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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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关键词：扶贫，小康

 

2010年是铜山县“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的攻坚之年，同时也是省委、省政府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最后一年，面临全面总结检验的关键一年，上级提供这么多惠农政策，投入了这么多扶持资金，究竟效果如何呢？贫困户现在脱贫怎么样呢？带着疑问我走访了铜山县的21年乡镇的贫困村进行调研，发现经过5年的扶贫工作，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有些乡镇却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因乡镇领导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社会扶贫工作，在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效，使希日的贫困村变成今日的小康村。而有些乡镇通过几年的扶贫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甚至越差，扶贫项目见效绶慢，甚至有些乡镇贫困户没有享受过国家的任何优惠政策，反而为达标验收增加了负担。本人是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基层扶贫工作者，通过这几年的调查研究，走访贫困户，从中发现了不少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制约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如：一是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村、贫困户参与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项目少、规模小、水平低；二是扶贫开发与农业产业化联接不够紧密，部分龙头企业对贫困村、贫困户的辐射带动力不强，直接扶贫效果并不明显，还没有真正形成互惠互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三是贫困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四是扶贫资金的投入与实现目标需要的投入差距较大；五是劳务扶贫培训政策约束条件太多，限制力太大，可操作性不强；六是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对扶贫开发工作的认识不到位，一些贫困乡村缺乏扶贫开发的思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较弱，争取项目不积极，个别乡村实施项目的能力不强，少数群众思想观念陈旧，仍把扶贫看作给钱给物，对扶贫开发等待观望，对改变困境没有打算，对发展生产不想门路。。这些问题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从中学习好的典型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真正做好社会扶贫工作，加快贫困地区物质文化建设步伐，促进地区之间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众多成功的典型经验面前，认为铜山县单集镇的扶贫工作独有特色，值得向大家推荐。

单集镇位于徐州市东郊，邳、睢、铜三县交界处，属革命老区，经济较为落后。全镇共有21个行政村，人口6.3万。2006年，该镇有7个村被列为全省经济薄弱村，9个村被铜山县列为贫困人口集中村，贫困人口共有6131户，15857人，2009年以来，该镇通过开发式和救助式扶贫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有劳动能力人口脱贫7408人，无劳动能力人口脱贫4522人。有劳动能力人口实现人均纯收入在3500元以上，无劳动能力人口人均纯收入在2600元以上，脱贫率达75%。由于单集镇把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全镇工作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结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今年单集镇又制定了新的脱贫目标任务，计划脱贫人数是3927人，其中有劳动能力人数为3720人，无劳动能力人数为207人，培训劳动力1637人。今年单集镇扶贫工作量仍然比较严峻，但他们有信心为早日全面达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目前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1．组建一支队伍，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脱贫攻坚工程顺利实施，该镇重点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一是制定扶贫方案。。单集镇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副组长、分管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靠前指挥，部门领导分工负责的组织体系。领导小组主动配合市、县扶贫工作队员制定脱贫攻坚方案、措施，明确专人协助扶贫工作队开展工作。二是细化执行责任。单集镇农经中心具体负责扶贫、脱贫攻坚日常工作和低保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发式扶贫工作；民政办具体负责五保户、低保户救助式扶贫工作；统计办配合农经中心负责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目标完成情况的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财政所负责扶贫及脱贫攻坚资金的规划安排、预决算等工作；劳服所负责贫困户劳动力培训工作。镇纪委、审计所负责对扶贫及脱贫攻坚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同时把每一项工作落实到相关部门头上，实行问责制度。

2.是发展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近年来，单集镇围绕“抓产调、促民富，抓稳定、促和谐，统筹抓好各项工作”的总体思路，大力实施“党员创业工程”，通过党员“干给群众看、组织群众干、帮着群众干”，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

干给群众看，党员带头搞产调。引导全镇党员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打头阵，鼓励他们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集中农业用地，建立党员规模种植养殖示范基地，发展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产品效益。如闫庄村党员马世平，租赁本村土地近300亩，建立高效蔬菜大棚种植基地，不仅个人逐渐实现了增收致富，还有力地带动了周围群众规模种植的积极性。2008年以来，通过党员的示范带动，全镇流转土地2600多亩，规模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100-300亩的增加到11户，10-50亩的达到52户，逐步收到了集约用地、规模种植的经济效益。。

组织群众干，党员牵头建协会。镇党委立足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户数较多、面积较大的特点，鼓励各村党员干部牵头成立专业协会，创新经营模式。贺庄村吴书栋牵头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按土地面积入股，对于不愿入股的，协调与其他农户的承包田或机动田进行互换。现已建立了500多亩的蔬菜生产基地，入股农户达到103户，预计每户每年按股分红可达1-2万元。姜集村党支部牵头组建起农业协会，建立了1500亩的西瓜、300亩甜叶菊种植基地，并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签定了协议，统一收购、加工、销售，形成产、加、销一条龙服务体系，保障了农户的种植收益。

帮着群众干，党员靠上送服务。在土地流转方面，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各党支部帮助村民签订合法、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并帮助疏导解决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维护群众权益。在生产服务方面，各村成立了党员综合服务队，为农户提供惠农政策、种植技术、供销信息等服务，促进农民群众靠农业增收致富。

3.培训一个技工，脱贫一个家庭

按照县委县政府“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分类实施、有序输出”的指导意见，该镇不断加强农村贫困劳动力培训转移工作，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去年，新建村级劳动保障站3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累计26500多人次。，累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1150万元，1000余户农民在享受小额扶贫贷款后，解决了创业过程中的资金瓶颈，800多户成功脱贫。

3.1落实好农民培训的各项政策

该镇不断加大订单、定向、合同培训力度，对全镇贫困农户中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以培训促转移。在培训专业的设置上，根据就业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车工、钳工等一线技工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加强创业技能培训，提高创业能力，扶持农民就近转移到二、三产业。对不能转移、从事农业的农民，组织农林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对其进行现场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业增收能力。引导全镇党员干部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打头阵，鼓励他们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集中农业用地，建立党员规模种植养殖示范基地，发展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产品效益，通过这种典型带动、宣传引导，增强广大农户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大力弘扬创业精神，不断激发创业激情。

3.2组织协调科技下乡

该镇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田间地头，开展设施蔬菜、草莓、食用菌、奶牛肉牛饲养、水产品养殖等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结合实际印发《农作物田间管理手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科普宣传资料，近三年来，全镇共计组织协调科技下乡18次，受益群众达到1.12万人次。使贫困农户在学中干、干中学，进一步提高贫困农户的农业科普知识，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实现了全镇覆盖。

针对目前农民创收观念不强，贫困劳动力培训力度小等实际问题，我认为扶贫工作应紧紧围绕促进经济簿弱村加快发展和贫困农户增收这中心任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突出重点，全力推进，务求实效的方针，对单集镇的扶贫工作也提出了几点建议和要求。

（1）认真做好扶贫政策的宣传 。以贫困户为政策扶持的对象，以产业调整为重点，做大做强蔬菜种植产业，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培育农村经济人。（2）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深层次培训。聘请专家讲解和进行现场指导，切实推进贫困人口的就业。（3）积极扶持贫困户参与高效农业。对享受政策扶持或奖励的高效农业、合作社等，优先安排贫困户劳动力参加劳动，获取劳务报酬；通过科技服务、项目支持、创新机制等形式，帮扶贫困户自身发展种植、养殖业项目，提高贫困户家庭收入；鼓励和支持贫困户将所承包的土地采取租赁或入股分红等形式，参与高效农业项目，增加资产性收入。

4.加大对贫困户就业创业资金扶持力度

扩大扶贫贴息贷款资金规模，整合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加大对贫困户的生活资金补助的扶持力度。推进单集全面小康的早日实现。

第2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甘肃省；农业保险

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5]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9页；

第3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关键词：贫困；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6-0024-02

一、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部分农村人口长期在温饱线附近徘徊，阻挡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步伐。从近几年情况来看，尽管国家、政府加大了扶贫力度，每年都有大批农业贫困人口通过政府和社会的扶持脱贫。但是，由于扶贫进入攻坚阶段以后扶贫难度的增大，扶贫工作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对脱贫人口的管理机制不完善，对贫困人口的衡量缺乏科学性等原因，使一部分贫困人口长期在温饱线周围游动，且每年都有较大数量的脱贫人口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返贫。新农村建设首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贫困问题得不到解决，经济得不到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步伐自然缓慢。

2．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尤其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一些偏远地区农民农村经济的发展仅停留在能否解决温饱问题上。越是贫困农村，越是精神贫困，缺乏文化生活，缺乏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娱乐活动，打牌赌博和不健康的活动形式成了农民主要的娱乐活动。

3．农村建设生力军外移

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为“386199”部队，即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由于经济不发达和城市的吸引，偏远地区贫困农村有的高达近90%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向城市转移就业，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劳务经济。劳务收入成了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年纪轻、有文化、有技术的主要劳动力外移，造成了农村大量耕地无人耕作，不仅阻碍了村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失去了活力和动力，给新农村建设带来重大影响。

4．农村基层管理趋于弱化

贫困地区村干部的基本素质明显偏低，工作能力偏弱。据笔者对50个贫困村调查分析，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与村主任年龄、文化、能力结构呈现“三偏”状态：（1）年龄偏高。35岁以下的年轻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仅占6%，而55岁以上的占33%。（2）文化程度偏低。在被调查的贫困村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只有30%，而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23%。（3）能力偏弱。在新形势下，贫困地区农村干部的素质与时代的要求相差甚远，一些年龄较大的村干部仍然沿袭计划经济年代的领导方式，工作能力难以驾驭一地局面，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5．农村教育出现危机

一方面是儿童教育出现危机。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儿童隔代抚养现象相当普遍。由于祖父母辈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晚辈的养育仅限于温饱和平安，学习成绩好坏无法过问。儿童缺少家庭辅导和管教，感受不到家庭温暖，心理和生理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导至辍学流浪、离家出走的现象产生，甚至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是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需求相距甚远。人们觉得精神空虚，无所寄托，于是，封建愚昧思想乘虚而入，封建迷信就死灰复燃，致使农民的思想素质受到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贫困地区组织管理薄弱，基层组织状况不适应时展的需要

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呈下降趋势。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差异，贫困地区社会教育与培训资源短缺，在职村干部难的有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大多数贫困村的干部得不到后期“营养”补充。贫困地区村级班子成员的思想观念陈旧，发展思路狭窄，工作习惯于传统领导模式，满足于看摊守业，按部就班，缺乏开拓创新精神。

2．农村社会服务缺乏公共资源支持，社会服务体系的改革创新滞后

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大多数贫困村公共事业建设难以得到财政支持，如农村信贷投入急剧减少。农村信用社本来就是农民组织起来的集体金融组织，承担为直接为农民服务的重任。但在利益驱使下，农村信贷也把主要金融业务伸向城市与工业领域。

3．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缺乏强力社会支撑，缺乏基本生存发展条件和激励约束机制

绝大多数贫困村集体经济薄弱，，自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干部主要靠当地财政补贴。而就一般来说，贫困县的财力非常有限，拿不出更多的钱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发展，使绝大多数贫困村的村级组织出现生存发展危机。此外，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管理缺乏一套激励约束机制，对工作出色、成效显著的基层干部没有建立调动其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激励措施。低报酬与高付出的矛盾，严重影响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成为目前贫困村选村干部难、建立领导班子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4．贫困地区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缺乏自我发展内力

由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科技卫生知识贫乏，自我发展内力不强。农民是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体，他们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发展速度和水平。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低，严重束缚农民面向现代农业建设的视野，阻碍了思想观念的更新，制约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目前，不少地方的贫困农民面对现实的苦难煎熬，失去战胜贫困的信心与勇气，产生了自卑自贱、消极畏难情绪。失去了对自我价值的认识，淡化了自我发展的意识，甚至自我封闭，坐井观天，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坐等国家扶持，滋生 “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5．农村文化阵地出现断层现象，社会陈规陋习再度泛起

不少贫困地区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大多数偏远山区农民的文化生活主要依赖电视、广播来维持。在部分边远地区连听广播、看电视的需求都难以满足。在文化娱乐生活缺乏的环境下，大多数村民茶余饭后、农闲之时往往靠“打牌”、聊天来填补精神生活的空缺。久而久之，有些地方赌博等恶习死灰复燃，社会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成为影响农村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毒瘤”，一些低俗和不健康东西，封建迷信活动也借机抬头，地方宗教势力也乘机登场，社会陈规陋习再度泛起，严重败坏了农村社会风气，并为社会治安埋下祸根。

三、对策思考

1．加强贫困村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强有力的贫困村领导班子

如前所述，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如何，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村、支两委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贫困地区人才缺乏，要选好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确实存在困难。因此，建议拓展选用视野，打破传统的“就地取才、伯乐相马”的选人用人方式，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以加强贫困地区的基层领导。在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建立相应的干部组织管理机制的前提下，考虑从贫困村外部选聘干部。一是从应届大学生党员中选聘优秀人才进到贫困村担任专职村支领导；二是从党政机关和乡镇的年轻党员中挑选优秀人才进入贫困村兼任；三是从社会上公开招聘能人委任专职村支领导等。村干部实行外部选聘制，既能能破解落后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才分布失衡和稀缺的难题，又能让一批具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支点。

2．健全村干部教育培训机制，提高贫困村领导班子管理水平

要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县乡党委政府要把贫困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首先要建立县乡村三级培训网络，建设县乡两级的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其次要健全教育培训制度，规范教育培训内容，制订科学实用的考核办法；三要在坚持制度性培训的同时，根据贫困村建设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3．健全村务民主管理制度，加强村民自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要依靠全体村民的广泛参与，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村委会要健全村务民主管理制度，加强村民自治，实现村务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村务民主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组织保证。健全村务民主管理制度，要从坚持村民自治、结合村情实际、切实解决问题、防范违规违纪着眼，实现民主化、规范化管理。村务民主管理制度包括：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村民听政制度，村民参与决策制度，民主理财制度，民主评议干部制度等。

4．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培育新型农民。

由于贫困地区长期的贫困落后，不少人对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贫困，摆脱困境失去信心与勇气。部分群众的精神状态，直接影响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和新农村建设进程，首先，弘扬自强不息精神，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当前贫困村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是要加强农民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贫困农户进一步强化主人翁精神与主体意识。要在广大贫因乡村开展“勤劳致富为荣，懒惰贫穷为耻”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振奋精神，增强自我发展信心与决心，树立“宁愿苦干，不可苦熬”思想，不畏艰险，自强不息。三是要引入激励约束机制，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贫困村着力培植率先脱贫的先进典型，树立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力量脱贫致富的榜样；大力宣传村民中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四是要鼓励全社会向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帮助贫困地区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他们利用经济机会、竞争就业岗位的能力。五是要普及科学技术，针对贫困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基本素质较差的情况，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对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不能继续深造的学生，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强化后备劳动力的职业技能。

参考文献：

[1]刘溢海、宋德勇：《农民贫困问题探源》，《特区经济》〔J〕，2006年第6期。

[2] 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民政学会编：《北京市民政系统1999-2000年度优秀调研成果汇编》，《民政理论文集》。

第4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关键词]“三化同步” 河北 县域经济 转型升级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延伸、细化、发展，县域是实施统筹城乡“三化同步”大战略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三化同步”战略背景下，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审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

河北下辖140个县级行政区，位居全国第二位，是典型的辖县大省，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0年，全省县域生产总值达15170.6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4.4%。近年来，伴随发展阶段的深入，全省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一是产业聚集度低，特色不突出。我省县均国内生产总值108亿元，大大低于江苏的363亿元、浙江的209亿元；县域产业集群年营业收入比山东少10000亿元，百亿元规模的集群数量少三分之二；进入全国百强的县由7家减少到3家。二是经营层次低，发展方式粗放。一产特色不强、二产不优、三产不大，县域服务业比重不足31%，比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低5-12个百分点，而且多为传统业态，近20%的县没有外资注入，涉农商标不足浙江、山东的一半。三是均衡协调发展能力差。全省仍有52个贫困县，22个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不足亿元。环首都14县（市、区）只有三河、涿州、霸州3县（市）地方一般预算财收过10亿元，而北京规模相当的通州、大兴、房山都超了2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四是制约因素多。客观地看，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水、土地等资源制约，融资难、资金外流等资金制约，市场制约等等。从主观发展看，主要是来自于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思想制约，体制机制制约。

二、促进河北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举措

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发展实际，当前推进河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应重点实施如下政策举措：

1.壮大县域工业规模实力，强化对县域经济的主导作用

加快工业聚集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推动项目向聚集区投放、企业向聚集区集中、生产要素向聚集区汇聚。促进聚集区建设与县域主导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加快培育产业关联度大、企业依存度高、市场竞争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支持企业申报驰名商标、名牌产品和地理标识，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名片和品牌。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市）要以增强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层次为重点，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工业基础薄弱的县（市）要以壮大规模和优化结构为重点，突出抓好工业项目建设，做大做强工业聚集区，培育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努力实现由工业弱县向工业强县跨越。

2.强化县（市）城区和重点镇建设，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把城镇化做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和重要依托，推动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聚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构筑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支撑的新型县域城镇体系。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县域镇村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机制，开展城乡建设规划全覆盖试点。城镇建设要与市场建设、产业集群发展相结合，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3.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特色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建设。以优势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发展壮大一批经营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实现规模扩张。加快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到主产区建立专业化的原料生产基地，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打造一批农产品知名品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4.提升服务业规模档次，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强化要素供给和引导资金投入，壮大生产业，拓展生活业。围绕农业和县域工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加快发展以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科技、信息等为主体的农村生产业。大力发展农村生活业，加强村民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农村现代商贸流通网络和服务体系，重点抓好县城商圈和商贸重镇建设，积极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扶持建设一批集观光休闲、生活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示范村、示范区，逐步改变县域服务业规模小、档次低的状况。

5.壮大特色产业，推进特色县建设

发展县域经济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坚持走特色之路，着力构建“一城一品”、“一县一业”特色主导产业格局，真正使特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资源型县（市）要制定替代产业和经济转型规划，加大接替产业的培育发展力度，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原有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延长老工业的生命周期。积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要立足当地实际，集中有限资源，明确发展重点，规划新兴产业园区，实施重点突破。非资源型县（市）要加快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实现规模扩张，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引导县域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接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工业聚集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作用，集中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要增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围绕主导产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产业信息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城郊型县（市）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城市配套工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都市农业建设步伐。努力在装备配件、新型材料、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配套工业和建设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老保健、康复休疗、现代物流等新型服务业基地上实现新突破。要发挥城郊区位优势，率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要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拓展绿色空间，为吸引城市要素集聚提供优良环境。

6.加快推进扶贫攻坚，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以燕山-太行山和黑龙港两大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特别是环首都9个贫困县为重点，采取倾斜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增加扶贫开发投入，着力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积极推进产业扶贫，重点发展以设施蔬菜、设施养殖和高效林果为主的家庭增收项目。推进移民扶贫，对山区、坝上地区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就地难以脱贫的特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现易地脱贫。加大以工代赈扶贫工作力度，改善贫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增加贫困人口劳务收入。推动对口扶贫，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帮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重点村及革命老区，广泛动员民营企业、扶贫志愿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

7.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形成长效支持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激励性财政体制，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财政困难县、民族自治县乡的支持力度。发展“飞地工业”，支持两地政府间就产业转移项目协商建立指标统计、财税分成等共享机制。二是加强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建立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考核机制。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加快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鼓励各金融机构扩大县级机构的信贷审批权限，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县域涉农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县域贷款。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支持县级联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发展大型农用生产设备及林权抵押、合作社担保及其成员互保、农业龙头企业担保等担保贷款。探索水域滩涂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设施农业以及宅基地等抵质押贷款，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等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8.推进改革开放，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切实改进政府服务，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建立完善县（市）政务服务中心，推行“阳光审批”，完善“一站式”服务，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选择一批县（市）开展项目代办制试点，为投资者全程免费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事项。积极推进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实行网上审批、网上公开、网上监管。积极探索对县（市）经济发展、综合农业、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职能相近部门进行整合，提高执行力，形成精简高效的大部门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创新招商理念和方式，依托县域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集团）的战略合作，吸引技术水平高、发展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建立生产加工基地。支持县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参考文献：

第5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不仅包括传统的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次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合作扶贫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各合作方的利益互补;要使合作扶贫能够良性地推进,除了有一定的信息协调基础外,还必须构建相关的组织,并提供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国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软科学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阶段性成果;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历程,大规模的政府参和是中国消除贫困的突出特征和优势之所在;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和;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道路受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威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行政区划分割为扶贫责任分担的范式,没能有效地整合现有扶贫资源,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扶贫实践,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向;笔者把这种扶贫治理模式称为“内向型扶贫”或“闭合性扶贫”;而突破“闭合性扶贫”的良方,应首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概念厘定

在我国,合作扶贫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摘要: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多边组织;双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种类型;国际援助机构的扶贫行动往往受到他们自身的理念和目标;中国政府的扶贫战略以及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扶贫资金的不足;促进扶贫模式的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东西协作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提出的一项办法,其目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的力量对口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具体的帮扶方式有摘要:无偿捐赠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捐赠生产和生活物资,用于支持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技术协作,例如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人员的双向交流,发达省市派技术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贫困省区提供服务,贫困省区派行政和技术干部到发达省市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第三个层面是指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定点扶持部分国定贫困县;其目的是动员政府部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和扶贫工作,以补充中心的扶贫投入并利用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力量进行扶贫;其最大特征是扶贫内容和方式和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密切联系;

从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可知,只有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本文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主要侧重于此,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也就是说,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缓解贫困;因此,作为合作主体的地方政府来讲,其范围就很宽泛,不仅是东西两极的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就区域位置来讲,还包括邻近区域和非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区划层次上来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各种排列组合;因此,所谓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则可定义为摘要: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扶贫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相对于当前合作扶贫的三层涵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有几个突出的特征摘要:其一是市场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某种目的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愿结合,而非中心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其二是竞争性合作;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统一的行政制度约束下按照中心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寻求发展,因而竞争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竞争的方式,即所谓的“竞合”,以寻求多赢;其三是融扶贫于区域发展目标当中;区域化是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区域的形式来推动地区的发展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有地理;经济;历史联系的不同区划,要发展必须以整体区域的形式参和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区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点;即使是贫困地区,也可能会整合资源,以整体的方式来吸引外来资金和政策资源;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贫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二;利益互补摘要: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现实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形式也可划分为摘要: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我国东西协作扶贫即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典型,也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一种情况;但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非凡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扶贫则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种说法是摘要:都是不发达地区,都一样落后,没有什么优势可以让对方利用,完全无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缓贫的目标;其实不然!每种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合理的基础,即合作是因为存在利益互补;

其一,发达地区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潜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单极的发展可能因为缺少腹地支撑而没有后劲;当其地区内的生产和消费市场饱和时,就会向外扩展,把某些资源性的前续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放在较落后地区,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来讲,假如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则会很轻易被发达地区选择为发展的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和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从而,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贫困地区也能够把很多资源利用起来,实现原来不能有的经济收益;

其二,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相较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有其特征和优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扶贫经过十几年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中心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推动并不能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建立持续的联系,因而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有以下几个条件摘要:一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属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二是两个或多个地区在资源或者其他方面,如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补;三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都有合作扶贫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缓解各自的贫困程度;透过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关键点不在于是否真正贫困,而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在我国,贫困地区已经从最早的集中连片减少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区域,贫困地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些局部连成一片的贫困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来说就具有天然上的优势;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集中地;井冈山革命老区则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假如能够抓住其区域特征,合理利用其区域优势,联合起来发展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三;制度布置摘要:走向良性合作扶贫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布置摘要:

1.地方政府合作扶贫要以全面的信息协调为基础;合作扶贫并不是必然会给区域发展带来利益,也不必然会起到缓贫的功能,甚至,协调不好还会有反功能;因此,地方政府在合作之前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信息的沟通和协调摘要:其一,合作地区之间是否有相关性;相关性是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假如没有任何相关性那么最好不要合作;相关性体现在文化传统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政治上的相关性和地理上的相关性等方面;其二,合作地区之间是否具备互补性;没有互补性的同质要素之间可能就会相排斥;合作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和市场政策等方面要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三,合作地区之间是否能够在各项政策办法上达成一致;因各地政策运作环境及行政环境不一样,为了各自的利益必须要在很多方面协调一致,假如没有协调的可能,那么合作是不能够实现的;其四,地方政府自身是否作好了预备;合作扶贫要由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来推动,地方政府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起主导功能;各地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利益进行取舍;合作扶贫不只是能够获得利益,有的时候也要牺牲某些利益,那么,作为合作方的地方政府是否都能够为了建立在区域发展基础上的缓贫目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假如没有放弃部分利益的心理预备,合作扶贫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6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60余年前的1956年，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黑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继而整合了建国前后成立的几个地市农业科研机构，成立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并从此奠定了龙江农科事业的发展基石。

经过60载的艰辛探索，农科院从建院之初仅有的育种、栽培、土肥、植保等6个系、组，已经发展成全省规模最大、在全国和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综合类农业科研机构。目前，农科院直属的32个分院、研究所分布在黑龙江省不同生态类型区，成为了推动龙江农业转型发展的动力之源；建有的43个国际中心和国家级中心及重点实验室、28个综合试验站、9个农业部野外观测站、24个原种基地和示范推广基地及共建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成为了驱动龙江农业“顶天立地”的实力之源；拥有的1727名在职职工、547名高级职称科研人员、254名博士和1个人社部博士后工作站、2个院士工作站，成为了促进龙江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智力之源；262项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1306个自主育成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62%的黑龙江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成为了龙江农业新一轮改革崛起的活力之源。

攻坚克难硕果累 科技撑起大粮仓

作为全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黑龙江农业生产面临的不利条件和挑战之多可以想见。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黑龙江农业生产不但实现了粮食总产“十二连增”、还在全国率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农业之路，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一块“压舱石”。 以科技为支撑，打造天下粮仓。以创新为动力，激活粮食产能。农科院的大科技成为了托举“大粮仓”的有力手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几代农科人始终秉承的宗旨。他们坚持以原始创新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动力，紧紧围绕农业发展中基础性、关键性、前瞻性的科技问题，坚持多部门、多学科联合攻关，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目前，由农科院选育的水稻、大豆、玉米品种分别占黑龙江省种植面积的75%、76%和23.3%，科技创新驱动农业发展的潜质和能量在龙江大地已充分释放。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黑龙江省是世界上最适宜种大豆的地区之一，被称为大豆种植的黄金地带。60余年来，农科院根植龙江共育成338个大豆优良品种，获国家发明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农业部科技进步奖2项、全国科技大会奖6项，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9项、二等奖31项、三等奖24项，其他科技奖励100余项；新品种转化率达85%～90%，占全省大豆种植面积的80%～85%，占全国春大豆种植面积的45%～50%。其中“合丰25”创下我国推广面积最大、应用范围最广、持续种植时间最长的品种记录。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稻作环境，形成了黑龙江水稻品种特有的生态型。全院现有8个水稻育种团队、12个水稻创新平台，共育成水稻品种225个，其中超级稻品种8个；37个品种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奖励，其中国家级奖2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7项。“龙粳31”特性达到世界同类稻区领先水平，改变了多年来国外品种主导黑龙江水稻生产的局面，成为全省水稻第一大主栽品种和近十五年来全国年种植面积最大的粳稻品种，2013年成为国家超级稻品种。

一直以来，黑龙江春小麦育种学科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至今，农科院共培育出不同生态类型春小麦品种171个，引领东北春麦区进行5～6次品种更新换代，使省小麦单产水平由1949年的亩产85斤提高到2015年的426斤，为东北春麦区小麦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龙麦26”三年累积推广81.9万公顷，摘掉了黑龙江不能生产优质强筋小麦的帽子。

不仅如此，在玉米、马铃薯、高粱、谷子等杂粮作物，向日葵、麻类等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牧草等一系列作物新品种的育成与推广，农科院都硕果累累。一系列农作物新品种的育成，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提升，为黑龙江省成为全国粮食总产和商品量双第一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撑起黑土地上的“大粮仓”，除了要有良N，还要有良法。

在农科院几代人的努力下，创立了春小麦生态育种理论，开拓了大豆杂交与辐射结合的育种新思路，建立和完善了寒地水稻育种技术体系，形成了高纬寒地玉米育种体系，在防治马铃薯病毒性退化及良种繁育方法、退化黑土有机质时空演变规律、猪重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研究和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等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果；

“深松耕法”“玉米抗旱保水高产生产”“寒地水稻旱育稀植”“大豆窄行密植”等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主要农作物大面积优质高产综合栽培、区域生产技术和单行技术等极大提升了省农业生产能力；

中低产土壤改良与修复、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保护地栽培等实用技术被广泛应用。和野猪遗传基础及应用技术产业化、奶牛高效可持续生产技术、高品质肉牛生产技术、鹅育种技术、羊高效繁殖技术等成果已落地转化……

60余年的不辍耕耘，使农业科技在黑土地上结出累累硕果，为黑龙江实现全国粮食总产和商品量双第一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农科院也成为了龙江农业重重的“压舱石”。

论文写在大地上 成果留在农民家

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让农科院不仅在实验室的方寸空间中做出了大文章，更以鲜明的应用导向和准确的实践定位，走出了以科技进步推动黑龙江省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广阔天地。

“专家大院”“院县共建”，是黑龙江省开展农业科技合作共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着力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贡献率的成功经验。而这个经验，就是农科院的首创。

多年来，农科院坚持科技创新和服务“三农”并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多形式的科技合作共建，探索出以“科技园区、专家大院、致富项目、农民培训、产业联盟”为核心的“五位一体”共建模式，将一批科研成果迅速的转化到田间地头，带动农民增收脱贫，建起了科技与农民对接的直通车。仅2013―2014年，农科院在各县普遍开展了农业科技致富项目，累计实施致富项目199项，涉及4.32万农户，促进农民增收6.83亿元。

创新思路，形式多样，农科院以对农业和农民的深入了解服务“三农”：“多层次”科技特派亮点频现，“示范工程”让农民搭上科技快车，“多形式”农业科普趣味高效，“黑龙江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解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瓶颈。

2003年以来，农科院先后四批次向全省39个县选派52名科技副县（市、区）长，先后三批次共选派729名科研人员分赴全省28个贫困县、325个村。他们带来了科技项目、资金、专利、良种、科研成果以及组装配套的栽培模式，开启了科技推广、技术富农的新模式。三年的努力，实现农民减灾增效2.03亿元。

优质人才打造“顶配”平台 创新发展再启崭新征程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着眼于建立一支高层次科研人才队伍，农科院从建院之初就实施了人才战略。目前，农科院科研人员在全国杰出R导际跞瞬拧⑷国领军人才及团队、、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团队均有突破性占位，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和综合试验站站长数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作为跻身一流农科院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队伍正在农科院不断发展壮大……

――大政策支持。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农科院出台引进、培养、使用、评价等一系列人才政策：积极推进高层次人才待遇、聘任兼职研究员、资助国外科学家来院工作、博士后科研工作和生活条件等规定的落实，刚性柔性相结合吸纳高层次人才；鼓励和支持在职科研骨干攻读学位、选派资助优秀科研管理人员出国学习培训、新入职科研人员试行一对一导师引领，不断扩宽人才培养渠道；实行专业技术职务直接聘任、加强科研岗位和学科梯队的动态考核管理，探索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与使用机制。

――大手笔投入。农科院通过设立院重大研究专项、院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院重点研究项目和院青年基金项目，分层次给予科研人员资金支持；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16万元学位补贴、科研启动金和安家费；资助科研人员出国进修学习；对在职取得学位人员给予5万元学位补贴；设立学科梯队建设资金，建设期内每年投入176万元，对部分院级学科梯队给予资金支持，专门用于梯队人才培养。多年来，农科院人才队伍建设投入稳步提升，近三年年均投入近千万元。

――大平台推进。农科院设立了现代农业院士工作站、龙科种业集团种质创新院士工作站和农科院博士后工作站，成立全院博士创新联谊会，建立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黑龙江分院和中国农民大学，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干事创业的舞台。

回望历史，硕果累累。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第7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陶行知先生有云：“人生为一大事来。”周恩芝常常想，她就是为教育而来的人。她热爱教育事业，充满了教育热情，满怀着爱的情感，在追求教育梦的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激扬人生，勤奋学习，追求卓越，最终成就了光彩动人的教育人生。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故事，而有些故事，甚至成为她成长的关键事件。

雨中小花伞：爱是教育的活水源头

好老师，一定视教育如生命，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

好老师，一定视学生如子弟，是助学生找到光亮的人；

好老师，一定视学校如家庭，是学生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周恩芝

1984年秋，周恩芝开始担任班主任，照管着70多名学生，同时任教两个班的数学课。凭着年轻的热情，她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上课、谈心、辅导，每天早来晚走，还走访了所有同学的家庭，着实感动了那个年代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教育的家长。

周恩芝一直记得，就在那年开学的第一天，一个13岁的小女孩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学校，还没说话，眼泪就已流了下来。周恩芝见状，赶忙安慰她，让她慢慢细说。这才得知，她是个孤儿，住在姑姑家，而姑姑得了重病，家里穷得没办法帮她交学费。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周恩芝顿生怜爱之情。她本能地觉得，不关爱这个孩子，孩子就要荒废了。

从此后，她经常给她送米，送柴，给她做饭，为她补习功课，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周恩芝帮助她找到了光亮，让她对未来重新树立了信心。当时，周恩芝的月工资只有39.5元，但每个月她都会“抠”出一些来帮助她。在周恩芝和学校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这个小女孩终于顺利地毕业了。

这个故事，当年被刊登在《长春日报》上。如今，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定居日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为了感谢周恩芝的帮助和教育之恩，她有时会专程从日本赶回来，参加周恩芝举办的一些活动。

周恩芝还清楚地记得，1985年春的一个大雨天，她下班后正站在门前发愁，不知雨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这时，一把花伞从雨中“飘”到了她面前，伞下闪出了学生张雪的笑脸：“老师，我知道你没带伞，我送你回家。”

当时，她是多么的感动啊！而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刚和张雪一起走进雨中，一连又来了四位同学，并且都是要送她回家的。这一幕让周恩芝始料未及。就这样，带着甜蜜的幸福，在五把花伞的簇拥下，她和孩子们一同走在风雨之路上。那一刻，她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教育人的幸福。

因为在教育中迸发的热情和倾注的仁爱，不久之后周恩芝就获得了“吉林省师德标兵”称号，参加了省师德报告团。在一次聚会时，她的那些曾经教过的孩子们都特意地系上了红领巾，追忆着曾经的逝水流年，并和她亲切拥抱。

那一刻，周恩芝动情地说：同学们，我应该感谢你们！是你们对我的爱和信任，奠定了我对教师这个职业一生相守的决心，让我懂得了仁爱才是教育的源头活水！

一米高的草稿纸：苦练是成长的原动力

好老师，一定是一个勤学苦练，能够玩转教材和课堂的人；

好老师，一定是一个充满智慧，让师生思想火花竞相绽放的人；

好老师，一定是一个历经岁月蜕变，不断演绎精彩人生的人。

――周恩芝

当年，周恩芝是从一个知青被推荐上了师范，算是一个工农兵师范毕业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所中学，青涩中带着懵懂。第一次的教学任务，是被安排到高二快班“顶教”，因为那个老师生病了，没人上课。

当时，她站在讲台上，心里害怕极了，但她还是壮着胆子，照本宣科地讲起了练习题。有一天，一个学生问她一道数学题，因为不会做，她的脸刷地红了。当天晚上，她就跑到原任课老师家里，诚心向他请教。那一天，她感觉到了自己知识的匮乏，于是下决心好好学习，大量做题。当时，家里冬天没有暖气，零下30多度，手冻裂了，也没有挡住她学习的热情。在那个学期，她做了无数习题，留下的草稿纸大概有一米高。另外，她还抽空看了几十本教育名著，还参加了学历进修。

那时候，周恩芝有着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单纯而执着的热情。就像当时大多数人坚信的那样，她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没有干不好的事。渐渐地，她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而她的数学课也成了学生们欢迎的课程。在她的影响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厚，数学基础越来越扎实，并最终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那帮孩子和她感情深厚，至今当年的数学课代表还和她保持着联系。

恢复高考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区里举行教师专业能力考试，周恩芝夺得了初中数学教师第四名的佳绩。区领导对她的执着学习精神给予了表扬，还把她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她参加了上海青浦顾泠沅数学自学辅导教学法的课题小组，指派数学教研员、特级教师李开成专门给予指导。

这对她来说又是一个挑战。为了迎接这个挑战，她每天要备详案，写预习提纲，练语音语调，练板书，而负责指导她的李老师则从家里拿来了录音机，录下她的课并在课后反复听。李老师是个精益求精的人，所以指导得特别认真，对她教学设计、教学语言和课堂表现中的细节一点也不放过，有几次甚至因为过于严厉地批评，让周恩芝流下了眼泪。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周恩芝坚持写教育教学体会，不知疲倦地反复修改论文，让她的教学根基越来越扎实。这种“细嚼慢咽”的做事习惯，也让她渐渐变成了一个爱琢磨、爱读书的人，不断苦练着上课的深度和感染力，不断增强着自身的文化积淀。两年后，她做完了80公分高的草稿纸，完成了80节的磨课，终于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

她的课开始在各类比赛中获得大奖，迎来了许多关注的目光，而她也先后被评为“教改积极分子”“自学辅导教学法实验先进个人”。几年之后，她被评为数学特级教师。

拆除烧烤街：从名师到名校长

好校长，一定要有品牌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

好校长，一定要善于识才、纳才、用才，认识到强师是强校之本；

好校长，一定要有敏锐的前瞻力，勇立潮头，勇闯新路。

――周恩芝

正当周恩芝朝着自己的名师梦想发奋之时，生活轨迹突然发生改变――先是被提拔为学校团委书记，接着晋升为副校长、校长。

1996年，长春市政府提出为市民办好十二件实事，其中之一就是改造薄弱学校。周恩芝所在的宽城区把四十八中确定为首批改造对象，这时候的周恩芝已名声在外，自然而然地，区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委派她去“攻坚”。然而，当4月5日教育局局长找她谈话时，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的她哭出声来。因为任务艰巨，领导态度坚决，周恩芝在无奈之下，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

当时的四十八中，是全市有名的“问题”学校，属于“领导不满意，家长不放心，社会不认可”的“三类三级”学校。学校只有530名学生，却有127名教师；操场被占用，学生三年时间没上过一节体育课；校门两侧有43间小店面，是长春市有名的烧烤一条街，违章建筑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学校五年换了五个负责人。其社会形象之差可谓众人皆知，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然而，周恩芝想，既来之则安之。看到老师们疑惑的目光和破旧的校园，她没有退缩，而是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重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整治环境。当时，学校围墙外侧的违章建筑已将学校“包围”，喧嚣的叫卖声日夜不绝，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而其中的业主大多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清理起来是个大难题。结果，在她刚刚准备“动手”的时候，几乎跟电影桥段一样的“故事”出现了。

他们先是对周恩芝进行金钱收买，想让她主动放弃；接着放风恐吓，试图迫使她屈服。最后，其中一个摊主竟然采取了极端行动――把她儿子带到危楼下进行威逼，还拿着西瓜刀冲进校长办公室，扬言“要断你的胳膊断你的腿”。

面对严峻情势，周恩芝四面奔走，八方求援。结果，在市委副书记的亲自挂帅之下，城建、街道、派出所等多家单位现场办公，终于拆除了违章建筑，修建起学校操场。从此，学校办学一路绿灯，环境越来越好。

第二件事是打造名师。名师团队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更是改造薄弱校的制胜法宝。四十八中要“脱贫”升级，走向更高更好的发展层级，打造一支名师队伍是必由之路。

考虑到学校的师资现状，周恩芝把着力点放在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教师身上，采取优胜劣汰制，打破大锅饭，实行全员聘任，出台激励机制，培养自己的名师和后备干部队伍。同时，对外广纳贤才。

当时，在长白山区有一位邢立平老师，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和家长信任的好老师。在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周恩芝多次与他沟通，希望他来四十八中。而在邢老师那边，听说他要调走了，好多家长希望他能把自己的孩子也一起带走。

面对周恩芝校长的信任，邢老师决定先来学校看看，同时还带来了一车的山区娃娃。看到这一景象，周恩芝主动向家长们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前景。不久，邢老师决定过来，同时带来了64个娃娃。当时，学校没有住宿条件，怎么办？周恩芝想，邢老师与64个学生之间的师生情谊是不能拆散的，收下这64个学生，就等于留下了邢老师那颗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心。

于是，她毅然接纳了这64个山区孩子。接着，她跑审批、筹资金、盖房子，硬是把这些孩子妥善安置了下来。同时，她还把邢老师的妻子也接收进校，帮助照顾这些学生的饮食起居。在这些孩子们到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周恩芝将自己当年的省劳模奖金全数拿出来，给孩子们买了月饼和水果。有的孩子舍不得吃，说是校长给买的，要拿回去与父母一起分享。

为了给邢老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2008年周恩芝推荐他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赴香港交流团。由于邢老师努力工作，成绩突出，他后来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等称号，成了吉林省首批正高级教师。

就是在以邢老师为首的一批优秀教师的带动下，四十八中的好校风、好教风和好学风逐渐形成。后来，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和教育部长陈至立先后来学校视察，对他们的做法给予了好评。

第三件事是引领学校创新发展。在学校稳步迈入“正常”学校行列的时候，对于该怎样创新发展，彻底摘掉“薄弱校”的帽子，办出特色，成为与时俱进的品牌学校，周恩芝可谓费尽心思。

当时，因为与东北师大理想信息学院建立了良好关系，学校于是确立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整合的学校发展新路径，并打算建起全市教育系统的第一个微机室。然而，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

后来，周恩芝听说市教委的李主任同意了学校的申请。那一天，周恩芝在大雨滂沱中，骑着自行车直奔教委大楼，仿佛觉得去迟了这个机会就会失去似的。

结果，当她湿淋淋地站在李主任面前时，确实把李主任给惊呆了、感动了。他和周恩芝详细探讨了建设方案，并当场破例批给学校二十万元启动资金。周恩芝心里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那一刻，她虽然满身泥水，但愿望实现了，她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有了启动资金，学校精打细算，不够买全机，就到中关村买零部件组装，终于建起了全市第一家微机室。接着，他们请来了东北师大的三位教授，利用寒假时间培训老师。1999年，学校从政史地三个学科率先介入，接着全科覆盖，实现了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整合，建成了一网、一库、十室，让信息资源走进学生个性化学习过程。这一课改行动走在了全国教育系统前列，2000年教育部师范司在长春四十八中召开全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现场会。

这一年，周恩芝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校长”“全国信息教育创新型校长”“全国骨干校长”等荣誉称号。

教育的二次创业：既做“鲶鱼”也做“狼”

好校长，对教育一定要有发自内心的执着和热爱；

好校长，对教育一定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魄力；

好校长，对教育一定要有探索者、引领者和实践者的追求。

――周恩芝

周恩芝在长春四十八中工作13年，对她来说，那是激情燃烧的13年。在那13年里，长春市四十八中实现了由一栋楼到五栋楼，从530名学生到五千多名学生的飞跃；教学质量连年攀高，及至位列区第一名；文体活动成绩斐然，在区运动会中勇夺五连冠；教师迅速成长，先后有42名骨干教师走上了副校级以上领导岗位……

这些数字记载了周恩芝在四十八中的艰辛、厚重与辉煌，那也是她尽情享受教育人生况味的13年。在那儿，她挥洒了青春的汗水，也渐生华发。

2009年春节前，周恩芝年满53岁，按政策已可提前退养。看到年轻人一个个成长起来，她觉得，是该给那些年轻人机会的时候了。于是，她向领导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在不久之后的全校教职员工新年晚宴上，她就正式向大家宣布，激流勇退，辞去校长职务。

同事们在惊愕的同时，没有忘记给这位多年的“当家人”送上满满的祝福和敬意。当是时，她感到有敬不完的酒，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照不完的相，一时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之中。十三年工作的困苦和烦恼，都在此刻完全化解；十三年付出的汗水和心血，都在此刻得到了回报。

屈指算来，她已走过公办学校校长的二十多年历程，如今停下来，这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因为她还有梦想没有实现。

2009年3月1日，她怀揣着这个梦想，从吉林来到北京，加盟北京为明教育集团。

想起来，当时是集团总裁林浩的敬天爱人，领航中国民办基础教育的企业愿景，构建集团文化体系，让孩子更好融入世界的远大理想，以及他那无私博大的教育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她。

在了解集团文化的同时，武汉为明学校向她发出了诚挚的邀请，让她坚定了从事民办基础教育的信心，并勇敢挑起了武汉为明学校校长的重任。因为那拔地而起的学校，承载着太多的希望，她决心要把这个学校做好，做出品牌，为民造福，同时也证明她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公办学校干得好，在民办学校干得也好。

2009年4月，周恩芝一行五人来到武汉，开始了“二次创业”。在那儿，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光环，没有了熟悉的环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好在初到为明学校，他们就得到了教育局和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但是，校舍还在建设之中，没有一个学生，怎么办？为了求得一个好的开局，他们加大了宣传力度，整整奔波了4个月，几乎走遍了湖北省的所有地市县，宣传为明集团的办学愿景，宣传北大附中的品牌资源，宣传武汉为明学校的办学思想，宣传学校的教育优势。终于，学生动心了，家长动心了，他们很快就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有了这个基础，他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入职教师的进校门槛。于是，通过现场招聘，许多重点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纷至沓来。在开学第一年招录的57名教师中，有43名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其中有研究生学历者达27%。这些80后教师有思想、有朝气、有热情，有极强的专业基本功和感染力，经过在北京的10天培训，他们在回校执教后，很快赢得家长口碑。

周恩芝永远不会忘记武汉为明学校开学第一天的情景。那时，几百个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学校，学校一时热闹非凡。第一次开家长会时，周恩芝给学生和家长们鞠了三个躬，以感谢他们的信任。

9月6日，新学校的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在接过区领导授予的校牌的那一刻，她深深地感到了手中的责任之大，肩上的担子之重。在典礼现场，武汉晚报的一位记者问：你是鲶鱼还是狼？

周恩芝想了想回答：“我想，我们办学就要有狼的精神――勇往直前；而对学生、家长、老师而言，我就是鲶鱼，一方面要满足家长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引进品牌教育资源，促进全区教育质量提升，造出我们的‘鲶鱼效应’。”

接管“七一”：一个校长的社会之责

好校长，一定要有社会意识，敢于负责，勇于担当；

好校长，一定要有教育智慧，善于应变，化劣为优；

好校长，一定要胸怀宽广，海纳百川，志存高远。

――周恩芝

2011年6月26日，武汉为明学校附近的七一寄宿小学因城中村改造宣布撤消，但原有的1200名学生只有六年级的200人有学校愿意接管，其他学生何去何从？家长听说学校不办了，情绪激动，几乎到了闹事的地步。

他们的校长找到周恩芝，希望她能接收这个学校，并请她去说服家长。周恩芝开始时觉得事情很复杂，学生、老师、职工和他们的家属都要接收，困难非常大。

但周恩芝想，困难当前，如果是我份内的事，我要挺身而出；如果不是我份内的事，也应该挺身而出，为政府、为群众分忧解难。为了明天，敢于担当，这样才不辜负“为明学校”这个名称嘛。

于是，她马上召开学校领导班子会议，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接！接着，她又向集团说明情况，征得了同意。最后，她向教育局长表态，开始了接收工作。

6月底，周恩芝去七一学校召开家长会，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开，连开了三天。31日，七一学校的十一台大客车和几十辆小车开到为明学校，亲自来“考察”学校来了。

周恩芝给家长和学生介绍师生安置情况，因为两校之间距离有些远，家长不了解，也不认可，更不相信。这时有几个家长冲上台来要抢话筒，并鼓动大家去市政府闹事。年轻老师怕周恩芝校长挨打，甚至围起了一道人墙来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