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观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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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逻辑性哲学、逻辑观点批判

逻辑性作为表征思维项目思维能行性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判别思维项目理论价值的重要。基于这一方法，可以简明地通过在缘起依据方面的公认，项目要素的构成及施用具有的规范约定，项目作用范围在现有条件下的周全覆盖，以及项目要素及其演进的相互一致，直接判断一项思维项目的程式可靠性。

一、唯心论的倒错

如所周知，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是“百神之大君”、“万物之祖”，南宋的陆九渊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柏拉图的“理念”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尽管有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形式区别，但本质根源基本相似1。以下就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其《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万物本原的著名命题“物是观念的集合”，借助逻辑性判别进行：

由于贝克莱并没有给出本命题中各观念的特殊含义，因此其含义也就只能是默认的通行含义。“物”当然是指世界万物，而且应当包括“观念”的主体；“观念”只能是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或者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或者不仅仅包括人类而且包括神作为整体的观念——基于宗教观念的存在。

“集合”则是汇集、凝聚。从缘起契合性来看，贝克莱在引入这一命题时，没有依据其他命题，因此，该命题的缘起应当属于基于直觉的创设。而命题自身的复杂性，直觉的肯定或者直觉的否定，并没有强劲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唯心论之所以仍然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更为透彻、简明地考察其逻辑性，就需要根据逆否性进行识别。

考察“物是观念的集合”，这里的“观念”，首先，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观念，否则，当该个人不存在时，“物”也随之不存在，这显然过于荒谬；其次，这里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各类非常确凿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低于界的历史，换言之，人类及其观念产生之前，自然之物已经产生了，要让尚未产生的观念去产生业已产生的物，也显然过于荒谬；最后，这里的“观念”只能来自神的观念，也即“贝克莱的整个形而上学都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2——这正是各类唯心论不能在人类的基础上找到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而不得不最终归于神的帮助的根本原因。

然而，认可这里的“观念”来自神的观念，将面临新的更严重的：由于现实世界的“物”显然包含各种丑陋、邪恶的物，如果这些包含丑陋、邪恶的“物”是来自神的观念，则意味着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那么，“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这一论断是任何信奉神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必定是“被任命为爱尔兰南部的克罗因的主教”3的贝克莱所史料不及的。简言之，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导致与自身一贯认可的信念相逆否，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二、唯物论的罅漏

与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相似的是，唯物论观点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水者万物之本原”说，或者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把水解释成是一切事物由此产生和构成的基质”说4，尽管形式上存在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分，而根本观点都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

目今流行着的唯物主义主流观点尤其主要在中国大陆占据主流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并经由列宁及俄国其他哲学者加以系统化（以下统称苏俄唯物主义）。苏俄唯物主义最杰出的创建是：由列宁对物质概念给出了人类哲学历史上称得上最明确的概括；而最致命的缺陷则是将世界的组成过度抽象到近乎简陋的地步，并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的严重偏离——并且这一偏离甚至直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中国唯物主义）的囫囵吞枣式的照搬继承。其偏离点主要表现为：

恩格斯基于某种原因（注意其叙述上的改动，这种改动应当不是偶然的或疏忽的），在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后5，在具体划分哲学阵营时说“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6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7。

而苏俄唯物主义则在断言“我们所接触的一切现象，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如外部世界的事物和过程）；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现象（如我们的感觉、思想等等）”后，认为“凡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家，就是唯物主义者”8。

不难看出，恩格斯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划分哲学阵营的，而苏俄唯物主义则采取了较为简单化的处理——中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9，以下仅以苏俄观点为例进行说明。毕竟“自然界”的本原性远远丰富于“物质”第一性，后文将看出这一偏离的重大差别。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分为存在与意识或物质与精神的根本性划分是逻辑不完备的，或者简单地说，上述划分存在过于粗略的严重遗漏。具体表现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物中的“小孔成像”、海市蜃楼产生的影像，蓝天、白云在水面上的倒影，很显然，这类影像首先不可能属于人类（或类似人类）意识、精神范畴，并且也不应该属于物质范畴，毕竟这些影像只是临时甚至偶然存在的现象10。

二是关于空间、时间的归属问题。关于空间，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11，这样（暂且撇开该观点是否存在问题），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自身也就不可能属于物质范畴了。然而，空间又显然不可能属于精神范畴。对时间而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简言之，苏俄唯物论将世界过于简单地划分为“一类是物质现象”和“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直接违背了既备性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三、不可知论的自我删除以及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如前所述，“不可知论”的典型论点是“人心也不能经验到知觉和物象的联系”，如果要接受这一论断，则势必导致接受者对该论断自身也不能“经验”的结论，也即已经直接构成了自身观点不能够备接受的否定结论。换言之，“不可知论”在作出一论断后又演化出了直接否定自我的论断，从而违反了逆否性原则。类似的，极端的相对主义思维也是自我否定的。如所周知，其典型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A、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B、以及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提出的人“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C、其极端表现则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于A类观点，按其思路，如果“河”在“两次”是不同的，同样也应当根本就没有“人”存在“两次”的概念，因此原观点已经自我否定了。因此，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敏锐地感觉到了老师的不完全，而加以再彻底为B。然而，如果按照B类的“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思路，则又应当根本不存在“同一条河”的概念，这样B类也已自我否定了。而C类观点，如果作为命题成立，则显然其本身就是绝对的。因此，极端相对主义思维是缺乏逻辑性的。四、传统逻辑学的缺失

如所周之，传统逻辑学，主要是指自亚理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为核心的，以真、假二值为判断（命题）取值的普通逻辑。亚里士多德在初始构造逻辑学框架时，没有专列篇幅对判断亦或命题12的“真假值”以及“真假”本身进行严格定义性的论述。他在其《范畴篇》中首次提到“真假”时说13：

所有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必然被看作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

这似乎应当看作是，他对判断仅取“真假”二值的逻辑“必然”性的公设前提。

但是，在《解释篇》中，他也分别指出：

因为“菲罗的是”这样的表达，既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命题．也不能构成一个虚假的命题。“菲罗的不是”也同样如此。14

……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15。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但适用于普遍的非全称命题则并不一定是这样。

但关于将来事件的单称命题则有所不同16。

这一系列观点应当看作亚里士多德业已注意到对真假概念的使用，并非可以无条件的全盘套用，而是有其自身特定范围的，尽管那样的“范围”未必经受得起严格深入的区别性推敲。比如，“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也例外“并不一定是这样”，以及“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前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并非“全盘真假二值”的预留，尽管他以后一直也未再细究；而后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其未加严格定义的“真假”与“命题”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含混。因为后者将难以摆脱这样的循环：

要对命题的真假进行判断，必须先对什么是命题进行认定，而要对命题进行认定，又必须先判明该命题属于“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而既然判明该命题属于“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正是原先对命题进行判断的主旨。

换言之，判断的逻辑取值必须完全包括判断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值，也即判断的取值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还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不真不假”或“既真也假”等等情形，以下简称“介”）。传统逻辑的真假二值性至少并没有包括“难以确定或真或假”、“不真不假”、“既真也假”或“既假也真”等介类情形（其后三项被矛盾律和排中律否决了）；然而，而现实世界中理论与实践都明确存在不真不假、又真又假的现实情形，如北方的传统食品“糖葫芦”，要说“串糖球的杆在糖球里”和“串糖球的杆不在糖球里”既可以说都是对的，也可以说都是错的。简言之，由于传统逻辑的核心之一判断的取值采取了过于简略的真假二值，而严重违背了现实存在的选择性，因而是非既备的，或者说，传统逻辑自身是缺乏逻辑性的。

1另见拙作“论意义的世界本原”；客观唯心论的非逻辑性说明大意：“理念”、“（绝对）精神”如果是来自人类，则与人类产生的史实冲突；如果来自神则与本文的类似；如果是超越一切其他存在的世界本原，则由于作为原初构想又缺乏唯物论的直觉证验，从而在契合性上低于唯物论。

2[美]J•O•厄姆森著，曹秋华译,《贝克莱》,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00页

3[美]J•O•厄姆森著，曹秋华译,《贝克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28页

4[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20页

8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3页

9各种流行的哲学教材、论著及辞典都持有与俄国唯物主义的“第一性”观点相同的说法，参阅：1、商孝才、杨启辰、门忠民等主编，《哲学原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4页；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卷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8月，1150页。

10但是按照众所周知的列宁的物质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则该类影像又似乎是物质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列宁物质定义存在不足之处的一个注脚。

11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47页。

12参阅：袁方文，“判斷（I）及其邏輯施用規律”，香港哲学人文学会《人文月刊》，2003年11月号，总第119期

13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页。

14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0页。

第2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本土化；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

经过查询大量文献可以看出：关于各种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比较的文章不多，且更多的是对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的认识，对他们之间的外在区别和内在联系、共性与个性没有太多措辞，本文旨在对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进行比较。

一、高等教育哲学观概述

（一）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出生于1898年；1924年，26岁的他取得硕士学位，在达特茅斯学院讲授高等教育学，之后30年任耶鲁大学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教授，又10年在密芝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授高等教育思想述评，1969年退休，1978年出版《高等教育哲学》，1982年再版。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1］。作者认为普通教育哲学不能解决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把高深学问作为全书的一个基点，也是此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强调价值判断，考虑价值问题；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有限的［2］。

（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上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价值自由，摆脱价值影响；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强调知识本位，忽视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认为应该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追求高深学问的客观性和纯理论的研究，认为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求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3］。

（三）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楚廷，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后回到家乡湖北。1955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1979年以后历任数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后又研习教育学，并任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2000年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该观点逻辑起点是人的发展。张教授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人的生命特性体现在人的精神性，教育起源于人特殊的生命活动，高等教育具有超越性；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张扬个性解放、精神活力的特殊“人本论”；以人本为主线，从人的本体论出发阐述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智慧和修养，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人才是关键所在，应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4］［5］。

（四）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周光迅，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专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院长；1998年晋升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导师，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理论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科研工作。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周教授本身是哲学专业，他利用自身的优势专业结合对教育的认识提出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应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寻求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将哲学和教育联系起来的是大智慧；哲学是爱智之学，是教人产生强烈“爱智激情”之学，最终是教人追求大智慧；教育是使人开智的活动，真正的教育也是教人追求大智慧；哲学与教育是一致的：哲学是让人树立起爱智理念，教育是使人开智的途径；哲学让人“爱智”，教育使人“开智”；作者还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哲学思想的四大主题：天人合一、不言之教、明理灭欲、知行合一［6］。

二、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存在的一些共性

上述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基本上都是以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为源头，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在布鲁贝克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这几类高等教育哲学的新探索，事实上既是对布鲁贝克等前人研究的超越，又是一种继承创新，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引用贺武华在《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一文中阐述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兴起的几大特点：

（一）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从经典解读到自主寻思。一直以来，由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之普遍的经典权威性，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对作为鼻祖的布鲁贝克学说的研究传统和路径依赖。国内学者对于这本经典在中国的引进大致经历了从工具书式的引进到书评式的引进再到反思与批判式的引进这样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开始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实情，在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贺武华提到：基于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研究范式的考察，进一步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体系研究而不是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7］。

（二）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注重学科体系的建构。《高等教育哲学》原著的名称是On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而不是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所以，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关于高等教育哲学方面的论述，不是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对各种哲学流派的融合，不是提出一个新的哲学流派。高等教育哲学特定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中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在新兴之时，基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强调体系创建是有必要的。

（三）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密切关注实践，不断丰富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时下，运用这种哲学方法提炼教育思想，提高教育思想的理论水平，促进教育实践的理性化反思与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新增点，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哲学的思想理论［8］。

三、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哲学之间的联系

（一）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张楚廷教授提出来的。他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论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和政治论基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认为，虽然布鲁贝克把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与大学确立自己地位的两种途径看作同一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大学的本性肯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大学的功能、作用、地位并不能完全取代对本性的确认。而且，他通过对教育本性、教育原理、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直到教育方法进行考察，并对既有哲学的考察和对数种不同类型大学诞生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不完全有效［9］。张楚廷教授的睿智在于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怀疑的层面，而是用一种哲学观分析高等教育哲学。他深信哲学中有活生生的人存在，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就在人，追寻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核心就在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不再被异化。作者认为高等教育原本是作为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诞生的，高等教育是人的特殊生命活力的进一步腾升和上扬，进而提出“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并以此为依据关照高等教育可能的范围、程度、目的和方法等。由此看来，张楚廷教授并不是凭空提出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而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分析，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两论的质疑，运用的哲学观，在布鲁贝克两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样看来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还是有渊源的。

（二）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周光迅教授的《哲学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学》极大地丰富了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是中外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的传承与创新，无论是在研究视角、分析范式，还是在建构学科体系等方面，他都揭示了自己的独特与创新之处。布鲁贝克主要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曾经遇到的八个基本问题；周光迅教授从哲学基本立场出发，运用哲学一般原理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论述极富思辨色彩，是一次真正的哲学反思、哲学追问、哲学批判。因此，在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看来，教育所承担的价值使命，或认识论的（人出于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认识世界、掌握世界）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必须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承担起应有责任和义务；人们探索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或生命论的（以人本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以让人拥有一种“大智慧”为前提，这种引领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大智慧”才是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使命。此外，周光迅教授跳出“社会本位论”、“知识本位论”、“个体本位论”等以往研究教育的功能的套路，独具匠心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哲学的三大基本功能：重塑大学理念、提炼时代精神、引导文明走向［10］。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由布鲁贝克提出并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的；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以人为出发点；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涉及古代经典论述；无论是哪一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是对两论的批判反思，又是对两论的继承创新，并基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从古至今，思想开放的时代也是学术大为发展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者们的愿景［11］。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单从“认识论”或“政治论”分析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问题日渐凸显其片面性，缺乏说服力，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

［4］张楚廷.高等教育生命论哲学观［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9）.

［5］［9］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哲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6］［10］周光迅著.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哲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7］赵军.高等教育哲学的补白与旁释———兼论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J］.当代教育科学，2005（5）.

第3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中国管理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管理科学与思想的进程中前后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拿来主义阶段。大规模翻译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管理经典，对外来管理科学与思想不经消化，全盘被动接受，虽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管理实践进程，但陷入盲目崇拜、泥沙俱收的陷阱；第二阶段：反思阶段。近些年来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反思，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推进进程下新形势新问题不断的层现，资本主义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各类管理学派思潮的空前繁荣与大规模“入侵”，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管理思想内涵与外延，同时企业界也陷入前一阶段被动接受导致的问题产生阶段，对于该如何选择管理方法，该向谁学习不明确。第三阶段：创新阶段。在对西方管理科学的吸收与发展基础上融合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散落的朴实管哲学思维的整理与提炼拉开了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回归的思潮。

中国企业很多管理困惑颇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根源并非坏在管理科学方面而出在管理哲学思想范畴。管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管理是什么(what)，管理为什么(why)，如何管理(how)。现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管理上面，却忽略了对前两个问题的研究。

二、中国管理哲学

所谓管理哲学，就是对一般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称，是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部分，管理哲学兼具二者的特性。中国管理哲学分为“古典管理哲学”和“现代管理哲学”。

古典管理哲学以“安人”为最终目的，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法家思想实行管理，主张从自身做起，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其具体体现，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自我实现，而对物质方面管理层则较为轻视，用佛家思想弥补物质方面的欠缺，以进行管理，达到统治目的。

现代管理哲学以“和谐”为最终目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典管理哲学，又不是西方现代管理哲学的照搬。中国喜欢“仁”、“义”二字，喜欢“中庸之道”，是对古典管理哲学的继承，但经理过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后，又有所创新。目前中国管理哲学为“以人为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情结合”，将西方的人性化管理发展到一种更合理的境界，也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但这些都体现在如何管理上，而忽略了管理的本源，究竟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这些都是现代管理哲学应该发展方面。

三、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

管理是什么，首先必须对“管理”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有所了解。“管理”是一个活动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序是：首先通过授权形成一个明确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通过对客体自身规律的研究并结合授权者的要求形成一个方案，主体根据这个方案按自己的意志控制并改变客体，客体在自身规律的支配下进行活动，主体制定一个行为规范将客体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主体对客体的行为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客体的行为与主体的意志逐步趋于一致，从而使主体的目标得以实现。进一步简化就成为：管理，是主体通过客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活动。

为什么管理，组织和具有同生物体一样的局限，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完美并非是一个组织的特征，而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的竞争性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使得组织有必要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配置，适应社会的竞争，而进行资源配置需要协调分工，为了使资源最优化配置，分工后又需要协作，需要进行统一调配，分析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确定局部与整体的优先级别，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管理就有必要了，管理使组织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取得最佳目标。

四、中国管理哲学的改进方向

中国现代管理哲学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问题。“三个有利于”和“科学发展管”对中国管理哲学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结合，但对中国古典管理哲学挖掘不够，以及对西方管理思想思考欠缺仍是目前中国管理哲学存在的主要缺陷。

中国式管理方式是不健全的，因此，从管理科学来看，中国式管理是不存在的，但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式管理又是确切存在的。中国管理哲学侧重“管”，忽略了“理”，“管”是方法和工具的集合，而“理”是使用这些方法和工具的内在道理，这些道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人的发展规律。中国管理哲学在寻求发展时，忽略了对这两大规律的思考，因而也忽略了对“管理是什么和为什么管理”的探索，导致了中国管理哲学的欠缺。

现阶段的中国管理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时期，中国式管理迫切需要从管理科学上得到确立，中国管理哲学发展是第一步。中国管理不仅需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与智慧，而且需要深入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科技应用于生产需要研究与实践，管理提高效率也需要研究与实践。中国管理哲学需要深化对管理本质和管理原因的理解，不能专注发展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注重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对其根本的探究。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繁荣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中国管理哲学深化挖掘古典哲学的精髓，吸收、消化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注重对“管理”本质的研究，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也将迎来其极其辉煌的时刻！

第4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第5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维护献血者及受血者和采供血机构、医疗机构公正的重要依据。从血液安全管理的角度来看，献血者档案是无偿献血者个人血液各项指标、身体基本健康状况及血液受益人等方面真实有效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因此管好用好献血者档案，对日常管理好献血队伍、对应付采供血紧急任务起着重要作用。

当前献血者档案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一是对档案管理重视不够，设施较为简陋。

部分领导对献血者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误区，认为献血者档案工作就是保管的事务性工作，不是单位中心工作，只要不丢失，不泄密，能应付外调、查阅就行了。甚至有些领导认为档案工作只是档案部门的事，或认为直接是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的事。因此，往往未把献血者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到议事日程，不够重视献血者档案管理工作，档案室建设设计不标准、不规范，六防设备不配套，易引起档案材料霉变、虫蛀，影响档案的美观整洁、完整。

二是档案管理人员管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档案管理人员大多数是兼职，因此导致了管档人员工作变动频繁，加之管档专业知识培训较少，业务不熟，对档案的重要性、管档要求、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装订等业务不太了解，难以适应档案管理工作。又因为大多数档案人员身兼数职，对档案工作精力投入不足，因此会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水平。管理手段也较陈旧，调阅档案时喜欢采用原始的手工操作方式，信息化程度不高。有些先进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充分挖掘和发挥，不利于档案管理效率的提高，还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甚至直接影响到献血者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如反复调阅纸张变脆、字迹褪色。

三是献血者档案收集归档工作力度不够。

第6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哲学特征分析阶段性构建

一、企业管理的高度——构建合适的企业管理哲学

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一套管理哲学，因为哲学基本上就像一只罗盘，能指引企业经营的正确方向，帮助企业迎接挑战，可以获得职工、消费者、社会的大力支持，从而帮助企业追求成功。“爱的循环”的提倡者吉田忠雄是YKK拉链公司的总裁，YKK拉链公司制造的拉链占世界总产量的35%，他将利润分成三份:三分之一是以质量较好的产品以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和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撒播善的种子，那么，善还会循环归还给我们的，善在我们之间不停的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企业管理哲学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不仅在国内可以适用，而且在国外也能大行其道。这也正是我们在跨国经营时代所应强调建设具有很强适应性的企业管理哲学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企业管理哲学建设的必要性

1.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迅猛发展的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其中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的有关问题时，笔者以为，中国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构建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更应该强调构筑自己的企业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以免被别的国家文化所同化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2.西方企业在中国本土经营的成功启示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中国登陆，中国企业面临着全球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和哲学的严峻挑战。加入WTO后，形势更加复杂。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都是具有超强实力的巨型企业，它们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大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世界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使中国处于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的跨国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挑战是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多国公司面前是亦步亦趋还是自我崛起，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企业发展高度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好，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长久生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西方公司的做法。西方公司不仅愿意采取国际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而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入乡随俗创立相应的管理模式。比如:把人员流动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一个不变因素;扩大招聘范围，不只局限于招收名牌大学毕业生，着眼于立足本地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改变过去的一贯做法，减少外国经理的数量，多给中国员工晋升的机会，避免中外冲突;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等。这些做法对于中国的企业怎样在本土各地经营以及走出国门开展异地经营都是很好的借鉴。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本土化成功，直接打压着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仍一味模仿西方公司的经营方式，不去做挖掘深层的本土和异域的生存土壤的努力，形成一种更能符合中国本土和国外文化的企业文化和哲学，中国公司的生存、发展道路将会变得比入世前更为艰难。

3.体现赋予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征的内在要求

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首先应该是能够充分挖掘与利用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能够建立起符合全体国人的企业哲学。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讲求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讲求道德诚信，崇尚美德，而诞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业精神，在被中国企业照搬进来时，却忽略掉了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前提，这使得理念变形的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即使这种学习不走形，以西式商业精神为视角的亦步亦趋，也很难造就出强大的可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中国企业。盲目照搬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来构筑企业哲学和文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找不到自己的特色、地位和方向，其成效显得非常有限。一个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都缺失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在国内立足的，更谈不上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三、企业管理哲学的阶段性构建分析

在讨论怎样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企业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因此，在不同阶段企业应该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价值追求，给它们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意义，否则，我们在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发挥不了管理哲学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所以出现了索尼的开拓、独创精神和松下的饥饿精神，也出现了华为的压强精神。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企业文化和哲学的探讨就被赋予更高更新的含义。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标志。爱的循环精神就为企业的成功获得了国内外的强大哲学支持。:

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期，对企业的管理哲学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此时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不仅只是关注国内的可接受问题而且也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外认同问题。构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体现本土化全球化的实质性的企业管理哲学可以说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能被尽可能多的民族认可的独具特色的“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那么，中国众多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时，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营哲学呢?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国际大舞台呢?笔者以为结合中国正处于向外发展初期，中国企业的经营哲学应该体现出一种饥饿精神、自主独立的精神和敢于搏强的精神。这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考虑一个企业经营哲学的构建:产品研究与创新性上，追求自主，我们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专利，而且更要主张自我开发与创新;生产上，要自创品牌，延长自己的生产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不能过于满足贴牌生产;营销上，可以借助国外的营销渠道和手段，但不能完全依附，否则，企业的独立性永远难以实现，在国际上仍无法展示自己的身影。总之，反映这种经营态势的企业管理哲学，应该是一种力求自主、拼搏图强的哲学观，而不是一种盲目屈从国外大公司的经营范式。随着经济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在经营时应该审时度势，及时转变自己的经营指导思路，不惧怕诸强，拼搏挤压，构筑起能反映目前自身经营特点的企业哲学理念，指导本企业打造为世界真正强大的成功大企业。

参考文献:

[1]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第7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科学管理管理哲学化

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需要应运而生的。总体来说，人类的管理经过本能、经验、科学三个阶段，而当下，正在由科学管理向哲学化进步。

一、从本能管理到科学管理

人类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个人的地位与魅力。那个时候，大凡优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圣人，他们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们凭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开创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国的“仁政”。东周“百家争鸣”的时候，诸子开始总结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经进入了尾声，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经验管理时期。

当人类积累一定管理经验的时候，借鉴前人经验成为管理智慧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阶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历史，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资治通鉴》也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经验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经验毕竟是前人的经验，不可直接使用。更让人惋惜的是，中国的经验管理因循色彩和习惯都很浓重，以至于没有朝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经过工业化的催动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到今天为止，从泰勒到德鲁克，管理科学已经成了一门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的科学。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二、从科学管理向哲学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人类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中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都看到这样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甚至失败。

首先，科学止于人性。科学管理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原先的所说的科学层面的管理，其实都是单模块的“事”与“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财务、营销、生产、甚至人力资源的部分内容。当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科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其次，科学管理是分专业的，是以相对特定的领域和静止的环境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系统，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这些具体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研究更高层的规律，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和化无常，确立组织的根本规律，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辨模式了，这就是管理哲学。

当人类管理进入真正的“人本”时期，进入整体思维时期，进入不是对具体表象而是对规律加以研用的状态，就是管理的哲学化开始。管理的哲学化不是否定科学，相反，管理哲学化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

那么管理哲学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业文化来代替，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国术语来说，管理哲学的内容起码应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为本。立心，就是确立企业的基本精神、性格、价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业在若干问题上的决策依据，如:稳定与发展，合作与竞争，知与行，个体与团体等。这些问题与企业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绝对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与规则，尤其包括企业权利体系，这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立人，在企业是培养团队，在个人则是安身、立命、智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罗、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

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因此，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辩方法，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这就是说，在现代管理中，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

四、中国式管理哲学

第8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我科于2004年11月4日收治1例头痛待查患者，后出现脑出血行气管切开术，其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患者，女，62岁，2004年11月4日因头痛、头昏1周收入院，查头颅CT未见异常，行扩血管对症治疗后效果不明显。于11月10日患者早晨6am上厕所时，突发神志不清，呼吸骤停，立即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查体:呈深昏迷，双侧瞳孔不等大，左侧直径约5mm，右侧直径约2.5mm，对光反射消失，T37℃，P76次/min，BP100/65mmHg。立即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后，呼吸次数14次/min，BP80/50mmHg，血氧饱和度99%～100%，立即遵医嘱，使用升压药物30min后，血压升高为120/90mmHg。下午4pm体温高达39.8℃，给予冰敷、冰枕等物理降温，效果不理想。因病情危重，不能进一步完善检查，经上级专家会诊诊断：（1）脑出血；（2）高血压病3级。经禁食、物理降温、升压、抗感染、支持、保持呼吸道通畅等综合治疗，发病第3天，患者出现意识恢复，自主呼吸恢复。发病第5天9am，拔掉气管插管，于当天下午3pm突发神志不清，呼吸骤停，血氧饱和度78%，立即在病房行气管切开术，吸出大量脓痰及胃内容物，自主呼吸恢复。气管切开术后30天患者病情稳定，肺部感染控制，行气管切开封管试验，试验2天后，患者出现嗜睡状，呼吸困难，T38℃～39℃，血氧饱和度80%，肺功能衰竭，气管切开封管试验失败。在恢复期又进行过2次封管试验，均告失败，后因家属要求带气管套管于2005年4月5日出院。出院时患者神志清楚，四肢瘫痪，消瘦，肺功能衰竭。

2护理

2.1气管插管的护理患者呼吸骤停后立即通知麻醉科行气管插管，去枕平卧，头偏向一侧，及时清理口腔内、呼吸道内的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每班认真床边交接，用尺子测量气管插管的长度，从牙垫至呼吸机接头的距离，一般为9～11cm。接呼吸机后，观察患者胸廓起伏，每次翻身后检查呼吸管道是否脱落，呼吸机报警时，要注意检查是否电源中断，痰液堵塞管道或管道脱落、漏气，中心供氧压力不够。每4h放气管插管气囊内的气体，20～30min后再充气，防止气管黏膜水肿、充血、糜烂，定期湿化气道，每班交接班时向呼吸机湿化瓶内注入10ml的蒸馏水，观察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并做好记录，观察患者的自主呼吸是否恢复。

2.2高热的护理患者于发病当天下午4pm出现高热,T39.8℃，使用冰枕，并用冰袋置于腋下、腹股沟处冰敷，通过物理降温的方式进行降温，但患者血压偏低，禁用酒精擦浴。同时加强抗生素的使用，马斯平1g加生理盐水40ml每6h静推。每30min测量体温1次，至体温降至39℃以下，改为每2h测量1次。患者是中枢性高热，各种降温措施效果不理想，应做好解释工作。

2.3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患者的病情多次发生变化，笔者应严密观察神志、瞳孔及体温的变化，并做好护理记录。准确记录24h出入量，严格控制滴速30滴/min，遵医嘱使用甘露醇、速尿等脱水剂时，注意观察小便的颜色、性状，定期检查尿常规及肾功能、电解质，防止肾衰竭。患者的血压不稳定，使用升压药物时，应注意配制升压药物剂量的准确性，每小时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随时观察患者自主呼吸是否恢复，做好记录，以便于改变呼吸机的使用模式，及时拔除气管插管，防止气管黏膜长期受压，出现水肿、糜烂，患者自主呼吸于发病第3天恢复，这时应注意及时清理呼吸道，保持呼吸道通畅。为了加强营养，笔者于患者发病10天后置留胃管，这时应注意观察胃液的颜色、量，了解是否有消化道出血，定时鼻饲止血药物。每日进行口腔护理时，应注意观察有无真菌感染。

2.4呼吸道的护理患者于拔除气管插管当天下午3pm，出现呼吸骤停，立即在病房里进行气管切开术，笔者采用“丫”型气管套管，便于连接呼吸机。气管切开术后，吸出大量脓痰及胃内容物，同时自主呼吸恢复。在床边准备急救药品，呼吸机处于应激状态，准备气管切开护理盘、物品有：无菌手套、无菌纱布盒、无菌吸痰杯、无菌一次性吸痰管、无菌镊、无菌蒸馏水及气道湿化液。严格按照气管切开术后的无菌操作规程执行。

2.4.1病房内空气消毒室内保持一定的温度（18℃～20℃）和相对湿度（50%～60%），每班用84消毒液拖地，紫外线消毒室内空气，谢绝探视。

2.4.2内套管的消毒处理方法每6h清洁消毒气管内管，用流水彻底清洁气管内管。每次清洗后，应仔细检查有无异物，然后用0.5%戊二醛浸泡30min，用无菌蒸馏水冲洗后再放于气管套管内，放气管内管时动作应轻柔。

2.4.3气管切口的护理气管切开后，严密观察伤口有无出血现象，气管切开局部应保持清洁、干燥，根据分泌物多少及敷料的清洁程度决定换药次数。一般每天1～2次，被痰液浸渍的纱布随时更换，切口周围用0.5%碘伏消毒，每天2次。

2.4.4掌握吸痰技巧吸痰时取无菌吸痰管，动作宜轻柔，不宜插入过深，由深至浅，左右旋转，边吸边提，切忌在同一部位长时间反复提插式吸痰。每次吸痰管应更换，吸痰时间不宜超过15s，吸痰的次数应根据病情、有明显的痰鸣音，或是患者有剧烈咳嗽时而定。如痰较多时，可间断吸痰，待患者反应平稳后再吸。

2.4.5保持呼吸道湿润根据有关文献报道［1］，湿化不宜采用生理盐水，而应用无菌蒸馏水。笔者采用三种湿化的方法：（1）雾化吸入，每次6h。雾化液的配制：无菌蒸馏水100ml加庆大霉素16万u、α-糜蛋白酶5mg、地塞米松5mg。（2）气道内滴药：每小时气道内滴药，每次0.5ml,湿化液的配制：无菌蒸馏水100ml加庆大霉素8万u、α-糜蛋白酶5mg、地塞米松5mg。空气干燥时，应增加气道内滴药次数。（3）湿化纱布的覆盖：用一次性注射器抽取无菌蒸馏水，均匀洒在覆盖于气管外口的湿化纱布上，定时更换。

2.4.6严格执行各种消毒隔离制度氧气管、气道湿化管、吸痰杯的每日更换，内套管每日定时清洁、消毒。吸痰管一次性使用，口腔内与气管内吸痰用物严格分开。每班用84消毒液拖地，用紫外线消毒室内空气，谢绝探视。吸引器的储液瓶每班清洁、消毒后，放入84消毒液，吸引器的连接管用84消毒液冲洗、浸泡、消毒，每周2次。雾化吸入用的螺纹管及雾化罐使用后，用84液消毒，每次使用前用蒸馏水冲洗以减少对患者呼吸道的刺激。气管切开护理盘，每班清洁消毒1次。

2.4.7气管封管的护理经过积极治疗，患者的神志清楚，生命体征稳定，肺部感染得以控制，患者于气管切开后1个月进行气管封管试验。因为患者曾发生过气管误吸，而气管误吸会导致封管试验的失败,所以应注意防范:（1）严密观察患者神志的变化，及时彻底的清除呼吸道内的分泌物，并注意观察分泌物的性状，是否有胃内容物存在。（2）注意观察呼吸、血氧饱和度并作好记录，必要时做血气分析。（3）在鼻饲时注意冷热适度，速度缓慢，并抬高头部30°，每次量不过200ml,以防止胃内容物反流，引起吸入性肺炎。（4）定时翻身拍背，鼓励患者咳嗽。（5）鼓励患者做吞咽动作，以便于可以进食少量的固体食物。患者在封管第2天，出现嗜睡，T38℃～39℃，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80%，立即通知医生，放开气管封管、吸痰，吸出大量脓痰，因病情加重，封管试验失败。

2.5恢复期的护理患者长期带气管套管，不能说话,应做好心理护理，注意医护人员的语言行为，多与患者家属交流，如提供写字板、纸、笔,及时了解患者主诉。患者长期卧床，应加强基础护理。注意口腔的清洁，长期使用抗生素应观察有无真菌感染。加强皮肤、留置尿管的护理，因患者长期鼻饲流质饮食、大便失禁，应注意肛周的护理。加强肢体的被动功能锻炼，防止四肢变形，患者在卧床5个月的时间无口腔、泌尿系统并发症、肛周糜烂及褥疮的发生。

第9篇：哲学观论文范文

1 陶瓷造物伊始，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古人便无意识地引入了数字因素，并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制陶出现以前，古人利用单纯一种物质造物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例如，木器、石器及其他植物的造物等。制陶活动伊始，便利用钻土、水及火等进行造物活动。人类逐渐突破了简单的孤立的“一”，由“一”逐渐推进“二”、“三”物，乃至“万”物。

2 随着陶瓷生产的发展，陶瓷生产中对于数量变化的这种无意识状态逐渐转化成有意为之的状态。    

在陶瓷生产过程中，材料逐渐丰富的同时，烧成温度也逐渐提高，从露天烧成到封窑烧成，再到横穴窑、竖穴窑，直至龙窑的出现，窑炉在结构、大小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窑温，为陶瓷制品的烧成做技术的准备。与以前封窑相比，商周时期出现了由窑室、火膛、火门、窑算等“四”部分组成的窑炉，这种在数量上细化窑炉的做法，直接影响陶器的烧成，进而提高陶器的质量。古代陶工为了某种生产目的，总是在数量上或增加，或减少烧陶窑炉的尺寸，旨在达到预想的生产目的。为了增加烧成温度，陶工有意识地将“火膛加高可以多容纳采草以增加火力，而算孔虽有所减少，但算孔径加大了，可以使火膛的强大火力集中进入窑室，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

3 数量多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陶瓷制作的质量，直接决定着陶瓷生产工艺的变革，甚至影响到生产总量。   

战国、秦汉时期，烧制陶瓷的窑炉逐渐变化成“龙窑”，龙窑的显著特点是装烧量较大，产量高。另外，龙窑的较长、较大的窑室可以提供稳定的窑温，这是保证烧制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    

此外，人们有意识地细化生产的工艺流程，分为采矿、材料配制及制作、陶瓷产品成型、施釉与装饰、干燥及烧成等。实践表明，陶瓷生产工艺过程在数量上的划分及其有效衔接，直接影响到陶瓷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而言，工艺划分越细，陶瓷制品的产量和质量越有保障。由此可见，一方面，陶瓷数理因素受到陶瓷生产实践的制约;另一方面，陶瓷数理方法论又直接指导着陶瓷生产实践。生产环节的增多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反之成本相对降低。例如，在青花瓷制作中，坯体分水与绘制，既可以分成两个环节，又可以合并为一个环节，这种分合需要根据产量需要来决定，量大时可以一分为二，反之，便可以合二为一。

4 数字体系贯穿于陶瓷生产全过程，使陶瓷生产、经营管理及产品销售和消费等得以更加理性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