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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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2. 诉和诉权的理论与实践

    3. 试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4. 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5. 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裁判的抗诉

    6. 关于民事诉讼主体制度的研究

    7. 关于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研究

    8. 对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研究

第2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明代民事案件从诉讼方面看,有比较完整的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对案件的受理也有一定要求;审判的制度仍然实行据状纠问制,即审问必须根据诉状进行;判案制度基本遵照法律的规定,在认定双方当事人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后,依据法律基本原则进行处理。

一、案情简介

明朝人陈玉秀所着公案小说《律条公案》中的一则故事。

淮安府清河县龙光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钱佩和胥庆。嫁后,她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钱家的是个男孩,叫钱明。胥家则生了个女儿,叫做赛英,恰巧二个孩子又是同岁。当这两个孩子五岁的时候,由舅舅龙祥作为媒人,两家人为孩子定了亲,并下了聘礼。这在当时被称为割衫襟为亲。

不想此后钱佩的家境败落,胥庆听说便将女另聘李贤。钱佩托龙祥去责问,要求尽快给双方的子女完婚。但胥庆置之不理。钱佩无奈只得向清河县具状控告,他的状纸上说:“告状人钱佩,系本县居民,为胥庆违背婚约导致家族绝祧一事提出控告。当年我曾由龙祥为媒,聘定了胥庆长女赛英与男钱明为妻。今天,两家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便托媒人催促完娶”。不料胥庆看我家经济状况不如当初,便又接受了富人李贤重聘,逼立休书。举家震惊,感到实在不该生这孩子。娶媳为了继承宗祧,遭到这样的变故,就有如决了我家的后嗣,誓不戴天。恳请老爷可怜贫穷之人,使我的儿子能够完娶。当时,赵士登是该县的知县,准了状子拘提胥庆,没想到胥庆提出了反诉说:“我的女儿赛英曾由其姨夫钱佩为媒,聘与他的侄子钱忠为妻。不幸钱忠父子相继死去,他竟逼迫我将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钱明为妻。不允别聘。切思尊卑亲属,兄娶弟妇,破坏伦理纲常。请求老爷惩治奸徒。”县令也准诉。次日,把两个人都勾拘到堂。县主问胥庆:“你一女已经许配钱明,怎可以再聘?”胥庆说:“小的当时将女许嫁他侄钱忠,钱忠死,另行改嫁,是很正常的。”钱佩反驳:“当时过聘,媒书可证,怎么说许给了钱忠?这纯属抵赖,望老爷把女儿还给我的儿子让他能够完婚,使我的家族能够延续。”县主问龙祥:“你为媒人,孰是孰非,公道说来。”龙祥答道,两家确实自愿结婚,由其做媒人,并支付了聘礼。县主随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胥庆、钱佩是嫡亲两姨姻亲关系,依律不宜结婚,应当离异。胥庆在当初定亲时已经有了过错,受人聘礼却又撕毁婚约,重责三十;钱佩违律结婚,重责十板。”并据此判决,胥庆之妻与钱佩之妻本系姊妹,而婚姻大事,礼制上有明确规范,而律例森然。胥庆既受钱佩镯环之聘,不合改图二姓。但赛英与钱明,实两姨之姐妹,安可违禁成婚?各捏虚词,并应拟杖。聘财入官,男女离异。

二、案例评析

明代公案小说十分流行,内容上以民事、刑事案件为主;形式上都收录有原告的状词、被告的诉词和官府的判词。而从其功能上来看,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之作,而以司法诉讼的实用性为其原则。其中的法律故事,虽说出自小说家言,可以认为是当时法制状况的一种实录。而这一类小说中,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一些民间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小案件,多半如所引案例这样波澜不惊,即便其中有些周折,如这里胥庆那样悔婚在先,由捏造事实妄图抵赖,但在明察秋毫的老爷面前,这种伎俩不值一晒,总能明断是非。但也正如此,才更贴近当时社会法制的现实状况,越来越为研究者所瞩目。

至于这一案件,是一起平常的婚姻争讼。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诉讼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些特点。

从诉讼方面看,本案记载了当时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

首先,关于的制度。纵览中国古代法律,一般可以通过五种方式实现。其一,当事人告诉;其二,一般人告诉,即非当事人或者其亲属的第三者向官府进行告发;其三,犯罪人自首;其四,官吏举发,即指没有审判职权的官吏发现犯罪和犯罪人而进行的举发;其五,审判机关纠问,即在没有个人控告或有关官吏举发的情况下,执掌审判的官员发现犯罪后,有权主动追查犯罪、进行审判。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息讼”是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的首要价值取向。因此,除非命盗、或反逆重案一般不采取后面的四种方式。特别是第二种,一般情况下,这类人都被看成是“讼棍”、“刁徒”加以打击。而如本案中钱佩那样亲自具状向衙门控告,是在基层司法进行诉讼最为普遍的一种启动方式。

而要有诉状,即今天所说的书,民间称之为状子。明代的一般要求用书面方式,按照一定的格式由本人亲自书写,如果无法正确书写状子的,可以由人代书,但必须注明。状子中首先要标明诉状人姓名,所告何事,若有必要还应该写上告状人的籍贯,具体说就是告状人某某告为某某事,然后要写明具体情况或经过,最后是诸如本案中所述“恳爷怜贫,剪恶完娶,阴功万代”之类的套语。而状纸中的内容,按规定要求据实陈述。但实际上,为了引起官方的重视,博取同情,一般在状子中都要有些添油加醋的成分。如钱佩的诉状中就把悔婚一事上升到断子绝孙,不共戴天的高度。这恐怕是一方面,想让老爷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在暗示如果老爷不能解决问题,难免要发生更严重的事件,多少有要挟的意味。

其次,案件的受理。中国古代对案件受理也有一定要求。除了规定必须得有受理权的职能部门才可接受案件之外,对案件受理条件也有着具体要求,告状必须符合要求,否则不予受理。但由于社会生活极其复杂,这一规定实际上很难行得通,所以明代从法律上取消了这些规定。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明代的官府还是对案件的受理设置了不太严格的规定,通过以上案件可以看出至少要有原告、有被告、有事实和理由等等。

第三,关于审判的制度。在明代仍然实行据状纠问制,即审问必须根据诉状进行。本案中钱佩和胥庆原告、被告两人当堂接受赵知县的审理,这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庭审方式。由原告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相应的证据,被告提出自己反驳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相应的证据,当堂对证。

一般来说,我国古代诉讼以口供为最重要的依据,但从所引案例来看,赵知县在听取双方陈述后,便直接要求原告举证,当原告拿出当年的婚书,并且由媒人作了证实之后,径直作了判决。这说明至少在民事审判中,除口供外,其他证据也是定案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依据,而且不同类型的案件,要求原被告以不同种类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第四、关于结案的制度。一直以来,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基层司法机关对于民事案件,采取了一种“父母官”式的审判模式,即在庭审中多以调解结案,或判决不按照法律的规定,而是按照情理裁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显然是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汪辉祖在笔记中就指出,州县官在案件阶段,可以按照情理对诉状做出批示,推动案件调解结案,但一旦进入庭审阶段,那么必须依照法律进行裁判。而明代

法律中就明确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令,违者笞三十”。明确规定对案件的审结要求司法官吏按照法律给犯人定罪。从本案的最后审理结果来看,基本遵照了法律的规定,在认定了双方当事人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后,依据法律基本原则作了处理。

但从这一案件中也可以看出,在处理民事案件中,法官在适用法律上,在遵循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是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从本案的法律适用上看,主要是依照明朝法律《户律?婚姻》中“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以及“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的规定。在案件中,胥庆、钱佩两家所订立的婚姻关系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也是礼制不容许的,这是本案中的原则性问题。因此,这样的婚姻关系一旦诉至官府必须解除,责任人应当承担违法失礼行为的责任。这使国法纲常都得到了伸张。但鉴于百姓法律知识不足,这类事情层出不穷,对于如胥庆、钱佩这样的违制婚姻的主婚人,虽然不能不罚,但是从轻发落。本应当各杖八十,但执行上,却只是打了十板,而胥庆多出的二十板子,则主要是对于他悔婚的处罚,但按照法律这种行为本来应“杖七十”。赵知县即是按照这个思路做出的裁决。

从婚姻制度上看。这一案例表明,明朝关于婚姻方面的规定有很强的延续性,从基本制度上来看,基本沿袭唐宋旧律,而传统的礼制仍然被部分保留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之中。如媒妁之言仍然被视为婚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主婚权属于父母,而双方父母也是发生违制婚姻时的第一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处罚;名义上,婚姻的缔结仍然要履行所谓的六礼程序,但实际上已经被大大简化,只部分保留了一些名目,最关键的是要有婚书和聘礼,这是两个基本的要件,是婚姻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也是一旦发生婚姻纠纷最有力的证据。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通常我们说唐明律之间在内容上的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重其所重,轻其所轻”,这反映了国家对人民日常生活干预的减弱,如本案所涉及的婚姻问题上,关于悔婚的处罚,唐律规定有婚约又反悔的杖六十,而明律则笞五十;而如果另许配他人,则唐律杖一百,而明律规定则杖八十。

而从实际的司法实践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则更加明显。如本案中,胥庆、钱佩两家人所订立的婚约相当有问题,实际触犯法律不只一条,前面已经指出,姨表亲结婚已经是违制,而且,按照明朝法律规定,强调“男女婚姻,各有其时”,即适龄者方许结婚,规定禁止“指腹”和如本案中那种在子女尚未达到适婚年龄就“割衫襟为亲”的行为。然而这样的制度,百姓固然置若罔闻,甚至可能真的是全然不知,否则,钱佩也不敢拿着这样要求保护违制婚姻的状纸向衙门控告;而官府对这样的婚姻问题也大有见怪不怪之势,虽然不能不依法判决前一个婚姻关系无效,但处罚从轻,不予深究,反而是更多责备胥庆不该中途悔婚,似乎从内心中认可了这种并不合法的婚姻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认识,才导致了清代“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这样的条例出台。

【参考文献】

[1]明陈玉秀.律条公案.[M].

[2]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4).

第3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一）立法上的缺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根据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篇。然而，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方面的法条数量又很少，纵观整个执行篇，也才是33条，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关于执行方面的规定是及其匮乏的。这就导致在实务界中，执行法官在执行判决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可遵循，导致大量程序无法操作，或者操作随意进行。而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分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实践中“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更使得被害人处境雪上加霜。附带民事诉讼本身具有兼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为一体的特殊性，所以，无可避免现行法律上的冲突。

（二）法律意识薄弱是执行难的“观念障碍”法律意识薄弱，主要针对当事人而言的，具体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于申请人而言，往往没有意识到将来面对执行的风险，在提出赔偿请求后并没有积极主动去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及财产来源，当进入到执行程序后，以为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就可以拿到赔偿，可是现实却让人傻眼，由于执行人员基于案件繁多，并没有精力及时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这就为被执行人“主观执行不能”提供了转移财产的良机，最终导致执行无法进行。当自己的权益得不到实现的时候，往往就会把责任归咎于法院的执行不力，而忽略了自己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最起码的责任。第二，而对于被申请人而言，法律意识更是薄弱。在司法实践中，被申请人往往有着极大的抵触心理，自己不但不主动履行，在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后反而会千方百计转移财产。

（三）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乏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缺乏对执行机关具体的监督立法。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检察院刑诉规则》都有对执行问题的相关规定，但是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确实存在相关的问题，如：检察院在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中，并没有具体的负责部门，也没有明确的监督方式，这些情形的存在使得检察机关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执行分权理念的深入可以达到一定的相互制衡作用，执行分权有效避免执行案件各个环节都由一个执行合议庭或者一名执行员负责，由于缺乏监督而滋生腐败和效率低下的现象，并且有利于减少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

二、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解决方案

（一）进一步完善立法纵观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不难发现，我国关于关于执行方面的法律是及其有限的，法条与法条之间的逻辑结构也不是很清晰，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一部强制执行法，这也是学界、实务界长久的呼声。目前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是以民事诉讼执行为依据，但在理论上，执行与审判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拥有一部单独的民事执行法。这对解决我国执行难问题窘境会有很大的改善。日本为了尽可能实现民事执行法的现代化，于1979年制定了新的民事执行法。我国也应该借鉴他国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独立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指定单行强制执行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一直将执行立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贯彻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这是法治进程重要的新篇章，也是加强民众普法的新篇章，只有不断加强法制教育，让老百姓学法，懂法、守法，增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的社会意识，这样才能减少他人的不法侵害，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问题上，更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普及，人民大众的法治理念存在了，在执行的时候也就没有了抵触心理，进而使得执行顺利进行，甚至不需要执行即可自觉履行。

（三）建立社会财产登记和公示体系笔者认为建立社会财产登记体系和公示体系对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借鉴德国的两项制度。即“代宣誓制度”和“债务人名簿制度”。所谓“代宣誓”，是指当债务人面对执行需要，但是自己无力清偿或者自己所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请求法官，要求债务人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的一项法律制度。“债务人名簿制度”，是指在一定辖区内，每一个执行法院里都有一份“黑名单”，该“黑名单”上记载着债务人承诺过的“代宣誓”证言。这些“代宣誓“证言在一定范围内是公开的，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该项措施的推行，将会对债务人的社会诚信问题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和经济往来中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经济损失。

（四）以国家补偿制度弥补绝对执行难问题执行难的成因错综复杂需要对症下药。结合“不能执行”的“执行难”的特性，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附加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等手段来拓宽申请人执行难的救济途径。针对“客观不能执行”的问题，实行对被执行人“执行豁免”。而国家补偿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制度。我国著名教授陈仓，薛宏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确立，不是国家的义务和负担，而是国家的职责而已。笔者认为，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执行主体的特殊性，如果光依靠国家法律的强制性来予以保障执行的话，十分有限，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的投入参与，如借助社会保障机制，实行国家补偿制度，但是，关于补偿的资金来源和具体的运用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规制。

三、结语

第4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民事诉讼法》第51条所规定的当事人自行和解，另一部分是《民事诉讼法》第八章所规定的法院调解。当事人自行和解与诉讼调解都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本质上都是当事人之间合意解决纠纷的行为。不管是诉讼中的当事人自行和解还是法院调解，法官都有一定的介入。但“介入”的“度”要适当把握，否则，要么出现法官的职权行为由于过分干涉当事人的诉权以片面追求调解率的情形，要么出现法官对当事人及诉讼程序失去必要的制衡与约束而无法达到良好的管理。在我国，法院调解与当事人自行和解二者似乎趋向两个相反的极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和二者，以构筑一个能够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有效的诉讼和解制度，而诉讼和解与诉讼调解的区分及孰优孰劣的争议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弊端1．缺乏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中，诉讼和解一般被视为契约行为或诉讼行为而被赋予相应的法律效力。在我国，由于法律上没有定性，《民事诉讼法》第51条所规定的诉讼和解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与法院调解相对完备的制度和效力保障相比，《民事诉讼法》第5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只是对当事人自行和解作了简单的描述，没有具体规定和解的适用条件、程序、内容、效力等问题。由此也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主观印象:似乎法院调解比当事人自行和解更为重要。而这一误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进一步体现是:法院调解的过度膨胀和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日渐萎缩。2．对诉讼当事人缺乏适当的制约和管理。为鼓励和解，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和解以广阔空间，当事人可在诉讼过程中的任何时间、不限次数地提出和解请求，但这样的和解随意性过大，当事人可以无数次地和解也可无数次地反悔，难免出现拖延诉讼的情形。其次，由于缺少程序的制约，纠纷当事人在对抗性心理作用下一般难以慎重考虑对方的和解请求而不管该请求是否合理，即使对方提出的和解条件很可能与诉讼结果相差不大，甚至高于裁判结果，当事人仍然愿意坚持诉讼，从而徒耗人力财力。最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一般以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程序，但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就同一纠纷再行，这不但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而且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是在二审程序中，还会导致执行生效判决与履行和解协议之间的矛盾。3．和解率低，多为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替代。据对我国某市两级法院2002—2006年间的结案数和诉讼自行和解数调查显示，诉讼和解案件占所有结案数的比重最高仅2．0%，最低仅0．4%，其平均值为每年1．44%。［1］所调查的三个基层法院和一个中级法院从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间，诉讼和解结案数共172件;和解撤诉后又的案件总数为57件，和解撤诉后又案件数占和解撤诉案件数的比率为33．1%。［1］该数据虽是不完全统计，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事人自行和解效率非常低，且彻底化解纠纷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由于制度上的缺失，自行和解不能对当事人形成有效的制约和保障，严重挫伤了当事人通过自行和解方式解决纠纷的积极性，转而寻求其他的纠纷解决途径。

(二)法院调解的缺陷在我国，法院调解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已深深扎根于我国的司法诉讼实践。然而，法院调解因其带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而多为学者所诟病。自愿是诉讼和解制度的基石，其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的诉讼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这一权利相对于法官而言，即意味着法官审判权在和解程序中的让步，应以当事人决断为优先原则，除特别情况外，法官将接受和解而不对其公正性加以审查。法律有必要强调这一项权利，以形成对法官审判权的必要制约。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西方国家一般实行调审分离的诉讼制度，即审理案件的法官一般不充当调解人，由其他法官或法官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主持和解。与之不同，“我国法院调解采用调审合一的方式，法官在调解中具有调解者和诉讼指挥者、裁判者双重身份。……当法官集调解权与裁判权于一身时，调解中的强制也就在所难免”［2］。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有积极主动地参与法院调解的“偏好”。这一偏好结合调审合一的法院调解制度，“于是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等等强制和变相强制调解的现象”。［3］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当事人自愿原则在调解中得不到切实保障，诉讼和解制度也丧失了其本来所具有的意义。

二、改革的具体路径

(一)设置审前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诉讼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交易过程，在这个特殊交易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承诺，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而且由理性的主体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前提。［4］这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可通过判决要约和承诺程序达成。以要约和承诺形式达成和解协议本身体现了契约的缔结过程，是合同自由交易理论在诉讼法领域创造性的运用。为促进诉讼公平和促成纠纷审前解决，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RCL)第68条和许多州法较早地确立了判决要约规则，规定了审前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其主要内容如下:1．判决要约的送达。除《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规定的“单边要约”外，美国许多州法还规定了“双边要约”。该项要约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须是书面的;须表明其和解的意图;须包含纠纷解决的具体条款内容;须规定对要约进行承诺的截止期限;须允许根据要约条款作出判决;须向要约相对方送达;须在判决要约规则规定的时间内作出。2．对要约的承诺。被要约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或要约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接受要约。对要约的承诺必须是:书面的;无条件的接受;送达发出要约的当事人。根据对判决要约的承诺，任何一当事人可向法庭提交要约书和承诺书及其送达证据，法庭因此可根据要约和承诺的内容作出合意判决。3．要约的撤回和拒绝。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对方当事人对要约进行承诺之前以书面方式撤回要约，要约撤回之后当事人不得对之再进行承诺，当事人也不得在要约被承诺之后撤回。对要约的拒绝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受要约人书面通知要约人不接受要约;二是承诺期限届满，要约没有被撤回也没有被承诺。4．适用与效力。如果要约没有被接受且受要约方当事人最终获得的判决结果不比要约更有利，则要约方当事人可以向法庭书记员提交该要约及送达证明，法庭在给予充分的考虑后作出受要约方应支付要约方相应诉讼费用的裁决，该诉讼费用从要约被发出之日起算。如果受要约方最终获得的判决结果比要约更有利，则不发生诉讼费用转移的效果。5．后续要约(SubsequentOffers)。要约不被接受这一事实并不阻碍当事人再次发出要约。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要约方当事人发出的数次要约都没有被接受，则要约方当事人有权向对方当事人追回相应的诉讼费用，该诉讼费用从最后一次要约被发出之日起算。审前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促使诉讼和解审前前置。在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适用通常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新修订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被告至少应在已确定的审判日期前14日向原告发出判决要约，各州一般规定为审判之前10至45日不等。通过这一程序性时间安排，有和解意愿的当事人会尽量在审前向对方发出和解要约，纠纷很可能因要约被接受而得到解决而无需进入审判程序，起到了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有助于规范诉讼和解程序，防止当事人的“随意反悔”、“滥诉”和毫无根据的反对。可借鉴美国判决要约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设置审前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但须明确的是:适用范围仅限于标的额不大、案件不是很复杂的民事纠纷，不适用于具有人身性质的案件;该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只适用于审前且不阻断审判过程中的和解，和解原则应当贯彻整个诉讼过程以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阐明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的适用条件、内容和效力等。

(二)设置诉讼费用转移机制诉讼和解具有多重价值和制度功能，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通过和解契约解决纠纷的自治权。然而，当事人诉讼和解的资格和权利只是诉讼和解发生的前提条件，它并不代表诉讼和解的实际发生效果。按照美国经验主义法则，诉讼和解并不会自然发生，除非具有必要的动因。诉讼费用转移机制是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核心机制，对当事人来说，如果缺少它，判决要约规则就会失去利用的价值。诉讼费用是指为准备审判和实际审判所直接产生的相关费用，一般包括法庭费用、律师费、合理的证人作证费及专家费。诉讼费用转移机制是对不接受判决要约且获得的判决结果并不理想的一方当事人的惩罚，以补偿另一方当事人就其不合理的坚持诉讼所导致的费用损失。惩罚力度的大小取决于转移的诉讼费用的具体范围，而诉讼费用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当事人利用该规则的内心动机强度。《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规定支付的诉讼费用范围仅仅限于法庭费用，而在一些州，转移的诉讼费用范围还包括昂贵的律师费及其他费用。诉讼费用转移机制使当事人有了潜在的损益，能够促使当事人合理地判断自己的诉讼前景，理智和慎重地对待对方的和解请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在我国，为激发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严肃认真对待对方当事人的和解要约请求，可在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中设置诉讼费用转移机制，同时明确规定诉讼费用转移的适用条件。此外，还应明确规定所转移的诉讼费用的范围，即说明要约方哪些费用应当由拒绝要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三)增强审前程序的可预测性RobertH．Mnookin与LewisKornhauser最先阐述了“当事人在法律的阴影下谈判”的思想。［5］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进行和解谈判的同时会预测审判结果，并且受其预测的影响，只有各方当事人认为和解条款和审判结果基本一致才会同意和解，否则将继续进行诉讼。在诉讼费用转移机制的激励和制约下，当事人会提前积极预测判决结果并根据其预测做出是否进行和解的决断。然而，受证据、法律适用、法官意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诉讼结果往往扑朔迷离。而诉讼结果越是难以预测，当事人继续博弈的心理动机就越大，和解的几率就越小。与判决要约规则的适用相配套，美国在其民事诉讼规则体系中增加了能够预测裁判结果的审前程序设计，如证据开示、审前会议等，其重要功能在于“清除无关的事项，准许当事人获得信息，并且确定是否存在适于审判的争点，所有的内容都导向一个有效率的审判或在知情后作出的和解”［6］123。良好的审前程序设计能够帮助双方当事人获得必要信息并预测大致的诉讼结果，若一方当事人发现自己胜诉的几率较低时，就会倾向于与对方和解;而为了避免遭受诉讼费用转移的风险，当事人就会乐于接受对方的和解要约，达成和解协议而终结诉讼。在我国，虽然也规定了开庭审理前的准备阶段，“但其主要任务仍停留在送达诉讼文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审核诉讼材料等形式工作之上，使得审前程序存在着主体单一、内容匮乏、争点无法形成、证据难以固定等弊端，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接触、了解甚少，造成在审判前无法得到足够的诉讼信息，对双方的争点及各自的权利并不明确，也就无法真正恰当地处分自己的权利，丧失了一次评估案件、相互协商的绝好机会，严重限制了审前程序应有价值和功能的发挥。”［7］与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的设置相呼应，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审前程序设计，以便于当事人尽可能多地对诉讼结果进行预测和评估。

第5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一、现实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规定的不全面、不科学。我国民事诉讼上诉费交纳程序的规定集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2006年公布的《诉讼费交纳办法》两个法律文件中。前者的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着重规定二审程序中卷宗的流转，对上诉费交纳问题仅提到应将交费凭证与卷宗一并移送二审法院，但没有规定具体交费流程和交费的期限。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中第二十二条也只规定上诉费应当在上诉期内预交，未预交的法院应当通知其在7日内预交，但也未明确具体交纳的程序。以上规定由于仅有三条，也不是针对预交上诉费程序的专门规定，内容过于原则，不符合诉讼法作为程序法要求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明确、可操作的程序，缺乏对法院司法行为的指导，也为使某些当事人恶意利用程序漏洞拖延履行时间成为可能。

（二）具体操作的不系统、不具体。由于相关法律规范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明确的预交上诉费程序，致使各级法院在具体操作中不得不依照相关法规的精神，自己制定操作规程。综合各地的实践，预交上诉费的程序一般包括以下步骤：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诉状；2、一审法院为上诉人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3、上诉人持《通知》到二审法院交纳上诉费，二审法院收费后向上诉人开具上诉费交纳收据；4、上诉人将交费收据交一审法院；5、一审法院将收据和卷宗移送二审法院。这一具体操作程序由于仅仅是对实践的总结没有经过理性的细化，所以程序上不周延、不明确之处比较多，比如法院只在第二步向上诉人开具的《上诉费交纳通知》中规定了7天内到二审法院交费，其他步骤均未规定期限，这些漏洞容易被恶意上诉人利用。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有：

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邮寄上诉状，使一审法院无法及时向其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这种情况是指，一审案件外地的当事人可能会以邮寄的方式提交上诉状，这就会造成一审法院无法向上诉人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因为缺乏其他相关规定规制交费的期限，上诉人无法收到《上诉费交纳通知》其交纳上诉费的期限也就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2、上诉人交费后，不及时将上诉费收据交一审法院，使一审法院无法报送卷宗。在以上交费程序中，虽然《上诉费交纳通知》中规定上诉人应当在7日向二审法院交纳上诉费，但未明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交回上诉费交费收据的期限。这一漏洞导致一些上诉人为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在交纳上诉费后不及时交回交费收据，使一审法院无法向二审法院移送卷宗，进而造成二审程序启动迟延。更让人难堪的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没有责任对应这种恶意规避义务的行为。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预交上诉费程序的问题出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所以解决对策也应从这两个方向出发去探寻。而这两个方面中，法律规范的缺失是根本性的问题，而具体操作的漏洞则正是由于立法不完善引起的。正基于此，应当先着力解决立法不全面、不科学这个根源性问题。

（一）立法科学化。程序中出现的问题最终要通过程序的完善来解决，预交上诉费程序中出现的问题也概莫能外。完善预交上诉费程序，就是要将这一程序系统化、明确化、法律化，具体就是以下三点：

首先，应当制定相关规范细分出当事人预交上诉费的具体步骤，使原本模糊的程序系统化，使纸上的程序变为可实际操作的程序。

其次，应当制定相关规范明确每一步的期限，不但使法院对每一步司法行为可以产生合理的时间预期，也明确表明了上诉人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定期间。

最后，应当明确规定违反法定期间的法律后果。任何法律规范都是以“假定条件、行为方式和法律后果”的模式进行设置的，如果在预交上诉费程序中仅设置了上诉人应遵守的法定期间，而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则所有义务性的规定都将成为具文。

（二）操作严谨化。将法律条文的程序性规范切实演化为司法实践中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效率的现实程序，不仅要求条文本身的系统性、科学性，同时要求在具体推进程序的过程要对当事人的行为有预见性的措施。因为再严密的制度设计也不能完全符合复杂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当事人的行动产生合理预判，做到未雨绸缪，减少程序实施中不必要的阻力。

针对上文中提到预交上诉费程序中存在的两点实际操作问题，具体解决方法是：

1、送达裁判文书时一并送达《上诉须知》。针对外地当事人邮寄提交上诉状而无法向其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在向外地的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时一并向其送达《上诉须知》。《上诉须知》中除载明上诉期间等内容外，还应当叙明上诉费交纳方式、交纳期限以及逾期交纳的后果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第6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一、民事诉讼伪证现状

1、频发率高。自去年来，该院民事庭共审结有证人出庭的案件379件，其中有伪证行为的案件162件，约占案件总数的40%以上。而在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证据形式中，又数证人证言的伪证频发率最高，占“伪证案件”的70%.

2、制裁率低。要创建诚信社会，就必须对违背诚信的行为及时进行制裁。要维护正常有序、真实高效的诉讼秩序，提高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赖值，就必须对伪证行为进行制裁。然而，在当前民事诉讼中，法院对伪证的制裁力度不容乐观。据2005年来的数据统计显示，该院民事庭对伪证进行制裁的案件仅为3件。

3、威慑力弱。由于法律漏洞、制裁率低等原因使得众多民众对伪证行为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人们向法院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往往与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受利益驱动，人们越发对“伪证”的后果弃之不顾，从而愈发减弱了伪证制裁的威慑力。

二、伪证泛滥的主要原因

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贿买、威胁他人作伪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通观民诉法和民事证据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伪证行为的制裁规定仅限于此。由此可见，我国的立法对伪证的形式的列举过于简单，并未针对具体的情形作出相应的规定，使某些伪证行为被排除在法律制裁之外。而且对伪证制裁的形式也过于简单，轻重幅度把握不到位，仅有的罚款和拘留两种形式操作性不强，警示力不大。

2、法庭认证困难，“打假举步维艰”，造假容易识假难。一个虚假的证据，需要另一组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就无疑给法官的认定设置了另一道高墙。法官虽然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排除疑点证据，但是，如果要将疑点证据拿来作为伪证制裁，就必须搜集其它证据来证明其认证的正确性，由于对伪证认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巨大的工程，导致了很多法官不愿投入更多精力对本诉外的事实进行调查，笔者曾为此采访过几位法官，发现这在民事案件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约占整个民事证人出庭作证案件的63%.其中一个法官就碰到过这样一个离婚案例。一方人指使其他人将婚后债权“1万元”说成“2万元”，而这一过程恰被该院一名干警听到，明知证人做伪证，但通过何种手段去认定证人作伪证，成了困扰该案承办法官进行伪证制裁的一大难题。

3、社会根源。当国际政治欺骗、各种经济骗局、日常说谎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时，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结合我国历史原因及社会背景，具体而言，伪证的社会根源主要有：①全民法律观念未真正树立，国民文化素质高低不均，由此而引起的证据意识不强，对伪证现象缺乏应有的抵制和斗争。②社会风气无根本好转，虽然经过普法活动，进行过法制宣传教育，但许多地方普法流于形式，因而在整个普法过程中，真正自觉学法、守法的不多。③中国的传统家族观念、义气主义严重。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在法庭上“有难”，一般人通常都会越过法律义无反顾地冒险“帮忙”。④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健全，证人的社会压力大。证人作证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质，往往只是出于社会正义或他人利益的要求，而与本身无利害关系，在这种既没有强制作证制度，证人安全又缺乏保护的前提下，证人一般不可能顶着过大的压力（对方当事人往往会动用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等各种手段），冒着身家性命去维护与自己无关的个人和集体利益。

4、制裁制度的漏洞。就现存整个庭审流程来讲，伪证制裁看似裁判行为的旁枝末节，不去制裁似乎也无关大碍，反倒是对伪证制裁错误，会导致被制裁方迁怒于法官个人，从而使得法官倾向于对伪证采取置之不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则明哲保身，再则省时省力。

三、伪证案件引发的思考

从笔者所调查法院今年发生的几起典型伪证案例来看，当事人制造假证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为了对付案外第三人，借助诉讼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这种伪证的特点是原被告双方串通一气，伪造债务，制造官司，除非案外人提出异议，否则整个诉讼活动很难查出漏洞。另外一种制造假证的目的是一方当事人为了从官司中获得更为有利的结果（如更多的经济补偿），而故意与案外第三方串通，欲瞒天过海，骗取法庭的信任，这一类伪证绝大数的受害方当事人会有强烈的反击，但多数会苦于没有证据对方事先准备得几近无懈可击的证据而让法庭左右为难。笔者拟从一起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003年，曹某的妻子周某、母亲赵某向法院李某、吴某财产损害赔偿（毁林），曹某以其妻、母的人身份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曹某为骗取法院判决李某等人多赔付青苗补偿费，指使他人绘制虚假的毁林示意图，并在伪造的毁林示意图上见证签字、加盖村小组的公章，将其妻周某的毁林面积1亩虚构成7.8亩，造成法院采用原告方伪造的证据错误判决被告多赔付14280元青苗补偿费给原告。今年2月，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曹某犯妨害作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从上述伪证案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民事伪证案的如下危害：

1、妨害了诉讼秩序，影响了法律尊严。当事人随意伪造证据、制造假象，蒙骗法官，并使之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已经是对法律的亵渎和对法官的戏弄，而案中的原告曹某不仅自身随意漠视法律，而且还指使十余人为其造假，更是对法律的集体践踏，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

2、浪费了诉讼资源，造成当事人讼累。上述伪造毁林示意图引发了两个案件，历时三年多，启动了民事诉讼、执行、公安侦查、检察指控、刑事诉讼等五个程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且因受害方远在新加坡，庭审期间，先后多次托人或亲自往返于法院和各部门之间，为各个证据的论证和质证耗费了大量和人力和物力，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3、动摇了法制信心，污染了社会风气。曹某的伪证案不仅让十余名为其造假的证人戏弄了一回法律，也让当地的一片知情村民亲自感受到了法律的软弱可欺。虽然曹某最终因妨害作证罪被绳之以法，但在当地的社会上仍产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恶果，动摇了包括证人、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对法制的信心和期望。

四、防治民事伪证行为的措施对策

伪证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干扰了司法正常活动，影响了法制社会的进程，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针对当前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严重破坏民事诉讼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的现象，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对策：

（一）建立民事伪证预防制度。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对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的直接体现。因此，当事人不提供伪证和证人如实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预防伪证行为，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很多人出具伪证带有盲目性，或者私心杂念，根本不知道其危害性及违法性。因此，有必要将提供伪证的法律后果在诉讼时明确告知当事人。

（二）推广宣誓制度。“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同样宣誓也必须被信仰，否则也就被形同虚设。在诉讼程序中，对证人作证前采用宣誓制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已经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3条规定，证人作证前要通过宣誓或虽不宣誓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日本民事诉讼法要求在宣誓书中必须说明证人是本着良心作真实陈述的。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宣誓的习俗，现实生活中有关党团组织、公务人员仍保留了宣誓仪式，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也作了多年的探索。所以实行这项制度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虽然中国式宣誓的约束力还远不及西方国家，且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度，誓言能否约束心灵还是一个争论较大的话题，但证人作证前，向法庭宣誓保证至少可以引起证人本身的重视，强化证人作证的严肃性和法律制裁的警戒性，增强证人的责任感。而且，规范而庄严的庭宣誓形式能够使证人意识到作伪证的严重后果，加深其作伪证的心里恐惧感，从而唤醒良知和潜在的正义感，预防伪证的发生。针对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责任心、义务感不强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立法上制定出相类似的规范措施，将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和随意供证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强制”推广宣誓制度。

（三）完善有关立法。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也要对证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障。一是进一步完善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等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作出相关立法。为了使证人有彻底的决心作出真实的证言，就必须在作证期间由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使证人在感到外在威胁的来临时，能够据此及时请求有关机关的保护，确保证人及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解决出庭证人的后顾之忧。二是完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得扣发证人工资、奖金等，以解决证人作证的经济顾虑。其次，应明确证人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由当事人承担该方证人的费用，可由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然后由法院转交证人。三是确保证人因为作证所产生的其他损失应得到足额的赔偿。这里的其他损失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其他经济损失。从证人及其近亲属所受到的冲击的形式来看，他们有可能在同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损失，而只要这种伤害和损失是与作证相关联的原因引起的，就应当获得赔偿，以提高证人出庭作出真实证言的积极性。四是明确证人保护的责任机关，在诉讼前、诉讼终结后和侦察阶段，证人保护机关分别为就近公安机关和正在着手侦察的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阶段，证人保护机关为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在诉讼开始至诉讼终结阶段为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通过以上措施提高证人出庭率，确保直接言辞原则落到实处，减少书面证言，从而减少证人伪证现象。

（四）健全伪证制裁制度。一是健全对伪证当事人的制裁制度。首先，在适用制裁措施时，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情形适用：①民事责任。伪证行为是一种较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故可对行为人施以罚款、拘留。北京市法院早在2003年就为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开出了第一张伪证罚单。另对判决前的伪证一般可从轻处理，重在教育，可采用训戒，具结悔过等民事强制措施。②行政责任。对伪证行为人，人民法院可根据其弄虚作假的具体情况，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建议其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③刑事责任。如上述曹某伪造毁林证据一案，其因提供伪证而造成了较严重的后果，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就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对伪证证人也要适用保护措施。作伪证固然为法律所不容，但问题是在诉讼还没有开始或正在诉讼中，所有的证据还没有通过法庭的认证时，即证人还未被判定作了伪证之前，他同样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一则防止关键证据的流失，使钡有责任的保护机关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

第7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关键词：审前准备程序；民事诉讼；当事人

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审前准备程序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均有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对审前准备作出了规定，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不具备审前准备程序所具有的确定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的功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性已成为不争之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立审前准备程序。通过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促进审理集中化，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审理准备程序的构建应考虑以下几对关系问题：（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一、审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

各国不管设置什么样的审前准备程序，其设立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庭审目标的实现。基于程序公正和公开的要求，法律设定某种特定的形式和程序来约束法官的审理行为是必须的，这种形式和程序便是开庭审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是法官应当通过公开、对决的开庭审理获得有关案件的信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案件当事人孰胜孰负的最终结论，即以庭审为中心。庭审需要当事人和法官对席、公开、直接、言词，故庭审应尽可能通过一次性集中审理而结束。审前准备程序基此产生了存在的必要。“完备的庭前准备+一次性集中审理”成为理想的纠纷解决模式。各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最初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集中化审理，避免当事人的诉讼突袭，提高庭审的效率。

审前准备程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现立法者在设立时确立的上述价值外，渐渐衍生出其具有削减纠纷的独特价值，通过当事人和解、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审前排解纠纷的形式，使大量案件消减在庭前。使庭审程序真正适用于哪些存在实质性争点的案件。这可能是当初立法者没有明确确立的立法目的，在不经意间反而成为审前准备程序一个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审前准备程序的存在决不是程序的繁琐和复杂，而是程序公正和庭审效率的内在要求，审前准备程序具有的消减纠纷、排除庭审的功能，使“准备程序+一次性开庭审理”成为既确保程序公正，又保证诉讼效率的一种理想的诉讼模式，现代西方国家纷纷采用这一模式即说明了这一点。

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决定了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必然性，无论简单案件还是复杂案件，其进入民事诉讼便意味着审前准备程序的启动。所不同的只是：适用于简单民事案件的审前准备程序相对简单，而复杂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审前准备程序则应当相对复杂而已。我们必须根据每一案件的复杂程度，在程序的设计上安排多种形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供当事人选择。那种认为简单民事案件可不适用审前准备程序直接实行“一步到庭”的观点，是对民事诉讼规律的漠视。

庭审程序对于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并非每一案件都必经庭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本质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的事实争议，因程序公正的需要，法官必须通过直接、言辞、公开的庭审方式听取。如果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或者自愿放弃庭审权利，案件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庭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在程序的设计上，除了设置司法ADR等当事人庭前和解程序,还必须设置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无须通过开庭解决案件的程序。西方国家纷纷改革民事诉讼程序，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审前准备程序，而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以适应民众诉求与司法资源不匹配的矛盾，以缓减司法迟延，司法ADR等由此应运而生。我们在改革审前准备程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在保证当事人有被听审权利的同时，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节约国家宝贵的庭审资源，同时减轻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的投入。

二、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审前准备程序作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该阶段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不同配置，决定了不同的审前程序的模式。

以诉讼中法官职权和当事人诉权的不同作用来划分，根据民事诉讼法学者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类型化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基本模式。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自的构成特征和划分标准问题，学者们在认识上分歧很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标准。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作划分，如果当事人掌握了诉讼程序运行的主导权，就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反之，如果法官负责程序的运行，就称为职权进行主义。另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在形成审理对象上的不同作用作划分，如果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就称之为辩论主义，反之，如果法官在收集证据及诉讼资料上拥有主导权，则称之为职权探知主义。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运作中的不同主导权来加以区分。英美法系审前准备程序采当事人进行主义，程序的运作由当事人主导，比较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相对消极。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审前准备程序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被课以一种促进诉讼的义务，准备程序展开后的各种程序问题几乎都是由法官主动负责处理，法官甚至可以采取所有具有准备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在案件早期阶段就积极介入，以求得案件的迅速解决。大陆法系的法国虽然在法律上赋予准备程序法官极大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可以决定程序的启动、终结、确定当事人准备活动的期限，但大部分法官的职权活动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两大法系各国民事诉讼目前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各国都在加强法官职权作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法官依职权运作诉讼，是一种加强法官职权作用的做法。英美法系加强法官职权作用是另一种做法，并不是以法官职权运作程序的方式完全取代当事人运作诉讼，而是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运作的诉讼程序加强管理和监督。美国1983年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对发现程序的管理作为法官的职责，通过从发现程序开始时指定其结束期限，到实际展开过程中对种种程序问题的调整，法官开始日益普遍地发挥更为积极的管理职能。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争点确定和诉讼资料的收集和提供上的不同主导权加以区分。无论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就当事人决定事实争点并负责就争点提供证据而言，两大法系国家均采同一立场，采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当事人间私权利的纠纷，在国家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上，国家权力要受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和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实，法院不能主动审判。在辩论主义的原则下，法院的审理范围被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所限制，禁止法官主动处理当事人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当事人主张对法官行动的限制。就决定被审理的案件实体而言，两大法系当事人均处于支配诉讼的地位，实际均是当事人主义。

我国目前诉讼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诉讼迟延，而是法官的超职权作用。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被认为是一种超职权主义模式，此模式片面地认为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法院查清案情，解决纠纷，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要求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就必须对案件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全面审核，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要求在庭前把案件事实搞清，造成庭审形式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超职权主义的危害，逐步弱化法官的职权。可以说，与世界各国不断强化法官职权的时代潮流相较而言，对于实行典型职权主义模式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恰恰是从英美法日等国的对岸出发，向他们迎面走去，需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应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本位，把诉权置于制约审判权的优先地位，而审判权的行使则以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为宗旨。就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而言，就是要发挥当事人对争点形成和证据收集的决定作用，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不得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官应当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法官庭审中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范围也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

同时，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也应尽量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法院除对当事人的争议拥有认定事实并依法作出裁判权外，还有一个主要职权，就是保障当事人进行的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程序框架内顺利进行。我们在审前准备程序的设计时，除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还必须加强法官对审前准备程序的监督和管理，以促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正当功能，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主要来自大陆法系的德国法传统，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程序设计应借鉴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程序运作由法官依职权主导，但就争点的形成和证据资料的提供而言，应采辩论主义原则，由当事人进行主导。

三、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在其《诉讼法系之再考察》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事诉讼的普遍理想在于实现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妥当和公正代表了诉讼的正当性概念，迅速和廉价代表了诉讼的效率性要求。诉讼的正当和效率要求贯穿整个诉讼过程，两者有时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有时又处于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状态。

在制度上以获得判决为目标的民事审判中，法官被要求必须主要通过开庭审理这种场合和形式来了解把握案情，这个规范性的要求主要来自于诉讼的正当性要求，而并非效率性要求。以典型的调解过程为例，调解者可以不拘形式地分别询问当事人，随时提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说服当事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要比公开对抗的庭审程序更为容易“吃透案情”，更具效率。但是为了使判决本身获得正当性，审判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把握了解案情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必须按一定的程序要求，于特定的场合或形式下进行，这就是开庭审理。开庭审理不可能随时随地进行，如无必要的准备，往往会造成审理时间的拖延，庭审的内容也无法达到充实及集中的要求，大大影响庭审的功效。为了使法官真正通过有限的开庭审理来取得作为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在开庭之前作一定的准备就成为必要。为防制当事人滥用审前准备程序，法官介入和控制审前准备程序便成为必要。如何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法官不至于在没有充分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对案情的实体性判断，又保证为开庭作好准备，使庭审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有效进行，便成为准备程序设计和运作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第8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一)证明责任内涵之主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的双重内涵主观证明责任，又称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形式证明责任，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通过自己的行为对争议的事实加以证明的责任。是从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的角度解释证明责任，把证明责任解释为当事人为避免败诉，有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证明责任有抽象和具体之分。抛开具体的诉讼程序，就一个要件事实发问，由谁负担在诉讼中对要件事实举证，此为抽象证明责任;若法官已经获得一定的事实信息并形成暂时的心证，此时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则为具体证明责任。［2］主观证明责任存在抽象和具体双重内涵。在诉讼程序开始前，法律事先设定了由哪一方当事人就何种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为主观抽象证明责任;在诉讼程序进行当中，法官对于事实已经获得一定的信息，此时应当是由谁提供证明、尤其是提供反证的问题，因此为主观具体证明责任。主观抽象证明责任独立于诉讼而存在，其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呈现出一致性;而主观具体证明责任则与具体诉讼有关，强调法官基于阶段性的心证，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而将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普维庭认为，抽象证明责任是独立于每个诉讼的风险分配，因此它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具体的证明提供责任则取决于每一次的证明评价，即属于事实问题，原则上它仅仅是作为法官对事实评价的附随而存在。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将主观具体证明责任的概念排除在证明责任内涵之外，仅将主观抽象证明责任纳入证明责任的内涵。

(二)证明责任内涵之客观证明责任———从举证责任到客观证明责任的跨越客观证明责任，又称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指当某个事实存在与否不明确时，某一方当事人将承担以该事实为要件的、于己有利之法律效果不获认可的危险或不利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许多学者将这一规定概括为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然而，这一说法并不精确，在法学研究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若双方当事人同时主张同一事实，直至审判结束时该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举证责任”是否仅存在于诉讼中?针对以上问题普维庭提出，客观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已经将举证责任囊括其中，“举证责任不过是这个概念及其所揭示的理论体系在诉讼上的体现而已。”［3］客观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客观证明责任主要属于实体法，是基于某一具体请求权而对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的预分配，因而不能被转换或倒置，而举证责任则可以在同一诉讼中多次被“转换或者倒置”;其二，客观证明责任与具体的诉讼活动无关，属于抽象的证明责任，而举证责任则是具体的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对某个具体的请求权的具体要件来说，这时候应当由谁提供证据才是有意义的。综合以上分析，证明责任的内涵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不对某待证事实提供证据，则当该事实真伪不明时就必须承担不利的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出发，当穷尽证明手段后待证事实依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风险。其中第二部分是证明责任的基础。由于判决最终要由法官依据法律及已知事实作出，而非当事人在证明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因此可以认为第一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同义表达。因此，证明责任的本质即客观证明责任，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危险或不利益。

二、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证明责任分配理论

目前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中，规范说是通说，当然诸多学者在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批判和对现代型诉讼特征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各种证明责任分配的新理论。

(一)规范说概述规范说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贝克创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罗森贝克以民事实体法规为出发点，在对法规要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学说，故日本学者新堂幸司又将其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

(二)对规范说的批判及新学说概述随着社会的发展，规范说由于注重法律规定的外在形式而暴露其先天性的不足，其最初的稳定性走向机械性，预测性导致滞后性，难以实现诉讼双方当事人在个案中存在的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因此，许多学者另辟蹊径，提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新学说。1．盖然性说该学说主张以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低，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依据。该学说的提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以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然而该学说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更多的取决于裁判人员的自由裁量，这不但对裁判者的自身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在实践中也减少了法的可预见性。2．危险领域说该学说依据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危险领域指“加害方能依据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方法进行实际控制的生活领域”。［5］笔者认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的民事诉讼属于“法规出发型”诉讼，法官依据已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实体法所规定的要件事实，而按照实体法的规定作出裁判。因此区分基本规范与对立规范，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应当坚持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但是，当出现特殊诉讼情形时，可以借鉴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新学说如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以促进该类型纠纷的公正、高效解决。

三、证明责任制度的价值

第9篇：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一、设置简易程序的意义

（一）设置简易程序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般趋势

由于纠纷在本质上是主体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纠纷隐喻着对现存秩序的破坏。①因此，西方国家自20世纪以来，面对随着经济的增长，利益冲突增多，各种矛盾纠纷总量急剧增长的情势，纷纷探索解决之道。从世界各国的探索来看，各国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东方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诉讼前的调解制度，使一些纠纷经由调解处理而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一是从改善诉讼制度的角度，在诉讼制度中创立或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试图通过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提高诉讼效率来减轻这一压力。总体上看，由于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官人数固定，根本不存在靠增加法官人数以减轻案件压力的可能性，在诉讼制度中创立、完善简易程序并扩大其适用范围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几乎都在诉讼体系中设立了简易程序，而不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综观各国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无不是为了解决案件积压、提高诉讼效率。

在我国，情况略有不同。法官人数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以增加法官人数来减轻案件压力的空间。但近年来，法官人数膨胀，这种空间已风光不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案件积压、提高诉讼效率问题，必须再一次向西方学习，在简易程序上寻找突破口。创立、完善简易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就应当成为当今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根本之途。创立简易程序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而言。①就民事诉讼而言，由于早已确立了简易程序制度，现在的问题就是完善简易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总之，在民商纠纷日益增多，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在“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下，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节约诉讼成本，明确和扩大民商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

（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提高诉讼效率、推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首先，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常常使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审判力量去进行认真的审理。而使那些简单的案件沦为陪衬，庭审走过场，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适用简易程序，则可以缩短审判时限，全面提高工作水平。

其次，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统一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常常造成诉讼拖延，甚至使一些企业在诉讼中被拖跨，或者即使胜诉也丧失时机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严重地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适用简易程序有望避免这些弊端。

再次，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增强法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有利于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简易程序由法官独任审判，因此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法官既受时间的限制，又要承担可能导致错案的风险。权责统一，则法官势必增强责任心，充分发挥能动作用，严把质量关。现在基层法院法官普遍抱怨，案子太多，整天忙于办案，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提高。适用简易程序则可以为基层法官提供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一）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及特点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即哪些法院审理的哪些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按照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一审案件。除此之外，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均不得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只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作了如下解释：“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法院调查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另外，该意见还列举了三种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发回重审和再审案件。

从这些规定看，我国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特点如下：

1、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法院。

2、简易程序只能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3、简易案件只能对初审案件。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何时适用简易程序，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如果认为是简单的民事案件，经庭长批准适用简易程序，对已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可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①

从上述情况看，我国法律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规定得较为明确，但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界定并不清晰，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目前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仅限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确定为基层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都要大费周折。因此，要想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参加到诉讼中来，就必须使当事人更接近诉讼制度，即美国所说的“access"——接近裁判、接近正义。正因如此，有些国家的立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庭规定得十分灵活，例如美国加州的司法制度就规定有小额法庭，并为不常涉诉的市民设有特别服务处，而且还设有夜间小额法庭，以便利日间因工作关系无法到庭的当事人；在日本有专门处理小额案件的简易裁定所。而我国法律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规定得过于死板，并没有真正起到方便群众的作用。

2、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太窄

我们先看一些设置简易程序的外国民事诉讼制度，一般都以争议标的的数额作为依据来划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如美国加州的小额法庭仅负责审理请求金额不超过2000美元的民事案件；韩国的《小额审判法》其适用范围系以诉讼标的的价额不超过韩币100万元为界，日本的简易裁定所受理的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价额为不超过日币90万元。①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立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复杂，它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争议不大”三者结合起来作为界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对此，我国一些诉讼法学者予以肯定，理由是“有的案件事件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但是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关系争执得不可开交，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也不能认为是简单的民事案件；有的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很大，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双方争执不大也可适用简易程序。因此，诉讼标的大小和案件的简单还是复杂不完全一致”。然而，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在评价这两种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时，似乎忽略了确定适用该程序范围的目的性和标准本身的确定性问题。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事人和法院很容易地知道哪些案件应该适用简易程序，哪此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为此，划分适用简易程序范围的标准必须相当确定。其实对标准来说，确定性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任何标准，无论它多么合理，多么周密，如果本身不够确定，都不具备作为标准的资格。①正因如此，民诉法颁布以来仍有许多省市提出哪此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哪此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的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立法理论指导，各地的“简易程序”中事实上处于一种各行其是的无序状态，这种状况对我国的法治化建设是不利的。

3、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属于法院，当事人无从选择

具体地说，就是在适用简易程序时，是由法院还是由当事人决定，有些国家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有选择权。如在日本，要不要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当事人有选择权，或者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选择权人包括原告、被告以及法院。在我国，法律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赋予了法官，当事人没有选择权，这不能不说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忽视。

三、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构想

(一)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纠纷的类型化解决”思路

为了提高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以便纠纷解决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真正地体现“诉讼效率”，应当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纠纷的类型化解决”的思路。为什么要采用简易程序？哪些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均可归结为一个问题——简易案件的类型化问题，之所以要采用简易程序，是因为某些类型的案件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当限于这类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的案件。

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人治国家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诉讼的大量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制度的设计者应该做的不是压制诉讼，而是对可能演化成诉讼的纠纷进行一定的“疏导”——比如创建多元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某些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等等，只有人们发现了更简便，易行的纠纷解决办法，诉讼案件急速增长的趋势才有可能得到遏制而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原则、抽象，只有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来提高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是司法界和法学界所共同祁盼的。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专业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在民商案件中做进一步的划分，按照其中各类案件的特点和需要，设置专门的诉讼制度加以处理，以扩大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

1、简易、小额案件的类型化特征

一般而言，适宜以简易方式审理的案件至少应具有以下三种特点之一：

（1）案情简单，用简易程序足以处理的案件。虽然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诉讼，甚至有人已经发出了诉讼爆炸的惊呼，但事实上，并非每一个案件都复杂到了必须用正规的普通程序来审理的程度。比如某些债务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任何分歧，原告也能举出确凿有力的证据；某些离婚案件，夫妻双方均同意离婚，只是在财产分割上存在争议等，类似的案件在司法实务中有很多，对这些案件，法官用简单的“三段论”逻辑便足以作出判决，完全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走完一个又一个冗长的诉讼环节。确有某些案件可以用简单的程序妥善地处理，这是简易、小额诉讼程序得以存在的基本依据。

另外，这种程序蕴涵了“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贝勒斯指出，争执的解决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种是行动上的解决，一种是心理意义上的解决。法院的判决常常是仅仅从行动上解决了争执。①虽然这么说，但一种诉讼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心理上解决纠纷——让即便是败诉的当事人也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这是评价其优劣的一个标准。能否做到这一点，与一种程序的公正性有关。而现代诉讼制度的同度烦琐，其基本的理由便是为了使诉讼更公正，以使当事人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接受判决，惟有如此，法院作为官方的纠纷处理机构，才能长久地维持其权威地位。这种公正不仅是实体上的，同时也是程序上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从实体上看，只有经过了谨慎的庭前准备，证据调查，庭审辩论，案情才可能弄清楚，从程序上看，由于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体现着人类理性和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程序环节，当事人即便对最后的判决并不认同，通常也无可奈何而只能甘心接受判决，但是，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案情足够复杂。对简单的案件，既没有必要用复杂的程序去查明事实——因为案情本身是简单的，败诉当事人一般也不会因为程序过于简易而觉得自己的程序保障权受到了侵害——因为是非很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从“妥当地解决纠纷”这样一个功利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说程序公正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多地集中在事实很难弄清，仅凭事实说话难以服人的场合，而简单案件不在其中。

（2）虽然情节未必简单，但对简捷、迅速审理有特殊要求的案件，国家设置司法制度，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主体化解纠纷，保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要求都应成为程序设置的一个基本理念。而当事人的要求是多样的。虽然普通程序因其程序保障的完备性而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典范，但并非所有案件的当事人都愿意忍受这种程序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漫长的诉讼周期。事实上，还有某些案件，由于其案件类型的特殊性，过于冗长的诉讼周期成为妥善处理纠纷的大忌。例如，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涉及破产财产归属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按普通程序处理，可能大大延误破产案件处理的进程；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如果不尽快就海损造成的权利义务纠纷作一了断，双方的利益都可能受到损害；在请求抚养费用的案件中，如不尽快审理，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可能得不到保障，其他如本票价款追索案件，确定股票价格案件等等，都对简单、快速的审判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①除了这些典型案件外，复杂的社会生活肯定还造就了许多其他要求简速裁判的案件，比如在现实中，当事人涉讼的利益可能是有期限的——即只有在一定的时期内实现才对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对这种案件，如果全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就未必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3）诉讼金额较小，“不值得”使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以诉讼标的金额为主要标准来界定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国外立法的通例，对此可能提出的挑战是一个诉讼金额对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即“小额”的具体标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这种界定标准对穷人有失公平。但正如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说的，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在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①为此，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均采纳了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则”，即根据案件金额对纠纷作出分类，分别适用繁简不同的程序，以保持案件重要性与诉讼耗费的基本相当。②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不能将五万元的债务分成数次，不能越过法律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而选择适用普通程序等。所以，无论是就司法效益的维护，还是就社会整体公正的维持，都没有理由在数额很小的案件中使用耗费很高的普通程序。

2、关于简易、小额纠纷案件的类型化处理

以上重点分析了要求审理以简易、迅速的方式进行的三类案件的特征，但每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理论依据并不相同，我们说，对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应该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化理由，既然这些理由不同，在程序的设计方式上自然也应体现出某些差别。

对于第一类案件，即案情简单的案件，应适用法官职权裁量的法理，由法官决定是否使用简易程序。案情是否简单，这必然涉及对一个案件的主观判断问题，为使这个判断标准确定化，使法官的裁量有章可循，可由立法列举若干类型的简单案件让法官参考。同时，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对案情简单与否有着最真实的了解，因此，应赋予其提出异议的权利。即对法官认为案件应适用简易程序的判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并经法院审查，合理的应裁定对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反之，仍适用简易程序。

对于因案件涉及金额较小而不值得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由法律规定强制适用简易程序，因为对这类案件而言，采用简易程序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维护大多数当事人利益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应优于当事人的个别程序权利。因此，这已经超出了当事人选择的范围。当事人只能对自己的实体和程序利益做出处分，而无权就国家司法资源的整体配置做出处分。

除了在程序提起方面的差别外，在程序规程上，三类案件也应有所区别。除了在小额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外，对其他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都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可考虑对这三类案件安排简易程度不同的程序来处理。从节省诉讼资源这个主要的制度目标出发，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应是最简单的，而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和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则可安排相对正规程序，只是在各个程序环节之间的间隔应尽量缩短。立法可对后两种类型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及其适用范围

对于案情不一定复杂，但却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应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一个民事案件可能涉及三种利益，即原告利益，被告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应地，要求案件快速审理的主体也就有三种可能。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可能是原、被告双方均要求快速审理，对此类案件，法律无须专门规定，只要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即可。只要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适用简易程序，法院无须审查，即可适用，这里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另外一些案件，可能是出于公益的考虑，必须运用简单、快捷的方式加以处理，比如关于破产财产和股票价格确认纠纷等等，为保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可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中的某些案件强制适用简易程序。还有一类案件是原告要求快速审理，而被告并没有这种要求，比如要求给付抚养费用的案件、涉及原告期限利益的案件，利益的衡平主要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给对方选择程序的机会，同时辅以相应的措施，对故意利用普通程序拖延时间的被告施以惩罚。比如，可规定在这类案件中，原告可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请求，对此请求，如被告无异议则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如提出异议，则适用普通程序；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后被告如果败诉，则要承担原告因此付出的额外损失——比如期限利益过期带来的损失等，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对被告滥用程序选择权的一种惩罚。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案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但数额较大的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都同意，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四）扩大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力和范围

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扩大法院的权力，即赋予法院在一些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这主要是指除当事人可以经双方同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之外，即使不能由当事人选择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法院的决定权必须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其决定程序也须规范化。一是指明确规定我国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也必需由法律明确规定各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性质、范围。

①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①已经有学者就创立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意见。可参见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三）部分内容。

①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

①史锡因：《民事诉讼法之研讨》

①李浩：《民事诉讼级别管辖丰承的问题及其改进》，第48-51页。

①[美]迈克尔.贝勒期：《法院的原则》，张文显译第21-22页。

①几种类型案件可参见[台]邱联荥：《程序制度机能论》，第83-87页。