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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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进行研究。这样既可以客观赋权，使分析更为科学，在因子分析的结果上进行聚类分析，又可以使分析结果更加直观和深入［6］。选取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5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因自治区多个指标缺失，故未将其列入研究范围)，原始数据均来自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不能直接获取的数据是通过相关公式进行换算求得。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之前，有必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将实际值转化为评价值，包括指标的同趋势化和标准化处理。
二、实证分析
(一)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静态分析通过运用同一年份数据资料，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以下根据2012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方法，采用SPSS软件和Arcgis软件进行分析。1.因子分析:对各变量的适度性进行检验，通过计算得到的KMO值为P0.77＞0．5，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701.008，P＜0.001，高度显著，说明所选变量间的相关性强，因子分析的效度较高，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根据因子分析原理，建立相关系数矩阵并计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5.564%，已能够代表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故提取这4个因子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命名，具体如下:第一公因子在每万人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万人废水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每万人固体废物产生量等4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主要反映了污染物排放水平和能耗水平，体现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有害物质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各省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的力度。可将其命名为“节能减排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单位产值电耗、单位产值用水量、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3个指标上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能源的利用、资源的再循环的水平，可将其命名为“资源循环利用因子”;第三公因子在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提高比率、总资产贡献率增长比率等2个指标上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创新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效益，可将其命名为“持续性创新因子”;第四公因子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2个指标上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生态化持续发展的一些基础条件，可将其命名为“生态化潜力因子”。因子命名与之前构建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名称基本吻合，可验证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因子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从表1中的各公共因子上看，对于节能减排水平，民营经济结构较高级地区和资源能源较缺乏的地区排名靠前，而民营经济结构较低级、资源能源较丰富的地区排名靠后，东部地区远远优于中西部地区。对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循环经济较发达地区排名靠前，循环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排名靠后，东部地区整体优于中西部，中西部地区差距不大;对于持续性创新水平，处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地区排名靠前，民营经济扶持力度较弱的地区排名靠后，东中部地区差别不大，西部整体上落后于中东部。对于生态化潜力水平，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排名靠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排名靠后，东中西部地区之前的差别不大。从综合因子得分可知，位列第1的北京市领先优势十分明显，其综合得分比位列第2位的上海市和第3位的天津市高出了两倍多，而处于发达水平的8位省市的均是东部省市。处于中等水平的13位省市几乎为中部省市，而处于落后水平的省市除了山西均是西部省份。因此，可以看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发展不平衡，其生态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2.聚类分析:以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综合得分作为变量，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采用系统聚类法中的组间平均连接法，以平方欧式距离为度量标准的聚类方法，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可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领先区，仅包括北京1个地区，北京市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和生态化潜力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其因子综合得分排名第一，具有绝对优势。第二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发达区，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和生态化潜力上均存在一定的优势，包括上海、江苏、海南、浙江、广东、天津、山东、江西8个省市。第三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中等区，包括辽宁、湖北、湖南、吉林、重庆、福建、四川、安徽、河南、河北、广西、陕西、内蒙古13个省市(自治区)，这些省市在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化潜力方面都处于中等水平。第四类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落后区，包括贵州、黑龙江、山西、云南、宁夏、甘肃、新疆、青海8个省(自治区)，因子综合得分排序也处于落后地位，在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性创新、生态化潜力和节能减排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劣势。
(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动态分析根据上述划分的四大类型，对进入新世纪以来这四大类型地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选取了2005年—2012年共8年的数据，对不同年份四大地区民营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以15个指标为分析变量，以所属地区的指标值平均值作为每类地区每年的各指标值，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由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8.399%，故提取了这四个主成分加以分析，计算出主成分综合得分。动态水平分析结果显示:自2005年以来每类地区的主成分得分呈递增趋势，这与现实也是相符合的，我国从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各地区已开始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向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文明方向努力，从而使得各地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生态化水平有所提升。从整体来看，领先区、发达区、中等区、落后区的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聚类结果的合理性。同时可以看出，在2005年—2008年间，四类地区的差距保持不变，但2008年—2012年期间，中等区的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在逐步提高，领先区和发达区在波动中上升，落后区在曲折中略有上升，且与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通过上述实证研究，静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差异较大但是具有聚类性，可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差异特点划分为四大类型:领先区、发达区、中等区和落后区;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在波动中逐步上升，但四大类地区之间差异在逐步扩大。四大类地区之间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差距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从上述实证分析可得各类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基础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思路存在差距、区域要素投入和国家相关政策等为主要影响因素。
三、提升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生态化水平的路径
第2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1.简化程序营改增之后必将会缩小营业税的征收范围，而与此同时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则必将扩大。作为本来就已经位居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而言，现在进一步扩大范围必将有利于其统一筹备规划税务征收，当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各行各业早已超出了传统认识，许多新兴行业由于从事的工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它的界定存在很多困难，为此营改增之后，增值税税基扩大，税务征收单位便具有了更大权限来进行划分和定义。另一方面简化了税务征收领域的繁杂手续，降低了税务征收的成本，减少了商业活动中商人为缴税而承担的额外费用。此为最明显的规模效应带来的积极影响。其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正规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2.对企业减负由于商业活动中的一些交叉行为，会导致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重复，这一现象对施行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的国家来讲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是为何要进行营业税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重复征收对国家来讲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对企业商家来讲无异于增加负担，就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会严重打击商业活动的积极性。但是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必将减小企业负担。更由于这一部分税收可以节省下来为企业留下更多的流动资金，将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税收的减少也将刺激更多的商业活动。清末之后，政府一直采取鼓励商业活动，其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减税免税，而中国经济特区这一成功范例也是对降低税收可有效刺激经济发展活力提供了明证。因此对整体国民经济而言这一改革是一种福音。
3.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国务院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做出了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决定。而且2014年之后，电信业也被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从改革试点中的内容和后续政策的内容来看，改革的对象集中在第三行业中，这一项政策的推行对第三行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三大行业所占的比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一个发达国家必将是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对于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服务业的发展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间接地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一点上而言，营改增的意义重大。
二、结语
第3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新经济作为一种重大的经济现象和存在模式，其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形成的资本创业模式进行了自我否定，它创立了知本创业环境，推出了知本创业制度，即把知识转化为资本的制度。信息、知识和因特网等技术已经成了区别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主要标志。具体说来，旧经济是由各个专业化的规模生产驱动的，以便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新经济的驱动力量是信息知识和网络技术，在高速滚动的运动中极大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是相对于以传统产业为核心的旧经济而言的。
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等是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生产和供给不仅要有固定资本的投入，而且还要不断地有流动资本的投入，其发展变化受规模经济和边际收益递减趋势的影响。而新经济不同于旧经济的最突出之处是，它以特定条件下的服务产品为特点，一次性的固定资本投入很大，获得成功后并不消耗实物资源，却提高了实物产品的使用量，其再生产所需的流动资本投入很小，但产出很大，再加上网络的外在性效应，需求不断扩大，引致更大规模的供给，从而会出现收益递增的趋势。
不少民营企业的事实已表明，新经济作为一种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对企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使产品从导入到增长或扩大、再成熟、再到老化诸阶段的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并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日益提高。应该说，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民营企业在其赖以生存的产品完成生命周期以后，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但在注重技术创新，实现外向型的产业整合以后，这些民营企业又焕发了青春活力，甚至有可能做到长生不老。加之，新经济中的知识产品几乎没有运输成本，市场又具有高度统一性，因而会出现企业强者恒强和赢家通吃的局面。这有别于旧经济中由于存在巨大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市场又可以被分割，因而市场竞争说得极端一点不过是双寡头垄断竞争，赢家通吃局面几乎不会出现。
当然，新经济之所以产生和发展，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还有其制度前提。这就是：
（1）必须建立有激励动力的现代企业制度。这种制度允许知识转化为资本入股，并明确界定知识的所有权，使得知识资源的占有者的界定划分更个体化，知识的共享更具有广泛性；从而让掌握专业知识的经理、经济专家、工程师、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才都可以在企业里以知识专利换取股份。这样，这些专业人才就可以既有劳动收益权，又获得股份分配权，并使得工资与利润都具有激励的性质。
（2）高利率的资本市场。只有知本产权资本化，才能让知识产权利用资本市场，包括创业板和股票期权，实现资本的最大利好。民营企业家作为创业者，一定要建立适合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制度，使知识创新者不仅获得一般的劳动报酬，还能分享企业发展的长期利润和资本市场的最大利益。像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市场的存在，就出了一个微软和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批知本创业者，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推出了全新的制度。此外，资本市场上的大量资源投入到互联网公司中，形成了一批优质高价的网络股，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得以迅速拓展新经济的发展空间。
（3）杜绝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这是经济学说史上以18世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民营企业必须做到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创业自由，使开业资本低到任何一个想成为企业主的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地步；与此同时，投融资体制必须市场化，使手无分文而有知识产权的创业家能够获得资金的支持。
为了加速我国民营企业新经济的成长，我们需要培植新经济的沃土，诸如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为知识积累提供有效的所有权激励；建立与激励相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新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条件；发展教育，增加人力投资，提高知识（包括技术形态的知识和信息形态的知识）存量和流量的积累；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才能达到目的。
民营企业如何应对新经济的冲击
谈到新经济，当然并不是希望凡是民营企业都搞高科技，事实上也不可能家家民营企业都搞高科技。何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旧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差，提供培植新经济的沃土也绝非易事。但是，民营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需要高度重视新经济的冲击，因为新经济对旧经济、对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观念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是全球性的浪潮，在其冲击下，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传统产业有相当大一部分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当大一部分通过改造提高会脱胎成现代产业，还有一部分通过重组，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更优良的质量，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产业或“科技板块”，将影响未来产业的变动方向。无视这一潮流，不参与全球新经济的竞争与角逐，我国的民营经济就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不少响当当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辉煌不再，为什么民营企业会出现“你唱罢来我登场，各领三五年”，就是因为它们无视或轻视新经济的潮流，不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公司经营体制的调整和治理方式的调整的缘故。
谈到发展新经济，也不要忘了我国还面临发展传统工业的繁重任务。我们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并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武装传统工业，使其融入新经济的浪潮中。现在许多以传统模式经营的民营企业纷纷投资网络建设，运用网络来提升自身的层次，利用实用的信息和服务，在“后发效应”作用下赶上全球新经济的形势是不成问题的，而不像旧经济需要资本和技术的长期积累。由于获取知识的渠道远比获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渠道方便，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并借助于网络来完成，其流动不受空间距离限制，所以成本也要低得多。只要建立起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就可以使知识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不需要有形的要素投入。
应该指出，在由旧经济迈向新经济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是要向旧传统挑战，向旧规则挑战，在挑战中提出自己的设想，并将其付诸实施。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创新精神。如果没有创新精神，民营企业是很难发展的，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正是创新的动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任何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充分自主地进行创新活动。但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培养。这其中，民营企业家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努力更新知识结构，使观念创新具备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在我国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民营企业家要进行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必须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更新知识和改善知识结构，否则，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按照西方知识经济学家的说法，“世界上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无知。”民营企业家的责任要求其自身必须认真地研究知识经济的理论，提高发现优化配置生产资源机会的敏锐力，关注知识经济理论融入企业的实践后，对企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敢闯敢冒敢试，从企业不协调因素中发掘出新的东西。民营企业家如果墨守成规，按部就班
，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是因为，创新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必须将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坚韧果断的魄力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目的。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F·Drucker）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举出一个例子，道破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真谛。这个例子是说，有夫妻俩到市郊开设了一家餐厅，把赚钱的希望寄托在那个地区到外面就餐的人日益增多这个预测上。尽管对自身而言，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新的经营，但他们不是企业家，他们既没有给顾客带来新的满意，也没有激起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因而没有体现创新精神。再以麦当劳快餐公司来说，它尽管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但却应用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使产品实现标准化，生产工艺和服务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开拓了新的市场，招揽了新的生意。这种敢闯敢冒敢试的做法就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
第三，不怕冒险的压力。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民营企业家为了开发新产品（包括提高已有产品的质量），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科学技术上新的发明创造、经营组织上的调整以及引进新的产品流通手段），开辟新的市场（特别是在新地区的出口市场），常常需要采取一定的冒险行动。但是，不同的民营企业家由于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程度和所受的教育方式，以及生活的经历等等的不同，在面临风险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信心、勇气和毅力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营企业家遇事畏缩不前，害怕不确定的因素和未知的事物。相反，有的民营企业家却知难而进，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问题，在企业的发展中体现出创新精神，并获取难以言状的愉悦。
第4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在我国传统的民居建筑设计中体现着极为显著的特色和设计理念，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其生态性设计，具体说来，民居生态性设计理念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首先是对于建筑选址充分的考虑了周围的环境以及其生态特性，对于周围地区的采光、通风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考虑；
（2）对于传统民居的布局也体现出了浓厚的生态型特点，比如窑洞的布局就充分利用了周围的生态环境以达到提高自身舒适度的目的；
（3）在传统民居生态建筑设计中还体现在了其对于室内外环境的设计上，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设计都充分的体现出了生态性，最终达到了减少耗能的目的，这些生态型的设计理念在当前我国现代化建筑设计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2民居生态经验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民居生态建筑极多，几乎各个地方都存在自身独特的民居建筑，这些建筑类型在风格上各异，但是其都具备较为明显的生态属性，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核心内容，作为生态型的建筑风格，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然属性极为明显，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充分的体现出了融入自然、利用自然的特点，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施工过程中都会涉及到自然环境的相关内容，充分满足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以及居民自身的需求，下面我就以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为例针对民居生态经验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阐述。对于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来说，其主要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1）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在民居建筑的建设过程中体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对于周围的生态环境极为关注；
（2）节能意识强，江浙地区的民居建筑十分注重对于能源的节约利用，这一点在当地民居的建筑中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3）江浙地区民居建筑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其所用的建筑材料大部分都是当地取材，并且都是采用的无污染、节能环保的可再生材料，这种民居建筑对于居住人群的健康十分有益。基于这些特点，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经验在我国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2.1在选址和布局方面的应用
江浙地区民居建筑因为其所处地区独有的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其在建筑过程中对于选址和布局极为关注，一般说来，该地区的民居建筑在选址过程中都离不开水，很多建筑都是依水而建，并且都是规模化的民居建筑，所有的民居几乎都是沿着河道而建，具有极为明显的南方特色；在建筑布局上，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较为紧凑，占地面积很小，人口密度很大，但是其独有的建筑布局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民居建筑中通常都是把大门和大厅作为中心，然后在两边设置了各种房间、院落和天井等，这种布局格式既能够有效地利用太阳光能以及风能，还起到了美观的效果。
2.2在建筑平面设计方面的应用
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在平面设计上非常有特色，并且其类型较多，其中最为广泛的平面设计类型有以下几种：
（1）单开多进式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建造在一些临水位置的民居建筑风格，体现出了极好的自然性；
（2）四合院式结构，四合院式的结构不仅仅存在与我国北方地区，在江浙地区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四合院风格的民居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极高；
（3）厅井式建筑结构，这种平面结构是江浙地区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于大厅和天井的设置符合我国生态建筑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其对于排水管道等相关设施的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自然能源，起到了良好地节能降耗目的。
2.3在主体选材方面的应用
上文中也提到，在江浙地区对于建筑主体材料的选择上大部分都是当地取材，并且大多选取一些木质或者是竹制的材料，这种材料既美观大方，又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生态型的要求，值得我们当前一些建筑学习和借鉴。
3结语
第5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一、民营经济融资难的因素分析
影响目前民营经济融资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及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不完善。
1.贷款担保制度效率低下。根据笔者对北京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运用情况的调查，1999至2001年，北京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累计为435户企业提供了信用担保，占全市中小企业法人单位总户数的1.5％；以担保贷款额与担保本金相比，其放大率三年分别为0.67、1.2和2.42倍，其中2001年度高新技术担保贷款的放大率仅为担保本金的0.35倍，放大效应偏低且增长缓慢。而且还存在部分信用担保项目管理不到位等诸多问题。
2.股票、债券发行的政策性歧视。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典型的政策主导型市场。长期以来，资本市场是作为国有企业融资及产权转换的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制度，尽管现在正在改变这一状态，但民营企业要想获取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的资格仍然相当困难。只有为数极少的特大型效益很好的民企才有可能争取到上市的指标，众多中小型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机会。
3.风险投资制度不发达。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体系基本没有形成。不发达的风险投资制度，就不能在风险资本与高风险企业之间搭建出通道。这一方面抑制了风险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使得高风险企业大大降低了融取风险资本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状况下，高风险企业为了赢取非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而不得不以牺牲巨大潜在收益来降低风险，这种状况长此下去对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利益都是没有益处的。
4.委托投资制度未创新。委托投资是一种间接投资方式，投资者并不直接投资于企业，而是委托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信托投资公司投资。信托投资制度是市场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间接投资制度之一，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好的项目亟需投资，但由于缺乏一种好的投资制度，使得巨额的社会资金只能留存在银行和个人手中，形成了奇特的项目与资金长期对峙而不得转化的怪现象。
5.租赁等其他非银行金融业务不发达。我国除了南方少数发达地区的金融租赁业务开展得较好外，就连北京市这样的发达地区目前都没有几家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租赁机构，众多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得到租赁融资。此外，保险、非正式股权和非正式借贷等非银行金融的功能长期被抑制，民营企业难以利用其正面功能实现融资。
第二，大城市高商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
所谓商务成本是指企业在开办期和持续期所生产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一般包括房地产价格、劳动力工资、培训费用、利息、通讯和水电煤气价格、税费以及法律政策的公正透明度、市场秩序、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交通地理位置优劣等方面。大致可概括为：税费水平、用地价格、工资水平和生产服务成本等四个方面。有研究表明，与上海和深圳相比，北京的商务成本最高。较高的商务成本就使利润水平降低，从而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再投资力度和水平。
第三，现行土地及用地制度的影响。
这是民营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我国现行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土地只能为国家和集体所有，企业和个人可以租用或买卖土地的使用权，土地出让的最终审批权由政府相关部门控制，对增量土地的出让国家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存量土地多被老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个人所拥有。新兴的民营企业在获得经营场所时，要想从政府那里得到增量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个人那里取得土地，往往需要承担许多高昂的费用。如上所述，这必然侵蚀大量投资利润，降低企业再投资的能力。至于那些根本拿不到土地的私营企业家，假使有钱也无法形成投资。
第四，政府职能机构不到位、制度不健全和政策环境不理想。
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要求设置的。因此出现了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不仅政府的计划部门在制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工商管理、税务、劳动、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也在制定政策，从而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这种状态难以形成政府与民营经济间有机的、良性的互动关系，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因此而大打折扣。正因为政府职能机构不健全，中介机构也就难以健康地发展起来。民间投资者在获取投资信息、选择投资方向、争取技术或资金支持等方面不能普遍得到有效的服务，往往因此而造成决策失误，投资失败等现象。
第五，民营企业自身素质不健全。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因此，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科技含量小、资信等级较低等企业素质问题也是制约民间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二、化解民营经济融资障碍的若干对策
造成民营经济投融资难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民营经济投融资问题的对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采取突出重点，全方位下手的综合对策，我认为今后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一）重组政府机构，整合政府职能。
经济转轨包括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转轨。在中国经济漫长的转轨过程中，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仍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转轨期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产业和产业的可竞争性部分退出，而代之以民营经济，这将使我国的微观基础发生重大改变。在微观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客观上要求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的相应转变。
（二）放开投资领域准入限制。
民营经济是从资金、技术门坎低的竞争性产业领域生存并发展起来的。现在的民营经济无论在经济和技术实力等方面都大为增强，已经具备了进入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的能力，进入的门坎只剩下政策壁垒。启动民间资金，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禁民营经济进入各类产业的种种政策限制。政府应当寻求制定准入政策的基本原则，切忌哪一领域紧迫了就只出台关于这一领域的政策。从基本趋势来看，民营经济必将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逐步渗透到所有产业的可竞争性领域。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产业内部的可竞争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放开一切可以按市场原则进行运营的产业和亚产业领域，包括道路、桥梁、污水、垃圾处理、电信、邮电等基础设施，乃至于文化、卫生和教育等“软产业”领域。
（三）全面实施金融创新，推进金融深化。
1.鼓励创办风险投资公司或风险投资基金。首先要鼓励境内外风险投资公司落户中国，有关部门要尽量为它们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其次各级政府通过投资公司等投资机构带头投资设立风险投资基金。2.政府出面建立创业辅导体系。3.创新委托投资制度。4.政府出资或提供其他优惠，支持委托担保。5.鼓励租赁、保险、非正式股权和非正式借贷的发展。
（四）深化用地制度改革。
不合理的用地制度已经影响到民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改革现行用地制度刻不容缓。我认为用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逐步市场化，首先要努力改变现行严重缺乏透明度和公允性的土地协议转让制度，尽量使经营性土地实行招标、拍卖和在土地市场挂牌交易的市场化转让，为民营企业获取经营用地提供公平的环境；其次要尽快建立土地交易有形市场，以使闲置、零星的土地被集中起来，调动出来，为那些用地较少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个体户提供一个获得用地的交易平台；再次要对现行城市拆迁补偿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偿时不仅考虑房主的利益，更要顾及到承租人因投资牵涉的各种利益。
（五）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改善民营企业的信用形象。
第6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国民经济数据的季节性影响，指出季节调整后的序列所具有的优点，然后分析了国际上流行的几种季节调整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一方面要进行季节调整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开展国民经济数据的季节调整。
目前，我国公布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都是实际数据，没有经过季节调整，在讨论、分析和研究时使用同比法，这与国际主流统计方法不一致。因此，我国有必要应用季节调整方法对经济序列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跟国际数据具有可比性。
经济数据的季节性影响
可以把经济时间序列看成一些成分的组合。一般地，经济时间序列包括趋势循环成分、季节性成分、不规则成分和历法效应四个部分。
季节性成分是指时间序列围绕趋势循环年复一年地重复出现的一种有规律的波动，这种波动称为季节性波动。产生季节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如寒冷的冬季使建筑业和农业生产减少、取暖燃油消费增加、外出旅游人数减少，这种影响会产生连锁反应。此外，一些固定的节假日，如国际劳动节、圣诞节、各个国家的国庆节，对商品零售额有一定影响，包含这些节假日的月份其商品零售额往往会高于其它月份。
经济时间序列月度（季度）数据是由每日的经济活动构成的，因此，其值可能受月份的星期结构、月份长度、移动假日等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难以被季节成分吸收，被称为历法效应。月份的星期结构是指本月所含星期一至星期日的天数，一般地，这些天数对不同月份是不同的。不同月份长度对月度国民生产总值影响较大。由于月份长度的影响主要由每月中的工作天数决定，因此把这种影响归为交易日效应。同时二月份长度随年变化，可以单独考虑其影响，即闰年效应。移动假日主要指美国的复活节、感恩节和劳动节，还可以包括其它不固定日子的节日。移动假日前夕、期间和过后，人们的经济活动会发生较大变化，这种变化称为假日效应。
不固定日子节日为了提高不同月度或季度之间数据的可比性，进行季节调整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季节调整就是把原始序列中存在的季节性成分、历法效应剔除掉。季节调整后的序列只包含趋势和不规则成分，它有两个优点：可以及时反映经济的瞬间变化，反映经济变化的转折点，这对经济分析很有价值，能够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制定决策提供比较科学的依据；能够发现序列的长期运动特点，从而进行规律探索，以预测未来基本变化趋势。
季节调整方法
美国普查局Shiskin等人首先于1965年开发的X-11方法，后来逐步形成标准X-11方法，其思想是用滑动平均来估计趋势成分和季节成分。1980年，加拿大统计局在X-11方法基础上开发了X-11-ARIMA；1998年，美国普查局在X-11-ARIMA基础上开发了X-12-ARIMA。
季节调整方法中，除X-11家族外，比较流行的方法还有SABL和TRAMO/SEATS，其中能够与X-11家族媲美的是TRAMO/SEATS季节调整方法。TRAMO/SEATS是TRAMO和SEATS这两个过程的组合，TRAMO是具有ARIMA噪声、缺省观测值和异常值的时间序列回归技术，而SEATS是ARIMA时间序列中的信号提取技术。TRAMO/SEATS方法首先用TRAMO过程对时间序列进行预调整，然后将结果传给SEATS过程获得各种成分估计。TRAMO/SEATS与X-12-ARIMA存在较大差别，因而季节调整结果也稍有不同。FindleyandHood比较了这两种方法，得出结论认为X-12-ARIMA在许多地方（如调整效果控制、异常值处理、季节模式识别等）要优于TRAMO/SEATS。
美国普查局于2008年推出了X-13A-S季节调整程序。此程序包含X-12-ARIMA的所有功能，同时融合了TRAMO/SEATS的优点。
第7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近年来，一种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到正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当中，一些早期进入旅游业的民营企业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2002年12月9日，民营企业东星集团下属的武汉东星旅行社出资数百万元人民币，成功收购汉口国际旅行社95.7%的股份，成为该市首家由民营企业控股的国际旅行社。民营资本正在释放活力，突破出境旅游“”，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国家（国有资本）这种单一的投资主体来发展旅游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民营资本在投资开发中唱主角的时代正在到来。对于旅游界爆发的此次“地震”，业内反响激烈，同时也引发了对民营旅行社发展和我国的旅游产业政策的深思。本文试图以历史和宏观经济视野，就我国民营旅行社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热点问题和困惑作一番理论探讨和反思，抛砖引玉，以期更多专家学者关注民营旅行社的健康发展。
一、民营旅行社东星国旅借“壳”出境游
据悉，东星国旅是一家经营国内游和入境接待的民营国际旅行社，管理经验先进，经济实力雄厚。但该社尚未获得出境游经营权。因此，东星国旅有意收购一家在武汉市场上有出境经营权的旅行社，借壳一步跨进国有旅游企业的专有领地——出境游市场，以便做大做强。汉口国旅拥有近20年的国际社资格，并正式获国家旅游局批准，成为武汉市8家出境游资格组团社之一，还是湖北得到全球认可(CITS、CTS)旅游公司的两家之一，出入境旅游做得相当不错，即使在面临收购的今年也接送1万多游客。而东星国旅去年的客源仅为几百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蛇吞象”的现象呢？
汉口国旅是一个大型国有旅游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其门市部采取的是承包经营，这种体制的结果是让其门市部成了游离于母体之外的独立个体，最多时达到了12家。再加上老国企过时的经营规模及单调的分配制度，使得资金匮乏的汉口国旅感到无法应付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正是汉口国旅分散的股权结构让东星动心，“这样收购就变得简单，不用受制于人”。
东星吞并汉口国旅后，收购传奇还在继续演绎。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泰国联手将泰国游拉低至1880元，第二步是东星集团将在本月底完成对深圳一家出境游组团社的收购，控股100%，同时上海并购计划正在进行中。在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看来，旅行社虽然花大力气拉来客源，却要将利润拱手分给交通、住宿和景点，旅行社掌握的主动权太小，必须组建行业合作链，实现规模运作。
对于旅游界爆发的此次“地震”，业内反响激烈，同时也引发了对民营旅行社发展和我国的旅游产业政策的深思。应该说，民营企业的加入，打破了境外旅游由中国有旅行社垄断的局面，出境游的线路可望更丰富，市民的选择余地更大，价格随之走低也是必然，旅游行业和旅游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然而实际情况是，民营旅行社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在其发展和扩张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
武汉市旅游局有关人士的看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汉口国旅缺乏资金，发展后劲不足，而东星集团没市场准入证，有钱没地儿投，双方应该是天作之合。但是他也指出，作为母体的东星国旅，其经营范围比汉口国旅小，按规定，母体的经营范围子体都有，但母体却不能照单全收子体的经营范围，因此东星国旅即使收购了汉口国旅，也不能直接进军出境游市场。东星国旅和汉口国旅估计会采取“表面各自为政，实际上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作模式。
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虽然东星国旅借汉口国旅的“壳资源”绕过了出境旅游的市场准入限制，但仍只是以资本渗透的形式进入国有旅游企业，并不能真正获得同国有旅游企业同样的市场准入权和自主经营权。
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这样一些问题：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国有旅行社为什么不能退出或改制？民营旅行社进入为什么必须借助“壳资源”而不能真正作为市场主体进入？我国在世贸中曾承诺对外资旅行社实行“国民待遇”，为什么在民营旅行社却得不到国民待遇？
二、中国民营旅行社发展进程与变迁模式
国家旅游局于1998年的《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旅游行业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窗口，旅游行业又是新兴的行业，从道理上说，旅行社行业在制度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但现在却是落后的，不光是落后于饭店行业，甚至落后我们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当然这里本身有政策的原因。《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经营国际业务的旅行社必须是全民所有制，经营国内业务的旅行社至少要是集体所有制，就是说，旅行社这个行业在制度上不允许私营，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旅行社行业原来带头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旅行社，实际上都是大锅饭、铁饭碗的传统企业体制，这种体制的长期维持，使企业机关化，思想观念僵化，滞后于旅游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个因素是传统的外事接待体制的影响。因此，改革问题，尤其是旅行社企业制度的改革问题在行业里是目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旅游主管部门也清醒地意识到，目前落后的旅行社行业制度已影响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借助于政府管理体制、旅行社运作机制的历史考察来对中国民营旅行社的发展进程加以动态的研究。
我国旅游业在起步之初，由于受当时旅游事业是外事活动的观念影响，将旅游业纳入政府行政管理之下。在当时，仅有国、中、青等少数几家旅行社，全国的宾馆饭店也必须通过这几家旅行社的口子对外，因此在当时的业界和教科书中都将旅行社作为我国旅游业的龙头。1981年国务院提出了旅游行业要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体制。这一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偏紧”的操作系统。即使到了1984年在“五个一起上”政策的作用下，全民办旅游蔚然成风，宾馆饭店的投资开始出现多元化和民营化之时，国家仍是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旅行社，民营行社的口子一直都未开，旅行社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举步维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充分肯定了私有经济，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民营企业已经走出了以前带有歧视性政策的阴影，旅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进入旅行社行业，这为民营旅行社业市场发育起到了宏观推动作用。特别是1997年新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出台后，不再对旅行社投资主体的性质进行限制，民营企业投资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此外，长期困扰旅游业发展的旅游投资不足问题也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认识到，仅仅依靠国家这种单一的投资主体已经无法适应旅游市场的需求，只有民营资本的参与，才能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并以其独特灵活的经营方式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民营旅行社的发展仍受到诸多限制，仍没有摆脱“小、散、差”的整体局面。尽管有些民营旅行社尝试从“小企业、单项产品”的竞争转向“大集团、综合能力”的竞争，如武汉东星国旅，但是目前的制度环境并没有给这种市场竞争态势提供一个光明的变迁前景和有效的市场模式。
三、民营旅行社发展受阻的原因
旅行社是旅游产业链条中重要一环，其发展的障碍不仅来自旅游产业内，也来自旅游产业外。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探讨阻碍旅游产业的产业内因素，并将其归纳为立法因素、观念因素及管理因素。
（一）立法因素
1.旅行社性质规定的缺位。《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旅行社是指有盈利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旅行社管理条例》并未规定旅游服务类的企业必须是国有企业，对旅行社的性质规定还处于缺位状态。投资主体的行业进入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背景，在一定意义上，政府官员的行政偏好取代了企业家的市场偏好。
2.“出境游”特许方可经营。《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经营国际业务的旅行社必须是全民所有制，经营国内业务的旅行社至少要是集体所有制，就是说，旅行社这个行业在制度上不允许私营，“出境游”属特许经营范畴。并实行“量入为出，入出挂钩”政策和“以团队方式开展出国游，暂不办理零星散客旅游”政策。以上这些都突出体现了特许经营的色彩，为国有旅行社垄断出境旅游市场留下了重要的法律依据，这也成为以后民营旅行社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中国康辉旅行社副总经理郭东杰明确指出，正是政策上的一些限制，造成了目前全国组团社与社之间的鱼龙混杂，有时为了扩大自己的营销网络，一些不具有出境游经营资格的社也会成为一些大社的社，为他们提供一些散客来赚取一些中介费或费。国家旅游局在1997年将出境游的旅行社扩大到67家时，就明确表示取消代办点，但时至出境游社增加到528家的今日，从“广之旅”开始，社又名正言顺地出来了，而且不久前40余家具有出境游经营资格的组团社初步达成协议，允诺相互对方的旅游产品，由此形成了以国旅总社、中旅总社、中国康辉、广东广之旅旅行社等几家大型组团社为主干，多家中小型组团社为支脉，辐射全国各地的分销网络，这似乎又开始了依靠组团与社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共同垄断国内出境游市场的局面。这无疑又一次将民营旅行社排除在出境游市场之外，后果就是难以在客观上形成大的民营旅行社团。民营旅行社的市场仍是一种平面的，不具有深层次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研究所王兴斌教授认为，这只是市场不规范下的一个过渡的办法，从发展过程来看，在具有出境游资格的社里选择社来扩大营销网络只是暂时的，也是不需要的。最终的作法是，在《旅游法》的规范下，放开对零售社的资格限制，让市场来调节批发社与零售社的发展规模和程度。
（二）观念因素
产业观决定产业发展模式。在我国旅行社行业中长期流行着一些偏见，如将小旅行社看做是搞乱市场的祸根；有背景和后台的旅行社被视为有实力的大旅行社；而民营旅行社等同于不正规经营的代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偏见导致了在制定一系列旅游政策时，对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采取苛刻和歧视的态度，广大的中小旅行社和民营旅行社成为这个行业的弱势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而国企大公司在管理层的政策扶持下（例如“放权让利”、授予特许经营权、设置外资进入的障碍等），从市场开发、产品设计、联合促销到人员培训，政府的直接操纵之手处处可见，市场的竞争压力和自身的改革动力都不大。可以说正是这些偏见和歧视延缓了旅行社行业的市场化进程。
一位体制内参与过制定政策的有识之士曾撰文论及管理层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认识，“对旅行社业实施严格的所有制限制，作为审批的一条主要标准，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今天旅行社业保持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态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资产量、营业收入、税收、对旅游业和旅游者的影响度等方面比较，旅行社业只有涉外饭店业的较小份额（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两者的营业额相差2.6倍，固定资产规模相差30倍），所以政策的出发点不在经济层面；旅行社业的业务也不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公共安全，因此也不在政治层面。能够支持这种政策的论点大概是：一是旅行社业是旅游业的龙头，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保持对旅行社业的行政管理权，必须保持旅行社业的比较单一的国有经济成分；二是旅行社业是创汇行业，在旅游业起步阶段，创汇是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避免外汇流入个人手中，必须避免非国有经济成分介入此项业务；三是顾虑非国有经济成分经营形式过于灵活，从维持行业的秩序、保持国有经济的利益或旅游部门管理的企业的利益的角度，对非国有经济采取限制的政策。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过去对国内旅游不重视，对三类社（国内旅行社）的行业管理相对松弛，才使得较早起步的一些民营旅行社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如上海春秋旅行社的创业和发展便是民营旅行社成功的范例。这也反证了政府行政干预对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负作用。
（三）管理因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指出，民营企业尽管已经在体制活力等方面显示出诸多优势，但是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制度还算不上是现代企业制度。原因是产权制度不够完善，人力资本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二是企业文化亟待创新。三是管理制度比较陈旧。四是融资方式有待突破。民营旅行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民营旅行社尽管经商有道，但对开发旅游产品如何把握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和生态规律却非常陌生，开发路线的随意性很大，产品雷同、淡而无味。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副所长梁传运说，一些民营旅游企业的管理、服务不规范现象必须引起社会的重视，民营旅游企业尚缺乏创立品牌的意识和能力。日中友好协会全国参与系统株式会社董事长西美和彦认为，中国旅游业亟待建立新的旅游理念，他介绍说，日本的旅游形态已经进入了世界标准的“电子旅游时代”和以环境、绿色为主题的生态环境观光时代。
四、民营旅游企业路在何方
旅游本身属于一般性竞争领域，也正是民营经济擅长的领域，近几年旅游业良好的成长和高回报率吸引了大量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家纷纷介入。总的来讲，民营旅行社还是在成长过程中，但是民营资本有强烈进入旅游领域的愿望。一旦外部环境完善，民营旅行社将成为我国旅游行业的主力军。
（一）入世给民营旅行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依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过去那种按照所有制制定政策、不同所有制企业享受不同待遇的做法将彻底成为过去，民营企业将在广阔的经济领域，同国有、外资企业站在同一平台上，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在公平竞争的法治舞台上进行表演。同时，长期垄断的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逐步开放，昔日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准入难题将迎刃而解。WTO的透明性原则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确立服务意识；法律法规会更加透明，用“内部规定”管理经济的现象将不复存在，民营企业会少吃“不知法”的亏。入世后国内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将为民营企业的兼并收购、发展壮大提供机遇，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当然，外国旅行社业特别是跨国旅游公司进入也给民营旅行社带来巨大的挑战。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信息获取，技术与技术转让，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客观上存在很多困难，主观上又对入世准备不足，外企的竞争优势（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国际供销渠道）将使中国许多同类企业被淘汰出局。
（二）具体应对对策
完善和健全旅游政策、法规。旅行社行业的大发展必须依赖制度创新。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原有旅游法规的不适应性，使出台新的旅游法规显得更加紧迫。刘德谦教授分析说，许多现有的旅游法规需要进行修改，应逐步放开对经营业务的限制，做出全面开放市场的制度安排，多让市场来引导发展。旅行社行业对国内资本开放，也对海外资本开放；旅游产业投资和经营活动对各种经济成分开放；逐步由许可证管理转向行业宏观指导，企业数量不加限制；允许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取消异地设立旅游企业分支机构的各种形式的限制，包括条文上、习惯上、程序上的障碍，实行公平、透明和竞争性的授权程序，减少排他性的特许权审批；普遍实行经营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分离；取消对异地经营的限制；减少对市场活动的行政性干预，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垄断、区域割据等阻碍市场自由、完全竞争的措施。全面开放市场是一项促进和推动旅游业生产力大解放的战略措施，也是旅行社行业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
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其引导和服务的职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创造有利于民营旅行社发展的环境。第一，对民营旅行社各项权益的保障要有更具体的政策措施；第二，对民营旅行社信贷上的支持要调整为公平的政策；第三，对民营资本进入旅行社，尤其是国际旅行社从事出境游业务，以及各种创汇业务，要予以支持；第四，提高办事效率，在第一时间解决好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第五，政府应对民营旅行社的旅游产品给予推介，旅游局应多到民营旅行社了解情况并指导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旅游业的发展有其规律性，旅游产品有其特殊性，民营投资者在市场竞争、日常经营以及项目开发方面会存在一定的误区。因此，政府除了要给予宽松的经营环境外，还要给予适当的和必要的引导。对有悖于旅游业发展规律的企业行为要坚决的予以制止。建议有关部门对民营旅行社实行分类指导，对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民营旅游企业，引导组建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走“强强联合”、“强弱联合”、“优势互补”之路，实施低成本、高效益扩张，打造行业“航母”，逐步培育和组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推动这些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帮助他们进入国际旅游市场；选择一批素质高、前景好、潜力大的民营旅行社，通过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扶持其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素质，引导和扶持优势民营旅行社做大做强。
推动民营资本扩张，规模经营，以互助的形式开拓共赢局面。民营旅行社以中小型为主，实力弱，产品品种单一，容易受到市场风险的冲击，要发展，必须加强一个“合”字。形成以大企业相关产业链连接众多中小型企业的产业群，发展集团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在这种协作网络中，大企业处于中心位置，通过自身的辐射效应，使中小企业参与分工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效率和市场适应能力。据报道，2002年6月25日烟台市9家民营旅行社自发整合，成立了该市首家旅行社联合体。这家名为“烟之旅”的旅行社联合体共由9家中小规模的民营旅行社组成。联合体章程中规定，今后在旅游景点、酒店、交通、导游等方面，进行横向联合、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联合抵制黑社、黑店、黑司机，以集体力量提升竞争力。同时南京“原野”民营旅行社也收购了南京市一家航空服务公司和大连一家旅行社，建成了自己的“产品供应链”，以包机的方式迅速开辟国际旅游航线，两年内建成全省第一个民营旅游企业集团。
民营旅游企业的飞速发展使人振奋，使人惊喜，也使人看到了我国旅游业发展新的希望和新的动力。我们希望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关注旅游，投资旅游，也希望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帮助更多的民营企业投身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在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纪，我国的旅游业必将蓬勃发展，中国也必将成为世界旅游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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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营经济论文范文
一、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商洛不断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力度，尤其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决定》下发后，市委、市政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实施意见》，确立了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一化促两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着力发展现代中药、矿产建材、绿色食品、生态旅游和劳务输出五大主导产业，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逐年加快。全市生产总值完成174.04亿元，gdp总量比的100.16亿元增加73.88亿元，按可比价年均增长12.6%，其中一产增加值完成44.58亿元，比24.61亿元增加19.97亿元，年均增长6.7%；二产增加值完成67.88亿元，比32.6亿元增加35.28亿元，年均增长15.1%；三产增加值完成61.58亿元，比21.31亿元增加40.27亿元，年均增长13.9%。财政总收入14.25亿元，比5.15亿元增长176.7%，年均增长40.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6.82亿元，比2.46亿元增长177.2%，年均增长4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7038元增长51.9%，年均增长14.9%。农民人均纯收入2401元，比1513元增长58.7%，年均增长16.6%。以来，柞水、商南、镇安、商州、洛南5个县区先后获得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争先进位奖。
(二)工业经济快速增长，主导作用日益显现。全市现有规模工业企业124户，比101户增加23户。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79.6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4.71亿元、工业税收3.2亿元，相比分别年均增长34.8%、21.5%、22.0%。县域工业园区建设加快，策划并实施了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启动建设了刘湾产业项目区、柞水盘龙医药园区、洛南黄龙钼业小区、柞水小岭工业区、山阳中村钒业小区、镇安云东钒业小区等16个县域工业园区，入园企业达到2376户，园区工业实现增加值22.85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68.8%。
(三)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坚持“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45万亩、核桃板栗建园达到404万亩、优质茶园达到15.4万亩、畜禽养殖示范小区达到48个、大场大户6317户，建立无公害农产品基地218万亩，认定“三品”基地113个、产品59个。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68家，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36家，其中省级12家、市级24家，打造出了“金丝源”等40多个特色品牌，创建省级名牌产品3个。劳务经济快速发展，全市设立各类劳务中介机构176个，在新疆、山西、河南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建立劳务基地23个，全市劳务输出49.7万人，收入达到22亿元。
(四)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繁荣活跃。近年来多方筹措资金6亿多元，重点抓了柞水溶洞、商南金丝峡、镇安木王、柞水牛背梁、山阳天竺山、洛南老君山、丹江漂流以及柞水凤凰古镇、山阳漫川古镇、牧护关度假区、仙娥湖休闲园等一批生态和人文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初步形成了丹江文化旅游长廊和山镇柞原生态两条精品旅游线路50多处旅游景点，全市旅游接待人数453.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0.5亿元，比分别增加379万人次和9.04亿元，年均分别增长83.8%和93.0%。新兴服务业快速兴起，市场消费日趋活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83亿元，比36.6亿元增加24.23亿元，年均增长18.5%。
(五)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64.65亿元，比37.2亿元增加127.45亿元，年均增长64.2%；争取中省项目支持资金11.43亿元，比3.7亿元增加7.73亿元，年均增长45.6%；招商引进项目130个，总投资208.15亿元，实际到位资金38.66亿元，是5.85亿元的6.6倍，年均增长87.6%。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强，继西合铁路、西康铁路建成通车之后，西柞、蓝商、商界、柞小四段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坚实。
二、存在差距及原因
虽然近年来商洛县域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省内其它地市相比，无论从整体水平、经济规模，还是从人均发展水平情况来看，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总量偏小。全市6县的平均gdp为18.71亿元，与全省83个县42.25亿元的平均水平、全省“十强县”126.26亿元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全市gdp排名第一的洛南县为30.34亿元，与全省第一位的神木县290.58亿元相差8.6倍；全市人均gdp为7291元，比全省人均gdp18246元低10955元，人均最高的柞水县为11897元，与全省人均最高的志丹县107674元相差几乎8倍。二是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在全省83个县、24个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排序中，商州区位居24个区的第22名，六县中没有一个进入上游前28名，居中游29-56位的有柞水、镇安、洛南，居下游57-83位的有商南、山阳、丹凤，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整体靠后。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2858元低1170元，收入最高的商州区为1100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县16075元低50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0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3136元低735元，收入最高的丹凤县为261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县6028元低3411元。四是财政收入水平低。全市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4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6个百分点；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7.8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4个百分点。五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少、实力不强，带动力较弱，相对具有一定优势的中药材、畜牧、核桃、茶叶等产业规模小、加工层次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完善、不稳固；六是县域工业化水平低。县域重工业比重较大，工业结构不优、产品单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较弱，全市工业化水平为19.1%，比全省48.1%的平均水平低29个百分点。七是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全市城镇化率为31.5%，比全省42.1%的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县域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城市功能不够完善，转移农业人口的作用不明显。八是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县域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企业多数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全市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47.13%，比全省47.2%的平均水平低0.07个百分点。
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制约全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薄弱。七县区均属国定贫困县，由于历史原因，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较少，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性较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仍然突出，制约着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二是发展资金不足。七县区均属于资源型财政，支柱财源不强、新兴财源不多，县域财政收入总量小且很不稳定，加之历史负债较高，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财政资金有限，主要依靠转移支付维持正常运转，县域经济缺乏发展的内生力。三是人才严重匮乏。由于受政策、环境、待遇等条件的限制，近些年大中专学生回县率很低，到县域企业工作更少，大量人才流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造成人才断茬、青黄不接，直接影响了县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四是科技带动力弱。县域科研机构体制机制不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低，科技对主导产业的支撑力不足。五是对外开放不够。县区发展环境还不够优化，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县域经济的外向度较低、活力不强。六是行政效能不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根本消除，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还比较薄弱，少数领导和干部作风不实、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思路与措施
(一)增强“四种意识”，创新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一是增强敢想敢闯的意识。敢想敢闯敢干是一种魄力、一种胆识，也是领导和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必备素质。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习惯等待，等领导，等支持，等政策，等资金，不敢求新变异、不敢打破陈规、不敢抢在人先的错误做法。要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倡导敢想敢闯敢干的风气，鼓励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摒弃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创新思维方式，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工作措施，推动县域经济突破发展。
二是增强抢抓机遇的意识。机遇是战略资源。当前，商洛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良好机遇：中央把保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商洛纳入关中——天水经济区，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陕南突破发展，等等。要牢固树立并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意识，善于洞察时展的大趋势带来的机遇，潜心研究各种挑战和困难中蕴含的机遇，在抢抓各种机遇中争取更多的政策、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持，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增强发挥优势的意识。加快突破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商洛的生物、矿产、旅游和劳动力资源得天独厚，生态优势和人文优势明显，开发潜力很大，尤其是随着高速公路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到“十一五”末商洛将成为全省第一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的密集区，这些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先决条件。要认真分析自身发展的资源与潜力、优势与劣势，善于审时、顺势、造势，敢于竞争，善于转换，挖掘潜在优势，发挥现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利用后发优势，最终把各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是增强循环发展的意识。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商洛既是矿产资源富集区，又是国家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区，长期以来矿产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我们要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达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环境保护最优和经济效益最佳的目的。
(二)做好“四篇文章”，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一是突出工业主导地位，加快推进工业化。县域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是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根本之举，也是经济强县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基本规律。推进商洛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一是要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大投入为重点，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中药、绿色食品和矿产建材等优势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二是要强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坚持把园区建设作为推进县域工业化的主攻点，充分发挥工业园区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的“洼地”效应，使园区成为推进工业化的主要增长极。三是要扶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各县区要结合本地资源状况、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坚持在政策、资金、人才上加大扶持力度，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型、协作配套型、循环经济型、节能减排型、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专精特新”型企业发展，着力培育扶持一批有实力、有潜力、有带动力的骨干企业，提高市内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四是要着力解决企业污染问题。坚持建管并举，一方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清洁技术，实行循环生产；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监管和环境执法力度，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以特色产业为突破，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商洛是一个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3.6%以上，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坚持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走以工促农的发展路子。一是要继续按照“稳粮、扩经、兴药、优果、强牧”的思路，以一村一品为抓手，以科技为支撑，选准特色、发展特色、提升特色，重点抓好丹北生猪、河谷川道蛋鸡、山镇柞板栗、洛南商州核桃、高山洋芋和低山茶叶等六大特色产业带建设，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二是要加快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流通龙头企业，探索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对农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扩大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加快培育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购销大户和农村商品经纪人，从根本上解决“大市场”与“小农户”的矛盾。
三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县域经济拓宽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城镇带动战略，遵循城镇发展规律，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高水平经营，加快城镇化进程。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商洛中心城市规划和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心城市要按照打造西安第二生活区和宜居宜业城市为目标，结合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盘活城镇资产，加快丹江景观带、南秦河景观带建设，尤其要抓好仙娥湖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等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以丹江两岸大道为发展主轴的现代城市景观群，把中心城市建设成为融山、水、城为一体的现代化中等生态园林城市，成为连接西北与华中地区干道上的重要城市。要改革和创新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多渠道加大对城镇建设的投入，下大力抓好县城和中心镇、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抓好一批边贸重镇、产业大镇、工业强镇、旅游名镇的示范化建设，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要把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建设、专业市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吸引各类企业向县城和中心镇汇聚，加快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增强城镇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功能。
四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加快推进县域经济民营化。民营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要坚持经济民营为主、企业民有为主、投资民间为主、事业民办为主，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快形成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一要鼓励引导全民创业。积极引导群众打破小农经济意识和传统文化观念，深入开展全民创业行动，激活各类创业资源，努力形成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生动局面。二要切实加大扶持力度。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尤其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设立财政专项扶持资金，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真正做到思想上放心、放胆，政策上放宽、放活，工作中放手、放开，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三要把发展民营经济同县域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新上项目、发展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结合起来，鼓励支持民营经济与调整优化县域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培植一批、壮大一批民营企业，促进民营经济向科技化、外向化、规模化发展。
(三)打造“四大基地”，壮大县域经济产业基础
一是打造现代材料工业基地。去年以来，我们成功策划并启动建设的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已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工业园区，包括刘湾生态工业园、沙河子现代材料工业园、留仙坪化工建材工业园，涉及光伏产业、盐化工与水泥、氟材料、锌及锌合金材料、钼材料、钒材料与新能源镁材料、钢材料、煤电等10个循环产业链45个项目，并与园区外47个项目之间构成循环发展、链条延伸、产业互动、关联配套的格局，到2020年共需投资1208.13亿元，全部建成达效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128.97亿元。目前，比亚迪、延长、陕西投资集团等大企业、大集团已入驻园区发展。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抓住这个机遇，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强化矿产资源整合，推进环保型开发，延长产业链条，推动矿产业由采掘向深加工转变，努力把我市打造成为现代材料工业基地。
二是打造秦岭最佳生态旅游基地。坚持立足于秦岭，依托于秦岭，按照“政府指导、财政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为主”的思路，积极引进战略伙伴，合作开发旅游景点，突出抓好十大精品景区和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加快金丝峡国家5a级景区、木王和牛背梁4a级景区、天竺山国家地质公园建设进度，着力建设金丝峡——天竺山——木王——牛背梁生态旅游圈，积极开发旅游新产品，主动融入全国旅游大循环，努力把商洛打造成为全国的生态旅游名城。要抢抓高速公路开通后人流、物流、信息流剧增的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促进物流、金融、保险、信息、中介、家政、物业等新兴服务业在县域城镇发展，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
三是打造优质绿色产业基地。积极开发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真做好基地认定、产品认证、商标注册、品牌建设、产品包装、市场销售等工作，提高商洛农特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努力把商洛打造成为面向西安、辐射全国的绿色食品供应基地。围绕发展丹参、黄芩、桔梗、连翘、五味子“五大商药”，扎实抓好商洛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着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坚持“招引”与“整合”相结合，扶持发展农产品龙头企业，推动核桃、茶叶等优势产业整合，打造一批商洛绿色特色产业品牌，力争到2010年商洛绿色产业的销售收入达到60亿元，2012年达到100亿元。
四是打造劳务输出品牌基地。坚持按照“培训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要求，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大产业来抓，积极整合劳动、扶贫、教育等培训资源，认真实施“人人技能工程”，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转移培训，搞好“订单”培训和“定向”转移，做到“先培训、后输出、持证上岗”，形成商洛劳务的品牌和特色。加快驻外劳务输出办事机构建设，切实做好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提升劳务输出的组织化、规模化水平，推动全市劳务输出数量和收益稳步提高。
(四)抓住“四个重点”，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源动力
一是狠抓项目建设。县域经济发展主要靠项目带动、投资拉动。要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以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工业技改、社会事业项目为重点，搞好项目争取和项目建设，特别是今年全市安排的100个重点项目，要强化协调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形成现实生产力。要按照全市启动400个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的要求，每个县区都要谋划一批上规模、带动性强的项目，充实和完善县域项目库，尤其要重点抓好西合、西康铁路复线和西商二线、榆商、商柞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比亚迪太阳能电池、延长氟化工、中金黄金开发、商洛发电厂、柞水大西沟菱铁矿开发、西部鑫兴钼业深加工、五洲公司钒业深加工等重大产业项目的前期工作，确保全市重大项目有序衔接、投资稳定增长。
二是扩大招商引资。坚持对外开放、扩大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突破发展的有效途径。必须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对外竞争与合作，推进全方位开放，借助外力促发展。要紧紧抓住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依托资源优势，抢占“地利”先机，吸纳和承接更多的转移资本、产业和企业。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扩大内需等重大政策机遇，积极“进京跑省”，极力争取国家投资和省上支持。要继续抓好投资环境建设，重点要在“政策比别人活、措施比别人新、办法比别人多、服务比别人好”等软环境上下功夫，努力营造促进发展的大气候、大环境，形成自己的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县域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三是推动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研究制定科技带动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科技工作投入，加强科技创新和推广普及，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把新型适用科技成果积极运用于县域经济的开发领域，努力增强科技成果在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中的转化、推广与应用效果。积极推进科技体制创新，探索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加强与省内外大型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支持他们来我市建立分支机构或科研基地，引导市内企业搞好自主研发，形成一批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品牌和产品，推动重点领域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四是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抓好农村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搞好农村服务体系和种子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企业改革，通过兼并和相互参股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企业重组，鼓励市内企业与省内外大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进一步搞好财政改革，整合财政事业性投入，打破部门和条块分割，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无论是哪项改革，必须坚持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地推进，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五)强化“四项措施”，完善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要解决好四个问题：首先是金融支持问题。健全金融体系，增加信贷额度，引导民间资本向创业和发展领域流动，切实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其次是财政投入问题。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逐步建立以贴息、担保、参股和风险投资为主的投入机制，加大财政资金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投入。第三是人才保障问题。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不拘形式地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尤其是紧缺人才和高技术人才，定期定向对行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第四是土地供应问题。坚持“总量控制、动态平衡”的原则，盘活存量土地，对长期闲置土地要通过收购、租赁、参股等形式重新启用，以缓解建设用地与土地紧张的矛盾，确保重点园区、重大项目的正当用地需求。
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抓住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契机，调整优化政府组织机构，理顺职责关系，强化权责一致，加快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动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创新，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