生在病程记录中往往只是写下“患者今日出现局部皮疹,伴瘙痒”,而护理记录中则较为详细的记录下其皮疹的大小、持续时间、处理方法,尤其在护理人员交接班后。仍能详细记录整个反应的过程、结果。临床药师紧紧抓住护理人员的这个“监测”优势,不断地对其进行ADR监测的宣教,使来自护理一线的ADR报告不断增多。
3 临床药学工作的全面开展,使医院ADR监测工作更上一层楼
3.1 使各科室对ADR监测工作的认识逐步提高
随着临床药学工作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与临床药师一道参与到ADR监测中来,使各科室对此工作的认识逐步提高。皮肤科曾参与会诊数例重症药疹患者,每次都提出要求临床药师参加。因为临床药师在药理学方面的优势。使得其在药物的筛查、排除过程中显得游刃有余。避免了药物“再激发试验”可能带来的危险。医护人员大多能在发生ADR事件后,第一时间上报,并对之进行初步的分析。如有疑问,都能很快与临床药师取得联系,分析病情,及时上报。
3.2 使医院ADR监测工作更上一层楼
临床药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临床药师查房工作的广泛开展,使我院ADR报告数量从每年平均200份左右提高到2007年的928份。填报质量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对ADR过程的描述,有时用寥寥数字带过,如“用药后出现皮疹”,现在由于填报者的认识提高,对皮疹的大小、发生的时间、处理过程等都有较为详尽的报告。
[论文摘要] 目的:更好地认识新生儿窒息的护理诊断与抢救措施,提高新生儿窒息抢救成功率。方法:对2006~2008年分娩的126例窒息新生儿复苏方法及复苏效果进行观察,其中,轻度窒息106例,重度窒息20例。结果:经过及时抢救和恰当的护理,治愈96例,转新生儿科28例。死亡2例。结论:采取有效助产技术与恰当的护理措施,可有效阻止新生儿窒息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快、稳、准的复苏技术及复苏后全面细致的护理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新生儿的生存率。
新生儿窒息是指胎儿在妊娠晚期和分娩过程中,由于缺氧或缺氧所引起的各脏器一系列的生理改变,也就是胎儿宫内窘迫的延续[1]。其预后与窒息的严重程度、复苏是否及时、措施是否得当有关,总结我院2006年5月~2008年5月分娩总人数中,出现新生儿窒息126例,轻度窒息106例,重度窒息20例。采用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复苏技术(ABCDE复苏方案)。A清理呼吸道;B 建立呼吸;C维持正常循环;D药物治疗;E评估。评估贯穿于整个抢救过程中。为窒息新生儿提供及时的抢救措施。大大提高了窒息复苏的成功率,现将我院对新生儿窒息的急救和护理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总结我院产科2006年5月~2008年5月活产新生儿2 010例,窒息儿126例,窒息发生率6.27%,其中,剖宫产18例,胎吸8例,宫内窘迫22例,正常分娩78例。重度窒息20例,占窒息总人数的15.87%。对轻度窒息儿给予清理呼吸道、触觉刺激和常压给氧后很快恢复正常,对羊水Ⅲ度粪染及重度窒息儿则给早期气管插管清理呼吸道,正压给氧部分配合胸外按压或药物等抢救。经积极抢救,精心护理,96例治愈,28 例转新生儿科,死亡2例。妊高征合并胎盘早剥新生儿娩出重度窒息死亡1例,脐带脱垂死亡1例。
1.2 窒息诊断标准
可按新生儿生后1 min内Apgar评分法来衡量窒息的轻重程度。4~7分为轻度窒息, 0~3分为重度窒息[2]。如生后1 min评8~10分,数分钟后又降到7分及以下者也属窒息。
2 抢救措施
按ABCDE步骤进行复苏。
2.1迅速开放气道,保持呼吸道通畅
胎头娩出后,不要急于娩出前肩,接生者用左手自鼻根向下挤压挤出口鼻内的黏液和羊水,应用吸球迅速清除口、咽、鼻、喉器官中的黏液等异物,断脐后用消毒毛巾擦干婴儿全身,置复温台保暖。并迅速摆好(头略后伸,肩部垫高2~3 cm), 轻度窒息尽快用婴儿吸痰器吸净口腔、咽喉及鼻腔的黏液和羊水,注意电动吸痰负压不超过13.3 kPa,抽吸时动作轻柔,边吸边前后左右转动,每次的抽吸时间不超过10 s直到吸干净为止[3]。羊水混胎便或重度窒息者,可立即进行气管插管,在直视下清理呼吸道,防止胎粪吸入致吸入性肺炎。
2.2 触觉刺激,促进呼吸的建立
清理呼吸道后仍无自主呼吸,可采取用手轻弹新生儿足底,用手在腰背部沿身体长轴快速、轻柔地摩擦婴儿皮肤1~2次等方法诱发呼吸,仍无效者或虽有自主呼吸,但不充分,心率仍
2.3 恢复循环
有效正压通气30 s后, 患儿仍未复苏,心率仍小于80 次/min且无上升趋势,应给予胸外心脏按压,以保证充足的心搏出量。可采用双指按压法,按压部位为胸骨中下1/3处,压迫胸骨下陷1.5~2.0 cm,按压频率为100~120 次/min 每按压3次,正压通气1次,按压心脏30 s后,心率>100 次/min,出现自主呼吸、皮肤转红后,停止加压继以面罩给氧,此时应逐渐降低吸氧浓度,直到呼吸空气时皮肤红润后停止给氧。如果停氧又出现青紫,再给予能保持皮肤红润的最低氧浓度,以免引起氧中毒。本组重度窒息20例,通过以上处理复苏成功12例。
2.4药物治疗
一般情况下很少使用药物,药物治疗包括肾上腺素、血容量扩充剂和碳酸氢钠,脐静脉是最好的给药途径。严重窒息注意保留脐带6 cm 以上。当没有静脉通路时,气管内导管是给肾上腺素最容易的途径。重度窒息者经用100 %氧适当通气和胸部按压30 s后心率仍低于60 次/ min 时,可用1∶10 000肾上腺素(0.1~0.3) ml/kg,脐静脉推注或气管内注入。5 min后可重复1次。母亲产前4~6 h用过镇痛药或麻醉药致新生儿呼吸抑制时,可用纳洛酮0.1 mg/kg,脐静脉推注或气管内注入,对于加压给氧后仍有呼吸抑制、心率慢、肌张力差和代谢酸中毒者,用5%碳酸氢钠3~5 ml/kg加25%葡萄糖液10 ml脐静脉缓慢推注。
2.5评价
复苏过程中,每操作一步的同时,均要评估患儿呼吸、心率和皮肤,然后决定下一步操作。对于窒息严重,新生儿情况较差者每5~10分钟按上述标准再评,直到总分>7分为止,或在婴儿窒息期内每隔2~4小时重评1次,直到24 h。
3护理
3.1抢救前的准备
了解病史,严密观察产程变化,产房备齐急救药品及器械,药品及器材处于备用状态,红外线辐射台预热,一次性用物拆包备用,估计有重度窒息发生时,通知儿科医生进产房参加抢救[4]。
3.2抢救要点
在复苏过程中,动作要迅速,技术要熟练,操作要轻柔,尽量避免创伤,每一项操作做到及时、准确、无误。
3.3提高助产技术
接产时注意胎头娩出后,胎肩、躯干不要急于娩出,尽量缓慢用左手自鼻向下将羊水、黏液挤出,清理呼吸道,在呼吸道分泌物未吸净前,切忌刺激啼哭。
3.4保暖
整个复苏过程中必须进行保暖。新生儿娩出后立即置于预热的远红外线抢救台上,并用温热干毛巾擦干头部及全身,以防止热量丢失。
3.5加强监护
复苏后除密切监测体温、心率、呼吸外,还要严密观察意识、瞳孔、前囟门张力、肌张力、抽搐、吸吮反射、尿量、皮肤颜色及窒息所致的各系统症状等变化,并注意输液速度及不良反应,认真做好护理记录。
3.6哺乳
窒息复苏新生儿哺乳时间应适当推迟至24~48 h,喂奶后取侧卧位,避免移动,防止呕吐。
4体会
临产后随宫缩出现子宫胎盘血流量减少,一些潜在的危险往往在此时表现出来,尤其是高危产妇临产后动态观察产程图,及时了解宫口扩张及胎先露下降情况,产程长特别是潜伏期延长,使孕妇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加之可能出现的相对性头盆不称,以致胎儿受压,胎儿缺氧,产程延长使胎儿承受缺血缺氧的时间延长,最终将导致不可逆性缺氧而发生新生儿窒息。宫缩过强宫腔压力急剧升高也可导致胎儿急性缺氧,胎膜破裂后注意羊水性状,有无脐带脱垂,严格掌握催产素催产的指征及剂量,需要时应专人守护观察[5]。
新生儿窒息复苏的关键是迅速纠正缺氧[6],做到早预防、早判断、早复苏。同一组复苏人员必须配合默契。操作迅速、准确无误、熟练掌握每一项操作,根据新生儿窒息严重程度,均采取ABCDE复苏方案,其中,A是根本,B是关键,评估贯穿整个复苏过程。呼吸、心率、皮肤颜色是窒息复苏的三大指标,并遵循评估决策措施再评估再决策再措施程序,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完成复苏,对重度窒息患儿及时转NICU治疗。本组126例新生儿窒息患儿严格按照ABCDE步骤进行复苏,其中98例经过AB步骤即可复苏,20例经过ABC步骤可复苏,8例经过ABCD步骤,29例转NICU治疗。复苏后严密观察病情、精心护理、积极治疗,从而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提高抢救成功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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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自励.新生儿窒息的现代概念和诊断治疗进展[J].中华实用儿科杂志,2000,15(5):307-310.
[4]李桂花.心肺复苏临床配合体会[J].齐鲁护理杂志,2005,11(4):343.
此次,陶哲轩、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德烈・欧克恩科夫(Andrei Okounkov)、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的活纳(Wendelin Werner)以及俄罗斯人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同获菲尔兹奖,而陶哲轩是最年轻的一位,他刚满31岁. 目前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系任教的陶哲轩,是赢得菲尔兹奖的第一位澳大利亚人,也是继1982年丘成桐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
天才儿童
1975年7月15日,陶哲轩出生在澳大利亚阿得雷德,是家中的长子.
他的父亲陶象国和母亲梁蕙兰均毕业于香港大学,陶象国后来成了一名儿科医生,梁蕙兰是物理和数学专业的高才生,曾做过中学数学教师. 1972年,夫妇俩从香港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陶哲轩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发现这个孩子对数学非常着迷,还试图教别的孩子借助积木进行计算.
上幼儿园的一年半里,陶哲轩在母亲梁蕙兰的指导下几乎完成了小学的所有课程.母亲更多是对他进行启发,而不是进行填鸭式的教育,而陶哲轩也乐意自学,阅读了许多数学书.
陶象国夫妇开始读天才教育的书籍,并且加入了南澳大利亚天才儿童协会.陶哲轩也因此结识了其他的天才儿童.
5岁生日过后,陶哲轩迈进了小学的大门.这一次,父母在考察当地很多学校后,最终选择了离家2英里外的一所公立学校. 这所小学的校长答应他们,为陶哲轩提供灵活的教育方案.刚进校时,陶哲轩和二年级孩子一起学多数课程,数学课则与5年级孩子一起上.
7岁时,陶哲轩开始自学微积分. “这不是我们逼他看的,是他自己感兴趣去看的.” 陶象国说. 而小学校长也意识到小学数学知识已经无法满足陶哲轩的需要,在与陶象国夫妇讨论之后,他成功地说服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让陶哲轩每天去中学听一两堂数学课.
陶哲轩8岁升入了中学.9岁半时,他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离家不远的弗林德斯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 8岁零10个月时,陶哲轩曾参加一项数学才能测试,得了760分的高分,在美国,十七八岁的学生中只有1%能够达到750分,而8岁的孩子里面还没有人超过700分.
夫妇俩曾请教费弗曼和其他数学家,陶哲轩是否真的是天才.“还好我们做了肯定的答复,否则今天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傻瓜.”费弗曼回忆说.
后来,陶哲轩20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被洛杉矶加州大学聘为教授.
奥数金牌
陶哲轩的数学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 9岁多时,他未能入选澳大利亚队,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赛.
但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先后代表澳大利亚参赛,分别获得铜牌、银牌和金牌.他在1988年获得金牌时,尚不满13岁,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有人感叹, 中国也有不少奥数奖牌的得主,却没有人能够取得像陶哲轩那样杰出的成就,有些人甚至远离了数学研究.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令顶尖数学家们也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香港长大的陈繁昌教授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数学研究和数学竞赛所需的才能并不一样,尽管有些人(比如陶哲轩)可以同时擅长数学研究和数学竞赛.
陶哲轩也认为,很多奥数奖牌得主后来没有继续数学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数学研究和奥数所需的环境不一样,奥数就像是在可以预知的条件下进行短跑比寒,而数学研究则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预知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马拉松,需要更多的耐心,在攻克大难题之前首先要有研究小问题的意愿.
在中国,不少中学生将参加奥数竞赛视为升入大学的一条捷径,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训练.陶象国说:“如果参加奥数只是为了升入一所好的大学,这个目标就太小了.”
快乐生活
佩雷尔曼也被视作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天才.不过,这位天才不合群,通常不与人合作.
陶象国说:“假如你的孩子是个天才,你一定希望他像哲轩一样,是一个容易亲近的天才.”
陶哲轩写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曾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30多篇是与他人合作的.
他说:“我喜欢与合作者一起工作,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实际上,我能够从谐波分析领域出发,涉足其他的数学领域,都是因为在那个领域找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合作者. 我将数学看作一个统一的科目,当我将某个领域形成的想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时,我总是很开心.”
陶象国认为,一流数学家喜欢与陶哲轩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合作中不是利用别人,而是激发合作者的才能. 一个与他合作过的人说:“哲轩从来没有和别人争执过,他想的都是怎么开开心心地和别人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争权夺利.”
而阮爱兴,是一位两会代表,也是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巫头村村支书。提起看病问题,他有一肚子话要说,“现在全村乡亲都参加了新农合,大家打心眼里高兴。但看病,特别是看大病,还是难。村里只有一个卫生所,只有一个60多岁的‘赤脚医生’。乡亲们平常有个头疼脑热,只能找她拿点常用药。因为年纪大,眼神不好,病情稍微严重,需要打个吊针啥的,医生就不敢治了。去年4月,儿子接种疫苗,只能去镇卫生院。院里就两个儿科医生,忙得满头大汗,等着打针的孩子队都排到走廊里了。我们前后等了将近2个小时才轮上。小病要出村,如果摊上大病,还得往更远跑。前年10月,我从楼梯摔下,右脚腕骨折。镇卫生院医疗技术、设备有限,只好到50公里外的防城港市中医院治疗,妻子得全程照顾我。市里没亲戚,两人吃、住都成问题。”
不管是小英,还是阮爱兴,他们的遭遇都暴露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看病难!村里看病难,城里看病难,老百姓看病难,领导干部也有看病难。当“看病难”成为一个社会热词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想过,看病难,为什么难?
看病难,难在哪
单纯地讲,“看病难”可分为两种。
第一是“绝对性”看病难,是由于医疗资源绝对不足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看病难”,往往发生在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偏远农村地区。当地医疗机构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医疗需求。如医务人员业务差,检查设备差,设施简陋,诊断不清,治疗效果差等,患者求医不方便。
第二是“相对性”看病难,是指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突出表现为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涌到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取药、候诊排长队存在“难等”之难。
总体说来,造成看病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 有调查显示,在一般的大医院中,每家医院拥有的副主任医师数量至少几十人,有的医院超过百人;在区级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通常只有三五人,有些社区医院1个副主任医师都没有;而在一些偏远地区,不要说副主任医师,能有1个医生都算不错了。
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紧缺、人才“引进难、留住难”等问题,成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发展建设最突出的阻碍。数据显示,目前在西部地区,以千人为单位,不论是每千人农村人口拥有的卫生院的数量、还是每千人农村人口拥有的村医的数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拥有的乡镇卫生院的编制人数或者是村卫生室的人数,西部地区大概是0.91和0.95,而全国的基数是1.18。这个数据说明了西部地区卫生人员的短缺情况非常严重。此外,基层卫生人员的层次也比较低,以宁夏为例,基层卫生人员中专以上学历不到40%。
“本科生只要愿意来,无论是临床、检验还是药剂,我们都要,想方设法给解决编制。可是招不来。5年制毕业生几乎没有来的。”两会期间,一位县级医院院长反映。
“想招到二本的医科毕业生都很难,人家一听你是县级医院,都不搭理你。”河南省沁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郎胜利说,目前医院能招来的只有四年制大专或者三本的医科毕业生。
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曾对380名医学本科生做过就业愿意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学生希望留在大城市。很多基层卫生局长和医院院长分析认为,基层医院待遇差、个人发展空间不足、生活环境不如大城市等综合因素,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大众取向 大众追求大医院、名专家,无论小病、大病都到省城或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占用资源,挂号难、看病难、住院难随之出现了。在大医院里,按每个医生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也就是8×60分钟=480分钟),如果要看100个患者,这个医生不上厕所不休息,不到5分钟就必须看完1个患者。患者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和医生交流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当然是怨声载道。可看看社区医院呢,那里不用排队,没有拥挤,医生也有时间和患者多聊一会儿,多问问病情,但是很少人去那里。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看病难。
检查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而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更为重视。为了早期发现及诊断疾病,必须使用先进检查仪器;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必须选择创伤小并发症少的治疗方法,做检查的人多了,排队时间长了,人们感觉看病难了。
忽视疾病预防 人到60岁平均有3种慢性病。目前绝大部分慢性病是可预防的,如缺血性心脏病、中风、糖尿病、慢性肾病、癌症等。这些疾病的许多风险因素明确,如:吸烟、缺乏锻炼、不健康饮食等。国际上已证实,用非常少的投入,控制风险因素,可以成倍的降低这些慢性病患者入院及昂贵的手术治疗。可惜,在西方国家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持续下降的30年中,我国则持续上升,患病人数的增加也加剧了“看病难”。
“药方”一:形成“医联体”
今年两会期间,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指出,要想解决看病难,最重要的是让基层医院真正强起来,和大医院形成上下联动、沟通,最好是一体化的构架,我们把它称之为“医联体”。现在大医院还是人满为患,去年全国诊疗人数已接近69亿人次,前年是62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看病5次以上。基层的诊疗量在上升,但大医院诊疗量上升得更快。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扭转,我们要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特别是要应对慢性病这个健康的主要威胁,是不可能的。如果1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患者,他怎么能做到慢性病的长期教育宣传?这只有在社区可以实现。
具体以北京为例,为缓解看病难,政府开出了新“药方”。其一,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封国生表示,北京推出了“医疗联合体”,希望由此把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分流到社区或二级医院来解决,这样就能够腾出专家资源,为那些确实需要看专家号的患者提供更多的服务。目前建立的“医联体”就是由大医院牵头,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为成员,完全能够把大医院的技术带到社区,同时也为社区的医疗技术人员提供培训。例如现在的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医生每周都有两三次到联盟所在的社区医疗中心出诊、查房、会诊等,今后还会根据病人的实际需要增加。另外,一些离退休的老医生已经固定在社区医疗中心发挥作用。
其二,提高床位使用率。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北京市今年将首次试点在市属大医院建立床位统一调配中心,以解决“现在医院以科为单位,科室之间的割裂使床位不能流动”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后将打破科室间的限制,将各科室床位由医院统一调配,从而提高床位使用率。这样一来,可更好地利用床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院难的问题,同时为患者在住院过程中提供更好的服务。患者在住院之前或住院过程中,由这个服务中心为患者做一些服务,比如事先应该做的一些检查都先做好,总之给患者提供更多人性化方面的服务。
其三,推行就诊卡。对于许多患者反映的看病时每做一次检查或者化验,就要去排队交一次费,太麻烦的问题,封国生表示,“目前我们已经要求医院尽量整合服务。下一步还要把这个模式再进一步推广,把相似的或功能相近的科室尽量整合到一个楼层,避免患者来回跑。与此同时,北京市医管局与北京银行进行合作,推行“京医通”就诊卡,以期简化就诊流程。这个就诊卡具有储值功能,同时又具有挂号、就医等功能,患者可在门诊挂号、看病、常规检查、化验等环节完成后再划价付费。
“药方”二:让基层也有高素质医生
这几年基层医院能力有所加强,但人才队伍还是欠缺。医学专业大学生都愿意去大医院做专科医生,而不愿意去基层医院做全科医生。对此,一直关注基层医改和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认为,老百姓的医疗保障水平在逐年提高,基层卫生机构建设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但是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依然不愿意前往基层医疗机构就诊,除了基层卫生机构质量不到位、功能不完善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基层医疗卫生缺乏高素质、高层次的医生。
孙涛认为,让医科生下基层,除了高校定向培养这一环节外,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走出校园的就业政策引导和配套措施完善,解决医科生的后顾之忧。以职业晋升为例,现行政策规定,在一个乡镇卫生院要解决晋升问题,就需要按照县卫生院的标准来要求,比如说发表两篇论文。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农村的村医来说,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提出,要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建立一个全新的机制。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制度。如果大家都认为只有专科医生是一流的,三流医生才去做全科,那就无法调动积极性。二是医保非常重要。不同层级的机构有不同的财政制度渠道。如果能把医保力量发挥出来,就能克服很多行政障碍。如果医保能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这样一个总包体系去报销,自然会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因为对服务体系来说,它充分利用以后,成本一定是下降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
“药方”三:重预防少得病
针对看病难问题,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指出,患病人数太多也是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减少患者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生病,预防的最好办法是健康教育。他说,我们应该让每个家庭都学习了解健康知识,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钟南山院士也提出,通过社区医生对每户家庭的关注,能及时发现疾病苗头,早防早诊早治,这样百姓就会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小病就不会酿成大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也肯定了早期预防的重要性。过去的疾病谱主要是单因素(病毒或细菌)引起的传染病,现在的主要杀手则是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这些疾病的发病因素很复杂,过程也比较漫长。如果早期发现,早期处理,不仅效果好,花钱也很少。一个早期肿瘤,三五万元可以根治;到了晚期,三五百万元也不一定能治愈。曾院士也指出,家庭医师能随时关注社区内家庭成员的一些变化,甚至定期到家里来访问检查,有不良的苗头就可以及时发现。这也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理念,真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从治疗转到预防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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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看病难”小窍门
晚点去 医院一般都在早晨8:00开诊。一天之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患者会集中在上午看病,而在开诊之后的两个多小时内,患者最为集中。其实,看病可以选择避开高峰时间段,上午迟点或者下午再去医院就诊。避开上午高峰期,不仅看病快,取药也快。
挑周末 不少患者觉得,专家只有在上午和非周末时间看门诊。事实上,有些专家上午要查房或手术,还有不少专家周一至周五没有时间出诊,反而会选择在周六坐诊。现在许多大医院推行无假日门诊,周日或法定节假日也可以找到专家。所以,要根据自己的疾病和工作等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看病时间。
[关键词]残疾儿童;儿童虐待;易感性
[中图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儿童虐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真正将其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也不过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事情。尽管如此,随着世界各国对儿童福利及儿童权益保护的重视,儿童虐待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检索美国心理学会的数据库可以发现,与儿童虐待和忽视相关的论文,由60年代的不足百篇,急剧上升至如今的20000余篇,更有专门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杂志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广义的儿童虐待(Child Abuse),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是指“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方式及主观意志,又可将儿童伤害大致分为躯体虐待(Physical Abuse)、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待(Sexual Abuse)和忽视(ChildNeglect)四类。
一、儿童虐待的发病率
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踏入21世纪,但对儿童的虐待与忽视并未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减少。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虐待儿童事件近年来呈直线上升趋势,由1999年的11000多起,迅速增长至2005年的34000多起。而根据美国的研究数据显示,儿童保护中心每年收到300万起儿童受虐报告,其中三分之一被确认。在这些被确认的案例中,儿童忽视的比例最高,占55%,其次是躯体虐待,为23%,待占10%,情感虐待占4%,其余为未分类。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虐待的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式,如在躯体虐待与待中往往包含一定的情感虐待。尽管世界各国在儿童虐待的发病率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儿童虐待普遍存在于各国社会,成为影响儿童健康的一个重要威胁。
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人们对残疾儿童的关注常常集中在对其基本需求的满足,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残疾儿童也存在着遭受虐待与忽视的可能。实际上,由于残疾儿童自身的特殊性,其更容易成为儿童虐待的对象。国外学者曾对儿童虐待在残疾儿童中的发生率进行过统计,并与正常儿童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与正常儿童相比,残疾儿童更容易成为虐待与忽视的受害者。Spencer等人2005年所发表的研究数据表明,英国残疾儿童罹患儿童虐待的比例是正常儿童的7倍。2000年,Sullivan与Knutson对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公立学校及教会学校就读的儿童进行调查,总共涉及超过50000名儿童。研究者发现,相较于正常儿童9%的受虐待率,残疾儿童远高于这一数字,达到31%,是前者的3.4倍。其中,残疾儿童遭受忽视及躯体虐待的可能性均为正常儿童的3.8倍,遭受待的可能性略低,但也达到3.1倍。另外,儿童被施加虐待的可能性因其障碍类型而有所不同。患有躯体残疾的儿童经历儿童虐待的比例是正常儿童的3倍,而对于患有发展(言语及语言障碍)和智力缺陷的儿童来说,这个数字为3至4倍,行为障碍的儿童更是高达7倍。
二、残疾儿童的易感因素
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儿童虐待与忽视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而残疾儿童由于其生理上的缺陷,更是这一威胁的易感人群。尽管残疾儿童由于所患障碍类别、程度不同,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依然存在着一些共有的因素,使他们成为儿童虐待的受害群体。
(一)社会原因
儿童虐待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态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对残疾儿童的态度。自古以来,人们便倾向于采用一种悲观的眼光看待特殊儿童,将其视作社会的负担,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减少甚至消灭残疾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远的如古希腊斯巴达人对初生婴儿的筛选,近的如纳粹的安乐死计划,美国的优生运动等),人们总是采用强制或暴力的手段来对待群体中的特殊个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残疾儿童的虐待与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在现今社会下,人权意识的增长,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宣传工作的深入,使得人们的道德素质得到了空前提高,对残疾人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善,不再像以前般一味地否定。但是,这种改变毕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对残疾人的歧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对于社会上大部分人而言,提起残疾儿童,他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排斥,而非宽容、接纳。他们将残疾的个体视为“不完整的人”,认为他们与正常人相比,并不享有同等的权利,当他们面对残疾儿童时,他们通常的做法是保持距离,甚至孤立。另外,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残疾儿童对痛觉的反应是迟钝的无法像正常儿童那样体验“痛苦”的感受,因此,即使有虐待与忽视现象的存在,也往往全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正是因为这些偏见的存在,使残疾儿童成为各类儿童虐待事件的受害者,一旦其抚养者遭遇情绪或经济压力,便会将残疾儿童作为释放压力的对象。
(二)家庭原因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但同时也是儿童伤害的主要发生场所,有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儿童虐待事件发生在家庭中。因此,家庭环境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残疾儿童的降生,对每一个家庭而言,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应激事件,文化水平较高、情绪成熟的家长往往能理性乐观地对待这一事实,将自己的爱倾注给孩子,而文化水平低、情绪不稳定的家长则常常抱怨老天的不公,将残疾儿童看作家庭的负担,对子女报以冷漠的态度,从而影响了家庭机能的正常发挥,为儿童虐待埋下了潜在的威胁。另外,家庭压力,尤其是育儿压力的存在也是产生儿童虐待的重要原因。父母照料儿童能力不足,处理与子女关系的方式不恰当,都会造成父母的不安情绪,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急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夫妻关系不和谐,单亲家庭,则会进一步加剧父母面临的压力,一旦压力超过父母承受能力的临界值,便有可能以虐待或忽视的方式体现出来。除此以外,父母童年经历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有学者因此提出“循环虐待”理论,认为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父母,其成年后对子女施加虐待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三)个人原因
尽管尚未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生理上的缺陷与儿童虐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有关学者对正常儿童的研究显示,受虐待的儿童往往具有一定的身体或心理特征,而残疾儿童本身的
特点,无疑加重了其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对照料者的依赖。残疾儿童遭受虐待与忽视的易感因素之一,便是其由于生活自理能力的缺失所导致的对照料者的依赖。而且,与其他几个因素相比较,残疾儿童对照料者的依赖是长期性的,甚至可能贯穿其终生,因此在其一生中一直都潜伏着遭受伤害的危险。残疾对儿童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或部分丧失,他们不能像正常儿童那样掌控自己的生活,必须在在父母或其他照料者的帮助下才能完成简单的日常生活,再加上与社会的疏离,使他们对抚育者的依赖性大大增强。这种对他人的依赖(不论是生活上的或是情感上的)常常为不法分子所利用,从而增加了其遭受伤害的概率。尤其是肢体残疾、智力高度落后以及自闭症儿童,其生活自理能力严重受损,如厕、洗浴、穿衣等日常行为,都需要在别人的照料才能完成。照料者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接近残疾儿童,在此期间即使发生身体上的接触,也被视作合理的照料程序,长此以往,极易演变成待,危害儿童健康。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单一、固定的照料者不仅意味着儿童对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也意味着一旦发生虐待事件,其被揭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增加了儿童遭受虐待的危险系数。若要预防儿童伤害事件的发生,一个有效的手段便是拓宽其社交范围(如医生、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增加照料者的人数,将每个照料者的行动都致于他人的监督之下,增加其犯罪的风险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即便无法完全避免伤害事件的发生,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使儿童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将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2、言语表达能力较差。沟通困难也是导致残疾儿童虐待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因生理缺陷引起的功能障碍是导致残疾儿童沟通障碍的首要原因,如身患言语障碍的儿童会由于语言功能的受损而无法报告虐待的存在;聋童往往会因听觉功能的损伤而无法正确理解他人的询问;智力落后儿童则在理解他人意思与口头表达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sullivan等的研究认为,伴随各种障碍所产生的交流困难经常会妨碍残疾儿童对虐待事件的叙述。尽管有学者及社区工作人员尝试采用符号化的语言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有一点始终无法克服,即这些符号化的语言系统缺乏精确的与性、身体或虐待有关的“单词”,因而无法帮助残疾儿童确切地表达其想法。情绪体验是产生沟通困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遭受伤害的残疾儿童,往往会带有恐惧情绪,担心一旦报告,便会受到施虐者的报复;另外一种较普遍的情绪体验是羞愧感,即羞于向他人启齿受到伤害的经历。由于儿童虐待的施虐者以照料者居多,出于对照料者的依赖及需要,儿童常常会陷入矛盾而不知所措。如果选择沉默,则意味着还将受到伤害;而一旦说明事实,便有可能失去照料者,正是这种情感上的联系,使得残疾儿童在犹豫中一次次错过了自我保护的机会。除了以上两点,教育工作的不到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因此,教育者在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时,也应注意对儿童虐待知识的普及,尤其是性知识的宣传教育。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如上文所述,儿童的虐待问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近40年来涉及儿童虐待研究的论文多达两万多篇,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却是,其中明确以残疾儿童为对象的研究尚不足千篇,这显然与残疾儿童在整个社会的比重是不相称的。而在已发表的文章中,也存在或多或少不足,如以下几个问题:
(一)定义问题
但凡各种学术研究,概念的清晰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在对残疾儿童的儿童虐待进行研究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定义的确定。首先是对“残疾”的定义,尽管世界各国法律对残疾已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碰到的困难便是内容太过含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研究者常常会根据专业背景而选择不同的定义,如医学工作者往往会采用医学上的标准,教育工作者则可能会将残疾儿童与一切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等同起来,而一般的社区工作者则因专业知识的缺乏大多根据个人的理解来进行判断。标准的模糊不仅增加了操作的难度,也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常成为批评者质疑的焦点。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儿童虐待”,尽管目前对儿童伤害的类型已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除了待和严重的躯体虐待外,对于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其它类型尚缺乏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儿童忽视,由于各国经济、文化、传统观念、生活习俗上的差异,迄今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二)抽样及信息搜集问题
对残疾儿童虐待事件研究的一大争论,在于残疾与伤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是残疾导致了虐待,还是虐待造成了残疾。尽管多数研究均表明,残疾儿童受虐待的概率远高于正常儿童,但也有文献指出两者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残疾与虐待并不存在实质性联系,即便在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中,对于流行率的分析也并不一致。有学者指出,结果的差异来源于被试群体的选择以及信息搜集过程中的偏差。在不同的被试群体中,残疾儿童所占的比例存在差别,并不具备充分的代表性,因此影响了结果的推论。基本信息的缺失也是导致结果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程序上的缺陷,如在对儿童伤害事件进行登记时并不要求记录儿童的残疾状况等基本情况,从而遗失了大量宝贵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记录人员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所致。因此,信息搜集程序的完善及相关人员的专业化培训显得必不可少。
(三)研究的片面性
所谓的片面性,指在研究过程中,仅仅考虑儿童虐待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如儿童忽视现象,尽管在各种流行病研究中,忽略始终排在儿童伤害的首位,但遗憾的是鲜有文章专门讨论残疾儿童的忽视现象。另外,已有资料大多仅限于儿童虐待的流行病学研究,关注各类虐待与忽视的发病率,且忽略了各种虐待形式的共同作用,尤其对儿童的长远影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四、残疾儿童虐待的预防
当前,儿童虐待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不少国家相继采取措施,如制定法律、构建社会救助体系、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来唤醒公众的意识,预防儿童虐待。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情况以及国外的经验,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维护儿童,尤其是残疾儿童的利益,使其免受儿童虐待的伤害。
(一)完善立法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保障儿童权益的根本保证,综观世界各国,纷纷把立法作为预防儿童虐待的重要举措。例如,美国于1996年出台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置法案》,并在1997年颁布了《收养与家庭安全法案》。日本自2000年5月公布并实施《防止儿童虐待法》后,经过4年的使用,于2004年4月对法案部分条款进行修。相比国外,我国在法律制度上依然存在较大的缺陷,尚未有专门针对儿童虐待的法律颁布实施,仅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婚姻法》中有个别条款提及,但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残疾儿童保护的当务之急。
(二)建立专门的机构和组织
发挥机构的作用是儿童保护的一条有效途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相继成立了专门预防和处理儿童虐待的机构与组织,其成员来自各学科领域,包括儿科医生、司法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等。尽管我国在这方面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可喜的是,国内有关部门已注意到这一点。2006年3月,我国第一个由卫生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专业机构――“陕西省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协会”在西安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在儿童保护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建立机构的同时,还应规范相关程序,对儿童虐待实践详细登记并及时上报,从而给予针对性的治疗。
(三)加强执法
好的法规要发挥作用,离不开严格的执法,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还应注意做好执法工作。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先锋力量,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任务主要表现为:与社区等部门紧密协作,宣传法律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对于触犯法律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严肃处理,以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维护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社会宣传与教育
要减少儿童虐待行为,最好的办法是从思想上进行预防。新闻媒体由于其资源以及宣传网络上的优势,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宣传不仅可以提高公众对儿童虐待的认识,也可提高政策制订者的意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促进儿童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社区的宣传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社区可以利用自身贴近群众生活的特点,通过黑板报、社区讲座等形式,普及儿童虐待知识,教导家长正确的养育儿女的方法。另外,学校也可设立相关课程,帮助儿童识别虐待行为,并教授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